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至（《追梦之旅》二十三）
1966年，我才结束了为期两年的社教工作组工作，回到宝鸡市委组织部。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突然袭来，打得我昏昏沉沉不知所措，在宝鸡党政机关这块舞台上，摇摇晃晃好几年。
这年年初，我的工作照例还是深入基层，不过这一次不是农村，而是一家工厂——宝鸡市面粉厂；主题也不再是社教，而是贯彻《国有企业工作条例》，整顿党的组织。这个厂子位于宝鸡市十里铺，原名叫申新面粉厂，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内地迁来的荣氏家族申新纱厂的一部分。这是我首次进驻工厂，在大学勤工俭学时虽然当过工厂夜校的老师，可实际上并未和工人一起劳动过。这次进厂从3月底起到6月初撤出，仅两个月时间，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名为整党，实际上每周只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一两次，其余大部分时间是随车间工人劳动。我的岗位是上粮，就是从汽车上扛上一麻袋粮食，一手抓住麻袋角，一手抓住麻袋口，上到台阶上把粮食倒入进粮口。一麻袋粮食有二百多斤，每天要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工人的衣衫湿得能拧出水来。好在我那时才二十五六岁，身体尚好，开始扛着麻袋趔趔趄趄，后来也就适应了。这一段劳动是对我的身体的考验，也使我认识到那时的干部参加劳动是实实在在的，不像后来有些地方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做做样子。
6月份，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开始“起于青萍之末”，市委就草草结束整党，将工作组撤回。我回到机关才第一次过上了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可是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到8月17日那一天，突然有上千名学生围困了中山西路的市委机关，要造反、要夺权。那时，我住在市委对面的一处二层小楼上，亲眼看到了学生们高呼口号的场面。学生闹腾了一上午，下午又转战到经二路市体育场，由宝鸡中学的学生李先桂和斗鸡中学学生李存库为首组成革命造反指挥部，决定发动全市工人一起造反。市委一时处于半瘫痪状态，几个主要领导几乎逃避得踪迹难寻。
为了应付这一突如其来的形势，市委决定成立一个机构、抽调一批人马，以处理和接待造反群众的有关事宜，这个机构就是宝鸡市文化革命接待办公室，规格是县团级。出人意外的是在任命的一批干部中，竟然出现了我的名字——文化接待办公室副主任。有人向我道贺，说我少年得志，我则陷入沉思之中。几年以来，我几乎成了运动干部，下乡、下厂，社教、四清、整党，次次都离不开我。在机关我名誉上是组织员，却没有干过组织员的事，至于提拔正副科长更是与我无缘。这样的生活我已经适应了，更没有当官的欲望。这次我由一个科员一下提升为县级干部，是不是临危受命、是不是领导对我长期下乡的一种奖赏？我突然有一种头重脚轻之感，好像有一种什么事将要发生。我的任务是每天接待一拨又一拨造反的学生、工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解答、处理、转报给领导。可那时的领导，一礼拜也难得见上一面，问题堆在我这里解决不了，我自然成了造反派的出气筒。他们把我当成了当权派批斗，我先后被拉到东郊我住过的宝鸡市面粉厂和陕棉十二厂，西郊的宝鸡工程机械厂等地接受教育，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甚至连水也喝不上。市委领导则无人问津，似乎要我这个所谓的县级干部自生自灭一样。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月，以宝成仪表厂工人造反队为代表的造反团占领市委大院，宣布夺权。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被突然提拔的原因了。我也于此时顺坡下驴，和几位同仁向市委宣布辞职，又回到一般干部的行列里。
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从学校、工厂烧到了机关。市委各部门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比较激进的是“硬骨头造反团”，和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连成了一体。市委组织部成立了“从头越”战斗队，是稍微稳重一点的组织。我因为有那一段 不光彩的“保皇”的历史，一时没有组织敢要，成了逍遥派。后来我难耐寂寞，也和组织部另外两个逍遥派干部成立了一个3人团，起名“六盘山”，取毛主席诗词中的“红旗漫卷西风”之意。那两个干部，一个叫李德铉，办工业的行家里手，后来成为金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工交办主任；一个叫杨寿，舞文弄墨的秀才，后来成为武功航空工业基地5702厂的工会主席。我们既不左也不右，实在无事干就办了一张不定期的8开油印小报，起名为《梅》，亦取“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之意，刊登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词，发出去没有几个人要看，不过是自娱自慰而已。这一段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为自由自在的日子。
过了几个月，毛主席号召大联合，我们的组织也就自动取消了。我又先后被发配到市区西南郊区的三合村和塔稍村住队，这时我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机关的单身宿舍已被收回作为军代表办公用，只给一个部门留一个储物间放置书籍等杂物，我则带上行李住在农民家里。到了1968年宝鸡市革委会成立，组织机关干部下乡插队，我也同时被转成了农村户口，开始过上了名副其实的农民生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