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善待官员
怎样善待官员
——对世纪之交胡长清等5起案例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成就辉煌，世人瞩目；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本优秀的领导干部却倒下了——很不光彩地倒下了，让人扼腕，深思。
身为领导干部，贪脏枉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首先令人痛恨。但是，再看看他们所走过的人生轨迹，又不免使人痛心。
不敢说是出于忧国忧民，但多少年来，笔者的确陆续积攒了不少相关的报刊资料。这些资料详尽地记录了许多人从平民到公仆的光辉奋斗篇章，从公仆到贪官的蜕变过程，从贪官到入狱之后或临终之前沉痛的肺腑之言。他们的光辉篇章、蜕变过程、肺腑之言，有很多相似之处。笔者截取世纪之交的1998—2000年的三年中，在当时处理的较有影响的5位贪官，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经验教训，以期起到“毖后”之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些案例早已成了过去，其意义仍值得我们现在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有的尸骨已经腐烂，有的将要出狱或者已经出狱。“逝者如斯”，如果能有一些经验教训的话，那也许是他们最后可以利用的一点价值。
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1948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市一个偏僻的山村，放过牛，砍过柴，种过田。为了支持他念书，两个姐姐都中途辍学。他第一年参军，第二年入党。从湖南到北京，从北京到江西，又从江西准备调回北京，也非等闲之辈。被宣布死刑后，胡长清请有关人员转达他的渴求：“救救我这个大罪人，给我判个死缓，给我一个改造的机会……”。在和妻子的会见时，他说，本来想妻子退休后能在一起团聚，现在看来没有机会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戚火贵，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穷苦出身”，37岁成了海南省最年轻的县（市）委书记。得知他被判处死刑时，一位普通市民在指出罪有应得的同时，也曾对采访的记者感叹，戚火贵的确“给东方留下了一些东西”。一张照片上，面对法庭，他那痛苦的表情，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李乘龙，原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小时候是一个“放牛娃”。担任市委书记初期，玉林最早建立了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仅为20亿元，不到6年时间增加到100多亿元，使玉林成为广西第一强县（市）和全国百强明星县（市）之一。在三天的庭审过程中，李乘龙多次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发落。提到80多岁高龄的父母，以及正处在花季中的女儿和身患疾病需要照顾的妻子时，他每每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褚时健，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1928年出生，参加过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出任厂长17年，玉溪卷烟厂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型企业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知名的大型现代化跨国烟草集团，每年创利税近200亿元。案发后，褚时健在云南边陲河口企图逃往国外，被边防检查站截获。
鲍际宇，原南京无线电七厂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1965年在南京大学念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无线电七厂曾连年亏损，鲍际宇当上厂长后，和员工一起励精图治，经过10的年奋斗，产值、利税等指标跃居全国高频头生产的第一位。当知道司法人员已掌握了犯罪证据之后，鲍际宇一下就跪到了地上，并哭诉，说自己彻底完了，一切都完了。
以上几人，前3位原为省、市(县）领导，已被执行死刑；后2位原为企业领导，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以上几人都有过辉煌的当年。案发后或外逃，或下跪。当知道自己将被处以死刑时，有的泪流满面，有的表示出对生的渴求。
如果不是“当官”，鲍际宇、褚时健已该正在安度晚年，胡长清大概也可以和退了休的妻子团聚了；以李乘龙、戚火贵的头脑，日子大概也不至于会过得太差。这里不是说他们不做领导干部，就一定不会犯法；也不是说做了领导干部，就一定会犯法。但胡长清们的犯法，与他们的官员身份有着一定的关系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关系有自身的，也有客观的。下面试从8个方面讲，怎样减少官员的腐败。
第一，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真正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切实解决“人生为什么，入党做什么，掌权干什么”这一重要问题。
第二，下决心坚决堵住第一次的贪污受贿。因为有了第一次之后，自己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由“好官”划入到“赃官”的行列，进而“破罐子破摔”，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次“伸手”的同时，也就是与人民为敌的开始，自绝于党的开始。
第三，用案例和医学理论警示。案例就太多了，这里从略。医学理论，如巴西医学家马丁斯经过10年的研究发现，犯贪污受贿罪行的人，必然导致紧张、恐惧等心态。食不香、睡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精神负担，引起神经中枢、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干扰其各种器官组织的正常生理代谢过程，削弱其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最终在癌症、脑出血、心脏病、神经过敏等病症的折磨下，或早衰，或丧生。要让官员学会算一下贪与不贪的帐，钱多与钱少的帐，健康与亚健康的帐，短命与长寿的帐。
第四，要把“离任审计“与“经常性审计”结合起来。“离任审计”是对干部是否“变质”的一种鉴定，对“量变”过程起不到制约、监督作用，不利于挽救干部，使他们有“善始”却无“善终”。
第五，让人民的监督有一个切实可以运作的机制。鲍际宇经济犯罪的事实是从调查住房违纪中连带出来的。七厂引起市长的重视，是从由创利大户沦为亏损大户之后开始的。而在南京无线电七厂蒸蒸日上的时候，有位叫周坚的女工在职代会上批评鲍际宇用公款装修住宅。此后5年，周坚等人的举报从未停止，先后找过市纪委、常委接待日、电子厅、省检察院，包括舆论界，都没有奏效。褚时健一案的序幕是由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一封匿名举报信拉开的。这封信是直接寄到了中央纪委信访室——如果是寄往另外一个地方呢？戚火贵的妻子是中国银行东方支行行长，他的妻弟当上了市交警队长，而且个个贪赃枉法。褚时健的妻子、女儿、妻弟、妻妹、外甥均参与了犯罪活动。以上这些人的犯罪目标是这样大，可以说几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的，他们并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第六，司法、人大、纪检、监察、媒体应重视群众的监督，对举报信既不能漠然置之，更不能一转了之。南京无线电七厂女工周坚在写信向上级举报时，特别注明“请不要转市电子局”，但举报信还是到了电子局，且回到鲍际宇的手中。当周坚等举报、上访20多次后，终于盼来了市领导批示、调查组进厂，“主管部门”又要将鲍调走。面对周坚等362名群众的再次联名举报，鲍际宇则对周坚施以“停职检查、停发工资、扣除奖金”，甚至要派出所去抓她。对这样的“待遇”，此后谁还敢再举报？谁还敢问一句“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群众无处不在，不时不在，群众不会被收买，不会被迷惑，也不会轻易戴上有色眼镜。没有群众监督作基础，其它一切监督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要想让群众发挥监督作用，其前提就是各级有关领导真正重视群众的监督。对群众举报的冷漠，只能使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甚至会导致反腐败“举步维艰”。
第七，所制定的法规、条例、制度、准则、守则，等等，在“提倡”、“应该”、“禁止”、“必须”、“要”诸如此类词语的后面，措施要尽可能地具体、详细，并具有可操作性。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不应假设官员是自律人，而应假设是他律人，这样的政策法规才能对人有所约束，真正起到保护官员的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向着文明有序的方向发展。无数案例提醒我们，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必须考虑“他律性”问题。
第八，“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应真正成为国家的责任。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四句话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的概括。改革开放有几十年了，各项法律法规订得已经非常多了，几乎涵盖到了方方面面，“有法可依”应该不是问题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是我们目前“依法治国”的核心。“执法必严”是建立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基础之上的。“有法”不能去“依”，“违法”不能去“究”，使执法部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才是违法者敢于为所欲为外在因素。不能“依”和“究”是有其深层原因的，牵涉到方方面面，单靠执法者或是一两个部门是无能为力的，这个责任必须要靠国家才能承担得起来。
当然，要减少官员的腐败，除了以上8条，研究者也许还可再列出80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之，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解决办法。
制度的完备、措施的严厉、执法的果敢是对领导干部的负责和爱护。如今，胡长清们想过百姓的生活而不得，这是何等令人痛心。胡长清在湖南就热衷于“搞”钱，到北京工作后，除“搞”钱之外，还伪造学历和学位；下派到江西的几年时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每年私自外出达20次以上，从不与组织打招呼；他给不法“大款”们办事，自己捞取好处。胡长清的胡作非为是与他的权力相始终的。对他的管理近于失控状态。人大有权通过法律程序罢免官员，检察院对受贿官员负有追究的责任，传媒对不正当行为应该是及时地毫无保留地加以揭露。然而，各种监督都沉默了。上级难以完全了解他，同级碍于情面，下级又无法左右他。许多腐败官员都是在人们眼皮底下走向监狱，走向刑场的。80多岁的老母，再也见不到儿子李乘龙了。胡长清本来想和退了休的妻子在一起团聚，这个小小的愿望看来再也无法实现了。不知胡长清们是否会抱憾终生，但他们用罪恶的双手所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今人警醒。今人也该在扼腕、痛心的同时，让现在少出些胡长清们努力多做有利、有力的工作。
要让各种监督能够且敢于真正地负起责任来，任重而道远。一个社会让恶魔做出恶行，这不奇怪；一个社会让正常人也做出恶行，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胡长清们正准备从摩天大楼上往下跳，消息一经传开，110警察会火速赶到，120急救车会摆开阵势，各类媒体人员会把镜头扫尽每个方位，大小领导会来展开攻心战，围观的群众或高声叫喊，或窃窃私语，不看出个究竟决不罢休。胡长清们从自己人生的摩天大楼往下跳，准备的时间相当地长，准备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有人看到，包括他的家人。奇怪并遗憾的是，胡长清们还是跳下去了——直到他们跳下去之后，沉默的人们才一起惊呼起来。事后看，胡长清们以外的责任要比胡长清们本人的要更大些。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是眼睁睁地看着胡长清们一个个以悲剧收场的。为了今后能少些这种人间悲剧，“任重”，我们必须咬牙、鼓劲挑起来，“道远”，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果敢、智慧、勇气和毅力，想方设法加快步伐。
注：本文胡长清等的有关资料分别来自于199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2000年5月12日《南方周末》，1998年第47期《中国电视报》，1999年1月10日、1999年1月28日、2000年4月14日《中国青年报》等。
2014年7月4日又附：
2014年07月04日 北京青年报 报记者薛雷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根据中纪委的通报，冀文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冀文林的履历显示，36岁官至副厅，47岁升至副省，可谓顺风顺水。不过从这名副省长出身贫寒的家庭角度看，在他步入仕途前，汲取了这个农村家庭几乎全部的资源，最后却倒在了官场高处。事后他的二姐曾追悔莫及，“早知道他这样，不如当初让他在家种地。凭他的脑子在家种地也能过上好好的日子，为啥非当官呢？”
当年冀文林的父亲也曾担心他无法抵御外界的诱惑，曾一再提醒做官一定要“廉”。现在看，冀在父亲临终前满口答应的誓言不过是种敷衍。此时的冀文林早已深陷腐败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在老父去世的4个半月后，冀文林案发。正是栽在了曾最让老人担心的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
落马
曾有几年，内蒙古凉城永兴镇的庄户人有件乐事：晚7点的新闻联播开始后，他们会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着领导身后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官员出现在画面里。这时常会有大人提点自己的孩子：“看，这就是咱永兴走出去的冀文林。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上电视。”
然而从2014年年初开始，另一种声音开始在县城里不胫而走。当地不会再有人像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乐事渐成了丑事。
冀文林的家人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今年大年初一。在二姐冀翠云看来，冀文林依然面容憔悴，和过去六七年来见到他时的脸色一样。大年初二冀文林吃过早饭匆匆离去。17天后的2月18日傍晚，二姐夫喂牛后回屋，在央视新闻频道下方滚动栏的消息里看到了“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行字。“文林出事了。”二姐夫告诉身旁不识字的冀翠云。
这是马年首个“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冀文林与多名落马官员多有交集，冀文林也是这个贪腐集团中的一环。
2月24日下午，凉城县某小区一处两居室单元房里，冀文林的母亲刚刚精神十足地外出遛弯归来，她对儿子的事并不知情。客厅墙上挂着一张拍摄于2013年5月的全家福，照片里儿孙们围簇着的冀父当时已身患癌症，并于五个月后因病离世。
冀文林步入仕途后，随着官位的不断攀升，与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少。父母也怕因为自己的想念影响了儿子工作，从不敢主动和他联系。在冀赴任海南后，冀母了解儿子的唯一途径变为天天守着调到海南台的电视前等着冀文林出现。在冀双规后，家人掐断了电视线，不敢让80岁的老母再经受另一起变故的打击。
“不知道能这样瞒到个什么时候。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如在家老老实实做个庄户人。”说罢，二姐冀翠云哽咽失声。
出身
凉城县向西23公里是古镇永兴。冀文林出生在距离镇上1公里的西驼厂村。当地人把砖砌的屋叫做房，而土坯垒成的屋舍只能叫做“土窑”。日后官至副省长的冀文林，就是在一个三间土窑构成的屋舍里长大。冀文林的父母都是农民，而且“大大(父亲)亲兄弟四个”、“姥姥家的舅舅、姨姨”也都是农民。最早父母手里只有2亩2分地，靠种玉米和土豆养活一家人。
冀文林1966年7月出生，上有两姐姐和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在家中行四。孩提时代的冀文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脑袋好使唤”。在邻村发小赵永中眼里，冀文林小时候很“滑头”。“小的时候，如果他跟别人发生啥矛盾，他很快就能摆平，把关系处理好。”
在粮食短缺、忍饥挨饿的困难年代，“滑头”的本事曾派上过用场。二姐回忆，一次冀文林趁三弟贪玩，偷偷把弟弟的土豆塞进了自己嘴里，事情败露后他又给弟弟吐出来说：“二哥哄你玩呢。”
那时老家的人没有想到，机灵圆滑、会处关系，这些素质后来被冀文林一路带进了官场，并用在了“秘书”的工作岗位上。
牺牲
到了学龄，大哥冀文俊和冀文林兄弟俩成了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据家人回忆，冀文林慢慢开始对“学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兄弟俩常常四处去借文学名著来读，据称《茶花女》、《红与黑》、《基督山伯爵》、《战争与和平》都在冀文林的书单中。书借来后冀文林还常常废寝忘食，为了不打扰在一张大炕上睡着的其余六口人，他就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由于文学底子好，中学时代的冀文林甚至还曾被班主任夸为“现代小鲁迅”。
“脑袋好使唤”加上勤奋，让冀文林在高考中取得了近490分，名列全县第三。填报志愿时，全家因为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能拿主意，最终冀文林自己决定了命运——去当时的武汉地质学院，原因是觉得这个“毕业出来进矿上，能多挣钱养家”。
在大学时代，供冀文林读书的重担依然压得冀家喘不过气来：两个姐姐放弃学业和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到了出嫁年龄也不敢出嫁，为的就是在家劳作，供弟弟们上学。冀文林去武汉前，家里的各路亲友都或多或少送来了粮票，作为对这个“缺粮户”的最大支援；大姐二姐还给做了几双鞋，塞进了二弟弟的行囊；为了置办一身像样的衣服，冀文林自己也跑去“北山”上和舅舅一起刨药材卖钱。
这之后，全家依然在打着供大学生读书这场消耗战。据大哥冀文俊回忆，每学年开学之前的两个月，冀父就开始主动四处帮别人家干活，目的是先在这些人家做个人情。“然后，我父亲这么要面子的人，就得这家借20，那家借30，给我弟弟凑学费。”大哥现在想起来还感慨颇深。在他印象中，父亲总是一副“劳动得很乏”的样子，而且冬天只有一条单裤的他，必须要不停地活动起来干活，才能给自己保暖。
三弟冀文生(音)也因为两个哥哥外出读书而做出了牺牲。当年的他已拿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但因家中财力已严重亏空，又赶上父亲得了脑血栓，冀文生选择了外出打工挣钱，成了烧白灰的工人。
发迹
1985年，冀文林离开了曾挤满一家7口人的土炕。在大学，冀文林的人缘和关系依然处理得很好。据家人回忆，当时他的班里选举班长，冀文林获得了34票，“只差他自己没投自己的票”。另外，冀的文学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他曾成为校报的笔杆子；大学四年中，还曾当上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宣传部长。
据冀文俊后来听说，大四那年的一次舞会上，二弟曾碰到了一位低他一届的女生。这个就读于地质系的女生后来成为了冀的妻子。“弟媳妇儿是吉林省吉林市人，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据了解，冀文林赴任海南后，妻子一直陪着女儿在北京读书。冀则“独自”住在一座复式豪宅中生活。冀文林出事后，外界曾一度传闻冀文林在海南有情妇。对此哥哥姐姐认为不太可能。“每次文林一家回来两口子都很和睦，他绝对不会在外面搞什么情妇。”冀文俊说。
冀文俊的这种错觉源于对弟弟这段婚姻初期的印象。大学毕业之后，冀文林步入仕途。1989年，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到武汉地质学院挑人。经过笔试、面试等多轮淘汰，最终全校只有冀文林和一个上海的学生被录用。
据冀文俊回忆，当上地矿部政策法规研究中心科员后，冀文林就几乎很少回家，北京成了他生活的中心。冀文俊说，起初二弟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太大提升。“他结婚时连婚礼都没办。一次我去北京探望他，他们就住在地矿部的一个职工宿舍里，拉着布帘子就当卧室的隔断，煮白菜里撒把盐就是一道菜。”
后来的事实证明，冀文林在事业发达后对这段感情已经不再坚守。7月2日的中纪委通报显示，冀文林“与他人通奸”。外界有关他生活腐化的传闻被证实。
“廉”育
随后冀文林在仕途上一路升迁——从地质矿产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秘书、四川省办公厅秘书、公安部部长秘书，他的名气开始在贫穷的家乡越来越大，邻里乡亲都知道冀家出了个“大官”，冀家人出门往往有羡慕的眼光投来。
但在家人眼里，这些羡慕和荣誉品尝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他们与这位曾经的冀家老四开始渐渐疏离、远去。二姐颇有情绪地说，文林“一门心思给人家工作了”。
冀文林开始很少回家，频率低至年均一次，有时甚至两三年春节也不回来。电话也常常两三个月才给家里打一个，通话中冀与家人的沟通也越来越限于表面上的寒暄，而发小赵永中就再也没见过冀文林。
与家人乡亲疏离的同时，冀文林与贪腐圈子越走越近。据报道，冀文林和郭永祥曾先后在国土部和四川省委成为同僚。在四川期间，冀文林又与李春城、李崇禧先后产生交集。而这三者早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根据媒体报道，官场上的冀文林特别看重“圈子”。落马的“石油帮”蒋洁敏、李华林等是他的圈中好友。
而冀文林让家人看到的仅是自己的另一面。二姐回忆，对于这个早年间含辛茹苦供养他上学的家庭，冀文林并无太多热情。而冀父那些谆谆的廉政教育，今天看来更是成了令人唏嘘的回忆。那时，父亲虽然每次听到儿子升官的消息会很高兴，但更多的还是对冀文林隐隐的担忧。每次冀文林回来，父亲都反复地对他说：咱不贪高，只要平平安安就行。
冀文林的曾祖父曾按照老年间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给他的八个孙子分别起名。冀文林的父亲排名老七，得名冀全廉。
冀文林的家人回忆，冀全廉在世时没少用自己名字中的“廉”字提醒他。“每次二弟回来父亲都说这个，经常说。”冀翠云说。但另一方面，冀文林绝口不跟家人提自己工作上的事，家人对他的具体工作内容全然不知。偶尔见到时，二姐看到冀文林憔悴的样子会关心地问：“工作难不难？”此时冀文林最常见的回答是：“二姐你把你的地种好，日子过好就行了。很多事你不懂就不要问了。”
201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二姐冀翠云带着父母前去海口，“旅游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父亲想看看冀文林当了海口市长后的情况”。据回忆，当看到儿子所住的是上下层的大房子时，冀全廉大吃一惊，后来听儿子解释说这是国家给领导干部提供的待遇后才稍微松了口气，但仍担心儿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会经不住外面的诱惑。
父母在海口的四十天里，冀文林几乎没时间陪二老。“二弟弟一直很忙，累。”二姐冀翠云说。
有媒体报道，其实此时的冀文林正忙于大拆大建——以及背后的权力寻租。
“头疼”
冀文林落马前一直身体欠佳。二姐说不上是什么病，只知道是“偏头疼”、“颈椎疼”、“睡不着觉”。大哥回忆：早在冀文林18岁临高考的那一年，他就得过严重的“脑神经衰弱”。
“当时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我弟弟常常头疼得厉害，最疼的时候会抱着头满地打滚。我弟弟太好强了，那是考试压力大的原因。后来就再没犯过这个病。”
十几年过去，冀文林旧病复发。二姐夫回忆：大概是从六七年前冀的这个病才又开始犯了。“他在北京看过中医，一直都在吃药，没能好。”
资料显示：2005年9月，冀文林升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成为“正局级秘书”，直至2008年12月。而其家人回忆的“六七年前”，恰在此时段内。
冀文林的家人发现，这段时间后除了联络上的疏远外，冀文林还表现得特别“低调”。据回忆，冀文林每次回家，都是自己坐飞机到呼和浩特，然后由大哥冀文俊开车去接。他身边只有一次跟随着随从，此外基本都是一人回来。
堂兄冀福娃见到这位堂弟的机会更少，说他总是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回来了。“好多人以为冀文林能照顾家里人，说‘有个副省级的兄弟，还种地？’但不是那样。我弟弟工作以后很低调，我们也指望不上他。”至今仍在家务农的二姐冀翠云说。
有媒体报道，冀文林在2013年担任海南省副省长时，四川省和石油系统内的反腐已经铺开，随着郭永祥、李华林、蒋洁敏等人的落马，冀文林也变得“言行举止低调内敛”。
临终
2013年，冀官至副省长，仕途达到了顶点。而这时，依然“忙碌”的冀文林与家人的联系变得突然紧密起来，原因是父亲已病入膏肓。
据冀家人介绍，冀父于2011年在北京做的胃癌手术，但于2013年病情复发。“五一”假期，冀文林携妻女回到了凉城的家里，与大哥、二姐以及先后回家的大姐和三弟汇合，共同团聚到了父母的身边，全家“好不容易”凑到了一起。当时他们从县里请来了专业摄影师，为这个暂时团圆的家庭拍摄下了全家福。冀文林站在后排，面露笑颜；两位姐姐都换上了最体面的衣服，站在父亲身边；冀全廉老人面容清瘦，颧骨凸显。此时距离他的八十大寿还有多半年时间。
然而就在五个月后，老人病情危急。冀文林闻讯订下了几天后的机票回家，但二姐还是生怕他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托大弟弟冀文俊给身在外地的冀文林打电话，催他改签机票提前回家。冀文俊斟酌一下，还是怕电话打过去影响弟弟工作上的“大事”，最后给冀文林发去了一条短信：
“生离死别，就在今日，赶快回来。”
机票没能改签成功，冀文林重新买的10月2日的机票，当天中午赶回了凉城。到家里后，二姐对父亲冀全廉说：“大大，文林回来看你了。”父亲睁眼看到了冀文林，抓了一下他的手，但哭不出泪，说不出话。这时冀文林哭了。
据事后描述，他当时“仿佛知道父亲要说什么一样”，于是首先对父亲说了句：“大大放心吧，我的工作一定好好做。”
二姐也哭了。往日父亲见面就对弟弟的教育，还声声在耳：“干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认认真真的。别人的东西千千万万不要动，不要贪。”
就在这最后一面，冀文林继续对父亲诉说着。“大大，坏心的事、贪官的事、害人的事，我没做过。我不贪钱，如果贪的话，就走不到今天。母亲我能照顾，姐姐和弟弟我也能照顾。”
二姐回忆，这番话说毕，父亲的精神就已渐消退。当夜凌晨三点，父亲冀全廉离世。
回忆
马年春节前夕，“可能要出事情”的传言已开始在县城里蔓延。2013年年底，冀文林在海南省两会上露面，有媒体报道，他此时已“显得很恍惚”。
大年初一，冀文林独自回家了。大哥照例把他从呼市接回来，家人团圆，晚上吃了顿羊肉馅饺子。兄弟俩各喝了一小盅白酒，晚饭就草草作罢。冀文林照例没有说什么，工作上的事家人照例无从知晓。
这是家人最后一次见到冀文林。
今年2月14日，冀文林出席了海南省纪委召开的廉政建设会议，讨论反腐问题；4天后，中纪委即公布了对涉嫌严重违纪的冀文林展开调查。
2月26日，二姐在西驼厂那三间破落的土窑前哭泣。“父亲原来的期望就是，我弟弟读书出来干个啥工作都好，只要不种地、不受累。早知道他这个结局，不如老老实实做个庄户人，踏实。”冀翠云说，“原来我们没有沾上他的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当年我们种地、捡柴火，供弟弟念书，那些牺牲都白做了。”
她回到永兴镇文化广场的值班室，给丈夫做好了一桌饭。当年，是冀父把女儿“给了”这个忠厚老实的庄户人。除了种地，二姐夫会点瓦工，这辈子从没去过北京。二姐评价丈夫说：“这人是个死木疙瘩。我觉得挺好，比我弟弟强。”
她说，将来自己的一儿一女即便有机会当官，她也不让他们去。
冀翠云突然又乐呵呵地回想到，二弟弟曾经跟她说过：他吃不惯海南的海鲜，在外面就想姐姐做的胡萝卜咸菜、炒土豆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