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伴王淑珍

老伴王淑珍，是1958年农历腊月24日和我结的婚，已经共同生活了63年，现已步入“泉水干了，鱼吐沫互相润湿”的最后阶段。

回忆这“朝夕相处，相伴一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段历史，令我感慨万千，让我对老伴肃然起敬！

对老人处处尽孝。我一岁时就“过继”给了大妈。大妈曾生有一男二女，但大哥、大姐与大爸都先后离她而去，只守着我“二姐”过日子。爷爷见他可怜，就把我过继给了大妈做儿子。

因为养母一生坎坷，淑珍（本村女）在未过门时巷里人就劝她说：“过门后要像亲妈一样待你婆婆”，“要待婆婆好”便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

于是，她对我的养母就像她的亲妈一样，样样事都顺着妈；只要她在家，她就不让妈做家务活；妈是小脚，如果要跑远点的地方，她都要在小平车上铺上被褥将她送去；蒸馍是家里一件费力活，她就把蒸馍的时间调到晚上由她蒸；后来，妈病了，她就在床前照料得无微不至……巷里人都说：“满囤（我的小名）妈开始享福了！”

但是，万没想到，这却引起了生母的嫉妒，甚至当着我的面要将我“要回去”。淑珍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千方百计“扭转局势”，可是收效甚微。(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生母的屋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她平日里节省下来的半袋白面被老二家的猪娃给拱吃了。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生母哭得死去活来。“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围观者越来越多。二弟、三弟和他们的媳妇都跑到我家找她大嫂。我爱人也急得团团转。转来转去转到了我家面瓮前。她把面瓮翻了个底朝天，才拿出三斤多玉谷面和四、五条蔓青送到生母家，说：“你别急，先吃着，我再给咱想办法。”

生母见淑珍把家里仅有的几斤玉米面拿来了，心里七上八下的，问道:“那你和孩子吃什么呀？”

“不是说了吗？你先吃着，我再想办法去。”边说边走。

走着走着就拐了一个弯，向她的娘家求助，父母亲急忙拿出他全家积攒下来的半袋白面递到她手里，叮咛道:“先送给你妈再说。”

淑珍将半袋白面直接送到了生母家。生母急问：“这是从那里来的？”当她得知这是淑珍娘家人从嘴里省下来的白面时，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连说:“谁说我媳妇和我不亲？！打着骨头连着筋，亲得太太着哩！”

从此，婆媳二人合好如初：生母有事，总爱来家里找我爱人商议；爱人上地，她就自告奋勇看孙女......。直到生母去世，二人始终亲密无间。

又一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生父母和我们分灶另吃了。生母家，人多粮少，爱人就和养母商量，把爷爷叫到我们家里，让爷爷吃白的、好的，自己和养母却在背地里啃吃玉谷面窝窝头。

现在，家里富了，老伴却念旧，经常说：“现在生活好了，妈妈却走了，如果妈妈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呀！”

对丈夫忠贞不二。自从结婚以来，淑珍就像“先人”一样养着我，供着我；什么难活，重活，脏活，累活都不让我干。难怪别人说：“王志英在家里就和电影里唱得一样，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就连吃饭也是老婆一碗一碗端！”

63年了，我和王淑珍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检验了她对我的忠诚。早年，时兴土布，她又是村里少有的“织布能手”，我就一年四季穿着由她亲手织、亲手做的衣服，即使后来当了王范公社党委书记，也穿的是她做的淡紫红道道粗布衫。久而久之，就有一种见衣如见人的感觉。后来，社会发展了，她虽然不织土布了，我也不穿粗布衣了，但夏单冬棉，内衣外套，仍旧由她一手购置，她还对我说：“ 男人外边走，带着老婆一只手。你穿衣给我讲究点，不要丢了你老婆的人!”可我偏偏是个邋遢鬼，因为这她没少生我的气。每逢她生气时，我总是赔不是，说：“都是我的错，下不为例。”她也只好不了了之。

淑珍有个习惯，就是每当我要出远门时，总要为我捏顿馄饨吃，寓意是祝愿我一路平安。临行前，还要用手在我的身上拈来拈去、拍打拍打，让我周周正正、干干净净。每逢此时，我的心底就象流淌着一股暖流，浑身热乎，感到无限的温馨......

1976年8月，因为揭发某领导虚报产量问题，我被打成“邓小平爪牙”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又冠以“四人帮爪牙”抓进监狱进行“隔审”，时间长达两年零四个月。

期间，不少人劝她和我离婚，她却说：“我的人，我知道，他是好人！如果说他有错误，我相信；如果说他是“四人帮爪牙”，我不信！”她不但不离婚，反而和我弟弟、内兄、连襟组织起来，到处找我（人家把我秘密转到夏县监狱按“政治犯”对待了）。后来，我的所谓“专案组”才不得不把“我被押在夏县监狱”的事告诉了她。从此，她一月两次，一次两大布袋白面干馍送给我吃，她和妈妈、孩子、岳父一家却在家里吃着玉米面发糕。

失去自由的监狱生活，严重摧残了我的身心健康，以致我的下肢瘫痪，久治不愈，他们这才批准我去“五四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又几进几出，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只好把我当成“包袱甩”，让我“回家养病”，实际上就是“回家等死”。

半年多过去了，眼看身体恢复无望，我失去了生活信心，总想一“死”了之。

淑珍见我情绪不对，便寸步不离，苦口婆心地劝我：“好我的您哩，为了咱们的孩子，您要好好地活着！有你在，我们就有一个回圈（完整的意思）的家。娃们有爸，我有丈夫！就是你老躺在炕上，我也有主心骨。不管人家要不要你，反正我要，娃要！您可万万不敢往绝路上想啊！”

在她的开导下，我渐渐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几个月后，又在法院院长张正谦的开导下，再赴西安、北京检查治疗。北京确诊后，回来继续吃药养病。爱人王淑珍也象照护小孩一样，给我喂水、喂饭，擦背、洗脚、按摩、照料大小便……在那段日子里，她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让我的身体很快好起来。

终于，在她的精心照料与北京的治疗下，我逐渐恢复了健康。

1981年11月，县委又为我召开了“全县平反昭雪大会”，并任命我为“运城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事实告诉我，我的第二次生命是王淑珍给的。如果没有爱人的精心照顾，哪里有我今天的安康？!

退休后，我又得了“脑梗塞”和“左肾癌”。这时，她已七十有余，又刚刚动过两次大手术，却几次跟着我去西安、去广西看病，儿女不让她去，她却说：“我待在家里，心里不踏实！”而且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却无怨无悔，反转来心里觉得踏实。

回来后，她对我的照顾更周全了。早晨，陪我做早操，扭秧歌，锻炼身体；上午，我要用电脑写作，她就事先到电脑房擦凳抹桌，拾掇的干干净净，为我创造一个心情愉悦的环境；下午，我爱玩个把小时麻将。她就坐在我身旁一边当军师，一边卡时间，耽怕我坐久了坏了身子骨；傍晚时分，又陪我去散步、去溜达，有的时候也去逛逛夜市，别人都羡慕地说：“这老俩☐活像一对老鸳鸯! ”

对儿女特别尽心。回忆她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心里一直装着老人、丈夫、孩子和家庭，唯独没有她自己。

比如，做下饺子，蒸下饱子，炸下油食，买下稀憾货，或者是逢年过节机关和社区送来了慰问品或福利品，她都要分给儿女们一份，我说她：“儿一份，女一份，到咱跟前就没了。”她说：“咱吃了能咋？不给儿女们，我心里过意不去！”

小字辈孝敬我们的东西，特别是花钱买来的东西，她都会喊我“赶快付款”，甚至让我多付一些，她说：“娃娃们挣钱不容易，总不能让他们倒贴着钱给咱们买这买那吧！”一次，孙女王丹用200多元在网上给我家厕所买了一套坐便器助力架，我在微信上给她付了250元。王丹不收，退了回来。她就“不让我再让小字辈买东西了”，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一样。

记忆中，还是我年轻时。突然，有个女儿病了，需要输血。我说抽我的血，她说抽她的血。我急了，就先跑到医生跟前，脱下一支袄袖。她却用力将我推开去，对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还是抽我的。我是母体血，可靠。”

又一次，三岁的女儿秀秀在巷里玩耍，谁知庄巷的四套马车过来时，从秀秀拦腰碾过，邻居到地里叫她时，她的腿都吓软了。一见孩子，就抱着哭成一团，连说“是妈不好，是妈不好”。但有惊无险，四套马车刚好颠过孩子的腰部，只是脚部被车碾伤，她这才请了几天假在家里照顾孩子。

还有一次，小秀秀高烧不退，一进医院就给发了”病危通知书”，她急了，一边哭一边问医生：“怎么才能救下我的孩子？”医生说除非能找到一种针。

针的名字我忘了，非常稀缺。但从来不向我提什么要求的她，这次却给我下了一道死命令：“说啥你也要想法找到这种针！”我跑遍了全城医药公司也没有找到。她竟又提议让我去找找县委书记王金魁。我去了。书记说：“让我想想法子”，然后，跑了几个县才把针买回来，救下了我的女儿。

儿子结婚后，先后生下三个女儿。他们却在洛南做生意，淑珍就接过照料孩子的担子，从玩耍到睡觉，从穿衣到吃饭，从看病到上学，从送孩子到校到辅导部里接回……不管是冰冷的早晨，还是阴雨的夜晚，都有老伴王淑珍忙碌的身影。难怪直到现在几个孙女还特别与老伴亲！

淑珍还用实际行动带出了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家风。比如，我成功减肥30斤后，衣服穿不成了。孩子要给我买新的，她却说：“让我改改试试”。我说：“都是休闲服，恐怕改不成吧！”她却戴着老花镜又拆又剪又缝，改得还很合身。从此，她像上了瘾一般，开始了旧衣改造，连有窟窿的袜子也织补得挺好。

为节约用水，她把淘米水、洗脸水、洗锅水、洗碗水、洗脚水……全都保存在一个塑料桶内，用来冲洗厕所，废水利用，既省钱又环保，还收获了一种勤俭节约的好家风。

63年了，老伴和我很少有过激情涌动的诗情画意和情话绵绵的浪漫，但她的情与爱都融化在血液里，体现在点滴中。她把她“卖给了我们这个家”。只要我们高兴她就高兴，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她就发愁…… 一切以我们这个家为轴心，唯独没有她自己。

谢谢，谢谢，我的老伴王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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