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散文连载《折腾》

老许其人

故事还是得从开头说起。记得，那是1985年的三月三日，农历是过完年之后的正月十二，那一天是我到江西省卫生学校的第二个学期的入学之日。就在这一天的前一天，同村一个叫做李选和的人，把他的岳父——————那个形象有点高大且猥琐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带到我的面前时，虽然他家里在六里地之外的许家村，可是，我知道这是全大队不多的十几个摘帽地主之一。到了他这一代的地主，自己都只有十来岁，他在解放之初，肯定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所以，这样的地主帽子长期戴在他的头上肯定是不公平的。按理，他可以对社会有意见，要不是及时摘帽，这一类的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怨恨会更加大。这不光涉及到他一个人，全国那么多那时候五十左右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八十年代才五十多岁的人，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才多大啊，怎么能够长期戴着地主帽子和他们那些只有十几岁甚至是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受苦了。那时候，我虽然只有二十岁，我在十三岁以前确实伤害过他们，可是，十三岁以后，我渐渐地懂得了他们一直戴着这样的帽子是极不公平的。特别是他们摘帽之后，其实并没有能够完全享受和许多贫下中农一样的待遇，虽然他们的子女可以考大学了，可以参军了，但是在为人上，他们常常还是谨小慎微。可是，这个谨小慎微之后，内心里所包裹的良心和道义，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至少这个老许是这样的，他到我家里请求我帮忙的时候，那种又是递烟又是陪笑脸的样子，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样子，谁能够猜出，老许的这一次所谓的求助，其实十有八九就是心里早已经策划好的一场诡计。

正月十一日，老许在同样是赔笑的李选和的带领下到了我家。李选和介绍他岳父，说他岳父有事情求助与于，然后他又发了一支香烟给我。我那时候毕竟是一个虚岁二十的人，很少抽烟，就推开了他的烟。他好像很执意，把香烟扔在我家桌上就走了。然后他岳父对我说：说他有一个儿子在南昌看病，说南昌太大，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是去过一次南昌，而且还是在解放前。现在他想去南昌看看儿子，可是却找不到地方。想请我在去学校的时候顺便带他去找找省九四医院（那是一所部队的医院）。说起老许那唯一一次到南昌，那还是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时候他家里虽然是地主（只是成分到了解放后才划定），比别人家肯定富裕不少，可是，国民党到了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可管不了那么多，抓丁拉夫一视同仁，结果把他这个只有十五岁的人也给抓了————————理由是：谁让他这个小子长得这么人高马大。他被抓到南昌的时候，说是就在下沙窝那地方，他逃跑了——————————其实他的逃跑并不是因为不想给国民党卖命，而是因为下沙窝那地方很吓人。这话是什么传出来的呢？刚刚解放以后，斗争老许的父亲的时候，迫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大家要求老许交代到底是怎么从壮丁队伍中逃出来的。当时，这地主老许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是对于老地主————“老老许”确实很孝敬，看到他爹老老许被斗得比较惨，他才想要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他以为这一说真话，所谓“天地良心”，人民政府就会对他爹网开一面。

当时十八岁的老许交代，其实从南昌那下沙窝逃出来，并不是真的不想当兵，他甚至还觉得，好歹国民党是代表富裕人家说话的，他要是到了部队，不但可以说出他和穷人的关系，去拍那些同样是富裕阶层过来的军官的马屁，而且还能够为了维持自己家的富裕地位，而为自己的阶级奋斗一番呢。可是，他倒霉了，他和大多数穷鬼被抓来的壮丁一样，先是被解到南昌下沙窝，说是要集结待命。刚刚到下沙窝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下沙窝可不是什么吉祥的地方，说这个下沙窝是枪毙很多“共匪”的地方，这时候，老许就被吓傻了。看到老许那呆呆的样子，负责押解的一个国军连长知道老许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故意夸大其词，说这下沙窝曾经枪毙过五十多个共产党员。那时候共产党员还只被看做匪，所以，也有人觉得共产党应该枪毙，比如老许就是这样的。只是他觉得，这么多人死在这个地方，而且是他不喜欢的“匪徒”，实在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其实，他不知道，在这里枪毙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不要说五十多个，十个都没有，只是枪毙过方志敏等几个革命志士。可老许信以为真，他连连在地下磕头，说是请菩萨保佑，保佑他不会被那些地下的亡灵带走。可越是害怕，事情反而越是和他过不去————————上头传来话说，这下沙窝还要待几天，为什么呢？唉，那真叫兵败如山倒啊，现在抓来的这些壮丁，到底是开拔大东北，还是让他们死守上海，上峰还没有拿好主意呢——————到大东北吗？辽沈战役都已经开始出现了颓势，等他们几千里赶到，还来得及吗？那真是水牛掉井，就是再大的耳朵，又怎么能够挂得住呢？开到上海吗？虽然近得多，可是，也不能够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失败而不救吧，于是，上峰让他们在下沙窝这个号称“枪毙过五十多个人”的地方等待，而且一等就是三天。老许终于忍不住了，他想，在这么个地方等待，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与其这样等下去，还不如到前线去拼刺刀，在这里吓都要被吓死。你想啊，方志敏等烈士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现在老许这些人，当的就是国民党的兵，于是，这个家伙为了不被吓死，竟然开小差逃跑了。说实在的，老许那时候就是被吓得逃跑的。

解放以后，等老许把这些事情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部说出来的时候，他被“当当”两拳打了一个猝不及防。老许一下子懵逼了，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啊，不是说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这么机密的东西我是一点没有保留啊，一点零碎都没有留下啊，你，你怎么就打人了呢。打人的其实是一个南下干部，他是区里的书记，原先，在他老家也有一个姓许的地主欺负过他们家，而且是长期在他们家人的头顶上拉屎拉尿。他看到眼前的老许，就想起了东北老家的老许，这当当两拳吗，算是公报私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走下去，为什么有的地方，有的时候把斗争的形势越来越搞大了，其实归根结底，大都是公报私仇的情况多了。比如老舍的问题，比如严凤英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被迫自杀，都是这些人被身边的人盯上了，都成了别人公报私仇的替罪羊。以毛主席那无限的威望和任何人无可替代的地位，他不可能和老舍，和严凤英这些人产生矛盾，因为实在层次差得太远，毛主席更不可能想让这些人死了，实在是中国太大，毛主席就是三头六臂，也有管不过来的时候。(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候的公报私仇，很多人报了私仇，可是外人一般很难发现，这区长也是这样。当比区长更大的官儿——————县委严副书记出来纠偏调停的时候，这区长摆出一副还没有解气的样子大声嚷嚷，说：“今天是遇到了严副书记，不然让你小子好看。”严副书记笑着解释说：“我们说好了坦白从宽，我们得说话算话啊。”区长说：“不是，这小子说他想替国民党卖命。哼，哼，哼哼……”严副书记说：“说替国民党卖命是不错，可毕竟是他交代了，而且，他要是不说，我们又怎么知道呢？既然我们提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我们就得说话算数，不然，我们怎么取信于人？”区长承认这件事做得是有点过火，这其实也就算是区长的大肚量，这阶段，人民政府的力量是那些贫下中农队伍之外的人能够动摇的吗？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至于打了两拳，打了也就打了，那时候的地主分子还能够怎么样？那时候的地主分子，那真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啊，想要报复，门都没有。

斗转星移，一晃到了1980年，老许一家和绝大多数四类分子一样，也被摘帽了。又过了五年，到了1985年的春天，老许总觉得这么多年深受大队干部的压制，这些贫下中农就是再好的人，不也是在旁边看笑话吗？大队干部们，这时候虽然纷纷老去，有的让儿子接班了，再怎么摘帽，也轮不到这些摘帽分子掌握基层领导权，所以，老许就憋着想出一口气。拿谁出气呢？他不敢拿那些大队干部出气，毕竟大队干部虽然在过去主持过许多次批斗这些“剥削阶级”的会，可是，毕竟落实摘帽政策的，也是这些干部啊，他现在就想到要从贫农手里出气，那些所谓的贫下中农代表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这个老谋深算的老许，就打算从我的身上打开口子，他想蓄意制造一次人为的祸害。于是我真的就被他陷害了。

想想看，自从1984年的元旦节的那次晚会，我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大放异彩之后，学校郭老师很快就执行了学校有关方面的提醒。学校领导说了，这个人说相声这么厉害，不可多得啊，应该给予鼓励和表彰，于是，那一年，也就是1984年的元旦节后，我被评为文艺积极分子。不过，郭老师执行学校的政策是很积极的，这主要源于郭老师对我的好感，学校并没有说一定要发展我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可是，郭老师呢，对我来了一个“一步到位”。1984年年底，他就找过我谈了一次话，说：你不错，有点文艺天赋，今后可要好好表现啊，争取进入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啊。这样的高看，我自然是非常开心。这时候的我开始在畅想未来的人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阴谋正在悄悄地向我靠近。

不错，老许别说是三十多年前到过一次南昌，就是近几年到过南昌，或者是三十多年前到过十次南昌，毕竟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中国变化很大，南昌也是一样，城区规模不知道扩大了多少了。老许对于南昌的地理环境，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的，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了。

1985年的三月三日，早上的天气看起来十分的好，我想：这老许还真是一个很会看天气的人，选了一个这么好的天气。我端着一大碗妈妈做好的早餐——————年糕加四个荷包蛋。正美美地吃，想起这么好的天气去南昌上学，还可以顺便给人做一点好事，也算是助人为乐吧，心里正美滋滋的。想起今天是阳历三月三，我禁不住哼起了一首歌曲《又是一年三月三》。这时候，四叔走过来对我说：“你看，今天你去学校，怕是去不得啊。天气不好啊。”我爹赶紧过来说：“老四啊，这天气看起来不错啊，你看，这东边正红着呢。”

“哥，你别看太阳正红着，你看到了东边那一条长长的云没有？这俗话说‘早晨东云长，有雨不过晌’啊，这天气啊……”四叔摇了摇头说，“我看怕是要下大雨啊。”我爹说：“老四，你到底是当校长的人啊，我这种地的人都看不出来的东西，你硬是看出眉目来了，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四叔被我爹说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说：“天下事不天下事，我不知道，可这眼门前的事总还是知道一点啊。”爹说：“那依着你，今天是不是不让孩子去学校啊。”正这时候，老许早早地吃罢早饭，又来到我家门口等候。他先是给我四叔敬了一支烟，说：“校长在呢！今天要麻烦侄子一件事呢。”四叔知道这摘帽地主并不是什么好鸟，推开了他的烟，可老许陪着笑说：“怎么了，抽支烟怕什么，今天来叨扰，就是买一盒烟给您当校长的也是应该的啊。”四叔还是抹不开面子，心不在焉地接过了他的烟。就在三年前，那还是刚刚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第一年，四叔虽然是吃国家饭，可是，四婶和他一大家子都吃农业粮，分到了不少水稻田。四叔家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种了不少莲子，那时候，公社也提倡多种经营，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总是限制下面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据说种莲子还可以收获莲藕，甚至还可以养鱼，所以，村里种莲藕的不少。可是，有一天，四叔家的莲蓬被别人偷采了一大片，据公社治安员侦查，老许的作案嫌疑最大。可是，乡里乡亲的，四叔心知肚明，可碍于面子，并没有深查下去。据公社治安员分析，老许之所以选择跨村作案，就是考虑到人们不可能怀疑是好几里地之外的人作的案，那时候，老许家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其实是他的女婿李选和送给他的。早在1979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生产责任制，因为我们村里的农业生产搞得特别好，所以，县里不但把我村选为全县的生产模范村，县商业局还特地奖励给村里一百部永久牌自行车。这样，老许就有了一部女婿送的自行车。只有几里地的路程（其实许家村到四叔的田块那儿，比到我村近得多，只有四里地），所以，也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

眼下，这老许竟然还敢上门求着办事，四叔心里是很看不上老许的。看四叔接过了香烟，老许又对我爹递过去一支烟，我爹说：“不用，我不抽烟。”老许说：“哎呀，不抽烟那是以前，现如今，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您家就更不用说了，大侄子到南昌读书，这在我们大队都是不多的，就相当于以前的人考上了状元呢！再说，您儿子考取的时候，请大家看电影，您还不客气嘛，一支烟算不得什么。”不知道是老许那抹了蜜的嘴把我爹说得得意忘形了，还是老许本来就有办法绕道人，他就那么三言两语，把我爹给说得很是受用。不过，爹还是没有接老许的香烟，老许竟然自顾自地把烟放到了我家的饭桌上。老许也许是怕接下来会尴尬，就像一个政治家一样摆开了龙门阵：“哎啊，老兄啊，您说现如今的政策多好啊……”我心里说话：你当然会说政策好啊，都给你们摘帽了，和贫下中农一样了。四叔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说：“今天这天气走不得，这天气马上就要大变了。”老许的耳朵还真灵，听到了四叔的话，就说：“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什么大雨，只是听说下午会下一点小雨。”他转脸对我爹说：“兄弟，我这都准备了雨伞了，就算要下雨，我们也不怕它。”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那老实巴交的爹还能够说什么。爹对四叔说：“算了，让孩子去吧，再说学校也有规定时间啊。”四叔听我爹这么说，他也无可奈何。

暴风雨的结果

就这样，我被老许可害惨了。就在我刚刚走出家门几十步的时候，毛毛细雨开始下起来了。如果是这雨一直保持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雨一下起来就不肯停，而且还越来越大。走出去三里地，望着这毛毛细雨，我心里在打鼓，对老许说：“算了吧，今天我们还是回去吧，这雨看样子是不会停了。”老许说：“哎呀，我说秀才，今天既然走出来了，还是一直走吧，说不定到前面这雨就会停呢！你这行李多的话，我替你背一个包吧。”老许的话既然说到这里，我的心又软下来了。是啊，对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他自己都不少行李，还说替我背包，我今天还是继续走下去看看吧。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叫做铜鼓包的地方，那被雨水淋了快一个小时的路就更加泥泞难行。那时候的路面，本来就没有半点硬化的迹象，更不要说是铜鼓包。铜鼓包，铜鼓包，顾名思义，整个路面就像是巨大的鼓，翘起的地方像是鱼背儿，中间高而两面低，不管是走中间还是走两边，都是十分坎坷而湿滑。我有几次都摔倒了，好在我比老许年轻，很快又可以爬起来继续前行。老许毕竟是一个老农，也许是在风雨中锤炼得更多，他只是几次险些摔倒，却总是化险为夷。

一阵雷鸣过后，雨不但没有停，而且以瓢泼之势从天上倒下来。我撑在手里的伞，与其说是一把雨伞，倒不如说是一页纸，根本挡不住大雨的打击。

又走了一里地，马上就要到我二姐和二姐夫家，我对老许说：“今天就算了吧，这也已经走了一小半了，前面还有十七八里地呢，这雨也越下越大，肯定是走不了啦。我二姐就在这铜鼓包村，我们今天就去我二姐家歇息一下，不然，这样走下去，非淋出一身病了来不可。”老许陪着笑，说：“呸呸呸，你年纪轻轻的，什么病不病的，倒口气呢。”这时候，我的脾气上来了，对着这个摘帽地主厉声说道：“要走你走，反正我是不走了。”老许一看我生气了，就说：“好我的老弟，就依着你，不过，要走我们一起走，要歇我们一起歇。”从老许那软和而又霸气的话里，我当时就该怀疑这老家伙存心不良。所谓软和，是他把自己的辈分降了一级，喊我老弟。霸气吗，就更不用说了，不是吗？对于到我姐家去歇息，他倒好像是主人翁一样，想去歇息就歇息，不想歇息就要拉着我一起走。我后来想，此时此刻，这老家伙的眼里一定含有早有预谋的歹毒的眼光正从我的后背射过来呢。

我以为老许真的要和我一起去我二姐家里，心里觉得这个老头还算是可爱呢。可是，我们仅仅走了十几步，老许说：“你姐估计就不在家呢！”好笑，你老许以为你是谁啊？我答应给你这个人下之人带路，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你还说话越来越没有分寸了。你还能估计我二姐不在家，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你以为你是前算五百年，后算五年的刘基刘伯温吗？看着老许那猥琐的形象，我越想越生气，没好气地说：“这下雨天，我二姐还能够去哪里啊，肯定是在家啊。”老许说：“不是，老弟，你弄错意思了，我们今天刚刚出门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你二姐回娘家了啊。你二姐是不是过门才不久啊？”我被老许说迷糊了，今天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二姐明明就不在我家，怎么能说她回娘家了呢？可是我又看老许是一个刚刚摘帽才几年的社员，断不敢这么空口无凭，就说：“真的啊，你怎么认识我二姐啊？再说我怎么没有看见啊？”老许说：“你忘了吗？我是一个手艺人，经常到你们村做手艺，再说，你们村不也是我女婿的村子吗？我怎么能不认识你二姐呢？你说你没有看见你二姐过去，她隔开我们一条小路呢，再说雨伞挡着，我要是不回头，我都没有看见她呢。”我想老许的话是有理的。还不等我回话，老许又说：“就算是你二姐现在在婆家，这一路上，就看见你二姐这一个小村，连一个店铺都没有，这刚大过年的，你不买一点东西进去，我们怎么好进她家的门啊。”是啊，老话说：“不出元宵都是年。”今天才正月十二啊，可那时候就是这样，虽然商品流通开始活跃了一点儿，但是，在偏僻的农村，你就是有钱，你就是有心想买一点东西，都是很不容易的。唉，想买一点东西走亲戚，可就是没有地方卖给你啊。那时候不像是后来，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来代替，那时候的人们走亲戚，一律是用实实在在的实物作为礼品的，彩礼彩礼，只有是结婚等特大喜事才会用得上的，不然，会被别人笑话为虚情假意。

我被老许彻底说服了，我想：现在不要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和老许这家伙，算是栓在一起的两个蚂蚱了，唉，这真是倒了哪辈子的霉啊。我一个也算是考取功名的读书人，而且是正准备发展入党的人，现在就在这样的暴雨之中，和这么一个老农，而且是长期被人瞧不起的老农待在一起。

豆大的雨点不断敲击着附近人家的窗户，敲击着他们家的玻璃或者脸盆花盆，时不时地听见有谁家被雨打坏东西的声音。我想：这老许是可恨的，可这雨，其实不是比老许可恨一千倍一万倍吗？实话说，我长这么大就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任性的雨。是啊，以前的雨要么很大，但不会下这么长的时间，要么时间下得很长，但雨不大。可今天这倾盆大雨好像就有意和我过不去，下得恣肆无忌，下得这么目中无人，下得这么声嘶力竭。

我在心里呼唤：苍天啊，你停一停这大雨吧，难道你就这样对我进行惩罚吗？就算是惩罚我，可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到底是我以前做错了什么，还是我触犯了什么天条。我一个涉世未深的人，按理来说，也不可能犯下什么弥天大罪啊。退一百步说，不，就是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以前我得罪了苍天，可现在我不正在行善吗？难道我行善也有错吗？什么？我给坏分子帮忙，就是错误。不对，不对，苍天啊，你听我说：现在我所帮助的人几年前就不是坏分子了，他是和大家一样的公民了，和老许同样经历的人们已经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了。我对你说啊，苍天，不但这样，而且政府认为，他们的子女今后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难道你苍天认为这样的政策还早了吗？不早了，真的不早了，连那些长期和共产党作战的战犯都全部释放了，全部给了自由了。什么？这些人之中还有坏人。没有了，我告诉你，真的没有了。为什么说没有了呢。就拿我们这个大队来说，住在我家后面的大队书记曾经和我爹谈起过，从1970到1979年这长达九年的日子里，我们全大队刑事案件中，没有一个是四类分子作案的。苍天啊，你好好想想，这是不是说明这些被看做“坏人”的人现在都是好人了，至少他们不是坏人了，他们真不是坏人了。是的，我以一个正直的青年学生，一个老共青团员的身份来保证。我昂头对着天默念着这些话，甚至我自己都吃不准，这共青团员的身份能够有多大的分量呢？我真以为这样默念几句，大雨就会小一点，可是过了十分钟，大雨依然如故。

我再一次仰起头，对着苍天默念：如果苍天你仍然认为我不该帮助这样的人，以后我不帮就是了，无论如何，你现在可千万要留一点情面啊。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叨着，呼吁着。甚至，有时候想诅咒无情的苍天，可是，我不敢，我担心一诅咒，几个炸雷下来，我就会成为肉泥。

在豆大的暴雨中，我和老许，我们两个人抬起各自的脚，就像是抬起一吨重的秤砣。抬起来又迈下去，迈下去又抬起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完成这简单而又机械的动作。深深陷入泥水中的脚又像是一个个特大号的公章，给身后的那片黄黄的泥巴路盖上了一个个大号印章。我不知道，这一个又一个的泥巴章子要把我带入什么样的人生。也许，久经风雨考研的老农——————那摘帽地主正在我的身后发出狰狞的狂笑呢，这狂笑声，只是因为暴雨的撞击而听不到声音呢。附近的河里，不断地响着水流向河里汇聚的声音，这声音，一般都是涓涓细流，很是动听，可现在听来，是雷霆万钧，是巨兽猛吼。

一步步，一步步，每一步都是一次和狂雨的搏击。如果入党，或者说是我一个青年的进步，要以这一次野蛮的风雨的袭击来作为代价，我真的宁愿放弃这样的进步。哦，严格地说，我宁愿暂时放弃这样的进步，毕竟，我未来的人生还很长很长，我的理想才刚刚展露一点点羽翼，怎么就要这样被狂风暴雨所彻底折断呢。

这暴雨，这荒郊野外的，这该死的烂泥路。此时此刻，我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啊。

天啊，这该死的暴雨可不可以停一会儿啊。天啊，你哪怕是多响几个炸雷，我相信，就是这暴雨中的炸雷再无情，也不会打击我这个助人为乐的人。可是，我能够对谁说啊，这天气，这鬼天气，我就该和这个几年前的阶级异己分子一起倒霉吗？可问题是，倒霉的其实只有我一个人，老许那风里雨里闯荡的人，倒在雨后万事大吉。想到1985年的那元宵前的几天，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话：好人无好运，坏人活千年啊。

啊，终于又远远地看到一个村子了，前面那村子，那是我读高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方定忠家所在的村子，叫做方家边。一直到方家边，到县城的路才走了一半。而且，方家边村有一个比较大的售货点。要是多买一点礼物去老师家，看望一下老师，按理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以来可以歇歇脚，烤烤火，二来，还可以和快两年没有见过的老师叙叙旧，沟通一下感情。这方老师，对于我来说，其实不光是我的恩师，而且，他还帮过我的一次忙。那一次帮忙，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那时候，我刚刚从初中升入高中，我爹第一次用船送了六十斤大米到学校的食堂，过秤之后，爹就回去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六十斤米票放进我爹口袋，对我说：“你要趁早换成饭票，省得丢了。”每一斤米票如果在交五分钱的柴火前，就可以在学校兑换成同样数量的饭票，饭票才可直接从食堂的买饭窗口买来米饭。可是，我没有按照爹说的做，而是把米票放在宿舍里那个书箱的最底层。可不知道为什么，那米票，那承载着父亲许多心血的六十斤米票竟然不翼而飞了。我开始请求食堂负责人查一查，食堂负责人根本不理睬。最后还是我的语文老师——————方定忠，是他使用了多种手段，软磨硬泡地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才让那偷我米票的人又悄悄地把米票放回来了，唯一有所区别的是————————我开始是放在箱子的最里边，而偷者，是把米票放到箱子上面。三年后，就是这个家里实在困难，当时连吃饭的问题都很困扰着的学生，这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的学生，这个偷了我米票的人，就在他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就考取了复旦大学。这样的成绩，在我们一个乡村中学来说，也已经是十分荣耀的事情。那学生据说后来到此到方老师家表达感谢之意。这些都是我后来听来的故事。我指着方老师的家的位置，对老许说：“老许，你过去看看，看那一家大门开了没有。如果大门开了的话，说明家里有人，我到这个售货点买一点礼物去看看我的老师，顺便躲一躲大雨。”说完，我就朝售货点走，老许朝方老师家走过去。很快，他又急急忙忙跑回来了，对着正拿着货物要付钱的我挥了挥手，说：“别买，别买，你老师家的门没开，肯定是没人在家。”我就把拿在手里的钱又防护了口袋，说了售货柜台里边的人书了声：“不好意思，我不买了。”那人说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们从方老师家门口经过了，我看见方老师家的门确实是紧闭的。唉，这最后一次躲雨的计划是泡汤了。

雨在下，雨在不断地下，雨在倾盆而下。暴雨在肆无忌惮地打着我的躯体，打着我的灵魂，甚至打着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就这样，我和今天很多人被新冠病毒所感染的人一样，我终于落进了老许挖下的陷阱了。

在寸步难行的泥泞地方行走，13公里地，我、老许足足走了四个小时。突然想起一句古文，那古文说，哦，那是方苞的《狱中杂记》，那上面说：“春气动，,鲜不疫矣。”说的就是这初春的天气，各种疾病十分猖狂。到了县城，我棉袄里边的衬衣全部汗湿了，而一把雨伞又怎么挡得住黄豆大的雨点一次次向伞面上砸来。我其实早已经成了一个落汤鸡了。那时候，沿街的店面，江南百分之八十的都保持那同样的格局，一块块长二米五宽八分的木板，到了晚上就插上过夜，早晨就把它收起来以迎接一天的到来。我沿着老县城那石板路，走过党校，走过老电影院，走过一格格店铺，我多么想走进去躲一下雨啊。可我转念又想，要是在半路上，有这样一格格店铺，我一定会先斩后奏地强行进去，然后再和东家说明情况，我怎么样也得进去躲一躲雨啊。毕竟素不相识的人，反而可以用掏钱算是“住宿的房费”作为理由，估计也是可以躲过这一次该死的大雨的。特殊情况下，我要是再不变通一点，我不是要被这个该死的老许给毁了吗？可现在到了县城了，就算是再不济也可以马上住进旅店。所以，进不进人家的家里，根本无所谓。

到了旅店，那旅店的电视上正在播放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突然看到姜昆和王金宝和说的相声《看电视》，我乐得哈哈大笑，后来，我笑得前仰后合。也是是受了风寒，我一连打了十几个喷嚏，我这时候才觉得非常奇怪，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打过俺么多喷嚏。我拿了几张纸望着外边慢慢小了的雨，心里踏实了一些。是啊，估计这样的磨难今后是没有了，毕竟，现在的生活正在热烈地向我张开它美丽的翅膀，看，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拍电影》多么有趣啊。哦，真不错，虽然让雨淋了，可是，这春节晚会的节目还真不错。全村只有三叔家有一部电视机，可是，过年的时候，我看到三叔家里挤满了人，再说，我这时候慢慢比以前清高了一些，就没有挤在一起看完春节晚会，只是看了最初的几个节目就回到和三叔隔壁的自家。所以，春节晚会根本没有印象。哎呀，这么多节目，个个都很有意思，很有嚼头，我是越看越想看，越看越快。那一次，有正气满满的歌曲《故乡情》，《万里长城万里长》，还有王馥荔唱的京剧《打渔杀家》。这时候，我一个劲的感叹，城里就是好，想看什么节目都有，我甚至发誓今后一定要好好进取，争取到城里去，甚至到大城市去，不过，要不是后来的变故，我后来分配到我心里的大城市————————南昌，肯定不是问题的。这个带电视机的房间比其他普通房间贵一点，不过，我觉得，只要我一家人顺顺利利的，这样的消费还是受得起的。

看完电视，到了深夜了，我感觉到头有点不舒服，啊，难道这么一阵雨就让我生病了吗？可是，也许就是从这一夜开始，我家就开始了不顺利了，甚至是很不顺利了。我这时候开始有点怀疑，这老许早不求我办事，晚不求我，竟然选了一个这么大雨如注的日子让我带他到南昌，肯定是没有安什么好心的。而且从后来的岁月中我发现，老许说我二姐那时候正在往我家——————也就是二姐娘家走，可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一天，二姐后来回忆说，她根本没有回娘家，一直到了过了元宵节才回家。另外，两个月之后，我通过一个家在县气象台的同学查到，那一天的天气预报，和四叔说的是一样的，根本不和老许说的一样，也就是说，那一天，老许在说天气的时候，是骗了我的、

在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课里常常有这样的话，要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1985年的春天，我好像再次看到这个包藏在这老许肉体里边的一颗黑心，一颗和资产阶级同一个性质的黑心。老许故意杜撰我二姐的行踪，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不要在风雨路中停下来，要我在暴雨的打击下受挫折，甚至让我陷入痛苦，最好是得上疾病。我这个这几年一直在高考的路上苦苦折腾，苦苦等待好消息的人，在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居然又……

我生病了

终于老许的目的达到了。替老许带路完了以后，我回到了我们那所学校。很快地，我发现我的食欲很差，第一餐不想吃，只是勉强吃了几口饭，我开始还以为是菜不好，又把菜挑出来倒了，重新买了一份红烧肉吃，可是，这红烧肉我也没有吃几口又不想吃了，而且，身体没有什么劲儿。那时候一份红烧肉实在是很实惠的，只要三毛钱，一般的白菜和萝卜只有八分或者一毛钱。不客气地说，我在班上的生活算是很不错的，毕竟我们那里的农业收入很高，虽然经过两年的补习，家里的经济受到拖累，可是，那时候，哥哥早已经分家了，两个姐姐都成家了，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初中（后来，就是这个初中补习了一年的妹妹，她家里出了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以我父母的收入，供我和我妹妹读书，当时父亲好像并不太难。第二餐根本吃不下。那时候，我身上还有一百元钱，那一百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  

我一连两餐吃不下饭，可是我还是不太想去看病，毕竟，自己这几年花了家里不少的钱。高考之后的补习，多少农村的青年做梦都想，可是，许多人因为家里的经济实在是开支不过来，只好忍痛割爱。而我，却能够从1982年夏季第一次高考开始，一直补习到了1984年的夏季，总共考了三次，才算是考取了，我多么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内疚啊。是的，这时候，还算是懂得父母辛苦的人，也算得上不错的青年，因为我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毫不看重父母劳动的青年，甚至我后来，越是生病，越变成了一个纨绔子弟。   

我们毕竟是卫生学校，我们的许多老师都是临床的医师，有些还是资深医师。不过，我还是不想在学校看病，虽然学校看病可以报销一大部分钱，可是我还是到了学校所在的镇里的卫生院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一个姓杨的老医师，虽然只有四十多岁，可他从十八岁就跟着师傅学习炮制中药，慢慢转正为国家医师的。后来才知道，这杨医生不是别人，正是杨钰莹的伯伯。

杨医生让我张开嘴，看了看我的舌苔，然后又替我号了脉。一看他那娴熟的动作，就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医师。杨医生比较朴实，他和我说的是当地的方言，这方言我完全听得懂，和南昌话很相似，毕竟，我的家乡到南昌，要说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只是因为一路上河湖太多，总得绕道行走了。

杨医生在处方上写了一些和许多医生一样看不懂的文字，然后让我拿了这个方子，说叫我到先交钱，再到药房拿药。我捡了几副中药。我拿起那些中药一看，我居然也认识四味药了，就在这两天，中医老师把去年因为他生病耽误的几节课补回来了，这两天就讲了很多辨认中草药的方法。

我知道，这里边，最多的成分就茵陈。其次，还有青蒿，龙胆草、金钱草。我本来想等拿好了药以后，再折返到诊疗室问问医生，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我一看这几味中药，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得了肝方面的疾病。拿着中药回到学校的路上，再不是那一天的狂风暴雨，抬头望望，春暖花开，很好的天气，可是，我的心却像是扔到了冰窟窿里了。

一路上，看到一个同班同学，我有心想去打一个招呼。可是，因为心情不好，我开始有一点自卑了。客观地说，自从到了医院买药以后，我的自尊心一下子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干脆不看他，把脸别过去。到了身边，才发现这个同学正是我以前的相声搭档。啊，这个搭档姓朱，是九江人。

唉，是啊，现在是一落千丈啊。我心里一个劲地揪心的疼。对于未来，我开始有点迷茫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踌躇满志了。是啊，这手里的五贴药，就能够看好我的病吗？万一看不好呢，可怎么办啊。我在一个国营商店买了一个酒精炉子，径直往学校走去。

我把药放到我的箱子里，我不想让同学看见这玩意。我记得医生说了，这个病不太好听，你不要说给同学知道。我心里想，我必须人不知鬼不觉地治好自己的病。最好不让家里知道，也算是瞒天过海吧，毕竟家里为了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心想：这医师真好。还挺细心的，他对我的关照其实十分有用，这杨医师确实太好了。所以，后来杨钰莹成名成家之后，我才觉得这是她家族的人积了德，才可以有她后来的大红大紫。

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哦，其实今天的体育课，我就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瞒天过海工程。我觉得，体育课其实无所谓，差一两节课无所谓。在体育课上，我和班上的同学只是上了前面那个翻杠动作，后来刘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不要从自由活动就觉得刘老师对于工作不认真，我高中二年（那时候就是二二制），加上补习，见过很多体育老师，可是，没有一个有这个过了花甲之年的老教师这么精神头儿足。刘老师为什么让同学们自由活动，这是因为他今天拉肚子，实在坚持不了。刘老师曾经是省女子排球队的主教练，后来被停职，停职之后本来想能够得到平反。可左等右等，等来的不是平反，而是是让他到干校劳动。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八年，现在拨乱反正之后，从1980年才恢复他的工作。所以，刘老师觉得自己的青春再一次地焕发了，工作起来一直是一个拼命三郎。这不，本来他在1982年就可以退休，可卫校的校长是他的吉安老乡，所以，他就到校长面前主动请缨，说他还可以干两年。校长了解他的底细，觉得他的奉献是可以为学校做很多事情的，毕竟他教排球，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一听说自由活动，心里更高兴了，这下还不用打招呼，直接就可以回到宿舍去弄药吃。是啊，就算是晚上再煎一次药，可是，白天先煎一次，不就可以不用在晚上煎两次药了吗？对，就是这主意。我先拿出箱子里的饼干，本来想硬吃几口，虽然隔了三餐都没有吃饭，只是泡过几次冰糖水喝，可是我还是一点胃口也没有。算了，不想吃就不吃吧，我拿出半路上买的酒精炉子，然后往里边倒进去一点酒精。哦，对了，我那时候满大街也买不到酒精，虽然学校里的许多实验室都有酒精————————卫校是不缺酒精的，可是，我却不敢，连想都不敢想，毕竟那是学校的财产啊。突然我想起了一个老乡，他是早我两年入学的，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而且，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姓彭。

就在我想去老乡的教室找他的时候，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那时候我看见他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我走过去，我就把我的病情和他说了，请他替我搞一点酒精。

 那姓彭的老乡说：“哎呀，小老乡，你本来是可以在学校看病的，可以报销的，现在你自己花钱看病，用一点酒精还算什……”他又说，“好，我知道了，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去给你拿一点出来。”

彭老乡说到做到，马上，他拎起一个大大的瓶子过来了。我仔细一看，天啊，这么大一个瓶子里居然装满了满瓶的白色液体，不用说，那一准是酒精。我禁不住张大了嘴，说：“太谢谢你了。”他友好地面带微笑，朝着我的肩膀轻轻地拍了一下，说：“哎呀，我的小老乡啊，去年看你说相声的时候，你那里哪是说相声啊，你简直就是目中无人啊，那台词，那起承转合，说学逗唱，我都服了。那时候，台下那么多人你都不怕，哦，你直接向学校要一点酒精怎么就不敢了呢？”我心想：公开向学校要？不行不行，那样肯定不行，那样的话，我不是要把实情告诉学校吗？那杨医师告诉我的，不要告诉学校，那我不就辜负他一片好心了吗？

对于老乡的问话，我也不置可否，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我的谢意。一路上，我乐颠颠地拎起酒精瓶就返回寝室，心想：以前常听人说，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我还不太信，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

我回到寝室，赶紧把一部分酒精倒进酒精炉，然后掏出身上的火柴。我想很快完成从熬药过滤药到吃药的过程，我生怕慢了一点就会被下课回到寝室的个别同学发现。一般来说，课间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回到寝室，可是，体育课不一样。体育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因为剧烈运动而湿透了衣背，所以就会有人返回寝室换衣服。这个点，本来是我收听单田芳的评书《三侠五义》的时间，可是，现在我真不想听评书，一来是因为这里需要忙着吃药，二来，是怕收音机的声音引起寝室外边其他同学的注意。

我知道，熬药都讲究小火慢炖，可是，我哪里做得到，要是慢了，我后面还有课呢。我急匆匆地炖好了药，恨不得一下子吃下去，恨不得一下子就能药到病除。可是药太烫了，我只好滤好了放到寝室的窗台上凉。这个等药凉的过程，我就想：这时候，这老许跑哪里去了，该死的老许啊，我给你带路，估计你自己什么事情也没有，我给大雨淋病了，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是在南昌还是回了老家。唉，我可让你害苦了啊。要不是你，我肯定不会生病，唉，帮了别人，苦了自己。嘿，还真有点像雷锋，可雷锋比我可强多了，雷锋辛辛苦苦，可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名气啊。我呢，现在生病了，一身不舒服，还要花钱买苦药吃，唉，我这是干的啥啊，把自己送进了医院——————不是吗？那个杨医师说了，你要是父母都在身边，可要住院才好，看他的意思，好像这五贴药都不够，他说我有肝上的毛病，总不会是肝癌吧。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麻雀飞到窗台，我这才从思绪中回过味儿来，我这下注意到刚好冷却了一点的中药汤。我从窗台上拿起药，咕嘟咕嘟就一口气喝下了。这药确实苦，我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苦的药，可是，也许是我这几年所经历的挫折已经让我的人生充满了苦味，也许是我要尽量快地吃下药，以便不让同学发现，以至于冲淡了许多药的苦味。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的食欲竟然好了一点。哎呀，从吃药到傍晚，这才不到十小时啊，这中药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到了晚上，我又比同学提前二十分钟下晚自习，我把上午煎了一次的药再次放进酒精炉，我又一次吃了药，好像吃下去一颗定心丸。

等到同学们全都走进寝室的时候，我早已经把吃药的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有同学打趣地问：哎，秋雨，你怎么回事啊，这么早就下了自习啊，你可真厉害。说着伸过来一个大拇指。我心想：哼，还厉害呢，要是这也叫厉害，我宁愿把这样的厉害让给你。可我不能够说出来，我知道身体不好的时候，特别是有肝病的时候，隐瞒同学是不对的。可是，是杨医师让我隐瞒的，再说，这样的隐瞒，也不是太缺德吧，我只是大雨淋了以后才得病了，估计也没有什么传染性。所以，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等大家差不多都睡了，我才有空闲想我的心思。我想，我这样得病，看样子就轻不了，不然，医师怎么让我一次就带五包中药呢，很明显，五包还是不够的。我想，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是实在撑不住，我就写信告诉家里。那时候，通讯条件还是比较落后的，虽然比以前强一些，可和后来的条件比，那是无可比拟的。迷迷糊糊地，我就睡着了。到了半夜，我做了很奇怪的一个梦，我梦见老许在找到南昌的医院之后，他对我说，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他一定要送我一段路程，我说不用，我坚决拒绝他送我。可他突然厉声地高喊，你小子怎么了，我好心好意送你去学校，你却不同意，你这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我说，老许同志，你这是说什么啊？好歹，我还给你做了好事啊，好歹我还带你找到了医院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他说：这就难听吗?以前，你们的父辈斗争我的时候，他们不残酷吗？我今天就非要送送你。我觉得，他说这话从逻辑上是有错误的。哦，我的父辈斗争过他，他反而要送我，这个老许，真好笑。是啊，梦就常常是不合乎逻辑的，合乎逻辑的，还能叫做梦吗？我笑着说：老许，真不用你送，我认识路，到学校才那么一点路，我认识的。他突然露出了狰狞的狂笑，而且把手绕过肩膀从后背上抽出一把锋锐无比的剑，然把剑对着我的胸，说：你认识路，好，那么我问你，你认识它吗？我说老许老许，你不能够恩将仇报啊。我拼命去夺下他手里大剑，不小心，我的手被他的剑割破了………

这时候，我的梦突然就醒了，这个梦真是把我吓得不轻啊。是的，梦是没有逻辑的，什么胡乱的结构都是可能的。这一个梦结束了，下一个梦又开始了。下一个梦的意思是说：二姐看见我在大雨中行走，赶紧拉着我的手拼命朝她家里去，我问，二姐，你不是去了娘家吗？怎么，你没有回去啊？二姐突然变得不会说话了，突然指了指她的肚子，这时候我才知道二姐有身子了。我心里很乱，既有即将做舅舅的喜悦，又有因为发现二姐不会说话的忧伤。在大雨中，我差点哭出了声，说：二姐你说话啊，你怎么变得不说话了？二姐指了指远处的那个老许————————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还是在身边的老许怎么一下子就躲到了二十多米之外了。二姐然后又比比划划地做了一个大拇指朝下的动作，然后又对着我的脖子做了一个用刀砍过来的动作，我猜，二姐那意思估计是说：他是坏人，要害你。

啊，二姐这么多动作，没有一句话，难道二姐真的哑了，二姐，你说话啊，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怎么变哑的。我急得哭了，这时候，我突然醒了，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梦啊。恶梦中醒来，我心里痛快了不少，毕竟，我二姐变哑，不是真的。

   起床以后，我发现仅仅是一副药下去，又经过一夜的休息，我的精神比昨天好多了，尿色也不是那么黄了。而且，食欲也好转了一些。我这时候很兴奋，下了早操到食堂买了包子和稀饭，端回寝室就吃起来。都说中医治慢病，西医才治快病，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第一幅药下去，竟然有这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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