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 １９２９年 　三十六岁（二）

１９２９年 　三十六岁

６月１日 　在永定县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并提出：“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

６月３日 　为了诱使陈国辉部主力回援，聚而歼之，同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三纵队会合闽西地方武装，发动第二次攻打龙岩的战斗。部队分南北两路，先攻占周围山头，再向西门进攻。城内守敌兵力单薄，一触即溃，红四军再占龙岩。当即成立了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任主席。

六日，获知陈国辉部主力由粤返闽，逼近龙岩时，同朱德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主动撤出龙岩城，抵龙岩县大池与第二纵队会合，随后转战上杭地区，为诱歼陈国辉部主力创造条件。

６月７日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闽西红五十九团，分三路向上杭县白砂镇守敌卢新铭〔１〕部一个团发动进攻。他和朱德亲临前线，率领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居中向白砂正面突击；第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直扑白砂，包围敌主力部队；红五十九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白砂，消灭该团大部，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枝。

〔１〕卢新铭，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

６月８日 　在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６月９日 　在上杭旧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６月１０日 　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要隘连城县新泉镇，目的在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在新泉，一面安排红军休整一星期，为伺机三战龙岩作准备；一面领导红军发动和配合连城南部十三个乡农民暴动，帮助建立连南区革命委员会。

６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四月五日对中央二月指示信的复信。会议认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现在是长期混战的局面，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并提出朱德、毛泽东处应有一得力人员参加。

６月１４日 　在新泉就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逐一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认为这些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影响到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

复信还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复信还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６月中旬 　获知陈国辉部主力返回龙岩城后对红军毫无戒备，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奔袭龙岩城，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十七日，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新泉，秘密地挥师东进。十九日拂晓，红四军突然发动进攻，首先抢占了龙岩城周围的高地，第一纵队主攻南门，第二纵队沿龙门大道直取西门，第三纵队攻击北门并以一部分主力埋伏在东门外断敌退路。在红军和赤卫队的凌厉攻势下，不到半天，城内敌军大部被歼，部分残敌逃出东门被红军埋伏部队歼灭，陈国辉化装成士兵混在逃兵中逃脱。龙岩城第三次获得解放。

６月２０日（或２１日） 　就中共红四军七大如何开法问题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前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６月２２日 　出席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决议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６月 　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其中写道：“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布告向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包括“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同月 　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这次“会剿”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是：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七师共四个团由长汀向新泉、古田进攻，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由漳州向龙岩进攻，广东国民党军第七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推进。

７月８日 　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受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委派，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九日，毛泽东抵达蛟洋后，发现大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特别是代表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提议将原定七月十一日开幕的大会推迟一星期召开，组织代表们回原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７月中旬 　指导出席中共闽西一大的代表们，分别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各种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代表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进行了实际调查。

７月２０日—２９日 　出席并指导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赞扬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闽西共产党各级组织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

同时，还论述了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六个有利条件、三个基本方针。三个基本方针是：（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毛泽东参加了对各项决议案的讨论，并进行具体指导，但中途病倒了。大会通过的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规定了闽西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提出了为实现总路线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７月２９日 　出席在蛟洋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同从连城新泉赶来的朱德、陈毅等商讨应敌计划。会议分析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的形势。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根据赣军李文彬部进占长汀县河田、闽军张贞部开抵龙岩县适中的紧急情况，会议在讨论如何粉碎敌人“会剿”计划时，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总部以为在闽西没有多大办法，决定打出去，出击闽中。会议确定：二、三两纵队同军部是夜到龙岩、白砂集中，一纵队在回龙一带因赶不上，并决定在闽西同四纵队共守闽西，相机打出去。会议根据中央四月来信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意见，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毛泽东表示赞同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会后，陈毅到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工作，接着转赴上海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向闽中出击；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的反“会剿“

斗争和指导当地开展土地革命。

８月上旬 　由上杭县的苏家坡抵达大洋坝，参加当地人民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举行的军民示威大会，并会见红军领导干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听取关于土地革命进展情况的汇报。对红四军第一纵队部分干部说：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这样我们就站稳脚跟了。随后，前往永定县农村养病。

８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十大文件及毛泽东六月十四日给林彪的复信等。周恩来介绍红四军前委所送文件说：他们的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他们的大会对每个问题都有简单的回答，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有一信将他们分成两派，许多是不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认为，现在红四军情况不完全清楚，待陈毅到后再作全面答复。会议决定：先给红四军一信，要他们努力同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８月１８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第二、第三纵队计划渡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闽西特委见信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红四军前委说：“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建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这时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在闽中遇到很大困难，见到闽西特委信后，乃决定返回闽西。

８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和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政治生命”。还指出，刘安恭应“调来中央”〔１〕。

８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陈毅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

８月２９日 　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２〕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８、９月间 　达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这期间，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在毛泽东和闽西特委指导下，在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以有限的兵力，与苏区群众密切配合，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会剿”之敌。粤军陈维远〔３〕部三个团占据永定湖雷一个多月里，在第一纵队和地方武装的袭扰下，不敢搜山，还死伤了很多人。第四纵队从上杭北区发展到连城南之新泉、汀州南之涂坊，对敌不断地骚扰，使赣军金汉鼎部始终收缩在汀州、连城，不敢向前推进。

〔１〕刘安恭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的路上，在大埔县虎市牺牲。

〔２〕决议，即三人委员会提出的由陈毅执笔的中央九月来信稿。

〔３〕陈维远，当时任国民党军粤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

９月上旬 　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抵达上杭白砂，同第一、第四纵队会合。由于红四军分兵从内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时局发生变化以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进犯闽西的粤、赣国民党军纷纷撤回本省，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遂告破产。

９月下旬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收到开会通知，他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来大会采纳很多代表的意见，致函希望他务必到会并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发作疟疾，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９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谈话，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提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指示信明确指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１０月上旬 　到永定县合溪养病。指导中共合溪区委和永定县委的工作，对于区委同上级来往的文件、报告，以及发到各乡的指示决定，进行审阅，提出意见或加以修改。每天向合溪邮局借阅当日的各种报刊，从中了解敌人的动态，作为分析形势和制定方针的依据。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上旬，毛泽东在永定县农村养病期间，常带病作调查研究，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指导永定县委开展土地革命。

１０月１０日 　前后从永定合溪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到上杭县城，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会合。由于永定农村缺医少药，疟疾一直未治愈，住在临江楼继续休养。当时找到上杭一名西医治疗，经过十多天，病就转好了。这期间，抱病会见了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谭震林和地方武装的负责同志，对上杭县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明确的指示。

秋 　在红四军攻占上杭之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一首：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１０月１１日 　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触景生情，填词《采桑子·重阳》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１０月１８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接受中央关于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进军粤东东江地区，开拓新局面的指示，给福建省委并中央写报告表示，红四军立即调三个纵队向东江出击，并说：“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次日，红四军主力分三路开始向东江地区进军。

１０月２１日 　中共闽西特委获知赣军金汉鼎部一个团正在逼近上杭城，决定特委以及各机关和伤病员，于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全部离城转移。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特委机关撤出，前往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继续休养。在苏家坡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虽身体尚弱，但已渐渐能行走，常到溪边幽径散步。随着体质增强，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在这里，继续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为了帮助特委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不辞辛劳，深入群众，作了大量调查工作。对特委举办的闽西干部训练班十分关心，经常询问训练班的学习情况，并专门给学员结合实际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提高地方党政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了解到苏家坡全村无人读过书的情况，建议特委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在开学那天给孩子们讲了一课，启发大家为翻身求解放而努力学好文化。

１０月２２日 　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随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１０月３１日 　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随后，中共红四军前委根据两广军阀战争结束，敌人正向东江地区增兵包围红军的形势，决定撤出东江，返回闽西。

１１月上旬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先后发出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号通告，总结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三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扩大红色区域、统一群众武装斗争、建立代表会制度、解决苏区经济问题、培养训练干部等正确的决策，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其中《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提出：“加强创造干部人才，从斗争中，从支部生活中，提拔积极分子加紧训练，经常开办训练班，由下而上地一批一批地造成党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人才出来，这样才能应付日益发展的斗争局面”。

１１月１８日 　红四军抵达上杭县官庄。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红色政权。朱德、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１１月２３日 　红四军攻占长汀城。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１１月２６日 　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一病数月，这时身体正在恢复，约略可以随军。

１１月２８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谢汉秋和东江特委代表也先后到会。会议除同意前委官庄会议决议外，深入地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会议还规定十二月份的工作主要是：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回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说：“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１〕，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１１月底 　同朱德、陈毅在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并对来自各行业的工人代表发表讲话说，现在红军里面的工人太少了，希望大家回去动员工人参加红军。

〔１〕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致信中共中央常委，称中共中央“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对“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等等，并将此信私下传播。十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陷入取消主义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六大与中央关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同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是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

１２月３日 　当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赣军金汉鼎部由赣入闽向长汀袭来时，同朱德、陈毅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在这里，同朱德、陈毅领导红四军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这期间，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调查会采取讨论的形式，启发大家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参加大家的讨论，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通过这些调查，为中共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初步准备。

１２月中旬 　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继续为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作准备。在红四军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十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写出各个提案的草案。同时，他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起草了长达三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１２月２８日、２９日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入《毛泽东选集》）。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二）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三）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四）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作了分析，指明了纠正的方法。（五）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决议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决议规定，优待俘虏兵，不准没收他们个人的财物，有伤给予医治，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释放。（六）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七）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同时，这个决议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