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海洋史

很早我就注意到汪熙教授的论文谈到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这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应该说是对海洋研究，或者说是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意义重大的著作。我的老师——华东师大的郭圣铭先生在1983年就出版了《西方史学史》，当时也提到了马汉的著作。但是我今天讲的应该是跟以前的海洋的研究，或者海洋史的研究有比较大的不同。

大家都知道我对当代的史学发展一直比较关心。虽然我并不是海洋史的专家，不像庞教授，但是我想从史学史的发展或者说从历史学研究的当代发展，来谈一谈海洋史的特殊地位以及研究意义。所以我讲这个题目当然也是为了配合太平洋论坛，因为太平洋的研究、太平洋史的研究应该是海洋史研究，我待会要谈到海洋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未来的发展的领域和路径。

我先想讲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海洋史的研究。海洋史研究应该是最新的史学流派之一。我先举几个例子来讲一讲，在西方，海洋是如何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的。《美国历史评论》是1895年创刊，与中国的《历史研究》一样的，是史学界的旗帜性刊物。该杂志在2006年做了一个海洋史的论坛。可能有些听众也知道，我近年也比较注重情感史的研究，美国历史评论同样也做过情感史研究论坛，可能早了两年。海洋史论坛发表在2006年，由Karen Wigen主持，她现在斯坦福大学，原来在杜克大学，本来是研究日本史的。参与者都是几个大洋的研究的专家，有大西洋史、地中海史的研究者。然后松田（Matt K. Matsuda）在罗格斯大学，研究的是太平洋史，之后我要谈到他的专著。 那么大家看一下少了哪一个海洋？可以思考一下，少了一个就是印度洋，但我其实觉得，印度洋是海洋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领域，是一个用来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基地。

后面一个例子是2010年的美国历史年会。美国历史学会年会并不是每年都有主题，2009年的主题是全球史学，我还参与2009年的全球史学史的讨论会。而2010年的主题就是“海洋、岛屿、大陆”，策划人之一就是松田。当时你们看看到它的主要探讨的是海洋、岛屿跟大陆，所以也并不是完全专注海洋。但是应该说在初期，让历史学家注重海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海洋史作为一个学派的形成，应该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产物。 那么我稍微翻译一点他们的一些想法，“我们对我们周围的水和我们赖以生存的陆地的概念，既要归功于历史和文化，也要归功于宇宙学和地质学，不仅航线和航行技术，而且我们对环绕地球的毗连海洋部分的名称也随时间而变化”。那么这个方面的研究我待会要谈到，其实海洋史研究我们历史学从业者来说还是有很多欠缺的，我们研究的基本上还是就是当今的海洋史，跟海洋作为一个stage（舞台），人们的一些活动和创造的文化。

接下来谈到海洋史研究的特点，海洋是跟大陆以大陆为视角的，以陆地为视角这个原则。海洋史可以帮助人们看到的动态及其“流动性”，我把它翻译成流动性，其实它英文叫circulation，就是一种循环。所以他谈到了不单是货物和思想的circulation，也谈到了这个人的circulation，从人的迁徙可以是资源，也可以是被迫的。那么迁徙比如讲就有一个例子，在太平洋史的研究中涉及到了华人劳工来旧金山淘金，参与当时的淘金热。同时当然有权力、信仰、粮食、资源和疾病的全球传播，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作者之一来过中国的，那就是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他是哈佛大学海洋史思想史的教授。也许是做思想史的关系，阿米蒂奇的表述特别生动。另外一个思想史的专家海登·怀特，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也是这样一个喜欢在表述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阿米蒂奇写的文章一般常有吸引眼球的题目，比如这篇题为“作为世界史的海洋史”World History as Oceanic History，副标题是“超越布罗代尔”beyong Braudel。他认为海洋史的研究是全球史或者真正世界史必须要做的研究。要超越布罗代尔，大家都知道非常难。我的观察是，当代的海洋史的研究是在扬弃布罗代尔，一方面发扬他的研究，一方面又力图超越他这样的特征。

阿米蒂奇语不惊人不休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大家或许都知道的——他曾在2014年与人一起发表了《历史学宣言》。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翻译者是我认识首师大的孙岳老师。孙在前言中也提到了《历史学宣言》的一个重要的意图，是为了说明历史学家看待历史，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观念。了解年鉴学派的都应该知道“长时段”的概念，是布罗代尔的一个有标志性的史学成就。阿米蒂奇当时在2014年主编《历史学宣言》，2017年他与人合编了《海洋史》（其内容概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海洋），可以说是对海洋史的研究的一个比较新的概括，我认为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试图超越布罗代尔的海洋史研究。

所以，布罗代尔后来写了三卷本的《文明与资本主义》（已经翻译成中文），花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第一卷的副题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也有历史变或不变的意思。从那个时候起，布罗代尔已经采用了一个全球的视角。他在日常生活结构里提到了农业社会、农田耕作的形式，做了全球范围的比较，以此来突出各地生活方式的不同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布罗代尔无疑对海洋史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一是他突出了海洋在历史中的地位，从海洋角度来考察历史的变和不变。第二个是他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当然，在布罗代尔之前，年鉴学派创立的时候，便已经淡化了政治事件的重要性。如果去看年鉴学派论文，基本上就不谈近代国家，其做法与兰克学派反其道而行之。

就布罗代尔对当代海洋史的影响来说，我想回到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宣言》。该书指出历史学研究的溯古前瞻，历史学本来就是为了溯源的，一直有一个长时间的概念，但是有一阵子“长时段”被消退，指的是在二战之后，具体就是新文化史的兴起及其上面所说的史学的“碎片化”。阿米蒂奇于是指出，当今的时代经受了短期主义的困扰，使得历史学家缺乏长程的眼光，这种短期主义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所以他们会发表《历史学宣言》，强调我们现在需要一种长时段的考察。当然这个问题的背景其实也很清晰，比如说当代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这些现象都需要历史学做一个长程的思考。如果历史学还是注重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的人物的丰功伟绩的话，我们的研究和书写就会越来越远离社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谈的话，便是说海洋史的研究，特别是太平洋史的研究，让人更注意历史演化中的环境因素。

海洋史如何成为世界史？就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其实我已经谈了很多了，但我特别要强调夏威夷大学的杰瑞·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教授。我刚才提到1980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这个学会的会员里边，不仅有大学老师，也有不少中小学教师，所以有草根性。他们的会员一般来说都经历了1960年代的反文化、民权运动的洗礼，让很多中学、大学老师认为，我们必须要突破西方中心概念，从世界的、全球的观念来讲授历史。 本特利教授很早就参与了这一学会的创建，然后自1982年开始担任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主编，直到2012年春天不幸辞世。

杰瑞·本特利是我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与中国学界也多有联系。他曾经是首师大成立全球史中心之后所聘的研究顾问，经常造访北京和其他地方。为了准备这个讲座，我也再进一步看他的一些著作，觉得确实是世界史或者全球史领域的先驱人物，比以我们所知道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应该说功绩更大，因为本特利做了不少理论的探索。本特利很早就提到了海洋作为一个研究角度，在1999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论文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谈到了海洋盆地概念和海洋区域的概念。这篇文章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开创性的研究。阿米蒂奇使用了“大陆主义”，指出其实地球上海洋面积大得多，而近代史学注重民族国家，就是以大陆为基地来考来。本特利则提出了“海区”（maritime regions）的概念，可以让人看到历史变动有不同的层次，有地方、区域、洲际（continental），还有一个我把它翻译成“球际”（hemispheric）、有南半球北半球西半球东半球，最后就是一个global的研究视角。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本特利比较早地就总结了海洋史的研究如何能够帮助突破近现代史学所注重的国别史模式。他举了一些例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他的这篇文章。他在其中提到哥伦布大交换和奴隶贸易，这两者主要是大西洋史的研究。欧洲人移民美国其实也是从大西洋到美洲，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大西洋出发往南半球走，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再到亚洲和其他地方比如太平洋。所以本特利也提到在20世纪的时候，有亚洲人移民美洲，也就是淘金热等等之类，当然亚洲人中也不完全是华人。然后他又讲到最新的、在二战之后的全球范围的贸易、通讯和交流，包括卫星上天之类，如何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本特利不幸辞世之后，大家对他有很多纪念。我刚才提到的美国世界史学会就有一个奖，以杰瑞·本特利命名。美国历史学会也有一个图书奖，也是以他命名的，奖励世界史、全球史的著作。我想大家各位如果有志于做全球史这件事的话，应该努力获得这么一个奖项。

海洋史的研究跟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和写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所有的海洋都包含了几个区域和多种文化。研究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写作国别史，通常强调同质性、单一性，也即一个民族的诞生、发展和进步，而海洋史研究的话就必然会考虑各个区域。

我上面的几个例子就是说海洋史在2000年之后开始兴起，其兴起要把它放在当代史学发展背景下来看。提到当代史学的趋势，我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越做越小”和“越做越大”。那么这个“小”和“大”的中间是什么？其实中间就是民族国家，或者简称为国别史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史学就有这样的趋势。我这里引用了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的观察，他说在1960年代以来的各种历史学词汇中有一个词叫“碎片化”（Fragmentation）。他所认为的“碎片化”当时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所不同，他认为近代的史家，特别是一些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整体，称作“整体史”。年鉴学派 1929年开始，大部分史家希望处理大规模的、宏观的题材。而到了六十年代，二战之后的历史学家们的整体做法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开始细碎化了。而相对来说的话，18世纪的伟大史家爱德华·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的研究绝对是包罗万象。中国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典型的包罗万象。但是沃尔夫特别强调从20年代60、90年代之后，历史学家的认同开始变得越来越细碎了。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沃尔夫也注意到了，那就是“越做越大”。沃尔夫其实也特别提到了布罗代尔的史学。过去美国大学上的欧洲通史就叫“西方文明史”，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史开始流行，在大学里尝试开设全球史入门这样的课程。60年代西方出现了新的、反文化的现象，标志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转型期。从那个年代开始到80年代，从美国的中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都开始尝试世界史这一新课程，来取代以前考察历史的维度。1980年成立世界史学会，1982年该学会办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杂志。最近20年这一趋势更加发展。2006年兴起了海洋史， 同年有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的创办，因而“越做越大”是很明显的趋向。在此背景下理解海洋史，不言而喻，海洋史研究就是当代史学越做越大的表现之一。

还是有必要回到那个中间，因为中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学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创立的民族国家为视角的历史书写形式。我想大家基本上对兰克的生平和他的学术都有很多了解。兰克受过比较好的古典学术教育，特别是文字学或语义学（philology）的训练。我想大家如果熟悉中国近代学术的话，都应该知道著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名称中就使用了philology这个词。Philology的称呼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我所使用的“文字学”是采用胡适的翻译，傅斯年则把它翻译成语言学。文字学的取径有点类似中国的训诂学，通过认识字来了解文本的意思、意义。但是在西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philology也可以说是比较语言学；文字学家一般需要掌握很多种语言，加以对照比较。这与西方学术的发展特点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西罗马帝国476年灭亡之后，拉丁世界的学术衰落很严重，但是在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很多的罗马古典文化得以保存，但是他们保存的是希腊文本。古代罗马到了帝国时代，已经使用两种语言文字，西边是拉丁，东边是希腊。 那么文艺复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克，有不少拜占庭的学者就流亡到了意大利，这也是文艺复兴兴起的一个契机。这也意味着那些学者把他们的古典学问、以希腊文本为基础的知识带到了欧洲，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从那时候开始，文字学的研究变得非常重要。兰克在接受古典学术训练以后，去了一所叫gymnasium的文科高中教书，然后在1824年出版了《拉丁和条顿诸民族史，1494-1514》。当时，柏林大学是在1810年创建的一所新的大学，兰克出版这本书以后声誉鹊起，被聘请到柏林大学任教，一直到他去世。这本《拉丁和条顿诸民族史，1494-1514》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大家都把兰克看成是民族国家史的一个创始人。从很大意义上来说就是如此。但是从他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兰克的志趣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写作一部国别史，他写拉丁和条顿等民族，是为了早期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对比研究。后来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比较侧重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80岁以后的他，又开始写世界史，因为他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互动如何推动历史的发展。

兰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不满那些以前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等人的著作，指出历史著作需要和可以“如实直书”。这个当时看来感觉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这么一个想法，却影响深远，因为这个想法让人产生所谓“高尚的梦想”。后人对此有所诟病，不过兰克当年提出这一设想，还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当然我没有时间来多谈。兰克同时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大学老师在研究生这个阶段都会开设的seminar，也就是学术讨论班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学术讨论班的形式当然不是从兰克开始的，不过兰克对之加以广泛推广。他当时主要是审定史料，与现在的做法有些不同，不过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从中世纪以来最早的大学开始，至少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当时大学的授课老师是完全是照本宣读，而且也不给教材，因为那时书本很贵，印刷术还没普及。学生就是听课记笔记，然后用此在学期末参加考试。欧洲大学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一种课程，美国其实也有，也即大堂讲授，然后助教在其他时间带领学生就讲课内容做讨论，而老师的责任就是给一个精彩的演讲。2018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也用类似、大堂讲授的形式上课，一次讲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助教会在每周可能安排两个小时跟学生交流。所以学术讨论班的形式突破了以前大学教学的方式，有助将历史研究转变成一门科学，至少是一门学问，所以兰克的影响，因其推广讨论班的教学方式而广大和深远。

兰克的影响自然见于兰克学派，但我一直强调的是，兰克本人与他后来的弟子即兰克学派的成员，有着很大的不同。兰克的重要的弟子有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两人。兰克退休以后，特赖奇克接替了他在柏林大学的教职，而西贝尔则创办了《历史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之后特赖奇克接任了这个杂志的主编。他们提倡或者推广兰克学派研究的模式，同时他们又把这样一个模式狭窄化。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主要著作。西贝尔的著作《威廉一世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多卷本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且以威廉一世的生平和成就为中心。刚才我已经提到，兰克提倡考察民族国家来检视历史的发展，但并不是把它锁定在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物。特赖奇克的著作有七卷本的《19世纪德国史》，然后他同时又写了两卷本的《政治学》，也是完全从政治角度来描述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德意志的民族建国。大家知道德意志建国迟至1871年，比其他欧洲国家要晚得多。所以兰克学派如果标志着德意志史学的职业化，那么这一过程与德意志这个国家的建国同步。在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中，学会的建立和历史专业杂志的出版是重要标志。但这两位兰克的重要弟子，又推动了历史研究的狭窄化，因为他们俩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依靠了政府所建立的档案馆，因此是纯粹的政治史。所以一方面，他们落实了兰克的所谓“如实直书”、考证史料的做法，但同时，他们又在史学观念上有些背离了兰克本人的治史理念。

不过这一理念持续时间并不长，因为西贝尔和特赖奇克两人都在19世纪末期过世。 在1900年的时候，比利时的学者亨利·贝尔（Henri Berr）主编了《历史综合杂志》，一定意义上这是年鉴学派的前身，其目的是突破原来兰克学派所提倡的国别史、政治史的历史书写形式。《历史综合杂志》强调历史综合的重要性，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或以一个国家为中心。如果想用综合的手段考察历史，需要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那个时候也正好见证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兴起。比如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些学科，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兴起。这些研究让历史学家看到，只是用一些政治人物或者军事人物的档案来写作历史已经不够了。所以年鉴学派就提出了整体史这一概念，探讨社会构造、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年鉴学派有三大“敌人”，那就是政治史、人物史和事件史。所谓的“敌人”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兰克学派，并不是完全针对兰克本人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史家希望做一些综合的描述和分析，对历史的演化提供一个比较综合的、相对宏观的解释。

如果说年鉴学派的第二代费尔南·布罗代尔代表了该学派成就的一个高峰，那么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各种时段的概念。布罗代尔的意思是，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历史研究应该注意“长时段”的因素。由此他成为海洋史的先驱。他有这么一句话，我翻译了一下，“以一篇水域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具有所有的魅力。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它也惊险无比”。他的成名作是《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两个版本，以前的版本，包括有些论文提到年鉴学派的时候，把这本书的书名译成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一译法受制于兰克学派的影响，或者不在意地受其影响，还是突出了菲利普二世的重要，与法文的原文也不对应。但其实该书的原名中，“地中海”是放在最前面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如果读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书的话，都知道他想要突出地中海，也即地中海作为一个自然环境如何形塑了当时周围的在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当中历史的演变。甚至，他认为历史最终是不变的，因为自然环境演变是非常缓慢的，或者说相对人类活动，几乎没有变动。那么这个情况下，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这种静态相比的话，历史就是静态的。布罗代尔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归根结底认为，历史其实是基本不变的。这种想法或许我们很多人也会有：比如看到自然环境，去黄山、泰山，一览众山小，会感觉人的生命可以说是非常微不足道。孔子就有“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所以布罗代尔后来有一个弟子叫勒华拉杜里，他就主张研究不动的历史、不变的历史或者静态的历史，显然深受布罗代尔的影响。

有关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的重要意义，我想在这里稍微谈一下。大家也许都知道，我们讲到英帝国，就说到英国是日不落的帝国。但“日不落”这个词其实最早是用来形容菲利普二世时代的西班牙，指的是一个西班牙海权时代的强盛。所以，如果我们从后世的眼光看待西班牙历史的话，很显然会认为菲利普二世是西班牙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布罗代尔的革命性突破也就在这里，他提到了菲利普二世，但是特意把他淡化。《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有三卷，第一卷就完全是讲的地中海的自然环境，在第三卷才提到了菲利普二世的政绩。所以他指出了历史研究要注意到三个时段。他把短期的事件放在了第三卷，处理了“短时段”的变化，而第二卷则是讲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人口变迁，所以是“中时段”的、几百年的变化。布罗代尔强调，在历史演变的变或不变的最终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经济也不是社会，更不是政治人物，更不是伟人的行为，而是人在自然环境当中建立的缓慢的生活方式，用此来作为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