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亏是福

吃亏是福

李文旺

作者简介: 1965年10月12日出生在江西省信江河边。从小爱好文学,发表文学作品十万字。

有一天,某个农夫的一头牛,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救这条牛,但几个小时后牛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叫着.

经过好长时间的努力，这头牛还是没有救起来，最后,这位农夫不得不决定放弃,他想这头牛已经无可救药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掉.于是农夫便开始和一家人将井中的牛埋了,以免除它的痛苦.但是奇迹发生了: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牛的背部时,牛的反应令人称奇------它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面!就这样,牛将大家铲到它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到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地,这条牛便很得意地上升到了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欢快地跑开了.

---------------李东坡就是这样一条牛(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词曰:悠悠岁月,岁月悠悠,风风雨雨哪能无忧愁,也许人心难测,也许处处鸿沟,恶人自有恶人斗,好人平安,胜利上得更高楼.

第一章

1984年8月，在J省临鄱县石口公社渔池李村，李田顺家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李东坡考取了省城的学校，这是大好的喜事，二是发生在李东坡收到J省卫生学校录取通知书的三天后，李田顺那九十一岁的老母亲-----李吴氏无疾而终，虽然李田顺五兄弟为这事难过，然而村上更多的人安慰他们说这是好事，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老太太活了九十一岁了，还知道了她的九个孙子中有一个人考取了省城的学校，老太太会含笑九泉的。对于老人家的谢世，李田顺还是心中坦然的，因为他想起了当地的一句俗语：人生能活八十岁，纵然西去也无愧，人生能活九十岁，子孙光荣神采飞。

李东坡的家在临鄱县渔池李，一个真正的鱼米之乡。渔池李在鄱阳湖的东南面,离当年朱元璋和陈友琼大战鄱湖十八年的中心地点很近.所谓鱼米之乡,是说这地方的河湖港汊多，诸如荷、莲、藕、芡实、河蚌、田螺等等等等水产品几乎应有尽有。家鱼不仅产量多而且个体大，据说有人逮住过重约十一斤的甲鱼、一百二十斤的鲢鱼、一百四十斤的草鱼。临鄱县靠近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湖，处在鄱湖平原的腹地,从临鄱县运往全国各地的鱼类多达上三千多吨.

渔池李一百二十来户人家，整个村子像城里一样秩序井然地分成四个横排而居，每一排都像拉过直线一样，一律坐西朝东，每日天一亮只要打开大门，不用东张西望，脸朝前就能看见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有人问农村怎么能住得这么直呢，这是因为村前有一条刀切似的河从南向北流去，这就是临鄱县有名的互惠江，宽约二百米。互惠江的两边,有三百来棵水彬树亭亭玉立在河的两边，那三百棵水彬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渔池李的人们在一片喜庆气氛中栽下的。除了深秋和冬季，互惠江往前，总是一片葱绿，那是一条荷塘和稻田相间、充满生机的屏障，这条五百米的屏障再往前就是珠湖劳改农场，这是一个省劳改农场，关押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犯人，虽然近在咫尺，不过渔池李的人们和这个劳改农场完全是两个世界，这除了因为隔河千里的原因之外，渔池李的人们实在是世外桃源人，从来不在外边惹是非。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如今已有六百人的村子，从来没有一个人进过拘留所，更别说是判刑的人，倒是有两任拘留所的所长出自这个小小的村子。从珠湖农场总部折向东南方向，再往前七公里,就是临鄱县的县城玉亭镇.渔池李的稻田不在河对岸,那是劳改农场周围村庄的稻田,渔池李的稻田全在村后那片小冲积平原上.

渔池李确实是个好地方,在集体化农业社会里,当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在为吃饭问题苦苦挣扎之时,当广东的东莞一个劳动日值为一毛八分钱时,渔池李的社员一个劳动日值为三元六,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一是周边的农业收入起点高,在渔池李的周围,一个劳动日两元的村庄比比皆是,最低的也是一个劳动日一元五.二是渔池李的人均可耕地既多又肥沃,人平水田二亩六分.三是渔池李有中国最勤劳的农民。在双抢时节，渔池李的社员有时候要在炎热的气候下劳作十几个小时。

三元六毛对一毛八,那就是二十倍啊.也就是说,渔池李的每一个社员的月工资比县委书记还要高.在李东坡记事起一直到他十二岁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他看见过无数从安徽和江苏来的要饭郎,他见过无数从浙江和福建来的打零工的人。那时候在整个华东地区流传一句话叫做：“在家日子不好过，打起包裹去临鄱。鱼米乡里好吃住，要比神仙还红火。”

所以,当生产责任制的号角吹到渔池李时.人们由于安于现状而对于新政策无动于衷的样子,让临鄱县的县委书记都很不理解,如果说,小岗村是全国生产责任制的榜样,那么,渔池李就成了迟迟不肯落实上级政策而屡受上级批评的村落.这是多大的反差啊.仅仅在一年前,渔池李因为集体生产搞得好受到了饶州行署的大力表彰,地委书记还专门将各县的书记和县长请到渔池李开农业生产现场会，时过境迁，渔池李的人们在新政策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但是改革开放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渔池李的人们尽管对旧的生活念念不忘，但是坚冰一经打开，任何守旧思想都是要瓦解的。也许是底子好，尽管经过了大的变革，渔池李的经济依然红红火火，1982年，只有一百户农户的渔池李，在没有上级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建起了小型自来水厂，各家各户享受着八十年代初期的无限荣耀。翻开中国的历史,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像渔池李那样的辉煌应该是凤毛麟角的.所以在七十年代中期,渔池李就有人说:现在不能再说农业学大寨了,应该是农业学李家,大寨也应该学李家.那时文化大革命也快要结束了,说一点心里话也没有谁会去抓着辫子不放的,毕竟人总是要说实话的.

1984年,李东坡考取了J省卫生学校,这不仅是李东坡一个人的光荣，也是有着一百户人家的渔池李的光荣，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三个人考取了专科学校，论文凭比李东坡更硬，可这三人全是在饶州地区所在的市读书,在这个小村,是李东坡打开了到省城读书的先例.

这一年,李东坡的父亲李田顺已经快六十岁,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文化又很少,有个考取学校的儿子,确实给他很大的荣耀.并且李东坡是渔池李的第一个在省城读书的人.尽管从此以后每一年都有一个人考取省城的大中专学校，不多不少，每年一个，一直到1991年为止。让全公社甚至半个县的人都吃惊的是，这后面的七个中榜的人，竟无一例外的是李东坡同祖父的堂弟。渔池李的人们干脆把李东坡这个大家族称为高考专业户,也有人说, 李东坡的奶奶李吴氏一生善良,李吴氏生的五个儿子和她五个儿子传下来的后代,在渔池李是人丁最旺的一支,可这个大家族不但没有欺负过别人,有时还让别人欺负,这样的人家不兴旺发达,那就是没有天理了.李东坡的一个远房叔叔、已经退下来的大队会计还给李东坡家族编了一个顺口溜：高考专业户，人人都羡慕，做人要厚道，才有真幸福。

后来,李东坡为这事写了一首诗,诗云:九个堂兄弟,七人上金榜,生在文革时,长在鱼米乡,个性各不同,忠厚自传扬,若问何能尔,祖宗真善良.

“高考高考，慰问父老。”这是渔池李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高考成功的人，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亲不亲，家乡人吗。考取了的人是一定要请客的，不然怎么也说不过去。不过，以前考取大中专院校人家请客，村里总要以集体的名义回赠一些礼品。第一个大学生得到村里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可别小看了这名牌自行车，那是一个有钱都买不到东西的时代。永久牌自行车，那是当时的紧俏商品，是以全村的名义说情才买来的。第二个大学生得到村里一块名牌手表，第三个大学生只是得到村里的一块普通手表。事不过三，再说随着生产责任制的逐步深化，集体观念在慢慢淡化，到李东坡考取学校时，考取的人就只剩下了请客的义务。

请客也分两种，别的这喜事那喜事请客，被请的人多少总要随点礼或者表示表示，只有这高考时的请客，全是请来喝酒吃菜的。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家有状元郎，备酒请客忙，水里捞美味，天上摘月亮。”这里说的状元郎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一定要高考的人考取名牌大学才算状元郎，这其实是人们对高考成功的一切大中专学生的一番赞誉和美好祝愿。至于为了备酒宴而去天上摘月亮，也完全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只是说子女能高考成功，家长自然十分高兴，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上天摘月亮来犒劳乡亲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吃这种喜酒，几乎是全村有份，每家一个代表，那怕是以前红过脸的，这时也都会捐弃前嫌，至于沾亲带故的，那就更不用说了，有的是一家人全来，至少来一半。这当中自然包括老师，并且老师一定要安排在最好的宴席上，不然的话就有欺师之嫌。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老百姓常常挂在嘴上的座次，渔池李地处比较偏僻，民风纯朴，对这个座次更是顶礼膜拜。天地找不上,君子在朝堂,那时候中国的最大的君应当是邓小平邓大人。请邓大人，人家也没空来呀,这叫三下五除二,老师不亲谁亲呢?

李东坡是渔池李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人，李田顺自然格外慷慨，一口气安排了二十五桌，这二十五桌他一家能安排得下吗?这用不着担心,什么叫全地区第一村,什么叫渔米之乡,什么叫新社会新农村,渔池李的底子本来就很好,再加上这几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年年农业大丰收,李东坡家原来就很宽敞的家庭庭院得到进一步拓宽，别说二十五桌，就是再加五桌也没有问题。要不是这几年李田顺的为二女儿治腿折腾得够呛,他一定会请乡亲们看三场电影,现在只能安排下今天一场电影.

谢师谢师,大喝大吃.于是九碟十八碗,于是大鱼大肉,于是三个乡村级专职厨师纷纷登台亮相，那叫一个气派。

在谢师宴上，最让人们感到耳目一新的是挂在厅堂正上方的巨幅邓小平画像。其实，这画像不是买的，八十年代早期在农村也买不到邓小平的画像，这是李田顺请一位美术老师画的，说是美术老师，其实就是李田顺的堂侄，李东坡的堂哥。要说老师就是老师，和没有文化的人相比，那可大不一样，邓小平的画像简直和电视上见过的真人一模一样。在这幅画像的旁边还有两行娟秀的题诗：三落三起邓大人，能屈能伸是真神，拨乱反正复高考，再造华夏无限春。李东坡很喜欢这首诗，虽然他也曾经尝试着写诗，可从来没有一首像样的作品出手，看着这首题诗，他现出一种很羡慕的表情。

这时，李田顺端着满满一杯酒把李东坡喊到身边，说：“过来，让我们向邓大人敬一杯酒吧。”李东坡心想：我也知道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同志的功劳，可是从恢复高考到现在都这么多年了，再说你请人画了幅邓大人的像也就心到意到了，再去给画像敬酒这不是新的个人崇拜吗？让别人看见说不定还要笑话的。于是，李东坡很不情愿地做这事，李田顺说：“儿啊，你是不知道啊，这个人他解放了我们两代人啊.”

李东坡皱了皱眉说:“爹,你的话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说他解放了我们两代人呢？”

李田顺说：“我们两代人啊，那就是两重天啊。你十九岁考取公办的学校，我十九岁呢，我们这儿正遭难呢,日本鬼子快要完蛋了,可是他们完蛋了也不是心甘情愿的,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他们还要垂死挣扎呢,叫什么兽什么斗的呢?”李东坡知道他父亲想说什么，赶紧接上去说:“噢，困兽犹斗，爹，你能说出这两字儿，说明你还是很会表达的嘛！”李田顺让儿子的这句表扬弄得怪不好意思的，说：“我这一辈子都没读过书啊，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就认识个男厕所女厕所，出门就是个睁眼瞎。噢，我刚说到哪儿了？对了，日本鬼子在我们这儿烧杀抢掠，不过一两年以后鬼子就投降了，可是没有八路军新四军能叫日本鬼子滚蛋吗？听说邓小平是八路军的头头呢。你说他是不是解放了你爹呢？恢复高考，是不是把你又解放了呢？”李东坡很少听父亲说过这么多话，今天，他一定是十分高兴，连前两天李东坡因为粗心丢掉录取通知书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

李东坡一听父亲的话好像有些用词不当，说：“爹，我知道，不过，好像不好用解放来说这事吧。”

李田顺说：“怎么不能？ 这恢复高考才几年啊，我们可不能知恩不报啊，你没有偿过那几年你哥哥年年看着别人上工农兵大学，自己却连个名也不能报的滋味啊。说起来，我们家还是两代的贫农，我还当过好几年的贫下中农代表，可是，你哥哥和人家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的子女比，就好象矮人家三分似的。现在好了，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这个社会要是还不能兴旺发达，老天都是不会同意的。”架不住父亲的劝说，李东坡跟着父亲来到邓小平像下敬了一杯酒。

李东坡心想:其实村里还有一个人最值得宴请,怎么没有见他来呢,一定是家里忘了通知他,哪怕是只请一桌客,这个人也是不能不请的,他就是村里的会计------远房伯伯李田高.

李东坡问父亲为什么没有看见田高伯伯.李田顺说:“你怎么连这事都没有听说啊,他来不了,他受伤正住着院呢.”

李东坡问:“怎么受的伤?”

李田顺说:“嘿,你田高伯刚从湖里打鱼回来,正遇上两条牛打架,打着打着,一条牛抵不住了,就疯跑.这时隔壁村里一个十岁的小男孩送点心到田头,这两头打架的牛眼看就要踩着这小孩,你田高伯伯就去救那小孩,结果小孩没有一点事,他自己却受伤了.”

李东坡焦急地问:“那他伤得重不重呢?”

李田顺说:“重倒不算重,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就算现在条件好了,没有二三十天也难出院啊.”

李东坡不禁想起田高伯伯对他的好:田高伯伯当了二十年的会计,在村里算是一个文化人,对村里那些会读书的后生格外关心,李东坡从小读书就不错,因此田高伯伯常常在田间劳动时,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出一些语文和数学题给他做.在他心里,田高伯伯就是不拿工资的老师.李东坡读小学四年级时,田高伯伯往往出一些鸡兔同笼问题,若干只鸡兔在一个笼子里,共有几个头,共有几只脚,然后让这个四年级的娃崽算出有几只鸡几只兔,开始时有一些难,很快地,这些题便再也难不住他了.只是他常常出一些难对的对联,让李东坡想去找下联.有一次,田高伯伯出了个上联:此木为柴山山出.李东坡已经想了好一会儿,才想出一个下联,他觉得已经够有水平了,就脱口而出:下联是-----水也成池个个竹.田高伯伯说:“不算太好,三点代表水,水也成池是可以的,但是个个竹就讲不通,再加上整句没有联系,你不如对‘因火生烟夕夕多’,你看怎样？”就是这些考题,大大地提高了李东坡学习的兴趣.现在田高伯伯来不了,他十分难过。

谢师宴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吃到下午五点，期间猜拳行令，推杯换盏，好不热闹。吃完之后，在十几里开外的老师们都骑着自行车各自回家，家地附近的老师和本村的人继续喝酒，一直喝到九点九。什么是九点九呢，也就是晚上九点零九分。渔池李的人们其他的数字都不太喜欢，但是非常喜欢九这个数字，他们认为九是万物的极数，九就是最吉利的数字。

其实,还在七点钟，李田顺就在张罗着为乡亲们放电影，虽然他也喜欢看古装戏拍的电影，可对放电影一窍不通。这不碍事，只要东家出得起钱，放电影的师傅自然会上门来的。乡亲们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电影，好不快活，都说是沾了李东坡的光。这几十年来，李田顺家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去年李东坡的奶奶李吴氏过九十岁生日，着实热闹过一回，但和现在比还是稍为逊色一些。

第二天，是李东坡上学的一天，全村来为他送行的亲戚不下六七十人，一挂展开来足有十几米长的鞭炮响起来了，有人拿来了锣鼓，说是来添点威风，李东坡坚决反对这样做，困为他觉得这太夸张了一点，自己只是考取了一所中专，以前别人考取了大专的人也没有这么做过啊。接下来是这个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和一个个大人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这浓浓的乡情让李东坡很受感动。李东坡的堂兄李东兴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老弟，千言万语一句话，渔池李的人民时刻在祝福你，一路平安。”李东坡道了谢，就踏上了去省城求学的路。

李东坡说不用父亲送他去省城，他知道怎么办，可他父亲一定要去，他也没辙。走出家门几十步,李东坡的感情十分复杂,他既想早一点见见外边的世界,又对家乡有无限的依恋.望望远处的田野和眼前的家,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那片在劳动累了时坐过的田埂,再见了,那一天翻耕过十五亩田的手扶拖拉机,再见了,那些叮过或没有叮过自己的蚂蟥们.

李东坡和他父亲走到有客车可以坐的地方,还要走三公里,可是刚走了一里路,就碰见在县公安局开小车的堂兄李东义。李东义停下了车子,问李东坡要去哪里,李东坡说去省城读书.李东义一拍脑门说:“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忘记了呢?哎呀,你们也真是的,咱们这是谁跟谁啊,说实话我们村好容易考取一个去省城读书的人,你们要是提前两天通知我,我就是怠慢我们局长,我也不会怠慢我的好兄弟啊.快上车,快上车.”说着他走下车来把李东坡的行李直接往小轿车里送,李东坡心里感到一阵热乎乎,多好的兄弟啊,多好的乡亲啊.不过老实巴交的李田顺还是怕耽误公安局的公事,不安地说:“大侄子,那太好了,不过你也有你的公事在身,你只要将我们送到前面那个客车招手站就行了,你还得忙你的事去呢!”

李东义说:“你说什么呢?伯伯,什么送到前面就行啊?今天我这个兄弟第一次出远门,这才十公里到县城,我一定要送到县城.”李田顺惴惴地说:“那你们领导不会责怪你吗?”

李东义说:“伯伯,你也太小看我们局里的领导了,不要说我在局里干了十几年,那怕是我才干了一两年,我们局领导都会支持我送一送乡亲的,人生在世,那个没有亲戚,再说我们这又不是干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上大学,人生只能有一次嘛,你只管放心好了.”

路上，健谈的李东义问李东坡：“据说你这次语文只考了69分，是不是统分这一环出了问题，凭我对你的了解，你的语文常常考110分,这次是怎么了,太阳还真从西边出来了吗?你查过分吗？”

李东坡说：“难得老兄这片情。不过我想还是算了吧，一来错分还是很少的情况，二来你知道我父母都没什么文化，我虽然读了些书，可是走到县城就不认识几个人了，谁会真心真意地为我办事啊。”

李东义叹了一口气说：“你这样离专科分数线也只差两分，如果语文不出意外，本科都是有可能考取的。唉，真可惜了老弟的文才啊。”

李东坡说：“人生难得几个知己，能有你这么个兄弟，我很高兴。”

四条腿到底比两条腿快得多,不一会他们就到了县城,李东义说:“大伯,虽然我每年要开着小车跑几十次我们渔池李,但也不可能每次都揩公家的油,这样吧,今后李东坡老弟要是每年搭上两三次顺道车,你们只管开口,好不好?”

李田顺和李东坡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你.”

李东义大手一挥说:“谢什么啊?顺道车嘛,又不浪费国家的资源,我这也算是支援国家的高等教育嘛!”贴心贴肺的话让李东坡父子俩十分兴奋.

坐上去省城的汽车,李东坡第一次体会远离家乡的滋味。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新鲜的，外边的天是新鲜的，远方的路是新鲜的，前方的山水是新鲜的，甚至长途汽车也是新鲜的。

其实从临鄱县城到省城直线距离只有五十公里,可是坐客车要走175公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临鄱县到省城之间河网密布,只有行走很慢的客船来往,客车不得不绕很大一个圈子才能到达.

离临鄱县城玉亭镇不远就是一条大河，五百里信江河从东向西来到临鄱县境内，和玉亭镇擦肩而过，再向西北方向流淌十公里就到了八百里烟波浩渺的鄱湖。信江河到了临鄱县境，人家就把它叫做互惠江，一如长江到了南京以下就叫扬子江一样。互惠江是临鄱人民的母亲河，李东坡对这条河有着深深的感情，是这条江养育着他长大，也是这条江培养了他非同一般的水性。不过，坐着汽车过互惠江只是他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事，现在，十九岁的李东坡真的要坐在车上过这条不知横渡过多少次的母亲河了，心里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他听人家说这条河上要修一条大桥，可一直说了三年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次李东坡又听说省里马上要从外省调一位临鄱人来当本省的省长，他想这座桥应该会很快修好吧，可是从这时起，一直到两年后那位临鄱人也没有调来，不过第三年那人真的调来了，不过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这是后话。

“互惠江，水汪汪，轮渡等得人心慌，少年等得成新郎，中年等成白头郎。”这首民谣反应了临鄱人民早已不满足于轮渡过河的心理。可从来没有坐过轮渡的李东坡觉得坐坐轮渡也好，至少现在来说是这样，从出生到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看过这能装得下十部大客车的轮渡呢，更别说是坐着他过江呢。李东坡想起了电影里的轮渡,原来也就是在电影里看看,现在看见真的了,不过,他现在坐的轮渡比那轮渡还要大一些.

平均要三十分钟才能过一趟的轮渡，这一次只用了十八分钟，因为当李东坡坐的客车刚到渡口时，那艘轮渡正在河边等最后一部车上船呢，李东坡坐的客车几乎不到十秒钟就直接上了轮渡，车一上船，那庞然大物就掉转航向直向对岸驶去，李东坡的心情就像这秋天的天气，异常的舒爽。

到了省城，李东坡以为就到了他要去的学校，一下车，才知道J省卫生学校在离开省城十二公里的一个城镇上，这个镇主要是靠十几所省属的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撑起来的，名叫石岗镇,是省城的一个卫星城镇.

在这十几所中等专业学校中，有J省电影学校、J省交通学校、J省粮食学校等等等等。这确实让李东坡原来高涨的情绪打了些折扣，他想，原来以为在省城读书可以常常逛逛省城，甚至可以免费参观各种大型的美术和书法展览，现在看来自己过于乐观。

时令虽然到了九月份,可是这地方竟然还有蚊子,李田顺爱子心切,帮李东坡捉蚊子竟然成了他送儿子上学的一项主要内容.李田顺不等李东坡开口,就早早地到街上买了一顶纯白的蚊帐给李东坡挂好了,然后就是钻到蚊帐内一只只捉蚊子.一只胆大包天的蚊子竟然稳稳地落在李田顺的手臂上,李田顺也不去打,眼睁睁地看着蚊子吸自己的血.李田顺想:不等他吸牢了,要打还不见得打得着,打不着,这蚊子岂不是要吸儿子的血,所以,为了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李田顺什么都不在乎.

做完这事,李田顺觉得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尽管李东坡已经远远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啥事不懂的小毛孩,可在大人心中,儿子总是长不大的.李田顺自己没有什么文化,说不出太多的东西,他所叮嘱的无非就是诸如“拳要打，字要写”，“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等道理，没人要听这些陈词滥调。再说这些话李东坡已经听了不下二百遍，他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李东坡以为现在他父亲会说一些深层次的或者至少是新鲜的话，可是没有，李田顺说的还是和十年前的话一模一样。

等一切安排妥当，李田顺对李东坡说：“在学校好好读书，以后有事就来信，有你四叔会看信呢。”父子二人又说了一些话，李东坡就送他父亲回去了。

J省卫生学校以昌北大街为界分成东西两部分,昌北大街的东面是学校的主体部分,占全校面积的大部分,那里有学校的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实验用的畜禽养殖基地、体育运动基地等等，昌北大街的西面只是少部分教师的住所。

在省卫校，李东坡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的班级点名，老师在讲台上一个个叫名字，学生在座位上答应一声，有点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舒慧嫦”，“付小牛”，“潘赟”，“何红耀”，“何贤芬”，“江玉荣”………………

陌生的第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认识了很多老乡，也知道了还有一些来自县城甚至省市城市的学生也照样在这儿就读。他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人家能习惯，我还不能习惯吗？第三天，李东坡被编在了公卫十三班，全称叫J省卫生学校公共卫生十三班。又过了几天，班干部选出来了，他考了442分，全班最高分，却连个组长都没选上。他想，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早日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就好。渐渐地，他知道在这儿读书其实并不比在省城差，因为这儿没有省城的吵闹，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要去省城玩也并不难，只要坐上五分钱的公交车就行，尽管这公交车很快又改为一角钱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喜欢逛闹市同学的热情。石岗镇是省城的卫星城镇，离石岗镇不远处有个地方叫西山，西山有一处很有名气的景点叫万寿宫，

西山万寿宫是个佛教基地,李东坡虽然不信神灵,但他很爱去庙宇、道观等一些有仙家气氛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从学校到万寿宫古建筑群,步行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吃过晚饭,李东坡最喜欢和同学们来这里散步.万寿宫是为纪念许真君而修建的一座宫殿.道教认为除了凡人居住的世界外,还有神仙的七十二福地,许真君修身的西山则是第四十福地.宫门正殿琉璃为瓦,重檐画栋。六株参天古柏苍老遒劲，其中三株有1700年的历史。走进殿内,真君塑像端坐中央,坐像头部为黄铜铸成,重500斤,十二真人分列两旁。

万寿宫内，有一颗铁铸的、吊着的大铁棒，重达二吨多，入夜时，如果撞击大铁棒，其声雄浑悠扬，可以传十里之外。每年正月二十七日许真君诞辰日和八月仙逝日，各地信民薰沐斋戒纷纷前来进香。成千上万的进香者比肩接踵，好不热闹。

在公卫十三班,第一个学期的一门主课就是解剖学,这是生理学、病理学以及临床诊断学的基础学科。开始几天是理论科，然后就是对照尸体标本学习，这让许多同学觉得不太适应，有的女同学第一次看见尸体标本，闻着那种福尔马林的气味，竟有呕吐的感觉，慢慢地就适应了。二十天以后,公卫十三班的每一个人拿着一个人头颅骨,一些胆大的同学就像是捧着一个玩具,没有了开始时的紧张感.

李东坡虽然对医学有些兴趣，但对于和尸体标本接触有些隔膜，他觉得这好像太残忍了，他还听说这些尸体大部分都是枪毙过的人，对这一行业的兴趣更是明显减弱。有一次，省卫生学校送来整整一卡车的尸体，公卫十三班除女生外，所有的男生全部参加劳动————抬尸体下车，并送到解剖实验室。对于刚刚接触解剖学的学生来说，这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劳动。

背完尸体，班主任郭老师把大家叫到教室，说是他要请同学们一次客。同学们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老师请学生怎么可能呢？没有想到，班长真的把一篮子熟鸡蛋放到大家面前，说：“同学们，别客气，这是郭老师拿粮票换来的鸡蛋，他说大家辛苦了，没有什么吃的，每人吃一个鸡蛋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敢吃，郭老师知道大家的意思，很快地离开了教室。班长带头吃起了鸡蛋，于是，你一个我一个，一篮子鸡蛋这才吃完了。

卫生学校的生活，说丰富却也单调，一天到晚就是和尸体、显微镜、试管等等打交道，这样的日子并不是李东坡很喜欢的。

让李东坡觉得新鲜的是每天的长跑锻炼,学校为了增强同学们的体质,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就让大家起来跑步.跑步以班为单位,不管男生女生,一视同仁,当然遇上个别女生特殊情况自当另说,李东坡原先是很不喜欢跑步的,可是跑着跑着,他来精神了,他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国庆节就要来了。国庆节来了，让李东坡大显身手的时候也就到了.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特别是庆祝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再次夺冠，J省卫生学校打破以往只在元旦和五四青年节才召开文艺晚会的惯例，另外在国庆节安排了一台大型文艺晚会。

J省卫生学校国庆节文艺晚会开得别开生面，有相声，有小品，有舞蹈，有杂技和魔术，有大合唱还有男女声二重唱，不过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难得一听而又魅力无穷的相声。

如果说曲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那么相声就是文艺百花园中最别致、最具大众化的一朵奇葩，它是老百姓喜闻乐见、最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早期，相声更是为人们特别是青年所喜欢。虽然在读高中时，李东坡也说过一次相声，可是那时只是背一背台词，做到不卡壳就差不多了，在表演上并没有多大的要求。现在，在新的环境，李东坡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演出更上一个台阶。

晚会一开始，是男女声二重唱，紧接着，那个长着双眼皮、一笑有一对小酒窝的报幕员走到台前，以一种颇具韵味的声音说：“大家对于相声可以说是很熟悉的了，相声既可以讽刺落后的事物，也可以歌颂先进事物，还可以让人增长知识，下面就让我们欣赏相声《对对联》，表演者公卫十三班李东坡、朱永琦。”

平时看起来并不十分优秀的李东坡一走上舞台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妙语联珠，口似翻簧.演出结束时，掌声四起。李东坡谢了幕就往后台走，想不到，等他洗完妆，准备走下台时，台下的观众竟然还在鼓掌，他只好和他的搭档再次走出来谢幕，这一次谢幕引起了更大的掌声。李东坡想，掌声再大，自己也不能在台上占用太长时间，于是，他示意了一下他的搭档朱永琦，两人又一齐离开舞台。这时，朱永琦不知道让什么绊了一下，把脚给崴了一下，这一下崴得可不轻，朱永琦头上竟然沁出了汗珠，这样耽搁了片刻，两人又在台上多呆了一会儿，可是这时候观众的掌声还是经久而热烈，如果人已经下台，也就没有必要再次谢幕，可是既然还在台上，听到观众那么热烈的掌声，不去谢幕又似乎过意不去，李东坡看了看朱永琦，似乎是征求他的意见。朱永琦虽然和李东坡同岁，但比他要大几个月，又是副班长，他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不要管我，你去，你快去啊。”于是李东坡第三次走近观众，深沉地向观众们鞠了一个躬，这才听见掌声渐渐平息了下去。

是啊，这是1984年啊，对于许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别说是现场观看相声表演，就是平时在收音机里听相声也不是很多的啊。

演出结束后,全校反响十分强烈,大家议论纷纷,一时间在J省卫生学校,出现了人人皆说李东坡的局面.

公卫十三班一个个寝室卧谈会开始了,以前卧谈会的主题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国庆大阅兵,自从1959年国庆大阅兵后,时隔二十五年之后的大阅兵,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第二个是同年夏天中国女排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再次获得冠军,这第三个主题就是王纲演播的广播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播出,李东坡尤其喜欢听王纲的演播。可是，今天的主题变了，他们开始议论起这次的国庆文艺晚会来了。

“看了今天的演出吗,还真没想到,就他，他叫什么来着，叫李、李、李东……”

四五个声音接过来说:“叫李东坡。”

“对对对,就是这个李东坡,哎呀,长得还有点黑，都快赶上包公了，可一化妆，又那么英俊。你再看看人家演的那相声，嘿，还真不错”

“行了吧,你啊,什么叫不错啊,我敢说,就他那节目,那就是绝了,别说在咱们省卫校,就是拿到全省作为文艺节目调演,没准也能通过.”

“嘿,兄弟们,就你们那眼光,撑死了也就这个评价,要叫我说,李东坡这节目,要是拿到省上演出,没准还能获奖呢.你看人家那一举手一投足，人家还有现挂呢．”

“等等,等等,什么叫现挂啊,这个我还真不懂.”

“外行了吧,现挂啊就是说相声以前根据当时周围的情景临时加进去的一段台词。”

“原来这就叫现挂啊。”

“他那说学逗唱，太美了。哎呀,真没想到,就咱这个省卫校,还就出了这么个人物.”

又有个男低音忍不住了：“听我说，听我说，以前啊，在咱中国的相声界，我最羡慕的就是侯宝林，再后来我崇拜的是马季，马季之后我就喜欢姜昆，后来姜昆的节目又不新鲜了，又走出来个能演能写的牛群……”

“什么啊，难道只有牛群一个人会写相声吗?我来问你,侯、马、姜，哪个不会写？”

男低音又说：“我也没说他们不会写啊,不过我觉得还是牛群的相声写得最好,可他们毕竟是名人,要照这样子发展下去,我敢说,咱们学校的李东坡要不了几年能赶上他们”

在一旁听了很久的一个“少白头”慢条斯理地说:“也怪，咱这是卫生学校啊，又不是文艺学校，怎么就出了这么个小笑星呢。”

“这还不知道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有了李东坡啊，以后你就返老还童去吧。”

寝室里传出一阵中气十足的笑声，这可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啊。

“少白头”自我解嘲地说：“这就叫李东坡的相声真叫好，谁听谁都不变老。”

“对对，古有苏东坡，诗歌写得火，今有李东坡，相声逗人乐”，又是一场大笑。

男低音不解地问:“班长，你说这李东坡这么厉害，他怎么在班上连个组长都没当上呢？”

班长略一沉思，觉得还是把真相给大家说了吧，他为了增加幽默的气氛，故意把腔调拉长了说：“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李东坡，可真是不得了，他这次高考，完全是失误，他录取到我们班，是分数最高的，442分，你们没谁比他的分高吧。”

“ 我看是没有，原来我以为我的分数在班上是最高的，没想到他比我还多一分，那怎么还能说是失误呢？”少白头说。

班长又说：“ 你看了他演的相声，应该知道他的语文水平怎么样，平时的语文考试，120分的卷面分他从来没有低于110分，可这次高考,他的语文只考了69分，69分啊.同学们啊,120分的题,要考72分才及格,他这次的语文成绩,还没有及格呢.”

一个外号“公子”的同学,长得和电影演员陈佩斯一模一样,再说他本来就姓陈,每一次的卧谈会都少不了他，这次他听了班长的话忍不住说：“怎么,69分,还真没有及格,也不管他的水平如何吧,就在舞台上那几下也确实了得,要说别的不及格我也许相信,可要说他语文考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可能相信.”

班长说:“你看，他来卫校的分数是442，离专科分数线444分只差2分，要是语文考及格了是多少分？”

男低音附和说：“考及格了那语文就应试是72分啊，总分就是445分，够上专科线了。”

班长又说：“如果语文发挥得好，他本科都能考上啊。”

这时少白头说：“哎呀，可惜，可惜，一个本来可以读本科的人却来和我们凑热闹，真的是可惜了。”

“公子”见“少白头”长人家的志气、灭大家的威风，就很不高兴地说：“不过话说回来，这好像又不可能啊，要真是这样，还来和咱们凑合着读这么个卫生学校有什么意思，要是我，肯定会去等下一年再考。”

班长说：“公子，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你爸爸当着副县长呢，我们可都是农村来的，用你们城里人的话说,我们就是土豆,我们就是地瓜.”

“公子”说：“我的大班长，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分什么城里来的乡下来的，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来没有把农村来的同学叫做土豆和地瓜的。”

班长说：“那就好，那说明你对农村来的学生没有一点歧视，不过，来自农村的学生，能够来省城读书就不错了。”

“公子”还是不服地说：“那也不能就这样算了，查分啊，打去年开始，国家明文规定，如果对高考分数有异议，可以查分，这总不至于农村学生不能查分吧。”

班长说：“这你又有所不知了，李东坡的爹妈，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出门三步就不认识什么人，你叫他们上哪儿查分去啊。”

“公子”觉得班长说得有理,就说:“也是。”

班长接着说：“李东坡成绩不错，可是他来咱们学校报到的时候竟然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

男低音急不可奈地说：“没有录取通知书，那他是凭什么报的到呢？”

班长说：“李东坡也不是没有录取通知书啊，据说是让他不小心弄丢了。”

少白头说：“我看他记的那些台词，多么熟练，他怎么竟然会把录取通知书都弄丢了呢？”

“公子”说：“这倒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啊，就这么一回事，有精明的地方自然就有粗心的地方，不然反而觉得不可思议了,也就是说处处都精明的人几乎是没有的.”

班长说：“咱班的班主任郭老师看他分数高，本来是打算让他当一个组长的，可又考虑到他有点马大哈，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郭老师已经在考虑将李东坡任命为组长的事了。

夜已经很深了，公卫十三班第一号寝室的卧谈会刚刚结束。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为没有课，李东坡到七点半才起床，洗漱完毕，他走在街上打算吃早餐，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他：“李东坡，我请你吃炒粉。”

李东坡一看原来是隔壁班的一个老乡，因为有一身好的武艺，人称“李连杰”，《少林寺》正风靡一时,演《少林寺》的李连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能得一个这外号也不简单啊.李东坡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吃早餐？”那老乡说:“你演的相声太好看了,别人说我的武功好,还不如你出名快啊,你看,你在台上站十几分钟,台下下两千观众,谁不认识你?”

李东坡笑笑说:“谢谢你啊,不过哪儿有你说的这么神啊?”

那老乡说:“可别谦虚了,现在都有人叫你做相声大师了.”

李东坡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过他知道,他的相声和电视上的比还有一些差距,但在学校还真没有人能和自己相比.

元旦节马上就要来了,学校又通知李东坡,将要举行元旦文艺晚会.叫他准备一台相声节目.

李东坡已经不再满足于说别人创作的相声,他要自己写出一部相声作品,结果他用了五天时间就写出了一个相声脚本.著名相声演员笑林说过 :“写一个相声段子，有时候比写十部连续剧还要难。”他能这么快就写出一个相声作品，也真难为了他呢。

在离元旦还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东坡将相声脚本交给元旦晚会的导演.他和一个来自景德镇的同学合作，用元旦前的有限时间把相声排练得很精彩.

李东坡在学校最要好的同学是潘赟，这两个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他们都是经过复读才考取的人，都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都是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小伙子，连他们那略显黝黑的皮肤都很相似。

一个周末的上午，李东坡和潘赟决定去省总会去看画展,这次展出的是J省著名画家彭友善的专题画展-----虎的畅想.他们每个人带了一瓶矿泉水就走出校门.走到学校传达室门口，有一封寄给李东坡的信,那是李东坡的二姐家寄来的信.李东坡说：“太好了,看到家里的信,我就像是又回到了家一样.”

在去往省总工会的公交车上,李东坡和潘赟买了车票找了个位置坐下,没有等车开出一站地,李东坡就在车上把信看完了,潘赟看着李东坡那喜不自胜的表情就打趣地说：“你这还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李东坡假装恼怒地拍了潘赟一下说：“看看你，还真是一个新时代的孔乙己，说的话还真老古老古的。”潘赟说：“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你才孔乙己呢。”信的大意是说：李东坡的二姐生了一个男孩，李东坡听了真的为他二姐高兴。他和二姐只差一岁多一点，从小学到高一年级，姐弟俩一直在一起读书（只是读完高一，他姐姐就没有继续读），所以姐弟二人的感情很好。仅仅在一年前，李东坡的二姐生过一个男孩，可由于没有来得及送往县医院接生，只好让农村的接生婆接生，竟然夭折了。现在，总算是时来运转，他的喜悦也让潘赟受感动。

潘赟问：“你真的家在农村啊？”

李东坡说：“这还有假吗？我家真在农村，而且是一个离县城都有十公里的地方，这就是正宗的农村啊。”

潘赟说：“你生长在农村，就算你的文学水平再高，你的相声怎么能说得那么好呢？我们班上那些出生在城里的同学也远远不及你啊！”

李东坡说：“你过奖了，不过，这说相声首先得普通话说好了。”

潘赟说：“说起你的普通话，那就更有些神了，你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没见你普通话说得有多标准啊，也是和我们一样说的是南方普通话，可是你一上台，普通话怎么就那么标准、那么圆润呢？真的，我很羡慕你啊。”

李东坡说：“你太拔高我了，我说得也没你夸的那么好吧？不知道你在电视上看见过李谷一没有？李谷一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普通话也是很不标准的南方普通话，可是，如果她登台唱歌，吐字非常清晰！”

潘赟说：“是吗？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呢？”

李东坡说：“其实，平时她并不是不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只是作为一个南方人，如果平时说话也卷起舌头，把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周围的人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只要听得懂就够了嘛。说话的人自然不想让别人不习惯，否则那不是太不合群了吗？但是到舞台上就不一样，演员面对面的不是身边三五个朋友，而是成千上万的观众，你必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观众能听清楚；从反面来说，如果你咬字不准，人家就会说你土气，说你不够一个演员的条件。”

潘赟说：“噢，我知道了，台上和台下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完全是根据接受对象的要求而定的，因为人们对台上和台下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就有两种不同的腔调。”

李东坡说：“你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也很羡慕你！”

潘赟说：“是吗，你羡慕我什么呢？”

李东坡说：“你的毛笔字写得那么好，我真的很羡慕，你能不能也教一教我写字啊？”

潘赟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你如果真想学，我当然很乐意教你，不过，我的问题还没完呢。”

李东坡说：“请你继续吧！”

潘赟说：“你的普通话怎么能说得比城里人的还好呢？”

李东坡说:“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哥哥从部队买回来一台收音机，要六十多元钱呢。那时候，能有这么贵重的收音机的人家，在农村还是很少的。虽然我对我哥哥并不喜欢，因为他退伍后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但这部收音机客观上对我很有好处。”

潘赟说：“就是因为一部收音机就能说相声吗？”

李东坡说：“这当然不是。自从有了收音机，我渐渐地喜欢听相声。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听过十二年的相声了。候宝林、刘宝瑞、马三立、马季、姜昆、李文华的相声我都很熟悉，有的我还能背下来。小的时候，我家的隔壁住着一个从城里下放来的右派分子，他有两本相声书，他见我小小年纪就想看那两本书，就主动借给我看，这两本书对我的帮助也不小呢。”

潘云说：“就凭着书和收音机，你就能把相声说得那么溜，还真是有一些天赋。”

李东坡说:“也不光是听收音机,我也常常找机会看演出.有一次市里的剧团下到我们村里演出,其实唱歌我倒不怎么喜欢，关键是听说有两个相声段子，人山人海,我挤不进去，我就爬到树上看,不小心从三米多高的树上掉下来,当时痛得我十分钟说不出话来，急得我母亲紧紧地抱着我一个劲地叫心肝宝贝。我心想，这下完了，全完了，还想说相声呢，现在连话都说不了了。”

潘赟说：“哎呀，你还真是爱相声如命啊，看来，为了相声，你还真吃了不少的苦呢。”

李东坡说：“这不算什么，我听收音机里说，侯宝林大师小的时候为了学说相声，那才叫辛苦呢。”

潘赟说：“怎么个辛苦法？”

李东坡说：“这相声啊，它现在是人见人爱，可是早在民国时期，它可没有什么地位啊，总和穷字沾个边，侯宝林十一二岁的时候，想跟人学说相声，可是他又没有钱拜师学艺，于是，他常常悄悄来到相声场子旁边的馄饨摊上，买一碗馄饨，远远地看着人家说相声，他想多呆一些时间，于是他手中的那碗馄饨能吃上一个小时，因为如果吃完了馄饨，他就再也没有理由呆在那个馄饨摊，到了深秋以后，他那碗馄饨常常被冻成了冰，可是为了偷艺，他不得不一口口地把那冻硬了的馄饨慢慢咬化了再吃下去，你说那样的日子苦不苦啊？”

潘赟说：“怎么着他也算是有面对面的老师，可是你主要还是跟着收音机学习，你还真有一些天赋呢。”

李东坡说：“你不知道，当我们说相声的两个人往台上一站，能够给台下那么多人带来欢乐，那是多么大的快乐啊。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天赋，反正我肯定是受了上一代人的遗传吧。”

潘赟一听，觉得有些好笑，心想：就你那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父母，他们能传给你什么呢？于是，他故意调侃地说：“莫非你父亲也会说相声？”

李东坡笑笑说：“怎么可能呢？不过，别看我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但他还是很有些艺术细胞的，我父亲还有个外号呢？”

潘赟说：“是吗？什么外号？”

李东坡说：“人人都称我父亲为‘鼓神’。他是1924年生人，刚解放时，他才二十五岁，从那时起，一直到1966年，每到端午节举行龙舟赛时，就是他最风光的日子。他为我们渔池李的龙舟队打了十六年的鼓。我们村的龙舟只要不是他打鼓就没有胜过，而只要是他在打鼓助威，就没有败过。”

潘赟说：“这还真有点神了啊。”

李东坡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有一句口号我现在都还记得，叫做：文化大革命，必须破四旧。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雅俗共赏的龙舟赛作为四旧被禁止了，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他悲伤的十年，尽管我们村的经济长期以来是周围最好的，可是我很少见我父亲高兴过。”

潘赟说：“这就叫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李东坡说：“英雄是谈不上的，不过我父亲还真的爱好这一门。另外，他还是远近有名的戏迷，为了看戏，他能一口气赶上三四十里路。他看过多少场戏，他自己也数不过来，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龙舟没有了，戏也看不上了，正如我大姐说的一样：‘文化大革命，要了爹的命’。他就只好一吃完饭就拿双筷子敲饭桌。我妈听他敲桌子，就觉得很不好看，几次抢了他的筷子，他最后也不拿筷子敲了，用双手的食指敲桌子，这声音毕竟要沉闷一些，我妈只好由着他去了。”

潘赟说：“你父亲真逗。”

说着话,省总工会就到了,J省卫生学校和省总工会分别在省城的两个极端,所以,他们足足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

一下车,远远地看见省总工会门口写着的“著名画家彭友善画展”几个大字。这两个人，只有李东坡爱好画画,但他们都很喜欢欣赏绘画，特别是李东坡，他觉得看美术展览，是一种十分愉悦的享受。

在展览的大厅，有一幅很考究的画展说明，上面写着对画展作者的介绍：

彭友善 (1911.7—)，字至斋，号超真，别号虎癖居士。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J省临鄱县人，少年时曾师从刘海粟、潘天寿等。1931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从徐悲鸿先生习西洋画。抗战胜利后又拜齐白石老人为师，习大笔写意画，为20世纪国画的创新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擅人物、走兽、兰竹、花鸟、山水皆精，尤擅人物及虎。由于彭友善是李东坡的同乡人，所以很小的时候李东坡就听说过彭友善这个名字，人称“临鄱二彭”，现在看到了他的画展，觉得很亲切。

在省总工会,有一位年若五十开外的长者带着两个年轻人也在欣赏艺术展。李东坡被他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深深地吸引着，就不揣冒昧地和他攀谈了起来。想不到，这位颇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是省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姓霍，叫霍玉龙。李东坡尊敬地称他为霍先生。

啊！对于李东坡来说，这真叫做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虽然李东坡的相声得到过许多人夸赞，可是，艺无止境，他并没有满足于在J省卫生学校这个舞台，他期望得到专家的指点，因为他想到更大的舞台去实现他的人生梦想。多少次，他梦想得到大师的教诲，哪怕就是省城的相声老前辈的教育。可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和文艺毫不相干的学校的学生，不要说是不知道相声专业演员姓什名谁，家住哪里，就算是知道了人家，人家会诚心教你吗？说不定和你说几句话都不太愿意呢！

可今天也不知道是那辈子修来的福，这霍老师不但相貌堂堂，看样子对他这个年轻人还很亲切。李东坡几乎激动得要掉眼泪了。

经过初步对话，李东坡也认识了那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个是霍玉龙老师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学生。霍先生得知李东坡也爱好相声，感到十分惊喜。在他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尽管许多人对很喜欢听听相声，但是，真正热爱这门艺术并懂得它的人还是很少的。

谈着谈着，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由于快到吃中饭的时候，霍玉龙老师挺客气地说自己要回去了。这两位年龄相差较大的人竟然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为了让李东坡能够和他取得联系，霍玉龙老师拿出一张纸来，将他的家庭住址和单位地址一一写了上去，充满期待地对李东坡说：“以后可别忘了到我家里来玩啊。”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东坡觉得和霍玉龙老师的聊天，受益很大。李东坡真没有想到这位萍水相逢的专业演员竟然对他也高看一眼，他心里暗暗想：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他。

一个星期后，又是星期天，李东坡果真找到了霍老师的家里。不过，这次，他是单独去的，再也没有叫上潘赟和他一起去。上次和霍老师的相会，虽然潘赟也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可是，毕竟他更专长于写文章和书法，那场面总让潘赟有些尴尬。李东坡不想为难人家，就独自去。

这一次，霍玉龙老师和李东坡谈的有关相声的知识就更多了。霍玉龙说：“我的师傅就是侯宝林大师，不过，侯老师下乡或者是不在单位的时候，我也会上刘宝瑞大师那儿学艺，人家都叫我是偷艺的河北人。”经过上次的交谈，霍玉龙和李东坡似乎已经十分熟悉了，几乎无话不谈。

李东坡暗暗称赞霍玉龙先生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上次谈了那么久竟然没有说到他有那么两位大师做师傅。霍玉龙说：“我们那会儿学艺可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幸福，下着大雪的时候，我们得和师傅一起把门口的雪扫干净。一扫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然后就是早上的练功，主要是练气。一个演员，最志码的要求是中气得足，不但要吐字清楚，字正腔圆，还得使自己的声音让每一个观众听得见，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好，其他一切免谈。我记得很清楚，侯宝林大师经常是在早晨要求我们练气，要做的功课就是对着堆好的雪人吹气。这一吹起来就是三四个小时，可真是个累活，然后接下来就是练绕口令。”

一提到绕口令，李东坡更来了精神，他怯怯地问：“请问霍老师。您能不能说一段绕口令？”霍老师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啊。”接着，他就说起来了：“从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拿着一个喇叭，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吧……”。李东坡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听过相声演员说段子，他十分感谢霍老师的无私传授。

第二章

平时的李东坡给人的感觉并不十分优秀,尤其是在体育方面,他除了游泳很有个性之外,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跳马,别人能一跃而过,他却竟然会坐在木马上下不来;俯卧撑,别人能做二十来次,他却只能做四五次.可是,同学们也并不笑话他,因为他的为人比较低调,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特长,只是从不说出来而已,他教会了班上三个人游泳,而除了那三个人之外,竟然没有人知道他会游泳.有谁会笑话一个为人从不张扬的人呢?不张扬归不张扬,可是,要是遇上太误解他的人,李东坡也水会客气的.

有一次，李东坡的所有乡友们在省卫生学校举行一次乡友会，前来参加的老乡竟有三十多个人。有两个老乡在这需要注满乡情的环境里，竟然也自我欣赏地说着一口在李东坡看来十分别扭的普通话，虽然他理解他们想卖弄一下普通话的心理，但李东坡还是觉得有些看不惯，他想乡友会无非是要用乡土语言来沟通老乡之间的感情，要说普通话，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说呢，这不明显是做作和逞能吗。

李东坡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想着什么就说什么，就用家乡话对那两个老乡说：“二位朋友，我们这儿开的是老乡会，在这儿说普通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可是那两个老乡不但不听，反而笑着而且异口同声地挖苦了李东坡一句，说：“你是不是不会说普通话？”挖苦的这一句话让李东坡一时语塞，因为这是他未曾想到过的一句话，不过这两位老乡并不是本校的学生，他觉得也算可以理解，但对于他们的挖苦，他不能沉默。他迅速冷静下来，在思考着回应的话，这时再不作出反应，他这个在卫生学校有名的“校嘴”岂不太窝囊了？李东坡冷笑了一声，说:“普通话我倒是说不好，不过你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我的演出，也欢迎你们跟我学说相声。”看着对方尴尬的表情，李东坡心里美滋滋的，他想：谁叫你们不知天高地厚。

李东坡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就在这次乡友会上,那两个讽刺他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乡,知道了李东坡在卫生学校是个名人,也对他友好多了.可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正手不释卷地看着一本书，书名是《希特勒传记》。虽然不是很厚，但是很精装，估计要人们两天的工资才能买得到。李东坡想：世界上多少人的传记需要人们去整理，去挖掘，怎么能偏偏看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的传记呢？这种人就只能让世人去诅咒，去攻击，不值得人们去看，看我是怎么把这全书销毁的。于是，他就问那个已经变得很友好的老乡借那本书看，那老乡说：“没关系，你看吧！”李东坡说：“我看两天就行。”两天后，李东坡实在还不出那本书，他说他不小心把它弄掉了，只好还那老乡三元钱，那老乡说什么也不肯要三元钱，最后勉强同意收了两元钱。其实那本书，李东坡一眼也没有看，借去的当天下午，那本书就到厕所报到去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思潮异常活跃,在J省卫生学校,有些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的学生,大言不惭,标新立异,说蒋介石也有他的好的一面,李东坡听了,差点没和说这话的人打架,他认为,就是再过一千年,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总不能五百年以后突然说岳飞不是好人吧?为了表示对持那种奇谈怪论的同学的愤慨,李东坡当即写诗一首《骂中国二坏人》：其一是：名叫蒋介石，无荣只有耻；民族大罪人，千秋骂不止；剿灭共产党，杀生唯嫌迟；东北不抵抗，引狼入家室；西安事变后，拘张把言食；黄河花圆口，造恶当福祉；密谋皖南变，臭名留青史；万恶说不尽，口诛嫌秽齿。 其二： 名叫汪精卫，一生无限悔，卖国又卖家，万年唯有罪。虽然这诗有些过于感情化，但是它真实地说出了觉醒后的人们对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感受,受到不少同学的好评。

一周之后,郭老师找李东坡进行了一次长谈。又是一个星期之后,郭老师决定由李东坡担任第二组组长,原第二组组长因为粗心大意搞坏了一台显微镜被替换了下来。在任命李东坡为组长前，为慎重起见，郭老师在每周一次的班会上和同学们说：“同学们，李东坡同学最近的表现大家都是看见的，我想提议他为第二组组长，大家还有没有意见？”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说完，教室内响起了一片掌声。班长突然说：“我有意见。”郭老师和其他同学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他，这个一向稳重的同学怎么会说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郭老师见大家都很尴尬，就问：“你说对李东坡同学任组长有意见，你把你的意见说一说给大家听听。”班长说：“我的意见并不是反对的意见，我是想说，既然李东坡的相声说得好，我是想说在他任组长前，是不是让他准备几天，说两三段单口相声，哪怕是说一段也好。”同学们一听，这才高兴地拍起了巴掌。李东坡见大家这么看得起他，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可是他又从来没有说过单口相声。他只得笑一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如实地说：“谢谢大家看得起，不过单口相声，我的确没有说过，如果你们真的想听，这样吧，让我和朱永琦商量一下，看是不是能在班会上为大家说一段对口相声。”于是，教室里又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以前郭老师的办公室只有几个班干部才能出出进进,那时李东坡是多么羡慕这些班干部啊,想不到仅仅过了不到一个半月,他也可以和其他班干部一样向郭老师汇报工作,这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老师莫大的信任,也是个人莫大的荣耀.李东坡决心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好好为班上多做一点工作.

一个月之后,学校有几个入党的指标,郭老师明确指定李东坡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全校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郭老师对李东坡说：“东坡，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入党积极分子的指标，每三个班只能有两个，这个指标给你，可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学校对你最近的表现也挺满意，希望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李东坡说：“谢谢学校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郭老师说：“据说，你画画也不错，什么时候画一张给我看看。”李东坡说：“画是喜欢画一下，不过画得不怎么好，我怕你看不上。”郭老师说：“这个你也用不着谦虚了，再有半个月，学校要举行两年一次的校运会，学校需要在校运会上营造一下气氛，需要张贴一张大型宣传画，如果你画得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李东坡说：“不一定能行，不过请让我试试看吧。”

画宣传画，首先得有基本的条件，最起码得有画画的桌子，李东坡没有。从学校领来了画画的必须工具，李东坡想在寝室完成这项任务，可寝室只有一张课桌作为同学们的不时之需，他想把这两张桌子拼在一起用。他又一想：如果是那样的话，寝室里其他同学就没有走路的地方。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李东坡就利用星期天同学们出去玩的空隙，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把自己的床位当作画桌。就这样，经过辛勤的工作，一幅画工细腻的宣传画呈现在郭老师的面前。

半个月后，J省卫生学校校运会如期举行，一张以体现女排精神为内容的宣传画出现在省卫校那宽阔的运动场上，当全校两千多学生在庄严的运动员进行曲中陆续步入运动场时，两千多双眼睛几乎都瞄向了李东坡画的那张宣传画了。

此时此刻，李东坡的心里真是异常激动，想起自己从一个平平常常的农家子弟成为一个J省卫生学校的学生，并且即将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这一路走来有过多少沟沟坎坎,又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啊。

校运会开过不久，就要放寒假了，想着马上就要回到亲人身边，李东坡格外高兴，他真恨不得马上把这学期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向家里的亲人全说出来，不过有一点让他不太开心，他对所学的专业不是很感兴趣，专业课的成绩只能算中上游，这可能和他的业余爱好太多有关系，除了说相声和画画，李东坡还能填上几首不错的诗词呢。

回顾这一学期的生活，李东坡写了一首词，名叫《清平乐。卫校生活》

卫校生涯,相声与画画，乐在其中报国家,生活灿若彩霞.

描绘中华之春,学习女排精神,青年若有朝气,社会阔步前进.

J省卫生学校的领导得知李东坡写了一首积极向上的古词，于是把他这首词的下阕用醒目的大字写在学校的餐厅里，虽然餐厅不是个很高雅的地方，但自己的作品能在全校公之于众，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写诗作赋的人在J省卫生学校几乎是廖若晨星，这首词从专业的眼光看也许还显得稚嫩，但这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来说，应该说是不错的了，在J省卫生学校许多师生心目中来说，这李东坡似乎是个有三头六臂神话人物，竟然能把说相声、画画、作词融于一身，实在不可多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

在临近放寒假的前一个月里，李东坡享受了他这一辈子难得的愉快时光。

怀着喜悦的心情，李东坡回到了他分别五个月的家乡过寒假。

这五个月，对于李东坡的父母来说，像是过了十五个月，因为他们从李东坡的来信中得知远方的儿子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天天盼望他回来。

那一天，李东坡的父母跑到离村庄两公里在的地方去迎接他，刚见到李东坡时，李田顺两夫妻原来像核桃仁似的脸，一下子笑成了绽开的花朵。东坡妈几乎是抱着儿子，好像他不是从两百多里之外的省城回来，而是来自地球的另一端.

大年三十的下午，渔池李大祭祖的时候到了。渔池李有个与别处迥然不同的习俗，清明节从来不进行祭祀活动的，个别人甚至不知道清明节是干什么的，他们祭祀时间有两个，一个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另一个就是七月半。大年三十的祭祖，可谓隆重而热烈.渔池李的殡葬很集中,村上人有谢世的全葬在一块名叫“先人山”的大土丘上。说是山，其实那不过是一块比周围平地高出一米多的地方，这是一块面积大约为70亩、林木茂密的大土丘。它和周围一望无际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先人山成了临鄱县有名的墓地，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

那一望无际的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水乡特色的稻田和港汊。这些长得望不到边、宽只有四五米的港汊连着全国有名的鄱阳湖。

每到大年三十，“先人山”鞭炮声此起彼伏，然后就是香火弥漫，再然后，前来祭祖的子子孙孙们请祖先回去吃年夜饭，有的人说一些请列祖列宗们保佑子孙后代顺顺利利、一生发达的话。

李东坡的父辈五兄弟，只有四叔李田增算是最有文化的人，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校长，算是一个教育界的老前辈了。最初的二十年是初中的校长，后来的那所初级中学又发展成了高级中学，于是他又做了十几年的高级中学的校长。此刻，李田增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后生，打心眼里高兴。他说：“你们现在都是有文化的人了，比我们上一代强多了，我今天上午想写一副对联，只是想出了一个上联，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下联，你们想一想，看能不能帮我对出下联。”听说要对春联，年轻人一个个跃跃欲试。李田增说：“我的上联是‘一家九人皆姓李’，你们想一想吧。”李东坡想：四叔这对联很实在，他一家人也确实是一家九人都姓李，因为四婶也是本村人，再加上他们的三儿四女。李东坡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倒是想了一副，不知对不对。”李田增说：“你说说看，你现在在省城见了些世面，看来还真让你对成了呢。”李东坡说：“我的下联是‘一年四季都是春’。”李田增想了想，喜出望外，说：“你这对联对得太好了，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很符合这过年的气氛，看样子我真的老了，不如你们年轻人了。”说着高兴地笑起来了。李东坡被四叔一夸，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就说：“四叔太客气了，这恐怕也是我碰上的，我自己三年前想写一副对联，到现在还对不出下联，说明我也不怎么样啊。”李田增谈兴正浓，说：“那你把那对联说出来看看，俗话说：三个皮匠，抵个诸葛亮，我是不行了，说出来让你这些堂弟们试试看。”李东坡说：“上联是‘渔米乡里鱼米香’，不知为什么，我想了三年都没有想出来。”殊不知，他们一起想了十天也没有想出下联来。

这一次的祭祖，李东坡的家族可谓浩浩荡荡，这其中有他的一个伯伯，父亲李田顺，他三个叔叔，九个堂兄弟，六个侄子、堂侄，一共是二十一个人。在这次祭祖中，李东坡知道自己的祖先三百年前来自福建省惠安县，也就是那个妇女们“封建脑袋民主肚，节约衣服浪费裤”的地方。

这个假期李东坡过得十分开心。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天的时间，他在家乡的田野上捕获了三只野鸭。在田边的一口水塘里，还和他的一个在大家族中排行第九的堂弟捉到一只甲鱼(那是一只他从没见过的大家伙),李东坡看着这只甲鱼，心想，这会不会是我九年前放走的那一只呢。李东坡十一岁的时候，在这口水塘里抓鱼，脚下好像踩着了一只很大的旧鞋子，他伸出双手，想把那只旧鞋子从水里翻出来。没想到，翻出来的不是一只旧鞋子，而是一只很大的甲鱼。这只甲鱼被李东坡用力一抖，抖到了离水塘两米的岸上，它知道我命休矣，就没命地朝水塘里爬，李东坡看见这家伙太大了一点，不敢伸手去抓，他知道甲鱼咬住人非要放到水里才肯松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跑掉。

开心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就到了开学的时间。

渔池李有一个村民叫李剑和，他的岳父家就在附近的许家村，李剑和的小舅子在省会N市治病，他的岳父我们姑且叫他老许好了。老许要去N市看看儿子的病情，可是偌大的一个省会城市，对于老许来说无疑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这个连县城都很少到过的农民担心在大城市找不到该去的地方，听说李东坡在N市读书，并且在学校还有些名气，于是就想请李东坡帮他一个忙，帮他找到他儿子治病的那医院。其实，老许要去省城的日子比李东坡上学的日子整整早了两天，难得的春节大聚会、一家人团团园园的日子，他实在是有些不愿意提前返校的。李东坡的心最像他妈妈，看不得别人有困难，再说乡里乡亲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老许怕李东坡不会答应，好话说了一大堆，并说他有个弟弟在县财政局当副局长，到县城后可以住到他弟弟家去。李东坡对老许说：你弟弟家怎么能住呢。老许说：没有关系，我弟弟另外有一间半房子没有和他家在一起，在局机关的，很清静。

其实李东坡还真不是贪这点小小的甜头，因为他的大姑姑就住在县城，好住得很。一来是大姑姑当了二十多年街道办的干部，还有一个儿子在部队干得不错，是铁十六局专门负责铁路建设的一个头头。姑姑有儿子因为工资高，常常给父母寄钱，因此大姑姑家里挺宽敞，二来是李东坡有父亲李田顺和他的大姑姑比一般的兄妹感情还要好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李东坡的奶奶生了五儿两女，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是对共产党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日本帝国主义无能为力，对共产党却虎视眈眈，除了剿匪还是剿匪，国力日穷，水利建设几乎是零，李东坡的家乡十年要受九年的水灾，弄得民不聊生。1938年，李东坡的奶奶中年丧夫，面对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不得不作出一个让人揪心的决定——————在要饭的路上,将李东坡的大姑姑扔在了一个相对来说生活要好一些的村子。李田顺发现自己的妹妹被丢下了，找了两天两晚，还是没有找到,李田顺想,自己的妹妹长得好,一定是让人留下来做童养媳了,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他的猜测。解放以后，姑姑结婚了，也和娘家人联系上了，她听说她的哥哥找了她两天两晚,十分感激他的哥哥.常常隔三差五地来娘家看望娘家人.有一次,李东坡的姑姑回娘家,看见她的二哥李田顺掉进河里,顾不上自己也不会游泳,顺手扯下肩上的扁担就伸向了李田顺,一个大浪打来,她的二哥李田顺没有救上来,她自己也掉进河里.好在很快靠上来几条打鱼的船,船上的人们费了好大的神才把他们兄妹搭救上岸.从此,他们兄妹的感情就更好了.

李东坡很想去姑姑家住上一个晚上,因为自从读高中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已经两年没有去过姑姑家里.可是,看着老许那充满期待的眼神,想起自己已经是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李东坡还是承诺帮一把老许.真叫做天有不测风云，这一承诺————恰恰是李东坡对老许的这一承诺让李东坡后悔终生。

早上看着满天的彩霞，不管是李东坡还是老许都认为今天的天气肯定不错，至少不会坏到哪里去。想不到这彩虹是有很大欺骗性的,就像军人的迷彩服.李东坡和老许走上了去县城的路。他们已经买好了去省城的票，现在正往县城赶呢。可是天公不作美，李东坡和老许刚走了四华里路，下起了雨。

望着这带着阵阵寒意的春雨，李东坡说：“老许，我们回去吧。老许说：“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再说也许要不了多久这雨会停的。”李东坡说：“这季节的雨，停是不大可能，如果不会下得更大就烧高香了，我这把雨伞太小，我们如果这样走到县城一定会比落汤鸡更惨。”老许说：“大学生，我手里这把雨伞要大一些，我们换一换吧。”从“大学生”这个称呼中，李东坡明显感觉到老许想早日见到他儿子的迫切心情，再看老许手里的雨伞如果说要比李东坡的雨伞大一些，那也纯粹是老许的心理作用；就算老许的雨伞真的比他的雨伞更大，李东坡也决不会夺人之爱。虽然去省城不是回家，不能用归心似箭来形容老许的心态，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比归心似箭还要迫切。

对于老许称呼他为大学生，李东坡总觉得受之有愧，虽然那时的中专生因为稀少，不管是从安排工作还是从其在社会上的地位都绝不亚于九十年代末期的本科生，并且当时的社会上也确实习惯于把大学生和中专生都称为大学生，但是憨厚的李东坡觉得自己还不配这个称呼，竟然有些脸红起来，这和后来社会上一些人为了名誉和地位不择手段的获取较高等级的文凭甚至直接制造虚假的文凭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果然不出李东坡所料，不到十分钟这春雨竟然越下越大，由于是一路小跑，这时他们走出家门已经五里路了，再返回家明显不合时宜了。更要命的是，剩下的路比前面更泥泞，李东坡几次差点摔倒。

雨，下啊下啊，人们一般说的倾盆大雨就是最大的雨，可是用倾盆大雨形容那天的雨似乎还不够。随着雨越来越大，紧接着的是电闪雷鸣，李东坡以为有了雷电，这雨不一定会下很久，可是他错了，雨仍然像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不远处的河道里传来像怪兽一般咆哮声，让李东坡和老许都毛骨悚然。

不好说是祖孙五代人，但可以说李东坡祖孙三代都没有碰上过那么大的雨啊，真的没有，真的。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李东坡向人们描述那场雨时还心有余悸，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李东坡走过的那条路1996年被改造为省级公路，2001年离这条省级公路不远处新修了一条连接渔池李和县城的国道。可是二十岁的李东坡和当年的老许没有赶上啊（等路修好了，他们这一路的艰辛历史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在这心痛的“可是”后面是巨大的代价，是留给李东坡一家难以抚平的创伤。今天的李东坡已经无数次地夸过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交通发展的成果，他说这二十年胜过两百年。

就这样，李东坡虽穿着厚厚的冬衣，可是由于一直在艰难地走，全身发热，内衣被汗水浸湿，外衣被雨水打湿，这样的经历以前别说是体验，他听都没有听过。他们多么想这时候能搭上一辆车啊，对，要是在公安局开车的堂兄李东义的车突然出现那该多好啊，李东义这一向也难得看见，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退一百步讲，那怕是农村里最常见的手扶拖拉机也好啊，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别说是车本来就少，就是有车，有谁会在这么个大雨天上路呢？一路上他一共摔了三次跤，老许虽然在农村经的风雨多些，可毕竟年纪大些，同样摔了三跤。两个泥人，在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县城。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铁打的人也是吃不消的。

到省城以后，李东坡很快发现自己的食欲很差，第二天，他不但食欲差，还开始拉黄色的尿，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病了，他以为这病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所以他好几餐饭没吃照样坚持上课。第三天早上，他的胃口也没好一点，李东坡想：听大人说，自己只是在两三岁时生过不少病，可自从记事以来，不要说生病，连医院都从来没有到过，可这次怎么会一连几天这样病病歪歪的呢。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一定是得了不小的病。他想起和老许一路所吃的苦，他知道他生的这病一定和这次在大雨下淋了三个多小时有直接的关系，这事要怪就怪老许，可是时过境迁，老许在哪儿呢？

李东坡来到离J省卫生学校一公里之外的石岗镇医院，给他看病的是一个中年医师，姓胡，五十岁左右。胡医师问了几句病情，叫他化验一项尿常规。很快有结果了，胡医师说他患了急性甲型肝炎，并关切地告诉他：“不要紧张，这病来得快去得快，不过再快也要吃上一个月的药。”胡医师是对的，其实这种病对于青年人来说并不难治，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李东坡本想和学校说出实情，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给他看病的胡医师神秘地告诉他说：“这事别告诉学校，不然，搞不好要被学校休学。”其实，正是这善良的胡医师好心办了坏事。人们都说：你待人以诚，人必然也待你以诚。后来，同学们知道了李东坡悄悄治病的事情，都对他不冷不热，甚至不理他，因为同学们觉得李东坡欺骗了他们。其实，悄悄治病本来不是李东坡的初衷，就凭他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也从来没有把社会想得这么复杂,更何况几个月前李东坡在舞台上得到的阵阵掌声告诉他自己:社会是多么的好,人们是多么热情善良.后来的事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

当时，李东坡想:这医师太好了，非亲非故，他竟然把最贴心的话都对我说，等我病好了一定要想办法报答他。

要熬药，李东坡连一只煮药的炉子都没有，他想卫生学校有的是酒精炉，那是做化学实验用的，可他想起胡医师的话，不愿意向学校借，因为那样一来，有人就可能发现他生病了，他怕被休学。在买煮药用具上,他有时也会想:自己是不是太小气了,连个煮药的东西还要想到去借.其实,此时此刻他精打细算是正确的,因为他想,要想让身体好起来,在用药上多下点本钱是应该的,而又不想让已经为他付出很多的家里知道这些,其他方面不得不节省一点.

于是李东坡就从一个老乡那儿借来一个酒精炉，这才能吃上中药。不管怎么样，那医生对李东坡的治疗是相当有效的，只是吃了两剂中药，他的食欲就很快好起来了，尿色也没有先前那样黄了，他知道，治疗效果很好。四剂中药下去，饮食完全正常，尿色已看不见黄色了。

李东坡看到自己虽然远离亲人，又得了这种让人心烦的病，可十剂中药吃过之后，竟然好得这么快，他不禁对胡医师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此时此刻，胡医师在他的心目中成了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他又吃了六剂中药，可以说症状全都有没有了，他开始麻痹大意了。

仅仅在十天以前，李东坡曾经想：只要能治好自己的病，花多少钱都值得，因为只要身体好了，他这个入党积极分子就要转为预备党员了，这就等于花钱买前途。可是人是最容易得寸进尺的，这时的李东坡已经完全忘记了胡医师劝他至少吃一个月药的话，他甚至还想：这胡医师是不是太保守了，叫我吃一个月的药，简直是笑话，要照这样的效果服药，最多再吃上十天的药就足够了，再说喜欢给家里写信的他从没想过把这事告诉家里，他不想让家里人为他担心，他想等自己的病好了再跟家里说，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向家里要钱的机会，于是他想向同学借点钱，可转念一想，一个在外的学生谁都有自己的难处，怎么会有富余的钱往外借呢，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手头越来越紧了，但是为了健康，他还是咬了咬牙，又到镇医院开了十剂中药。

二十天后，班长通知李东坡去一下郭老师办公室，李东坡以为郭老师知道他生肝炎的事。他想：全完了，这下可全完了，不要说是什么预备党员，肯定要被休学。然而，郭老师问了一些他最近的情况以后，笑嘻嘻地说：“东坡，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好好干吧。”这大大出乎李东坡的意料之外，一颗大大的泪珠在李东坡的眼里打转，他太高兴了.他听说，有些人为了入党，挖空心思巴结领导，甚至给人家送大礼，还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可是自己就凭着在卫生学校的表现就能获得这莫大的光荣，人们还说，入党就是获得政治上的文凭。现在他还这么年轻，就光明正大地得到组织的信任，他一个来自农家的学子，能不分外高兴吗？

此时，李东坡自以为他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了。他想：现在别说是手头紧，就是手头很宽裕也没必要再浪费钱了，这个胡医师也真好玩，叫我吃一个月的药，还至少吃一个月的药，可笑，大大的可笑。

然而，可笑的不是胡医师，而恰恰是李东坡自己。接下来的两天内，他没有再吃中药，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吃上了另一种药，那药的名字叫后悔药。谁说世上没有后悔药，李东坡开始吃的这药不就是后悔药吗？

李东坡开始停药了，停一两天看不出什么不同，可第三天，他发现原来已经完全正常的尿色又开始变黄了。虽然饭量不见减少，但是他觉得这次得的急性甲型肝炎实在让人头痛。尿色变黄意味这病没有完全好。这时他已经隐隐觉得胡医师的话千真万确，他打算按胡医师的话做，可是已经晚了。他的心态在迅速变得灰暗甚至消沉，他不再那么自信了，甚至还有些自卑。老乡的酒精炉由于酒精已经彻底用完而还给了老乡.再向学校借是多么不好意思.钱不多了,酒精也没了,自己二十多天独自背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往前走,李东坡能走多远呢?他那稚嫩的肩膀能够承受住这些吗?

李东坡想想在家的日子,再想想最近在卫生学校的生活,一种从没有过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应该说,凭着他第一学期在J省卫生学校的影响,只要他把自己生病的情况开诚布公地向郭老师汇报,向学校汇报,他一定会得到同学们的关心,可是他没有.

李东坡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很大的转折.

原来李东坡由于成绩好,而且多才多世艺,深受同学们的喜欢,他在公卫十三班的人缘可以说是很好的。可是一夜之间，李东坡发现同学们看他的眼光似乎全变了，他觉得同学们都把他当成了公卫十三班的害人精，其实这种现象有一些是客观存在，有些是他的心理作用。在他看来，原来对他略有好感的同学现在对他敬而远之，原来对他亲如兄弟的同学也没有以前那么亲近了。其实，就算是这样，这也应是意料中的事，李东坡大可不必过份注意同学们对他的态度。而对李东坡来说，这种感觉已经远不只是与日俱增，简直就是与时辰俱增甚至与小时俱增，并且最终成为他沉重思想包袱。

由于在学校治疗得相当及时，加上李东坡得的是甲型肝炎，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学校基本上已经治愈，不过不能忽视的是还需要巩固疗效，而且需要好好地巩固。可是开学时李东坡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了，加上越来越重的思想包袱，他几乎快要崩溃了，他现在的所有症状全部是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而产生的。过份抑郁哪儿有心思吃饭，一个人不吃饭哪儿来的力气，没有力气，李东坡就认为这正是肝炎的明显症状，自认为有肝炎，思想负担就不可能去掉，只要有思想负担，厌食的表现是不会中止的，李东坡正在走上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李东坡的一个死结，这是一个后来压得他一家人喘不过气来的死结，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个偶然的契机，结果会很惨。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是后话。

李东坡这时的肝炎已经完全好了，这时候，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多愁善感。

这种疾病的某些症状和肝炎几乎一模一样：消化不好，饮食少，体力弱。

李东坡还在吃那些治肝炎的药，能有用吗？

为了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决定回老家去看病了，尽管这时他的病主要是心理压力导致的疾病，而不再是他自认为的肝炎。他现在从原来的不愿意打扰家里人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了，那就是今后的无病呻吟，而且这一呻吟长达两年，使他原先在J省卫生学校的声誉大大降低，直至完全消失。

李东坡在一次偶然的煮中药的过程中，同寝室的同学冯小宁问他：“东坡，你吃药干吗？”李东坡如果知道后来的结果，他怎么也不会说出那句看似平平常常的大实话，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一句话，使李东坡原本前程似锦的人生道路充满崎岖和坎坷，因为即使回答充满隐私也不会给全班同学带来任何坏处.

李东坡说:“我生病了，好象是肝病”。就这一句话,李东坡见冯小宁的眼神马上有些异样,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歧视,并且冯小宁的眼神马上又恢复了常态,并以一种十分关心的口气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青年人得这种病其实很容易好。”应该说他的这个同学说的是真话。

这天晚上，李东坡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独自起床到学校外面的商店买了一包烟，他本想坐在学校外面独自抽完这包烟，可他又怕学校的大门会关上，到那时想进都进不来。他只好走进学校，坐在学校的大操场上闷闷地抽着烟。本来他是从不抽烟的，可是心很烦，他只得来个借酒浇愁，他觉得这香烟并不好抽，味儿怪怪的。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不知不觉就抽完了一包香烟。当他下意识地伸手再去烟盒里拿烟时，才知道烟已经抽完。他苦笑了一下，这烟抽起来苦，不抽更苦啊。他默默地走向寝室，同学们都已经睡了，他坐在床上，慢慢地脱衣服，每脱一件，又愣一会儿神，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日子。

这几年的生活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面前呈现。他想：自己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他从小学开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他十三岁那年，国家恢复了从文化大革命就一直中断了的高考制度，给像他这样的农家子弟提供了一个十分好的人生大舞台。

他在1982年参加第一年高考，那一年他差六分没有考取。

1983年他又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这一年他考了409分，他的一个在饶州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堂兄对他说：你今年可能会上专科分数线。可是过两天，又有人说是分数线提高了，他想，再怎么提高，中专总还是能考取的，因为那一年是一条龙考试，所谓一条龙考试就是报考时不分大专和中专，依据高考分数的高低依次录取本科、大专、中专。于是他就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原先据说一两天就有通知书送到家来，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过去了，还是没有等到通知书，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也快过去，一直过了中秋节,还是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

如果说第一年的落榜，李东坡只是有一些难过的话，第二年的落榜，就让他很伤心。因为第二年的考试，不管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状态，至少，第二年的考试比第一年有经验得多，不会怯场，再加上像他一样参加第二次考试的人不在少数，这样的话，他的思想压力也不是很大。如果再复读一年，高考时的心理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反而会影响考试的发挥。另外，想想自己两次都没有通过高考，复读还是不复读，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东坡。

如果复读，考取了固然好，万一再一次失败，一是自己没脸见人，二是会给家里增加负担，虽然一个学期十二元钱的复读费并不贵，但是不能为家里劳动，不能为家里增加收入啊。更何况在农村，有多少人因为生活所迫，有一次高考复读的机会已经很幸运了，有的只能看自己应届毕业那一年的运气了。而自己已经考了两年啊，可是，这两年都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家里同意自己读，也不忍心再读下去，也不好意思再读下去。想到这里，李东坡拿定了不复读的主意。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李田顺时，遭到了李田顺的好一顿骂。

骂过之后，李田顺说：“儿啊，我们这儿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做‘一次不明，二次不清，三次准能行’，意思是说，不管做什么事，第一次很没有经验，做事往往不会成功，结果不明朗，第二次，虽然经验多一些，但谁也保证不了一定会取得成功，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是不清楚的，第三次经验相当丰富，肯定会获得成功的，所以又有一句话说得好：事不过三。万一你第三次还是不成功，我决不会勉强你复读的。再说自从上前年实行分田到户，劳动力可以自己调节，农闲时，你就是不去复读又不能多挣工分，农忙时，你请一两天假，也影响不了家里的事，这多好，所以说生产责任制好啊，那是真的好啊！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好像就是专门为你服务似的，你只管放心地去复读吧！”

李东坡让他父亲的话说得动情了，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同时他也父亲的辛苦而伤感。

李东坡不得不卷起铺盖又读补习班了。在补习班里，他听说他之所以没有被录取，是因为分数线提高到了410分，李东坡只差一分没有被录取，其实这些也只是听说，当他第二年在J省卫生学校读了一年之后，他得知比他早一届的学生中，竟然有比他同一年分数还低几分的人，这更使后来的他如吃进去一只苍蝇。

1984年、1985年两年的高考有个新规定，参加高考的学生要进行预考，预考合格的才有资格参加高考，1984年的预考李东坡没有参加，因为他上一年的高考分数是409分，而当时的高考条例规定，凡是上一年高考分数超过400分的一律免预考，他获得了免预考的资格。本来他自己倒是很想参加一次预考的，锻炼锻炼总不是坏事，可那一年他家快要收割的七亩稻田全部遭受水灾，他不忍心让年近花甲的父母独自做捞稻谷的重体力活，只得将预考的事瞒了父母，跟他们说学校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干农活。

1984年7月，他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四十天后，李东坡得知自己的高考分为442分,又过了半个月他接到了J省卫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可把他一家人高兴坏了。

这几年的历程虽然是坎坎坷坷，可相比更为坎坷的人，他又算是比较幸运的了。所谓更加坎坷的人,还得说是那一拨高分而又落榜的学生。这还得从头道来。

1978年,临鄱县所在的饶州地区有个新规定，对于初中毕业生的考试采取一种很特别招生方式：高分录取进入重点高中，稍次的直接上中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中专，再次的上普通高中，最次的当然是连高中也上不了。在这四类学生里，后三类学生当然是无话可说，都得靠真本事吃饭，一点也不能掺假。可苦就苦了这第一类人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这一类学生中，有大部分因为自己的优异成绩而被各类学校甚至是名牌大学录取，可也有少数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成绩在滑坡，最后连一所中专都没有考取，回家种地讨老婆生孩子。在这一类学生中，不要说那些高考之后又补习了一年或者两年而又落榜的学生，就看那些一年高考之后直接回家务农的学生，他们本来是比那些上小中专的学生多考了一些分啊，可是经过三年的拼搏之后，竟然一无所获，这是多么大的无奈和伤心啊。这种人在临鄱县不下五十个人，在整个饶州地区，竟然有五百个这种倒霉到家的人。应该说他们是被命运捉弄的年轻人，是一群被奇怪的游戏规则戏弄的人。据说在这一类人中，有一个连续补习了三年而又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人因为痛苦，因为对人生的奥妙百思不得其解，从二层楼上跳下，最后又没有死成，变成了一个半残的人。想想也是，明明比那些小中专的成绩好，而且又多读了六年书最后连一个中等专业学校都没有考取，能不痛心吗？

这三年下来,李东坡和他的父母为了他有一个好前程吃了多少苦，他不知道，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好不容易盼到考取一所学校，这虽然不能算是捧上了金饭碗，但至少是个铁饭碗.可八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竟又生出这是非来，这可怎么对得起父母啊。然而李东坡又想：这可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啊，他李东坡何曾又愿意生病呢？李东坡想起渔池李的父老乡亲为他送行的场面，想起他们的殷切期望，再看看自己，二十多剂药都没有治好自己的病，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是回去看病还是继续在卫校呆下去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李东坡又想起了他那个充满温暖的大家族，相比之下，他现在一个人在离开家乡的地方苦撑苦熬是不是太凄凉了,虽然是市郊,可是市郊就是市郊,比市里要寂寞得多.他觉得，如果前一段时间治好了病，那是他个人的幸福，更是家里的幸福，可是没有治好，他不能再一个人吃这份苦，于是他打定了回老家治病的主意。

这时，李东坡最要好的同学潘赟出现了。潘赟觉得这时候回家去治疗是最不合算的，一来是离开了学校就等于是离开了组织，就什么都要自己去张罗，这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是很不合时宜的；二来是，到这时候其实李东坡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只要心理上调节好了就万事大吉了，不需要奔奔波波地瞎折腾；三来是李东坡要是这时候回去势必会养成一种懒散的性格，因为在家里一切都有退路，这对李东坡的身体和学习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些话其实都让潘赟说中了，个性中有些刚愎自用的李东坡并没有听潘赟的好言相劝。

这个主意也是让李东坡后悔了一辈子的主意，离开了学校，他就成了一个断线的风筝，从此和他关系密切的学校已经不太关心他了。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李东坡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尽管那个年代远远没有BB机，更没有手机电脑，但是李东坡因为万念俱灰，几乎没有向学校写过一封信。

李东坡自己在临鄱县医院办了住院手续，不过，全县像他这样办住院手续的人恐怕很少，没有一个人陪护，没有人给他带一床被子等日用品。从这时起，李东坡所谓的住院就开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农村，一个自己能够办住院手续的人是决不会住进那一天开支十几元钱的县医院的。不过，李东坡这几个月来的人生太顺利了，一路掌声，一路喝彩，又是老师的鼓励，又是当上班干部。他不由得飘飘然起来，他有些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觉得自己以后的前程铺满了锦绣，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村青年了，自己的身体得好好地珍爱。可是他的这种珍爱慢慢变得过分了，因为这种珍爱建立在无端地耗费家里钱财的基础上。

李东坡来县医院时，身上只有四十元钱，好在原来J省卫生学校的一个老乡已经在这里实习，凭着这点关系，他并没有费多大的周折就住进了县医院。至于后来的钱，他父母会来为他交的。虽然是家乡的县医院，可是，他很少来这儿，就是在县中补习的时间也没有来过，那时他去得最多的就是县图书馆。噢，记起来了，还是他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到县上卖小猪时来过。因为那时县里的猪市就在县医院旁边，每到中午太阳正猛之时，李东坡就会跑到这县医院的凉亭里来休息，因为这凉亭的四周全是荫凉的垂柳，不但凉爽，景色也很好看。想不到自己离开家乡以后反而要回到这里来住院，真是世事难料啊。县医院虽然像个花园，可是，到处可以闻到的药味让人很是不舒服。在这里，李东坡最为不理解的现象是：在县医院的一条小路上，常常这里那里地倒满了中药的药渣。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人们为何要把中药药渣倒在路上呢？这对治病有什么好处吗？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人们的一个习惯，据说，只有把药渣倒在路上，生病的人就痊愈得快，这不光是哪一个县的习惯，在整个南方地区，几乎都有这个习惯。

听说李东坡生病回到家乡的县医院治病的事，李东坡的父母忧心忡忡，两个人整整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这可怎么好呢，这几年他们老两口可没少为他的事操心啊,李东坡考了三年,第二年听说已经考上了,老两口高兴得整天合不拢嘴,就象过年似的.可过了一段时间,又一直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说是分数线提高了,李田顺的心里很痛很痛.他们听许多人说,第三年李东坡至少能考取一所专科学校,可是没有,只是考了一所省立中专,对于这一所学校,李东坡的父母其实也很满足,他们自己没有文化,只要儿子能考取一所学校,就是好事,什么大学、中专根本无所谓，怎么着也比呆在家里种田不知要风光多少呢.好日子这才刚刚开始,李东坡这才读了几个月书啊,没想到儿子竟会生病回到老家来住院,李东坡的母亲更是难过得掉下了眼泪.李东坡的四叔安慰她说:“嫂嫂，莫难过，也许是听错了呢，怎么能好端端地生病呢。”李东坡的母亲本来只是掉眼泪，这一劝反而劝得她哭出了声，两行浑浊的泪水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到她的嘴边。

李田顺不得不卷好了几件衣服,他要和老伴去县医院看望住院的儿子.李田顺的小女儿在镇里的中学读书，这样家里也就只剩他们两个人，李东坡的四叔说要和李田顺一起去医院看看，李田顺说：“老四，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是一个校长，管着二十个老师和一千多学生呢，学校离不开你呢，今天你就别去了，过上个十天半个月，如果有空你再去吧。”四叔没再说什么，李田顺和老伴就这样勿勿上路了。

在县医院，坐在床沿的李东坡见父母来了，赶紧从床沿上站起来。他仔细一看，父母这才一个月没见面，就显得十分憔悴，似乎老了很多，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慈味。何牡丹走近李东坡，抱着他的头，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李东坡知道自己生病让母亲很难过，可是，他没有想到母亲竟然会难过得哭起来。

李田顺苦涩地问：“儿呀，你这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怎么这就生病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东坡把从家里到县城淋了大雨，然后又生病的事说给父母听了。李东坡说：“我去年就听妹妹说不想读书了，她不会真的不读吧？”李田顺说：“放心，你妹妹是嘴上说说，她怎么舍得不读书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自己还生着病呢，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身体。”

李东坡问：“家里还好吧。”李田顺赶紧说：“好，好着呢。你三叔的大儿子这次在高三的重点班里还考了个第一呢，你三叔一高兴，就上街买了一部彩电。嗬，到他家里看彩电的人可多了。有人劝你三叔卖票，说能赚钱呢。”李东坡问：“那他卖没卖票？”李田顺见儿子有了说话的兴致更高兴了，说：“还卖票呢，你三叔是什么人，别看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可也是个党员呢，他说：‘这票能卖吗？乡里乡亲的，那不是要钱不要脸吗？’也怪，那人让你三叔给骂了，一点也不生气，还一个劲地说：‘对对对，算我胡说八道，算我胡说八道好不好？’”李东坡真想笑，可一想起自己这是在医院，旁边还有其他住院的人就忍住了。李田顺又说：“从此以后，你三叔家里可热闹了，来他家看的人越来越多，光烧茶都得好几壶呢。”何牡丹接着话头说：“这下好了，现在弄得我们这个邻居加亲戚去他家看电视都找不到位置。”李田顺说：“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我们不也图个热闹吗？”李东坡深深地知道，他的父母平时少言寡语，现在说了这么多话，一定是想让他开心，让他把心放宽一些，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天下午，李东坡的母亲回家去了，现在，第一季水稻秧苗已经栽下去了，收割油菜还要过一段时间，现在正是农闲的时候，李田顺留下来照顾李东坡更合适。何牡丹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两个看望李东坡的人，他们是李东坡的两个堂兄弟，现在正在县一中重点班读书，一个是他三叔的儿子，读高三，一个是他四叔的儿子，读高二。

李东坡对两个堂兄弟说：“你们怎么来了？”三叔的儿子说：“噢，我们是听说的，再说从一中到这儿也不远，就来了。我们合起来买了瓶罐头，东坡哥，我放这儿了。”说着话，他就把罐头放在了床位旁的柜子上。李东坡有些不安，他们进门的时候好像是空着手来的，哪来的罐头？李东坡一下子懵了，很受感动地说：“你们能来看一看我，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你们还是中学生，哪来的钱？快把东西拿回去。”四叔的儿子开口了：“东坡哥，你不要客气，虽然我们的钱是父母那里来的，可是合起来买点东西，你就收下吧。”李东坡默然了一会儿，说：“你们中学生本来就忙，还来看我……”李东坡说不下去了。三叔的儿子说：“东坡哥生病怎么能不来看呢？我们小的时候，你对我们可好了。”四叔的儿子说：“可不是吗？记得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的语文老师是个年纪很大的人，不会教汉语拼音，是东坡哥教我学会了汉语拼音，后来我才发现，学好了汉语拼音对学习英语都有很多好处，真应该感谢东坡哥呢？”李东坡说:“人家都说没出五服的人很亲，我们可都是同祖父的兄弟啊，还要这么见外吗？”那两个堂兄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只是表表心意，东坡哥不必客气。”

就在这三个堂兄弟谈得很是投机的时候，一把大火把三叔和四叔家的房子烧了个精光。这两栋房子其实并不是叔叔们正在住的房子，这两栋房子是三叔和四叔做给他们的儿子们的备用房。李东坡的三叔有两个儿子，他的四叔有三个儿子，现在三叔和四叔分别住在各自的五榀木房里，那是他们在六十年代末做的房子。一九七九年，两个叔叔考虑到后代渐渐长大，于是就另外各做了一栋五榀的房子在村子的后面。没有想到，这个做了六年而又从没有住过人的木房子竟然不明不白地被一把大火给烧了。李东坡的三叔和四叔一个劲地后悔，不该在那房子里堆放大量的稻草，这可能是失火的主要原因。

在家乡的县医院，李东坡治疗了一个月，这一段时间，他的不少亲戚朋友都来看望过他。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躺在病床上，还让长辈们来看望，他感到很不自在，总觉得坐卧不安。

一个最应该来看望李东坡的人始终没有来看过他，甚至连面都没有露一下，这个人就是极力鼓动李东坡陪着去省城的老许。也许他不知道李东坡的病和他们的那趟冒雨之行之间的关系，可是谁也不能否定，就是这场暴雨让李东坡突然染病的。

可是这时候李东坡的病已经不在身上，而在心上。

第三章

在医院的头二十天，李田顺想：只要能治好儿子的病，花多少钱也没关系，可是日复一日，李东坡说自己没有什么治愈的感觉，这就是好像每天二十多元的治疗费全扔进水里了。在那个年月里，二十多元钱可以买上二十斤猪肉。这样大的开支而且治得没有一点效果，让李东坡父母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又过了十几天，李东坡觉得在县医院也是浪费钱，于是他跟父母说要回渔池李去治疗。

李田顺想：儿子到底是在外面见了世面，能这么体谅父母的苦衷，太懂事了，作父母的也不能对不起儿子。他打算劝李东坡在县医院多住些日子，就算是对儿子的身体交保险费。

住院医师说李东坡的肝功能没有一点问题，以后再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就够了，李东坡就更坚定了要回渔池李的决心。

李东坡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肝炎大全》，带足了二十天的中药回到了家乡渔池李。这一段时间，正赶上农村收割油菜，李田顺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边要忙农活，一边还要给李东坡煎药。这时的李东坡做的事只有两件，一件是一遍又一遍地看《肝炎大全》（有些章节他已经能倒背如流，两年之后这书让他翻烂了不少页码），另一件是绝对的卧床休息，这也是他从《肝炎大全》上看来的————虽然很荒唐，但是此刻他觉得这部书就是至高无上的经典，他彻底地来了个卧床休息————连煎药也要父母给他代劳。

这时，李东坡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的信，打开一看，是班长写来的。来信以关切的语气问了他的病情，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另外信中还提到：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早些返校，希望李东坡珍惜这个预备党员的荣誉。班长因为和李东坡私交较好，向李东坡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这个预备党员指标来之不易,是班主任郭老师在委婉地拒绝了一个同学的巴结之后特地给李东坡留下的————那个同学给郭老师送了一块名牌手表，想请他在入党的问题上帮帮忙。那个同学被郭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没过多久，那个同学因为过分张扬地早恋并且屡教不改，被学校开除。应该说，班长的信是十分友好的，用意也很善良，可是李东坡已经万念俱灰，他竟然连一封信也没有回，虽然他后来为此感到十分后悔。

就这样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快要放暑假了，李东坡的病不见一点好转。象李东坡这样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一天又一天的绝对卧床休息，把他这个年纪轻轻的人弄得毫无胃口————一个长期卧床的人如果能有好胃口，那才叫太阳从西边出来呢。时间一长，再健全的人也会闹出病来。

在农村，渔池李在近二十年的历史中，一直因为人均水稻田亩多而且异常肥沃，生活水平在全县甚至更大范围都一直遥遥领先。到1985年为止，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了三年了。平时，放暑假的时候，李东坡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这是因为李东坡的个头大，力气足；而李田顺因为大儿子当过几年兵，曾是军人家属。那时的军人家属实在让人尊敬，政府每年过年前要敲锣打鼓地上门慰问，在社员的分工上，自然也对他要照顾一些，三十年给他的分工是水管员。所谓水管员就是在对农田灌溉上进行合理调配，是个很轻松的活，只要扛着一把铁锹到田坂上走一走，这个田口扒个水口，那个田口填些土堵上，一切就万事大吉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事和坏事有时候是变化无常、捉摸不透的。李田顺在当水管员的三十年里，不需要做重体力劳动，照样可以和其他社员一样每天在工分本上记上十分工。可是由于长期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农活，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后来，他很多农活都不太熟练，快六十岁的人，什么犁耙耕耖，什么插秧打禾，等等等等，一切还得现学。这样一来，李东坡不得不分担很多劳动，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

今年不一样了，李东坡被《肝炎大全》调教得不愿动弹，更别说给家里干农活了。

有道是有病乱投医，李东坡在老家吃吃张大夫的祖传神药，没有用，又试一试王医师的三代秘方，也不见有效，因为这时就是华佗再世也是枉然的,他的肝病早好了,可是他现在最要命的就是精神高度紧张。就这样，一转眼，四个多月过去了，李东坡的病依然如故。

李东坡的父母见吃药都没什么效果，开始怀疑李东坡得的不是肝炎，他们在想一种既能治病又少花钱的途径。李田顺听说他第二个女婿的哥哥王三强是个医师，并且针炙的功夫很好，就又带着两包冰糖来问问情况。李田顺是个农民，为人很实诚，本来只是来问问情况，再加上又算是亲戚，是不需要带什么礼物的，可是他不愿意欠人家的人情，总是礼在事先。王三强说听罢李田顺说了一下李东坡的情况，就说：“如果真的是肝炎，我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听你这么介绍，他现在已经没有了肝炎的症状，你把你儿子叫来，让我看一看吧。”李东坡来到王三强这种里，他连连说：“你这情况我看有些把握，你不介意的话让我试一试。”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况他却不说。王三强拿好针炙用的针对李东坡说：“你怕不怕，针炙还是有些痛的。”李东坡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深的道行，笑笑说：“王医生，没有关系的，我都多大的人了，还怕这点痛吗？”李田顺也陪着笑说：“是呢，是呢，再说看病吗，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再痛也要挨。”王三强让他们说得笑起来了：“你们不必害怕，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这点痛其实不算什么。”

针炙了半个月，李东坡的感觉和以前还是一样的，李田顺一家人都很失望。

现在，李田顺夫妇越来越觉得儿子的病很怪，好像治不治都差不多，这样的话，还不如用一种既能治病又不花什么钱的办法。这一条不是他们的发明，据中国有关民俗方面的报道,从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的中国农村，先后大约有八亿农民因为求医无效或无门而求助于非医疗的途径————有的求助社公(即主管社稷方面的神仙)，有的求助观音菩萨，有的求助于当地的五花八门的各路神仙，更有一种离奇的办法，那可以说不仅仅耽误治疗，还丧失国格，在李东坡的家乡有着数以几十万计的信徒————基督教的信徒。

据说，到忠臣庙去坐岁对不明疾病有良好的效果，现在收割油菜的大忙季节已过，李田顺和他老伴商量了一番，他们老两口定下了带李东坡去坐岁的主意。所谓坐岁，就是在一座山上从傍晚坐到天亮，给菩萨烧香，以去除病魔。这本来是十分愚昧落后的封建陋习，可在这儿还十分盛行。据说这陋习耽误了很多人的诊治，甚至直接至人于死地，可仍然有人趋之若鹜，愚昧之极。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把临鄱县坐岁的习惯赶得无影无踪，有些迷信头子有贼心没贼胆，随着岁月的推移，一些陈规陋习沉渣泛起，拜菩萨的有了，修族谱的有了，坐岁也有了。这倒不能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还没有深入人心的表现，后来的历史证明，二十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坐岁的习俗几乎销声匿迹。

李东坡得知父亲要陪他去忠臣庙坐岁时，李东坡沮丧极了。他知道父母会陪他们去的，可是自己是一个医学学生，不为普及医学知识做点什么就已经问心有愧，怎么能去做那些毫无根据、捕风捉影的事呢？那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啊，一个医学学生是不会信那一套的。然而，如果粗暴地拒绝父母的决定，父母心里又有多么的难过啊。再说这三个月父母在他身上花的心血也够多的了，他目前只有无条件地接受父母的意见。

坐岁的小山岭叫马鞍山，是个很小的地方，可不是那个全国有名的马鞍山，这是典型的江南丘岭，在全县的地图上只有一个小点。

从李东坡的家乡渔池李到马鞍山忠臣庙，有二十八华里路程，其中渔池李到县城二十里路，县城到忠臣庙八华里。这八华里路程，要在平时，二十岁的李东坡四十分钟就可以走到，可这是在心情非常郁闷的情况下，且是在每餐只吃半碗饭的情况下。李东坡家是鱼米之乡，别说是现在，就是二十年前，他也从未尝过缺衣少食的滋味儿，不但如此，李东坡的家乡，到底接济救助过多少讨饭或逃难来的灾民，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他吃不下饭，完全是因为精神高度紧张，或者说是糖水里泡大的农村青年，一遇上风吹草动比城市的小孩更娇贵。

李东坡学了一学期的医学，仅仅懂一点医学的皮毛。医学书上说，肝病患者要少活动，尽量卧床休息，他对于书本的信任可以说超过当年人民群众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任，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做得比书上更彻底，一天除了吃饭如厕，他活动的时间不足一小时，哪个健全人能经受得住这般折腾呢，于是他从精神上彻底垮了。休息得越多，进食越少，进食得越少，自然而然体力不足甚至严重缺乏，于是他就和这种恶性循环纠缠上了。此时此刻，他又觉得非常的窝囊,他一个学医的学生,并且在学校是大名鼎鼎的学生，现在竟然要听没有文化的父母瞎指挥，他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他父母又确实是为了他好。李东坡想起了越剧《红楼梦》贾老太太的一句台词：我都是为你（贾宝玉）好啊。

主观是一回事，客观又是一回事，应该说贾老太太的确是真心为贾宝玉好，可是，在贾宝玉的婚事上，这一群愚昧的妇道人家真的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吗？最后想出了个调包计，使贾宝玉和林黛玉劳燕分飞，结局凄惨。

在J省卫生学校，只要他往台上那么一站，他可以让两千多师生笑得前仰后合，他说的相声，既端庄又诙谐。他画的画，用笔老到、细腻，画风清新，主题气魄宏大。可是此时此刻，他已经不是大海里的蛟龙，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变成了任人摆布的可怜虫。

本来，何牡丹也要来的，可是，半个月前，她把腿摔坏了，医生说还要再过半个月才能拆下腿上的绑带，只好由李东坡的父亲陪他去马鞍山。这就叫屋漏又逢连夜雨.那是怎样的无奈和痛苦啊，

何牡丹仅仅在半个月前还是好好的。她的腿是给李东坡叫魂时跌坏的，要不是他父亲冲过去接住她，也许不只是摔坏一只腿。他父亲从十里路之外买得一瓢仙水，这时这一瓢仙水在李田顺眼里就像华老栓眼里的人血馒头（见鲁迅小说《药》）。卖仙水的半仙其实不是别人,正是几个月前，那个让他岳父跟李东坡去省城的人,就是李东坡很讨厌的那个李剑科。他对李东坡的母亲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仙水，其实它就是药，那仙水分三次喝下，每喝一次都要站在高处为喝药的人叫一下魂。”

何牡丹问半仙道：“站在高处，什么样子才算高处呢？”半仙神秘地说：“你这样，你拿一面镜，用长长的竹杆挑起来，让它高高地靠在你家的屋檐下，然后你把村里最长的楼梯借来用一下，把那楼梯紧靠在竹杆旁边，你们两个人不管是谁爬上去，就喊你儿子李东坡的名字。”他停了停，又说：“不过，东坡是在省城读过书的人，我一个种田的，他不会骂我不务正业吧。”李田顺连声说：“不会不会，要照辈份来说，他还得叫你做叔叔呢，他要是敢乱说，看我不收拾他。”何牡丹说：“我可从来没叫过魂，那应该怎样叫呢？”半仙说：“你们就这样喊‘东坡呀，你回来吧！’你连喊七七四十九句……”半仙如此这般地把喊魂的频率、节奏、声音大小等等和李田顺夫妇交待得清清楚楚。李田顺老两口如获至宝，给足了钞票，又谢了半仙，就回去张罗了。

李田顺对何牡丹说：“上楼梯的活，女人不能做，还是我来吧。”何牡丹说：“你血压高，万一摔下来，有个好歹的，我们家可怎么办啊？”李田顺说：“看你这张嘴，真是个乌鸦嘴。”何牡丹说：“什么乌鸦嘴，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李田顺怕楼梯不稳，一边低着头打木桩固定好楼梯脚，一边说：“我知道你为了我好，你就不会说一些吉利话，人家说会说话的人能把话说成一朵花，你这不会说话的人却把话说成豆腐渣。”没有想到，就在李田顺说话的当儿，何牡丹已经爬上了那足有三米多高的楼梯。李田顺心想：这老太婆老了老了还逞强，不过他说得也对，我自己真的一直有个血压高的毛病，既然她已经上了楼梯，也只好就这样了。

一切停当了，何牡丹对着房前那条自南向北、日夜流淌的互惠河，对着河边那两排高大挺拔的水杉树，用很大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李东坡的名字。虽然李田顺一家所处的是个一望无际的平原，再大的喊话也没有回音，可是，李东坡总觉得，在他母亲凄凉而又殷切的叫声里，似乎每一句话都有一声清晰的回音。“回来啰”，“回来啰”，这一声声叫喊让李东坡听来毛骨悚然，他好像一下就退回到了十几年前，退回到了那个他爷爷去世了的那个夜晚。他的心在流血，他想，他父母的心也一定在流血。这是怎么了，仅仅在不久以前，他还是J省卫生学校人气很旺的一个人，是全班入学分数最高的人，还是个预备党员，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要人招魂的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自己奋斗了十几年的命运。生活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无情无义？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也许是这两天张罗着李东坡的事太劳累了，也许是自己被自己那心酸的喊叫给吓着了，何牡丹那七七四十九声只叫了四十声，竟从那高高的楼梯上摔了下来。至此，李东坡家又多了一个病人。

李东坡五兄妹,两个姐姐都已经成家,一个哥哥早就分开另过,这时李东坡家里只有四个人--------父母亲、李东坡和他的妹妹.这四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生病,这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俗话说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

八华里的路，后来的人们,由于交通条件的大大改善,可能觉得很快就可以到达，八十年代，这八华里可以说让他精疲力竭，再加上李东坡根本就不相信他何牡丹说的话，烧香拜佛就能治好病，那还要医院干嘛，还要医生干嘛。作为卫生学校的学生，李东坡想说服他父母别信那一套，可面对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父母，他能说什么呢。他对他父母说人体的构造、人体的组织学、解剖学，对他们说世界是物质的，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鬼神和菩萨，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找一部车，能捎个脚就最好，不说是千里江陵一日还，最起码能比这样紧赶慢赶好得多，那怕是碰见一辆手扶拖拉机也行。尽管坐手扶拖拉机要是碰上过去的同学那才叫寒碜呢，可此时此刻，李东坡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什么面子，什么体面统统的见鬼去吧。实在是碰不上手扶拖拉机，哪怕是遇见一条船也好，坐船虽然慢一点，可毕竟能省去人力，因为此时此刻的李东坡觉得全身乏力，他常常怀疑他一个肝病患者怎么会有重症肌无力的表现，其实他此时此刻离重症肌无力还差得好远呢。虽然两年后的他知道他的这些症状纯粹是他精神高度紧张的结果，这是后话。

近在咫尺的河边不断传来咚咚的锣鼓声，那是临鄱县的龙舟比赛的声音。临鄱县的龙舟赛，从其隆重程度来说，如果还不能称为全省之最，最起码在J省也是不可多得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县三千多个自然村，有龙舟的自然村占百分之九十五。这种群众性的运动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现在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活动又雨后春笋般地在广大地区盛行。

本来十分喜欢看龙舟赛的李东坡不但对这场面毫无兴致，而且一听见这锣鼓声他就一阵阵心烦意乱。能不心烦吗？平时李东坡的父亲李田顺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鼓师——打鼓高手。渔池李的龙船上只要有了李田顺打鼓助威,就百战百胜,只要不是李田顺在龙船上,又几乎没有胜过.

后来的岁月也证明了这一点，李田顺到了八十二岁还在为渔池李的龙舟打鼓，真是老骥伏枥，其勇可嘉。可是，号称为“鼓神”的李田顺只有六十岁啊，为了他儿子的身体竟然不得不放弃这个大显威风的机会。而另一面，一个前不久在学校还作为预备党员发展对象的李东坡,今天却行进在求医的乡间小路上，母亲又意外生病在家，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李东坡十分压抑，他真的想一口气跑到河边，一头扎进河里，做河神的儿子。可是，他一想，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来是他水性很好，沉不下去不说，搞不好反而成了别人的笑柄；二来，还有很多牵挂他和他牵挂的人，有他耿直而又十分爱他的父亲，有善良得远近闻名的母亲。这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啊，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的。哥哥虽然关系不怎么好，可他还有两个同样善良的姐姐和一个还在读初中的妹妹。他如果真的去投奔河神，他不知道河神能不能忍心收他，但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的这些亲人肯定会难受死了，想来想去，生活再难，那也得过啊。

李东坡和父亲李田顺好不容易走到马鞍山忠臣庙.忠臣庙位于临鄱县西北。六百多年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最后一次大决战，有三十六位将领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为了纪念这三十六位烈士，朱元璋在离当年的战场不远处――――马鞍山建立庙宇。

忠臣庙建于明朝元至二十四年（1364年），明朝嘉靖二十年、清康熙三年和民国二十七年三次重修，现在保存完好。庙为抬梁式木石结构，建筑布局为三进：前进是定江王殿，背龛面对正殿，供王灵官神像，脚下有龟雨将、千里眼、顺风耳诸神塑像。中进是观音殿。后进就是栩栩如生的三十六忠臣塑像，化装朱元璋捐躯保主的韩成塑像位列上座正中。其余塑像分列两旁，姿态各异。在临鄱县,姓朱的人还真的很多,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坐岁的地方离忠臣庙不过两百米，到了坐岁的山岭上，李东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已经没有一点体力了，只觉得全身上下一片酸酸的感觉。这滋味和站在J省卫生学校的感觉是多么不同啊。现在是有气无力的坐下――－坐在不干不净的山丘上，而那时是神气活现地站着，而且是站在让人目眩的舞台上，这之间仅仅时隔大半年的时间。

偌大的忠臣庙一年四季香烟缭绕，这地方李东坡早有耳闻，因为这是江南有名的旅游胜地。李东坡对这地方虽然也有新鲜感，但是现在，他很讨厌这种香烟怪怪的气味。望着这黑压压的人群，一股既可怜他们又同情他们的感情油然而生。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群体啊，他真想站在高处大喊一声：乡亲们啊，可别搞这鬼把戏了。可他不是哥白尼,他也不是布鲁诺,李东坡就是李东坡，他是个医学学生，他的业余爱好是说相声、写诗、作画。他倒并不是怕为真理而斗争并为之付出代价,可真要这么做，人家会相信他这一两句话的说教吗？他也想和这儿的父老乡亲说上两小时甚至两天，可是，他只是一个学生，一个还远远没有毕业的学生，人们有什么理由听他的呢？

看到李东坡一脸哀愁样子,李田顺知道儿子是极不愿意来这儿的,为了让李东坡能相信坐岁的效果,能够相信鬼神的力量，他指着山下停下的几部车说：“儿啊，看见没有，你知道山下停的那几部车是怎么回事吗？”李东坡木讷地摇了摇。李田顺神秘地说：“那也是来坐岁的!人家当干部的都来了,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呢?”李东坡想：坐那些车的一定是有些身份的人，怎么会相信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就说：“那不可能，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不要乱说了吧。”其实李东坡说对了，改革开放已经六年了，我们的党在宗教问题上已经从压制宗教变为宗教自由，山下的几部车是统战部门派来督促工作的。

李东坡实在觉得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不是人呆的地方，这都什么污七八糟的地方,既不能养眼也不能养心，他现在能做的事就是和祥林嫂后悔不该不照看好阿毛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后悔不该从J省卫生学校轻易返回老家看病.在这个充斥着愚昧的山岭上，他唯一可以想的就是看一看年轻漂亮的姑娘，他毕竟是一个发育旺盛的青年，他连恋爱也没有谈过啊。可是，这里连这点愿望也不可能满足他的。这里没有姑娘吗?不是的,只是没有漂亮姑娘。难道临鄱县没有漂亮的姑娘？其实，在饶州地区的十几个县里，人人都说临鄱姑娘最美，因为临鄱的水好，另一个说法是：也不知道在哪朝哪一代，反正是一个很遥远的古时候，败亡到南方的当朝皇帝带着一千爱妃浩浩荡荡、然而又是颠沛流离地来到临鄱，因为起义的大军眼看就要追到眼前，皇帝散尽所有的金银财宝，请所有的爱妃大吃了一顿美餐，然后悲伤地说：“都说江南景色好，我却江南来落草，现在看来连落草的命都没有了，你们都好自为之吧！你们或嫁人，或出家，就看你们的造化了。”皇帝的话，那就是金口玉言，哪个敢不听，于是这一千个国色天香的女子便在临鄱县扎下了根，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龙生龙，凤生凤，因为有了这一千多爱妃，临鄱县的人很少有难看的，至于漂亮的女人更是不乏其人。于是在附近几个县便有了一句俗语“信江的银鱼鲜又鲜，临鄱的女子不用拣”。

来这儿坐岁的人，中老年多，年轻人少，不过在年轻人中，姑娘比小伙子还是要多一些的。因为大凡有些文化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也就是说这地方是一块愚昧的温床，而长期以来的重男轻女思想使女人的文化普遍都比男人要低，这样一来，这里姑娘多于小伙就很自然了。虽然说临鄱的女子漂亮，可也并不是说人人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也有些长相平平的，好像是有什么约定是的，来这儿的姑娘全是貌不惊人的，全长着一张大众化的脸，就算是有个别稍微长得好看些的姑娘，李东坡也是不愿意看一眼的，因为在他看来，人的美不能仅仅表现在外貌上，更主要的是在内心，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女人是经不起看的。

从坐岁的地方回来，李东坡还是感觉没有丝毫的轻松，饭量少、全身乏力的毛病依然存在，他想也没有想到这完全和自己精神紧张有关。精神紧张属于心病的范畴，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这时的李东坡走的是一条南辕北辙的路。久而久之,李东坡有了一些轻度的抑郁症的症状.其实,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毛病所在,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有过明显的抑郁症史,林肯、达尔文、邱吉尔、牛顿，无一例外。

坐岁没有效果，李东坡的父母也无可奈何。从忠臣庙坐岁回来之后，是李东坡一家人最痛苦的日子，想治病又无从下手，常常是既浪费钱又毫无效果。李东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家里发愣，这样的日子悄悄地过去了几个月，一晃到了1985年的国庆节，李田顺正在等待着、踌蹰着。

在临鄱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信奉上帝教即基督教的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八十万人口的临鄱县，以每年递增两万人口的速度在迅速扩大队伍。许多人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毫无忌惮地壮大耶酥教的教徒，甚至有个别共产党员也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到1997年为止，临鄱县全县信教人数达二十四万，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

什么叫水到渠成，什么叫瞌睡人碰上了枕头。正在李田顺老两口对儿子的病一筹莫展的时候，有“好心人”建议他们带着他们的儿子投到基督耶酥的门下来。李田顺知道以后，心想：天下还有这等好事，既能治病，又不需要花钱，只要每个星期做做礼拜、每天做做祷告就可以治好病，这真是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啊。

李田顺一拍大腿，激动地对那“好心人”说：“哎呀，真谢谢你，要是早几个月知道有这好事多好啊。”他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赶紧将这事告诉李东坡，李东坡一听，心烦得要命，心想：什么耶酥、基督，都什么玩艺，这不是洋迷信又是什么。

李东坡明确告诉他父亲李田顺，作为一个学医的学生，他不可能信什么上帝，医学和迷信————不管是土迷信还是洋迷信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李田顺想着这半年来发生的事，心里十分悲伤。从今年的清明节到国庆节，为李东坡的身体，共花去了近两千元钱,至今徒劳无益。而自己的苦心竟然一点也没有得到李东坡的理解。李田顺狠狠的举起手朝李东坡的脸上打去，李东坡只觉得耳边一股风，迅速地一转身，李田顺的耳光没有打在了李东坡的脸上，而是打在他的肩膀上。李田顺觉得还不解气，又想追上去再打，李东坡也很委屈，他心想：我不信上帝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要打我呢。可他想起父母这半年来的奔波，也就理解了父亲。面对父亲的追赶，李东坡一个劲地跑，他边跑边朝他父亲喊：“我听你的，我听你的，行了吧！”

这种蒙人的邪教和党和政府所说的宗教自由中所指的宗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这种活动其实是一种愚民活动，一些教头为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别人，让别人的行为一切听命于自己，把上帝说得神乎其神，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全部假借上帝之口说出来，这些不法教头打着信教自由的幌子，大肆扩大上帝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当地,有一首愚不可及的顺口溜说:耶稣教,真正好,就像信徒心中宝,七天一礼拜,每天一祷告,有灾有病别瞎跑,做完祷告就能好.这都是什么狗屁逻辑,用李东坡的话说就是:什么上帝.可惜伟大领袖毛主席过世得太早,不然的话,还有这什么狗屁上帝的地位呢?为了反击这无聊而又误国误民的的所谓上帝教,李东坡自己编了一段顺口溜:耶稣耶稣,害人无数,精神鸦片,于事无补,全体国民,狠批基督,自信自强,独立自主,谁能敌我,中华民族.

李东坡想：统一战线工作并不是要谁都要去团结，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就没有统一战线的工作，但也要讲原则，现在这是怎么了，时代发展了，难道统一战线可以信马由缰吗？李东坡的看法是：宗教宗教，乱七八糟，不要祖宗，简直乱套。

在J省，几乎众口一词的上帝歌是：“赞美上帝万福之根，世上万人赞美主恩，天上万君赞美主命，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在这几个月里，李东坡在J省卫生学校学的中医中药学中的汤头歌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却不得不在父母的苦口婆心之下，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和医学背道而驰的伪科学的歌曲。一天唱三次，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唱的赞歌。每唱一次，对李东坡都是一次精神折磨。他越来越讨厌这种手拿圣经、假模假势的信教。他突然想起南非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说过的话：当那些虚伪的西方人没有来我们这儿之前，我们手里拿着黄金，他们手里拿着圣经，当他们来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李东坡见过许许多多信教的场合，有三两个人的，有四五十人的，有上百人的。李东坡总觉得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会太久的，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宗教自由，已经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一些教徒竟然在大街上成群结队地招摇过市，甚至大量散发宣传传单。可是，出乎李东坡意料的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对这些行为不但是听任他们的发展，简直到了放任自流的地步。信教的人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与日俱增，到2001年，只有660万人口的饶州地区信教人数达到九十万，极个别共产党员也不顾党性原则，不顾光员的脸面和尊严，悄悄地加入到信上帝教的队伍中。李东坡真的搞不明白：在仅仅只要二十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宗教政策为什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不一定就能说明我们党对宗教人士的民主，不是吗？应该说，我们党对于宗教已经宽大得没有边际了，可是，就算是这样，个别西方国家不是照样说中国不民主吗？在李东坡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政策过于民主所带来的后果，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至少在李东坡私下地看来，党和政府如果长期忽视对于宗教的管理，将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有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当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九大选为党的接班人之后，这个林彪满足了吗？没有，他还想马上就把一切权力归到他一个人的名下。后来的林彪出逃，正是破坏党的原则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党的九大无视党的原则，把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竟然写进党章里。李东坡认为：宗教也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任何个人和团体不能打着上帝的幌子来搞封建迷信，更不能用这个东西来治病。否则，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不然的话，我们的党就会越来越没有威信，越来越没有尊严。因为耶稣是流血而死的，在临鄱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信上帝的人不能吃诸如猪血和鸡血等任何动物血做的菜，这不是迷信又是什么呢？因为这是十足的胡乱联系，早在读高中时，李东坡就从哲学课上知道：一切胡乱联系都属于封建迷信的范畴。

从1986年7月开始，李东坡就很干脆地不顾父母反对，放弃了信了九个月上帝教，因为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伯父死在上帝的手中。

李东坡的伯父李田财，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原来就有高血压的毛病。一次李田财在村里打麻将，那阵麻将打了有四个小时，可能是坐得太久，老年人血气不活。突然头痛得很剧烈，和他一起打麻将的竟然清一色的是上帝教徒，毫无医学知识，加上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所谓包治百病的上帝。不要说农村缺医少药,就是有医有药,碰上这一些人这也只能徒唤奈何.他们不是赶紧将他送往医院,而是赶紧给他做起了祷告,说是让上帝先给它的子民保护平安.并且这次祷告不是一分两分钟,也不是十分八分,而是十五分钟,等村上的人反应过来将李东坡的伯父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可是,经过一路的折腾,更主要的是耽误了治疗的第一时间,抢救了只有十分钟,伯父就这样去世了.医护人员说,要是早来十分钟很可能就能救活过来.

在信教的几个月中，李东坡做过多少个祷告，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不过,好在他和别人不一样,在这些信徒中,有嘴里念弥勒,心里想造恶的人,有信和不信一个样的人,也有因为父母的高压而口信心不信的人,但是,像李东坡这么明里暗里和上帝教公开唱对台戏的人还是绝无仅有.每当做礼拜的时候,信徒们念念有词有为基督耶稣大唱赞歌,李东坡却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他自己编的那首反上帝歌,他念的声音渐渐地大起来了:耶稣耶稣,害人无数,精神鸦片,于事无补……

李东坡想起仅仅在一年前，他在J省卫生学校的舞台上，他在学校的绘画界和文学界那是何等的风光。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和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混在一起，那是怎样的痛苦啊。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他现在正和这些愚蠢的人混在一起呢。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1986年春节到来了，李东坡再在家里泡病号，他自己这一辈子就完了，至少他的学籍将自动取消。他不得不带着全身无力的身体回到了J省卫生学校.

在新学期,李东坡原来所在的公卫十三班已经不能再等他了,他们全成为J省卫生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李东坡不得不从头开始,他和公卫十三班的缘分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和公卫十三班同学们的缘分就结束了，在公卫十三班，他还有不少好朋友呢。

李东坡被编入公卫十四班，这个班比原来的公卫十三班大,同学也多了不少。

在J省卫生学校的公卫十四班，李东坡也没有多少心思用在学习上，他一有空就去省城新华书店买有关肝脏疾病方面的书，一买就是五六本。

李东坡在J省卫生学校，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一点病，可是由于他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在学校的精神状态很差，三天两头不去上课，他还心安理得，因为他想着给自己保存体力呢，他也想过，他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对，可是没有文化的父母都可以对他的身体随意支配，让他去坐岁，他一个医学的学生想的总应该比他的父母要高明些吧。他不知道这是一个绝对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日子一过又是大半年，一转眼，时光的脚步又来到了1986年底。

有一天，对医学仅仅懂一点皮毛的李东坡从《人民日报》看到一条关于肝脏穿刺来提高确诊肝脏疾患以提高疗效的报道，因为李东坡对照自己的症状，五六种肝炎的特征都有不太符合的地方，他没有病，至少是没有肝病，你让这些症状怎么能对得上呢，他一心想着给他的病确诊呢。他已经完全陷入想入非非的魔沼而不能自拔，这时如果有一个人大声对他断喝一声，他可能会清醒过来。不是没有过劝他的人，就在家乡治疗的时候，乡（这时候已刚刚将公社称为乡了）里的王医生说：小伙子，别再无病呻吟了，你那点病早就好了，你不放下思想包袱，整天忧郁、消沉，长此以往，你以后的生活会很麻烦的。可是他想：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知道什么。

对于李东坡把学校当自由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行为，不但郭老师反感，连学校都开始反感了，看在他以往为学校做过不少工作的份上，对他网开一面。他的预备党员已经被自动取消，不过他根本就不会为此感到痛心，因为他还在和他自认为还存在的疾病作斗争呢，只要身体好了，用他的话说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由于他的精神紧张，他明显地对生活毫无信心，连吃饭也很厌恶。

《人民日报》上说，福州空军医院在治疗肝病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于是李东坡写信向家里要钱，说他要去福州空军医院治疗。想一想，去空军医院治病，这是一般的老百姓敢想的事吗？那得要多大的开支啊，这些李东坡是从来不想的。他父母——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同意他去福州，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要说是去那么远的地方看病，就是光找地方都够呛。可是李东坡想到的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于是他又在一个星期内给他父母去了两封信，这一连三道金牌，李田顺再也不好阻拦了。

每一次接到儿子的信，李田顺都是象身上多压了一层山似的，李东坡的母亲在仅仅一个月内，白头发明显增多。平时省吃俭用的李田顺老两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咬咬牙决定，就算是这钱白扔了，也要满足李东坡，不然，万一他想不开那可怎么好呀。

李东坡正在学校的餐厅吃饭，远远地看见父亲来了，旁边怎么还有一个眼熟的人跟着呢。走近一看，那人原来是李东坡三叔的大儿子------堂弟李东仕。李东仕现在已经是J省中医学院中药系二年级的学生了。只一年之间，生活发生的变化太大了，原来那个活泼好动的中学生现在竟然成了中医学院学生会的干部了。以前，李东坡也去过几次他们学院，这次李东仕算是礼尚往来吧。

李田顺特地从老家给他这个宝贝儿子送去了七百块钱，并且告诉他:“儿呀，你实在要去.我也不好拦你,不过一路上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爹我除了十几年前去广东看过你当兵的哥哥，从没有出过远门，这大冷的天，到福建可别冻着。”说着，一颗晶莹的泪花在李田顺老汉眼里打转，他怕儿子看见，就把身子侧过去了。听到父亲的这话，李东坡的心也在流血，那么温暖的福建，老父亲竟然担心他会冻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于是我们的主人翁李东坡又开始了一个月的瞎折腾了。

李东坡想买一张卧铺票,可是没有买到，一路上只好坐着硬座到福州，这一千块钱就象他的救命稻草，他一路看得很紧，从这个口袋移到那个口袋，又从那个口袋移到这个口袋，最后还是不知道放在哪儿安全。其实这时候别说是只带了一千元钱，就是带上一万元钱甚至几万元钱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的病不在身上，而在心上。

如果李东坡真有肝脏疾病，还能经受得住那么远的长途的颠簸吗？这时候的李东坡已经走火入魔了，有趣的是,李东坡没有直接去医院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先在福州市兜了一个大圈子，他的那种个性不知道该称为麻木还是潇洒。

从古到今，在中国的任何医院似乎没有义务提醒那些无病找病者：你没有毛病，回去吧，一律是有来求诊者，全部照单全收。更何况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医学水平应是不如现在的，有疑似症状来者不拒，名曰观察治疗，住在观察病房。所以李东坡也就被安排在观察室,这一住就是一个月。这一个月用去医疗费七百元，加上一路上的开支，李东坡的个人财政又捉襟见肘了。

在福州空军医院，住的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多半是空军里的干部，最普通的也是空军飞行员，可是李东坡凭着他的上下活动硬是住进去了。

福建之行，在医学上是毫无所获，除了花了冤枉钱和顺便到福州走了一趟，权当旅游一趟以外，所有开支几乎全打了水漂，他也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了，于是李东坡————这个以前的J省卫生学校小有名气的才子、今天作茧自缚的没头苍蝇决定回老家去，不回去也不行啊，还有十天就过年，年迈的父母在家里等他回家过年呢。

从福建回到老家的路上，气温慢慢变冷，带去的衣服也派上用处，在福州穿衬衣就够了,回到J省境内竟然下起了雪,李东坡是个农家出身的学生,这种差别他倒是听说过从来没有亲历过,这次见了,真的感到很新鲜。快到李东坡的家了，雪越下越大，他一边把手伸出火车车窗去接那一片片雪花，一边哈哈地大笑起来,李东坡想起五天前家里来信，信上说李东仕已经从中医学院回家过寒假，四叔的大儿子李东国也在同济大学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了,想起兄弟之间马上就要团聚了,李东坡笑得更开心了,他的笑声惊天动地,好在当时火车上的乘客不多,才让旁边的人们见怪不怪。

这一笑，就是这一笑，他觉得全身轻松了，而且轻松多了。

这一次的轻松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又一次转机,一次关键的转机.

李东坡隐隐约约地悟出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所犯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自己的病早已不是生理上的病，而完全是心理上的疾病。有了这个思想转变之后，他慢慢地朝着让自己开心和振作起来的方向走。

李东坡回想六个月前,J省卫生学校为了将长期以来的三年学制改为两年学制,决定设立学制上的过渡届,过渡届的学制为两年半。因为如果不设立过渡届，三年制的学生和两年制的学生将在同时毕业。学校决定将公卫十四班的学制从三年改为两年半,这样一来，李东坡休学后比以前只是推迟半年毕业。也就是说他比预计的要早半年毕业，这不是很让人高兴的事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李东坡的心情越来越好了，他觉得原来那些体力不支的症状在慢慢消退。于是他加强了体育锻炼。先是短跑，后是长跑，接着他特地买来哑铃、拉力器等不停地练。

李东坡发现,训练量越大,体力消耗越大,饭量也随之加大.饭量加大,体力自然加大,他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全身乏力的感觉,代之而起的是全身有使不完的劲.

李东坡还嫌练哑铃和拉力器不够,他正在想一种训练量更大的方法.以前,李东坡只是一个爱好文艺及文学的人,对体育是不感兴趣的,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唯独对游泳情有独钟,因为他是在水乡生水乡长的人.这时他自然想到用游泳来加强锻炼,可这是个滴水成冰的冬天,乡下可从来没有人在冬天游过泳啊.不过,李东坡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只要他想到的事,他就一定会付诸行动的.

那是一个雾气很重的早晨，李东坡趁着村里没有一个人起床，早早地来到就在家门口的河边，他悄悄地脱下厚厚地冬衣，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刚下水的时候,刺骨的河水冷得他牙齿直打架,河水像刀锋一样刺入他的皮肤,可没过一会儿,他觉得渐渐好了一些.这可能就是人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吧.十分钟以后,等他从河里上来时,他身上冒出一团团热气,身上好像着火似地在早着烟,他咬紧牙关轻轻的哼哧着,等他穿好了衣服,那滋味就别提有多么爽了,他的全身感到一种无比的轻松,简直赛过神仙了．由于消耗的体能大大地增加，他已经有了一个这三年以来想也不敢想的外号＂三碗不过岗”＿＿＿那意思就是说每一餐吃三碗饭对李东坡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绝对不会超过他的饭量．

随着运动量的增加，他每一餐的饭量保持在三碗以上。饭量大了，他的体力也在增大。

无论在身体和心理上，李东坡已经从过去的恶性循环迅速转向了良性循环，他对生活的信心在逐渐增加。

这时的李东坡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阳光是多么明媚，空气是多么的新鲜，鸟儿的鸣叫是多么动听。

啊，世界啊，多么美好。当年的海伦 凯勒一定是对世界有了十分美好的向往才写出了那么多让人振奋的好作品。

李东坡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他开始后悔以前的作茧自缚，更不该不顾及父母，无端地耗费父母的心血和金钱。

就在李东坡在渔池李门前那条河的惊人一跳,他成了渔池村及其附近几个村委会的冬泳第一人. 看着李东坡渐渐强壮的身体,李田顺老两口打心里高兴,在李东坡那惊人的一跳的第二天,李东坡的妈妈说要到附近的集市上去买一只鸡给李东坡吃,李田顺说:“要买鸡，不到县城买不到好鸡。”他说了就做，没过半天，他特地从远在二十里之外的县城买回一只五斤重的大公鸡。李东坡的两个姐姐也有说不出的高兴，为了她们的弟弟，她们在内心深处祈祷过无数次。这时，他们正忙着拾掇给李东坡补身体的大公鸡，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时的李东坡，就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挂钟，他的专业学习上也开始下功夫了,可是不管他怎样下功夫,由于他已经越来越像个文科型的人才,他的专业成绩都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这为他今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虽然专业学习不怎么样,可是他对于文科的学习却越来越表现出莫大的兴趣.这期间,李东坡创作过三篇小说,两个短篇,一个中篇,但他自己认为都还欠丰满,一直没有去投稿.他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学习了大量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李东坡开始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没有多久，李东坡在着手撰写《党史三字经》，他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一篇像模像样的《党史三字经》就写好了。

三字经 人皆熟 述古道 今可鉴 古往今 世事变

警后人 义须补 明清往 民国继 孙中山 为民众

驱外寇 建中华 共产党 助孙文 联俄国 扶农工

惩军阀 均地权 北伐军 叶挺领 击皖系 指直系

民国权 蒋贼篡 陈独秀 混敌友 四一二 大屠杀

大革命 遂失败 枪杆子 出政权 起义军 聚南昌

周恩来 总指挥 我军弱 不敌众 存实力 乃收兵

星星火 扑不灭 我红军 井冈聚 毛委员 著文章

为民主 指航向 朱老总 挑重担 有扁担 传世宝

闻朱毛 敌胆丧 反围剿 打白匪 毛泽东 建奇功

内战急 日寇侵 救中华 遂北上 先遣队 栗裕领

赣东北 方志敏 满腔情 迎先遣 主力军 向西行

国民党 似疯狗 欲灭共 紧追剿 湘江战 损失重

瞎指挥 害我军 责任者 数李德 秦邦宪 亦无主

毛泽东 志难酬 寻教训 觅经验 遵义城 扩大会

肃左倾 指前程 反动派 叫嚣狂 遣重兵 围红军

毛泽东 出奇兵 渡赤水 巧周旋 肥拖瘦 瘦拖死

从此后 跳出圈 爬雪山 过草地 千般苦 几吃尽

张国焘 野心家 违北上 另立党 朱与刘 与之抗

长征路 二万五 在陕北 立脚跟 一二九 学潮热

党指挥 大游行 停内战 齐对外 张与扬 两将军

为民族 行兵变 赞我党 识大义 周恩来 赴西安

析形势 明利害 两党派 渐合作 小日本 蛇吞象

左右摆 是王明 毛主席 立场坚 著宏论 持久战

抗日寇 救国家 十纲领 定洛川 平型关 挫敌锐

敌后方 摆战场 新四军 遍八省 游击队 打敌顽

敌我力 相持状 蒋独夫 起内讧 假抗日 真反共

共产党 从长计 谋统战 屡让步 无法容 皖南变

千古冤 江南叶 再建军 陈毅统 四五年 抗战胜

蒋匪邦 求美援 民主人 苦难多 李公朴 闻一多

为人民 遭灾祸 拒和平 挑内战 党伟大 小米香

三战役 靠步枪 先辽沈 再平津 后淮海 如破竹

总决战 是渡江 蒋家滚 天下定 党中央 进北京

万里征 刚启程 誓不当 李自成 将剩勇 追穷寇

蒋介石 逃台湾 美帝国 侵朝鲜 其意在 牵制我

主正义 保家国 志愿军 勇赴朝 侵略者 终投降

在党内 斗高岗 大贪官 吞巨款 张子善 刘青山

虽有功 法不容 嘣嘣响 贪者亡 五八年 大跃进

急性病 贻害深 知错误 即改正 庐山会 屈彭总 本纠左 变批右 叹苏修 趁我危 撤专家 毁合同 中国人 有志气 强国家 靠自力 原子弹 与火箭 天上飞 振国威 民心聚 风气正 焦裕禄 与雷锋

对同志 如春风 六六年 文革始 受冲击 刘少奇

邓小平 陈贺冤 大国贼 是林彪 说好话 下毒手

在蒙古 坠机亡 四人帮 又横行 党英明 除四害

两凡是 真僵化 毛思想 要发展 邓小平 魄力大

拨乱云 求反正 复高考 亿众欢 抓改革 促开放

我女排 五连冠 中国人 大步闯

李东坡不知道，这三字经在近期能不能搞出什么名堂,但是凡事都要先偿试以后才能得出结论的,仅仅在大脑内空想,不付诸行动,你就是放上五十年、六十年也是无济于事的。他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再说这些文字，就像是大米，有了大米固然是好事，比什么也没有当然要好得多，因为没有大米也就不可能有米饭。但是光有大米，不做成米饭，人家是不会买你的账，也就是说人家是不会吃的，甚至也不会看一眼的。只有做成饭才能显出它的价值来，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文章要出版，生米才成饭。他也知道要将文章变成出版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在精力上甚至是经济上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是凡事总不能等什么条件都具备了再去偿试，如果等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也许这条路早就让别人走烂了，那么你再去走就毫无价值了。仗着自己还年轻，自己口袋里还有三百五十元钱人民币，他决定冒一次险：到北京去找一找有关出版社，联系一下三字经出版的事宜。就算是办砸锅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是到北京旅游了一次。三百五十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一个还没有毕业的人，还是一个消费者，哪里来这些钱呢？这全是他以前在家里泡病号一分一分攒起来的钱，就说到福州看一次病吧，他稍微虚报一点开支，不就多出一百多元钱来吗？

于是李东坡找了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向学校请了五天假，说回老家去一次。结果他交了请假条就直奔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到了北京以后，李东坡才知道，这区区三百五十元钱对于来北京的人来说简直太少太少了。他也知道北京很大，可是他没有想到竟然有那么大，大得他分不出东西南北了。

住了两天的宾馆以后，李东坡觉得再也不能住宾馆了，因为住一天要开支十五元钱呢，在北京一天的住宿费相当于他在J省卫生学校六天的伙食费，这对他来说太奢侈了一点，再说带的钱也不够花啊。第二天下午，他找到一家出版社，开口就问人家愿不愿意出版他这个党史三字经。可是他真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就算你在省城读了几年书，可是北京人什么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文章人家见得太多了，你倒好，开口就直奔主题，人家编辑能给你谈这事吗。好在北京人厚道，并没有反感李东坡的直率，甚至觉得这小伙子有一股闯劲，编辑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他们这儿是专门出版文学书籍的，比如小说、诗歌之类的，并对他说北京什么什么地方有出版这类党建文章的出版社。于是李东坡就按图索骥地找到了那个出版社。

找到那个出版社以后，人家编辑一看，写得确实也不差，不过那个操着一口东北话、戴着深度眼镜的编辑说：“小伙子，你这个我还真定不了，我带你去找我们主编吧！”李东坡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啊。”于是这个连中专都还在读的人竟然大模大样地去见出版社总编。李东坡哪来这么大胆子呢？这全是他在舞台上多次历练后，慢慢把胆子练大了。在他看来，大人物不就是做的事大，见的人多，才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气质吗？可他这几年见的人也不少，上一次舞台见上两千人，上一次舞台又见上两千人，再说不但自己风风光光，还让这些人自动地喝彩、自动地鼓掌，说明自己也是不错的。再说自己也才二十出头，如果到了十几年后，也许自己并不比这些人逊色呢！

主编是个秃顶得比较厉害、操着地道的四川话的中年人，仔细看了看摆在他面前的党史三字经，觉得凭他一个人能写出这么一篇三字经来，也确实不容易，亲自给李东坡泡了一杯茶，李东坡可从来没有喝过那么醇香的茶，他不由得对主编更尊敬了。主编对李东坡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不过，主编又说：“要总结好我党的历史，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有限的。年轻人，你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你很难担起这一副担子啊。比如，作为三字经，你这里既没有提到李大钊，也没有提到陈独秀，这两个人不管是那一位，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理论上的建设都做了重要的贡献，这个肯定是不能疏忽的，好，就这样吧，以后有事可以和我联系。”临走时，主篇给了他一张名片，握了握手，就算是送客了。这事要是在别人身上，可能会觉得很荣耀，可是，李东坡不这样认为，他想：我好歹花了五天的时间，整整五天的时间啊，就让我们这位主篇的几句话给打发了吗？他很不甘心，可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别说你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就算是你是大名鼎鼎的人，你现在口袋里省吃俭用只剩下两百元钱，你还能干什么，你连买包香烟去人家编辑部你都做不到，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李东坡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唉，出书没有希望的话，我权当是来北京旅游来了。他想好了在北京痛痛快快玩两天，玩完之后就回学校去。

于是，他不再住那十五元一天的宾馆了，那哪儿住得起啊。就是带的钱有富余也不能有多少用多少，以后剩下一点钱回去还可以买一点书看一看。为了按时回校，他提前去火车站买好了回程车票。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有几个北京姑娘问要住旅社吧。李东坡心想：住旅社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离回去的时间还有两天呢。于是，他问多少钱，有一个姑娘说便宜着呢，才三元五毛钱。李东坡有些不相信，他想，这偌大的北京哪儿有这么便宜的地儿住呢，是不是骗人。不管怎样，在北京的两天，他觉得北京人还是很厚道的，一般不会有什么骗人的事吧。他跟着那姑娘坐着地铁，三转两转，就到了目的地。李东坡一看，差一点叫出声来。嗬，三元五毛钱有这么漂亮的地方住，还不需要上楼下楼的，还有彩电看，他心里那个美啊，就别提了。他一个劲地后悔，他后悔什么呢。他想：怎么前两天不知道北京还有这么实惠的地方住呢？两年以后，他从邮票上知道了，在北京住的地方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它就是邮票上的北京民居。它不需要花什么房租什么的，就是北京市住房宽敞一点的人家，将自己富余的房子拿来做旅社，这时候市场竞争几乎不存在，别看是三元五毛钱一晚，营业者也是有不少赚头的。

第二天一大早，李东坡就直奔广场看升旗，然后就去了长城，再然后就看了北京动物园，这一天很快过去了，他又回到北京民居住。又是一天到来了，李东坡先到广场，通过金水桥、天安门看了故宫，然后就又回到了广场，他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毛主席纪念堂。

在毛主席纪念堂，他油然生出一种尊敬的感觉，他尊敬已故的毛主席，他尊敬当时做出决定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领导。如果不是当时的领导做出这个决定，保护好了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就再也看不到旷世伟人的尊容。虽然毛主席在世时多次说过他死后不要保留遗体，更不要搞什么纪念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善意地违背毛主席生前遗愿，才有了今天的纪念堂————他觉得这纪念堂是中国人民增长民族自豪感的中心所在。

从天安门广场开始排队，长长的队伍排成了两行，李东坡从来没有排过这么长的队。来到毛主席纪念堂门口，只见那里有一块永久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写了一句话：Take off your cap,中文意思是：请脱下你的帽子。这是专门写给外国人看的，可见毛主席在世界人民心中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在纪念堂里边，围绕毛主席遗体，两行紧挨着的队伍从水晶棺两边分成两行。水晶棺的头上站着两位威严的军人，这两位军人，简直就是女性心目中的偶像，简直太帅了，连李东坡这个男性也啧啧称叹。不过，在李东坡心里，毛主席又何偿不是一位美男人呢，因为他不但是外表美，内心世界更是美不可言。从细微处看，这个伟人写的字好、作的诗好，写的文章更是雅俗共赏。

出得毛主席纪念堂，广场上的人很多，有四分之一是外国人。在广场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拿着照相机，他恨不得自己也有一部，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作为一个南方的小伙子，又不是在北京读大学，自己能来一回北京已经是大开眼界啊。李东坡看见两个外国人,一看就像是英美人，他以前在省城的时候也看过外国人，但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他从小喜欢各类语言的学习,英语也不例外,他想去过一过说英语的瘾,就主动走近那两个外国人，他说：“How are you? how long have you been china?”其中一个特别高的老外说：“More than three years.”突然，另一个外国人指着他的衬衫问：“How much is the shirt?”李东坡说：“Nine yuan RMB.”那个外国人说:”Very cheap.”李东坡为了和外国人开个玩笑，故意说：“No ,a little expensive.”说着双方都哈哈大笑起来了。李东坡心想，也只有在北京，才能有说英语的机会，以前学的英语————高中学了三年的英语，加上在J省卫生学校学的英语，全部成了哑巴英语，啊，世界是多么不一样啊。

和老外道别之后,李东坡去了眼前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他从历史博物馆里，看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也读出了中国为什么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的道理。在革命博物馆，李东坡了解了许多革命先烈们的伟大事迹，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军阀张作霖的作品——————绞刑架————用来绞杀李大钊的绞刑架，他对这个绞刑架是十分痛恨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虽然张作霖还有一个作品————他的儿子张学良，(虽然张学良早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一些灾难,但是他又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可以说他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学良是中国人民的功臣，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可是这些和反动人物张作霖是毫无关系的。虽然从客观上来说，是张作霖制造了张学良，可制造出一个进步、正义的张学良并不是张作霖的本意，至少张作霖在主观上是没有这个想法的，所以李东坡对张作霖只有痛恨。

在革命博物馆里，深深打动李东坡的还有北方人民抗日的许多杰作，埋在地下用来炸日本鬼子的地雷,雁翎队的战船,所谓战船,也就是一般的船,不过北方的船和南方的船稍有不同而已,这些以前只是在电影中看过,因为在李东坡十二岁前,也就是1977年以前,在中国翻来覆去看的也只有这么几部电影--------不是中国人没有优秀电影啊,是当时江青不让放,许多电影还被打成反动电影,甚至被称为大毒草,这样一来,像李东坡这一代的人,儿时看得最多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南征北战》。现在不一样了，这是活生生的东西，此刻就摆在了自己眼前，他十分兴奋。

在这里，李东坡看见一个类似他老家的柴灶似的东西，他想：一个柴灶搬到这儿是不是太滑稽了。很快地，他看见了那个柴灶旁边挂着一块牌子，上写着：冀中地道。啊，这就是电影〈〈地道战〉〉里的地道，这个东西竟然也送到这里来了，真的不可思议啊，这足足有十五米长啊，这么大的地道也给挖来了。这一段地道，开始的地方只比一个灶口大一些，越到后来越大，几乎容得下半蹲着的三个人。李东坡不禁大声惊叹：中国人太伟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怎能不失败呢？

北京三天旅游,李东坡感慨万千,他写了一首清平乐:北京真好，………………

从北京回来以后，也许是见的世面大一些了，李东坡的胆子更大了，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显得炉火纯青了，他的相声已经是他自己写的居多。很快地，他成了公卫十四班的明星了。

从李东坡上学到1987年底,李东坡用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他三年的学习,因为还有半年是休学的。毕业了,马上就要分配了,同学们都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也就是说,李东坡和他的六十个同学来自全省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一分别,到哪一年还能再相聚,谁也没有底.

人也真怪,没毕业的时候,大家想着毕业,恨不得早点走上工作岗位,那怕是早一星期、早一天也好。一可以领取工资,二来在窗明几净的单位上班那是多么神气啊.

能不想早一点工作吗?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青年,人人都看过由著名作家路遥编著的电影《人生》,主人公高加林为了有一份工作,几乎偿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卫生学校的学生很多人都有着和高加林一样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渴望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可是真要毕业了,大家又恋恋不舍.有些要好的同学都像生离死别一样.离别的手儿啊,握了一遍又一遍,祝福的话儿啊,说了一次又一次.少数女同学竟然在分别的宴会上哭出了声.学校虽然明令禁止谈恋爱，可也架不住个别早熟品种暗恋。这时多半是相恋的两人嘤嘤地哭，马上就要天各一方，也许今后半辈子都见不上一面呢。这时候就是双双对对拉着手哭甚至互相依偎地哭，学校也不会管。在恋爱的问题上，毕竟先严后宽，是任何一所学校的宗旨。现在这些青年都是快要走向社会的人了，学校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寺庙，理解万岁吧。

到这个时候,李东坡虽然因为自己的长时期的没病找病而错过了成为一名党员的机会,但他知道,凭着他这几年来在舞台上的成绩和曲折求医经历,他一定是这个学校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想,同学们给他的临别赠言一定会是很有情调的,可是当他看见同学们的赠言时,他的心为之一振.那些赠言把他送上了一个充满光环的理想世界.

李东坡看见同学们送给他的赠言时,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多好的同学,多好的一段感情啊.不错,自己在这个休学以后的班级------公卫十四班呆的时间的确比在原来的公卫十三班呆的时间长些,也先后和公卫十四班的同学在舞台上有过三次很成功的合作,可是他因为名气渐渐大起来了,脾气也见长,有一个同学为此和他大吵过一次.可是就是那个和他大吵过的同学，对他的临别赠言也是满腔的热情：你在我们班填补了一个空白，听你的相声让我陶醉，看你画的画让我着迷，读你写的诗让我沉思。

不知怎的，这一类的夸奖在全班占了百分之九十八，李东坡似乎并不怎么感动，可是，这位昔日有过口角的同学的留言让李东坡深深地震撼了。他想同学这两个字真的是价值千金啊，因为不光是这一位同学对他充满感情，还有好几个平时妒忌李东坡的同学在分别的时候竟然表现得那么地真诚和友好，他真的不愿意离开这些比兄弟还要亲的同学们啊。

第四章

李东坡毕业了,自从毕业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自己专业水平应该算是中等水平，但他更醉心于业余爱好。这倒不是说他做不好防疫部门的工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防疫战线,有精英,也有混饭吃的,某某县领导的亲戚,某某局长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冷不丁就人模狗样地在防疫站做着并不内行的工作.

话也得说回来,在这些人中,少数通过自己的努力,渐渐走上专业的道路的人也不是没有.更何况李东坡好歹也是正规的公共卫生专业的毕业生,可是,要从长远看,要在这一行业有所发展显然不是自己的理想,自己在人文方面的知识和卫生专业知识相比,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李东坡想:自己终究是要改行的.但是刚毕业,虽然在公卫十四班没有人不佩服李东坡的文采,可是一个刚毕业的人,在社会上还是两眼一摸黑的,谁也不认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又能怎么样呢,还是先站住了脚再说.

这时候，原来和他同班的公卫十三班的同学们已经工作了半年了，公卫十三班有八个人留在J省的省会城市工作。如果李东坡没有这几年的蹉跎，说白了，如果没有这几年因为生病的事，他肯定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那样的话，他一定也会和这些留在省城的同学们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真叫做“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他现在和以前的同班同学有着很大的差别了。这是他自己不珍惜生活带来的后果，他谁也不能怪，只能怪他自己。不过从大的方面说,八十年代中期的省中专的确在分配上远远胜过一般的大专生,有句顺口溜说得好:省中专,金不换,分配工作轻松办,留在省城也不难.像J省卫生学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学生,最次的也是在县城上班.而一些大专,无论是师专还是医专,竟然还有一小半在县城以下的乡镇上班,当时还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师专生,要吹灯,任你一身有万能。按照党和国家提倡的自然是：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实际上，在城里工作和在基层工作就是不一样，因为起点就不一样嘛。

李东坡已经不想分配在老家，虽然他知道，只要他留在老家临鄱县，要不了几年，凭他的素质，他一定能很快在临鄱县家喻户晓。那样他也可以为老家渔池李的人民多做些事。可是他想起自己这几年来，在父母的指挥下，一会儿搞土迷信，一会儿搞洋迷信，搞得乌烟瘴气，虽然他自己一直是反对这些行为的，但毕竟这种反对不是很坚决，所以效果也就很有限。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他想离开老家，去一块净土重新开拓他的事业。

李田顺对李东坡说:“东坡，你想分配在外地，家里也不好说什么，可是你真的要冷静地考虑一下，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

李东坡说：“爹，父母在不远游，只是一句古训，一般来说，古训到了新时代常常会得出相反的结果。以前你和我娘不是常常对我说：学得乖，莫上街。这句话现在看来实在有些愚蠢。无非是想让人家少上点街，少花点钱而已，可是一个过于俭省的人，绝对会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再有，农村里以前的近亲结婚，在乡下竟然长期被大家看成是亲上加亲，可是，这又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近亲结婚生下的小孩虽然不能说个个都不好，但几乎没有一个会是智力超群的人。”

李田顺不服气地说：“你说的都是什么啊，那你看看我们家屋后的仁生家里，仁生两夫妻不是近亲结婚吗？可是他们的小孩不是个个都长得比仁生高大英俊吗？还个个都是男孩。”

李东坡说：“你也不看看仁生的老婆有多漂亮，他如果没有一个高大漂亮的老婆能有生得出这几个孩子吗？再说他们也仅仅是男性而已，有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吗？”李田顺不说话了。李东坡觉得还没有说完，他想：男孩又怎样，新社会，男孩女孩都一样，父亲竟然这样地重男轻女，真的是无法沟通了。他像是总结似地对李田顺说：“爹，有些理我一时半会也跟你说不清楚，反正有两条理由：一是人挪活，树挪死，就说那个我们隔壁村的、考上清华大学的吴民正吧，如果不是在远离家乡的武汉工作，现在不一定能当上省委书记吧，据说他还可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呢。清华大学毕业的人何止千千万，可是他能成就这样一番事业，我认为和他在外地工作有很大关系。当然，我声明一句，我绝对不是说自己要到外地就一定能当上什么大干部，但是在外地也绝对不会像你说的那样不好，何况人是需要在外面经风雨见世面的。再说，就在一年前，四千里之外的北京我都去过了，现在要去四百里之外的地方拿工资还有什么不敢的呢？”

李东坡太了解他的父亲了，李田顺是一个一生都难见大世面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是在送大儿子参军时到过一次广州，另外就是在给二女儿治腿疾时在省城住过五个月，所以他故意把工作说成是拿工资，免得父亲担惊受怕。

李田顺问：“树挪死，人挪活。这就算是你说的一条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呢？”

李东坡说：“这二嘛,就是你和妈不肯放弃信奉上帝的立场.”

李田顺说:“你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信上帝还要受你干涉？”

李东坡说：“你信上帝我真的很不好受啊，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医学生，本来是要宣传医学知识，你们这样做对我是一种莫大的污辱。”

李田顺又气愤又伤心地说：“儿啊，说话得凭良心，当初要不是你得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我们何至于去信上帝，这可全都是为了你啊，你那时医又医不好，不医又糟糕，你叫我们怎么办？”李东坡让他父亲的顺口溜逗乐了，他内心深处还是在为父亲的思维灵活而高兴的。

李田顺接着说：“你现在身体也好了，没有指望你去感谢上帝，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李东坡一阵惊喜，平时口拙的父亲竟然能说出这么几句成语，并且用得如此的恰到好处————尽管他不同意他父亲的观点。他调侃似地说：“爹，想不到你的口才越来越好了，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啊？教教我吧？”

李田顺说：“我这可都是在教堂里学来的，是人家传道讲给我听的，基督耶稣教育人不能忘恩负义。”

李东坡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又凉了一截，在他父亲心里，他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再说自己的身体还只能怪自己，根本和上帝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现在父亲竟然对上帝的教义奉若神明了，真是一个大大的悲剧，这不光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悲剧，是所有信奉上帝的人的悲剧。

李东坡任凭他父亲说得口干舌燥，也无动于衷。等他父亲说累了，李东坡就说：“爹，就算你和妈不信上帝，我想到外边去闯荡闯荡也不是不可以吧？但看在你们的养育之恩上，特别是这几年为我的身体奔波劳累的份上，只要你们答应不再信上帝，我就留在你们身边，行不行？”

李田顺看看劝说没有什么效果，也就反过来想：这小子几年来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说不定还真的能闯出点什么名堂呢！再说要让自己两口子放弃这信了两年的上帝，那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命。于是他换了一种轻松的口气说：“嘻嘻，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上帝我可不能不信，你要去外边闯荡闯荡也是好事，我也不拦你。以后你自己注意一下就行了。”李东坡终于和他父亲统一了意见，他轻松多了。

要不是李东坡实在讨厌那些信上帝的人，他是不会离开老家的，因为他还没有报父母的恩呢。李田顺虽然有时对儿子要求严了些，但是李东坡完全理解他父亲。有一次，是高考前那几天，他父亲对他说，快要高考了，就不要迷着那收音机了。李东坡照着做了，可是，一次，李东坡发现李田顺在听收音机，就说：“既然不让我听，你也不要听，你这样听，也影响我学习呢。”李田顺说：“东坡，你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今天是你的数学总复习的一天，我怕误了你上学的时间，听收音机报时，然后把时间告诉你呢。”李东坡为他父亲的一片望子成龙的心情而感动。

在李东坡的分配这件事上,何牡丹是完全支持儿子的,她听见李田顺总在劝李东坡不要去外地,听得她都有点烦,从来不发脾气的何牡丹也大吼起来:“儿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想管到什么时候，我看，真的要成大器，还是让他到外边去闯荡一下！”何牡丹的这两句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李东坡知道，妈妈也是没文化的人,从来都不多嘴多舌，这次和父亲吵起来，她真的是为自己的儿子着想。

何牡丹是一个在村里口碑很好的人，她年轻时心灵手巧，会农活，也会织布，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个生产大队的布几乎全是她织的。人们都说：东坡妈太善良了,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在李东坡刚读一年级的头几天，一天，李东坡刚放学回家，在路上看见村子中间很热闹，就凑过去看，原来是在斗四类分子，所谓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右派分子。他看见几个四类分子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粪桶，头上戴着下部大、上部尖的高帽子。这几个四类分子一个个把头埋得低低的，加上脸上东一点西一点地被人涂上了墨汁，他根本认不出那些人到底是谁。他正想看个究竟时，何牡丹在她身后狠命地拉着他的手就往人群的外面走，一边走一边骂：“兔崽子，回去，这有什么好看的。”年幼的李东坡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平时妈从来没骂过自己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当走到家时，不等李东坡问，何牡丹对着李东坡的耳朵说：“孩子，这么个斗法，谁受得了，再说，有些人已经不是坏人了，你再去看别人的笑话，你这不是造孽吗？”

李东坡来到H县,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县份,全县人口只有三十万，和他的老家相比那是明显小了不少，李东坡的老家临鄱县的人口为七十八万。李东坡初来乍到,只是感到新鲜和好奇.由于对环境很陌生,凡是没到过的地方都觉得很远很远.比如从汽车站到H县防疫站,虽然只有步行五分钟的路程,因为陌生,他感觉到走了好久,所以他觉得H县似乎比老家还要大,这只是一种错觉,等他熟悉了环境,觉得H县还不如老家大而不想留在H县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对于H县和老家的最大区别，用李东坡的话说就是：其他倒还区别不大，最大的区别就是听到的死讯迥然不同，在李东坡的老家，如果是非正常死亡，那就是在河内淹死的人多，因为临鄱县河网港汊太多；而在H县，非正常死亡则多半是煤矿的瓦斯爆炸,因为H县丘陵多煤矿多。

这时的李东坡对H县的印象很好,在H县,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8400多人，可以说是一块洒满烈士鲜血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H县全县人口只有九万，这就意味着每十一个人中就有一个烈士。李东坡想：这个有着很多烈士的地方，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地方，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尽然，甚至出乎意料之外。

H县的主街上，还有一个和李东坡老家的电影院一样大的剧场.此时此刻,有个亮相的舞台,正是他所期盼的.他有一个转折亲戚,据说住在H县一中,可等他去找那个亲戚的时候,他却发现那个亲戚十年前就已举家迁往上海去了.虽然没有找到亲戚,可就在H县一中,李东坡有一个十分惊喜的发现:H县一中的后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库,这对于爱好游泳的李东坡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真的,那个水库不要说在整个J省,就是在整个华东地区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游泳佳境.毛主席曾因仰慕一座名山而题诗曰“天生一个仙人洞”，那么如果毛主席来到这个水库看过，一定会欣然题诗。水库不但水清见底，离县城又近在咫尺,十分方便.四边山上一年四季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李东坡是个有诗人气质的人，爱水如命。他想：以后如果在这个环境生活，不就可以在鲜花的怀抱中游泳吗？那是多么令人舒心的事啊，可是人生并不仅仅是游泳和说相声，尽管他在今后的岁月中偿够了酸苦辣咸，唯独少有甜，可这时候，李东坡二十三岁，还有很多世事不懂呢。

在H县第一中学旁边，有一座水库，人们都把它叫做一中水库，水库的后面,有一个叫岑山洞的地方,四面青山环绕,景色也不错,虽然洞并不很大,只能容得下七八百人聚集,但内有滴水洞,长年水滴不断,据说那里的滴水如果用得好可以治病,特别是治眼病有很好的效果,李东坡也不知真假,但他看过这个山洞以后很兴奋,因为在这个山洞的旁边有两个世上很少并存的场所,一处是和尚庙,一处是尼姑庵,虽然这两个香烟缭绕之地比较小巧,但.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想起了南宋辛弃疾曾在这个地方写就了一首《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清清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是小儿无奈，溪头卧剥莲蓬。还有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啊，这真是个好地方。尽管不久以后李东坡也曾对这个地方讨厌过，可此时此刻，他真的被眼前的景色感染着。

面对着这美丽的景色，李东坡写下了一首《清平乐。岑山洞》：

词曰：

草木葱茏，雅名岑山洞,当年曾经隐蛟龙,志敏(指闽浙皖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黄道(指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三巨头之一、新四军驻赣主任黄道)相从。

一池碧水山前，恰似少女腼腆，山回路转连绵，奇思妙想万千。

H县是和李东坡的家乡临鄱县属同一个地区————饶州地区管辖，只不过比他的家乡要小一些。虽然这两个县只是相隔二百七十公里的路程，可地方风貌迥然不同。临鄱县绝大部分是水乡，只有诸如前文提到的马鞍山之类的极少的丘陵；H县是个以丘陵为主，以少量山地为辅的县份，这在J省这个很少有高山的省份来说，H县应该算是一个山区县了。

李东坡分配在H县卫生防疫站,在这里,他最早接触三个人是:杨太见、方霄、熊日生。杨太见是H县防疫站卫生科副科长，方霄是H县卫生防疫站检验科化验员。至于熊日生，虽然不在防疫站上班，但他是和李东坡一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家在农村，他租住的地方就在防疫站的隔壁，所以就在防疫站搭膳，和李东坡算上饭桌上的朋友。

李东坡第一次接触了一个十分歹毒的人, 就是那个杨太见,也是J省卫生学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是H县卫生防疫站卫生科副科长。初次见面,李东坡觉得这个比自己矮五公分的杨太见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卫生局的局长.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原因,一是李东坡不是本地人,另一个就是杨太见虽然人品不好,或者说有欺生的坏品德,可是在业务水平上,他确实是不错的,这一点连李东坡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杨太见这个名字会让人想起太监这个词。因为业务上比较精通，杨太见对李东坡这个新兵蛋子是一百个看不起.可是,李东坡只是专业水平相对差一些,别说他比杨太见长得高大英俊些,就是要论人文知识,杨太见和他也是无法匹敌的.

按理,同是J省卫生学校的同一专业毕业的人.本来,作为校友,李东坡以为这个杨太见会对他友好的,可是他错了,这个杨太见长得其貌不扬,矮矬矬的,并且是个早就死了亲娘的人.人说“孩子没娘，六月也凉”，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今后的岁月中,常常拿李东坡开涮.李东坡怎么也想不明白,杨太见到底是因为什么和他作对 :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长得矮矬矬而妒忌李东坡还是因为李东坡太老实了,还是别的什么.从一开始杨太见就对李东坡充满敌意.

看到杨太见那很不友好的眼光,李东坡就想,但愿不要分配在和这个杨太见同一个科室,可是,越是怕鬼就越是要遇见鬼,他分配在食品卫生科,杨太见算是成了他的领导.对于这个领导,李东坡虽然从心内并不怎么看得起,可是,李东坡是从来不以貌取人的人,他对杨太见的娴熟的业务还是发自内心的尊敬的,可是,这种尊敬却换来了杨太见一连串的打击.

在李东坡在防疫站工作的的第十天,李东坡和杨太见一道下乡,几个人骑自行车去的,走到半路上,杨太见故意将自行车一歪,骑在后面的李东坡猝不及防,他的车撞在了杨太见的自行车车尾上,接着又重重地摔在了硬梆梆的水泥地上,加上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李东坡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衫,衬衫被擦破了一大块,鲜血马上从手臂上的破损处流了出来,杨太见见状,不但不给予安慰和问候,反而高兴得像是过年似的.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李东坡刚来H县不久,就听见一个口头禅叫做“心不杀，家不发”，心杀是当地的一句方言，心杀也就是心毒、心狠的意思。他想不到人生中竟然有这么一条定律：要想自己发家竟然要用对待别人心毒、心狠来取得，这是他在老家二十多年来所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呀。原来他想：说是说，做是做，如果H县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么多忠心耿耿的烈士又是怎么来的呢？所以他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是从杨太见身上，他似乎又看出了这句话的真谛。

李东坡这个气呀，他心想: 要不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别说是幸灾乐祸，就是你故意绊倒同事，就是忍无可忍的。自己虽然是个外地人，可是想当初也曾是J省卫生学校响当当的人啊，当自己所在的那个班级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分配在省城时，自己分在最基层的县城不说，还要受这般欺负，而欺负自己的不是别人，竟还是自己的所谓校友，并且是一个长得矮矬矬的人。要是换个环境，他这个“太监”还能这么肆无忌惮吗？李东坡这时隐隐约约地感到分配到这个鬼地方是一种错误，可是大错已经铸成，很难再有其他的办法，他这时虽然还没有转正，还在一年的实习期内，他听别人说，要是有关系，有后台，可以退档，可以重新分配，但是他的老家有的是在重点高中读书的未来大学生,能够立马派上用场的社会关系一点也没有, 他的四叔也不过是一个农村学校的校长,根本不能解决他调动的问题.

李东坡以为，杨太见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拿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也许是社会上的一些老油子的惯用手法，只要自己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正所谓：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可是他又错了，这个杨太见并没有就此罢休，接二连三的打击又来了。

李东坡和另个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住在防疫站家属楼的四楼，杨太见住在三楼，正好住在李东坡的楼下，杨太见早三年来，独住一小套房子这很正常。可是，杨太见要找李东坡的茬。那时候那个年轻的大学生只留下很多用具在这儿，他已经停薪留职去外地了，暂时楼上也就李东坡一人住。一天，杨太见带着他的一个朋友来到楼上，李东坡自然很客气。可是杨太见说是他的楼下天花板上漏水，李东坡只得跑到他家看，还真的漏得不轻，李东坡心想：这可怎么办呢？不要说是他是管着我的头头，就是一般的邻居，那也不能不管，于是，他愣是在他自己对着杨尚昆太见家漏水的寺方请石匠好好地补了一番，这一补，用去了一百元钱，那可是半个月的工资呢。

三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杨太见又和他的那个朋友在他的办公室玩,聊着聊着,就谈到那次李东坡补漏的事.杨太见对他那个朋友说:“李东坡真是个笨蛋，我家根本不漏水，那是我泼的水.你知道吗？别看泼水，你要是不懂行还不一定泼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可是一门学问，我刚泼上去，它根本不理你，马上就干了，非得我泼上个十遍八遍不行。这不，就我这一忙活几分钟，够李东坡这小子忙活半天的，你说他是不是大笨蛋啊？”他的那个朋友说:“也不能说他笨,就你做的那个事,连我都看不出来。”说罢两人大笑起来，他的那个朋友说：“小声点，小心让别人听见。”这时李东坡就在门外，他们的话刚好让他听见。杨太见怎么也不会想到，星期天还会有人和他一样往办公室跑，李东坡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他心想：想不到这家伙是这么坏的人，他真的想冲上去打杨太见一个耳光，可是，事情过去了又不是一天两天，真把事搞大了，对方要是抵赖，也真不好对付；再说自己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找，万一和这个邻居搞僵了，他处处设置障碍，也不是一个办法。以后有机会再跟他算账吧！

在食品卫生科，最多的工作就是和食品从业人员打交道，发放卫生许可证，成了食品卫生科的主要内容。一般的工作程序,卫生许可证一年一换,在发放新的卫生许可证之前,旧的卫生许可证要换下或直接撕毁,李东坡对食品卫生检查之类的工作,没有很大的热情.因为对于他的知识结构来说,在县委或县政府的机关内写写材料才是最能发挥他的作用的.让他特别不能理解的是:有些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对于小小的南货店店主之类的食品从业人员,如临大敌似的,吆五喝六的,好像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就操纵在工作人员的手上.李东坡想:从事食品加工或销售,固然要按卫生程序操作,可是对于只有蝇头小利的从业人员,他同情都还同情不过来,更别说是吃拿卡要了.可是,这种工作态度是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的,杨太见看出了李东坡对从业人员的心慈手软.他要给李东坡一点颜色看看.

发许可证的日子到了,卫生科总共才四个人,李东坡肯定是要去的.除了卫生科的四个人之外,还从其他科室借用了一些人来,一共是九个人,分成三个小组,李东坡和杨太见在一个小组。

李东坡不愿意和杨太见在一个科室,但既然是防疫站分好了工的,他也不好说什么.可是,这对李东坡来说又是一个错误,李东坡为了这次的发证弄得十分窝心.

发证的第三天,杨太见改以往的回收旧的卫生许可证为当众撕毁卫生许可证,并且指定李东坡做这事,李东坡是一千个不理解,一万个不理解,他心想,这回收旧的卫生许可证是多么妥贴的工作方式,至少不会激化卫生部门和食品从业人员的矛盾,可怎么搞得好好的又要改成撕毁旧的卫生许可证呢?这正是杨太见要让李东坡难堪的心机所在。

在一家食品厂吃饱喝足之后,三人发证小组在衣履歪斜的杨太见的领导下,向一家小小的南货店走去.这是一个专卖饮料的店,店主叫李勇奇,和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主人翁同名同姓，不但如此，他和戏中的人物的经历也相似，戏中的李勇奇是闯关东时到的东北，在当地算是个外地人，开店的李勇奇是浙江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浙江因为人多地少，生活水平远远不如J省，李勇奇就是从浙江迁到J省的外地人。大凡外地人，一般有两个极端，要么老实得出奇，要么逞强斗狠。这个老李属于前者，后来他的儿子围攻李东坡这个国家工作人员，那是属于另一个范畴----免子急了也咬人啊，李东坡深深理解这一点。

杨太见一行三人走进小店，没有等坐稳就指着老李家那个挂在墙上的卫生许可证说：“小李……”，李东坡听得很不得劲，心想：你不就是比我大几岁吗，可我个头比你大不少啊，我凭什么小李小李地让你叫，你有必要充功卖老吗？我要不是因为休学几个月，一定在省城呆着，比你要强多了。他很想回敬他一下，可又想想，还是忍了，他想到吃亏是福的古训。杨太见接着说：“小李，去，你、你去把那个许……许可证给摘……摘下来。”杨太见的话语中已有一些醉意。李东坡万不得已，把许可证摘下来了，放在一边。这时李东坡已经看见店主老李十分委屈的样子，老李说：“你们行行好吧，我这个店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这个许可证还是两年换一次吧？”杨太见不容分说，吼道：“撕了，把它撕了。”李东坡说：“算了吧，把它作废不也是一样吗？”他知道要是再这样下去肯定会激化矛盾，所以不得不说出这句话来。

杨太见想：李东坡啊李东坡，你这是什么立场， 怎么能替对方说话呢。于是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李东坡，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怎么半天了还不撕呢？要是大家都求情，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做？”李东坡不得已把许可证撕了。他为了平和地处理这事，只是把许可证撕成了两截，他不想和以前的一些人一样把它撕得粉碎，尽管杨太见用眼神狠狠地瞪了他一下，可他已经管不了这个官不大架子很大的人在这儿颐指气使。撕完卫生许可证，自然是要花上七十多元钱再换新的许可证，老李觉得这钱是多花掉的，有些心疼。

见代表着执业权利的卫生许可证被撕，老李对着李东坡竟然哭了起来。李东坡这时真是打掉牙往肚里咽，一是老李有轻微残疾，就是特殊照顾一下也未偿不可，二是自己也是个外地人，至于同不同姓倒无所谓，工作上是来不得意气用事的。可自己竟然做起这等事来，他心里很不舒服。不一会儿，李勇奇的儿子带着三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走进了小店，看来是要来闹事的。老李的儿子问：“你们谁撕了卫生许可证？”这时杨太见不但不做解释工作，反而用眼睛瞟了瞟李东坡，这无异于是告诉对方撕许可证的是李东坡。这几个小伙子马上就想冲到李东坡的面前去。杨太见面对这个局面，中午喝的酒也醒了许多，说：“大……大……大家不要激动，这样吧，你们这个地方离县城有五公里，我们也不可能不吃晚饭就回县城，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我们吃完晚饭，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解决，好不好？”老李听他这么一说，以为至少会得到什么安慰之类的话。

可是，杨太见刚一吃完饭就对一起来的两个人说：今天大家辛苦了，早一点回去吧。李东坡刚想说，不是说好了要解决刚才的冲突吗。可不等他张嘴，杨太见已经骑上自行车走在前头。这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前面就有冲突的迹象，做为小集体的头头，杨太见不但不加以解决，反而开出这空头支票，老李的儿子觉得受骗上当，就带着那两个小伙子追上来了。知道有人追来了，杨太见也不停车，继续朝前骑，李东坡也不得不骑上车往前走，有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李东坡明明知道后面有几个人追来了，可是他不想骑得太快，要是骑得快，对方不可能追得上他。因为他想：自己好歹还是一个国家干部，又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要跟逃跑似的，那不是太狼狈了吗？没有多久，他们就追到了李东坡的跟前，李东坡不得不下车，他知道，自己已经被人暗算了，暗算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卫生防疫站的杨太见。

那几个人跟上来,不管青红皂白,对着李东坡就准备好一顿猛揍.李东坡这时浑身气得打抖,他心想,自己这几年是怎么了.仅仅在几个月前,自己还是J省卫生学校的有些传奇色彩的人,如今他放弃说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话,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不但没有得到半点关心和爱护,竟然在这个荒郊野外受到这样的围攻,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他不禁悲从中来,心想:我这是造了那辈子的孽啊.

这样想着,李东坡情不自禁地用家乡话大吼了一声:“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就是这一句,让几个围过来的人一点也听不懂,这几个毛头小伙竟有些害怕了,再加上这几句话意外地招来了李东坡的三个老乡.杨太见没有对围过来的人有半点制止的表示,倒是李东坡突然闻讯赶来的老乡帮了他的忙,解了李东坡的围.在这最难堪的时候竟然是一句家乡话帮了李东坡的忙，使他免受羞辱。

对方三个小子本身就是抱着莽撞的心理来闹事的，他们自己也不敢过分嚣张，一见又来了三个人，也搞不清他们是干什么的，看到李东坡和他们十分亲热的样子，知道捡不到什么便宜，竟然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就悄悄地走了。这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那几个老乡说：“你这个老乡真的太有个性了，别人在这个时候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外地人，你可倒好，还喊起家乡话来了，不过作为老乡，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交个朋友吧。”于是，他们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了。这真叫做:久后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人生地不熟,相帮危难时.

虽然没有挨打,可是,自己一个刚刚毕业的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除了老站长两夫妻对李东坡很客气之外,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人的关心和爱护,甚至还不只是杨太见一个人在捉弄他。这次事件的第二天,李东坡又接到家里的一个长途电话,说他母亲得了重病住进了老家的县医院,李东坡几乎都快要崩溃了.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这时候，李东坡最大的心理安慰就是翻看以前的书信和毕业留念本。从1984年考入J省卫生学校到现在，他手头保留下来的信件不下一百多封，李东坡真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那些信件，有的已经五六年了，可是还和新的一样。那些信件有亲人们美好的祝福，有同学们热烈的夸赞，也有老师殷切的嘱托。这些平时看起来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字，成了李东坡此时此刻极好的精神抚慰剂。翻看着毕业时同学们留给自己的毕业留言，李东坡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自己在同学们的心中那是多么好的印象，想不到来到这个屁大的小县竟然连连遭到打击，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想着自己家那接待来客一百七十多人的谢师宴，想着刚去省城读书时六七十人的送行队伍，想着在J省卫生学校舞台上俯视两千观众的气势，想着自己在省城和侯宝林的弟子几次的交流，想着在北京时出入出版社时那种自由和潇洒，再想想今天这个场面，李东坡不禁十分伤心。一边是如雷的的掌声,一边是差点让人打的尴尬局面;一边是人见人爱的点头微笑,一边是被人暗算而不得申明.两个世界两重天，这才隔开四百里的距离，怎么会是这样呢？

李东坡想：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怎么就会这样呢？是不是人还真有一个上辈子，是不是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可是既然没有什么上帝，没有什么神仙，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上一辈子；要是自己不分配在这样一个地方，不可能连连让人暗算，可是自己为什么会分配在这样一个地方呢？还不是因为父母信奉那该死的上帝教。可是父母为什么会信奉上帝呢？还不是为了李东坡的身体。如果自己的身体好的话，父母能无缘无故地信奉什么上帝吗？要怪就怪自己生了这一场病。要不是生病，可能在省卫样时就入党了，不但不会让父母牵着鼻子走，很有可能在省城工作了，能来一下小城走一走就算是视察工作了，那是多么的风光。可是自己是为什么生病的呢？还不是为了陪老许去省城找他住院的儿子。此时，他对老许有太多的埋怨。自己帮老许，明明是做好事啊，做好事的人为什么要得一个这样的结果呢？李东坡百思不得其解。

李东坡这时不知道有多后悔分配在这个人情冷漠的地方,家里有个大事小事的自己又不方便回去.要不是想起父母对自己的恩德,李东坡此时死的心都有.可是就这样死了,不是正中那个一心要捉弄他的杨太见的计了吗?他恨不得去买一把刀来把杨太见给杀了才解恨,自己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自己过不去呢?原来这里有一段隐情。

其实杨太见也并非是土生土长的H县人,他和李东坡都是从外县分配而来.不过,杨太见的老家是紧临H县的铅石县。杨太见的老家到H县县城只有十公里,比许多本县的人还方便.说起这里的隐情,还得从1976年说起.不光是渔池李,在整个临鄱县,由于是鱼米之乡,水产的确丰富,木材比较缺少.当年,一百多户的渔池李有二十多户人家都有做房子打算,李东兴一家也在其中.李东兴是李东坡同祖父的一个堂兄,1984年在李东坡去省城读书时,他是为李东坡送行的领头人.大家集资以后把钱交给李东兴,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几个买木料的年轻人身上.

李东兴带着三个人到这二百多公里之外的H县采购做房子的木料,两万元钱的木料扎成木排随着六百里信江放排顺江而下,在那一个鸡蛋7分钱的年代,两万元钱的木料那真叫浩浩荡荡.看着从深山里采来的一根根粗大的木料,李东兴等五个放排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他们几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肩上担着的是渔池李父老乡亲的造房大任.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月的南方难得有不下雨的日子,连续两天的暴雨使信江洪水泛滥,江水像脱缰的野马汹涌澎湃,远远近近地能看见大大的旋涡,再往下游,旋涡更多,简直是一个旋涡套着一个旋涡。在放排的行业里，流传着这么几句话：“旋涡是魔鬼，谁见谁要毁，若是连环套，魂魄也吓飞。”所谓连环套说的就是这种旋涡套旋涡危险局面。好在这几个放排的人年轻，水性很好，加上及时放弃木排，拚命往长满小树和各种藤条的岸上奋力游去，刚游到岸边，他们一个个迅速抓住岸上的小树和藤条，才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不过木排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的，能保住性命已经是十分庆幸的事了。

李东兴的木排被洪水打散了,几个坐在木排上的放排人差点命都没有了.在这远离家乡的铅石县的乡下,李东兴等人举目无亲.他们真想有人来帮他们一把啊.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李东兴他们等来的不是有人相帮,而是铅石县一些无知村民的非礼------成批成批的木料被一些村民拿到自己家里据为己有。有的甚至被派上了做栋梁的用场.李东兴虽然是一个农民,又远离家乡,可是，他是有些闯劲的年轻人。去当地公社，到公安局，上县政府，硬是靠着他们自己把两万元被抢走的木料全部追回来了。这一次追木料,最没有面子的就是杨太见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捞走了约两千元钱的木料,有一根最大的竟然被作为栋梁的选材,最后不得不把木料从木匠的屁股下面拿出来还给李东兴他们。从此以后,杨太见一家便和李东兴结成了冤家。十四岁的杨太见便对临鄱县的所有人都存有很深的芥蒂,特别是李东兴这个名字深深地嵌在他幼小的心里。不过,农民和农民之间,远隔四百多里,再大的冤仇也没有机会去报复。如果不是李东坡的到来,这个十二年前的旧帐也慢慢地淡忘了。

怎么就那么巧,李东坡不但分配在和杨太见一个单位,还和他一个科室,并且归他杨太见领导。这真叫做千年等一回啊。终于等来了出气的机会.杨太见回忆起李东兴的所作所为,再通过朋友查到了李东坡的老家地址,知道李东坡和李东兴是同一个村庄,有可能就是李东兴的兄弟.于是就故意和李东坡过不去。

这次到乡下发卫生许可证回到单位，李东坡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可是,这种事如果不是最要好的朋友,谁会替他鸣不平呢.如果是在老家,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就算是万一发生了,他想找谁诉说就可以找谁诉说,父母亲戚还有那些光屁股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如果现在有一个女朋友也好啊,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也可以对女朋友说一说,可是他参加工作这才四个月时间,就是再开放的速度也不可能有女孩送上门来.他想对人们揭发控诉杨太见的丑恶行为，可是这儿的人们似乎一点也不相信他，觉得他本来就是要受一受罪，不然的话反而觉得是不正常的事了。

李东坡拿出毕业时同学们给他的留言，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是一个什么环境，这里的人心是怎么长的，难道这儿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还没有整够，还要继续着他们那变态的行为吗？李东坡听说，要H县，一个从外地分配而来的弱女子，因为没有结婚就怀上了孕，竟然脖子上挂着一只破鞋从神圣的烈士纪念塔倒着从上面往下爬，这是怎样的变态和恶劣啊？本来，非法同居固然不好，可是，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大可不必将人家往绝路上逼。

这本来是一个烈士遍地的地方，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小人横行的地方呢？他想不通，他想不透，也许时过境迁，这地方正好和其他地方相反，三十年代的烈士都离开了人间，剩下的就大半是一些伪劣产品，甚至是一些人类的渣滓。

在学校，同学们对他实在太好了，那一句句过誉之词，实在让他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可是在这儿竟然会连连受挫，在灯光灿烂的办公室，他独自点起一支蜡烛，说了声：“同学们，对不起了。”就把那本精美的同学录一页一页撕下来，放在烛火中一页页烧成灰烬。因为他觉得对不起同学们对他的这么高的评价，这一刻，李东坡真的像那焚稿的林黛玉。此时此刻，李东坡就像一条被猎手射伤的巨蟒那样，自己孤独地躲进山里那冰冷的峡谷，用舌头舔着自己的伤口。

李东坡想到杨太见一连串的恶行，真的对杨太见恨到家了，以前李东坡常常常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他等不得十年了，他要行动了。可是，等不到他行动，杨太见在今后的三年中,厄运连连.先是他的老爸得了癌症,不治身亡，他本来就是个没有母亲的人，这样一来，父母双亡，也算是老天有眼。这时候李东坡突然想起了一部戏里的台词：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觉得这个打击还不够出他心中的怒气, 再说这也不是他自己强加给对方的,再说上了岁数的人迟早是会死的.

然后又是杨太见的妹妹离婚.这虽然也不是李东坡所为,但是他觉得老天爷帮助,他和杨太见现在谁也不欠谁的了.

然后就是杨太见的两个侄子一口气杀掉某乡党委书记家的三个人---------书记的老婆、书记的孩子和书记的亲娘。这个乡党委书记姓毛,叫毛伟政,是个工作上很有魄力的人,只是生活作风上有一些问题。为了便于破案，毛伟政不得不把和自己有过节的人一个个反映出来，这一反映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据说自愿和他发生关系的妇女就有十个,如果包括那些威逼利诱的呢，天知道是多少，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书记是个有名的色棍.可是,那怕他有再大的问题,作为官,那里有县纪委管着他,作为民,那里有公安局管着他,也不需要这两个刚满十八岁的小伙子去插手。

毛书记的政治地位比李东坡高,他和李东坡一样,他也算不上本地人,因为他也是大学毕业时从其他地方分配而来的。也许是杨太见家族的人欺负外地人不但有瘾,而且有遗传.据后来杨太见的两个侄子交代,早在三年前,就想去当时还是乡长的毛伟政家里杀富济贫.只是当时人太小,怕体力不够.终于又过了三年,杨太见的侄子觉得羽翼已丰,要去做他想了很久的事了.

有一天,杨太见的两个侄子要去实施这个蓄谋已久的事了.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并不完全是以杀人为目的的.当时他们想,与其冒杀人的风险,还不如去毛伟政家里抢一把,如果机会好的话,抢了也白抢,不抢白不抢，因为这是一个外地人，（其实他们自己也才十八岁,毛伟政来H县也至少十八年了,怎么还能把人家当外地人看呢?）。再说他能搞妇女，势必就会贪污，抢他家里也许是替H县的人民出气呢。如果机会不好,让他家里的人发现,就算是明目张胆的杀人就是了,他这个淫人妻女的干部也是该死.

深夜,杨太见的两个侄子悄悄地来到了毛伟政的家,沿着自来水管上爬到毛伟政的家里.毛伟政出差去了,只有女儿,妻子和老娘在家里.他们翻箱倒柜地找他家的钱,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分钱,最后想要走了,却让毛伟政的女儿发现.这两个人见毛伟政的女儿很有几分姿色,虽然只有十六岁,可发育得十分好,白白净净的.这两个小伙子和毛伟政的女儿原来在读初中时就认识,只是比她高一个年级.他们一合计,想走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自己已经被人认出来了,再说放着这么个美女不亲热亲热不是太亏待自己了吗?于是,他们就对毛伟政的女儿实施强奸,没想到这一下把毛伟政家里另外两个人给吵醒了,这两个人是毛伟政的妻子和老娘.只有杀人才能灭口,两个人对付三个人,还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过来.他们觉得现在不是杀人不杀人的问题,而是后悔刚才色迷心窍,要是刚才不想劫色的事,早一点把这个少女干掉,不就是二对二了吗.事不宜迟,杨太见的两个侄子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屠刀,五分钟以后,一家三口就变成了这两个莽撞少年的刀下冤魂.杨太见的这两个侄子下场可想而知.

一年后,杨太见也在一次旅游观光中，死于车祸.

李东坡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是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就是脾气再好的人，他也有他做人的原则，也有他做人的方寸，总不能长期受别人欺负而一声不吭吧，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也不能算一个善良的人，只能叫做窝囊废。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呢。不过他只是想出出自己的气也就够了,杨太见的这么悲惨的下场绝对不是他所想要的，这时他倒为杨太见动了恻隐之心————尽管他以前诅咒过杨太见不得好死，可是背后咒人的人多呢，难道人能被咒死吗？现在，杨太见死了，他甚至还为这个昔日的校友加同事感到一些难受。他心想：杨太见是有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可是他罪不当死啊。李东坡毕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的心路历程和伍子胥的刨地鞭尸大相径庭.

事情到这里,本来李东坡和杨太见之间的关系早已结束了,可是还没有,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杨太见死后的第十天,杨太见的弟弟开车把李东坡给撞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上,李东坡正在去防疫站上班的路上,突然一辆载着重物的摩托车飞驰而来,李东坡躲闪不及,被那摩托车撞倒了,右小腿被摩托车重重地碾压了一次.当时那辆摩托车也摔倒在地,只见地上到处是活蹦乱跳的鱼,不用问,这骑摩托车的人一定是一个贩鱼卖的人.由于李东坡的右小腿是被摩托车的后轮碾压,伤势较重,当时坐在地上疼痛难忍.马上就上来了几个围观的人,这些人里有一个和这个鱼贩子不但认识,看来还是很要好的朋友,鱼贩子请他那个朋友处理了一下他的车和鱼,赶快叫了一部面包车送李东坡去医院。

医院知道李东坡是卫生系统的人，算是同行，就请了一个最好的外科医师给他治疗，这人姓邱。其实李东坡和邱医师互相认识，因为在防疫站组织的一次学生体检时供借用过邱医师。

邱医师半开玩笑地对李东坡说：“想不到我们的李大相声还是一个硬骨头，这要是换了别人，别说是小腿，你的大腿都难以保全。嘿，真有你的，你是不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老虎凳上受过特殊训练。”要是在平时，李东坡一准让他这句话逗笑起来，可是虽然伤势不算太重，可哪儿有心思说笑。他苦笑着对邱医师说：“大哥，你可得给我用点好药啊。”邱医师说：“放心，咱们谁和谁啊？”

很快地，李东坡知道这个有些面熟的鱼贩子叫杨太和，是杨太见的亲弟弟，因为他哥哥的事到过防疫站一次。这时，李东坡的心里五味杂陈，他当然希望这次车祸是个假定，可是既然一定要发生一次，他又多么希望它发生在二十天前，不，哪怕发生在半个月前也好啊。因为那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向杨太和索赔，至少是医疗费开足马力往上开，现在是法制社会，交通事故是逃不了法律和舆论监督的，更何况这次交通事故是在李东坡躲闪不及的情况下发生的，杨太和应该负全部责任。可是现在，杨太见尸骨未寒，他真的不忍心这样做。尽管自己和杨太见有过不共戴天的仇恨，可是，自古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医药费，是个上不封顶的玩艺儿，你要让它高，它可以高到五千六千，甚至一万两万。

看到杨太和一脸的老实样子，看到他在医院里殷勤侍候的情景，想起杨太见悲惨的遭遇，李东坡的心慢慢软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医药费低些再低些。他不愿意看见别人那种愁眉不展的样子，于是在他住院治疗的第二天，把这个想法和对面住着的老干部王厚全说了，王厚全说：“咳，小伙子，你干嘛不早说，我可不是外伤来住院的啊。”李东坡知道这位离休干部是因为痔疮来做手术的，所以王厚全的话他听得很认真。

王厚全接着说：“因为用中草药治外伤我算是一绝，在部队时别人都叫我神枪手，我配的跌打药也不差啊。”李东坡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位自信而又健谈的老人。“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在部队我为不少人治好了伤呢，当然也包括周围的老百姓。”

李东坡禁不住问：“大叔，请问您当的是什么兵啊？在哪里当的兵啊？”

王厚全看了看在一旁侍候的杨太和，又看了看李东坡说：“我当的是空军，呆的地方可就不好说，先是在北方，后来主要是在西南几个省，时间最长的是在昆明。”

王厚全咳嗽了一下，指了指杨太和，对李东坡说：“原来我以为你是要让他这个冒失鬼多放点血，多出一点钱，我就不好说这些，现在看来，你这纠纷的双方还真少见。你们是朋友？至少是老相识吧？”李东坡心里说话：什么朋友啊？什么老相识啊？不是老冤家就不错了。不过，他想起了死去的杨太见，就说：“是的是的，我们挺要好的。”

提前一年离休的老干部王厚全叫杨太和买好中药，里边好像有一种药叫冰片。然后，王厚全亲自配好让李东坡敷在患处。

咳，真是神了，真是太神奇了。李东坡用了王厚全的跌打中药，疗效十分好。原来，李东坡在医院几次疼痛得满头大汗，一天一夜止不住那种钻心的痛，可是自从用了王厚全那中药，嘿，真对得起他那条腿，半小时就止住了痛，然后就等着慢慢恢复了。杨太和与李东坡对王老很是感谢，中药治外伤，既节省药费，疗效又高，真是太好了，杨太和想跪下来给王老磕个头，因为原先他担心要出上万元医药费。王厚全忙摆摆手说用不着用不着，杨太和只好向王厚全深深地作了一个揖。不过他也有一本难念的经藏在心里，今天早上，他知道他哥哥杨太见和李东坡关系不好，担心李东坡会借机敲诈他，或者在医院长期泡下去，就送了一千五百元红包给医院里主管医疗鉴定的医师。现在看来，李东坡并不像要敲诈他的人，那一千五百元钱是白送了。可是，送出去的礼，泼出去的水。这钱算是打了水漂了，唉，谁叫自己把世上的人都想得那么坏呢？

这个土方配制的药使李东坡大大减轻了疼痛，他也一个劲地向王厚全道谢。王厚全压低了声音说：“小点声，让医院知道的话不好，医师会说我夺医院的饭碗，至少会说我拿医院的利益做人情。”李东坡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老人啊，自己做了好事，竟然还担心别人说闲话。李东坡就问了老人的一些情况，王厚全说：“其实我也是卫生系统的人，十年前在H县精神医院担任工会主席，一直到去年为止，刚办的离休手续。

一个星期以后，李东坡就出院了，杨太和只花了七百元钱医药费。

一年以后，李东坡成了王厚全的女婿。

第五章

在和方霄的接触中，李东坡感到了人生还是乐多于忧。

方霄生得仪表堂堂，一米七六的个头，五官都很周正，他在防疫站检验科工作。那时,他正在进行电视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习。熊日生其实不是防疫站的人，他在建设局工作，搞工民建设计，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设计专业。当时熊日生刚参加工作不久，租住在防疫站附近，加上防疫站有一个大食堂，熊日生在防疫站搭伙食吃饭，一来二去，和李东坡就结成了朋友。

在方霄这个干部后代面前，李东坡从来都没有显出过不自信的感觉.虽然他对方霄家庭条件特别是住房很是羡慕，但他认为这都是身外之物。

方霄除了在父母那儿有一个大房间以外，在防疫站还有一处四十多平米的住房。方霄的父母住在老干部楼，这是一个集中连片的楼群，一共住着二十多位离休干部。这是H县最理想的居住地，处在闹市而又并不嘈杂，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每一栋楼的四周，栽种了葡萄和桂花，艳阳高照时，真正是赏心悦目的，那些爬满墙壁的绿色植物，代表着一段官场的或曰革命的历史。

李东坡告诉方霄,他从小就爱好文学,最喜欢的是说相声.方霄听了李东坡的话,一点也不信,心想:别逗了,就你,别看你在省城读过几年书,可是一来长得有点黑,二来老家在农村,要说你会说相声,那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吗?那不是公鸡要下蛋吗?那不是男人坐月子吗?一句话,说出大天来,方霄也不信李东坡会说相声.李东坡只得拿出一沓以前在J省卫生学校舞台上说相声的照片给他看.方霄看了不以为然地说:“这照片上真的是在你们学校拍的照吗?不会是你们村委会的祠堂里拍的吧？”李东坡听方霄这么说，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等于是说李东坡在招摇撞骗吗,可以说长这么大,他从来没有骗过人啊.他想:要不是你方霄长得好,我凭什么要把照片给你看,想不到还让你一阵奚落.从方霄很不友好的话语中,李东坡想起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伟大的心胸.

人们都说文人相轻,可是侯宝林在评价马三立时深情地说过:“当初活跃在天津舞台上的五档相声，现在就只剩下马三立和我这两档。马先生是相声世家，他的外祖父恩绪就是‘万人迷’的师傅，父亲、哥哥都说相声。马三立是个对相声艺术承上启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虽然我们普通人不可能和大师那么伟大，可是也不至于没有原则地看不起人啊。不管怎么说，为了以后和方霄合作，他可以说什么都能忍受。一来，方霄在县城算是富家子弟，二来是人长得很英俊，尽管他的文化底蕴很可能不如以前李东坡的一些搭档，但李东坡的搭档中还末曾有过这么英俊的人。

应该说，从外貌上说，方霄是李东坡认为长得英俊的仅有的几个男子之一,方方正正的脸,就象电影明星唐国强。1989年的H县国庆节文艺晚会,李东坡和方霄在一起说相声,说的是牛群和冯巩说过的《小偷公司》，方霄开始以为李东坡能说相声不过是吹吹牛皮，没有想到这个来自外地农村的还真行，到底是在省城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不过再怎么样，也就那水平，凭他方霄的长相，他家的社会地位，李东坡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能和他说相声，方霄认为是看得起他，是给这个从农家到学校，从学校再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机会，他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竟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在台上救了他的场，这是后话。可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在台下方霄神气活现，一到台上，紧张的不是李东坡，恰恰是彻头彻尾的城里人————干部子女方霄。再看李东坡根本没见一点拘束，李东坡只是觉得给这么不到一千的观众演出实在有些没劲，甚至可以说有些浪费感情.可这个话他不能说出口，一来这是他第一次在J县演出，如果稍不谦虚就会招致别人的反感，二来J县不管是人口还是土地面积都比李东坡的老家小，稍微口气大一点，会被人看作是外地人看不起本地人，这也就是所谓的逆反心理。

第三个节目就是相声《小偷公司》，仅仅说了两分钟，方霄竟然说不下去了，李东坡知道他一定是忘记台词了，这可怎么办啊？方霄如果接不上，李东坡不可能一个人自顾自地往下说，说相声得两个人配合着来，其他的办法也不可能有，也不能说这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两个演员鞠躬下台了事,如果真要是那样,那得丢多大的人啊.这事在李东坡五年以来的演出史上是没有过的。

方霄下不来台,李东坡也有些紧张起来,总不能责备对方吧,这个场面虽然比以往李东坡见过的场面要小些,可好歹也是一千多人在台下看着呢.观众席上好象出现了一些不满的情绪,有个别人竟发出了嘘声.只见方霄的脸上沁出了一点汗.李东坡开始往前捋一捋台词,尽可能帮方霄想出来.但是如果完全从开场的台词往前捋显然来不及，因为观众要是再等下去就会更烦躁。李东坡只得往前三句想了想，谢天谢地，他总算把方霄的台词给想起来了。于是转了个身，把头凑近了方霄的耳朵，对他轻轻地说出他的台词，方霄马上就接过去了。

大约十分钟后，一个很成功的相声表演节目宣告完成,那中间因为方霄的原故有一点卡壳只能算是白璧微瑕.

这个节目在一个县城来说无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直到19年之后的2007年全县文代会上,还有人提到这个节目.

下台后，李东坡以为方霄会因为他帮助记住台词而感激他，至少会对他说声谢谢，可是没有，三分钟后没有，三天后也没有，三个星期也没有，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李东坡当时给他救急本来就没有想到要人家回报，就像一位艺术家说的那样:人家帮自己的忙，一定要记住，自己帮人家的忙不要老是记在心里。

两个月后，李东坡自己创作了一个相声段子，再次和方霄搭档。因为上次观众们为李东坡他们的相声所吸引，这次听说又有相声节目，县城里的人为了看难得一见的相声表演，一时万人空巷。剧场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在元旦文艺晚会上出尽了风头，李东坡和方霄赢得了H县两千多观众的热烈掌声。

又是十个月过去了，1990年的国庆文艺晚会上，人们再也没有看见李东坡的身影。

国庆节文艺晚会让李东坡惊得目瞪口呆：方霄又找别人做搭档。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不但让他郁闷，简直可以说让他非常气愤。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如今是人是鬼都往他李东坡头上扣屎盆子，这方霄要不是老干部的后代，李东坡是一百个看不起他的，一个住在城里的青年，连个干部编制都没有，他算什么呀。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李东坡以前很喜欢看黄梅戏，特别是严凤英演的黄梅戏。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母亲和严凤英同年同月出生，更主要的是他老家的方言和黄梅戏的腔调很接近。这时他想起了严凤英说过的一句话：“演员再好，没有观众等于零！以后要像医生随访那样，和观众保持密切联系，多交一些观众朋友！”李东坡虽然不是专业演员，可是相声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越来越认识到相声是中华民族的一颗瑰宝。虽然他的专业不是这个，他从来没有因为业余爱好耽误过工作，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快乐岂不是好事。远的不说，在中国现代以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并不少见，鲁迅原来是学医的，最后成了一代文豪；郭沫若最早也不是学文学的，他原先的专业甚至和文学毫无关系，但是他却成了继鲁迅之后的文学巨人，尽管李东坡并不想成为艺术上的什么拔尖人物，但是在专业之外能够为社会更好地服务，这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吗？

现在，李东坡被迫离开舞台，想和观众交朋友只能成为泡影，这段时间他十分沮丧。

就在这时候,李东坡意外地收到一封J省卫生学校同学袁飞虎的来信,他忙打开信一看,只,见信上写着:

亲爱的李东坡同学:

您好!我是袁飞虎,一年多没有见面,十分想念您.这一年多来,我常常想着您为我们表演的相声,也更加思念我们在卫生学校求学的日子.下个月二十一日是我结婚的日子,我本来打算去您那儿把您请来喝杯喜酒,可是我又得忙婚事,无法抽空前去,所以诚挚地请您来我们的婚宴捧场,请别误会,我们不敢让您做陪衬,是真心拜您为上宾而请您顺便助兴的.

李东坡看完信,十分激动.他知道, 所谓捧场，所谓助兴，很明显是想请他说相声。袁飞虎同学是想请他去他的婚宴上说相声,怕引起误会,言辞竟然是那么恳切.全班的同学几十个人，为什么要请他这么远的老同学参加呢？虽然不太现实，但是从这信里，他看出了同学对他的一片真情。

要是在平时,虽然说相声不太可能,这相隔六七百里的路呢,上哪儿找搭档?但是他仍然可能会赴同学的婚宴,目的当然不是出风头,而是真心向同学表示祝贺.可是现在,他竟然在这个鬼地方让别人给甩了,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现在不想用“越挫越奋”来安慰自己,他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保养好自己，再也没有心思去给同学捧场了，面对同学的热情，他只能在内心里说一声对不起了。

一边是被别人无情地抛弃，一边是同学的真情邀请，竟然这么凑巧地出现在同一时间，这可是他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啊，还真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

可李东坡转念一想，和方霄的关系难道哪儿还有什么没有处理好的地方？自己哪儿得罪了方霄呢？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舍弃他李东坡而另找别人呢？李东坡百思不得其解。李东坡有时候实在受不了没有相声可说的日子，有时候，他会一个人跑到城郊，找一块比平地略高的土台子，想像一下土台子下坐着很多观众，他就这样一个人对着前方说开了对口相声，他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

1991年的夏天，星期天，酷爱游泳的李东坡和把游泳看成第二生命的熊日生在岑山水库不期而遇，他们一边游泳，进行着一番长时间的畅谈。

李东坡把方霄甩开他另找搭档的事和熊日生说了，并讲明了自己对此事的万分不理解。熊日生告诉李东坡：“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拿不准，不过作为朋友，我可以分析给你听听，你如果觉得对，你就作一个参考，说得不对，就当我没说，好不好？”

李东坡见熊日生和自己这么好的关系还要那么慎重地说这么一件在他看来并不大的事，就打趣地说：“只许对，不许错，如果说错了，我可要跟方霄说你在讲他的坏话”说罢大笑起来。熊日生故意装作很严肃地说：“要这么说，那我就不说了，让你自己去猜吧。”

李东坡看他那严肃的样子，就说：“你还当真了，你看你那样子。”熊日生:“好了，好了，我刚刚是逗你玩，逗你玩。”熊日生哈哈大笑起来，说：“亏你还是说相声的人，相声大师马三立没有教过你吗？‘逗你玩’，哈、哈、哈……”李东坡吃惊地说：“你不但知道马三立是相声大师，还知道他说过的相声段子，不简单不简单。”熊日生说：“什么呀，这就算不简单啊？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真是门缝里瞧人。不要以为你能说相声，别人连最基本的曲艺知识都不懂。”

李东坡看他把话说到这份上，知道熊日生真的不高兴了，但他和方霄都是李东坡最要好的朋友，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继续问：“你再说说，你知道相声界的侯、马、姜吗？”熊日生说：“侯、马、姜，这个容易，候、马、姜就是侯耀文、马季和姜昆嘛。”李东坡说：“有一个不对，我说的侯不是侯耀文，而是侯宝林.”熊日生说：“候—宝—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是不是候耀文的兄弟。”李东坡说：“什么啊，候宝林不是候耀文的兄弟，是他的父亲。”接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李东坡想起这次和熊日生交谈的主要话题，就说：“你看，我差点把正事忘记了，你说方霄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我，我明明是帮了他的忙啊，人家说救场如救火，我可以说是救了他的命啊！我也没有想要他道射，可他怎么也不该倒打一耙吧，仅仅过了几个月，就把我抛开而另外找人演出呢？我救他的命，他拆我的台，这是人做的事吗？李东坡也听说过旧社会有砸场子的，可那都是地痞流氓，真没有想到老干部的后代竟然是这么忘恩负义。”熊日生开门见山地说：“说白了，他这就是明着欺负你。”李东坡不解地问：“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听着李东坡的话，熊日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想，李东坡也太文人气了，不过有文人气的人至少不会是坏人，想到这儿，熊日生说：“过什么分啊，你可不知道，方霄老家是东北的。”

李东坡若有所思地说：“东北的，东北哪儿的？”

熊日生说：“东北吉林省的，他父母是南下干部。”

李东坡忍不住插上一句说：“南下干部的子女就该欺负人吗？”熊日生有点不耐烦地说：“你急什么啊，听我慢慢跟你说嘛。”

熊日生故意停了停，说：“从他父母到我们这南方来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中期，方霄才五、六岁，他哥哥才十一、二岁，一些造反派对方霄父母的历史问题缠着不放。”

李东坡问：“噢，方霄的父母还有历史问题？”

熊日生说：“什么历史问题，挺好的一对老革命，不可能有历史问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个我看有两点原因，一来是这两位北方干部都是心直口快的人，二来是不是本地人呗。”

李东坡若有所思地说：“那么说方霄父母纯粹是受了不白之冤了？”

熊日生说：“冤不冤的，我也说不好。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李东坡一听来了精神，星期天闲得无聊，正好听听故事解解闷，就说：“好，你说说，你说说。”

熊日生说：“方霄的父亲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南下之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队未能突出重围，被俘的大约有1000人。这其中就有方霄的父亲，那时他是一个营长。本来他是不会被俘的。突围的时候他跟他的团长一起走，发现一个小树林里躺着一百名伤员，他想看个究竟，伤员们看到他，都叫喊着‘方营长，带我们走吧，方营长面对一百多双关切的眼睛，很难过。他知道，凭他和身边的一个警卫战士，是无法带走这些战友的。他也想过找个理由安慰一下他们就走，可是他的政治责任感时刻提醒他不能抛下同志们。最后，他坚定地留下来和伤员们一起突围。他后来被俘，也受尽了美国人的折磨，直到朝鲜停战交换战俘才回到中国。其实当时政府对这些被俘人员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除发现这些人绝大部分有伤病之外都表现得很勇敢，组织上决定迅速治好他们的伤痛。当时H县有一个志愿军后方医院，就这样，方霄的父母就来到了H县。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公报私仇，就根据过去的事捕风捉影，捏造罪名，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有时候这些天杀的造反派又不敢当方霄父母的面来出气，就拿小孩出气，方霄和他哥哥三天两头被人骂，有的时间还要被人打，这一口气他都忍了二十多年了，正好，你是刚来不到两年的外地人，他不拿你出气他拿谁出气呢？要他给你一个道理，以前那么多骂过他甚至打过他的人，谁给他一个道理呢？”真是一席话惊醒梦中人，李东坡如醍醐灌顶，顿时醒悟。

熊日生说：“这事儿啊，你说他不讲义气，不过也有人说是你害了他。”

李东坡十分惊愕地说：“什么？我害他？本来我听了方霄父亲的经历，我对他由愤怒到理解。可是你说我害他，我怎么害他？你说我怎么害他！”

熊日生说：“别急啊，人家说可能是你打乱了台词的次序，让他无法往下接下去。”

李东坡说：“天地良心啊!你说我害他对我有什么好处，他说不下去，我一个人能说下去吗？这也不知是谁会这样不讲良心。”

熊日生说：“你可别怪方霄，他不和你搭档，这可能是他不对，不过这个话我可从没有听他说过啊。”

听完熊日生的回答，李东坡似乎对方霄的怨气消下去了很多，看来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方霄，只能怪自己是个外地人，多么可笑的逻辑.可是外地人难道就是拿来让人欺负的吗？

看着李东坡一脸迷惘的的样子，熊日生说：“在我们这儿，有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地头蛇，人人怕，面貌丑陋心毒辣，千年古训要记下，强龙难斗地头蛇。不过你也不要难过，我送一句话给你，这是画家李苦禅说的话。李苦禅经常对儿子说：‘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秦桧并非无才，他书法相当不错，只因人格恶劣，遂令百代世人切齿痛恨，见其手迹无不撕碎如厕或立时焚之。据说留其书不祥，会招祸殃，实则是憎恶其人，自不会美其作品了’。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画画是这个理，说相声也是这个理。一个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人格，他是不可能受人尊敬的。”这些话无异是替李东坡在责怪方霄。李东坡感到这个朋友真的很深奥，不简单啊。

看到李东坡似乎不再那么严肃了,熊日生干脆送佛送上天,再开导开导他:“你知道电影导演谢晋吗?”李东坡说:”谢晋,那何止是知道,我太崇拜他了,他拍的《芙蓉镇》《女篮五号》《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等等我都喜欢看.”熊日生又问:“那么谢晋说过的一句话,你可能不知道.”李东坡说:“什么话?”

熊日生说:“这话就是对你说的啊.”李东坡说:“你别逗了,说正经的吧.”熊日生说:“开个玩笑,其实他是对一个和你有同样经历的人说的,这个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赶下舞台的.谢晋说：‘被赶下舞台、被夺去话筒没有关系，只要活在世上就可以继续地战斗，你脚下的大地就是你的舞台，你面前的人群就是你的观众。’你说这话对不对呢？”

李东坡听了熊日生这一番话，觉得他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交往已经两年多的好朋友，以前只知道他善良，没有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来，他激动地取下眼镜，认真地擦了擦，然后又戴上仔细地看了看面前这位朋友，像是看他十分爱恋的情人。现在他觉得能日生不只是深奥，还称得上睿智。

熊日生知道他的心情好多了，就打趣地说：“这件事啊，你要怪还是怪文化大革命吧。”李东坡在熊日生的背上重重地捶了一拳,大笑着说：“我上哪儿去怪文化大革命去啊？还是你让我打两下出出气吧。”熊日生说:“你还真应该怪文化大革命。”

李东坡看见熊日生说话的认真劲，也开始认真起来，他说：“这些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怎么能动不动推到文化大革命的头上。”熊日生说：“你这个说法可和现在的大好形势有些不相称，据说中央马上就要召开会议，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你这话和现在的形势可不对头啊。”

李东坡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上纲上线的做法，对，就算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更要实事求是，我们刚刚谈的不过是一些老百姓之间的小事，你也不必硬往政治上扯。”见李东坡说得头头是道，熊日生开始妥协，说：“这么说你的话也有些道理。”李东坡并没有就此打住，继续说：“我们有些人……”他怕熊日生会误会，特地停了停说：“别误会，我可不是说你，有些人最爱走极端，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很凶的人现在倒摇身一变，成了当下紧跟形势的红人。”

熊日生说：“误会我肯定是不会有的，你想想,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半岁，我上那儿闹去，不过你谈的这些都是大道理，有点玄，我们都是平头百姓还管那么多干吗？”

李东坡说：“你这话我不同意，我们也不唱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调，这就随便聊聊天有什么不可以？”

熊日生说：“好，好，好，我的大哥，你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

李东坡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可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无是处啊，你听说了吗，现在有些大城市连按摩都有了.”

熊日生说：“什么按摩？我怎么听都没有听说过啊。”

李东坡说：“世界这么大，有些事别说我们现在没听说过，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说。其实，还不只是按摩，听说还有公开搞三陪的呢。”

熊日生说：“你说说，怎么个三陪法？”

李东坡说：“就是女的陪男的，陪聊天，陪着玩，还陪着睡觉呢。”

熊日生说：“啧、啧、啧，这也太、太、太那什么了，这个世界也变得太快了一点啊。不过，我看也不是坏事。你刚才说有些事别说是现在没有听说过，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还真是这么回事。就说我父亲，今年都快七十岁了，就算他再活十几年，他呆在乡下，要是没有人跟他说，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些事。”

李东坡说：“我刚才说到哪儿啊？”熊日生说：“你说到按摩，我说这按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李东坡又说：“这按摩啊就是专门有一个店，店里有专门给男人提供服务的一整套设施，有特制的按摩床，男人只要交按摩费，就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人为他们进行全身按摩。你说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吗？”熊日生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这些，但也不能因为这就说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那只不过是那个时代还不够开放,人还不够聪明.”

李东坡说：“算了吧，别拿肉麻当有趣，这是什么聪明，要说这是一种聪明，解放以前，这种聪明早就有了，北京的许多大街小巷哪儿没有窑子,你看过电影《骆驼祥子》吗？”

熊日生说：“《骆驼祥子》怎么没看过，那不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吗，好像是张丰毅主演的吧？”

李东坡说：“对对对，就是那个，是张丰毅和斯琴高娃一起演的。那里不是有个小福子吗？那就是妓女，要说还不光是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有妓女，甚至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这种所谓的聪明。”

熊日生说：“你这是什么时候意思？”

李东坡说：“我是说，过去的烟花女子也就是现在说的三陪女，并不是现在的发明创造，在唐朝时就有了，这能说是聪明吗？要我说这就是严重有伤社会风化的问题。”

熊日生说：“要我说啊，这按摩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对男人不是什么坏事。人啊，不能一辈子苦了自己，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

李东坡说：“你这叫什么话，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股正气，到处都是歪风邪气，我看经济再发达也没有什么意思。”

熊日生说：“看不出来，你还一本正经呢。”

李东坡说：“我们都是同龄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社会你还不知道吗，那时候也不是没有婚外恋的，可当时的社会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谁要是有作风问题，重则枪毙，轻则判刑。你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都这样了，谁还敢去公开按摩，更别说什么三陪了。”

熊日生说：“依着你说，对生活作风的严格是社会的进步，否则就是社会的倒退了？”

李东坡说：“不错，我还是喜欢毛主席的那句老话‘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在过去的岁月里，不但没有按摩，也没有吸毒贩毒的，也没有放高利贷的，那是因为那时候打击得很厉害。你再看看现在，这些事都有了苗头了，也不太有人管。”

熊日生说：“你这话可有点危险啊，你这意思还真是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呢？”

李东坡说：“你这太危言耸听了吧，什么叫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啊？请你别转移话题好不好？我刚刚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好,恰恰在言论自由方面，现在就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要好得多。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说错一句话就要负责，有的还要判刑。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是好的就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不能说好,不能指鹿为马,不能颠倒黑白.”熊日生见他这么口若悬河的一大套，听得有些吃力，就说：“大哥，你别说这么玄好不好，我是学工科的，对这些人文知识也不是很了解,请你说通俗些好吗？”

李东坡似乎发现了自己有些过于激动，就用较为平静的口气说：“我的意思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虽然不能说好，但也不坏，就说那时候的生活作风吧，我觉得还是需要保持那种干净的社会风气好，如果真的那些按摩的风气传到我们这些小地方，社会将会变得很复杂。有了按摩，以后就还不知道会有更过分的事呢？”熊日生说：“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如果说社会一旦没有道德标准，那只有老实人吃亏。”

李东坡说：“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这点上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熊日生说：“大哥，我还是那句话,你这话真的和当前的形势有点不对头啊，以后还是少说一些好。你可别忘了，前两年我们国家一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你可要小心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深渊噢。”

李东坡说：“你多虑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很开明，哪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说错一句话，重则叛刑，轻则拘留。”熊日生说：“看看，看看刚才还在说文化大革命的好话，不到三分钟又说文化大革命的坏话，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东坡一听有些生气了，他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他加重了“你”字的音，反问道，“我说过凡事都要实事求事，我们谁都不能以偏概全，社会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跟你说了，另外，说了这么半天，连矿泉水你都没给我买一瓶，这就叫李东坡说古———白费口舌。”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熊日生知道他虽然是开玩笑的口气,也不无道理,在和李东坡的交谈中,自己的确学到了一些东西,就说:“早餐我请你吃炒粉怎么样？”李东坡说：“好，我也得礼尚往来，晚上我请你吃螺丝壳好吧？”熊日生说:“那太好了，马上就要过立夏节了，你要回老家过节吗？”李东坡说：“你们H县的人节日也太多了，连立夏也要过节，还有什么这个节那个节，有些节日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在我老家立夏是根本不过节的。”熊日生说：“那正好，你去我家帮我家干点农活，顺便偿偿我妈妈做的立夏果。”

李东坡说：“立夏果是不是也叫灯盏果？”熊日生说：“立夏果是立夏果，灯盏果是灯盏果，立夏果是立夏的时候用青蒿伴一点大米做的，灯盏果是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的、那种外形像灯盏的食物。哎，东坡兄，从你们老家到咱们这里也就是五百多里路程，你怎么会连这个都分不清呢？”李东坡说：“奇怪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就叫‘十里不同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各地的风俗习惯，这也好比我们南方的方言，那真是县县不同，甚至是乡乡不同啊。”熊日生说：“你整天南方南方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啊，你一定是到过北方吧。”李东坡点了点头说;“是的，我在五年前就到过北京。”

熊日生没有想到这李东坡还真不简单，在这H县年轻人中，不要说是去北京，有些人连省城都是难得一去的啊，他不禁惊讶地说:“真的呀，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李东坡平静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去一趟北京吗，要是有签证，哪个国家发达，我就敢去哪儿。”

熊日生听了，觉得这样活着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潇洒，才能算是彻底的活得明白。

李东坡说：“据说你这里的七月半节很有意思，都喜欢在外边过，不喜欢在自己家里过。”

熊日生说：“你还真知道得不少，是这样的，七月半节又叫鬼节，在家里过不太吉利，只有在外边过才会更吉利。”

李东坡说：“你们这儿的人讲究还真多。”

熊日生听他这么说:“你们这儿你们这儿，看样子，你以后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

李东坡说：“我也没有那意思，也许过一年半载我就会改口的，你也太认真了吧，说一个‘你们这儿’，怎么就那么不高兴呢。”

熊日生说：“我也没有不高兴啊，作为朋友，我倒是很想你早点入乡随俗。”李东坡说：“既然你有这么一番好意，我肯定会如你所愿，不是有句话叫‘好男儿志在四方’吗，是不是好男儿，我自己不好说，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随着我们国家的交通、电讯等各方面事业的迅速发展，地球正越变越小，长期离开老家工作的人成千上万，久而久之，我就是其中之一。”

熊日生一听李东坡这样说,觉得亲切多了,想起这次李东坡特地来找他谈心,他觉得有必要鼓励鼓励这个老朋友,就说:“关于你和方霄之间的事，我想再说几句，你听我一句劝，‘是金子，它总是要发光的’，不是吗？”李东坡明显不同意他这句话，说：“说是这么说，可是人和金子毕竟不一样啊，金子在土里埋上一千年、埋上一万年，它挖出来还是金子，人哪儿经得起那么折腾。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埋没二十年，他就过了不惑之年，埋没三十年，他就快退休了，你让他到哪儿去发光呢？”

熊日生觉得和李东坡讨论的问题似乎太大了一点,他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想换个话题,就说:“听说你在诗歌创作上很内行，是真的吗？”

李东坡想，自己前不久在饶州地区古体诗创作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如果一味地谦虚，可能会给朋友留下虚伪的印象，于是他就很认真地说：“还行吧。”

熊日生说：“写古体诗有那些要注意的呢？”

李东坡笑笑说：“怎么，你这个同济大学的函授生，学的是土木建筑，你也对古体诗感兴趣吗？”

熊日生说：“这也是很正常的嘛，你在卫生防疫部门，其实也是理工科的嘛。现在的社会，越来越需要综合型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多学点东西只能有好处，可以提高个人的品味，总比一下班只是知道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强吧？”

李东坡觉得熊日生的话很在理，他为自己有一位这么谈得来的朋友感到很高兴，就说：“写古体诗，关键在于多写多研究。”

熊日生觉得李东坡的这个看法很一般化，他想进一步摸清古体诗的规律因为他自己也想动笔写一写古体诗，他以请教的口气问：“写古体诗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李东坡说：“最主要的是要押韵，这可是古体诗最基本的原则。”

熊日生说：“押韵，我听说过，这和汉语拼音有关系。是不是指声母和声母相同啊。”

李东坡说：“押韵不是声母和声母相同，而是要求韵母和韵母相同，并且是句子的最后一个字。这里讲究的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就是说诗歌的第一句、第三句、第五句，也就是单数句可以不押韵，而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等等双数句一定要押韵，否则诗歌就没有了韵律美。”

熊日生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些抽象，你还是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

李东坡说：“就拿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例吧。”说着李东坡信口吟起来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说：“这里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第八句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江、慷、王、桑，这四个字在读音上的共同特点就是韵母相同，都是ang（昂），就是说这四句必须押韵。”

熊日生点点头，又似有不解地说：“要那么说，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黄’，它的韵母不也是ang（昂）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李东坡说：“请注意，我只是说第一句可以不押韵，并不是说一定要不押韵，它也是可以押韵的，只是不要求押韵而已。在中国长期的古体诗歌历史中，第一句押韵的也很多，比如王驾的描绘你家乡的诗《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 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里面，肥字就是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它的韵母和后面几句是一样的。

熊日生说：“你说得这么详细，现在我明白了，谢谢你啊！”

李东坡想：我们这是谁跟谁啊，还用说谢谢吗？当初我刚来H县，要不是你姓熊的，我结婚打家俱用的木料就会被扣在木材检查站出不来呢。于是，他就故意开玩笑地说：“谢我，怎么谢？是不是再帮我买两车木料做房子啊。”熊日生用力挥起拳头，然而又轻轻的捶在李东坡那胖胖的肩膀上，笑着说：“再买木料我是帮不了忙了。”

李东坡说：“怎么，是不是刚结了婚就不要朋友了？”

熊日生笑笑说：“哪儿啊，我那个在木材检查站当站长的同学调离我匀H县了，不过，你信不信，三天之内我写一首诗送给你看看好不好？”

李东坡说：“三天？三个星期能写一篇就不错了，吹牛！”

熊日生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吹不吹牛过两天再看吧！”

第三天，熊日生真的要拿诗给李东坡看了。熊日生拿着一张稿纸说：“这是我今天看电影《南京大屠杀》以后定的一首诗，你看吗？”

李东坡说：“真会开玩笑，电影院那么冷冷清清，你还去那儿看电影，哪儿能比在家看电视舒服啊。”

熊日生把稿纸递给李东坡,说:“这你就不懂了，电影银幕多么大，电视才多大，电影院里看的那真是一种气魄，再说人少了不更清静吗？何况，电影院里的人再少也比你家里的人多吧？”

李东坡知道刚写诗的人也写不出什么好诗，就有些漫不经心，一边看着，一边聊着：“问题是在家不花钱啊，你去电影院就得花钱啊。”

熊日生说：“不说那个吧，说说这诗怎么样。”

李东坡看了，他写的是《看电影〈南京大屠杀〉有感》（二首）：其一. 世人莫欺中国人，谁欺中国犯天神，如若不信看日本，三天两日发地震。 其二. 小小日本膏药旗,只配擦脚裹垃圾,何以当年侵中国,想来不知是笑啼.

看完熊日生的诗,李东坡差点笑叉了气,笑过之后,熊日生让李东坡这种不置可否的笑弄得尴尬,他想一定是诗写得不合要求,不然,他怎么会那么发狂地笑呢?在H县三年多了,他可从来没有看见过李东坡这么笑过.

于是,熊日生就问:”你光顾了笑,到底写得怎么样啊?”

李东坡说:“你这哪是诗啊？简直是骂大街。”这句话像兜头一盆冷水泼在熊日生的心里，自己花了整整一晚上写的东西竟然被说得一文不值，他心里真有些恨，可他不知道是恨李东坡还是他自己。

熊日生很不甘心地说：“难道这诗一点优点也没有！什么啊，我既然拿给你看肯定是有缺点的嘛,你怎么就一棍子打死呢?”

李东坡止住了笑，发现自己的放纵伤了朋友的感情，他马上很认真地说：“你这个作品也有很好的两个优点，一是押韵押得很到位，二是感情很真挚很直率，不过只是太直率了，我们中国人看了是很过瘾，可是日本人受得了吗？从这诗里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有爱才有恨嘛。其实，对于日本人，我也是很不喜欢的，可是作为诗歌，不能这么赤裸裸地去诅咒人家，不能这么恶毒地去攻击人家。这样一来，一是会破坏诗歌的整体美，二是也违背了鲁迅先生的教导：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虽然诗歌创作提倡言为心声，提倡我手写我心，但同时诗歌的艺术美是一定要兼顾的。另外，南京大屠杀确实让中国人愤恨不平，但是我们目前要做的只是要不忘民族仇恨，警惕侵略战争，可千万不能无端挑衅别国，不然的话，冤冤相报什么时间是个头啊！”

熊日生听得很过瘾,就说:“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好不好？”

李东坡以为他是说着玩，就说：“好呀，人怎么样？”

熊日生说：“晚上我带你去看一看。”

李东坡这才知道熊日生没有和他开玩笑，而是动真格的。

这时的李东坡正是恋爱的年纪,比起在学校就已经恋爱的同学,他算是起步较晚的人.可是此时他真的很不愿意谈恋爱.因为就目前的印象来说,他根本不想一辈子在H县,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全部在老家临鄱县，他觉得还是老家的人好，还是老家的人亲，说得不好听，在这个地方，个别人的良心简直让狗给吃了，对他这样一个本来就人地生疏的人就像是对敌人一样，他真的搞不懂，在J省卫生学校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怎么在这个并不繁华 的地方反而会受到莫名其妙的冷淡。他恨不得马上调回到老家去，可是又谈何容易，因为调动工作要涉及到地方财政开支，听说没有一点社会关系的人要搞调动几乎难于上青天，当然要是给有关领导送上四五千元钱也行，可是这对于参加工作不久的李东坡来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李东坡想：如果暂时不能调回去，过三年五载也许可以回老家，但是，要是这么等下去自己的青春不是要一年一年地白白浪费吗？李东坡现在处在一个十分矛盾、十分尴尬的地步。李东坡又想：当然，如果在这个地方结婚生子，以后也不是就不可以调回老家，但是一定会是很麻烦的事，本地的姑娘愿意不愿意和你去老家是一回事，就算是愿意和你回去，在你老家适应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又是一回事。痛苦啊！真的很痛苦！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孽，怎么就要承受这样的没完没了的烦恼和痛苦呢。李东坡不觉又想起了几年前的事：自己是因为陪着老许去省城才生的病，因为生了病才导致思想负担过重，因为思想负担过重才休了学，因为休了学才不愿意分配在老家，因为不愿意分配在老家才到这个解放前有很多烈士可是现在却没有几个好人的鬼地方来。虽然当初他不是不知道在外地会碰上一些麻烦，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麻烦竟然是那么的不可想象，那么的折磨人，甚至是那么地缺德带冒烟。就比如杨太见对李东坡的态度：这个防疫站的小矮人杨太见愣是往他自己家的天花板上泼水，然后又说李东坡住所的地板漏水，几乎是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让李东坡去破费钱财来维修——————补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漏水处（也怪自己当时意料不到，如果知道事情的原委，他李东坡也不是吃素的），这种全无良心的事也做得出来。要不是老天有眼，一连串地让他杨太见出事，他李东坡应该到哪里说理去啊？还不得活活气死。

李东坡百思不得其解：当初陪老许去省城明明是做好事啊，并且以自己一个在学校很受全校师生欢迎的身份，以一个全校不可多得的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去帮助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应该说自己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啊。怎么就会是这个结果呢？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不，老天爷也不是对自己一个人不公平，对贝多芬就公平吗，对窦娥就公平吗？对雷锋就公平吗？对瞎子阿炳就公平吗？对受各种灾难的人特别是对唐山地震的人就公平吗？特别是雷锋，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老天爷就不让他多活几年，只有二十出头，刚刚二十出头啊，硬是要安排一根可恶的电线杆将他打死呢？既然是这样，老天爷就不是对他李东坡一个人不公平，李东坡的心胸才不至于过于抑郁。不过李东坡又一想：雷锋虽然不在了，可是扬名国内外几十年；贝多芬虽然聋了耳朵，可是却创作了那么多辉煌的音乐作品，那更是世界闻名，并且到现在已经有近两百年了，还不知道要传下去多久呢；阿炳虽然瞎了，却有《二泉映月》传世。可自己这几年来又得到了什么呢？他觉得老天对他还是不公平，他于是又有些心烦了。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些话李东坡早在十年前就从课文上学过了，可是自己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并且有时还要让个别小人去欺负一下，这个孟子说的是真理还是歪理啊，他真的不知道啊。

嘿，想那么多干什么啊。李东坡又自己开导自己说，还是想一想眼前的恋爱问题吧！要是人不结婚那该多好啊。可是，不行啊不行啊，男大当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父母还在老家等着抱孙子孙女呢，中国多少年的老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哎，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看来婚还是不能不结的，一味地往后推不是耽误自己的大好青春吗？还是毛主席的话对：革命干部就像是种子，到哪里就应该和那里的人民结合在一起。想到这里，李东坡暗暗下了决心：先谈恋爱，但愿一切会好起来。

李东坡处的第一个对象,叫冷春妮,这是熊日生妹妹的一个同学.在和冷春妮见面以前,他从来不知道百家姓里竟然还有姓冷的人.冷春妮是纺织器材厂的一名工人,高中文化.她的爷爷是纺织器材厂的八个元老之一,是当年H县从浙江省请来的老技术员,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她爸爸是这个厂技术科的干部.可以说她们一家为这个厂立下了汗马功劳,冷春妮一家十口人在纺织器材厂的旁边做了一栋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这栋楼在八十年代末还是很别致和豪华的.在冷春妮家的小楼旁边,有一口水清见底的小水塘,并且小水塘的四周都是很坚硬的石头,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的水库,也就意味着如果在这里下水游泳不管是在水中还是岸边都能清清爽爽地嬉戏,不像一些充斥淤泥的游泳场所.这对于爱好游泳的李东坡来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更让李东坡高兴的是，冷春妮不但人长得清清秀秀,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皮肤白里透红,一笑脸上露出一对酒窝,两根油光发亮的大辫子更是让人喜爱,很像电影《牧马人》里的李秀芝.不光是人漂亮,而且很有上进心，只有中专文化的她正在进行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这虽然和李东坡的爱好不太对口，但是，能和这样一位姑娘相爱，李东坡还能苛求什么呢。

冷春妮对李东坡的初步印象也很不错，特别是看过李东坡的演出之后，她对李东坡更是喜欢。一九八九年的六月，炎热的夏天似乎来得更早，经过一个月接触的李东坡和冷春妮几乎无话不谈了。冷春妮突然问：“你会游泳吗？”

李东坡笑笑说：“请你把这个吗字去掉好吗，说得不太谦虚的话，我游泳的年头可以从我读小学一年级开始算起。”这个话李东坡是没有吹牛的，其实，他开始游泳的时间比这个还要早，只不过他怕说出来会让冷春妮觉得天方夜谭。

冷春妮拿手指戳了一下李东坡的脑门说：“吹牛不上税吧？”

李东坡一脸认真地说：“真的，也许你不相信，我小的时候，我教会了六个堂弟游泳。”

看到他那认真劲，冷春妮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呀，如果是那样的话，再过十天，天再热一些的时候，你把我这两个弟弟教会游泳怎么样。”

李东坡说：“OK，with my pleaur.”

冷春妮说：“就你这么个中专毕业生，还记着英语呀？”

这句话很有些伤李东坡的自尊:中专怎么了,再说自己参加自学考试已经两年了,而且通过了六门课程的考试,相当于拿到了半个大专文凭.不过看着冷春妮是含笑说的，他也就笑着说：“你不知道，其实，这也和游泳是一样的，真的是人不可貌相，有一次，我们卫生学校的英语老师用英语说唐诗，老师叫我们把它译成中文，大家想了三分钟，还是我最先把它想出来的呢，别看我上高中才学英语，我还真的很喜欢英语呢。除了本民族的语言,我认为英语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因为它的拼写和读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冷春妮说：“别扯远了，还是说正题吧，你有没有把握教会我两个弟弟游泳？”

想到自己的条件也算不上太好，李东坡真的怕失去这么可心的姑娘，他坚定地说：“你放心，如果教不会你弟弟游泳，随你怎么惩罚我，行不行？”就是这句话，让李东坡的恋爱经受了一次关键的转折。

听着李东坡那充满自信的话语，冷春妮趁李东坡没有注意，在李东坡的脸上闪电似地亲了一口。李东坡全身像是过电一样，那种兴奋、那种愉悦是他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有了这幸福的一吻，李东坡大大方方地邀请冷春妮跟他去老家去见他的父母。

冷春妮欣然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她对农村很陌生，她一是想去看一看李东坡的家境到底如何，二就是去农村体验体验一下新鲜的生活。

两个年轻人坐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又坐了两公里的三轮车，这样一来，四百里的路程用了五个小时，可见八十年代末期交通之落后。来到李东坡的老家，冷春妮才得知李东坡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包括李东坡在内，光是已经考上大中专院校堂兄弟就有六个人，还有一个堂兄弟在读重点高中，她心想：虽然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但是，从李东坡这一辈算起，在农村也算是书香门第，和这样的人处对象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住了两天之后，冷春妮和李东坡高高兴兴的离开了老家。

可是，不久，这一对年轻人分手了。一是有人对冷春妮说：“李东坡性格很怪，别看他现在对你客气，等你们结婚了，他可能会对你很刻薄。”二是冷春妮认为李东坡说话不算数，说好了教她两个弟弟游泳，却不能兑现。她心想：还真让别人说着了，不要说是结婚以后，这还没有结婚呢，他就这样口是心非，以后还指不定会怎样呢。

冷春妮说李东坡口是心非指的是他原先说好了教她两个弟弟游泳，后来又打了退堂鼓。李东坡并不是不愿意教冷春妮的弟弟游泳，可是，平时偶尔会在水里抽筋的李东坡不知道是不适应环境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刚下到冷春妮家旁边的小水塘里，他的腿肚子就会抽筋，一抽筋，就只能呛水。他想：还真就邪门了，这是以前并不多的事啊，为了证明他的水性好，他只好又下水塘里游了两次。可是，后来两次和第一次一样，而且抽筋抽得更厉害了。

连着在这里抽了三次筋之后，李东坡再也不敢下这个水塘了。谁都知道，游泳的人最怕就是在水里抽筋，浅水里还好一些，如果在深水里抽筋，无异于是送命。可是，任李东坡怎么解释，冷春妮就是不相信李东坡的话，硬要说他是个大骗子，她说人那有什么都会的，不会没有关系啊，你不能不懂装懂，不能糊弄人啊。别说是李东坡真心喜欢冷春妮，就算是不喜欢，他也不必欺骗对方啊。听见冷春妮这么埋怨他，他心里很不好受。这可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弄得李东坡很是难堪。于是，这段只有四十天的恋爱就划上了休止符了。其实据后来有人和李东坡说,冷春妮之所以和他分手,另有原因,李东坡也不知道那是真那是假,他也不想知道.好在他们原来就没有什么老老感情,因为李东坡是在老家读的小学和中学,不可能是同学关系,更谈不上青梅竹马,所以心高气傲的李东坡还真的无所谓,他心想:你不想和我好,我还不一定要和你谈下去呢.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他想只要自己有出息,不愁没有人喜欢.

最让李东坡感动的是，为了他们两人的分手,好几位住在冷春妮家不远处的大婶大姐们纷纷来劝冷春妮.冷春妮心想：烦死了，可伸手不打上门客。她只好一个一个地给这些大婶们倒茶。

再一看这些上门劝说的人，嚯，好家伙，都快有一个班了，姑且称她们为劝说小分队吧。好在冷春妮家是独门独院，就是再来一个班也不愁没地方坐。有的说:“这小伙子，我看错不了，虎背熊腰，模样也周正，就是皮肤黑一点，不过男人黑一点怕什么呢？说明他身体好，你要真和他分手了，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

有的说：“春妮，你看过这小伙子说的相声吗？”

春妮说：“他会说相声是不假，不过，他这人就像那算盘珠子一样的，拨一下动一下，要不是因为他相声说得好，我也不可能和他相处到今天。”

又有人搭腔了：“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闺女，要说这个李东坡说的相声，那真叫一绝哟，想当年我也是文艺骨干，文化大革命，我跳个舞啊唱个戏啊也是个红人呢，可是他说的相声，我这么大年纪也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节目。听别人说，他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对我们这些熟人也很有礼貌。”

冷春妮恨不得把耳朵堵起来，因为她一点也不相信这些话。

很快三个小时过去了，劝说小分队毫无进展。最后倒是冷春妮来了一句总结性的发言：“就算他说的相声再好又怎么样？我是最不喜欢看文艺节目的，再说关键是这个人他说话不算数。”完了，完了，到此打住吧。其实冷春妮说李东坡说话不算数不光是指教她弟弟游泳这件事，还有另一件事不为大家所知-------尽管这完全是一次误会。

恋爱期间，冷春妮去省城看望她生病住院的父亲，李东坡许诺说等她从省城回来时他一定到火车站去接她。可是冷春妮在快要到自己家门口的路上，见李东坡不但没有去火车站，还在往他自己的住所走去。冷春妮忍不住叫住了李东坡，说：“你说好了去接我，为什么要骗人呢？其实我开始也没有指望你去接我，是你自己承诺的，你这不是戏弄我吗？”李东坡一副十分无奈的样子说：“你误会了，误会了。”可是任凭李东坡怎么解释，冷春妮就是不相信。原来，从省城发来又路过H县的火车很多，不过，每天下午从省城方向来而且在H县停靠的只有三班，那就是14：02、14：20、15：45各一趟，冷春妮说好了不可能坐14：02到站的车回来，因为那是一列普快，其实就是很慢的车。那么只有坐后来两趟车的可能。那是一个没有手机的时代，李东坡只好准备在14：20时和15：55各来车站一次，不然其中相隔一个多小时，在车站一直等也不是个事。当李东坡在14：25赶到车站时，从省城方向来了一趟列车，很快就停在站台，李东坡心想：今天这车太准时了，真难得。可是，李东坡等到车上人下完了也没有见冷春妮的影子。李东坡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趟车其实是前面那列该在14：02到但晚了点的车，而那趟应该14：20到的列车因故又晚点了。李东坡也没有问其他人，他以为冷春妮没有坐这趟14：20到的车来，再加上离15：55的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李东坡就想先回去到时间再来。下午三点半，李东坡去接那一趟15：55到的车，刚从单人住所出来，走没多远，他觉得应该从家里带两瓶水去车站，好歹也算是没有空着手去接人吧。于是就返回住所，正在这一刻，让冷春妮遇远远地看见了，这就叫做骑马没有碰见骑牛偏碰见了。很明显，冷春妮坐的车应该是14：25到，却因为晚点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此时的冷春妮火冒三丈，心想：这李东坡对我哪儿有一点真心，说是去接我，我都到家了，他人还在这儿呢，并且不是往火车站去，而是往他那个单身住所里去。他现在就这样，以后他的眼里还能有我吗？

既然冷春妮说李东坡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别人再热心也无可奈何。她的话像一盆兜头凉水泼在劝说小分队的每个人心上，有个心直口快的大婶忍不住说出了声：“这下好，我们自讨没趣。”说完，转身就走，劝说小分队的人赶紧跟着全出来了。

第六章

李东坡失恋了,不过他好像没事的人一样,失恋也就失恋了,他并不是很难过.倒是李东坡的父母觉得很可惜,他们想: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怎么能说不谈就不谈了呢.他们以为李东坡一定难受死了,可是李东坡倒来安慰起父母来了:“我真的不怎么难过,就算是我再喜欢她,可人家眼光高,我也没有办法。你们没有听说过吗？强扭的瓜不甜,你们看好吧,最多半年,我再给你们找一个儿媳妇回来好不好?”

真的，就在李东坡失恋后的第三个月，由他的房东介绍，认识了一个在医院做会计的女孩，这女孩叫王红艳。

李东坡和那个会计见过面之后，双方都觉得还算满意，就继续接触。这个姑娘叫王艳红，李东坡觉得王艳红身材好、身体结实，大大的眼睛，细细的腰，还有一双长到膝盖的大辫子，只是嘴唇略微厚了一些，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再说，人家是生长在干部家庭，怎么着也比自己家里的条件好一些。

更让李东坡想不到的是，王艳红家里的人竟然个个是烹调高手，这可能也是有遗传的。因为王艳红的妈妈烧得一手好菜，她烧出来的菜不但好吃，而且看相好。正式确定对象关系以后，李东坡才知道，王艳红更是技高一筹，那简直就是高级厨师。

又到了带女朋友去老家了的时候了，李东坡想起原来和家里说的过半年找一个女朋友给父母看一看，没有想到竟然让他说对了，他为自己没有食言而十分兴奋。当他带着王艳红出现在渔池李的父老乡亲的面前时，有许多人投来了很吃惊的眼光。

李东坡的父母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李田顺第一次见王红艳就对她说：“孩子，刚到我们这儿不习惯吧，多来几次就好了。你放心，我这个东坡伢儿心好。真的，虽然人长得不怎么的，他一定会对你好的。”李东坡听见父亲的话，觉得有些滑稽，心想：我的心好不好，王艳红看不出来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东坡偷偷地白了他父亲一眼，轻轻地对王艳红说：“你别听他说，什么长得不怎么样，你看，你看，我长得不行吗？”

王红艳在李东坡的脸上刮了一下，笑着说：“你羞不羞啊，哪有人自己说自己长得好的。你最多算一般，可不要太抬高自己了啊。”

李东坡说：“什么啊，我不就是长得稍微黑一点吗，再说男人长得黑是健康的表现。”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李田顺老俩口热情地招呼王艳红吃饭，一个劲地给她碗里夹菜。他们一边看着姑娘那白净的脸，一边想着身体不佳时候的李东坡，打心眼里往外乐。这么大的变化就发生在短短的几年之间，真好。

吃过晚饭，王艳红便在家里四处转一转，一眼就看见水池止面的自来水龙头。在1990年的下半年，能在农村看见这东西，真的很觉得新鲜。可是，当她去拧开它的时候，又不见有一滴水出来。王艳红问李东坡：“你们这儿的龙头怎么是聋子的耳朵呢？”

李东坡脸一红，叹了一口气说：“我们这个村以前是全地区都很有名的，1982年就装起了自来水，现在我们这个村不行了，我们国家已经从农业经济社会逐步过渡到工业经济的社会，政府号召开发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越来越发达，原来在我们这儿打短工的江苏人、浙江人纷纷回老家去了，相反是我们这儿的人也去沿海打工了，所以，现在显得很萧条。村里的小型自来水厂在上个月也运转不下去了。所以，就只留下这光光的自来水管子。”

王艳红说：“你告诉你家里人，这东西可千万别拆了，时间长了，这可是个文物，它见证了你们村的兴衰历史。”

李东坡苦笑了一下说：“什么啊，我倒觉得应该早一点拆了，不然的话，一看见它我就会伤心的。”

王艳红说：“你这论点真的有些自私，难道世界就一定要围着你老家转，这就叫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沿海啊，你应该知道，在沿海很多地方，以前是很穷的地方，广东东莞你知道吗？到打倒‘四人帮’时一个劳动日只有一毛八分钱。他们也是中国人，也该是他们风光一把的时候了。”

李东坡不以为然地说：“好像全世界就是你的同情心强似的，那我们这儿的人以后可怎么办。”

王艳红说：“卧薪尝胆，去赶超人家呗。”

李东坡虽然不喜欢王艳红那立场，觉得她有点像是替别人说话的奸细，可王艳红丰富的知识还是很让他喜出望外的。

李东坡说：“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王艳红说：“一个男子汉，老叹什么气啊，世界只有起起落落才会丰富多彩。”

李东坡正想说些什么，远远地看见门外来来了好几个人。

李东坡的大伯和他的叔叔婶婶们得知李东坡仅仅过了半年又带了一个姑娘回老家，都有些意外。等他们来到李东坡家里，看见漂亮的王艳红时，他们为自己的侄儿而高兴。这一大家子的人在一起，足足聊了三个小时，李东坡心想：这才叫天伦之乐啊。

不过，村里人也有嫉妒李东坡一家的，有人悄悄地说王艳红是神经不正常，李东坡的父母没有文化不说，这才半年前，李东坡还带过一个女孩来呢，这小子对爱情也太不严肃了。那个刘大个子虽然是村上唯一的外姓人，可他当过八年副乡长，在渔池李算是一个人物了。他走到李东坡的面前握了握手。然后诡秘地一笑，说：“东坡啊东坡，你可真会骗人啊，上次谈了一个，这会又谈一个，还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搞到手，你可是个大骗子啊。”

李东坡对他的话很是反感，可他毕竟是长一辈的人，就说：“刘大叔，什么叫搞到手啊，我们还是谈恋爱呢，根本就没有定婚。”

刘大个子说：“年轻人，可别逗你大叔了，谁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就跟竞走似的，叫做什么，噢，对了，叫做，手一摆，腿一迈，说有多快就多快。恐怕要不了多久啊，你就要做爸爸了吧。”说着他又对着王艳红瞄了一眼，“这回好好把握住了，可不能像以前的那孩子一样。”李东坡怕王艳红会无端猜忌，没有把以前和冷春妮相处的事向她提过，谁知道这刘大个子哪壶不开提哪壶，要这样说下去，非说露馅了不可。

李东坡无奈地苦笑着说：“那倒是借你的吉言，不过我们现在还真是八字还没有一撇。”

李东坡怕刘大个子说走了嘴，又是向他递烟，又是给他倒茶，接着，他用王艳红听不懂的土话对刘大个子说：“大叔，以前我处的那对象，你可不要给我说出来，好不好啊？”

刘大个子拍了拍李东坡的肩膀说：“大侄子，我真的是逗你玩的，要说别人嫉妒你家里，我可不是那样的人，你想一想，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几个大中专毕业生，吃上国家的饭了，那说出去不也是我们村的光荣吗？别说是我还当过几年乡里的干部，就是没有当过乡里的干部，我也不至于糊涂到吃里爬外吧。我代表我们村……哎，你说说，我还能不能代表我们村啊？”

李东坡说：“当然能，当然能。”

刘大个子说：“那好，我代表我们村祝你们早日完婚，越来越亲，后代参军，报效全村。”

所有在场的人让刘大个子说快板书似的祝词逗得大笑不止，李东坡和王艳红更是笑在脸上，甜在心里。

李东坡问王艳红：“我们头几次见面，你怎么不说你会烧菜呢？我当时还真的没有确定要不要和你处下去呢？如果你当时说你是高级厨师，我肯定会对你追求得更加紧。”

王艳红面含羞涩地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不是?你要是不追我更好，可是，你看我现在真惨，挑来挑去，挑了你这么个漏灯盏。”

李东坡说：“你说普通话好不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王艳红又笑了笑说：“你真是个番国人，我这还不是普通话么?告诉你，我虽然是本地人，可我从小就是在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出生的，刚学说话的时候就说普通话。”

李东坡说：“我不是这意思，你刚才说的漏灯盏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懂啊。”

王艳红哈哈大笑起来：“你还真是个漏灯盏，你听我说，漏灯盏是我们这儿的方言，我们这儿把什么都不懂的人叫做漏灯盏。”

李东坡狠命地用胡子在王艳红的手上扎了一下说：“噢，原来是这样，看来，还是我找了个漏灯盏啊，我要说我老家的话你就一句都不懂，所以你是漏灯盏。”

王艳红假装恼怒地看了一下李东坡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们这才接触了一两个月，你竟敢这么放肆，你也太那什么了吧。”

李东坡说：“哎呀，和我们这个时代相比，我们都是落后的人了，你没有看见过吗？有多少人，这个季度认识，最多再过一个季度就结婚，有的还是这个月认识，再过一个月就结婚的。再说那英国首相梅杰，和他的对象才认识二十天就结婚了，我们是不是太慢了。”

王艳红说：“别人我不管，反正我不是那样的人，你要是不太认真，我们就好说好散。”

李东坡说：“说着玩一玩的吗？何必当真呢。问你个问题好不好？”他不愿意王艳红在这个事上继续一本正经，就换了个话题。

王艳红说：“你说吧。”

李东坡说：“你说你老爸打猎怎么就那么厉害呢，据说他可以做到百发百中。”

王艳红说：“也不好说百发百中，不过最起码是百发九十九中吧，因为他是个军人啊。”

李东坡说：“不要说得太神乎其神了吧，军人谁没有见过，我舅舅、我哥哥、我表哥都是军人，可他们连打靶的水平也就是一般，是不是你爸爸这眼睛也有家传？”

王艳红说：“他是空军，空军，知道了吧，他在部队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靶。”

在老家住了两天后，李东坡和王艳红告别了亲人，他们要回到H县。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于是他们两人将一个日子牢牢地记在心里：1990年11月10日。

以前李东坡到老家，有两种办法：一是从H县乘火车到J省的一个地级市——-龙潭市，然后再从龙潭乘汽车到临鄱县；另外就是乘H县至临鄱县的直达汽车。李东坡从来都是选择前一种方式。如果不换车，光坐汽车那得要四个多小时，中间不歇脚，真的是很不舒服，这次也不例外。王艳红也说：“既然出门了，还是悠着点好，如果中途不换车，那不是要命吗？万一没有火车，在龙潭住一晚上也好嘛。”他们是晚上八点整到的龙潭市，晚上八点五十一分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爆炸案。

买好车票，坐在候车室的李东坡和王艳红听见从安全检查室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他们以为是旅客之间吵架，这在龙潭这个全国中转大站来说也并不新鲜，也就没太在意，过了一分钟，他们听见一声巨响，那是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这声音把所有的旅客吓得不轻，王艳红一头钻进李东坡的怀里。当所有的旅客走近安全检查室时，只见两个人倒在血泊之中：一个是为了旅客的安全、不顾一切抱住逞凶的歹徒死死不放的英雄熊云清，一个是杀死妻子企图外逃的亡命之徒。

不久，李东坡得知，这位英雄竟然和自己有着不少相似的地方：熊云清和李东坡同岁，熊云清和父亲和李东坡的父亲同岁，熊云清和李东坡以前都是农村青年。不过一个是J省本地人，一个是老家在贵州的。李东坡不禁潸然泪下，王艳红本来没有流泪，可是她看见七百多旅客中竟然有一百多人哭出了声，她也跟着流泪了。

这一幕让李东坡和王艳红对人生多了一份思索。认识了十个月之后，李东坡和王艳红走进了婚姻的圣殿。

又是一年之后的1992年11月1 日，李东坡的女儿李双琳出世了，这是一个出生就有九斤二两的小女孩，给李东坡一家带来了很多欢乐。

三口之家其乐融融，王艳红和李东坡说得最多的就是吃的问题，用她的话说就是：“要搞定老公就要先搞定老公的胃。”李东坡的老家临鄱县是水乡，所以，李东坡很爱吃鱼，她就跟李东坡说：“吃鱼是有讲究的，叫做‘春吃头，夏吃尾，一年四季吃分水’，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李东坡只得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说吧。”

王艳红说：“春天讲究吃头是因为在经历了严冬人休眠之后，鱼开始喜欢游动了，营养大都集中在头部；夏天鱼更喜欢频繁摆动尾巴，故而尾巴健壮并且富有弹性，一年四季吃分水也是这个道理，最善于运动的部位就是品味最好的地方。”

王艳红的话让李东坡很是吃惊，想不到这个初次见面时显得十分平凡的人竟然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知识，因为所有的女红王艳红也是很内行的。

新婚的头一两年，李东坡为自己的妻子做得一手好菜常常高兴得做梦都发出笑声，因为他写一写文章还行，要让他做菜，那简直的赶鸭子上架，好在老天有眼，配给他一个很会料理家务的妻子。

又是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92年12月，方霄死了，死得明明白白，然而又太突然。那是一个寒冷的早上,方霄一早来到李东坡租住的房子里,李东坡的妻子早早起来去上班了,因为他妻子的单位虽然属地区级医疗机构,却驻在离开县城三公里的镇上.这个只有不到四十平方米的租住房里住着李东坡一家三口,这其中就有李东坡的女儿－――九斤姑娘

方霄在防疫站分得的房子因为他预备结婚,想把房子装修一下，可他一个人明显又不方便，想请李东坡帮他做点事,李东坡本来想趁着星期天大睡一觉，听方霄一说，李东坡二话没说，赶紧从热乎乎的被子里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就跟方霄出门了。

方霄和李东坡各要了一盘炒粉，方霄掏腰包.他们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很快来到方霄的婚房里.这是两年前防疫站分给他的结婚用的.方霄的父母都是南下干部,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平时方霄吃住都和他的父母在那老干部楼,偶然才会来一下这个面积五十多平方米的婚房里.

李东坡和方霄摆开了一副锯木料的架势,李东坡打小在家干惯了活,方霄虽出生在干部家庭,但个头大,力气足,两人可以说天生的绝配.

方霄在上，李东坡在下，一伸一缩，二人拉锯干得正欢的时候,方霄的脑袋不知怎的竟慢慢朝前倾斜，李东坡心想：你这老兄干什么事都要开玩笑，这还干着活呢，开玩笑等一会儿也不晚吧。可是很快地，李东坡发现方霄不是开玩笑，他心内一震，他这是患病了啊。李东坡赶快伸手去扶住方霄，可是这屋内就他们两个人，这病看样子还小不了。李东坡想：防疫站有的是医生，只有把大家喊来方霄才能得救。想到这儿，他把方霄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赶快去敲对面医生家的门。对门住的是防疫站经验最丰富的女医师，她赶紧从家里拿出一套医疗器械，李东坡赶紧又去通知方霄的父母。

到方霄父母住处的四百米路程，李东坡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用一分钟跑完了。等到他的父母到了的时候，方霄的身边迅速围过来七八个医师，可是，这时的方霄已经无可救药了，他因为心脏病就这样撒手人寰。方霄的父母悲痛欲绝，仅仅这半年时间，方霄的父母经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方霄的父母有三个儿子，老大方雨1991年底去广东深圳，当上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之后，由于过分高兴，多喝了几杯酒又驾车上路，结果和一辆小车相撞，好在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治了两个多月才算基本恢复健康，用了近一年的拐杖。前两个月刚刚扔掉拐杖时，方霄的弟弟————在省城工作的老三方雷又出了一次事。方雷在大河里和几个水性特好的朋友游泳，因为他的水性一般，遇上大风浪加上抽筋，差点命丧黄泉，好在有几个朋友相救才化险为夷。

世界上不巧的事似乎全集中到一家来了似的。对于方霄的父母来说，真是劫难太多。这一次，真的让二老伤心至极。他，H县的一个美男子，李东坡的最要好的朋友，就这样静悄悄地去了，他还没有结婚啊，李东坡还有许多话要向他说啊，他们之间还有不少相声需要一起去合作啊。李东坡止不住热泪大滴大滴地流下来了，

不能说李东坡对方霄没有过嫌隙,因为方霄在在后来的几次演出中另立门户,让李东坡很不愉快了一段时间，但是这几年的接触，二人的感情远远胜过那一点小小的误会。

且不说他们的相声合竟然能有如此之完美，一个以擅长说学逗唱，一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最让李东坡难以忘记的是,李东坡的结婚仪式上，出力最多的就是方霄。一会儿帮助招呼客人，一会儿又和要好的几个朋友把洞房闹得热热闹闹。最让李东坡难以忘怀的就是方霄在李东坡和王艳红的新婚的洞房里编的那几句词，方霄说：“李东坡和王艳红，生子生女是英雄，王艳红和李东坡，白头到老一百多。”这几句合辙押韵的句子，胜过多少朋友送的贺礼，真是千金难买，这几句温馨的祝福出自方霄这样一位家庭比较优越的朋友之口，李东坡对方霄以前的一些不理解早已灰飞烟灭。

在方霄的送别会上，李东坡作为方霄的生前好友写了悼词，他念道：“百年其冤，哀伤绵绵，我友方霄，痛煞苍天，相声合作，笑声连连，此生何求，唯有思念……”大家以为李东坡的悼词读完了，竟不约而同地放声痛哭起来，李东坡准备了一千字的纪念文章,虽然没有念完，可他听见大家的哭声，再也念不下去了，李东坡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哀伤的场面，也跟着一起哭泣起来了。

送完方霄，李东坡足足有一个星期吃不香，睡不香。自己来H县才五年时间，好容易交了一个这么要好的朋友，却又匆匆地离他而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虽然他已经有了家，有了爱人和孩子，可他神交最深的还是这个兄弟啊。

原来，县委统战部得知李东坡不仅舞台上风风光光，而且文章也写得好，想把他借用到机关里去。可李东坡不愿意去，这倒不是说李东坡不喜欢机关的工作，他有两点想法：一是借用不同于调动，他想只要他愿意，他要进机关也不是多难的事。二是要真去了机关，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方霄的接触就会大大减少，所以他决定不去机关。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他这位最要好的朋友去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他不得不考虑去机关的事。

现在轮上县委统战部耍脾气了：他李东坡不是很厉害吗，以前想借用他，他还不来，统战部就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事，我们倒要看看，他李东坡这么高傲,看他还能走多远。

李东坡还就偏不信这个邪，其实他去不去机关还真无所谓.他一想:我原先不想去自然有我不想去的理由,你们也不能自以为是县委机关就高人一等,就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吧.现在他发现统战部要跟他较劲,有意看他的笑话,他偏要进机关里去,这叫不蒸（争）馒头蒸（争）口气.

这李东坡不愧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方霄去世以后不到一年,他真的调到县委机关去了,时间是1993年11月，他被调到县委党史办.县党史办现有编制三人，有主任、副主任，另外一个干部就是李东坡。

机关里和卫生防疫站真的是大不一样，虽然党史办不清水衙门，可是机关就是机关，不但进进出出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就说硬件吧，办公室也比在卫生系统时漂亮得多，上到中央下到地方的党报党刊让李东坡着实觉得充实得很。在防疫站的时候想看一份本土的报纸都很难，而这里报纸是有专人送到办公室来的，送报的科室就是县政府所属的机关事务科。

在县委党史办,他真的如鱼得水.周围的团县委、对台办、妇联等几个单位的人对李东坡也很友好。来李东坡这儿串门最多的就是团县委的刘金山。

这不，刘金山又来了：“哈哈，听说李大文人的笔杆子挺好的，我偏偏碰上写材料就发怵，人后你可得帮帮我啊！”

李东坡说：“哪里哪里，我一个党史部门的新兵，还请兄弟多多关照。”

刘金山说：“什么呀，你那么强的笔杆子，还要我关照吗？做人啊，有的时候就要当仁不让，太谦虚了也不好。”

李东坡一听这话，倒真的耳目一新，这还真是一家之言啊，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同意，就说：“我这还真不是谦虚，听说你在全省硬笔书法比赛中获得三等奖，你却从不张扬。”

刘金山说：“什么三等奖啊，那是碰巧的，再说也只要那么几十个人参赛，要是只有四五个人参赛，我可能还是二等奖呢。”想不到，这个年轻的老资格的团委干部竟这么谦虚，李东坡打心眼里为自己的环境而高兴。

人们的工作效率也许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有刘金山等朋友做为单位间的邻居，李东坡在这段时间写出了很多诗词,这些诗词可以说是高规格的精神产品,既符合诗词格律,又意境很深,深受读者欢迎。

仅仅在县委党史办干了一个月,他就被选为县诗词协会秘书长,这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在J省各县的诗词协会里,这么年轻的秘书长不说是绝无仅有,那也是凤毛麟角。

不过，在县委院子里，李东坡常常会碰见那么两三个小看他的人。李东坡最反感别人叫他小李子，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他的污辱，至少是轻蔑多于亲昵，因为这个称呼是以前李莲英的专利，就算是在现在这个新时代，他认为如果不是比他年长三十岁以上的人、县处级以上的人或者特别让他尊敬的人，是没有资格这样叫他的。可是偏偏个别人不但要叫小李子，甚至会不知轻重地说上一句：“哎，小李子，给我们来上一段相声吧。”每每碰上这种情况，那简直是对他的莫大污辱，他觉得人们可能是一直把它当成一个“说相声的”或者是“耍嘴皮子的”。这时候他就是有再好的心情也会十分郁闷，他只好让自己与对方都陷入非常不自然的境地。比如，当他正在高谈阔论时，突然碰上这种情况，他就不管对方是好奇还是找乐，李东坡总是会先拉下个脸来，最多也就是装作没有听见，或是笑一笑礼貌地搪塞，王顾左右而言他。有一次，一个不自重的人被他噎得一个多月不敢和他说话。他对相声的热爱也慢慢冷却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党史业务的钻研。

第二个月，由饶州地区十五个县市组稿的反映饶州地区最近十年变化的《改革十五年》正式出版，上级党史部门要求每个县市写出各个县改革开放十年以来的回忆文章，每个县的文章不少于四万字。

当时党史办的两位领导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做，于是H县三万字的《H县改革开放十五年》就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李东坡身上。李东坡用两个月写就的三万字的文章，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人们都说：“在政界的文章中，这么生动的文章已经多年都没有读到过了。”

1995年春,从县委办调来了一个副主任，姓何,叫何赛候,这个名字让李东坡老是想起一个叫候赛因的外国领导.这也不知道这名字是怎么起的,这个何副主任真的瘦得赛猴了.

应该说这位副主任对李东坡还是很客气的，尽管从外形到做派李东坡都不喜欢这位副主任，但架不住这位副主任的一支支地给李东坡递烟。他知道，现在的上下级关系要恢复到战争年代那种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当官的就是当官的，当兵的就是当兵的，那怕那当官的长得如何难看，那怕他的水平和你一样，甚至还不如你，可他管着你呢，虽然他还不至于决定你的一切，可他可以和比他更大的官说上话，可以和管官的官交流感情。管官的官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李东坡或幸运或倒霉。有句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不服还不行。现在可倒好，没等李东坡给这位副主任敬烟，副主任倒先给李东坡递烟。对于领导递过来的烟，李东坡有心不接，可何赛候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只要是他递过去的烟，除了你是他的领导，非让你接不可，你不接，他那脸马上就拉下来了，尽管这样，李东坡也不是照单全收，他干脆半开玩笑似地向副主任请示：你这烟我不接你又不高兴，这样吧，以后你递的烟我都接下,不过,我真的不太抽烟,还是请你少递一些,行不行.世上哪儿有这样的请示，可既然李东坡说出来了，何赛候既觉得好笑，但又觉得做下级的也不容易，就笑着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何赛候的烟还真不是好抽的，抽完这副主任的烟后，李东坡几乎要把这位领导做的业务工作全部揽下来，还不得有半句怨言.在那个年代,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业务工作千头万绪,不懂业务的人根本吃不了这碗饭.这时的李东坡才知道副主任递烟的意思。李东坡想，这些业务工作对不懂业务的人还真不容易做，可是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要是真没有这些事做还真的很空虚，因为这些事能很好地锻炼一个机关工作者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于副主任交给他的事总是来者不拒，很高兴地去完成。尽管这样，何赛候就是破费了几支烟,还是得到的多于付出的,至少客观上在这个位置上能混得比较体面.可是见李东坡这么毫无条件地帮他做事,何赛候觉得这并非李东坡对领导尊敬,他认为,李东坡替他分担业务上的事,是给自己实践的机会.所以,后来副主任给李东坡的烟渐渐地少了，直至完全没有.这正是李东坡所需要的,受人钱物,与人谋差,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抽他的烟总不至于有什么心理负担吧,就是要帮他做事,他也得心里有数吧.

可是李东坡想错了,这位何副主任也许已经摸清了李东坡的底细,知道他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家里也没有什么背景.六个月后,何副主任再也没有向李东坡递烟了,可是他叫李东坡代劳的事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李东坡这才明白,都说侯门深如海.不到这机关衙门不知道这衙门的深浅,现在他知道,原来这何副主任是一点业务都不懂的混混,仗着自己的父母是干部,靠送礼走进这机关来的.这还不算,他说出的话越来越让李东坡受不了了,动不动摆一副领导的臭架子.一双脚竟然会高高地摆到办公桌上去，一次两次，李东坡也就忍气吞声，可次数渐渐多起来了，李东坡受不了了。每当这位在业务上极其外行的副主任摆他的那双脚的时候，李东坡都走到其他地方去，或是去他的文友那里小坐一会儿，李东坡虽然在H县只有七年多，可是他的文学上的朋友真的很多，因为有二十八岁就当诗词协会秘书长的经历，在诗歌界的朋友就不下四十多人。

对于这个何赛候的忍让，其结果是，这个只知道抽烟的副主任每当李东坡在的时候都要摆他的脚，李东坡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只好以毒攻毒，也把自己的脚高高地摆到桌上去，说来也怪，就这一个回合，这个何副主任竟然再也不摆脚了，这让李东坡过了两个多月的安心日子。

有一次,何赛候让李东坡去替他办一件事,到他房间拿一个公文包,李东坡不小心将公文包掉在县委大楼的地上.其实这样一件事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事,一是李东坡是无意之中,二是这县委的大楼,虽然谈不上富丽堂皇,却也是窗明几净,那地上也不是庄稼人的场院,也不可能肮脏到哪儿去.可是,何赛候仔细看了看公文包,他发现这包似乎有些灰尘,就问这包是不是掉地上了,李东坡有些不安地、如实地说了刚才不小心把包掉地下的事.既然人家承认了,你就是单位上的一把手也不该盘根究底。可是不，何赛候一定要问到底，并且大声地问，：“你这点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做什么事，我这包花了三百元钱呢，真要摔坏了，你赔得起吗？”那时的李东坡的工资是二百元钱一个月，三百元钱的包的确是个不错的物件，可是这个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副主任太小看人了。自己好心好意，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李东坡这时真想走上去打这个副主任一个耳光，可他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一是副主任毕竟也是个领导，二是李东坡经过在省城读书的两年中的折腾，他觉得欠父母特别是欠他母亲的太多太多，他的母亲姓何，这也算是爱屋及乌吧，李东坡对所有的姓何的人都有种特殊的感情，这副主任怎么偏偏也姓何呢。其实，要论文化水平，这个何副主任做李东坡的学生，李东坡都觉得他不够格。

也算是老天有眼，就在李东坡备受何副主任欺凌的时候，就在李东坡备受这个清水衙门之苦时，李东坡的文章屡屡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人们都说：党史办，老大难，出差开会像过关，办公条件最破烂，公费旅游难上难。真的，李东坡一晃就在党史办呆了两年多了，可是出差的士机会还不如他在防疫站的时候多。好在常常有文章上报，那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慰藉，1995年10月，他有一篇文章竟然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李东坡的信心大增.在这个清水衙门，也能上《人民日报》,真好.

一转眼到了1997年，李东坡和这个何副主任相处了有三个年头了，他听了太多的何副主任的外行话了，可是，再外行，他也没有想到这个绣花枕头竟然会外行得让许多老百姓都咋舌。1995年8月，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纪念会召开在即，党史办一时空前繁忙。何副主任一个在行署（亦今天的市政府）工作的同学来看他，这位架子很大的何副主任问出了一句让李东坡吃惊不小的话：“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二十周年还是二百周年。”乌呼，乌拉，乌拉拉，李东坡无话可说了，他不敢相信，党史办的领导干部对于党史知识竟然会无知到这种地步。这应该说不完全是干部的错，这其实也是管官的官的错，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置，这是连老百姓也知道的事啊，牛就是耕田的，马就是架辕的，你要是将它们调个个儿，让马去耕田，让牛去架辕，不出事才怪呢。不错，这个干部打扑克、下象棋、下围棋确实不赖，可是，你就是象棋能和胡荣华李来钦柳大华对阵，围棋能和聂卫平刘小光马晓春对阵又能怎样，更何况很多是这副主任自吹自擂的，他的水平根本不像他吹的那样。好在这个何副主任没有多长时间表就调走了,不然的话,李东坡的日子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也不能说李东坡在何副主任那儿一点东西都没有学到,如果那样说,那就太冤枉何赛候了.首先,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何赛候还真教了李东坡不少的东西,比如,何副主任说,你到别人那儿去做客,如果别人给你发香烟,同时抽出来两支烟,你应该接里边的那一支,因为接里边的那一支说明你把对方当成自己人看待了,不然的话,别人就会不高兴的;再比如,人家给你倒茶,或者给你的茶杯里续水,你应该用手指头在桌面上点两下,或者点点头,当然既点两下又点点头就表示你更客气了,可是教归教,其实这些李东坡八年前就会了,根本不需要他来教,可是还不好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不然的话,不是太不给何赛候的面子了吗?再说,这些烦琐的礼节就算是真的不知道,就那么重要吗?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礼节也只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一个能写出大块文章的人还学不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吗?

一年之后,叶主任调到财政局当局长,何副主任主持工作,也许是对组织上没有将他马上转正表示不满,何副主任将不平发泄到李东坡的身上,从以前的有宴请也躲着李东坡变成常常拿酒来灌李东坡.因为他就是看业务比他强的李东坡不顺眼，不整整他心里就不舒服。

有思想就会有办法,有一句话叫做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一年来,党史办那怕是来一个村委会的书记,何副主任也是有来必请,没钱吗?想要一点钱,只要想办法,在县委大院要收一点钱还是不难的.用完了钱,到时候安排办公室的人以出书为名去收就是了.

这一年的喝酒很有讲究,何赛候说党史办喝酒要喝出党史办的个性来,不能让其它单位的人看不起党史办.所谓的个性就是罚酒制。什么是罚酒制,就是喝酒的人每一个人要讲一个搞笑的笑话，每个人面前摆一个大大的酒杯，每讲一个故事，除讲的人可以不喝酒外，大家一人一杯，不能有谁搞特殊。如果有有人讲不出这笑话来，罚酒两杯。李东坡心想:我自己以前是说相声的高手,打牌可能打不过你何副主任,要说笑话,你恐怕不是我的对手.可是李东坡错了,何赛候说:这种笑话不能太素了,我可没有李东坡那么结实,他天天吃素也没有关系,我需要一些荤段子,越荤越好.所谓荤段子,其实就是黄色的笑话,李东坡这下傻眼了,虽然听过不少人讲这种笑话,可是自己一向是讨厌听这笑话的,他认为那个层次太低,何副主任认为李东坡不合群,得好好进修进修.

一次,本县春阳镇的党委副书记来党史办,九点开始打拖拉机(这是当地的一种扑克游戏),一直打到十一点半,十二点开始吃饭,先是敬酒，当然是下级敬上级，年少的敬年长的。

何副主任说：“小李，好好敬一下我们这位副书记”，并把身子向李东坡这边凑过来，似乎很关心的样子，“你总不能看不起乡镇来的领导吧？”既然主持工作的何副主任发话了，李东坡怎么好推辞，他也不客气地、悄悄地说：“没有那个意思，请问好好敬是敬几杯？”敬上级的酒，是最难堪的事，敬少了，别人说你不够尊重他，敬多了自己又喝不了那么多。

何副主任大声地说：“本来吗，初次见面，要么不敬，要敬就得敬三杯，不是有首歌叫三杯美酒敬亲人吗？如果实在不行，好事成双，你就敬两杯，这总行了吧？”这看起来是征求李东坡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命令，唉，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于是李东坡只得实实在在地敬完这两大杯酒。

敬完酒，浑段子就开讲了.何赛候把离休干部、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也就他的父亲请了来，加上党史办其他两个干部，这一起就是六个人了。

先是客人先行,副书记也不想说得太长,因为他也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于是,他就说:“这样吧,我说四句,保证你们笑,好不好.”

何赛候说:“四句太少了，不过，只要是高质量的也欢迎啊。”

副书记说：“想要洗澡碰见停水，夜里走路偏碰见鬼，新婚妻子长得不美，找个三陪慌得阳痿。”一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只有何副主任和李东坡没有笑。

何赛候说：“你这个不算，这也不是笑话，只能算是顺口溜啊，今天你是客人，不然的话，要罚你讲三个。你再说一个就算了。”

副书记没有办法，只得重新讲：“说有三个女婿去祝贺岳父的生日，岳父对三个女婿说，今天高兴，请三位贤婿分别用‘好、大、小、多、少’说几句话，来给大家助一助兴。第一个女婿有学问些，看见桌上的酒壶，就说：‘岳父大人的酒壶怪好，上头大，下头小，宾客用得多，自己用得少’，岳父说：‘这个说得好。老二，你呢？’老二女婿看见岳父正在扇的扇子，就说：‘岳父大人的扇子挺好，张开大，收拢小，夏天用得多，冬天用得少。’岳父也点点头，很满意，说：‘这下该是老三说了。’老三是个屠夫，根本没有读过书，他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笑话来，突然，他看见了徐娘半老的岳母，就来精神了，就说：‘岳母大人的长相怪好，奶子大肚子小，岳父用得多，别人用得少。’……”没有等他把故事讲完，这一桌的人，都笑成了一团，李东坡虽然不太喜欢讲这些故事，可是，实在是太滑稽了，他也止不住跟着笑起来，于是，大家喝酒的劲头就更大了。

第二个是何副主任讲，他说：“一次，一位少妇和她老公去看医生，医生问她有什么不好，她说，就是我老公不会做那个。医生讲了多次，还是不懂，医生忍不住说：‘索性我来临床做给你看’，医生把他太太推到手术台上，用力地跟她做了起来，太太觉得好舒服，好高兴。医生满头大汗地从手术台上下来，对她老公说：‘看懂了吗？照我的方法做，一个星期至少做两次。’她老公说：‘好的，我每个星期带她来两次。”又是轰堂大笑。

轮到李东坡了，李东坡不是不知道这些故事，实在讲不出口，于是，他说：“还是罚我一杯酒吧？”何副主任说：“这个你就不要见怪了，要罚的话，凡是不会讲的人都一视同仁，不是罚一杯，而是罚三杯。”李东坡先前敬了两杯，现在听说要罚三杯，实在不想喝，但既然有言在先，也不能因为自己就破坏了规矩啊,于是三杯酒又下肚了。

就这样，李东坡在这八个月内喝醉过二十多回。

第七章

李东坡心想,自己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处处受人欺负 ,原来是自己太忠厚老实了。这么多年来，他好像是一个挑着鸡蛋过闹市的小商贩，不敢挤人，还常常怕别人挤，可是就这样，他应该忍的忍了，不该忍的也忍了，结果是苦了自己，长了他人的志气。为了活出个人样,他决定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

这么说吧,李东坡在党史办的头五年,为本单位写下了八万字有关党史的专业文章.可是,他不是黄牛,他也不是神仙,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他也有平常人的思想,也有平常人的欲望.别人两年一个台阶地往上高升、往上提拔，最慢的也是三年一个台阶，可他除了五年来写的大量学术文章和少得可怜的一点稿费，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就算是一头黄牛，那也得吃草，也得喝水，也得歇乏，也得有适当的享受。

在这期间，李东坡感觉对他最好的是他的第二任党史办领导————叶主任，这位叶主任不但在学术上屡有建树，而且很会爱护人才，他想：像李东坡这样的干部如果再不加以提拔，几乎是没有天理了，因为在整个县委大院里，党史办信息并不灵通的单位，在这样的单位，能够写出刊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那是要具有怎样的才思和文字功底啊。叶主任多次建议组织部门提拔李东坡，不知怎的，这些建议都打了水漂，连个响也没有听见。叶主任想：既然组织上不提拔他，我自己也无能为力，那我只好在生活上多多关心这个年轻人。于是，叶主任对李东坡说：“东坡，这样吧，你的业务水平我也看见了,要直接提拔你也不是我所能做得到的.现在两条路随便你走,一是我们单位允许你每周增加一天休息的时间,另外就是让你带薪下海.现在不是提倡下海吗，无非是要搞活经济，你啊，悄悄地去一个发达的沿海开放城市，去另外谋个什么职，我们这里呢，你的工资照样发给你，如果有人问起来，我就说是你去老家了。”

李东坡一听这话心里既感激又矛盾，因为一是自己还拿着国家的工资，不上班怎么说得过去呢。二是就算是自己能够忍心，县委大院这么多人，要是人家知道了往县委领导那儿报告也不好啊。

叶主任好像看透了李东坡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虽然我是你的领导，可我也不能一辈子做你的领导啊，你自己说说，你从卫生系统改行以来，在经济上是不是要吃亏一些。不错，我们共产党人是要清正廉洁，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你如果不进入这机关大院，你的工资是不是比现在更高一些？”

听到这里，李东坡深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领导而感动，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面对叶主任这深情的问话，他不能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啊，自己如果没有离开卫生系统，到现在的工资肯定比现在要高不少。他真的不明白：一个机关干部，若是没有提拔的话，为什么工资还不如文教卫生界的人升得快，难道机关的普通干部就不是干部吗，难道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要靠机关的普通干部的低收入来维持吗。再说，不管从工作的难度来说还是从工作的艰巨性、神圣性来说，如果不能说县委大院的人比文教卫生界的工作更难、工作更艰巨更神圣的话，但至少也不会更为逊色吧，难道每一个干部的升迁都要靠请客送礼才能办到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共产党人的党性哪里去了？共产党人的良心哪里去了呢？那些忠厚老实、那些不愿意跑腿送礼的普通干部还要不要过日子呢？想到这里：李东坡苦涩而辛酸地点了点头。

叶主任深情地说：“既然你自己也承认了，你还是替自己考虑一下吧？你可以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你放心，我们单位要是有调整工资还是类似的重大情况，我们会替你办好一切的。”

虽然叶主任那番能让石头都动心的话语深深地感动着李东坡，可是正是因为李东坡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认为要是真的一走了之，一是对不起这位好领导、好大哥，二是自己好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真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带薪下海，也对不起党和人民啊。

虽然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考虑经济效益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句叫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些素质不高的党的干部大大地歪曲这句话的本来含意，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此时的李东坡想的就是这些。

第五年，李东坡作为乡镇级党委委员候选人派到H县城所在地春阳镇，可是，他这个党委委员又很快落选了。

在李东坡的选举中，有一件香烟事件：说的是当时在选举期间，为了给被选举者一个熟悉环境的机会，李东坡带着组织部的介绍信到了春阳镇，即H县的县城所在地。有个村里的书记为了表示对李东坡这个上面下派的干部的尊敬，给李东坡买过一包十元钱的金圣香烟，可是李东坡觉得不能拿基层的东西，自己既然是个知识分子就要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否则怎么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期望呢？可是真应了那句话：一片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于是，有人就说，这个李东坡太清高了，是不是嫌这烟不好啊，是不是这十元钱的烟太少了，看样子这种烟不买上一条他是不会收的。哼，不要拉倒，我们村委会还不给你抽呢？本来，你李东坡要想选上得买烟给我们抽才对，现在我们不想敲你的竹杠，你反而神乎其神的样子，要是这样，咱们就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碰上这种情况，李东坡是百口难辩，只有让时间去证明他的清白，可是这选举只是这一个来月的事，要是从投票的时间来看只是一瞬间的事，他那有时间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李东坡的落选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现在当干部,要想当上去,特别是在换届的时候上去,不做到跑官要官,请客拉票,想平步青云就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你是才高八斗,任你学富五车.有道是:要想有选票,就得给钞票.要想有选票,饭馆挑一挑.还有一句话叫做:选举要成功,就得要见红.见红是什么意思?见红就是放血,放血又是什么意思?放血就是让被选举人出钱出物.这就像是做生意一样,谁的本钱越大,谁赚的钱就越多,本钱小或者没有本钱的人要想赚大钱简直是白日做梦.

可是,人们渐渐忘记了,当干部不是做生意,当干部如果和做生意一样那还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那都不如国民党的干部啊!甚至还不如清朝的干部啊!请问当年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得到一个很好的名誉,这个名誉又是向谁送了礼才得来的呢?请问当年的林则徐位居王侯,他又向谁送过礼呢?应当说张自忠将军之所以没有白死,说明国民党内部也不是人心尽无啊!林则徐之所以威振八方,说明腐败透顶的晚清政府也是有公正人在的.

当干部和做生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要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就是在清朝,在国民党社会里,不是也有凭着自己的良心做官和为人的吗?清朝的林则徐说得多好啊: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吉鸿昌曾说过:当官即不许发财,可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在正常的选举中竟然出现贿选的事,并且甚嚣尘上,李东坡觉得不可思议,一千个不可思议,一万个不可思议.可是在别人的眼里，恰恰是他自己一千个不可思议，一万个不可思议。早在七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应该说我们党在干部的任用上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很有规章的，很有原则的，可是自从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任人唯亲的现象越来越猖獗，简直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了。

不能说党的政策在新时代变得一代不如一代,应该说上面的许多政策是好的,可是政策是靠人来执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谁能说毛主席就想成心要整治一大批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干部。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也真的想过适度地整一整不听他指挥的人，可是他也并没有想一口气就把贺龙逼死，也并没有想一下子就把陶铸罗瑞卿往绝路上逼，实在是他自己也控制不了局面，才导致一些人公报私仇.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去参加贺龙的追悼会呢？就说是斗私批修吧,毛主席的想法应该说是好的,可是真正要付之实践,就五花八门了,有公报私仇的,有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有过河拆桥的,有栽赃陷害的,这就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

一句话,上面有再好的政策,要落实好,就需要一批对党的事业忠诚可靠的执行者.如果说,在腐败类型中分出两大类型来,经济腐败和人事腐败来,相对来说,人事腐败比经济腐败的危害要大得多,因为经济腐败,其实质是将国家的财产占为己有,但是在占有之后,占有者不可能把这些财产带到棺材里去,他必定还要在消费,也就是如果从全国盘棋的观点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钱,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谁用不是用,用一句俗语说就是:干部和群众,都是中国龙,咱这是谁跟谁啊.再用一句乡下的土语说:肉烂在锅内,只要不给小鬼子,不给狗操的美国佬就行.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腐败合理,任何腐败都是可耻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人事腐败,比如说,在宣传部门,一个人如果腹内空空,写一点材料不要说不能妙笔生花,而且错字连篇,只是凭着关系就占着一个多少笔杆子想去都去不了的位子,这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失.比如说在组织部门,要的是逻辑思维敏捷,既能写也能说而又一身正气的干部,如果一个只知道讲歪理,馊主意一大串的公子哥儿去了,或者是唯唯诺诺,半天打不出一个屁来的人去了,那浪费的就不光是国家的财产,还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危害,这就叫做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就叫劳民伤财.

怪不得近二十年来,常常有人说:最大的腐败是人事制度的腐败.此言不假,此言是至理名言啊.

在这几年内,李东坡看得最多的就是一些胸无点墨之徒凭着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平步青云,他们在官运亨通之时,不但不对党和人民的错爱(那是真正意义上的错爱,因为人民的意志根本不能表达出来)心存感激,甚至得了便宜卖乖,反过来讥笑那些默默奉献的老黄牛们,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残酷现实啊.

李东坡想：原来以为凭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乡镇级的党委委员是完全够格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搞什么拉拉扯扯的小动作。有不少人劝他：要升官，就得送礼，这叫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可是他想,不会搞得这么复杂吧,自己好赖也在县委机关里呆了五年了,眼下自己为这么个副科级的位置,竟然还要送礼,这点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也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共产党的高层是好的至少是比较好的，从“九八抗洪”到百年难遇的大雪灾，再到今年的几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有那一件事不是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如果还不够的话，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民主方面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自从胡锦涛成为新的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大量的时间让给了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吗？

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喊了上百年，其实这句话早就应该改了，因为它严重地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歪曲了现实社会的真实性。

在现实生活中，明明有许许多多和“上梁”毫无关系的“下梁歪，”有多少人怕被扣上攻击党中央的帽子而不敢说话，以致于下梁再歪也没有人敢说。就是有个别人敢说了，也会遭到“下梁”们莫明其妙的打击，因为这些“下梁”们会狐假虎威、恬不知耻地说：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攻击我就是和我的上级对着干，这样一级一级算上去，你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

可以毫不忍讳地说，在这些敢怒不敢言的中国的基层干部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得益于党中央的直接和间接的关心，才得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惊无险，不然，不知又有多少人间悲剧要上演，又不知道有多少个吴晗似的悲剧、老舍似的悲剧再度重演。

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非常压抑的社会风气。这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悲哀，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大大的悲哀。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就算是我们党的上下级之间和上梁下梁这个比喻完全是一个道理，那么，如果有刁钻蛮横之徒手拿利器，硬生生地在共和国的下梁里边去挖、去凿、去刨、去砍，甚至直接拿大锯去锯，我们的上梁————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总理、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那怕是再有一身正气，他们忙得过来吗。

在基层，政坛上不讲党性甚至不讲人性的事实在不在少数。提拔、升迁在有些场合不要说做不到唯才是举，简直是黑白颠倒。人们都说有四种人最容易得到提拔：一是有硬后台的，二是把钱送来的，三是美如坐台的，四是孝顺如崽的。

可是这四条，他李东坡一条也没有，但他有的，他的上级们一条也不看好：他有对事业的一腔热心，他有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他有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可是这些不但不能给他的领导们增加一分钱，甚至还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一种压力，那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可是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要欺主啊。

于是李东坡不但落选了，并且在落选之后的七年里原地踏步。

1997年八月,李东坡和已经在建设局副局长的位置上干了好几年的熊日生进行了一次谈话.

熊日生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你还记得吗？”

李东坡毫不谦逊地说：“怎么不记得，你不是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吗？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和那些身为党史办的领导干部，却连基本的党史知识都不懂的人相比，我就是一块不折不扣的金子，可是到现在怎么样，我在这儿已经呆了八年了，总是看见别人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我心里确实不平衡啊。”

熊日生说：“你是对的，我当了两年的副局长，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了。我觉得组织上对你确实是太不公平了，看来人还真不是金子，说要埋没你就埋没你。现在当干部，哪里看什么政绩，看品行啊，我老熊在建设方面做了多少事啊，可到现在副局长才干了三年，当年比我晚工作三年并且什么都不会的阿亮，现在到市里当建设局的局长了，正县级，因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在省里当领导的姑夫吗？可我连个正局级都没有。不过，你比我可更冤啊，要我说，干部人事制度到了这种随心所欲的地步，对我们的党都量个很大的挑战啊。”

熊日生的话虽然能解李东坡的恨，可是李东坡不想对这些再多说什么，他觉得说也没用，不如不说，再者说多了，要是让人抓住小辫子，到领导那儿说你的坏话，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

一个人能够忍耐一时，但不可能忍耐一世。回想十年前和他的好朋友熊日生关于人才的讨论，他觉那时是多么的幼稚，那个时候就觉得深受委屈，但和现在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现在的压抑才是真正的压抑。

李东坡落选了,本来,在饶州地区的十二个县市中,凡是落选的干部,无一例外的要重新任命,可是在H县,自1994年以来,有个明文规定,叫做新人新办法,那意思是说,以前没有副科级待遇的人,一律按照新办法来对待,也就是说即使落选也不一定要马上任命.李东坡就在这个新人的范畴之内.

落选本身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李东坡也不好去向组织上表功,以求得组织上的照顾,因为他觉得,如果说自己这几年做了多少多少工作,那不是在向党伸手吗,那不是李东坡的性格,他觉得那样做是自己的人格所不齿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东坡如此与世无争，竟然还是有人说他有野心。李东坡心想：真是人善被人欺啊，自己怎么就躲不过恶毒攻击呢。由它去吧，就算是以前自己流露过一些牢骚怪话，那也并不过份，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上进的干部自然也不是好干部。

李东坡只得回到原单位去上班,就在他下到乡镇参加党委委员竞选时,党史办原来的叶主任也在换届时调到县教委去了,党史办新来了一位赵主任,名叫赵长春.这个赵主任是从县里最远也是最大的一个镇上的党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也许这个赵长春主任做乡镇工作是一把好手,但干党史工作那简直就是猪鼻子里插根葱----------装象,他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也许李东坡的眼光太高了,也难怪,他这个半路出家的人,不但把自己的份内工作做得很圆满,而且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想想看,一个在参加工作之前就琢磨着要写出一部党史方面的三字经的人,一个在中学时代就想成为一名作家的人,一旦从事了他自己喜欢的职业,加上又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能不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业绩来吗?

有一段相声台词把时下一些人的心态写得十分传神,那简直把有了一些成就就狂放不羁的市井之人刻画得惟妙惟肖,那台词说:我骄傲还骄傲不过来呢.那言下之意是说我的成绩太大了,骄傲都骄傲不过来,你就别想叫我谦虚了吧.李东坡不是那样的人,他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所以他尽管在二十出头就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他从来没有自卖自夸过,倒是有人无端地妒忌他的时候,他会当仁不让的.

尽管这样,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李东坡不吹牛不说大话可以,但要他对不学无术的人阿谀奉承,那简直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那怕这不学无术的人是他的上级甚至是上上级,那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事就是这样,到他落选时的1999年年初,党史办共有三个人,一个主任两个兵,主任是正科级,其他两个人都是普通干部.如果说副科级是普通干部的上级,那么,赵主任这个正科级领导岂不就是李东坡的上上级了吗?可是李东坡不管你是什么级别,你只要业务工作做得好,那怕是平民百姓,那怕是农村的妇女,他也对你尊敬三分,可你要是什么都不懂,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他会让你很难堪的.这样他和赵主任的矛盾就成了不可调和的了.

这世上那有下级老挑上级毛病的,你要是和上级过不去,你今后的日子还好过得了吗.可是李东坡不一样,如果他看见了很外行的领导在那里瞎指挥并且叫他保持沉默,那简直是抹他的脖子.

1998年，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大庆，上级党史办要求各县党史办举办一些有特色的纪念活动。赵长春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倒是他的一个朋友出了个主意：“这事你交给李东坡办，还用你操那份闲心。”

赵长春不放心地说：“交给他办，他行吗？”赵长春的朋友说：“这你就不了解李东坡了，当官他可能不行，做事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李东坡一听赵长春交待他的任务，二话没说，就三下五除二地抓紧落实这项工作——————以党史办的名义内部出版一本歌颂改革开放的诗歌集。可是，这本的诗歌集的草稿一面世，如同一股清风扑面，备受人们欢迎。可是，当这个草稿本送到赵长春的办公桌上时，李东坡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受到赵长春好一通批评。赵长春的理由是：这是一本党史办的名义出版的集子，你李东坡个人有两篇作品也就足够了，可是你却在这个集子上发表三篇诗歌，你这是什么居心？

李东坡一听，心想：这个诗歌集收集了有关改革开放的诗歌一共有六十多首，我作为县诗歌协会的秘书长，在这上面发表三篇诗歌作品，这多吗？一点也不多啊。再说我倒是想请你赵长春写上四五首作品，可是我敢吗？因为那样一来，说不定你赵长春又说我是讽刺你不会写诗，你叫我怎么是好啊？得，不是不让发表作品吗？我把我写的那三首诗歌全撤下来总行了吧？

面对着重新调整的新版集子，赵长春心里十分满意,不过他也不能让李东坡小看他,故意说:“我倒不是说你的作品一篇也不能在这个上边发表，只是说点到为止，你还是把你的诗留下一首吧。”李东坡若无其事地说：“没有什么，既然已经这样了，再改版会让别人为难的。”赵长春于是说：“那样的话，也行。”

赵长春主任最大的爱好就是请人算命和炒股。当然，和算命比起来，炒股还是要往要让一让的，因为他太爱算命了。为了算命,他竟然几次请一个算命先生吃饭,一桌下来,没有四五百元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还不算,吃了之后,还给那算命的人带上几盒好烟,把党史办搞成了封建迷信的活动场所.可是,党史办的办公条件之差,他根本不管不顾,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善一下李东坡及另外两个干部的办公条件.这对李东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和算命先生两人上饭馆的钱足够办公室买十几套高级桌椅的.

面对长期以来的不公正待遇，李东坡开始发泄他的不满了。在他已经三十五岁的时候，还有人劝他给掌管干部提拔的领导送礼，他劈头就是一句：“让诸葛亮给刘备送礼，这个礼我肯定是不会送的。”就为这句话，有人说他狂妄之极，竟然自比诸葛亮。李东坡是这么想的：在H县的党史界，他的这话一点也不过份，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再说把领导比作刘备本身就是一个夸大，按相同的比例夸大，是十分正常的，更何况又没有说自己是其他行业的诸葛亮。

这一句话传到赵主任的耳朵里去了,赵主任很不舒服,心想:这个李东坡怎么会这么狂妄,我还没有听过这么目无领导的言论呢,我非要收拾他不可.于是他叫来了在教委的老同事、教委副主任顾大卫.

顾大卫不但是赵长春中学的同学,又是师范学校的同学,在县教委时又有四年的同事经历,由于爱好相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几乎是刎颈之交.

顾大卫来到赵长春的家，寒暄了一番之后就直奔主题。赵长春说：“我们单位的李东坡你认识吗？”

顾大卫不明就里，快人快语地说：“认识，这人不错，碰见我还挺客气，据说他笔杆子也不错。”

赵长春说：“什么客气啊，什么不错啊。那可能是以前，现在可狂了，老弟，叫你来的意思，我就是想收拾他。”

顾大卫颇感意外，有些吃惊地问：“他真的那么狂吗？怪不得最近一段时间他和我照面时不如以前热情了。”

赵长春说：“如果不是很狂，我一个当他领导的人至于要收拾部下吗？具体怎么狂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最近竟然自比诸葛亮，他眼里根本就没有领导了。”

顾大卫说：“你老大哥的话还能有假，就冲我们的关系，你说对 。其实，当领导的不一定要多好的业务水平。你说是不是？就比如我们教育局吧，难道我们的局长一定要是教书育人的顶尖人才呢。事实上他对陈家风的人格还是处处尊重的。

李东坡想：只有陈家风具有一个领导的基本素质，自己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他的工作，可是陈家风连一般干部甚至平民百姓的基本诚信都失去了，后来他们之间的更大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仅仅在四个月后，陈家风通知李东坡，他不能享有原来所说的每周只上三天班的权利。按理说，上班的确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该上班就得上班，没有什么三天五天的，可是他这个请示也是在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才提出来的，一点也不过分，并且没有一个人不表示理解。这就当年许世友谭振林等人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也曾拿四处打猎当作上班一样，因为他们又何曾真正想去打猎呢？他们又何曾不想上班啊？实在是无班可上啊。

李东坡非常气愤，心想这才四个月以前的话，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尽管他不知道陈家风和那个教育局局长的肮脏交易，但是他想，别说是一个领导，就是平民百姓也不能言而无信啊。要是以前，李东坡一定早就破口大骂了，可是他想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了，做事还是稳重一些为好。于是他就和陈家风论理，不料，陈家风竟然说：“你还要不要组织纪律，你再要强辩，我会提请上级部门来查处你的。”

听到这句活，李东坡觉得这位陈家风同志的嘴脸是多么的可憎啊。他心想，一个干部，固然需要组织观念，可是，关于这八个月来的所谓特殊关照，也是陈家风自己答应了的，怎么能说作废就作废了呢，一个领导难道就可以一手遮天吗？就可以出尔反尔吗？再说自己这四个月上没有损害国家，下没有祸害百姓，相反，仅仅在这四个月中，他还做了两件平时想做又没有时间的事，一是参观了浙江嘉兴南湖-------—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地方，二是去了上海。

在这次参观革命圣地的路上，李东坡来了一次见义勇为。李东坡是坐火车去的浙江嘉兴，李东坡的对面坐着一个武警，那个高大英俊的武警似乎很高傲，只顾和他同座的一个漂亮女孩说话，一路上没有和李东坡说话。从讲话的口音中，李东坡知道这个武警一定也是J省人氏，一到了浙江就算是老乡了。既然军人一脸的严肃，李东坡也不想理睬他，好在上车不久碰上一个棋迷，李东坡就和那个棋迷在车上展开了厮杀。下棋的人最容易忘记时间，很快，列车到了浙江义乌，离嘉兴还有一小半路呢。那个比他先上车的武警战士要下车了，看样子，这人一定是在义乌市服役的武警战士。武警战士要下车了，他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时候，长时间站在武警战士旁边的一个生意人迅速地坐了下去。一路上，那个生意人偶尔也和李东坡说一两句话，李东坡知道他其实和那个武警战士的老家是相邻两个县的老乡。这一点，那个除了见到漂亮姑娘，对所有人都咄咄逼人的武警并不知道。正在这当儿，那个武警战士正喊一个怀孕了三四个月的妇女，他是想把空出来的位置让给这妇女。可是他没有想到正在这一瞬间，原先那个位置就已经让这个生意人坐上了。其实，这个孕妇因为上车不久，加上是站得比较远，生意人根本就没有看见，所以要坐那空出的位置也是合情合理的。武警战士见那陌生的孕妇过来了，就很大声地叫生意人站起来，生意人说：“你都已经下车了，就是要叫我让一让，你也得客气一些。你不客气，我偏不让。”武警战士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威风地说：“你站不站起来？”生意人说：“我就是不站起来。”武警战士就是一拳，打在了那生意人的脸上，生意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穿着人民警服的人竟然挥拳就打人，也不客气起来。这两个互不知情的老乡就开打了。开始，武警只是轻轻一拳，他也没有想到，那个个子明显要小一些的生意人不但还了手，而且力度不小。于是，他重重地一拳下去，生意人的脸上马上就出血了。李东坡没有想到事态会发生得这么快，他刚想要上去劝架，就造成了流血事件。李东坡走到他们中间，说：“你们别打了好不好？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武警战士见李东坡说话的声音并不大，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又是一拳打在了生意人的身上。生意人用尽全身力气向武警打去。李东坡本来想等列车上的乘警来处理，现在看来，再不制止，后果不好收拾。于是，他用力地大喊了一声：“你们干什么？为什么都要这样打呢？你们是老乡，你们知道不知道？如果要打，有本事你们下车找一个本地人打去。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有意思吗？”打架的双方被李东坡这一声吼给震住了，这个和他们双方都毫无关系的人竟然会这么义正辞严，他们都木然地停下不打了，不过，挥在半空的手并没有放下来。李东坡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竟然起了那么大作用。好在这时候乘警赶到了，李东坡悬着的心放下了。等乘警走了，李东坡发现自己的衬衣上竟然让鲜血染透了整整一条袖子，他开始以为是他自己的血，他赶紧在手上找了一下伤口，发现并没有伤口，才知道那一定是那两个人的血，不过他也不知道是谁的血，八成是那个蛮横的武警战士打那生意人的。李东坡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幕，觉得很可笑：这个武警战士本来也算是好意，可是，你再有好意，下了车的位置就不是你的位置了，就算还是你的位置，碰上这样的事怎么能动手就打人呢？现在的武警怎么会有那样的人呢？到一趟嘉兴，还要在自己身上留下血迹，看来也只有到站了再去清洗了。

在上海，李东坡不但参观了党的一大会址，还参观了鲁迅纪念馆，更深地领略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风范。在鲁迅纪念馆，那先进的现代展现方法和鲁迅先生那些汗牛充栋的书籍，给了李东坡深深的印象。人们都说文史文史，文史自然是一家。在基层党史办，特别是普通干部，很少能有机会去参观这些地方，他只好自掏腰包，虽然花了些钱，可是了结了他的夙愿，他觉得很值。在嘉兴和上海的参观，李东坡不但费用全是自理，而且从没有向外界透露过。他最怕别人说他欺世盗名，用他的话说，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再说，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花自己的钱，开自己的眼，长自己的知识，自己就好这一口，怎么好意思向人炫耀呢？

可是，李东坡夹着尾巴做人，没有想到有一丝半毫的好评，却连连让别人小看，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法则吗？难道忘记传统才是高尚的人吗？难道追求世俗才是人唯一的取向吗？他不相信，他正拭目以待。

又是一年过去了。想起自己这十三年来的历程，李东坡觉得自己不是不够善良，而是太善良了。这大概就叫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他想起了电视连续剧《陈真》中的一首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

于是，李东坡对着陈家风大喊了一句：“你这个流氓。”在李东坡看来，他骂的这个流氓并不是说陈家风在个人感情方面的流氓，尽管他听见过有关陈家风以前的一些风流韵事，可是他没有证据，就不能说人家是流氓，他指的是陈家风言而无信，比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还不如。

这句话对陈家风来说无异于一个惊雷，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在全H县老实得出了名的李东坡竟然敢对他进行人身侮辱，并且是毫无前兆地吼出来的。他想自己年纪虽然老一些，可一来自己不管怎么说也是李东坡的顶头上司，二来自己家祖祖辈辈在H县，论年头有七八百年了，而这个愣头青李东坡来H县最多十几年，还让你翻天了不成。于是陈家风也几乎是吼出了一句：“你再说一句。”

李东坡心想：一不做，二不休，首鼠两端啥都丢。既然走到河边来了，还怕什么湿鞋呢，于是他又大叫了一句：“流氓。”因为后一句只有这两个字，李东坡的这一句显得比前一句更干脆利落，更加中气十足。

陈家风觉得自己别说是当领导以来，就是成家立业以来，不，是从出生以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辱骂，而且还是挨一个部下的骂，而且骂的是男人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一个词，在他调来党史办以前，他在另一个单位当领导，曾经因为绯闻而弄得整个县委大院沸沸扬扬，所以他对“流氓”这个词是最敏感也是最讨厌的，而李东坡骂的正是这个词。尽管李东坡对他以前的绯闻早有所闻，但这时他所指的流氓真不是指那件事，因为他觉得，对于任何人，只要他言而无信，就够得上“流氓”这个词的定性，更不要说是一个领导了。至于一个领导在生活作风上的一点小问题，他倒觉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何况有人说陈家风的所谓绯闻不一定真有其事。

陈家风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脑门上的青筋暴起。他也顾不得自己的领导身份，冲上去对着李东坡就是一拳，由于旁边有不少人在劝架，他的这一拳被人拖住了。李东坡见他没打着自己，也就没有理他，可是陈家风还是不解心头之恨，又冲上去狠狠地朝李东坡踢了一脚。由于该同志姿势不够到位，也可能他的脚还短了那么一点点，踢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只是在李东坡的裤子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脚印而已。李东坡看见办公桌上一只瓷器的茶杯，他迅速抓起那茶杯，想朝陈家风砸过去，可是团县委的干部来劝架，李东坡虽然戴着眼镜，可他看清了前方有好心人挡住了他向目标的进攻，也就住手了，他不能把这一茶杯砸向团县委的干部。因为团县委的干部不光是劝架的人，还是我们党的未来，尽管此时此刻李东坡对我们的党不能说百分这百的忠诚，因为他受的伤真的不小啊，可是团县委的人是从来都是和他和睦相处的，可以说他从来都把他们当弟兄们看待。

打架就是这么一回事，一失手也许能酿成双方都遗憾一辈子的事，可既然因为什么原故，比如现在的被人劝住或挡住那么一两秒种的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虽然李东坡一拳也没有发出去，可既然中间出现了暂停的偶然因素，他也不愿把打架发展为业余爱好。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占了上风而又身为领导的陈家风不但不觉得得失态，反而义愤填膺地说：“姓李的，今天就算饶了你一次，下次我可决不放过你，就你那个样子，长得比非洲人还要黑,小心点好。”李东坡本来不想算老帐的，可是陈家风这句话让他受不了，因为无论是从个头还是从体力上来说，李东坡都有足够的信心把这个领导打趴下的，甚至打得他无法招架，打得他满地找牙。再说一个领导竟然在打了部下之后,还要进行人身攻击，还要拿人家的生理上的不足来挖苦。一个人的长相，哪儿有十全十美的，李东坡除了长得稍微有点黑之外，比他陈家风肯定英俊不少，要不然，当年在J省卫生学校也不会红得发紫,这和他的形象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李东坡现在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了，毕竟对方过于猖狂。

在党史办这个只有四个人的单位，并且在这个以研究党的战争历史为主的机关里，竟然发生了这不大不小的战争，确实让不少从没有在机关看过打架的人大开了眼界。

这场拳脚之较量暴发不久,陈家风的出卖发票的事传到李东坡的耳朵里去了.再说李东坡对陈家风的另一举动早就心明眼亮，不过他为了对方的面子没有说破而已。人的面子说穿了也就是一层窗户纸，如果要是捅破了，谁还会假仁假义地顾及到对方呢。毛主席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人了吧，可是，当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之后，他的海量也有到尽头的时候，如果再不有所表示，那也就不是毛泽东了，那只能算是迂腐的东郭先生。

在收得八万五千元之后，主动让李东坡回家忙装修商品房的事，从陈家风打了人还嫌不够的表现来看，如果没有他自己的目的，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李东坡和他的爱人王艳红打了一个电话,说了这次陈家风的粗暴.王艳红很伤心，她是个祖辈几代人就住在县城的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说:“一个领导却要打部下，那怕他有一百条理由，你也不要轻饶了他，你这十几年做了那么多事，你得着什么了，什么也没有得着，还让这么个没有素质的领导威胁，你去告他去，不然的话，我们家怎么抬得起头。”

李东坡听爱人这么说，心里很高兴，说：“有你这个后盾，我不会让他太得意的。”

王红艳说：“你这个样子，才像个爷们，你不要担心，大胆去告他，共产党就没有王法了吗？”

王艳红能够那么支持李东坡告状，一定有她的道理。此时此刻，李东坡更加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妻子的爱。他确信，这样的妻子一辈子也不会背叛他。

上午八点打的架，打架之后，他坐在办公室苦苦思索了半个多小时，旋即拿起稿纸，他要写材料告这个狗娘养的了。九点钟正，一份关于陈家风的反映报告就写好了。李东坡写材料，那可以称得上神速，不过他一般从不无病呻吟，没有什么事他也从不动笔，要动笔那就得有动笔的理由。比如现在，他就像是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十几钟就把这篇报告拿下了。李东坡拿着这份报告来到一家打字室，他虽然在党史办工作了十几年，可是只要是打印他自己的材料，他从来不在单位上记账。打印室的几个人也知道他的为人，对他很尊敬。一看是李东坡告状，都知道准是他占了理。打字员仔细一看，发现告的是陈家风，更是像打了兴奋剂，说：“您打算印多少份？”李东坡说：“你印五份吧！”真想不到，打字员对他说：“少了，太少了，最好印它三百份，您如果不愿意出这个钱，我给你免费。”

这句话，让李东坡信心大增。他想：这么说来，这个陈家风不是人见人怨吗？他有心问一下，这个长得清清秀秀的姑娘为什么对陈家风也这么的仇恨，可是他又一想，这也许是人家的隐私，真要问了，弄得人家下不来台，那不是给人难堪吗？于是他把刚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马上换了一句说：“不，不，有理也不在多印，有五份够了，我自己留两份。他一个当领导的，一手遮天，如果是县委还不支持我，我就是印五千份也是枉然；弄得不好，不但告不了他，还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打字员一听，笑笑说：“还是您说得有理。”

李东坡在把这几份送到了县委几位主要领导的时候，就像递交国书，那份认真全写在他的脸上.这份报告如下：

《关于陈家风打人出卖发票和有贪污嫌疑等问题的反应》

陈家风,男,1954年出生,汉族,饶州师范毕业,现任党史办主任.2003年11月24日下午三点半左右,陈家风与党史办干部李东坡发生口角,后因争吵激烈,陈竟然冲上去要打李东坡,因团县委书记张忠诚、副书记王军生二同志在场拉住，手够不着，就用脚狠踢了李东坡一脚，因李东坡未予还手，加上团县委两位同志的断喝，就住手了。

2003年8月2日，陈家风将他从财政局买来的发票，让给教育局和水电局做账，所开出的金额是八万元整，票据号是J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2001）NO。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党史办在人手缺少的情况下，陈家风不顾县委机关起码的尊严，擅自借用两个妇女作为收取党史编研费的人员，在李东坡等三人的大力工作下，收得现金八万五千多元。陈家风在现金收缴工作快要结束时，竟然三番五次地催李东坡在家休息，可是后来又对他自己答应好了的、有关李东坡的作息时间横加干涉，前后的反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呢，这里的文章一般人很容易看出来。像党史办这样清苦的单位，本来以集资的方式来改善办公条件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事。可是，党史办一桌一椅都没有换，原来的党史编研费已全部开支完，这是为什么？这里，只有不是木头人就会提出大大的问号。

这一连串的经济问题对于级别很高的干部来说，也许有点小题大作，可对于陈家风这个科级干部来说，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若再加之以有打人的情节，无疑是更严重的问题了。至于李东坡在党史办十二年时间里的对与错、优点与缺点，是有许多领导和干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

报告人 ： 县委党史办 李东坡

2003年11月24日

报告送到县委领导手中后，一天没有人来作调查，一周也没有人来调查，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作调查。李东坡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出乎意料，别看他现在连个副科级都不是，可以说在这个县委大院，真正见世面最早的他应该算上一个，早在他在J省卫生学校读书时，他就像徐霞客似地到北京游历了七天，从那时起，所有的县城在他眼里不过是很小的基层，是真正的民间。他想起了不知那位作家说过：中国的民间存在一股流氓气。在民间，除了官方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力量，就是黑社会力量，由于官方的力量薄弱，导致黑社会的力量迅速蔓延，在解决民间纠纷方面，有时候官方的力量还不如黑社会的力量。想到这里，他不再指望组织上会出面处理这件事了。

听说李东坡写材料告他,陈家风起初还真有些担心,他想:这个李东坡敢于这样做,说不定背后也有不小的后台,万一组织上派人来查自己经济上的问题,那才让人头痛呢,唉,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我一个当领导的怎么就会先动手打人呢?可是,架已经打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过了一个月,他见组织上并没有派人来调查打架的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时,他志得意满,神气活现,就像当年一气之下撤了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职务的杜鲁门一样,可是他不知道,正如等待杜鲁门的是麦克阿瑟和全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一样,陈家风并不是笑在最后的人,等待他的是颜面扫地.

李东坡回到家里非常郁闷,他很失望,一声又一声地叹气.那叹气声在他爱人王艳红听来让她毛骨悚然,一阵接一阵仿佛难以约束似的,他已经连和妻子一起开心玩乐的心情都没有了。叹过气之后,他独自沉默,好像一像一只离群的大雁一样,自己孤独的躲在片草丛里僵卧着.自己很喜欢李白陆游等诗人,想着现在自己的处境,他突然想起了陆游的诗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现在自己这个样子，别说是戍轮台了，那简直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这时，陈家风见县委没有一点动静，更加威风了，竟然威胁李东坡说：“不错，我是贪污了，你去告我啊。我不但不怕你告我，在这件事件前，你找我签的自学考试的什么证明，现在也不会给你签了。”李东坡以为他只是说说吓唬人的，因为毕竟打人的是他，而不是他被人打。可是李东坡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流氓领导竟然真的敢这样做。

李东坡等陈家风的签字，一直等了整整一个半月，没有单位领导陈家风的签字，李东坡就不能拿到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为了自学考试，李东坡确实吃了不少苦，可现在竟然因为没有领导签字而毕不了业，这是多么大的痛苦。陈家风说，要签字也不难，只要李东坡写向他道歉就可以。李东坡想：你打了人，贪了污，还口口声声说贪了就贪了，这还不算，还要我道歉，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古代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已经成了多少人的笑柄。可是，他这哪是要放火啊，他简直就是要杀人啊。在现代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治越来越清明的今天，党和政府能够容忍他这样做吗？不能，万万不能。

李东坡一直等了四十五天，第四十六天李东坡要有所表示了。

这一天，李东坡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也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陈家风也早早地来上班了，这对他来说是最近两个月来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时候，整个县委大院还只是来了五六个干部。李东坡已经不愿意再称陈家风为主任了，他以不卑不亢的口气说：“我的那张毕业证资格表，你给我把字签了吧。”陈家风说：“你不道歉是不可能签的。”

啪，一个耳光，一个响亮的耳光，一个响亮而又猝不及防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陈家风的脸上。

陈家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蔫不唧的李东坡竟然敢于打击他身上最重要的部位，这可是脸啊，这是人之为人最体现尊严的地方，这也是人最能表现感情的地方，怎么能说打就打呢？不要说是身为领导，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让人打脸啊。可是，李东坡就是打了，而且打得是那样的有个性，打得是那样的响亮。陈家风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部下，这个外地人，这个其貌不扬的人，竟然敢打他的脸。

陈家风的心想,再借十个胆子给李东坡，李东坡也不敢打他,更不要说打他的脸了.可是这次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真的是奇了怪了.

陈家风捂着自己火辣辣的脸，痛苦的表情到了夸张的地步，他想：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斗当权派，他和一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围攻县委大院，他们倒是想对县委的一个副书记大打出手，后来一询问，才知道那个副书记和陈家风还有点转折亲，于是一场即将要暴发的刑讯逼供就风平浪静。没有想到的是，事过三十七年了，自己竟然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输得这么惨，这个三十多年的轮回，到底是因为报应还是别的什么呢，他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是陈家风早知道李东坡会打他的脸，他说什么也不会在签字上刁难李东坡。可是，要憋不住了才想起找茅房，这就好比股票涨了才知道买了，汽车撞墙才知道拐了，一切都已经晚了。既然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也不能眼睁睁地丢这么大的面子。他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一场上下级的角力开始了。

陈家风的第一拳打在了李东坡的眼睛上，一个领导干部，第一拳就想致人以眼瞎，这居心是笨蛋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虽然李东坡戴着一副眼镜，可是再坚硬的玻璃镜片也承受不了这致命的一拳，要是镜片破了，李东坡可就真是面目全非了，至少有一只眼睛会瞎的。可是吉人自有天相，李东坡戴的是一副有机树脂眼镜，只是从眼睛上被打掉下来，一点事也没有，李东坡这才化险为夷。

这场角力进行了一分钟，这两个西装笔挺、领带簇新的机关干部，竟然在县委机关里打起架来，很有些像台湾某个很体面的大会上打群架。李陈大战，以李东坡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然而，陈家风仍然心有不甘，这时虽然县委大院来上班的干部越来越多，但是因为大楼太大，他们只知道有人在打架，可又不知道究竟在那儿打，等他们知道了，这场硝烟又接近尾声。所以这时党史办只有四个人：两个打架的人，从县团委闻风而来的两个劝架的人，党史办另外两个干部还在上班的路上呢。

也不知道是谁先停下不打的，这一停，架也就打不下去了。可是，陈家风哪里善罢甘休，过了五六秒钟，陈家风想想自己没有占到什么便宜，竟又想冲上去打李东坡，见李东坡眼睛都不眨一眨，知道他一点也不理屈，要是再次开打，他肯定会奉陪到底的，因为李东坡的眼睛证明了他的坚强和毅力，这个身为领导的人就又像小孩一样往后退了退。

这个动作，在李东坡看来，不但可笑，而且可耻。虽然陈家风移动的只是一小步，可这一小步却说明了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这一小步，说明陈家风是很怕吃亏的，但是只有有一点获胜的可能，他就不管什么领导的尊严，也不管对方是不是有委屈，是不是有苦有怨，他就要打了再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出了这样一个干部，不要多，有一个就足够败坏党的名誉了。

气急败坏的陈家风指着李东坡恶狠狠地说：“你记住，你打了我。”那意思是说，你打了我，你脱不了身的，我是谁啊，我一是领导，二又是本地人，你李东坡在H县只有十四年，你两眼一抹黑，你等着瞧吧。李东坡也不搭理他，若无其事地拿起一张报纸看起来了。再说这个陈家风也真的够狂的,他在两个月前,就指着李东坡说:“我贪了污，你去告我吧。”如果他没有贪污，只是别人污蔑他，那当然另当别论了,而他是实有其事,他知道凭李东坡目前的能量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陈家风这时才觉得自己有一些狼狈，冲上去，他又不敢，不冲上去，又觉得自己吃了亏，但他毕竟是领导，身边的人对他多少还是有些敬畏的，于是他想来一番攻心战。于是我们这位陈大主任几乎以哭哭啼啼（只是没有真的落泪）的口气向两位劝架的干部控诉李东坡的无知和愚昧，他说：“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李东坡，他什么都不懂，我们H县有2321个烈士，他硬要说成是2300个。”听到这儿，李东坡觉得面前的这个人不是领导,而是十足的地痞无赖,如果他不是地痞无赖,怎么会这么不顾身份地在这个场合喋喋不休呢?并且,讲的话又是那么的外行,他想,陈家风这几分钟的表演如果是提前一个多月进行,那么,这一巴掌可能会提前一个月打出去的,这个既无知又贪婪的家伙已经没有一点领导的气质了,李东坡从内心深处里看不起他.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收上来的公款由着这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主任乱花,想着自己的毕业证因为这个恬不知耻的领导的干扰迟迟不能拿到手,想着刚才他说过的外行话,李东坡用手在办公桌上重重地一拍，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还对得起H县那么多牺牲了的烈士吗？H县有8421位烈士，可是有的版本上确实写8400位烈士，我说的数字其实也是对的,因为我是依据那不同的版本说的,可是你却常常我这并没有错的话去挖苦我,你说你还像一个领导吗?而你自己呢?就你这一句话，竟然少说了六千多烈士，你自己说说看，你对得起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吗？你对得起那些烈士的后代们吗？”他把积压在心中很久的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了,心里觉得舒服多了.而陈家风没有想到自己本来想求得大家的支持，却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越说越暴露自己的无知。

就算是陈家风没有说外行话，他对李东坡的指责也是求全责备的，这是因为：虽然H县有名有姓的烈士的确是8421人，可是不同的书籍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并且并没有发生矛盾，这是因为一个用了详细数字，一个用了概括数字，李东坡是根据《H县县志》上的概括数字说的。

这次轮上陈家风伤脑筋了，自己被部下首先攻击已经是事实，虽然没有伤得怎么样，陈家风觉得很没有面子。想来一番攻心，不但没有取胜，又让对方奚落了一番，他这一辈子也没有碰上这么窝心的事。唉，他真的有些后悔：不错的，自己在任党史办领导这几个月里，是贪过一些污，说是说有几万元钱，可是，加上怕别人查，给一些领导送送人情，到自己头上也就是两三万元钱，要是知道自己为了这一点小钱，还要遭部下的打，他是怎么也不会贪污的。甚至可以说，如果能免除这一阵打，不但可以不贪污，就是再倒贴上几千元钱也是值得的，可是，世界上哪儿有后悔药可买，如果是有后悔药买的话，那张子、刘青山、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们也就不会像飞蛾扑火似的，一个个自蹈覆辙了。

回到家里，陈家风不愿意家里人知道这事，像没事人一样。晚上睡觉时，已经好几天没有亲热的陈夫人想和他亲热一番，他毫无兴趣，找了个借口回绝了。

躺在床上，陈家风捂着还在火辣辣发烧的脸，心想：想想自己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竟然在这小河沟里翻船，真是倒霉；自己虽然官不是很大，但和普通老百姓比，甚至和普通干部比，那还是强得多呀。近三十年来，从一个师范生，一步一个台阶，二十几岁就是副科级，三十岁就是正科级。长期的胜利和部下的追捧，已经让陈家风得意忘形，甚至分不出东西南北，他虽然年过半百，但由于长期大权不多，小权不断，手中有过用不尽的钱，耳朵里几乎全是向他吹捧的话，这一切使他盲目地认为，自己还可以为所欲为一个时期，还没有到老迈无用之时。可是现在，自己的梦想被这个李东坡打断了。他真的恨得牙根痒痒。这事难道就这样算了，不，不能，如果就这么算了，那以后还有谁瞧得起自己，一定要报复他，给这家伙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可是怎么报复呢？是找几个人修理他？还是向县委告状，争取上级支持，开除他的党籍，至少给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呢？找人修理修理他，毕竟有些不妥当，自己好歹是一个领导，不是黑社会的老大，凭我的影响找几个修理修理他确实太容易了，毕竟我在H县还是有些威望的人嘛，我跺一跺脚，半个H县都要动一动。可是万一把这个愣头青逼急了，他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呢？这一条还是行不通的。向县委告状吗？就说他目无组织，殴打领导，妨碍公务，把他判刑才解恨呢，至少拘留他一两个月，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可是，他李东坡也不是吃素的，四十三天前，还没有打着他呢，他马上就写材料告我的状，让我颜面扫地。如果向县委告状，是没我的好处的，一是因为我以前打过他，输了理，县委不会支持我，那才是猪八戒照镜子——内外不是人呢。二是就算是真能把他拘留了，等他出来以后，他还不定怎么报复我呢。三是李东坡前不久写的告状信还墨迹未干呢，万一把事闹大了，上面派人来查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那种惹火上身的做法还不得被别人笑话死。看来，报复他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要不我就上医院住院，花上万儿八千的医药费，全让他赔。可一想又不对，李东坡原来就是卫生行业出来的人，卫生行业的熟人一定不会比我少，这样对我肯定不利，万一露出破绽，那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难道就这样忍了不成？忍字头上一把刀啊，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不忍又能怎么样呢？再说，我在收了他上交的公款之后，还打了他，虽然没有打着，他也要面子啊，还整整四十多天不给他在自学考试毕业资格表上签字，他不也是一直在忍耐吗？看来，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一味地想着自己的事，还得替别人想想啊。如果不卡住他的那个什么表，估计他也不至于殴打领导。这样想着，陈家风心里的怒气渐渐消下去了，既然不想报复他，陈家风想这事还是冷处理的好，就干脆当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要对外说这事，那怕是自己的家人也守口如瓶。

陈家风又想：趁着还有六个月的干头，悄悄报复李东坡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六个月之后，等我退居二线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那时想报复都报复不到了，那才叫后悔呢。怎么样悄悄报复他呢？对了，这收上来的款子，肯定是要出一本书的，出书吗，就是我说了算了，大如砖头，小如小册子，都算是书嘛，如果全部用在暗箱操作上，是说不过去的，不要说是自己的良心过不去，也经不住知情者的评论啊。对，就在这书上做文章。哪怕是拉一个人凑数，也决不能让李东坡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上。两个月后，这本由陈家风一手策划的书，真的没有李东坡的名字，尽管他是经费筹集的主要经办人，尽管他收集了这本书的大部分资料。

李东坡已经完全看清楚了陈家风的本质，也看透了他丑恶的嘴脸，原来这就是一个专拣软柿子捏的小人，这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啊。李东坡原来想：打了人，虽然只是打了一耳光，可是毕竟他是地头蛇，肯定有人会反对自己的，可是让他欣慰的是，有不少人说：“李东坡，你真有个性。”还有一个说：“那个家伙就是要遭报应，把他打得半死才好呢。”李东坡从这里看到了，正气自在人心，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打架之后，李东坡去了一趟老家，老家虽然离H县有近二百公里，可李东坡是个想得很开的人，去老家的频率绝对不像有些人一样，三年五年一次，甚至十年八年一次，他是七八个月一次甚至是每半年一次，在他看来，老家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再忘记谁也不能忘记老家的人，那可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啊。从经济方面来说，虽然去老家开支会大些，可是，李东坡想：自己既不赌博，又很少抽烟，对于酒也没有太大兴趣，只是偶尔喝一喝，比起那些大吃大喝的人来，这点费用也算不了什么。早在1991年，他就为老家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为老家的许多人所传颂，诗曰：桂林山水万人睹，娉婷西湖更楚楚，君若J省走一回，留恋鄱湖忘西湖。就为这首诗，当时H县的个别人看到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说这个李东坡来H县已经三年多了，怎么还这么对老家情有独钟，这不是明显看不起H县吗？对于这种论调，李东坡也没有心去反击，他心想：怎么会这样呢？人家不是叫我当代苏东坡吗，别说是老家，但凡到过的地方那儿没有留下我的诗呢，老家是自己的父母生息之地，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生息之地，为老家唱点赞歌就是不爱H县，这是什么逻辑啊？

李东坡这次带着妻子女儿，回到了老家。

不过这次老家之行还真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是因为他的四叔对他的不太友好。应该说，自从李东坡十岁开始，他的四叔对他都是很关心的。李东坡对四叔也比较尊敬，在李东坡分配在H县以来，他和四叔之间的通信不少于一百二十封之多，后来因为电话和手机的普及，通信才越来越少了。有一次，四叔因为脑溢血，差点一命乌乎，李东坡还伤心得流了眼泪，这种感情可以说是有钱都买不来的，他的亲儿女也不是个个人都会流泪的。可是，这次不同，真的不同，李东坡隐隐地感到四叔再有亲情，也毕竟是一个凡人，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侄儿长期在外地没有多少长进，而他的儿子一个个都是局长分局长地干得正红火而自高自大起来了吧。其实，这些所谓的官职在李东坡看来，还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最不济的小儿子是大连海运学院毕业的,虽然远离父母，可在外地也是五千元钱一个月，后来还涨到一万元钱一个月,结果这个最不济的儿子后来居上,变成了三兄弟中的佼佼者.四叔自己也有一千多元的月工资。这就叫财大气粗啊，再亲的人也是一样啊。

李东坡和四叔的第一个回合就差点吵起来了。四叔听说李东坡打了领导,觉得这事真的很难做出一个中肯的评价,鼓励吗?批评吗?好像都不行.他只是想侄儿真的好起来,他比什么都高兴.于是就有了如下的对话.

四叔说:“东坡，有的人给上司送礼那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还怕上司不收，你可倒好，不但不送礼，他要贪一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能怎么样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退一百步说，他贪的又不是你家的东西，又退一千步说，就算是贪了你家的东西，你把他贪的当成是你送给他的礼，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不求你和领导的关系多么融洽，你只要相安无事，时间一长，领导对你肯定会有好感，这样对于你的前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说你把领导打了，你都糊涂到什么地步了。”

李东坡说：“四叔，你说完了没有，如果说完了让我来说几句吧。”

四叔说：“我说得也差不多了，你说说看。”

李东坡说：“四叔，听了你这话，我心里很寒心啊，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真不敢想像这话会是你说出来的，打我小的时候，你就教育下一代们要堂堂正正做人，你自己也确实做到了一心为公这一条，在我的印像里，你是一个从不会溜须拍马的人，并且你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可是，你现在的话让我不得不对你刮目相看，你变得现实多了，我不知道这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时代的进步，不过我觉得，我们倒不是说要唱什么共产主义的高调，不过我认为，任何时代，做人要凭良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不能要，应该是自己的也不需要送给别人，所以，我还真成了和你当年一样的人，可是你自己变成了什么人，我还真不好说，就算是你变了，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你自己，现在这社会，过份讲究经济效益，所以势利的人越来越多，你刚刚给我讲的几点，可能都是为了我好，可是我不可能接受你的这些观点，我就是我，以后我会不会变我不知道，至少现在我觉得人要活得有点尊严。四叔，有些事是不能光算金钱账的。四十二年前，据说那年比我出生的那一年还要早五年，你的故事我就听说了，你那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李东坡最后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让他的四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以为李东坡为了表示对于批评的愤恨,会对他这个长辈也来一番攻击,不过,那个时候他自己都没出生呢,四叔还怕什么呢?

于是四叔笑笑说:“你说说看，我都做了些什么！”李东坡说：“四叔，你别急，我并不是说你的坏话，而是说你那次倒掉鸡汤的事。”

四叔说：“那有什么倒掉鸡汤的事，我自己都都想不起来呢？真有这一回事啊？”

李东坡说：“四十二年前，你当时只有三十岁吧？你给我奶奶闷了一只鸡，想不到被四婶端给了她父母吃。后来又被你端回来了，可是不一会儿又被四婶给端走了。你气不打一处来，当着你岳父岳母的面把那鸡汤打翻在地，你还说‘我那苦了半辈子的娘就没有长嘴吗？’因为奶奶五十岁就死了丈夫，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可是如果按照你现在的思想，与其那美味的鸡汤鸡块洒了一地，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一让四婶呢，谁吃不是吃啊？”

四叔无话可说了。

四叔怎么也不会想到，李东坡会在这儿等着他呢————竟然拿出四十二年前的事来作证，真难为了他这一片心呢。

听着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侄儿的话，四叔心里很复杂，他既为侄儿的能言善辩而高兴，也为侄子的固执己见而担心，他担心侄子过于耿直而吃亏。不过他还是为李东坡的个性暗暗叫好，他相信耿直的人都是好人，好人自然会有好报的。

在李东坡和顶头上司的关系上，最让李东坡感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是五叔。五叔毕竟年轻些，虽然他也是个种田人，但敢想敢干。五叔说：“东坡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还是说说我上次看病吧！上次我在县医院住院，验血的当天，共花了二百六十二元钱，除了化验168元，其他治疗费48元，诊疗费8元，护理费6元，空调费7元，医污费2元，医用材5.6元，床位费14.4元，我总觉得莫名其妙。我注意和我同一病房的另一个病人，每一天所用的药和我一模一样，可我的账单却比他多了70多元，我去问护士长，她也说不出原因。遇到这种明显受欺负的事，我们病人只能问问，护士们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我们也不敢去刨根问底，因为我们还要在这里住院，得罪了医生和护士，我们只能吃更大的亏。虽然我也想过去和他们搞个鱼死网破，但终是不敢。这只能说我的胆子不大，我想还是东坡的胆子大啊。从长远来说，东坡的这种做法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不然的话，你要忍让到什么时候啊。”

听了五叔的话，四叔似有所悟，说：“你们还记得朱柏生的故事吗？”朱柏生可以说是整个临鄱县人的骄傲，虽然第一次听朱柏生的故事时李东坡只有八岁，可朱柏生的事迹深深地印在李东坡的心里。说的是解放前夕的事，朱柏生是远近闻名的武术高手，有人干脆叫他武术大师。

临鄱县的隔壁有一个县名叫信江县，那是J省人口最多的县份，虽然临鄱县也是个人口大县，但和信江县比起来还是要小一些。共产党的江山将定未定之时，信江县的人仗着人多势众，对于一些来信江县做生意的人欺行霸市。比如，临鄱人去信江县卖小猪，信江人就会四五个人一伙起哄，有的装作买猪，有的趁机抢猪；临鄱人去信江县买棉花，信江人竟然一次又一次地在棉花里掺石头。有一次，朱柏生去信江县买棉花，也遇上了信江人用石头充棉花的事。武术大师朱柏生哪儿受得了这个气，没有几句话就打起来了。开始，信江县的几个地痞以为这一下有好戏看了，一定会打得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临鄱人满地找牙。

可是，没有三五个回合，满地找牙的不是这个孤身来信江县买棉花的朱柏生，而是四个身强体壮的信江人。信江人哪儿受得了这个，在信江的地盘上，一个临鄱人竟然敢打四个信江人，于是，不一会儿，又来了十个信江人，可是这十四个信江人也根本不是朱柏生的对手，大约十分钟后，又来了十五个信江县的人，这加在一起就是二十九个人了。朱柏生师傅脸不改色心不跳，直打得那二十九个人喊爹叫娘。身怀绝技，朱柏生师傅想不赢都难。他打人可不是和我们一般人一样，他拎起一个人，用手上那个被拎起来的人去打扑上来的人。这样，就是再多的人也不经他打。从此以后，信江县的人再也不敢欺负临鄱县的人，不单在临鄱县，在信江县，朱柏生的名字也是家喻户晓，朱柏生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四叔既然提出了朱柏生的故事，说明四叔已经完全理解了李东坡的行为，李东坡为自己的行为得到亲人的理解而深深地感动着。

对于打领导的事,最让李东坡觉得实在的话是他父亲李田顺说的,李田顺说:“儿啊，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打别人，你也是个和你妈一样善良的人，要不是人家逼急了，你是不会这样做的。再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做了，也没有什么怕的。”李东坡觉得父亲的话说得太好了，简直说到他心里去了，这句话也是对他的最大支持。他一高兴，就草草地给他父亲写了一首诗：《清平乐》

词曰：父亲大人，瘦中见精神，未曾闯过大乾坤，天然耿直灵魂。 八十奕奕神采，子孙五湖四海，当年威风锣鼓，催得龙舟飞快。

李田顺也配得上这个评价，他有一个外孙在上海工作，一个大孙子在广州从事电脑行业，并且都还挺风光的，这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来说，已经知足了。

在老家，另外一件事是也让李东坡哭笑不得。李东坡的小侄子李胜文谈女朋友的事。李胜文在广东打工时认识了一个湖南妹子，李东坡的哥哥虽然在外边见过不少世面，可是，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这个哥哥鬼迷心窍，竟然同意交五千元钱给李胜文才认识了不到半个月的湖南妹子，李东坡想：自己难得在老家，也从来没有为大哥做过什么事，这次无论如何要劝劝哥哥，免得哥哥上当受骗，于是他就劝哥哥不要交钱给女方，这才几天啊，万一她突然变卦上哪儿找她去啊，如果实在觉得可信，给她一千元钱做为见面礼也就足够了。

结果真的像李东坡所说的那样，第三天，那个湖南妹子就带着一千元钱不辞而别。李东坡的哥哥很感谢他，说：“还是老弟见多识广，不然，那四千元钱也是白送给那个骗子。”

第九章

从老家临鄱县回到H县，刚下火车就遇上了从省城出差回来的熊日生，也许是各自的工作忙，这两个要好的朋友竟然在同一县城而久未见面。这一次相遇，就海阔天空地聊上了。说着说着，李东坡就说到了和陈家风的关系上了。

熊日生一听李东坡打了陈家风，他笑得直揉肚子笑。李东坡觉得十分奇怪，问他怎么笑成那样。熊日生说：“别逗了，就你，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打人。你要是会打人，还不如说那兔子能吃了老虎。快别吹牛了，你可从来是不吹牛的人啊。”李东坡这才知道他是为这个事笑，原来是根本不相信这事。李东坡只好说：“信不信由你。”

关于这次和领导打架,李东坡听见一些夸他有个性的说法,也听见一些说他过份野蛮的说法,这无非是骂李东坡的话，对于后一种说法,他想起了毛主席早在半个世纪前的一句话:“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事业，若不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不可理解。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咒骂半个世纪，那时再看究竟谁胜谁败。”李东坡想，毛主席虽然过世了快三十年了，可到今天，一些当年被他打倒过的右派分子还说他英明伟大，他的话如果没有道理，还能有谁的话有道理？因为他的话里包含了很多大智慧，包含了很多辩证法思想，这种思想初想想是很没有道理的，但细想想有些道理，并且越想越有道理，最后想想，那就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有一种人叫大智若愚，毛委员在江西赣南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屡屡失意，那时就是他的大智被认为是愚蠢的时候，就是他大智若愚的时候。

李东坡想起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资格表还没有签字，看来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李东坡一不做二不休，他叫来几个黄包车夫，把陈家风的办公桌往家里搬．两个二十多岁的黄包车工人看李东坡很富态的样子,从外形来和气质来看,可以和县委书记有一拼,他们以为李东坡就是这桌子的主人.他们不知就里,还在嘀咕呢,一个说:“现在的领导真不像话，自己的办公桌也往自己家里搬。”另一个说：“不要乱说，也许人家出了钱呢。就算是没有出钱，这些事轮得上我们管吗？我看这人不像坏人，这才几步路啊，光搬个桌子就给我们二十元钱，如果再多给一点，他就是把整个办公室搬家里去我也不管。”李东坡听见他们的对话，心想：自己来这一手实在是被迫无奈，再说自己也没有能力让这个目空一切的独裁者怎么样，只是以毒攻毒，让他难堪一下，过了这六个月，桌子还是要还给他的，因为那时候他才退位，如果有人要说我心恨，那我就干脆表明一句，如果不是自己能力有限，一定要让这个既贪污又不得人心的人没有好下场，让他无地自容。

等办公桌搬上黄包车，他心想：这样做是不是过份了，其实，一点也不过份，许他陈家风不仁不义，就不许我大闹天宫．陈家风把部下们辛苦收来的经费挥霍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不义；国家的对于自学考试政策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在李东坡完成自学考试的四年中，其开支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从未向单位报销过一张自学考试方面的发票，可陈家风不但不支持他的自学，现在仅仅只需他在毕业证书资格表上签个字，他也长期不予理睬，这是二不义．第三，李东坡对这位仁兄其实是很尊敬的，因为毕竟陈家风是二十多年的正科级干部，李东坡在党史办十几年的历史中，陈家风是资格最老的一位，所以，平时李东坡对他总是主任长主任短地叫着，另外从李东坡在接待来客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在党史办的头几年，碰上上级来客或远方的朋友来，李东坡还会自作主张地招待一些客人，可是自从陈家风来了以后，他从没有擅自请谁吃过一餐饭，这么尽心尽力，得到的却是处处刁难。

更让李东坡意想不到的是，办公桌全部搬下放妥，刚走下县委大楼，两个和李东坡熟识的人见他带着两个黄包车工人搬着一张很气派的办公桌，就问是怎么回事，李东坡也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他想：与其隐瞒，不如让人家知道，并且让人晚知道不如让人早知道，于是，他就如实地道出了原委，没有想到，那两个熟人不但不感到吃惊，还风趣地说：“李东坡，你真行，你真替我们出了一口气。”这一句话真是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知道陈家风在县委大院里人气指数可能也不像他自己所吹嘘的那样，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这是一个很没有人缘的家伙。

一切安排好了，李东坡用力地把手一挥,对黄包车工人说：“出发。”在县委大院门口值班的一个门卫和一个保安，早年看过李东坡的相声表演,对李东坡的人品十分尊敬.为什么呢?一个艺术水平比他的搭档高出不少的人,还让他的搭档抛下后而不声不响,这样的人就是雷锋,就是黄继光.这样的人如果还被人当做傻瓜和笨蛋,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但是可怕的,而且是十分悲哀的.

保安和门卫想,像李东坡这样的人,还能干出什么坏事来吗?所以他们要不是在值班,肯定会替李东坡搭上一把手,更没有想到去问问是怎么一回事，李东坡看见门卫的心态倒是动了恻隐之心，心想这门卫应该就是最最朴实的老百姓，这样的人对自己好，也就够了，何必要和一个这个没有涵养的领导搞得这样僵呢，搞得鱼死网破呢，可是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了陈家风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可以高高在上；我贪了污，你去告我吧.这前一句是李东坡看见陈家风颐指气使时，实在忍无可忍时说过一句：“你就高高在上吧！”不客气地说，因为当时再不说这句话李东坡真的怕自己会让这个所谓的领导气出病来，那意思是说我看你高高在上到什么时候。也真好笑，一个不客气，一个更不客气————我就可以高高在上，你李东坡一个外地人，一个普通干部，能奈我何。这就叫做针尖对麦芒。

打架是在星期一,连续四天陈家风都没有去上班,他觉得：在党史办，他就是党，他就是霸王， 他就是大哥大，谁也管不了他。县委领导虽然管得了他，可是都在各忙各的事，谁也没有空管他。第五天一大早,陈家风竟然发了一条手机短信给李东坡,让他把那资格表拿来签字.李东坡知道,陈家风一定是对办公桌被搬走的事一无所知,不然,再没有骨气也不会不加追究的.李东坡问在那儿签字,陈家风说：“我马上要去饶州市了,你把那张表带上，到时候我们约一个地方把字签了。”

自从李东坡收到手机短信后的第四十五分钟，这两个四天前的角力对手很好地合作了一把————把自学考试毕业资格表的字给签了。接着，陈家风竟从口袋里掏出党史办公章盖了章，这事就OK了。看着这枚大大的公章,李东坡惊得把嘴张得大大的,这可是咱共产党的权柄,他竟然放在自己口袋里.

拿着盖好章的表格,李东坡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道理,四十五天没能办好的事,竟然在四十五分钟内办好了.他想起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先哲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当然这句话本来是对敌人说的，是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国民党反动派说的，是对中华民族的死敌日本鬼子说的。可是共产党内就没有坏人吗？不，绝对不是，尽管李东坡还不敢将这种人叫做共产党内的反动派，可是就个人来说，确实有这样极少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啊。应该说，在我们党创立的最初三十年内，特别是在最初的二十年内，我们的党应该说比现在更加纯洁，更加能需要民主和人心。 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一句话说得很多很多,虽然老了一点，但是却很有道理: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

可是，就在那时候，不是照样有不纯的人吗？顾顺章是这样的人，张国焘是这样的人，方志敏、项英的一个出卖他们的警卫员也是这样。为什么李东坡会想起方志敏呢，因为H县就在方志敏战斗了多年的红色根据地的中心，H县离项英牺牲的皖南也很近。

还真是这样，自己这十三年在党史办的历史，说穿了就是忍耐的历史，凭着李东坡的能力，不要说十三个春秋的苦劳，就是凭着他二十二岁的时候编纂的《党史三字经》，还有那些发表在《人民日报》等等上的文章，担任党史办的一个副职也是完全水到渠成的,这个位置对他来说也是当之无愧的。作为县委办事机构的干部，本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事渲染的，可是，这个只有三十万人口的小县真的是人才奇缺，他李东坡应该说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了吧.如果说县级干部和副县级干部是大王,那么,正科级干部就是小王了,副科级干部就是小小王了,但他没有做成大王,连个小王都不是，连个小小的王都不是啊。可是忍来忍去，人家认为你就是个软柿子，想捏就捏一下。

在陈家风从饶州回来的路上，他得知了自己的办公桌被搬走的消息，他气急败坏地要李东坡把办公桌还给他。李东坡据理力争：“你先把我这几个人收来的三万五千元党史编研费拿出来，然后再来说办公桌的事，不然，全是白费口舌。”

现在的陈家风领教了李东坡棉里藏针的个性了，他知道李东坡说到就能做到。于是他也不再去找李东坡纠缠，因为现在从李东坡手里把办公桌要回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对于李东坡搬走领导的桌子,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更多的人是表示理解,就在李东坡搬走领导的桌子的第三天,陕西清涧县人民法院的牌子让一个叫刘会雄的建筑公司经给搬家里去了,为对于李东坡来说似乎是一种无言的支持.

陈家风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办公桌长期寄存在别人家里，这个“别人”还是他的部下啊。他还得办公啊,就是不办公，那也是一个人的脸面啊，不要回来怎么也说不过去啊。他想，香港问题也很难解决，最后还是顺利解决了，可这办公桌的问题比那个问题不知道要小多少，可还是很难解决，总不能也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吧。于是他想起了求助于上级。他又怕向上级反应时会带出以前的党史编研费的问题，可怕也是没有用的，当然要是给领导送大礼也是很容易摆平的事，可送礼简直就是挖他的心头肉。他决定铤而走险，向上级求助。

县委领导也是素质有高有低的，有的领导疾恶如仇，有的则官官相护。县委徐副书记属于后一类人物。在H县,徐副书记是第三号人物,也就是说,除了书记、除了县长，再也没有比他大的人物了。

虽然是官官相护,但他毕竟是县委副书记,也不是谁想支使就能支使的.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陈家风想徐副书记替他说话,他又不想为这样的事去行贿,那就只能是献点殷勤.陈家风打了十五个电话,徐副书记也不理他这个茬,怎么办呢?陈家风觉得这副书记太忙了,平时很难找到,他决定在星期天去找,因为星期天不上班,一定好找些.

陈家风有些怯懦地见着了徐副书记.徐副书记有个嗜好,特别爱下象棋.那天,他哪儿也没有去,正在家里下象棋呢,用他自家的电脑下棋.而且那电脑里象棋的声音特别大,陈家风真不明白徐副书记为什么要放出这么大的象棋声音.寒暄了一番后,陈家风惴惴地坐下了.他忍不住说:“书记，你下棋真的与众不同啊，真有一种气魄，好像真的到了战场，听着都舒服。”

别看陈家风学问不大，几句话就挠到了徐副书记的痒处。徐副书记叹了口气说：“有气魄倒是有气魄，可是听见对方的声音就不舒服啊，下棋嘛，最好就是长自己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要是能使对方的声音消失那才爽了。唉，也想不出好法子来啊。”陈家风想：这正是给领导搔痒的好时机啊。于是，他说：“徐书记，我呢在你这儿闲着也是闲着，这样吧，你每下一着，我就把对方的声音关一次。”能有这么一个活的消声器，那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事啊。心里这样想，可徐副书记还是来了一番客套，说：“那就不好意思了，让你做这个事。”陈家风对这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领导说：“书记，我们这是谁跟谁啊，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几局棋之后，陈家风就把李东坡的事好好地参了一本。

听罢陈家风的叙述，徐副书记把脸一沉，说：“这还不翻天了，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保不住，说出去还不要让人家笑话死。去，把李东坡给我喊来，我看他还有没有一点组织观念。”陈家风说：“徐大书记，这个李东坡和我已经闹得很僵，我还是不便于通知他，是不是……”徐副书记笑着说：“看看，看看，我还差点把这给忘记了，这样，你去把组织部的副部长易根从喊来，我让易根从通知李东坡。”

李东坡一听见组织部的干部通知他去徐副书记那儿，他以为八成是什么好事，毕竟自己这么多年任劳任怨吗。他想：到少也该是那次写状纸告陈家风的事吧。好，真好，共产党就是共产党，还是会替老百姓说话的。可是，这和徐副书记的想法大相径庭。

李东坡来到徐副书记办公室，徐副书记一见到李东坡，根本不提李东坡告陈家风的事，而是另有所图地说：“兄弟，这个事也能做的吗？”说着他向李东坡递过来一支烟，李东坡也不客气，接过来就抽。吐出一长串浓烟后，李东坡说：“徐副书记，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什么事不能做?”徐副书记有点不高兴地说：“什么事你还要问我，你自己不知道吗？”李东坡觉得有理的事，别说是县委副书记，你就是天王老子，他也要讲一讲道理。

是一百多年前吧，不是，应该是几百年前吧，就有一句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都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几十年了，再怎么着也比封建社会要清明得多吧，再怎么着历史应该总是向前进的吧，南霸天的社会不可能再次卷土重来。再说现在也是法制社会，有理真的可以走遍天下，无理更是寸步难行。于是他还是装作茫然地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然后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烟。

关于县级和副县级干部,李东坡听得最多的就是如下的顺口溜:五十年代搞土改,六十年代走资派,七十年代很豪迈,八十年代挺正派,九十年代始腐败,新的世纪吃四海.那意思是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县委领导带领人民群众搞土地改革；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有很多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虽然是冤枉的，但却是当时残酷的现实；七十年代,被打倒的县领导因为林彪的垮台,很是豪迈了一阵子,因为邓小平的复出又豪迈了好几年,因为“四人帮”被打倒一直豪迈到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是我国各行各业开始出现重大转机的十年，干部的作风也十分好，官风很正，到了九十年代渐渐出现了腐败现象，到了新的世纪，少数当官的口大吃四海，这个吃可不是吃一两餐饭，而是和“吃了原告吃被告”中的“吃”字含意相同，那是要吃进去多少贿赂，有的达到天文数字。

这个李东坡在徐副书记看来，是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竟然在他这个县委副书记面前装聋作哑。徐副书记心想,现在的“以人为本”是不是提得太多了一点,以至于这么一个小人物也敢和我这个县委副书记玩猫腻，就你这么个小人物，不管红道黑道，别说是整你，踩死你都是可能的。

徐副书记确实很生气，他大声地说：“你怎么能把领导的办公桌往自己家里搬呢？你赶快还给人家。”李东坡说：“书记，你叫我怎么办好，我如果不把办公桌还给他，你说我无组织无纪律，我就会得罪你；可是要是还给他了，我就会得罪广大人民群众。你说我该怎么办？”

听着李东坡的话，徐副书记觉得他的口气不小，心想：就你一个普通干部，还口口声声人民群众，你以为你是谁啊。可这话又不能明说出来，因为一个县委机关的干部，真要把基层的工人农民看成人民群众也不是不可以的。更何况他说要代表群众利益，我今天倒要看看他是怎么代表人民群众的。

我们的这位徐副书记虽然有些偏听偏信，可是他毕竟是我们的党培养了多年的干部，以人为本的道理他岂能不懂。于是他问：“你说会得罪广大的人民群众，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会得罪广大的人民群众？”李东坡不紧不慢地说:“因为有一笔钱在陈家风的手上不明不白地消失了，这个问题不知徐副书记知道不知道。”徐副书记故意显出一种很严肃的样子问：“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这事如果没有是不能乱说的。”

这时的李东坡明明感到徐副书记有一种威胁他的意思，可他毕竟是主管党史工作的县委领导，他只好原原本本地和这个明显先入为主的县委领导报告，李东坡说：“一年前，党史办有一笔党史编研费，一共是八万五千元，是我带着几个借用的同志收来作为出版组织史用的，可是，几个月之后，书没有编出来，那笔经费却无影无踪了。”徐副书记发现这李东坡有一点登鼻子上脸的倾向，他想：看来不来一点硬的，他还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如果听之任之，还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于是，他以一种低低的然而又是蔑视的口气说：“李东坡同志，这事是你这个普通干部该管的事吗？”李东坡听了这句话，只觉得心里让凉水浇了个透，从上冷到下。

李东坡心想：自己为什么长期以来是个普通干部，这是我自己的错吗？这十几年来，自己在工作上时刻兢兢业业，不管是论能力还是论出勤，自己都是问心无愧的啊，在个人的待遇上处处委曲求全，一年一年地受这种不公正待遇，到头来没有一个人同情，反而成了你这个黑心领导欺负的对象，甚至成了你合起伙来欺负的对象，天理何在，世道人心何在。这就好比一个平民百姓遭了天灾人祸，作为官府，不但不去同情，不去支援，反而站在一旁冷嘲热讽，甚至于落井下石，这叫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李东坡感到莫大的悲哀，他此时不想多说一句话，因为稍不留神又会让这位堂堂的县委副书记抓住什么把柄，一言不发既表示了自己愤慨，也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所谓以守为攻。

徐副书记见李东坡什么话也没说，以为他理屈词穷了，就进一步说：“你想一想，如果都像你一样，大家都把领导的办公桌都搬家里去，这世界不就乱得一塌糊涂，你说H县还有哪一个干部把领导的办公桌搬回自己家的？”李东坡听他这么一说,心想:你作为一个县委副书记,放着贪官不去管,对一个普通干部，你倒管得这么认真,你还配当县委领导吗?于是,他也顾不了这位徐副书记会怎么想,双眼直直地瞪着他说:“不是H县没有这种人吧？”

徐副书记也听说过李东坡有时候也确实不好对付，可他还是没有想到李东坡突然会冒出这么一句带有强大挑战性的话来，那意思就是说：不错，我知道H县没有这种人，H县没有的我就不能做吗？还不光是H县没有这种人，整个饶州市（那时已经地改市）有吗？全市没有的，我就不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你怎么不问一问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下这件事的。我在H县受过的委曲你了解多少？我落选了八年而又长期原地踏步你怎么不问一问？我自费去党史上的一些圣地学习取经的事你怎么不问一问？那自费参观的钱是我省吃俭用省下的五千多元钱啊!我这十年来发表了十万多字的专业文章你怎么不问一问？我的办公条件十分落后你怎么不问一问？我在党史办十二年了，不说功劳也有一点苦劳吧？别说是党性，你徐副书记的人性，你的良心都去哪里了？你身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做的却是助纣为虐的勾当。不错，这次我是动了手，可你要知道，一个普通干部，要不是实在被逼无奈，谁会做出这个莽撞之举呢？想当初,我在舞台上救了人家的急，人家还抛弃我，我都没有半句怨言，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我怎么可能随便打人,怎么会随便把领导的桌子往家里搬呢？再说，就是这个陈家风，如果他真的有摆在桌面上的理由，他何必要找你县委副书记来撑腰呢？还不是他自己中气不足。你这个县委副书记又成何体统呢？你徐副书记不就是昧着良心来黑帮黑的人吗？

这时徐副书记正闭目想着怎样回应李东坡，正这时候，李东坡朝徐副书记的办公桌上一望，他看见了前一个多月写给徐副书记的打印材料，那其实是他在前一段时间写给县委几位领导的信，也就是那封反映陈家风问题的信.看到这封信,李东坡的心彻底凉了,不是看着这封信,他几乎都把人家对自己的污辱忘记了,可是,这叫做老天有眼啊,这个时刻又让李东坡看到他自己写的反映问题的信,再想想刚刚这个助纣为虐的徐副书记的嘴脸,领导打群众、领导贪污的事他这个顶头上司不闻不问，而部下的部下出于义愤做的事竟然要他这个副书记去管。这样，徐副书记在李东坡的心里更不值钱了。

谈话到了绝境，徐李对话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就此打住吧，不然县委副书记的面子到哪里去找。徐副书记说：“好、好、好，你就谁都不放在眼里好了。”接着，徐副书记说了几句很难听也很不合他身份的话，李东坡被这几句话气得大叫起来。他真没有想到这个领导着全县四十万人口的县委领导竟然只有这样的肚量，采用这样的言辞，于是李东坡也不管不顾，和这位上级的上级大吵了起来。

李东坡一边在吵着架，一边心里在流血，论文凭，徐副书记的学历比李东坡高不了多少，论年纪，徐副书记只比他大两岁，当李东坡已经调到这个县委大院的时候，徐副书记还只是卫生局的一个副局长，可十三年过去了，当年的徐副局长变成了堂堂的徐副书记，李东坡还是李东坡，当年还在卫生系统的时候，就是这个徐副局长对李东坡是比较亲切的，那是因为：仅仅在几年以前，李东坡代表卫生局的相声演出——————也就是那两次和方霄搭档的演出为卫生系统争了不少面子。可是，时过境迁，李东坡年纪越来越大了，甚至越来越老了，对文艺不再有以前那么大的兴趣了，可是徐副书记在政治舞台上正如日中天。可是一个人的官当大了，就一定要助纣为虐吗？

李东坡不是不知道和大人物斗争的后果，可是，如果人家要踩着你，你就是处处迁就忍让又能怎么样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其任人宰割，还不如以求一逞。他想起了陈胜和吴广起义时的一句经典名句：“今亡亦死，举大义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李东坡目前的想法就是：忍耐何时是个头，敢作敢为少忧愁。

李东坡还是依然故我，他就象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李东坡依然没有把办公桌还给陈家风,这一拖就是三个多月.李东坡的想法是：士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更让李东坡想不到的是,徐副书记在李东坡软硬不吃时,他只好让李东坡离开他的办公室,临出门时,这个在李东坡眼里是一个县委大干部的人，嘴里说出了一句话:“操他兮。”这是J省省会城市的一句方言，说成普通话就是操他妈的意思，可是，在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时竟要说出这种脏话来，这还像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做派吗？这虽然骂的是别人，可是真的是骂人者的耻辱。

徐副书记要整李东坡这么一个普通干部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不出半个月，县委马上下发了一个《关于公开招考副科级干部的通知》，将党史办副主任、档案局副局长、总工会副主席等等七个职位拿出来公开召考，能者上，庸者下，业绩平平者下。这虽然是近几年我们党各个级别的干部经常用的方法，其实，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它为一些有后台而又毫无工作业绩的人钻了空子。试想，提拔干部，毕竟不同于高考或中考，怎么能用几张纸就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呢？再说，在考试中，徇私舞弊的不乏其人，个别的人甚至将试卷拿到考场外面去做，这还是共产党的公开招考干部的初衷吗？

不但如此，这个公开招考副局级干部的通知明确规定，只有1965年9月以前出生的干部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李东坡是1965年10月出生的，自然是没有资格参加这场考试的。

经过一番运作，从下面的某某乡中学考上来了一个语文老师，任命为党史办副主任。这时候的李东坡无怨无悔，因为他知道，这是姓徐的有意在整他，让他心里流血，让他一生后悔，让他痛哭流泪。

可李东坡偏偏不上这个当，如果他觉得很难过，那不是正上了这姓徐的当吗。李东坡现在已经不再把姓徐的当作什么县委领导，而是从心里更加恶心他，把他当成黄世仁不就行了吗。李东坡也确实想得开，就算是不和这姓徐的斗，他就能有什么好结果吗？也不会的，甚至会更惨。

现在至少姓徐的会从内心里敬佩这个蒸不烂、煮不透的硬汉，这就叫辩证法，没有参透人生的人是不可能想出这里边的道道来的。这样想着，李东坡反而更释然了。他照样吃得香，睡得香，天天身强体也壮。对于李东坡这种个性的人，别说徐副书记无可奈何，真可以说鬼都怕他三分，神更敬他一丈。

三个月以后,县委徐副书记因为受贿数额巨大鎯铛入狱.

这件事，李东坡还是在从岑山晨练回来时得知的，那一天，在建设局当副局长兼设计室主任的朋友————汪日生也从岑山下来，看见李东坡，汪日生远远的朝他竖起两个指头做“V”形，然后用另一只手将它们扳倒，大声地说：“三号完了。”三号，谁是三号呢？噢，原来，汪日生说的不就是徐副书记吗？从感情上说，李东坡的确盼望徐副书记早点完蛋，可是，他毕竟是全县的三号人物啊，怎么就会说完蛋就完蛋呢。这徐副书记要是完了，说明李东坡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就结束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助纣为虐的领导来报复，这对李东坡来说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一直到当天晚上，李东坡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四个月以后,县级领导换届,H县从外地新调来了一位县委书记,据说有些海瑞的味道,此人名叫吴大海.吴书记来H县不久,全县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共收到论文548篇,可是这些大多是洋洋一两万字的文章竟然没有一篇是他看得上眼的，吴书记大叹H县竟然如此没有人才。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有一篇文章很有个性，再一看文章的署名----李东坡。他一口气看了三遍，他不禁拍案叫绝。文章是这么写的：

关于如何在我省投资环境上进一步解放思想

众所周知,J省有其他省市无法比拟的两大优势,一是地理位置,二是生态环境.唐初四杰之首的王勃早在公元675年就在《滕王阁序》中指出，我们J省的位置“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J省可谓是左右逢源、南北贯通，经过1300多年的发展，J省的地理优势不敢说日益突出，其相对优势并不会比唐朝时逊色。至于生态资源和自然、矿产资源方面的优势，从最近两届省委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J省的自信乃至自豪，可是为什么J省的经济在近十年内仍然赶不上近在咫尺的沿海省市的发展水平呢？

我认为要弄清以上两个问题，需要作认真的思考，正所谓“J省兴亡，匹夫有责”，我认为J省之所以不如沿海地区发达，除了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得天独厚————得中央有关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风气之先外，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J省人在思想意识上缺乏开拓创新的思想成份，重农轻商、重农轻工的意识根深蒂固。二是土地资源长期闲置。现分述如下：

一是思想意识缺乏开拓创新的因素。J省人民在农耕经济主的社会条件下拥有的优越感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可以说，自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J省人民一直因为耕地多而且肥沃而长期生活得比周边的几个省份要好或好得多，于是“死于安乐”了———这并不是说我们J省人的思想停止了，僵化了，而是说J省人的思想渐渐趋于保守、求稳怕变的状态中，J省人的思想没有步入“穷则思变、变则活”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于是J省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展，无可奈何地帮着别人发展。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思想，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有道是“废墟上是不可能建起高楼大厦的”，要发展，必须对以上的思想基础挖地三尺，动大手术。

二是懒人懒汉太多。近二十年来，我们J省的工业园区虽然也在逐渐增加，但同时吃喝玩乐的懒汉也越来越多，特别是炒股、赌博、买彩票这些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当中，用麻将赌博的人简直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走投无路时被迫出去打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和我们J省的发展格格不入的。

三是土地资源闲置、荒废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浪费。在发展的诸要素中，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土地资源、自然矿产资源等要素，把这诸要素剥离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有的，别人几乎都有。我们可以开展思想大讨论，别人又何偿不可以，我们可以问计于民，别人又何偿不可以。但我们J省最具优势的就是土地资源，而恰恰在这一点上，J省的土地资源长期处于小打小闹的经营中，缺乏一种大规模的开发、整合计划，于是，在J省的每个市、每个县甚至每个乡都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种浪费用发达地区人们的话说就是：J省人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土地资源过去是人们赖于生存的根本，现在又何偿不是这样？有哪个企业不是在拥有资金的前提下先谋伐土地规划呢？就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也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它也需要一席之地。这么说来，J省人最缺乏的就是从宏观上整合土地的战略家、思想家，而绝对不是土管部门的少数精英。众所周知，农民种田种地，可以在平原上种，也可以在丘陵或山地上种。可是搞工业、商业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平整、规模较大的土地，但我们又有多少土地既不能种粮食、种果树，更不能用作工商业用地呢？大量的城郊丘陵闲置甚至荒废，大量的土地既不能种粮食、长果树，更不要说用作工业、商业用地。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延续下去，J省的振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要说实现J省的经济腾飞了。

要解决以上问题，我认为要做好以下两点。

一．对于思想上缺乏创新意识，要采取对症下药的方法，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到沿海走一走，看一看，因为眼见为真乃是永久真理。只有人民群众真切的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才会体会到落后就要吃亏的道理，我们才能从思想上行动上向先进看齐，才能吸收人家的精华，遗弃其糟粕，也只有通过这种刻骨铭心的对比，才能真正地使全省人民有一种紧迫感和威慑感，才会纠正思想上的两个极端：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才能在根本上解放思想，团结一致谋发展。

二．对于本省大量的懒人、懒汉，各级政府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使这种思想教育形式多样，易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事实上，理论是行动的基础，我们的新闻传媒，经常介绍的是诸如劳务输出数字等一些让J省人面无光彩的东西，很少具体介绍发达地区的人们是如何致富的事例，以至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两个极端：一部分人对发达地区毫无认识，因而坐井观天，另一部分人每每谈起发达地区，则肃然起敬，妄自菲薄者有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者有之。这种思想是很不利于我们的发展。我们既要承认自己的差距，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比如，我们J省的优势至少有：生态环境好，房价低廉，物价不高，并且一些沿海地区虽然经济上乘，但沿海并不是沿海人的沿海，它也是杂揉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在里面，有些城市看起来挺大，其实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很一般，所以我们要有赶上并超过他们的信心和决心。

三．土地整合问题。这是一个事关全省的大问题，基层的群众出谋献策可以，但真正要落到实处必须要各级政府的长期规划。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J省人拥有无比广阔的土地，J省人民迟早会在全国再次独领风骚的，当然这就需要整合和盘活土地，这个盘活不是一乡一村，而是市、县为一盘棋，甚至全省为一盘棋。土地过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今后必定还是人们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要开发好土地资源，不能靠向政府伸手，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靠吃苦耐劳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004年5 月18日

H县的县委书记吴大海是一个真正唯才是举的清官，真可谓人如其名，他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着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吴书记既不贪财，也无酒色之好，他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发现和使用有才华的人，他是共产党的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好领导。看了这篇文章，他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因为这里面既有分析，也有对策，既详细，又简洁，气魄也大得惊人，几乎可以用得上一位哲人对于毛主席早期文章的评价：满腹经纶的人不嫌其浅，不通文墨的老妪不嫌其深，不是圣经，胜似圣经。吴大海想:从政这么多年来,类似的文章虽然不能说看过几万篇,但是几千篇是看过的,有多少是言之无物的,言之无物也就罢了，如果是短小些也算是好的,有些文章发誓要写长,动不动写上一万字,甚至三五万字,拿篇幅长来吓唬人,最后一看,不知所云，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而眼前这篇文章与众不同,一股清新的风气扑面而来,谁能写出这么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呢？

吴大海书记拿着那篇文章，对县委办副主任——他的专职秘书张有林说：“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我们这个大院还有这么个人？”

张有林认真地回答：“这是党史办的小李写的，他是自学中文的人，写一点材料还是可以的。”

听着张有林轻描淡写的语气，吴书记脸都青了：“什么叫可以啊？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句话搞得张有林满脸通红。这并没有引起吴大海的注意，他继续说：“他现在多大年纪，什么级别？赶快去给我查一下。”

这个李东坡真是一个多面体啊，什么颜色都有，什么经历都有过，还真不能用好人和坏人来评价他呢。

吴书记想：真难以想象,一个有如此内才的人竟然在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单位上着班,并且一呆就是十三年,这说明我们的干部使用上离唯才是举这个原则还相差很远很远,我们党虽然也有一些阴暗面,可我们毕竟是老百姓拥护的共产党啊,林则徐、文天祥、岳飞、薛仁贵，这些人不是生活在封建社会吗？他们原来不也是很低微的吗？可人家封建社会该怎么用人还得怎么用人，难道我们的党任人唯亲已经到了比封建社会还不如的地步了吗？

吴书记从李东坡的长期被埋没想了很多很多，他隐隐地感觉到李东坡一定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毛病，不然，怎么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呢。他认为：一个干部，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只要他事业心强，那怕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也要以全局观念去爱护去任用。吴书记还认为:只有具备才华的人才有资格具备缺点,比如爱因斯坦,没有人会说他不讲卫生,比如托尔斯泰,没有人会说他对爱情不忠。人生在世谁还不会犯点错误，再说这是一个在清水衙门工作多年，而又长期得不到提拔的人，就更是情有可原的。另外他还拾金不昧的精神也很可贵,有一次，在和银行的交易中，银行多给了他五千元钱,他二话没说就还给了银行。应该说是优点多于缺点。问题是他在党史办十三年，现在起用他是不是太迟了，是不是超过了年龄界限呢。一查档案，这个李东坡还不到三十八岁，大是大了一点,但是特事特办,年纪大一点也有年纪大的好处。

党史办是个清水衙门，是个不被看好的单位，并且早在一年前，这个李东坡曾经因为和前任县委副书记拍案大吵，无视组织纪律而被个别人很看不起。

吴书记认为：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有个性，也才敢于有一点个性，多少唯唯诺诺的人，十个、一百个又能有什么用呢？在了解了李东坡的基本情况之后，吴书记气得摘下眼镜，愤愤地往办公桌上一扔，对着县委办的一伙人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伙人是怎么办事的，一个不小的人才竟然窝在党史办十几年，这不明明是浪费人才吗？张有林，你赶快叫他来一下，就说我要见他，不，还是我去见他。”

张有林听县委书记作了这个指示，紧张得满脑门上都沁出了汗，他连忙拿出手帕擦了擦。他觉得以前偶然和李东坡过不去确实不对，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竟然会要去见一个普通干部，他觉得是不是太拔高了李东坡这小子。然而他又想：嗨，既然书记看中的人，我一个小小的县委办副主任能挡得住吗？看来对这个李东坡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过，为了顾及吴书记的面子，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李东坡来见书记。

于是，张有林就说：“吴书记，是这样，不是我替李东坡说好话，他这个人，十几年也难得请个假，这不，他父母十年都难得来他家一次，这一次来了，加上长期不太如意，听说他这四天基本上在家里陪他父母。您看是不是……”张有林说的基本上是实话，不过，就是在这四天内，李东坡也不是不到办公室，不过是时间短一些，有时候坐上半小时喝喝茶，有时候看一个小时报纸。要是知道县委书记有请，他和父母说一下，怎么也会守在办公室的。吴书记知道张有林的意思，他无非是说把李东坡叫来见书记。吴书记一想，也好，自己对人才可以说是足够重视了，我倒是想亲自去看他，他不在，也只好让他来一趟了。

李东坡在县委大院干了十几年，这是第三次到书记办公室，前两次都刚来H县履新的县委书记送地方党史资料。第一次是陪同党史办主任来的，第二次也就是三年前，陈家风为了表示一下他对李东坡的“恩惠”，特地叫李东坡自己去送些资料给去。可是，就是这种谁也不觉得是什么好事的“恩惠”，在陈家风的嘴上挂了足足有好几次。

李东坡三次来书记办公室，三次见的领导都不是一个人，并且前两次送完书就走，领导只是和他说了一声“好，好，好。”握了握手，也就是了。李东坡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除了前不久那个徐副书记，平时连副书记都没有召见过他，今天这是怎么了？可是又一想：我也没有犯什么错啊？再说我在党史办又能犯什么错呢？难道是这几日天天在家里陪远道来的父母，加上最近老说要提高机关工作效率，把自己当成反面典型了？不可能，就算是要那样，也用不着一个县委书记兴师动众啊。正胡思乱想呢，他就到了吴书记的眼前。他一个劲地给自己打气，可是还是有些紧张。

吴书记看出了他的样子，不觉好笑，但又为他感到可悲：像这样一个好笔杆子，要是用得早，早就是副县级了，再说又比我年轻那么多，见了我还会这么拘束吗？于是。他深表同情似地说：“小李，你紧张什么？我只是想看一看你，坐吧，听说党史办有一个黑包公，但是很会写文章。”

这一席话让李东坡提着的心放下去了，吴书记问了他的老家的情况，以及现在的家庭情况，并问他有哪些业余爱好。李东坡大大方方地说：“我平时除了看书，爱好游泳，平时下下棋。”吴书记问：“那你是游泳的水平好还是下棋的水平好呢？”李东坡说：“下棋已经学三年了，去年是全县的第二名。游泳嘛，只是耐力好一些，没有正规的姿势。”从下棋和游泳说到历史，从历史说到军事、政治，吴书记和李东坡的交谈进行了四十多分钟。李东坡看得出，吴书记很喜欢他。

在吴大海提拔李东坡的县委常委会上，虽然有人支持吴书记的意见，可是接任前任徐副书记的夏副书记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夏副书记说：“吴书记，一篇文章定天下，这是不是有些太突然了？”

吴书记说：“你这叫什么话？他这怎么是一篇文章定天下呢？你知道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的同志啊！别看他这一篇文章只有两千多字，可真叫做是言简意赅，气魄很大，写得很有见地啊。我敢说不只是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恐怕在座的一些同志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再说我们用干部，依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用人家的真才实学吗？”

夏副书记听出了吴书记真的有些生气了，竟然有些紧张起来，但又不知怎样自圆其说，嗫嚅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我并不是怀疑李东坡的能力，我、我只是说他的资历还不是很深。”

吴大海说：“至于资历，首先，谁的资历是天生的，资历也是靠组织的培养一步一步获得的，一个有真才实学而又毫无后台的人，如果你不给人家机会，人家永远也不会有这个资历；第二，李东坡也不是一点资历都没有吧？人家在党史办这样的单位一干就是十二年，噢，不，到现在为止是十三个年头了。是他的能力不行吗？不是，绝对不是.我还听说,他不光是笔杆子强,我还听说他的口才很好,有人说他在党校发言时掌声雷动,并且经久不息.我开始还有些怀疑，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来是他这个人看起来的确有些木讷，二是也有一些人说他很不会说话，常常得罪人。于是，我就不知道那种说法是真的。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不埋没人才，我曾经把他召到我的办公室作了一次长谈。事实上，不要说是对下面的同志，就是对我这个县委书记他也是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我们的同志应该想一想，这样的人你能指望他对你阿谀奉承吗？如果有人想在得到他的阿谀奉承之后再来提拔他，无异是要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些人说他的常常得罪人的地方，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看惯了部下低三下四的媚态，看到这个似曾朴实的同志却毫无媚态，就觉得很不顺眼。但是，同志们想一想，要说见世面，连我见的世面还没有他早啊。这样一个早就见过大世面的人，而且是能力比较全面的人，我们是不可能指望他对你百依百顺的。我们本来就应该高看一眼，绝对不能把他看得太低。当我和他谈起工作时，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头头是道，对答如流。有些人说他不会说话，我想一定是指他不会说拍马屁的话，我看这正是他的优点所在。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靠阿谀奉承往上爬过日子，这样的人不但不能提拔，还应该提出严重警告。像李东坡这样的同志，可以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样的人现在使用都是我们党的重大过错，这样的人早就该提拔使用。他在这样的衙门一呆就是十三年，从一个人的工作年限来说，有几个十三年啊，同志们，请想一想这个问题。”

经过和吴书记的认真交谈，李东坡改变了对我们党的偏执看法，被破格提拔到县委办副主任的位置上来了。这虽然在H县是从没有过的事，但是很多了解李东坡的人认为，这个位置对于李东坡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在县委办副主任的位置上呆了一年半，李东坡表现得异常出色，很快又当上了县委办主任，昔日对他很不友好的人，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过去的事情像是没有发生过。虽然李东坡从内心里瞧不起这种见风使舵的人，但人嘛,谁能个个都有孔圣人的雅量呢,谁还没有势利眼的时候。他也就对过去的窝心事尽量能忘则忘。

李东坡走马上任县委办主任的那一天,正从家出门去县委办,不知从那儿传来一支好听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支歌太合李东坡此时此刻的心情了。

人到中年，能够后发制人，能够受到意料之外的提拔，能够在经历沟沟坎坎之后一路顺风，不也是让人愉悦的幸事吗？不也印证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个道理吗？

2009年6月3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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