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利弊论
现在有了微信，使得一向对网络科技敬而远之的老人，都人手一微信。手写软件的普及，更使文字交流的障碍荡然无存。换句话说，微信把所有成人都赶入了网络世界。于是，所有成人全天候自发或转发的信息，“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天下）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微信的“利”，数来数去只有一个，就是知情、言论与通信更方便了。比如，陈独秀与小姨子高君曼偷情，多少年来没什么人知道吧，但王宝强老婆的偷情，却是全球人都知道了。这就是网络与微信的好处。现在任何人发表意见也是如同放个屁那样简单了。通信交流就更别提了：考试时作弊，帮助作弊者居然可以在远离考场的地方。技术的这个进步是不是上升途中的飞跃？是不是冲向顶峰的最后一跃？这一跃是不是越过了顶峰，落脚在下坡道上了呢？答案只能由“弊”来回答。
微信的“弊”其实是由“利”引发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最大的“利”是恰当的“度”。比如喝水对人体有利，是指在干渴的情况下，如果喝水已经喝到腹胀作呕的程度，喝水还有利吗？所以喝水喝到恰当的度，才对人有利。再比如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说有些人不懂得把握人际关系的“度”。同样，知情、言论与通信的顺畅的有利性，也是有个度的，顺畅到过了这个度，利就转化为弊了。
先说说发表言论。
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本能，但针对什么事发表看法，却因人而异。事务性的交流，比如我认为烧鱼要先放油里煎，而你认为应该清炖，这样的讨论是不是发表言论？探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看法，比如有人否定、有人肯定隋炀帝，各摆事实讲道理，争个不休，算不算发表言论？都算。但是《人民日报》是不会把所有的事务性言论都登出来的，即便对历史探讨，也是有选择地发表的。就是说，在发表言论的媒体能量有限的时候，发表言论是要经过筛选的。英国有位作家，写小说投稿，投了700多篇，均遭退稿，大约在投第756篇时，终于被录用，此后篇篇能发表，终于跻身作家行列。
经过如此严格的筛选，能发表的东西，质量都在中值之上。我们读报，看书，常常是开卷有益，因为读者的平均水平肯定在作品之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现在媒体能量大爆发，发表言论没有必要筛选了，因为发表能量已经超过写作能量。举个例子。过去，年轻时立志当作家的人假定为20人，最后只有2个人不到成为作家，其余诸位都是在不断的退稿打击下终于改换门庭。这也算是物竞天择吧。现在不对了，20个人写出来的东西都能发表：物竞天择的生态规律被打破了，发表的东西整体上还会有质量吗？而且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文学艺术的批评家队伍解散了，评论文章看不到了。想想也不奇怪：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凭着《果戈理时代俄国文学一瞥》，奠定了其民主主义的哲学根基。如果果戈理时代的作品发表能量跟如今一样的无限，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望而生畏：十瞥都看不过来，还“一瞥”呢！
再谈谈通信交流。
通信是一种社交行为，而人是社交动物，但社交的范围与深度必须在一定的“度”内，人际关系才能正常运行。
过去普通人的人际交往，除了当面交谈之外，只有很麻烦的公用电话和书面通信，所以交往基本局限于必要的事务。人们不会打公用电话等上半小时，为的是告诉对方不锈钢电水壶是有毒的，不能用呀，或者某某药对感冒特别有效，这次感冒吃了很多其他的药不管用，最后吃了这个药，第二天就好了，你要记住感冒吃这个药呀。一般人也不可能写封信仅仅告诉熟人自己如何喜欢德国干净的街道，看到上海肮脏狭窄的弄堂是多么恶心。由于交流媒介的限制，大多数的交往绝大多数是事务性的，很少涉及个人情趣和商榷对问题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性相近，习相远”：本性虽同，但表现本性的具体方式却各不相同。比如，人都喜欢吃东西，这是本性。但喜欢吃什么，却因人而异：宁波人喜欢吃咸，无锡人喜甜食。人的其他志趣也是千差万别。尤其是对事物的看法，不同是正常的，相同才是碰巧。但不是所有不同都值得交流，所以交流媒介的不足自然而然排除了许多不值得的交流。而且交流具有互补性交流与排他性交流的区别。排他性交流显然是狭隘的，不仅伤害人际关系，而且往往会堕入更大的谬误。互补性交流虽然有益，但对于不值得的交流，徒然浪费时日而已。这些在过去能得到自然的过滤。如今在微信时代，完全没有了自然过滤，交流变得毫无节制，不分对象。许多人在微信上滥嗮自我，放肆伸张个人情趣，根本不考虑微信圈其他人会怎么想。有个中学生的阿姨在美国定居，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赞扬美国、诋毁中国的文章。这位爱国的中学生气得不吃晚饭，从此设定不再看阿姨的朋友圈。这位阿姨认为美国好，中国不好，这是她的看法，但她一味宣扬自己的选择，去影响不该影响的对象，显然是交流无度之弊。
在过去，人际矛盾往往是由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所引起，志趣相左不太会引发矛盾，这是因为过去交流范围基本不涉及情趣“不同”。两个人各自在自己家里分别你吃你的青菜，我吃我的萝卜，肯定不会因此产生矛盾。但如果让这两人一日三餐在一口锅里同吃，吵架必然成为常态。
如今的微信就促成人们轻而易举地使交流越界，交流内容几乎涉及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志趣。于是产生矛盾的机会大大超过以往。自利是人的天性。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物质利益是自利的终极表现，而以自己的嗜好和看法为正确标准，否定不同的嗜好和看法，是自利的文化表现。人们交往时，一旦涉及不同志趣，往往就“话不投机半句多”了。主张包容异己，是强人所难，因为这违背人的自利性。确有人能做到包容异己的所谓大度，但他们都是有政治的或其他目的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有条件不容忍但事实上却容忍了“不同”的人，都是历史上数得过来的有大志者，而且是在尚未得志的时候。刘邦容忍韩信自称齐王，曹操把部下写给袁绍的变节信当众焚毁不加追究，都是在他们尚未实现目的的时候。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人的起码的道德要求，只要有点自律精神、对人不怀恶意者都能做到。为什么孔子没说“己所欲，更要勿施于人”呢？大概他觉得“己所欲施于人”是天性，至少主观上没有恶意：给你喝这么香甜的咖啡，你TMD非要喝清苦的茶，是不是不识抬举！
结论：人类的每个进步都伴随着反面的因素，微信是人际交流的空前发展，但也是使信息大幅贬值、人际矛盾急速上升的渊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