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房子——80后的居家回忆

根据本地福利分房时代的政策，父亲1993年获评高级技术职称，可享受120平方米住房面积。后来他在全省系统内连续三年当选劳动模范，根据单位住房政策，住房待遇可上浮20%，即144平方米。母亲1994年获评中级技术职称，卫生行业的“倒班人”按照地方标准住房面积可以比国家标准上浮两成，享受108平方米建筑面积。然而直到福利分房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我家仅有一套89.4平方米的赫鲁晓夫楼。在当时，我家的住房条件已经是不错的了，这套房子的第一任住户是退休的老局长呢！当时有个统计指标叫“住房成套率”。当时很多居民住着不“成套”的住房，比如说大杂院、公用厨卫的筒子楼或是一套单元房住了几家人。

母亲就职的单位不幸是教育系统的一家百年老号，部委直管，盖个厕所都要“跑部钱进”，于是住房条件异常恶劣。大票的青年教师住在八平方米到十几个平方米的正宗“民国范儿”学生宿舍或是筒子楼，这些房子年久失修，如今的博导们可能长期踩着泡在污水里的砖头穿过狭长、昏暗的走廊，直到成为副教授才有可能搬到单元房。每逢分房子，总有教职工队伍里的“斯文败类”拿着菜刀（物理意义上的菜刀）蹲守在院长家门口。母亲曾经在她单位有两次分房机会，第二次分得的房子是一栋民国时期建成的、解放前住着外籍教授的正宗美国大house——二楼朝阳的一间，三楼阁楼的一间，共两间房。这种房子的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但是这座别墅的阁楼里有一个前住户自己搭建的小厕所，如果我妈选了这套房子，约等于拥有变相自用的厕所。要了自己单位的房子，就要交还配偶单位的房子。父母当时做出了智商在线的选择，宁要赫鲁晓夫楼，不要美国大house。

我的第一个住处，80年代初的赫鲁晓夫楼，从1985年出生住到1988年的夏天。我家在里边住一套两居室单元房，46平方米。

那座楼位于一条胡同的深处，并不是当年常见的“国企大院”，整条巷子就那一座楼是我爸单位的宿舍楼。

古时候公共事业发展水平低，“大院”以外的物业条件很烂。楼前的小巷路面从我记事起到一直是坑坑洼洼，直到“新时代”才铺上了柏油。那个街区以前都是棚户，盖起楼房之后自来水没有扩容，水压一直很低，我爸经常吐槽要等到半夜才能用筷子粗的水流给我洗尿布。

这栋“孤悬海外”的宿舍楼和父亲单位“大院”里的宿舍楼同年建成，同年分配，家属院里的那栋楼不管是周边环境还是建筑质量都比这栋楼要好得多。我妈就是在那次分房意识到我爸在单位的“地位”可能不妙。

楼的前面是一大片平房棚户区，楼后面是食品厂，入秋后每天晚上都能听见食品厂用模具敲月饼的“咣咣”声。我妈说我从小就是猫奴， 每逢我妈抱着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我只要一见到平房屋顶上的猫就兴奋。有次屋顶上没有猫，我突然高兴的喊着“猫！猫在雪上跑！”当时是夏天，户外环境肯定不会有雪，我妈很新奇的记住了我的话。

第二个住处，80年代初的赫鲁晓夫楼，从1988年的秋天住到1995年的初夏。我家在里边住一套两居室一厅单元房，56平方米。

那座楼位于父亲单位的宿舍大院，是院内最新的建筑。父亲有资格搬进这里，是因为他们单位在近郊修了新的家属院，统统三居室。我妈对那个统统三居室的新家属院是既向往又不屑。向往的是房子大，不屑的当时近郊生活不便，经常停水停电，一遇雨雪天气公交车都停运。这个宿舍院是本地比较好的地段，学区是最好的学区，窗外有一栋1989年3月落成的22层白色办公楼。那栋高楼很高级，内部装有中央空调系统，办公桌上有消毒文件用的微波炉。大楼外墙面的灯饰一贯花哨，我搬去的时候能看见楼上装饰的各种彩色白炽灯泡，90年代大楼还被业主单位配上了绿色的霓虹灯轮廓灯，极显时代土鳖审美。

大院门外的市政设施也很理想。门前是路中央有绿化花坛隔离带的大马路，花坛里种植着雪松和冬青，直到2000年前后为了拓宽机动车道才拆除。院墙外十字路口旁边的人行道很宽阔，面向路口的巨幅“只生一个好”宣传画前的空地上，每到夏天都有人提着双卡录音机跳迪斯科，这是广场舞文化的雏形。

这一带的街道框架是汪伪时期搭建的，很多窄巷都曾经是宽马路。因为城中缺少建设用地而车辆又确实太少，宽马路被周边单位圈地侵占。大院一侧的小巷在我爸入职的时候就是宽马路，但是等我记事的时候就是小巷了。80年代初住房急缺且国家在基建资金上对住宅有倾斜，市里的修房队把那条街堵了一大半，修了一列只有一个单元门的赫鲁晓夫楼。

那条小巷里有周边唯一的粮店。粮店本来开在宽马路的路边，现在粮店门前的空地就是宽马路惨遭侵占的见证。我曾经跟父亲去过一次那家粮店，观看了计划经济时代“贴粮票”这一人民生活当中的大事，算是目睹了票证经济的一点残留。

这个住处的条件确实比旧居改善不少。每周三天供应热水，配上80年代末单位分福利的“万家乐”燃气热水器，初步实现了热水澡自由。大院里的住户都是本单位职工，我跟随父母出去串门的机会多了。那时候正是国企职工精神富足的一段时期，邻居家里普遍购买了当时流行的平面直角彩色电视机、双开门电冰箱、滚筒洗衣机、拐角沙发、录像机、组合音响——五千块钱听个响。我上小学的时候去一个住在跟人共用厕所的筒子楼的同学家，他家长当时“双下岗”，我对他家凌乱居室里的那台组合音响印象深刻。他父母在火柴厂工作。购置音响的时候他的父母肯定没有预料到今后的时代。单位分福利还发了地板革这种新颖的装修用品，不少邻居家里还铺了化纤地毯。当时的邻里之间，甚至包括我们小朋友之间经常攀比各家的“家当”。父母的消费观念相对保守，这次搬家就添置了一台4000元的彩电和一套3000元的沙发，以及调整商品价格的“大抢购”时代，父亲买回的几把不锈钢折凳。

第三个住处，80年代初的赫鲁晓夫楼，从1995年夏天住到2004年冬天。我家在里边住一套三居室一厅单元房，位于顶楼，套内75平方米，房产证面积89.5平方米。

我家是这套房子的第三任住户。第一位住户是单位的老领导。他久病卧床的妻子在这间房子里病故，老领导睹物思人非常悲伤，加之官升一级住房待遇提高了，搬到了新住处。第二任住户是当年把老领导夫人的遗体从顶楼背下去的领导亲信。

1995年，房改已成定局，各单位都抓紧在福利分房取消前完成最后的福利房分配。第二任住户找到我爸，态度恳切的说，他搬进这套三居室的时候，自己的老房子——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没有交回单位。房改肯定要查处超标准住房，他想用自己的三居室换我家的二居屋，这样两套房加起来之后的超标面积比较小，还有斡旋的余地。他的儿子新学期就要上高三了，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他想让儿子尽早工作，旧居一居室就留给儿子结婚用。

我爸回家跟我妈商量：这次住房调整，新宿舍区的三居室还是没他的份。前阵子他被领导委以重任，担任单位优化组合领导小组副组长，专门劝退被优化组合到下级单位工作的同志。领导当时许给我爸，完成了优化组合任务，就给他换一套新三居屋。没想到优化组合名单下来，第一个就是我爸——于是我爸失去了在本单位调整宿舍的权利。（同事之间自愿换房不属于单位行为，但是单位承认交换结果。）我爸的新单位是系统内有名的穷逼，我爸调去的第一个月，工资从530元暴跌到130元，这样的单位肯定盖不起宿舍楼。我爸调过去的时候手里捏着一个考察多年的潜力项目，他对新单位的前途倒是不慌。一年后新单位扭亏，两年后实现了盈利，我爸的工资也涨到了一千五（1999年拿着5000元月薪的销售骨干来找我爸要求加薪，我爸就把一千五的工资条拿在手里扬来扬去）——可是我家这收入条件肯定买不起商品房啊！这个单位员工很少，还是没实力盖集资楼啊！前领导亲信送上门的换房建议，成为了我家近年来改善住房条件的唯一机会。

那座宿舍楼跟我的第一个住处在一条街上，离我当时的住处大概步行五分钟的距离。跟我的第一个住处一样，这栋楼不在家属院里，三座家属楼隔街相望，但是这三座楼也配了供应热水的锅炉房啥的，同样每周供应热水三次。那栋楼的首批住户都是老领导，建设标准还不错。前任住户努力的收拾小家，装修的也挺好。爸妈去现场考察了一次，都动心了，同意换房。

住进去之后，家里才发现这一带的市政建设真是十几年不变。自来水仍然是时断时续，印度感极强，好在前住户在厨房安了一个水箱。搬过去之后的第二年，我母校学区调整，那座楼从学区的边缘划到了片外。随着之后的几次学区调整，这个住处对口学校换了几换，跟我母校的差距逐渐从巴西与美国的差距拉大到阿富汗与美国的差距。我的第二个住处与这个住处的二手房单价现在基本上拉开了一倍。我妈现在想起来还数落我爸：“你成天嘲笑前住户只会拍领导马屁，只会帮领导背媳妇。你看他这智商、情商、财商，比你强多了！”

我爸调入新单位的第三年，单位实现了利润增长60%。然后这个单位就被同系统另一家企业收编了，法人证、营业执照没有了，成为了一家招牌是毛体字的大型国企的事业部。合并后，我爸调到了企业总部，待遇不变，工作内容变成了“经集体讨论研究决定，批准厂部办公楼五楼男厕所更换掉坏了的电灯泡一枚。拟更换60W功率白炽灯泡市场询价情况下如……”。我爸在优化组合到下级单位之后的第五年光荣的成为了一名国企下岗工人，不久之后重病进了ICU。我的第三个住处也面临着市政拆迁。

感谢国家，在那次拆迁期间，我们这些买不起商品房的拆迁户分配了烂尾楼改建的穷人安置小区。那个开发商野心很大，战线拉的极长不说，开盘的时候还请了成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虽然这个安置小区住了快二十年都没有房产证。当初说要拆我家旧居的道路拓宽，原定道路红线150米，因为资金压力最后定为红线宽度60米，我的旧居也没拆成。再次感谢国家。我爸不用跟老同事演苦情戏，也能给我留下一处老旧的房子当婚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