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鸟儿问答”
闲话“鸟儿问答”
陈宣章
毛泽东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一九六五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诗词中用“放屁”，似乎不雅。“放屁”有雅称“虚恭”。但是，那个在联合国大会上脱皮鞋敲桌子的人物就是一个不雅之士，当众放屁本身就不雅。“放屁”也好，“虚恭”也罢，反正一个味，而且这个不雅之士的“放屁”传遍世界，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最终导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所以，只能用不雅之语对之。
最近见到一篇散文《鸟儿问答》，敬录之，以飨读者。
乌鸦：请问，中国有几个民主党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喜鹊：中国大陆，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被统称为民主党派的八个政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乌鸦：中共也应该属于民主党派。
喜鹊：中共是执政党，怎么会是民主党派？
乌鸦：与执政党相应的是参政党，这与“民主”是两回事。中共对党外是人民民主专政；对党内是民主集中制，所以也应该属于民主党派。
喜鹊：中共不是民主党派，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党派。这就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区别。
乌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人民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人民政协的作用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237人：中共99人，民革65人，民盟65人，民建65人，民促45人，农工45人，致公30人，九三45人，台盟20人，无党派65人，共青团9人，总工会63人，妇联67人，青联30人，工商联65人，科协43人，台联15人，侨联28人，文艺界145人，科技界112人，社科界69人，经济界151人，农业界67人，教育界108人，体育界21人，新闻出版界44人，医药卫生界90人，对外友好界41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36人，少数民族界103人，宗教界67人，特邀香港人士124人，特邀澳门人士29人，特别邀请人士166人。既然中共在人民政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处于领导的重要地位，为什么不是民主党派？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61名委员中，绝不会是清一色的中共。那么，非中共的常务委员算不算执政？
另外，各级政府中也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文教卫生的领导工作，这也是执政。
喜鹊：这是个别现象，而且是由执政党安排的。你没有听说过：“党委挥手，市长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乌鸦：前两年的一个夏天，在南方一个城市的街头，一青年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当场被革命警察抓进了派出所，理由你懂得。到了派出所，青年教育警官先生，这不是我提出的反动口号，是当年我党发表的一篇社论，并告诉出处，经核实，青年说的确是真的，只能把青年给释放了。（角落、飞语《“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是谁提出来的反动口号？》2013.06.20。）该文章下面六段文字是：
1.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延安他的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被后人称为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2.《解放日报》是中共创刊于1941年延安时期的早期政治理论刊物。1941年10月28日，它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民主问题，明明白白地说：“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不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3.《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8.1.11.-1947.2.28.），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的中共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大型机关报。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专门发了一篇反对在民主问题上忽悠人民的社论，其中说：“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但离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
4.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又说：“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力交给人民！……惟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5.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陆定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张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还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6.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文章说：“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对此，请问有何感想？
喜鹊：你把中共与当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相提并论，这是别有用心。
乌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外部压力极强大，内部条件极艰苦的状况下，稳定有序的运作。这种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就是有着长征精神底蕴并且严格量化的“三三制”（中共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这种政权形式无疑对今天和谐社会建设有借鉴意义：1.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方向性。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规定：在候选名单中，中共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还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时，应保证机关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该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因各阶级阶层精英都能进入管理层，民族的和谐便融入其中。2.实现了民主政治的通畅性。“三三制”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体现了民主意识，疏通了民主渠道，使抗日政权服务抗战、服务人民。人民对政权机关工作有监督权，对工作人员有罢免权。除了在改选中检查政府工作外，还经常的随时随地的，而且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政权机关还主动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为人民充分行使监督罢免权创造条件。3.体现了政权参与的公平性。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会议出席参议员216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救国会员、无党派人士、居住边区的国际友人。大会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七人，超过了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递补。“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而不是强迫群众选举自己的制度。共产党员在解放区有很高威信，为使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占的比例不要过大，以便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管理政权，共产党不但要向群众做说服工作，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2006.12.05.《广州日报》中共江门市委党校胡辉《延安“三三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胡辉认为：“经济高速度同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并没有必然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只同超常的高速度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是体制与经济不和谐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完善体制机制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延安时代的体制机制所产生的动力、活力、控制力为我们揭示的体制机制与发展的关系定律的核心在于，要理顺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关键是在于加大推进政治体制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
喜鹊：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今的政权形式是全国人大产生，人民政协拥护的。时代变了，为什么一定要恢复“三三制”呢？
乌鸦：除了胡辉所述的理论，如果恢复“三三制”，贪官肯定大大减少。
喜鹊：非中共的官员也可能出贪官。
乌鸦：他们的胆子不会那么大；即使出了贪官，也不会有保护伞。退一万步说，非中共的官员出了贪官，也不会像现在那样“贪官清一色”，严重损毁中共在群众中的形象。
喜鹊：社会上还有其他坏人，为什么只盯着公务员？
乌鸦：任何社会都会出坏人。但是，公务员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利用这种权力做坏事，与社会上其他坏人做坏事完全是两码事。现今，大学生蜂拥报考公务员，就不是正常现象。想通过公务员达到发家致富，这就是贪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窝的原因。
喜鹊：“三三制”是民主革命的产物。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三三制”。
乌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现今的“中国特色”，1.执政党未变，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变了；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未变，而具体实践变了。所以，《延安“三三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值得深思。
还有两件事很奇怪：1.邓小平政治理论认为：为了完善体制，需要做到党政分开。邓小平曾认为学校、企业当中不需要党组织。（《邓小平理论•百度百科》）2.邓小平上台后提出：党、政、军一把手应该由不同人担任。而现今的状况如何呢？
不知何因，喜鹊飞走了。鸟儿问答中断。201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