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往事——“刮台风”
自然界的台风，是洋面上聚积的湿热空气大规模上升，周围低层空气趁势向中心流动，形成了空气大漩涡，能量的蓄积带来了狂风暴雨、大潮巨浪；台风来临前夕，总是丽日高照、风平浪静，莺歌燕舞、热气腾腾。在社会群体中，众多矛盾在“先礼”面前无所畏惧时，“后兵”则登堂入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量变引起质变，积蓄成“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在到来之前的情景倒与自然界有相似的异曲同工。不过，它的成因是人为的，往往很难预料何时在酝酿着暴风骤雨。
刚下农村，省、州、县、社几级政府都要求知青“政治建户”——也就是要用革命思想武装集体户。措施有大一二三四小一二三四里面还夹杂着ABCD，密密麻麻两大张。相比之下，我们从上海带过来的政治法宝，诸如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背“老三篇”、贴革命标语等已经落伍。
光凭嘴巴已不能完全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激情，只能调动周身的筋肉血脉才能显示出一颗无限忠诚的革命红心。能歌善舞的朝鲜族充分表现出本民族的才华，将“忠”字推广得高山流水千家万户一派震天动地：社员出工跳忠字舞，收工跳忠字舞，开会批判跳忠字舞，接亲送友也跳忠字舞……跳得好坏还是大寨评分的条件之一。因此，谁也不敢懈怠。
生产队推选妇女队长信淑来教跳舞，要求我们尽快学会，否则，不会跳舞岂不影响出工干活甚至探亲访友？舞倒是不复杂，双脚只要不停地走圆圈就行，主要是手上的功夫：或上升至头顶；或弯曲于胸口；或手心朝上向前伸直；或单臂斜举、腾出左手捧宝书……随着“拉索米拉索米来索、米米来道米来道、拉——拉拉、米拉米拉、拉——拉拉、米拉米拉”的重复旋律，不用一顿饭的工夫，准会。
但是，有几个调皮的知青，别人垂手他抬手；别人挺腰他下蹲。信淑跳得满头汗，这几个还说没学会。休息时有个人偏说漏了嘴：……多学几天吧，着什么急呀？跳舞总比干活轻松！我们几个年龄大一点的知青马上严肃起来：这是对贫下中农的革命态度吗？这是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吗？如此上纲上线，大家一声不吭，乖乖地跳会了忠字舞。
为了显示“政治建户”结“硕果”，出工不但跳忠字舞，还要增光添彩：由小朱打头举着大红旗；小潘双手端着毛主席像；后面有人扛着语录牌；其他人则一律手捧红宝书，整齐地唱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一路雄纠纠气昂昂地穿家过户直奔田野，简直就是游行赶庙会。引得村里老奶奶们一大早就坐在碾子旁等我们出工。然而，我们往往顾了政治道具却忘了生产工具。打旗的、扛语录的、端主席像的，这几个人的工具一般由别人代劳，恰恰又是最容易忘了的。末了，还得从田间跑回来取，致使大寨评分时扣了工分。于是，谁也不愿意打旗端像扛牌。这支红色的队伍没到个把月就偃旗息鼓，忠字舞也随着农忙花谢水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为了坚持“政治建户”，县里召开知青会交流经验。记得有一个集体户讲用时说：为了统一“是政治学习重要还是吃饭睡觉重要”这一问题，竞然不吃饭不睡觉地争论到凌晨五点钟；还有一个集体户讲用时说：知青身上有没有蚤子是检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因而，堂而皇之将蚤子誉为革命虫。军分区有个参谋也来即兴发言：……丽日高照着明镜似的水田，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在挑秧插稻战天斗地，热火朝天的劳动号子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灵……突然，一丝邪音渗透进了这革命的氛围中，是那样的刺耳那样的不谐调。再仔细一听，原来是个别知青在田间唱着“洪湖水浪呀么浪打浪”这样的靡靡之音……同志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哪，知青反修防修任重道远哪！
正当我们对参谋的敏锐政治嗅觉和热情洋溢的文采表示敬佩时，不出一个月，便传来他因和文工团女演员有生活作风问题被撤了军职，转业回了农村。一时叫我们大惑不解。
实际上，插秧大会战哪有参谋描述的这般诗情画意？本来延边六月份插秧是风调雨顺的最好季节。极左思潮也不知从何处“引经据典”，硬要批判“插六月秧”，硬是要提前“插五月秧”。如此，水田里的施肥、耙地、平田、筑埂等活计在四月末都得干完。四月份的延边还常飘雪花。凌晨三点起床去田里干活，水面上还结着薄冰。平完地的水田又不允许穿套鞋，也没像当地人那样在腿肚子上缠块塑料布。激棱着伸腿下水将薄冰破开的一瞬间，牙关往往要咬多少下才下得了决心！不知有多少人为此得了关节炎、落下了终身的妇女病？
言归正传。开完知青会，自然要在集体户进行贯彻落实。因此，学习讲用成了每晚的惯例。大家围坐在炕上轮流罗列着“鸡毛蒜皮”，加油添醋地“狠斗私字一闪念”，才算完成任务。没什么可说的了，便读红宝书。反正要凑满两小时。白天劳累夜晚煎熬，小董是磕睡最勤的一个，鼾声干扰着旁人的“虔诚”，引来了不磕睡的责怪声。小董却嘟嘟嚷嚷地不服。
小李提高了嗓门：瞌睡还不服气，这是什么学习态度？侬要好好向毛主席请罪（认错）！
小董站起身来大声喊道：哎哟，侬以为讲迭个闲话我就会吓死侬啊？做梦！动勿动要拿毛主席来吓人，毛主席是侬个阿爸……
听他一派胡言乱语，大家厉声制止：反动！神经病！勿要命了……
政治学习也就不欢而散。
这些虚假的宣传、理想主义的教育与知青的思想实际离题万里。千百万热血青年投身于广阔天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何曾尝到过“乐”趣？而是不断在吞咽“无穷”的苦果。那种要求解脱繁重的劳动、不能糊口的焦虑、背井离乡的思绪、城市文化的失落与乡村观念的冲突……这一切的一切，是一个中学生靠自己的力量能轻易战胜得了的吗？
于是，插队初期，“政治建户”结出了两个极端果：
有一类集体户，拥有岁数大一些的高中生，具备一定的生活准则，带着一批初中生在崎岖的路上选择着较为平坦的道走。
还有一类集体户，基本都是初中生，岁数小，在家时生活还要父母照料。正处在似是而非的年龄，他们的热情与奔放，勇敢与好斗，一旦得不到对症下药的引导，便会像一匹脱缰野马放荡不羁！谁也吃不准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事、闯出多大的祸来？
1969年夏天我到磨盘山看同学。在火车上结识了西河沿上海知青，只记得他叫小弟，长得明眸皓齿的，那年才十五岁，一路上亲热地称呼我“阿哥、阿哥”的。我问他为啥跑出来，他说是散散心；说自己的生产队在山里面，没有河的，这次在延吉痛痛快快地游了泳；又淘淘不绝地告诉我他原来是体校游泳队的，又擅长跳水，水花压得让教练都叫好。要不是碰到文化大革命，说不定现在进市队成专业跳水运动员了。不信，下次有机会跳给你看。我说：图们市里就有游泳池，有机会看你跳水。
这时，有一帮流里流气的上海知青过来问图们市里有熟人吗？小弟马上站起来搭腔，我拉他坐下来。我对这帮“流子”连声说不晓得不晓得，随后借口问小弟其他事便把话题叉开。见我们冷淡，“流子”们撇撇嘴走开了。我便教导小弟：不要与这些人随便搭讪，吃亏上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弟十分认真地点着头。
四年以后，我有机会来到小弟所在的公社。向管知青的干部打听，对方说：几次招工都没有这个人，可能还在队里。我想小弟一定长成了一个大人了。特地晚走一天，翻了两座山跑到小弟的集体户。集体户只留下两个女同学，可能是刚打完场，蓬头垢面的坐在我的面前，上下打量着我，觉得奇怪：侬要寻小弟？老里八早就死脱了……见那神情，仿佛我是在打听一个古老的传说。
怎么可能呢？那活泼泼的形象竟然在四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两个女同学互相补充着告诉我：也就是在我认识小弟的那年深秋。
他们队里一年到头吃杂粮。秋收后，在仅有的几块水田上收来的稻米分给了集体户一麻袋。吃惯了大米的上海知青将近年把没有吃到大米饭了，就着酸白菜，每人都馋馋地吃了两三大碗。
男生吃完了余兴还未尽，话题自然是大米饭。
集体户人称“大头”的拍拍肚皮说：再来一碗也装得下。
小弟应和道：大米饭有多少我能吃多少。
“大头”挖苦说：小牛皮，吹牛也不打打草稿，吹到侬“阿爸”头浪来了！
小弟跳了起来：神气啥啊？侬也不就是头大点嘛？
“大头”一把抓住小弟：小赤佬，侬骨头痒？
小弟也不甘示弱，飞红着脸吵了起来。幸亏大家劝开，各自回房无事。
也不知道半夜什么时候，男生敲门要胃病药。我们女生说：明天再来拿。男生说：再拖，要出人性命了！女生才从炕上爬起来。
见小弟脸色碧绿倒扑在炕上一动不动，将苇子编的新炕席抓破了两只洞，满手是血。我们汗毛孔都竖起来了！另一间屋子的“大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男生说：听“大头”讲他们两人相互不服气，半夜起来自己做大米饭，打赌谁吃得多。一大锅饭只剩没多少了！有两个男生张罗着给小弟吃胃药，可是灌也灌不进去。
女同学马上去喊人。待村里的老人仔细瞧了小弟，大吃一惊：不得了，不得了，咽气了！这一说把集体户男女同学吓得全退到了女生房间里，不敢出来。
支书、队长套了牛车，用手电筒照着山路，第二天早上才将二人送到公社卫生院。算“大头”命大，当天就出院了，但是好长时间住在邻村集体户不敢回来；小弟可惨了，摆在了卫生院的停尸间里……最惨的要算小弟的父亲，火车、汽车的坐了五天才从上海赶来，连哭的功夫都没有，四处找木板、钉棺材，听说小弟浑身已经发黑了，要马上埋掉的。当地人不是不帮忙，都很忌讳替小孩办丧事。我们不迷信，可那时人小，躲在屋子里，只敢从窗口望着小弟的父亲钉棺材：敲一记，喊一声小弟，敲一记，喊一声小弟，吓得我们看也不敢看了。现在想想给自己的儿子钉棺材，真作孽……我问：小弟的坟在什么地方？她们指着身后：只知道在山上，不知道是哪一座。
我出门上了山，东转西转的也见不到有什么坟地。也许，小弟的坟长年无人添土，夷为平地了吧？想起小弟曾经充满朝气地对我说：我压的水花教练都讲好，有机会我跳给你看、我跳给你看、跳给你看……声音回荡在我的耳际，叫我不忍心离去……
我的弟妹们——初中生同学，倘若你们能大几岁，像我们高中生一般，就极少会干这样的蠢事。你们实在还没到自觉自律的年龄。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缺粮无菜，无钱买盐买酱时，也许在“政治建户”的精神里找不到答案，可以从种菜喂猪的实际中索取温饱和开支，将可怜的剩余时间奉献给自留地。但是，你们碰到生活上的难题时，极有可能走不劳而获的“捷径”。
我认识的不少初中生，刚来农村时干什么事体都是凭兴趣。高兴时插秧神速、铲地飞快；不高兴时东游西荡、追鸡撵狗。自已动手总是辛苦，游手好闲总归容易。没有东西吃，便去偷社员的自留地。手指粗的黄瓜也啃，泛青的西红柿也摘。更有甚者，手持长杆扎束绳圈，像牧人套马一般，见鸡捉鸡见鸭捕鸭。然后至山边溪口，褪毛煮烤，吃完一抹嘴竟不露痕迹。久而久之，打狗杀猪也屡有所闻。当地村民有一次抬着被知青捅死的猪崽上公社告状，公社领导只能好言相劝，根本不敢处理上海知青，怕的就是违反“上山下乡”的政策。当地人与知青关系日趋紧张，集体户被当地人手持铁锹木棒围住要动武打斗的事件也频频告急。
在一些知青内部，游手好闲必然也会惹事生非。大多都是刚过发育的年龄，在无人管辖中男女之大防也弃之一旁。往往由本集体户的鬼混朝其他集体户漫延。有吃醋的，有插足的；有霸占的，有报仇的；有逃走的，有捉拿的；有老团伙的，有新结帮的……如此你争我斗、磨擦生火，持械打群架，此起彼伏。
面对如此局面，领导部门一时没了良策。知青是毛主席派来接受再教育的，若是该抓的就抓、该判的就判，你当地政府是怎么做的工作？怎么向伟大领袖交代？再说，知青问题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斗私批修的“政治建户”已经不起作用；由各大队来严厉打击又怕政策走样、矛盾激化；只能用知识青年管知识青年、尤其是上海知识青年管上海知识青年这一计策，倒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万一走点样、过点头也无碍大局，把矛盾缩小到上海人的圈子内。于是，被称为“失足”的上海知青则由上海知青捉拿归案的处理样式名之曰“刮台风”。
在长时间的蓝天丽日、莺歌燕舞的理想主义教育失效之后，一场围剿“失足”知青的“台风”已经形成。
县委布置各公社，在行动之前，挑选一批表现好的上海知青作为行动骨干集中在公社里。对外统一说是举办知青学习班；内部则是排列名单、圈定重点，分片划块、各个击破。紧锣密鼓地制定着战略战术，一个来星期下来竟然没走漏风声。
一天傍晚。集体户小韦匆匆忙忙从公社赶来，把我们叫到一起。传达了公社党委对于“刮台风”的决定：全公社抽调的上海知青兵分十路统一行动，由我们及其他几个集体户共同派人去捉拿临近大队的两名上海知青。我们也想凑个热闹，便作为核心的外围组织参加了行动。
草草扒了几口饭，便带着手电筒、藏着木棍悄悄地上路了。不料在村口碰见了队长，便撤慌说出去找狗。也不顾队长在背后喊叫，一溜烟地消失在树林里。当我们穿出树林走上公路时，遇到了其他集体户的人，执行的是同一个任务。廿来人汇聚在一起，口令是“敬信敬信”、“朝阳朝阳”。谁知在行动中整个就没用上。
廿里山路不到两个小时就赶到了。
还没进村，大黄狗便纷纷扬扬吠了起来。村民相继出屋，议论纷纷，担心我们这群人是不是来打群架的？刚走到集体户门口，他们队的民兵连长就拦住我们，小韦理直气壮地掏出公社证明。连长左看右看疑神疑鬼。我们十分着急：他的举动无疑拖延时间给集体户通风报信？正在这时，有人大叫：不好了，“老甲鱼”（其实只有十六、七岁）跳窗逃跑了！
我们便蜂拥而入。集体户的人见我们是捉拿“老甲鱼”和“水仙花”的，胆小怕事的便躲到一边不吱声；拍手称快的就告诉说：“水仙花”在这里，“老甲鱼”刚刚逃走。于是，兵分两路：男生出去追“逃犯”，女生则留下逼迫“水仙花”就范。
塞北深秋的夜晚寒气逼人。我们趟过没膝的溪流，有几个人鞋子也被冲走了，冻得直打颤。跑进灌木丛中，伸手不见五指，上哪儿寻去？黑暗中有人惊呼：我踩到蛇啦！不由得众人毛骨耸然，不敢前行。
于是，我们只能采取恐吓战术，大声喊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老甲鱼”，再不出来，要开枪啦……
除了夜风声，不闻鹤唳鸣。无奈，只得灰溜溜地撒退。
谁知“水仙花”还在炕上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几个女同学叽哩喳拉地催促，而“水仙花”端坐在炕上低头不语，像是出嫁的新娘不愿上轿。直到男同学一发脾气，“水仙花”提了个小包袱才乖乖地上了路。
由于裤湿衣单，又只有一个“女犯”，我们便没跟去公社。后来知道，那天晚上总共抓了十二名上海知青。都关押在公社粮库里。有不服逞强的便挨了打，其余的不论男女一律剃了光头。审讯、录供、揭发、保证等一系列程序均由上海知青负责办理。“失足”的头目被关押，对手下的“喽罗”们便杀鸡敬了猴。那些无法无天的知青终于有了收敛。一个月之后，关押的“头目”们根据表现陆续“释放”。
记得小韦那天带着放回来的“水仙花’，途中在我们集体户吃饭。她新长了头发的后脑勺上扣着一顶棉帽子，神情凄凉，只顾扒着碗里的饭，也不吃菜。小曹心软，拿出一顶上海流行的绒线风雪帽给她戴，她也没接，一大颗一大颗泪珠却滚落进自己的碗里。是不是她在失去尊严之后才体会到“尊严”两字的珍贵？
“刮台风”的战绩当时有个统计：全县总共关押进“学习班”的达百八十人之多，除了极少数屡教不改的需进一步教育外，其余的都达到了保证悔改的目的。
不知不觉迎来了知青生活的第三个年头。不知是“台风”的威慑力，抑或是年长了慢慢懂事的缘故，确实很难再耳闻目睹知青们的越轨之举。倒是不断传来“流子”们转变的好消息：负有打架盛名的“小钢炮”参军了，还是军分区的独唱演员呢；“一只鼎”进了造纸厂，入了团当上了支部书记呢；连“老甲鱼”都今非昔比，当了副业队长带领社员砍柞木、种药材呢……
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欢喜还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