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箱伴我五十载
五十载，半个世纪。放在婚姻上来衡量，那就是金婚。
樟木箱与我的情缘深厚。
记得1965年，家里正筹备姐姐的嫁妆，父亲特地在福建三明购买了两大一小三只樟木箱。两只大的樟木箱随姐姐的出嫁，已经有了归宿；一只小的樟木箱一直摆在家里的被柜上。
远看这只樟木箱，通体呈金黄色，木纹淡雅舒缓，有金属的地方都闪着光亮；走近它，才发觉它的工艺是那么考究，接榫处紧密扎实，箱盖间严丝合缝，用手轻轻抚摸，别样的光滑与细腻；打开箱子，一股浓郁的樟木香味迎面扑来，里面摆放着父亲的西装与母亲的呢子大衣。这只樟木箱一直是属于家中名贵服饰的收藏地。
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会与我有缘。
那是1968年底。过了春节，我马上就要离开上海的亲人去延边插队落户了。母亲为我整理行装。她拿出八十元钱给我，我抽出四十元摆在桌子上，只拿了四十元。我知道当时家中每月只有生活费，入不敷出，日子过得艰难。母亲拿起桌子上的四十元钱对我说：“插队落户没收入，这是应急的钱，拿着！”我摇头坚决不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随后继续帮着母亲将被褥塞进帆布旅行袋中。母亲叹了口气，将我的日常衣服、用品及书籍则装在一只旧木箱子里。但这只旧木箱子的锁头左右摇动，锁起来十分费力。于是，母亲便叫我帮忙，将被柜上的樟木箱搬了下来。我以为母亲是要从樟木箱子里寻找东西呢，却不料她是将里面值钱的衣物全部拿了出来，樟木箱腾了个精空。
我望着母亲，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母亲说：“你就拿这只樟木箱走吧。”
“樟木箱跟我走？”我显然不能接受：“我是插队落户当农民，又不是去国外留学。”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你要跑到塞北边疆这么远的地方，应该要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跟在自己身边，权当是个纪念。这一去千里万里的，不晓得还能不能回来？叫你拿只旧箱子讲不过去的。”
我还想坚持说不要樟木箱，担心别人说自己怕艰苦贪图享乐、存在思想不积极，但发现母亲背着身子在抹眼泪，我到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任由母亲往樟木箱里摆放我要带走的东西。
离开家的那天，李雁初等几位同学来接我去学校，然后集中去火车站。我和他们将樟木箱与帆布旅行袋从家中搬到门口的黄鱼车上。母亲见樟木箱上的托运地址标签只缝了一头，便拿来针线将另一头也缝上。此时我发现母亲脸上的泪水一直不曾干过。我心乱如麻，便接过旅行袋和棉大衣就要走，听见说“一路上当心好——”一语未了，意识到母亲在我背后啜泣，我不敢回头正视母亲，只低声说了一句：“姆妈，你放心好了。”母亲的啜泣变成了痛哭。
我为了不让众人看见我的泪水，一转身登上了黄鱼车，与樟木箱子一起，头也不回地去了学校集合。
送行的人他们自己乘车去火车站。
我们一千多名上海知青是乘坐的专列，第一批去北疆插队落户，樟木箱自然也跟随我乘同一列火车走。经过六天五夜火车、汽车的颠簸，终于到了六千里地外务农的朝阳山村。
一切都是陌生的。初来乍到，我们几个人默默坐在炕上，想家想亲人。突然门外有人喊：“上海知青的行李运到了！”我们相继下炕出门，在一堆行李中间，一眼就看见了我的樟木箱。我上前将草绳解开，抚摸着箱子细细查看，有几处划痕，总体安然无恙。我像是见到了上海亲人般地喜悦，忙将樟木箱搬进了居住的小屋。朝鲜族姑娘挤在门口，看我们从上海带来的旅行袋、花被子乃至茶缸饼干盒，尤其是我的雍容华贵的樟木箱，引发了她们的惊叹，脸庞上荡漾起羡慕的红晕。事后听房东告诉我：姑娘们说出嫁时，若有樟木箱这样的嫁妆，就称心如意了！
此后，樟木箱也就见证了我在农村“战天斗地”的艰难岁月。在朝鲜族的小炕上，樟木箱紧挨着我，摆放在墙角落间，樟木箱与我形影相随：箱子里有祖母做的棉裤、母亲织的绒线袜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温暖着我的身躯；还有兄长送我的大学中文系的教课书本，在文化沙漠环境中可以慰籍我的心灵；还有母亲炒制的熟面粉，饥肠辘辘时，打开箱子，可以让肚子得到短暂的满足；那里还私藏着我的日记，夜深人静时，能够对着“知己”掏心窝子地倾诉。
樟木箱，是母亲对她远行在外的游子无私关怀的延续，也是我在精神与物资上的全方位寄托。在农村短短的一年，我由一个城市柔弱的学生，变成了一位山区粗壮的农夫。
樟木箱也在改变着它那富丽堂皇的容貌。
贫瘠山村的土炕，保暖与否，靠的是炕洞是否盘得顺畅结实。如果盘炕盘得不仔细，经常会产生裂缝甚至塌陷。那时年轻，加上农活重，每天不是自然醒，都是惊醒或被同伴叫醒。有一段时间醒来嗓子总是火烧火燎的痛。后来我发现，原本崭新的樟木箱色彩逐渐暗淡下去了，由澄黄转为暗黄又变成黑黄，那层黑灰怎么擦都擦不掉。于是在休息日将樟木箱搬移开来，才发现火炕与墙壁间有一条深缝，每天的烟灰将周边熏得黝黑。于是，马上央老乡来帮助我们重新盘炕。
经过烟熏火燎的樟木箱，仿佛突然间从青涩少年变成了山村壮汉。我同它在北国边疆一起长大。
插队落户第一年生产队欠收，我们男知青扣除口粮款余下一、二十元钱；女知青连口粮款都不够。于是，我们男知青将余款全都贴补给了女知青。到了第二年男女知青都一贫如洗，还吃起了返销粮。说起返销粮，那是少得可怜的三、四百斤的玉米面和高粱米，一年到头无油少菜，我1米74的个儿，在上海时体重118斤，竟然瘦进了百斤以内。超强的劳动和民兵操练站岗，我时时感到腹部的疼痛。生产队下来一户“五七干部”，原来是医生，她替我检查按压腹部，说是肝肿大一指半。那时没有仪器，全凭手摸，她要我多增加营养。我只有苦笑：饭都吃不饱，何以奢望营养？
但我还是心慌，只得求助于上海，让家里给我寄点白糖。母亲马上寄了来，并且写信告诉我：“你还没发现在樟木箱底部有个白布小口袋吧？是用胶布粘着的，里面有四十元钱，给你应急的。你拿出来花吧，身体要紧，这时候千万别省钱！”我立马打开樟木箱子，真的在箱子底部，贴着一个小布袋，里面有母亲为我准备的“应急钱”——叠在一起的四张挺括的十元人民币。万幸的是，上次炕洞冒烟竟然让这“应急钱”安然无恙。第二天一早，我跑去六里地外的供销社，花了一元三毛六分钱买了两斤蜂蜜来治我的“肝大”。后来姐姐来信告诉了我：这些钱是我插队落户时，母亲将自己的首饰抵押给了小姊妹，才换得的。
因此，余下的钱，我一分都舍不得花，一直到我有了工作拿了工资，我也把它另外存放着，一直延续了好些年。
离家的大雁总想有朝一日往南回归；家中的慈母更是想念着千里之外的游子。记得母亲几次来信都这样说：朦胧中仿佛见你坐着三轮车，带着樟木箱又回来了，在楼下大声地叫着：回来了不走了！我一高兴，梦就断了。
我默念着母亲的梦呓。真的是盼望有这么一天，能够顺了母亲的心愿：我带着樟木箱回到上海的家，那该是多大的喜悦啊！
就这么一个心愿，却花去了我整整四十载的光阴。
那年我赶回珠海办理退休手续。将珠海家中的物品归整打包。考虑到上海家里的居住空间，将四房两厅的所有物件精减了再精减，压缩在九只纸板箱内，许多东西不忍割舍也要割舍。家具电器都不带了，只是在小物件里作取舍：我的数十本笔记本肯定要带的，数十年的新旧照片装满三、四十本相册，也是舍不得扔下的；还有我和太太、儿子的纪念品、私人信件，一些有用的书籍都已经装满了九只纸板箱；而那只樟木箱毫无疑义是首选，必须带走的！丢下的物品中，也有我十分不舍的东西。比如那套购于1978年首版的一套三册的《辞海》，当时花了我55元钱，在当时同学中购书款里是个天文数字。权衡再三，还是没有带走；那台原打算退休后弹唱的电子琴，最终也舍弃了。唯独这只樟木箱，根本不容置疑，那怕就带走一件，也是它！
因上海家中房子不宽敝，将樟木箱摆放到花桥房子的地下室里。由于常年不居住，台风、打雷极易电门跳闸。一跳闸，水泵便不运作，造成地下室水漫金山。最严重的一次是2013年10月8日，台风“怀特”光顾长三角，带来了特大暴雨，于是跳闸、地下室被淹，水位深达一米六。尚未启用的抽湿机、取暖炉以及电吹风、电熨斗等小家电，三百多册书籍（有一半是没开封的新书）、礼品餐具等全部浸泡在水里，这只走南闯北的樟木箱也难于幸免，像只小木船，漂浮在水面上。看了叫人目瞪口呆！
无奈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地下室打捞出来的家电，全部报废；礼品也是残缺不全；搬到园子里的那些书籍，无法晾晒复原，又不能任其在园子里霉烂，于是寻来了收废品的，他说：“最多卖20元，拿走还是个负担呢。”那两部没启封的全集就值5000元，我能要他的“20元”？只是心里不甘。转而一想：若是不给他，谁还有力气将这堆书籍从园子里再往外搬？于是点头让收废品的搬走。谁知他瞧见了旁边潮乎乎的樟木箱，竟然颇为大气地说：“给你五十，我立马扛走！”
无端惹到了我心爱的樟木箱，让我一下子火了：“你给我闭嘴！”收废品的不知就里，一时口吃起来：“我、我说错啥、啥了？这位老、老领导不、不高兴——”我望着他的背影补了一句：“给我五万，都不卖！”
三年前，我转让了花桥的房子，包括全部的家具电器、配套物件全部奉送。唯有这只樟木箱，我是一定要取回的。太太开始还有异议，见我坚持，也便作罢。在交房的前一天，我和儿子冒雨开车到花桥，途中还被一辆小货车撞坏了副驾驶门。只要不影响后车盖的开启，我仍然将后排靠椅放倒，将樟木箱塞进车里。浸泡过的樟木箱，乌里墨赤的几乎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所有的金属配件一律生锈发黑。我心生怜悯，不由得感慨道：这只樟木箱也是应该与我一样，到了年迈色衰的暮年了！
儿子原以为父子二人冒雨特地赶来花桥，是运回一件了不得的什么物件，没曾想到是这件“宝贝”，便反复提醒我：“把它运回去能放哪儿啊？放在阳台上？”
“摆放在我的卧室里。”
“卧室摆这样的一件东西，能与四周的家具谐调吗？”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儿子：“冲它这半个世纪与我的相伴，冲它的阅历和我一样深厚，就理应受到尊重、得到款待。”
是啊，从黄浦江上海滩到生产队朝阳村；从敬信乡到珲春镇；从州府延吉到省城长春；从江西南昌到广东珠海；最后从杭州西湖终于返回到上海故里。樟木箱跟随着我，历经了十二个省市行程两万多里路，真正是名副其实的我与樟木箱数万里的人生长征。
樟木箱与我在异乡客地辗转了四十年，终于和我一起回到了上海故里。遗憾的是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她最终没能亲眼目睹身在千里万里远的儿子和那只犹如“陪嫁”一般的樟木箱，他们终于能够平平安安地双双归来。
这只樟木箱子，是我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它是我与亲人心灵间的一种联结与纪念，也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五十年风雨见证；樟木箱和我走过了漫长的大半辈子岁月，今后，它理应与我一同走完人生这最后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