屁股决定头脑以及所谓“理性精神”
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既是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换句话说就是“屁股决定头脑”：身处什么位置，坐在哪一把椅子上，往往决定了要说什么话。
鲁迅先生笔下的方玄绰有一套“差不多理论”：“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
大抵远在江湖的时候，因为“旁观者清”，或者“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对于庙堂的事总是愤愤的。后来自己也堂而皇之的端坐在朝堂之上，对于先前所处的“不满阶级”则又居高临下的充满了鄙视，大骂这些人如何如何扰乱纲纪，如何如何的“刁民”，全然忘了自己当初就是这些“刁民”中最为“汹汹”的积极分子。
譬如某一地区领导人，做学生时，在“保钓运动”中是闻名的学界领袖，曾经说过“为钓鱼岛，不惜一战”，后来真正做了地区一把手，搞得东洋人紧张万分，以为真的就要起大波澜。可惜，一旦主政，似乎也就明白了自己当初拼命反对的“官僚分子”的“良苦用心”，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坐上凌霄宝殿，也就化作了玉帝，懒洋洋，蔫耷耷的“理性精神”十足，把当年力主的运动打压了下去。
“大多数人的暴政”一词被发明出来以后，每当民意汹汹，群情激奋之时，总要冒出一些所谓的“理性声音”，大力主张克制，大骂民众如何盲目，如何容易被“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所误导，自己则俨然一副真理代言人的角色，似乎不如此便算不得“知识分子”，算不得“社会精英”。
譬如近来某演员，既然被人封作“大哥”，处处便是一幅“大哥”嘴脸，做出一些“香港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别担心，我们没有憎恨”“如果警方一开始就击毙挟持者，人们会说，怎么不先谈判？但如果警方先谈判，人们又会问，怎么不早些杀了挟持者？令人难过”“这样的事总是在世界上发生，它发生在香港人身上，全香港都在讨论这件事，真的很令人难过”这样出奇冷静理性的“高论”。虽然那些菲国“特警”的救人行动愚蠢透顶，近乎杀人；虽然解救现场不时传来围观者的阵阵笑声；虽然无论菲国总统还是民众都排着队，面露微笑参观惨祸现场；虽然那个凶手已经披着国旗穿着警服隆重下葬。在成龙看来港人那些合乎人性的正常反应都成了“一小部分不明事理，别有用心的人”的过激言论，其素质之低“真的很令人难过”，并且一幅代言人的姿态宣布：“香港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别担心，我们没有憎恨”。这位大牌的言行还真是给那句“婊子无义，戏子无情”的污蔑做了一个反面注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指责国人的举动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当年那些“汉奸国贼”来。也无怪乎这番“力主宽容”的言论出来以后，国内一片骂声，国外却不断有人叫好，更立刻获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的赞许，很让人怀疑发高论的“大牌”是不是同样“背后有糖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就绕了回来，“屁股决定头脑”，既然身居高位，言论自然要和民众有别，虽然私底下或者也是痛骂，屁股坐在高位之前也是汹汹，但是既然坐了高位自然要发与众不同的“高论”，即使这个“高论”“理性”的近乎冷血。某些所谓“明星”恰如古代某些“戏子”，无不是靠着一张脸蛋和名声吃饭，为了出名免得不要做出一些“哗众取宠”的举动，也自然是“有奶便是娘”，言行和利益挂钩过多，也就很难要求其倾心大义，为了搏出位而做出一些“不走寻常路”的“高论”也是必然。故而政客和明星的言论往往都做不得真。
所谓“理性精神”发明出来，本来是件破除盲目，消除迷信的天大利器，可惜总是被“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而行自己的私心。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在那个举世闻名的断头台前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现在套用一下，“理性，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