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0年 　三十七岁（一）

１９３０年 　三十七岁

１月初 　鉴于红四军给养已发生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率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到连城筹款，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暂留古田策应和处理善后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从古田到蛟洋红军医院探望伤病员，请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红四军离开当地后妥善安置这批伤病员。

１月５日 　朱德率红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抵达连城，筹款以解决粮饷问题。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开往龙岩县小池，打击前来“会剿”的闽敌刘和鼎之第五十六师先头部队，以掩护红四军主力转移。第二纵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返回古田。

同日 　在古田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回信，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的错误，论述想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７１３的”；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个事实出发，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并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封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１月６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寄出报告，汇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工作：（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央指示，作出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２）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３）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报告还总结了红四军出击广东东江损失三分之一的经验教训。

１月７日 　率第二纵队从古田出发，经龙岩县的上车、梅林进入连城。然后，经永安、清流、归化（今明溪）等县境，于一月中旬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

同日 　朱德获悉长汀和上杭的敌军进入连城县境，隔断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同第二纵队的联系，决定率部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引诱“会剿”军金汉鼎〔１〕部离闽回赣，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

〔１〕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赣军第十二师师长、闽粤赣三省“会剿”军总指挥。

１月上旬 　接到中共闽西特委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在闽西游击，帮助地方消灭敌人，巩固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停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当即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毛泽东的意见增强了闽西特委负责人保卫闽西红色区域的信心。

１月１０日 　前后在行军途中接到黄公略报告赣西南红军发展情况的信，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军，调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

１月２０日 　率领第二纵队到江西广昌县赤水，击溃反动武装靖卫团，活捉伪县长。当时获悉第一、第三、第四纵队正在江西宁都县的东韶。

１月２４日 　率第二纵队经宁都的洛口到东韶，同先到数天的朱德所率红四军主力会合。

１月下旬 　在东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根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战争即将爆发、广东广西军阀混战仍然相持和革命时局展开的情况，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部署问题，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会后，同朱德部署红四军十五天的短距离分兵：第一纵队直取乐安；第三纵队由藤田占领永丰；第四纵队同宁都赤卫队及二十五纵队在宁都布置南路工作，帮助宁都县委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解决宁都土地改革问题，同时对付赣敌金汉鼎部；第二纵队进驻藤田，沿途分兵打土豪。毛泽东随红四军司令部一同抵达藤田。

１月 　同朱德一起指挥红四军打破闽、粤、赣三省敌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并连克江西的宁都、乐安、永丰等县。三十日（农历正月初一），将由闽西进入赣南的一路情景吟成一首词《如梦令·元旦〔１〕》：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由下，风展红旗如画。

２月１日 　中共中央就红四军行动问题复信广东省委，其中说：红四军攻梅县的失败，在政治上的损失确比军事上的损失大，原因自当归咎于四军内部党和政治工作的破产。“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只是声明目前环境所限恐须先在闽西深入”。此信还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２月初 　在永丰县藤田，从赣西特委来人的报告得知，赣西特委受到右倾思想的干扰，致使“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依据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红四军前委就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问题致函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２〕军委，提出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等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到赣西特委驻地吉安陂头，同赣西特委商定联席会议于二月七日在陂头召开。毛泽东同曾山、刘士奇等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１〕农历正月初一，过去曾称元旦。

〔２〕红六军，由江两红二、红三、红四、红五团于一九三○年一月下旬合编而成。

２月６日—９日 　在陂头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团因会议提前举行，未能赶上参加）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也称“二七”会议）。会上，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按劳动力和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会议还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由红四军担任攻取吉水。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将红四军前委扩大其任务，成为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红四军另成立军委，调潘心源任军委书记（未到任，由熊寿祺代理）。

共同前委由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将赣西特委（在这以前湘赣边特委已并入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还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２月１４日 　“二七”会议主席团毛泽东、曾山、刘士奇署名发布《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通告。通告要求红军第四、五、六军作出行动部署。

２月１５日 　为贯彻“二七”会议精神，在赣县召开赣南工作会议。在会上作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赣南工作，批评土地革命没有开展起来等右倾错误，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扩大武装。

２月中旬 　国民党军调集七个旅十二个团，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当时，金汉鼎部占领宁都，朱耀华旅进到乐安，戴岳旅进到南丰、乐安之间，成光耀旅驻守吉安；从湖北调来的唐云山旅〔１〕侵占永丰、乐安后，即向吉安的东固地区搜索前进。

〔１〕唐云山旅，指唐云山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

同旬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开到水南，进到中鹄区施家边，准备攻取吉水。因“会剿”敌军前锋已到永丰，从战略上考虑，红四军不宜在白区挺进，遂决定不打吉水，采取“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同他作战”的原则，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求歼孤军向苏区冒进的唐云山旅。随即指挥红四军折回富田休息和训练，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２月２４日—２６日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红六军一个纵队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给贸然单独进犯苏区而兵力分散的唐云山旅以歼灭性打击，击伤旅长唐云山，抓住三个团长，取得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枝、于弹五六十担的胜利。

２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提出“扩大红军的总策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

２月２７日 　出席在吉安县值夏举行的有红军、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在会上讲话，号召赣西南人民发展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政权。

２月 　因红军第四、第五、第六军均缺干部，共同前委决定创办随军的红军学校，招收学员六百人，由毛泽东任校长。

同月 　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一首：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３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吉水县水南一带做群众工作。在水南主持召开中共共同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红军向北、向西发展都受敌军阻拦，只能向东或向南发展，应当改变进攻吉安、夺取江西全省的计划。会议决定，红军向东发展，由江西广昌进驻福建建宁。

３月１０日 　同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到达东固。获悉兴国无敌军驻扎，随后，又率部南下兴国。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要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发展”，并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３月１１日—１４日 　在兴国召集中共县委负责人会议，对支援前线、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指示。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获悉驻赣州敌军金汉鼎部开赴福建打卢兴邦〔１〕，同朱德决定，乘虚袭击赣州。

〔１〕卢兴邦，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３月１５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富田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十八日，中共闽西特委在龙岩召开闽西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３月１６日 　当红四军一部急行军三天到达赣州城郊时，方知金汉鼎部第七十团由万安返回赣州城，闭门扼守。红军当日从东、南、西三面发起猛攻，因地形不利和缺乏攻城武器而未能攻克。这时，毛泽东从兴国赶到赣州红军前沿阵地，观察研究敌我态势，认为难以攻下。中共共同前委研究决定，放弃进攻赣州计划，随即撤出战斗。

３月１８日 　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认为：吉安、吉水、永丰一线有敌军三个旅以上兵力，红军暂时不宜北进；赣南、闽西地区敌军兵力空虚，红军正好发展苏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苏区。红四军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于赣南八县、粤东北七县。

闽西五县。与此同时，红六军也以三个月为期，分兵于赣西南地区，扩大与巩固苏区；红五军第一步配合红六军在赣江上游工作，第二步返回湘鄂赣边，扩大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同日 　中共共同前委发布关于分兵争取群众及工作路线的通告，总结了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１〕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通告指出，“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并强调“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所谓“伴着发展”，就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在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在该区域做深入的工作。

〔１〕“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的具体做法：第一是分土豪的谷物给农民，以发动群众；第二是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第三是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第四是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是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是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有一周或十天工作时间，便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

３月１９日 　同朱德签发《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指出这次未能攻克赣州的教训是：一、对敌情判断不确；二、没有预先观察地形；三、事先无充分准备；四、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战场报告不确实；六、不按时发动总攻；七、一部分指挥官指挥不当。训令要求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总结，批评缺点错误，并将情况报告军部。

３月２０日 　同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到达南康县唐江镇，并派第三纵队护送伤兵到于都。二十一日，同朱德签发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提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１〕，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申明“凡违反军风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

〔１〕据《红军第四军状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记载，三大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着重点在一点上，如一根草也是一点）；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指宿营时睡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才走）；二、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才走）；三、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不要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四、买卖公平（指买东西不许压买压卖）；五、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才走）；六、损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的任何不值钱的东西要赔偿他才走）。

３月２３日 　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攻克南康县城。二十五日，攻克大余县城。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的行动提出指责：“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

３月２７日 　在大余县城，先后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以及南康、信丰、大余、崇义、上犹、南雄等县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作具体指示。三月底，指导召开河西第一次党的代表会，帮助成立河西行动委员会，同时从红四军中拨枪组织第二十六纵队，建立起一个红色区域。

３月２９日 　同朱德签发红四军司令部命令，申令各部队官兵要爱惜公物，私购被服公家概不认帐。

同日 　同朱德签发红四军司令部训令，规定对官兵要有考绩调查，指出这是为了使官佐调用适宜，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使全体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当天，还同朱德签发红四军司令部关于征募新兵教育问题的训令、关于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

４月１日 　趁军阀混战、广东空虚之机，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广东南雄进发，打通闽、粤、赣边境。跨越梅岭关，指挥红军打败广东军阀的两个营，俘虏数百，缴获大批枪枝弹药，乘胜攻克南雄县城。接着，红四军各部队深入贯彻古田会议关于废止肉刑问题的决议，公布不枪毙逃兵制度以及可以准假回家的办法，深受广大战士的拥护。

４月２日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指责“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４月３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汉为中心”，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信中要求红四军同红三军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４月上旬 　在广东南雄领导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在城内筹款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政策，对有二千元以下资本的商人不筹款，对有二千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征收。对于土豪不是筹款，而是罚款。筹款之后，张贴布告，宣布红军筹款方法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这样做为一般的中小商人所接受。

４月１０日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攻占信丰县城，歼敌一千七百余人。

４月１１日 　出席庆祝信丰解放的群众大会并讲话。稍后，同朱德召开第一、二、四纵队司令和纵队党代表会议，决定向安远、寻乌推进。

４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当前我们关于红军的策略是坚决地进攻，要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要求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１〕，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

〔１〕第三军，即原红军第六军。

４月１７日—２０日 　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信丰县新田圩出发，经安远县境进驻会昌县城。会见于都县盘古山矿工和靖石农民三百余人，听取他们的汇报，指示他们成立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二十二纵队，并给他们派军事干部，拨发枪枝弹药。

４月２４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提出：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第六军应按中央统一规定改为第三军〔１〕。来信指定毛泽东必须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１〕接中央指示信后，七月红六军改称红三军。

４月下旬 　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到达会昌县筠门岭。同意红四军政治部发布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这个纲要特别规定，“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在会昌筠门岭召集染布、木工、缝衣、刨烟、理发等手工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并号召他们成立赤卫队，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同旬 　同朱德部署红四军一部和寻乌地方革命武装红五十团，歼灭寻乌县澄江的地主反动武装，俘敌千余人。

５月２日 　同朱德率部攻克寻乌。四日，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信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提出对流氓的方针和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居于领导地位。

５月６日 　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

５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在安远、寻乌及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工农武装。并在东门坝会见红四军宣传队员，要他们每到一地，到群众中作调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

５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等，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合编为军团。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错误的提法，如“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５月２０日—２３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缺席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议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问题，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

会议提出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

５月 　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关于这次调查，毛泽东后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在宁都县的小布）说：寻乌调查，是陂头会议之后，汀州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又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同月 　写《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去召开调查会，指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阐述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同月 　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１）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２）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３）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４）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５）说服教育重于惩罚；（６）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７）赏罚要分明。

同月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一百余万，战期近半年，给革命势力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

６月上旬 　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经闽西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部署红四军在闽西分兵发动群众，随后到才溪作社会调查。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为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的合作社，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活的必需品。

６月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强调在中心城市暴动，认为爆发革命高潮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同时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李立三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就红四军行动致信红四军前委。信中指出：“中央坚决地要四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四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四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地执行这一策略。“

６月１１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决议认为，“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强调指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随后，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计划规定各地红军的任务为：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６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批评毛泽东等“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列举红四军前委“‘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等“错误”。

中央还指示前委：“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６月中、下旬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址先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后移汀州城，因此称南阳会议，又称汀州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关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流氓问题》决议制定了党对流氓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会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涂振农在报告中，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提出“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指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七月十日集中于兴国，改变了红四军原定向赣东游击、以进攻抚州为目标的计划。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６月２２日 　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关于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６月２８日 　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部队等离开长汀，开始了向南昌的远征。途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到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红一军团总部一同到达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