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 1793-1796 (II）
II- Tamquam aurum in fornace （如火中金）
II-i. “La Levée De 300 000 hommes"（三十万人反了）
旺代的战争从不同地区零散爆发的小型起义开始，数量不多没有防备的驻兵很快被数目庞大的反叛农民们打散。1793年四月之前，各地旺代反军节节取胜，战争形势似乎非常乐观。丰特奈（Fontenay-le-Comte）之战胜利后，主要军队的首领们聚到一起组建了军事委员会，正式建立了“旺代天主教军”（Armée catholique）。之后在名称中又加上“国王”（Royale）。这支集合军在当时被普遍称为“大军”（Grand Armée）。
尽管有了统一的军队和编制，“大军”的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却没有多大强制力。农民们仍习惯于听从各自的首领指挥，一些首领也更愿意单独行动，夏雷特就是一个典型。通常首领们的个人魅力决定了他们的命令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大军”中的贵族军官大多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或在海外服役过的退伍老兵，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跟上移民的人流滞留在国内，不太情愿的被反叛农民拉出来领兵。如果仔细查看其中一些主要人物的经历，几乎可以概括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
+Jacques Cathelineau (1759-1793)+
卡特利诺出身一个平民家庭，家中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他从小被送到一个在当地名声很好的乡下本堂处教养，似乎是希望以后他能够成为执事，甚至是神父。卡特利诺因此获得了在农民中并不常见的良好教育。年轻人十八岁时察觉到他明显没有过修道生活的呼召，于是返回家中与大他九岁的女邻居成婚。这必然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婚姻，两人陆续生育了十一个子女！这些孩子中五人存活下来，为了增加收入补贴家用，除了石匠和织工的家族营生外，卡特利诺还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小生意。他行走各地买卖杂货，在安茹地区广为人知。即使每天为挣钱养家到处奔波，宗教仍在他的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卡特利诺全家一直和教养他长大的老本堂关系亲密，他也是村里的管堂人，常协助本堂组织乡民间的一些宗教活动。因为举止虔敬品性可靠，卡特利诺在当地被为“安茹圣人”。
卡特利诺是西部乡村宗教与民间生活结合紧密的完美例子，不难想象宗教法令对他的影响。1790年宗教法令颁布以来，西部乡下几乎没有神父宣誓。即使个别人愿意妥协，他们堂区的乡民们也不允许：村民们认为神父宣誓无异于与魔鬼签约。国民公会驱逐本地的不宣誓本堂，强行“空降”宣誓神父的举措更在乡间引发了强烈抵触。村民们会冲这些不幸的外来者高喊：“不要宣誓！不要诅咒你自己！”，有时甚至采取暴力。村里教堂的大门通常紧锁，钥匙被藏起来了。等他们设法破门而入，就会发现所有祭器和祭披也被藏起来了。甚至有妇女跟在宣誓神父身后擦洗他在教堂里留下的脚印，因为她们认为他玷污了他们的教堂！
卡特利诺激烈反对新的宗教政策。当风声日紧，当地本堂不得不躲藏时，他说：“别担心，本堂先生，我会用我的百货匣把真正的信仰送到每家每户”。他利用货郎职业走街串巷散发宗教传单和手册，为各地村民传递消息通风报信，掩护他的不宣誓本堂继续为当地人送圣事。他的组织才能这时也展露头角。卡特利诺发起过几次大规模的秘密朝圣活动，发动村民们深夜前往乡间野外的教堂或“圣所”祈祷。参加这些秘密朝圣的村民往往多达数百人，卡特利诺将他们分成几批，亲自往返带路，指挥队伍秩序井然的出发再悄悄返回，完全没有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
1793年之前，安茹乡间对新政府的不满只表现在私下的抵触情绪和口头牢骚，并没有爆发公开的冲突。征兵令犹如向看似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烧红的烙铁，数年积怨顿时轰然炸开。1793年三月10日，圣佛洛朗附近的村民被地方官员召集到镇上，命令他们抽签入伍。农民们的反应很激烈： “你们杀了我们的国王，赶走了我们的神父，变卖了我们教会的财产，吃光了我们的所有东西，现在你们还想要我们的躯体？不可能的！”。情绪激动的农民袭击了在场的官员和士兵，随后各自散去。回到村中的农民们因为攻击了部队忐忑不安，他们惧怕政府的报复和惩罚，于是结伴去找卡特利诺商量对策。
卡特利诺正在揉面，准备给家人烤面包。听完村民的陈述，他立刻指出现在除了武装反叛外别无退路。卡特利诺的妻子听到风声，跑出门试图阻拦，恳求他不要丢下她和五个不到十二岁的孩子。卡特利诺对她说他为之而战的天主会照顾他们。他前往村中教堂召集乡邻，让不能战斗的妇女老幼为他们祈祷，随后挑选了二十七个青壮年男子，拿起所有能当作武器的农具猎枪，冲入雅莱镇敲响了教堂的大钟。
这一天是1793年三月13日，雅莱教堂上响起的集结钟声久久回荡在安茹乡间。洪亮的钟声传向圣佛洛朗，博普雷欧，一直向东传到沙蒂隆；并沿着卢瓦内河的急流顺游而下，响彻下普瓦图的密林沼泽，又乘着海浪向西传到诺瓦木耶岛……反叛的火苗迅速烧遍旺代全境，旺代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
卡特利诺是个平民，他在战前组织的大规模朝圣表明他确实具有一些军事天分，但他对自己能力的认识非常清醒。他曾对农民们说：“我们请贵族来领导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更懂得战略战术”。但正因为如此，贵族首领们对战争的结果普遍悲观。卡特利诺被选为天主教王军的第一任总指挥，恐怕不仅因为他在农民中的声誉和影响，更因为战争初期几乎没人愿意承担主要责任。
+Maurice-Joseph-Louis Gigost d'Elbée (1752-1794)+
“德埃尔贝”是个完全不像法语的古怪姓氏，因为这个家族是十五世纪随斯图加特来到法国的苏格兰人后裔。十六世纪初，德埃尔贝家先祖加入路易十二世的苏格兰军团近卫，从此家族后人世代在军中服役。德埃尔贝父亲是个小领主，家宅田产在安茹的波普雷欧，本人常年居住在萨克森，是波兰国王的军事顾问。德埃尔贝在萨克森出生，少年时理所当然的投身军旅。
或许是命运的巧合，德埃尔贝服役的地区与部队和日后的对手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 1753-1800）多有交集。更巧的是，两人都在1783年时因为军旅生涯不太顺利而退役。如果说克莱贝尔在军队中升迁缓慢是因为没有贵族背景，有贵族背景的德埃尔贝似乎也没占到多少便宜。大概是因为他的性格：退役前他有一个升迁的机会，但需要讨好某个位居权贵的伯爵夫人。德埃尔贝拒绝低头，声称“宁愿折断佩剑也不会在这个女人面前低三下四”。他说到做到，立刻辞职回到安茹的乡下庄园。
战争爆发前德埃尔贝住在博普雷欧，这座宁静偏僻的村落隐藏在密林溪水之间，最适合的活动是隐修和冥想。德埃尔贝的宅院不太大，每天的生活轨迹无非是去教堂或读书。他在附近村民中广受尊敬，和佣人的关系也很亲近：老德埃尔贝是家中园丁的教父，德埃尔贝做了他的婚礼见证人，这个园丁后来跟着德埃尔贝上了战场。
德埃尔贝阅读广泛，熟悉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书作。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他的个人经历，革命初期德埃尔贝支持改革，他甚至去巴黎参加了纪念巴士底狱陷落一周年的庆典。1792年之后，对国王的审判和处决，各地新成立的革命法庭，宗教政策的收紧和九月屠杀彻底浇灭了他可能存在的革命热情。德埃尔贝的政治观点开始变得保守，尤其反对新成立的共和国。但对于太过谨慎持重的他来说，武装反叛的念头即鲁莽又荒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虽然他真心偏向君主制，但他能够作为一个和平的公民在任何政体下生活，只要能让他自由表达或至少容忍他一贯信奉的宗教信仰”。
1793年春，征兵令下达后旺代各地农民纷纷起兵反叛。博普雷欧的圣马尔定堂区的农民们找到德埃尔贝，要求他带领他们作战。起初德埃尔贝试图用道理说服农民们“恢复理智”，向他们解释反叛政府没有胜算，让他们回去看看妻子儿女好好想想。这些劝说毫无用处，农民们再次登门造访。听说附近圣佛洛朗的邦尚已经起兵，德埃尔贝这才不太热情的同意领兵作战。德埃尔贝离家的前一天，他的儿子刚刚出生，他还没来得及给独子起名。或许他已经料到，他不会再见到这个孩子。
因为家庭背景，德埃尔贝是“大军中”最富有军事知识的指挥官。他尽其所能的把这些农民训练成专业的军队，维持秩序的同时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优势。他常用宗教讲道代替战前动员，无非是反复说：“孩子们，天意（providence）会给我们胜利”。农民们因此送了他一个友善的绰号：“天意将军”。这恐怕是德埃尔贝与法国思维之间存在的个别“文化代沟”：他的德国背景给他的信仰蒙上了一层巴洛克色彩——覆盖万有的“天意”早已料知了人的行为并安排世事各得其所，无论在世人眼中是成功或失败……简而言之，他对战争的结果丝毫不乐观。
某些共和派作者会特别强调德埃尔贝的出生地，和他所说的“除了妻子的亲族以外，在法国没有亲戚”，暗示他甚至不是法国人。德埃尔贝当然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他在安茹的所有乡邻和农民兵们都认为他是法国人，他们甚至认为他是“旺代人”。
+Charles-Melchior Artus de Bonchamps, Marquis de Bonchamps (1760-1793)+
邦尚的母亲早逝，父亲再婚后把他扔给祖父抚养。邦尚的童年在祖父没钱维修而近半坍塌的乡下城堡里长大，家中与他作伴的还有他的老姑姑，因为无法支付嫁妆而终生未嫁。常来拜访的客人们大多是他祖父的老战友。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邦尚成年后自然而然的选择投身军旅。他加入皇家海军，参加过印度的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服役期满后回到家乡，住在圣佛洛朗附近一座家族城堡中。邦尚似乎很享受乡下的悠闲生活，他的朋友形容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白天与朋友聚会出游，晚上成夜点着灯看书。此外他慷慨无度对钱财完全没有概念，日常的最大开销是衣服，常常会入不敷出。
邦尚对政治并不热心，没什么强烈的观点和立场。革命爆发后他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完全没有要移民的意向。1792年八月，他像很多贵族一样去了巴黎，加入杜乐丽宫的国王卫队，并奇迹般毫发无伤的从八月十日的血腥混乱中全身而退。随着首都和大城市的气氛愈发紧张，陆续有亲戚朋友来到他的乡下宅邸避难。像是他的小叔道提尚波（Charles Marie de Beaumont d'Autichamp ,1770 - 1859），一个年轻激烈的保王派。
邦尚对共和政府没有好感。不过生活中总有很多不喜欢但不得不容忍的事物，而他的容忍度几乎没有边际。1792年九月之后，地方官员反复叫他去革命法庭“示忠”。邦尚随叫随到，态度恭顺的回应所有刁难怀疑，甚至应要求发了忠于国家的公民誓言。邦尚完全不在意委曲求全：他与妻子刚结婚不久，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宅邸里还“窝藏”着几个流亡者亲友。要是喊几声“共和国万岁”就能免事消灾，他大概会把院墙涂成三色旗。
在邦尚宅中避难的道提尚波等人不断游说他寻机起事，邦尚本人一直犹豫不决。尽管倾向君主制，但他认为起兵的时机还不成熟，武装反抗共和国不会成功。他更不想承担发动内战的责任。
1793年三月，征兵令下达后附近的卡特利诺召集民众，攻进雅莱公开反叛。圣佛洛朗周围的农民们涌到邦尚宅邸前，要求他们的侯爵带领他们作战。感受到乡间的激烈情绪已经无法控制，他也不可能再置身事外，邦尚终于作出了决定。离开宅邸时，情绪高昂的农民要求邦尚走在他们中间，也是为了防止他改变心意中途跑掉。邦尚就下马，与他们一同步行前往战场。
邦尚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内战中没有属于人的荣誉”。像很多人一样，显然他已经预见到这场战争最可能的结局。但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是，这个曾经温顺随和的乡下侯爵将成为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甚至在他死后。
+Louis Marie de Salgues, marquis de Lescure (1766-1793)+
勒斯居尔出身于一个普瓦图地区的贵族家族。勒斯居尔出生在凡尔赛，他的母亲早早过世，老勒斯居尔侯爵是个浪荡的赌棍，纵情声色挥霍无度，宗教心的全部体现是跟神棍灵媒之类的江湖术士厮混。似乎觉得自己的言传身教对独子的熏陶还不足够，老勒斯居尔侯爵给儿子找的家庭教师托马森（Thomassin）是他的嫖伴。
这种环境下，勒斯居尔奇迹般的没受到负面影响。他十六岁进入军事学校，腼腆内向的性格和强烈的信仰让他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甚至在家庭聚会上，年轻的勒斯居尔也更乐意一个人坐到角落里静静看书。勒斯居尔博学广识，通晓三国语言。因为家中长辈完全靠不住，他早早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老成：他的父亲和家庭教师甚至常会向年轻人咨询建议。老勒斯居尔侯爵离世时已经把全部家产挥霍一空，只留给儿子一大笔债务。好在勒斯居尔的岳父道尼森（Guy Joseph de Donnissan，1737-1794）欣赏年轻人的品性，没有因为他一贫如洗而悔婚，勒斯居尔得以与从小定亲的堂妹成婚。妻子的丰厚嫁妆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加上自身的勤恳努力，婚后勒斯居尔还清了父亲的大部分欠债。
历史的一个玩笑是，老勒斯居尔侯爵在埃默农维尔过世，就在卢梭离世的同一座宅邸中。收容了卢梭的吉拉侯爵（René-Louis de Girardin,1735-1808）也是老勒斯居尔侯爵的亲密好友，当酒色过度的老勒斯居尔侯爵病重不治时，吉拉丹侯爵把他接来埃默农维尔的自家城堡。吉拉丹侯爵写信通知了勒斯居尔，年轻人立刻赶来，守在父亲身边为他送终。在埃默农维尔的两个月对勒斯居尔影响很大，他几乎全盘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革命初期完全支持改革。但卢梭在罗马和日内瓦之间摇摆的宗教观点没有打动他，勒斯居尔始终是托利腾教理和礼仪的忠实追随者。从宗教原则出发，勒斯居尔反对彻底颠覆君主制。
1792年八月十日，勒斯居尔也在杜乐丽宫的国王卫队，并惊险的活着逃了出来。这天不少从杜乐丽宫里逃出来的旺代人日后都会成为他的战友。眼看首都情势紧张，勒斯居尔打算带着怀孕的妻子回乡下暂避。但城外道路上挤满了情绪激昂的国民卫队和志愿兵，随时准备抓捕潜逃的叛徒和贵族（现在这两个是同义词），要平安通过恐怕需要天使引路。危急时刻，开路天使翩然而至，是他曾经的家庭教师托马森：老勒斯居尔侯爵花柳场上的好伙伴现在是个自豪的无套裤汉和国民卫队上校。托马森穿着他全套的巴黎国民卫队制服，英勇的冒险护送这对年轻夫妻出城返乡。经过城镇时托马森会满怀激情的向志愿兵们发表爱国演讲，路上遇到的行军的士兵就振臂高呼：“国家万岁！”。他们的车马从上千士兵的行列中穿行而过，沿途没有发生一点事故。
逃出生天的勒斯居尔夫妇来到克利松，与一些亲友住进妻子娘家的家族城堡。这一年前后，勒斯居尔的思想迅速激化，从自由派变成一个坚定的保王党。他认为巴黎的共和政府等同乱政，正统君主制是恢复国家秩序的唯一出路。1793年三月，旺代各地乡民纷纷起兵反叛，地方官员怀疑勒斯居尔有反叛嫌疑，抓捕囚禁了他全家。幸运的是，他们很快被攻进城里的农民们释放。这种情况下，战斗只是理所当然。
当时勒斯居尔的妻子已经怀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仍毅然决然的抱着未满一岁的儿子追随丈夫投身军旅。勒斯居尔夫人提到战后不少人特地来“围观”她，脑中充满“勒斯居尔夫人手持战刀英勇杀敌”的想象，结果只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小妇人。“我谦逊的向他们道歉让他们失望了”。女人的勇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战时确实有很多旺代妇女跟着家人或爱人进入军队，但只有极少数会上阵杀敌，大多数为士兵们料理后勤或照顾伤病。以勒斯居尔夫人回忆录为代表，旺代女性的战后回忆录几乎可以作为一个现象单独研究。她们从独特的视角记载了这段历史，见证了成千上万作为女儿，姊妹，妻子和母亲的旺代妇女惊人的勇气与慷慨。
+Henri du Vergier, comte de la Rochejaquelein (1772-1794)+
罗什雅克兰是一个普瓦图地区的贵族家族，本家在沙蒂隆附近的杜伯里耶堡（Château de la Durbelière）。罗什雅克兰家有浓厚的军事传统，亨利的父亲罗什雅克兰侯爵是皇家波兰骑兵团的准将。侯爵深受军中共济会的影响，倾向“有限制”的君主制。不过侯爵似乎没有试图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子女，而是放任他们去选择自己的道路。
或许是有意要锻炼他的继承人，罗什雅克兰侯爵把长子亨利送进了苦修院一样的皇家军校。十三岁的亨利从军校毕业后，立刻进了他父亲的部队成为一名骑兵。亨利在部队中没有受到特殊待遇，和所有士兵一样作息训练。罗什雅克兰侯爵对年轻的长子放心极了，以至于革命爆发后侯爵带着妻子儿女移民国外，却单独留下了十六岁的亨利打理国内的家族产业。
1791年，亨利拒绝接受制宪议会要求军官发的效忠誓言，从军中辞职。次年八月，亨利前往杜乐丽宫加入保护国王的卫队。八月十日，当王宫中的混乱变成屠杀时，他和同在卫队的道提尚波一起逃了出去。两人先躲在附近的宅邸，随后聚集起几个同样被困在巴黎的旺代人，乔装成船夫从水路潜出首都。随后道提尚波前往圣佛洛朗，投奔他的姐夫邦尚。亨利则返回普瓦图，与他的好友兼堂亲勒斯居尔会合。两个年轻人再次见面是两年之后，他们将再次在同一面旗帜下并肩战斗。
1793年一月，路易十六世被处决。亨利对国王的不幸深感痛恶，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两个月后，旺代各地陆续发生武装反叛。亨利在一个姑姑的鼓励下，腰间别了两把手枪，前往在莫尔塔涅的一个反叛军营地要求参战。反军首领们热情欢迎了这个年轻人，但认为他年纪太小，让他先回领地。
回到杜伯里耶堡的亨利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等待机会。他的机会来的很快。战争爆发以来，旺代地区的反叛农民们在乡间四处扫荡，寻找能带领他们作战的贵族军官。一个月后，一群情绪激昂的农民来到杜伯里耶堡密，高呼“亨利先生”的名字，要求他带领他们作战。亨利没有推辞。这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之前从来没有作过公开演讲，他对聚集的人群发表了一段简短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要是我父亲在这里，他更能激发你们的信心，因为你们几乎不认识我。我太年轻了，并且缺乏经验。但我已经迫不及待，要使自己配得上指挥你们。现在让我们去迎击敌人：如果我前进，跟随我；如果我后退，杀了我；如果我战死，为我报复”（si j'avance, suivez-moi, si je recule, tuez-moi, sije meurs, vengez-moi）。
他的声音语调都不十分激昂，事态发展到法国人之间要互相射击实在无法令人兴奋激昂。亨利来自一个军旅世家，深知战争的沉重。他会毫不迟疑的冲向战场，只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国王的军官有义务和责任“为国王献身”。他在战场上勇敢坚决，战场下慷慨慈善，这场过于残酷的战争从未让这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丧失心智，甚至塔尔蒙亲王也会因此向他致敬。 正是因为这些珍贵的品质，让他成为旺代人最引以为豪的形象代表。
或许罗什雅克兰侯爵举家移民是为了让家人远离国内的混乱，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留在身后的长子做到的远比守门看家更多。罗什雅克兰家和杜伯里耶堡经历过时代的狂风暴雨，都将在旺代伫立很久很久，直到今天……
+Jean-Nicolas Stofflet (1753-1796)+
斯托弗莱来自法国东北部的洛林地区，是个磨坊主的儿子。因为在边境长大，他能说流利的德语方言。成年后斯托弗莱加入瑞士军团，他的长官科尔贝尔-莫来夫里耶伯爵退役返乡时，斯托弗莱跟着他一同来到安茹。伯爵雇佣他看守猎场，斯托弗莱从此在当地定居。战争爆发时，斯托弗莱已经在安茹生活了十余年，这让他成了一个各方面都很典型的“安茹人”：单纯直率，毫无害人之意，毫无防人之心。
科尔贝尔-莫来夫里耶伯爵1792年已经移民，加入了亲王们的流亡军团。征兵令下达后，斯托弗莱带领附近农民投入战斗。他的小股部队很快和安茹与上普瓦图的军队合并，斯托弗莱在“大军”的几个总指挥麾下听命作战。根据斯托弗莱的部下形容，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每场大战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勇敢者爱戴他，怯懦者畏惧他”：“每次在军前看到他，士兵们都会欢呼‘国王万岁！胜利属于我们！’”；至于那些临阵怯战的军官 ，他会投去严厉的谴责目光，即使一语不发，仍足以让他们胆战心惊。
斯托弗莱从性格到衣装都朴实无华，他的部下回忆说从没有见过他喝醉。但他并非不近人情，部下说他私下谈吐幽默得体，常会唱起自编的小调，他的军队行进时总伴着歌声。另一方面，秉性纯直的斯托弗莱总对贵族和知识分子心怀敬意。他的敬意并不盲目，因为他从不惮于讥讽一些作战不力的贵族军官。受到他尊敬的或者是因为他们战场上的英勇，像是亨利，邦尚，塔尔蒙，道提尚波等人；或者因为学识见地，像是贝尔尼埃神父……不幸的是，有时人的能力和品性并不匹配。
战争后期，政府对斯托弗莱的芥蒂远超过夏雷特。讽刺的是，一些叙述中往往暗示，他们认为斯托弗莱坚持战斗的动机无非是打着保王的旗号谋私利：因为他出身低卑，所以自然不会有什么高尚追求！（光荣的无套裤汉革命！）另外，因为斯托弗莱来自边境惯用双语，他身边的亲信和不少士兵都是德国人，所以他骨子里是个毫不在意法国利益的“外国人”，发动内战居心叵测。
战后，斯托弗莱的旧部纷纷抗议，称勒斯居尔夫人听取了他的敌人对他的诋毁，在回忆录中对他的评价不公正。不少人写下笔记和简短回忆，维护他们老上司的名誉。几乎可以说，旺代不同地区的军队中，对他们的将军最忠诚热忱的是安茹。安茹人既不在意“他们的将军”曾是个猎场看守，也不回避他的东北边境出身。对他们来说，和德埃尔贝一样，毫无疑问斯托弗莱是正儿八经的“旺代人”。
如果说斯托弗莱性格中仍有一些来自他的家乡的影响，大概是极度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对他而言，只有原则没有时务。在一个过于复杂的年代中，他的固拗刚烈无异于冥顽不灵，这也让他与下普瓦图的首领夏雷特发生激烈冲突。两人并不能算是你死我活的仇敌，只是彻底天性不合：夏雷特完全是斯托弗莱的反面。除了共同的宗教，他们只有在“共同的事业”中才会拥抱彼此。
+François Athanase de Charette de la Contrie (1763-1796)+
“夏雷特”是布列塔尼地区一个“血统贵族”家族。“血统贵族”指那些领受封爵的年代和起源不明，保持了至少四代以上不间断的“贵族身份”（满足地产，职业，军中服役等标准），近代没有受过封爵的古老家族。夏雷特家族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虽然并非辉煌显贵，但世代都脚踏实地情况稳定。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个家族留在原籍的本家仍能大致满足“血统贵族”的条件。
夏雷特在库费出生，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夏雷特的父亲在他十二岁时过世，母亲在他二十岁时过世，所以他从小与兄姊的关系十分亲密。少年时代的夏雷特在南特的圣内利司铎团接受教育，这让他成了福歇（Joseph Fouché,1759-1820）的学弟。
成年后夏雷特加入皇家海军，二十五岁时名下已经有了十一场战斗：除了美国独立战争，他的舰队去过北海和俄罗斯，在地中海协助奥斯曼军对抗希腊人，还在北非打过巴巴里海盗。二十七岁时，夏雷特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以上尉的军衔退役。
或许海上的无尽波涛让夏雷特向往家庭的温暖港湾，几乎前脚刚沾地，后脚他就娶了带着三个孩子的堂亲遗孀。夏雷特夫人芳龄四十一岁，比夏雷特的哥哥还年长十岁，是位富有的女贵族。于是夏雷特毫不犹豫的把继承到的全部家产都给了姐姐，只身“入赘”到下普瓦图，住进妻子在拉加尔纳什的丰特克鲁兹堡（Fonteclose）。一夜之间，浪尽天涯的海军上尉成了有妻有子的居家乡绅。
丰特克鲁兹堡位置偏僻四面无邻，但并不是一座海上孤岛：附近住着很多夏雷特家或远或近的亲戚，像是萨皮诺（Sapinaud）家，弗拉约（Fleuriot）家等等。夏雷特很快适应了乡村生活，每天游逛骑马射猎，不错过周边任何一场舞会聚饮。夏雷特完全算不上一个忠心的丈夫，但也是个名声很差的情人：他风流又“无情”，女人们留不住他。浪荡完了他总会乖乖回家，从来没有在外面闹出过私生子之类的纠纷。
和邦尚一样，夏雷特对政治毫不关心，战前也没有表现出多么高涨的宗教热情。革命爆发的头两年，夏雷特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1790年的移民潮开始时，他随着人流去德国呆了几个月，旋即返回法国。1792年秋天，像很多旺代人一样，夏雷特应召前往巴黎，加入杜乐丽宫守卫国王的卫队。八月十日，情绪激动的民众攻进王宫屠杀守卫，夏雷特设法穿过人群逃了出去。夏雷特的逃脱过程极其血腥恐怖，也很有他的特色：一个瑞士卫兵在他眼前被撕碎，受害者的一截断肢甩到他旁边，他捡起来抱在怀里，冲进蜂拥而至的围攻者中间。对方以为他是自己人，毫不怀疑的让他从他们面前跑开。随后夏雷特的一个马车夫朋友把他藏了起来，每天悄悄给他送饭。一个星期后事态稍微平息，他找了个机会蒙混出城。
从首都惊险逃生，夏雷特回到 “与世隔绝”的丰特克鲁兹堡。夏雷特夫人和他们的三个继子女，还有他当年二月刚出生的儿子都在家里等着他。回忆起这几个月来的种种经历，或许他会觉得平静安详的乡村家庭生活从来没有这么迷人过。尽管对巴黎的乱象深感厌恶，但起兵反叛这种念头在他最疯狂的梦境里也没有出现过。
同代多人证实，夏雷特是字面意义上被强拉出来的。1793年三月，马什库尔附近的反叛农民涌到丰特克鲁兹堡前，要求夏雷特带领他们作战。夏雷特当机立断，钻到床下躲避来客。农民们反复去了三次，举着草叉猎枪围在宅邸前的庭院中高声呼喊：“一个国王的军官不愿为天主和国王而战真是可耻！” 最后夏雷特妥协了，他打开门站了出来：“好吧！是你们逼我的！我下令，你们就要服从！否则我就打爆他的头！”随后他们涌入当地教堂，一同对着祭坛发誓忠于“天主和国王”，绝不放下武器除非“胜利或死亡”。
夏雷特的的桀骜不驯和特立独行引了很多强烈爱他和强烈恨他的人。无论是敌人，同伴还是女人。拿破仑盛赞夏雷特在战争期间的精力和活动，不过他直爽到尖刻的下普瓦图部下们对这些赞扬完全不买账。夏雷特的副官尚宾诺（Pierre-Suzanne Lucas de La Championnière, 1769-1828）说他没什么军事才能，做事毫无计划，“甚至不喜欢打仗”，最大的优点只有百折不挠不死不休。尚宾诺甚至以他为例子，说如果旺代的叛乱是保王党们阴谋策划，“难道他们不能派来些更靠得住的军官吗？”。因为尚宾诺在回忆录中对夏雷特的批评太不留情，夏雷特的初版传记作者（一个夏雷特的狂热崇拜者）甚至声称他不喜欢夏雷特，不算是夏雷特的朋友。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尚宾诺从夏雷特起兵开始追随他，见过他所有最辉煌和最狼狈的时刻，义无反顾的跟着他打到了最后的最后。
尚宾诺对夏雷特的态度并不独特，很多与他一同活到战后的下普瓦图军旧部也怀有同感：一方面“不能说夏雷特先生是个伟大的人”，他满身缺点，不少行为让人恨得牙痒；另一方面 “夏雷特先生就像我们的父亲”，“如果夏雷特先生不管我们，我们早完蛋了”，“我们都很珍视他能出现在我们之间”……无论如何，同样桀骜不驯的下普瓦图人在当地一众大小首领中选择了他，给了他流传后世的“旺代王”之名。
“宗教，国王，国家”，以及虚实相间挥之不去的浪漫逸闻：集合了所有骑士传奇的经典元素，夏雷特将成为法国骑士罗曼的最后一章。
+ Charles Henri Félicité Sapinaud de La Rairie, 1760-1829+
萨皮诺是另一个普瓦图地区的大家族，历史悠久分支众多，家族成员遍布西部关系亲密。萨皮诺家有五个兄弟和三个妹妹，战争爆发前萨皮诺的四个兄弟已经移民，都在流亡军团。萨皮诺只是因为碰巧生病，才没来得及与兄弟们一起离开。旺代反叛爆发后，他被附近的农民们拥了出来，跟着叔父维菲的萨皮诺（Louis Sapinaud de La Verrie,1738-1793）上了战场。老萨皮诺也是被强拉出来的：他对找上门的农民们循循善诱，向他们解释以武力反抗政府无异于“用陶壶去撞铁壶”。任何劝说都毫无用处。老萨皮诺最终下定决心，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带着所在堂区的四五千农民加入附近的反军首领沙瀚的查理（Charles de Royrand, 1731-1793)，在中部森林一带与共和军交战，阻拦共和军从南面进入旺代。1793年六月，老萨皮诺在尚托奈附近战死，成为旺代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反军指挥官。萨皮诺接替了叔叔的位置，继续在沙瀚部下作战。七月后，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与上普瓦图和安茹的“大军”合兵，被称为“中部军”。“中部军”先由沙瀚指挥，他在“西北风之行”中重伤死去后，转为萨皮诺指挥。
萨皮诺领导的“中部军”规模不大，对战局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萨皮诺家却是这场战争中最不可缺的人性面孔：“旺代圣城”圣洛朗的战地医院属于中部军管辖，战争期间源源不断的接治蓝白两方的伤病员；他的姑母萨皮诺夫人在医院照顾病患，似乎萨皮诺夫人的慈善在蓝军中也很有名，被俘的共和军士兵甚至知道要向她求情。这家人的慷慨善意并非毫无回应，他们的“敌人”常会念念不忘，当有机会回报时甚至不惜以身犯险……和很多旺代家族一样，萨皮诺家在战争中历尽凶险，却是少数充满人情味并且结局圆满美好的故事。
萨皮诺的二妹索菲被称作“漂亮的旺代姑娘”，战后写了回忆录讲述自己和家人的经历。她说：“爸爸把他的五个儿子交给国王的事业，自己来保护三个女儿”。他们的父亲和十七岁的弟弟都死于战争，家宅所在的村庄被蓝军中最臭名昭著自封“宰人屠夫”的军官血洗，亲属和村民上百人遇害（共和军军报说杀了五百人）。噩运没有打散这家人，也没有让他们的灵魂蒙上苦涩或怨毒。萨皮诺家是西部波旁白旗最坚定长久的扛旗手之一，但总是秉持温和节制的原则。事实上，萨皮诺家算是字面意义上的“圣徒之家”，因为他们确实有四个家族成员升上了祭坛：萨皮诺的一个姑姑是本笃会的加尔瓦略山圣母女修院会母，和三个女性亲戚在昂热被断头。1984年，若望保禄二世宣“九十九位昂热致命者”为真福，其中除了有名的诺阿.皮诺（Bl. Noel Pinot）神父，也包括萨皮诺的这四位亲属。
战争后期，萨皮诺率部依附夏雷特，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虽然萨皮诺不总是赞同夏雷特的一些决定和行为，有时甚至会激烈反对，但关键时刻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他的支持。萨皮诺以他近乎圣人般的宽宏和慷慨，不仅陪夏雷特打到了最后，甚至在战后把自己的名字和夏雷特的永远连在了一起……
纵观旺代军队的首领和士兵，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保王军中最激昂热情的都是些二十来岁的青年，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中年人们却多显得犹豫不决。似乎保王在当时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复辟后进入贵族院的d'Haussonville回忆，他支持革命的父亲对他说：“你这样的年龄，应该做你这个辈分的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老人给了二十三岁的儿子三十枚金路易，让他潜逃出国加入孔代亲王的流亡军团。
旺代的战争正是年轻人的战争，亨利成为天主教保王军总指挥时二十一岁，旺代军中与他年纪相仿的军官比比皆是：道提尚波只比亨利大一岁；“大军”的骑兵副指挥佛斯缇尔（Henri Forestier,1775-1806）十六岁，和塔尔蒙的一个副官同龄；之后来投奔旺代军的舒昂党“小将军”布瓦济（Aimé Picquet du Boisguy, 1776-1839）十七岁；为父报仇男装从军的安茹女骑士蕾内（Renée Bordereau, 1766-1824）二十三岁。下普瓦图往往全家兄弟一起参战，年轻人更是多不胜数：夏雷特的主要军官中，尚宾诺二十四岁，胡波耶（La Roberie）三兄弟，都布瓦（Dubois）兄弟和吉翰（Guerin）兄弟都不过二十出头。胡波耶兄弟中最出名的骑兵指挥博丹（Prudent），战争爆发时不到二十岁，战场上不计后果的勇猛让自己人都胆寒。身材瘦削的博丹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让远处看见他的蓝兵们纷纷传言夏雷特的骑兵首领是个姑娘，而胆敢靠近确认他的性别的敌兵总是有去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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