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散文连载

折   腾

———长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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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主席，我的思想经历过前后几次的反复。最早，我四五岁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们看电影，首先都要看一段新闻简报。所谓新闻简报，无一例外地是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国元首的短影片，现在叫做短视频。我记得特别多的是毛主席接见非洲几个国家元首的电影。那时候，邓小平是从来没有露面的，他刚刚从1973年走出江西，许多资格更老的同志比如贺龙比如陈毅，那时候都已经不在了，邓小平的地位才慢慢地显露出来，但是，那时，华国锋和汪东兴等等人的力量也在牵扯着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两派的力量正在呈胶着状态，而邓小平出来工作不久，毛主席对他既放心也不放心，放心的是，让邓小平出任加入联合国的那次大会，至于不放心，可以从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看得出来。所以，在这些力量交错复杂的政治舞台，毛主席的神一样的存在始终是稳如泰山不容置疑的。以至于我们村有个叫做铁蛋的孩子就常常说“毛主席可以一迈步就能跨过村子门口的那条河。”那时候把毛主席看成是神，这个才十岁孩子的话也可以看出端倪，毕竟村子门口的那条河是一条有着一百米宽的河啊。

 在新闻简报里，偶然的时候，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也会出面，有时候偶然也有周总理的身影。那时候的人们，我无法知道地主等等四类分子对于毛主席的态度。从后来摘帽以后的动向看，许多四类分子对于毛主席是敢怒不敢言的，或者说那时候的人们都是憨态可掬的，那么这么一类四类分子对于毛主席自然是不敢怒也不敢言的。我对于毛主席的态度，如果说从四五岁算起，我是经历了四次变化的。首先，那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于四类分子的斗争，我最多也就是跟着看一看，我父辈的四兄弟，从来没有一个是左派，他们对于地主富农的斗争也都是抱着一份同情的心理。同情归于同情，但是，我们父子几代人对于毛主席的感情那是非常好的。

等到我长到十岁左右，我就觉得农村也是有不公平的，尽管我们家的地位比四类分子好得多，我爹是贫下中农代表，我家还是军属，但是，那时候，看到许多大队（相当于后来的村委会）干部都是不劳动的，而且，那时候因为没有高考制度，至少没有大面积的高考制度，而大队干部的子女或者住在村里的公社干部的子女就可以有资格推选上大学，我对于毛主席时代就觉得还是不太公平。到了我党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觉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还是对的，觉得毛主席确实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电影《牧马人》、《芙蓉镇》、《天云山传奇》这些为遭受到一些所谓的不公正待遇的人鸣冤叫屈的电影大肆上映的时候，我觉得，毛主席确实是直接或者间接地迫害过一些人的。但是，后来听说，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觉得对于毛主席的论断越来越缺少公正和良心。那时候，我看了不少毛主席的几个子女的经历的书籍，我心想“一个为了革命而牺牲过六位亲人的人，怎么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那么多的错误呢，就算是有一点错误，也不该用‘错误是第二位’的来定性毛主席的地位。”是啊，如果是错误是第二位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那一次次类似于四渡赤水的神机妙算的战争，到底是谁指挥的；如果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亲眼看到的人间最温馨的一幕又如何解释————————-大量的血吸虫患者免费到公社血防组治疗，县城不但派一线专家治疗疾病，而且，住院治疗的人们还得到免费的吃住，治疗期间一律算作出劳力，从不漏报地记录工分；如果错误是第二位的，那么我亲眼看到的身边的水利大军（包括那时候的下放知青都一律参加）披星戴月地参加水利建设劳动，从全国范围来说，到底又是谁指挥布局的。

因为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我反思之后越来越觉得毛主席才是真正有骨气有底气有民族自豪感的伟人。从1993年到1998年这一段时间，我不断地思考探索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后来，我曾经在1998年12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理解毛泽东》，那是一篇一万八千字的文章，后来因为多次搬家终于找不到了。

又过了几个月，出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事件，我更加觉得毛主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后来，出现了无数工人大量下岗，而且，中国的干部队伍里，嘴上高喊捍卫毛泽东思想，实际干的全部是买官卖官勾当的人，越来越多，我对于毛泽东思想就不仅仅是心向往之，而是越来越崇拜了。

到了2001年，出现了美国飞机撞击我国飞机而至飞行员失踪的事件，我心里在流血，尽管很多解释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才短短的时间，而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却发展了二百多年，我们不能够以卵击石，我的心里就更加痛了。是啊，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了2001年，我们还是觉得开放的时间还不够长，还非要和对方的资本主义去比，难道我们不是承认了我们搞的是和人家一样的制度吗？而且这样的制度是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心里就像是被别人砍了一刀一样。这时候，我对于毛泽东时代更加怀念了。我知道以前写的《理解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找到，我又凭着我的印象重新写了一篇《理解毛主席》，当然，这一次是把毛泽东改为毛主席了，我知道虽然毛主席已经故去了二十多年，但是，他在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大，而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中国人民的日子其实并不是很潇洒，甚至活得越来越尴尬。是啊，毛泽东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到了新旧世纪交替，我却从身边看到了更多的偷盗事件。如果人们真的活的很潇洒，何至于偷盗，所谓“仓廪实而民知礼。”那时候，毛主席时代早已经散去的几大毒瘤开始死灰复燃，沉渣泛起。比如贩毒，比如拐卖孩子，比如三陪，比如高利贷，这些早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很多年的毒瘤又开始长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了。

而且，虽然耶稣教堂，基督教徒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但是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已经达到了非常无序而又疯狂的地步，有极少数耶稣教徒不但到大街上散发传单，而且，他们偶然还成群结队地到大街上招摇过市，这是怎样的猖狂和嚣张啊。这时候，一些没有判别力的人们扔掉中国文化，猖狂地信奉耶稣，开展所谓的平安夜圣诞夜活动的，甚嚣尘上。

多少七零后八零后开始以得到一分圣诞礼物为荣，想起1999年的使馆事件和2001年的飞机被撞事件，当时说心里话，要是有一挺机枪，我一定会用这把机枪对着这些无脑的苍蝇一阵猛射，让这些严重丧失民族气节的人们要么死于非命，要么落一个半身不遂。如果说，我的这些话有些过分或者说缺乏涵养，那么我就要说，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组织确实有点不作为，对于外国思想的侵入，不调研，不干涉，不阻止，听之任之，以至于他们嚣张跋扈，得寸进尺。

尽管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到了2012年的，但是，他开始反毛反祖国的文学创作已经从二十一世纪之初就开始了，特别是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而且，余华的《兄弟》，一反以前《活着》那朴实的文风，肆意夸大毛泽东时代的个别映像，那刻骨铭心的对于毛主席的污蔑和讽刺已经到了非常恶毒的地步。严歌芩的《第九个寡妇》“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

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和史铁生，他们分别在他们的文学中渲染了对于地主的好感。周同宾在《土地梦》、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就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题”。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刘文彩真相》，2008年修订成《大地主刘文彩》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再后，则是《先锋国家历史》推出《周扒皮的1947》，以追寻原型的形式为《半夜鸡叫》周扒皮翻案。文学 “拨乱反正”后，地主“真实形象”就成了“勤劳先富”的典型。对于这样的宣传，我是觉得非常可笑的，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在文坛上有广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

到了2015年，去毛化非毛化的思想还是没有得到遏制，特别是毕福剑公开地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让全国人民都大为震惊，大为震怒。尽管毛主席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是，毛主席的灵魂始终是中国人民和谐地生活下去，生活得更好的主要指导思想。

那么，关于毛主席的话题实在是过于广阔，我们还是选择一个话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毛主席当年（也就是从1971年到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后半期）对于地主阶级的态度到底是不是对的，这应该是一个鲜活而有隽永的话题。毛主席对于那些改造的战犯，大家就可以知道毛主席最起码不是那种度量狭小的人。假以天年，他老人家也一定会给后来的四类分子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毛主席即使到了归天的那一天，并没有放弃对于四类分子的改造，这是不是就一定是错误的呢，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来看，毛主席不但没有错，而且还是有其深刻思路的，那思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矫枉过正，矫枉必须过正。

那么，到底摘帽以前的地主想的是什么呢？摘帽以后的地主分子想的又是什么？大家看看我的散文，自然对于地主的心理有所了解。

       录取通知书

我分配工作的时候，是在1988年春天。为什么是春天分配工作呢？因为我们那时候赶上了从三年到两年的学制过渡期，为了不引起工作分配时候的压力，学校打了报告到省卫生厅和教育厅，征得同意，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把学制改为两年半的过渡。所以，我们就在1987年的冬季毕业，在1988年的春季分配。

那一年，我家里正是在信奉耶稣教也就是基督教最为火热最为赤诚的时候，对于父母都信奉耶稣教，我是非常反感的。可是，父母信耶稣教也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其实还是为了我。这话怎么说呢，那真叫长江翻浪——————说来话长啊。

    1984年，我考取了江西省卫生学校，我们一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虽然那一年我的英语和语文都发挥得极为不好，要是考试发挥得好，我绝对是可以考取专科甚至是本科的。可是，在农村，所有父母的期望值都是很低的，能够考取一所中专学校，一般来说父母都能够满足的。毕竟，和我同年龄的人，有的连高中都没有考取，也就没有读高中的资格了。我的语文平时都是考110分左右的（总分120分），而且，我的语文一般都是班上的前二名，连第三名都从来没有过的，可是，那一年的高考，我的语文竟然只是考了69分。按照比例，我的语文就是不及格啊。要是不出意外，我的语文起码得是109啊，也就是说，我的语文成绩足足少了四十分，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年我的总分是四百四十二分，比中专录取分数线410分高了三十多分，离开专科分数线只差两分。那几年其实实行的都说一条龙考试，就是说不分大专中专还是本科，大家考的都说同一种试卷，而且英语在三年前就开始计入总分了，录取中专大专还是本科，都是按照分数线的高低来录取。其实，这是一条非常开明公平而又简单易行的考试方法。而且，那一年，要是真的能够发挥得好，能够添加四十分，我自然能够上本科的，就算是不满打满算，给我语文再加三十分，甚至是再加两分，我都是可以上大专的。其实在之前，也就是1983年，更有一件十分奇特的事情，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道坎坷。

我那一年考了409分，开始大家都说分数线定在400分，我自然就是已经考取了的，记得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的堂哥李慧旺告诉我的时候，他也满以为我这一次一定能够考取一所学校。全家人以为，不，是我父辈的一个大家族都以为，我这次一定已经是考取了，甚至全村的人都以为我考取学校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就在我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好像有意和我过不去，两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六天过去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通知书送到家。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

一般来说，名牌大学八月底中旬就要入校了，最晚也不会超过八月底，我们被录入中专的学生，九月上旬也该全部报到上学了，可是，我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没有收到。那时候的人们都比较憨厚，我父母因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没有去城里问问，四叔虽然是一个初中学校的校长，可是，快要到九月份开学的时候，他对于我录取的事情，确实非常关心，可是因为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一直等到这一年高考落榜的人或者参加自家的责任田劳动，或者参加了补习班，我居然还在家里等通知书。大概是到了九月八日，我才想起一定要去县里的招生办问问。这一问才被通知说是中专的录取线提高了，说是提高到了410分。天啊，怎么会这样，如果真是提高到了410分，我不是只差一分吗？

这时候，我的心里突然受到了莫大的打击，可是，打击再大，我还得认了眼前的事实，我只好在别人已经上了半个月课以后，大概在9月16日重新卷起铺盖到高中去补习。

补习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心理上，年纪越来越大，我已经是十八周岁了，两次高考失利对我都是打击，越到后面打击越大。后来，我到了江西省卫生学校，我读的是公卫十三班，比我们早一届的，叫做公卫十二班，在1984年进入十三班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家在弋阳县的同一专业的学生，那一年（1983年）只有405分，可是他已经被录取了，在我们的卫校读了一年了。我那时候懵懂无知，也不知道到学校深入追查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在1983年比这个考了405分的人还高出4分，竟然名落孙山，可别人……

这时候，我也就认命了。不认命又能够怎么样啊？就算是校方确认了是400分的分数线，可是我在1983年报考的第一志愿不是省卫校，自然省卫校完全可以不录取。最多的就可以怀疑，那一年或者是下达了录取通知书，可是被谁隐匿了，不然怎么会收不到通知书呢？

问题是1984年入学以后，我也算不得顺水顺风，那一年，我只是第一个学期比较顺利，可是接下来的第二学期刚入学就不顺利了。那一年，奥运会上，中国打开了世界冠军的局面，特别是女排，再次为国家赢得了殊荣。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母是十分的开心，他们给邮递员又是倒茶又是递烟。父亲并不抽烟，这烟还是父亲在端午节的时候买下来招待我的两个姐夫的。还剩下蔫巴巴的几根烟，父亲讪笑着，说：“同志，请抽烟。”那时候的人都很实诚，根本不管烟好不好，高级不高级。邮递员随手接过烟，笑着说：“老哥，恭喜你啊。”爹想：这邮递员要送多少通知书啊，还这么热情，他说：“同志，那你留下来吃了饭再走吧。”邮递员挥了挥手说：“不了，我还要送下一家的呢。”父母一直目送着邮递员走了十几步才回过头仔细地端着通知书看。

爹指着通知书那上面的字，好喜滋滋又有点炫耀地对我妈说：“老太婆，我念给你听……”妈笑得合不拢嘴，对我说：“你爹也就认识这几个字，还神气呢。”爹对妈说：“嗨，这里的字啊，我是有些认识，有些就不认识了，不就是逗你玩吗，哎呀，如今我们孩子考上了，真好，真好啊………”

我考取了以后家里给我张罗的电影吧。虽然过去了三十八年了，我还记得那两部电影的名字，一个是《牧马人》，一个是《少林寺》。记得，《牧马人》开映的时候，一段《敕勒歌》。这一段的西北环境出现在我们江南乡村的夏夜，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和美好。《少林寺》里的演员丁岚和李连杰都很年轻，比我大一岁两岁，他们因为吃狗肉而产生的对打，让那时候的农村观众看得十分专注。

看完了电影，父亲就张罗要送我去南昌。那时候的汽车站，一天到晚到南昌也只有一班车，而且，站立的职工指挥那些汽车的样子一直都还印在我的脑子里，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属口哨，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用两只手交替地做着指挥汽车的动作，嘴里喊着：“倒，倒，倒……好。”

我们一路上坐汽车。车上，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看着我们父子俩，有些羡慕地说：“老哥，你这儿子，以后就不是你们两夫妻的儿子了。”父亲拍了拍那人的肩说：“老弟说笑了，不是我们的儿子，那他是谁的儿子啊。”那人说：“他今后就是国家的儿子啊。”爹说：“做国家的儿子啊，好，好啊。”

第一学期

那几年的南昌新建县的石岗镇，也就是那个聚集了八所江西中等专业学校的地方。记得，在这些地方，一条街道两边，一边是三所中专学校，一边是五所学校。零零星星地有一些国营商店。那时候，很少有私人店铺。

最有韵味的，莫过于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斑驳陆离的梧桐树，我以前在到南昌之前很少看过，哦，不，好像是从来没有看过。我就觉得这些梧桐洋气，好看。秋天的梧桐，有少数梧桐叶子开始凋落，那落叶在我看来都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光。这可能和我的心情有很大关系。是啊，这两年以来，为了高考的事情，我是惆怅多于开心。是啊，这两年确实有点挫折，但是，这不是考上了吗？考上了就是好事，管他什么中专大专。我想一个在欲望上太不知道满足的人，就是考上了本科又怎么样？我最喜欢的是和同学们早上坐早操。一听到学校全体集合做操的铃声，我就很兴奋的起床，叠被，洗漱，十分开心。其实，对于做操，我在高中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也见过上千人站在同一个操场的壮阔和气派————————至少在我看来是气派的，但是我更欣赏的是早操之后的集体早跑。早操之后，我们从盆地似的运动场穿过校门，那就算是到了盆地的最高点，然后转个弯儿，一路平坦地就跑向了梧桐傲然挺立的大街。

那时候，我们卫校有一个特点，体育是一个强项。因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刘长春（哦，对了，就是和我们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个运动员同名），还是我们的辅导员郭老师，都是体育很有专长的人。我知道，其他学校早跑的氛围绝对不如我们学校强。每到早跑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进入了军营，特别那美丽的梧桐，陪伴着我们，好像是说：“大家努力啊，你们都说祖国的栋梁啊。”

那时候，排球训练的氛围十分浓厚，江西省卫生学校就有三处专门训练排球的场地，其次才是篮球场。

  我在运动项目方面从来都是不太行的，哦，这必须把游泳排除在外，因为我那时候对于游泳就十分爱好，以至于到了1995年，我就可以四肢不动躺在水面而经过三十分钟。

   所以，在1984年的九月份、十月份，我差不多做了两个月的拉拉队员，我的任务就是给本班的同学打气助威。那时候，甚至有同学笑话我“光有一个五大三粗的个儿，却一点也不能够为班上的体育得荣誉。”我常常用沉默回答同学们的打趣，心想：你们等着瞧，到时候我自然会露一手给大家看看的。到了十一月份，我那躁动的心开始不平静了，我默默地在和同班同学排练相声节目，尽管那时候离开元旦节还有一个多月，可是，我自从读高中以来就非常喜欢听相声，特别是侯宝林，马季，马三立，姜昆，唐杰忠，师胜杰，牛群等等人的相声，更是十分喜欢。那时候，虽然已经恢复了高考，许多人从初中就开始默默的攒着劲儿，可那时候的作业确实不多，所以，我常常会在闲暇的时候捧起家里买的第二个话匣子———————收音机听相声。自从1979年10月以来，我可以叫出三十个相声名家的名字。

我在从家里到我们的石口中学的路上，我常常是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地背诵相声台词，有的时候也会朗诵诗歌《海燕》、《有的人》、《乡愁》。我朗诵的《海燕》以及其他诗歌，大都是受到话匣子的影响。那时候收音机里常常安排的文艺节目———————或者是赵忠祥或者陈铎、夏青、葛兰、方明等人朗诵的诗歌《海燕》。那时候，赵忠祥和方明其实还是年轻的，只有夏青和曹灿，孙敬修等人老一些。我就是在上学的羊肠小道上不断地通过背诵相声台词和背诵诗歌来练习我的普通话的。

那时候，当我用普通话背诵的时候，如果迎头走过来一个人，我就会把声音放小一点，或者干脆改为默念。这样的情景，我想对于南方地区来说，特别是那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交锋期的时代来说，肯定是一道风景。在南方地区，我知道普通话普遍不如北方人标准，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也远不如北方更加广泛，所以，说相声好像就一直就是北方地区人们的地方文艺形式，可我就是不信这个邪。我曾经在读高二的时候和一个叫做刘林章的同学搭帮说相声。那时候的相声，在没有小品这个文艺形式的时候，绝对是非常受到许多人欢迎的。那时候，从乡下到公社中学那十几里地，有些是四五米宽的乡村公路，有的就是一米宽的羊肠小道。那时候，能够有一辆自行车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交通条件了。记得县里奖励给我们村一百部永久牌自行车，算作是对于村里的奖励，可是，村里不止一百户人家，那谁该享受这难得的指标，只有采取抓阄的方式来进行分配————————抓到阄的人家可以出钱购买那时候非常不容易买到的永久牌，没有抓到的也不能够埋怨谁。我家没有抓到阄儿，所以，我除了用一用我哥哥的自行车，偶然也会借我三叔家的自行车用。其实，三叔家的自行车比我们家更加紧张，第一，三叔比我爹年轻不少，用车是经常的；第二，三叔的两个儿子比我小不了多少，如果是有自行车用，那对他们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不光是练习背相声台词和背诵诗歌，我也常常练习绕口令。像什么“板凳长扁担宽，扁担绑在板凳上……”等等，我已经是背得滚瓜烂熟。不过，高二的那一次相声演出不是很成功，特别是我那搭档出现了卡壳的事情，最后我们两个匆匆地鞠躬了一下就急急地走下那个高高的舞台——————那其实就是一个基础全部是石头的土台子。

到了省卫校，我们这些青年最为关心的就是三大热点，一个是排球运动，女排的什么郎平，曹慧英，梁艳，周晓兰，孙晋芳，陈招娣，陈亚琼，张蓉芳，这些女排队员虽然只是比我大几岁，可是，一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我们这时期的青年大都可以说出女排大部分队员的名字。第二就是对越自卫反击的英雄们，比如，岩龙，陶少文，李庆海，等等，都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交口称赞的楷模。第三个就是相声。

在江西省卫生学校，我记得听过一次对越自卫作战英雄的报告，这英雄体格高大，说着一口的湖北腔调。湖北人说话，如果不是很好的普通话，基本就是an和uan不分的，或者说湖北人根本就没有UAN的韵母，所以他们都把“短，乱，团”等等说成“但，烂，谭”，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能够把对越自卫英雄请来作报告，好像是说我们这里新调动来的校长原来就是对越反击前线的一个部队首长，这个英雄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兵。至于是不是真是这样，谁也不会去考证。英雄作报告，我们当然是聚精会神地去听，就是个别爱溜号的人，也总是装模作样的耐着性子在听。其实，听这样的报告，爱溜号的同学还是非常少的，毕竟，这一位英雄虽然比我们才大四五岁，可是，人家却真刀真枪地在前线滚地雷，扛机枪，硬是从死神眼前逃过一劫，其他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是记得，这一位姓徐的英雄一个人消灭了三十二个敌人，另外，我记得的就是下面一首歌词：

越南中国，团结紧、队伍强，

打击敌人，我们并肩战斗有力量！

兄弟情义长，前进路上、不分离，

为共同胜利高声歌唱。

啊，啊！共理想、心相连，

列宁的路上红旗飘扬！

啊，啊！人民欢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

这一段歌词是这英雄含着热泪念给大家听的。他说：因为他从小就个头比较大，他瞒报了年纪，十五岁就参军了，那还是在1975年，到了1979年，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四年军龄的老兵了，他说在他刚刚参军的时候，他在部队学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歌。那时候，中国部队和越南部队常常在河边见面，有的时候，互相还会打招呼，甚至会在河水很浅的地方递香烟，或者撩起一点水花互相逗趣，可没有想到是仅仅几年以后……说到这里，这位英雄有点哽咽了。

记得在这次报告结束的时候，我们班的老师还要求开座谈会，说是要谈谈我们听了报告的体会，记得我们班的潘云说：“听了这次报告，我为我们的英雄儿自豪，我觉得，英雄的报告给了自己今后学习的主动性，也感到在平凡的日子里，要以英雄为楷模……”。最后，我们的辅导员老师郭旭明说：“是啊，这些英雄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确实是吃了很多苦的，当我和他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对我说，当他爬上老山主峰的时候，他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还是差一点吓傻了，在他眼前的是一排排牺牲战友的遗体堆在主峰上，受伤的战士们控制不了疼痛，许多人憋不住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还有的一边呻吟一边流泪。想想看……”郭老师也有点哽咽了。

按理说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应该意志变得更加坚强起来，可是，我却在几个月后的一次得病后活出了自己的熊样。所谓几个月以后，其实就是1985年的春节后回到学校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到省城南昌读书的人，也许是1984年下半年在省卫校的几次展露身手，我变得越来越飘飘然了。当然，这一次飘飘然，是在我生病快要好了之后，而不是在生病之前。从多次的舞台演出（说相声）下来一直到生病之前，那时候，我不但没有飘飘然，反而对于身边的人十分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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