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著《战后日本史》节选—日本社会形象

在动荡的六十年代的世界，只有日本，在安保斗争之后不久，“天下太平” 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社会。虽然揭开这层表皮，内在的深刻矛盾正在发展着，但是，如前所述，以制造工业为首，生产却异乎寻常地急剧发展。几乎没有失业现象，每年学校毕业生的最初工资，从1959年到1963年,一直直线上升。1963年和1958年比较，一般工资上升了60%，初中毕业生的最初工资上升了一点三倍，高中毕业生的最初工资则上升了一倍。

在家庭里，普遍有了电冰箱、洗衣机、扫尘器及其他电气用品，家庭妇女的家务劳动显著减轻;私人汽车也很普遍。在名胜、风景、温泉及著名神社佛寺，一年四季，游客不断，形成所谓“业余娱乐热潮”。已登记的普通乘用汽车，从1951年3月的二万九千五百零三辆,增长为1965年3月的七万零九百三十八辆。其中自用车为六万七千四百七十九辆。同一时期，小卡车从十五万三千二百零五辆，上升为一百三十九万零八百五十七辆，上升了将近八倍。私人汽车已经不是有钱人的专用品了。

不出家门，从电视中，整天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歌唱、舞蹈、相声、滑稽故事、独出心裁的难题对答、戏剧、电影、棒球、角力、职业摔跤以及其他各种体育表演，越发增加了“天下太平”的气氛。电视,从1953年日本广播协会(NHK)开始广播以来，十年之间，仅私营电视台，全国就开设了四十八个公司，一百八十四个台，截至1963年3月1日为止，和日本广播协会订有电视合同的电视机数已经超过一千五百六十六万架，普及率达到75.9%。到1965年，恐怕要超过80%了。

人们不再读生硬的书籍，而代之以有趣的、新奇的周刊杂志。1963 年，周刊杂志共三十六种，全年发行量计达五亿七千万册。另一方面，图书的发行部数，1960 年为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三种，1963年为二万二千八百八十七种，差不多下降了十分之一。

这种表面的“天下太平”的基础，在于战后各种民主改革和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5年以后生产的急剧上升，亦即由于所谓高度经济成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战前1930年，日本就业者总数中，半数从事农林水产业，战争期间虽曾相当减少，战后农业人口一度又有增加，1950年曾超过总数的48％。伺候，农林水产人口迅速下降，到1964年，只占26.8％。与此相反，第二类、第三类产业的就业人数却急剧增加，从另一角度看，则可看到就业者地位的变化。雇佣劳动者不论男女，都显著增加。男子方面，自营业主和家属参加劳动者显著减少，妇女方面，自营业主的减少虽不甚显著，但家属参加劳动者却大大减少，据1965年2月的农业人口普查，农户总数为五百六十六万五千户，与上次调查(1960年)时的六百零五万七千户相较。猛减三十九万二千户，即下降了6.5%。与1950- 1955年下降率2.2%和1955- 1960年下降率 0.3%相比,超高度成长期的下降率之高是惊人的。而且，农家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约近农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即一千一百五十一万三千人，与上次调查相较，减少约三百零三万人，即减少了20.8%。

十四岁以上的男子继承家业，从事农业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十分之二左右。妇女也不愿留在农村和参加农业。农家的“新娘荒”，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专业农户剧减，兼业农户剧增。而且，第二类兼业农户(即主要靠农业以外的收入维持生活，以农业作业余副业)也急剧增加。据1965年2月的调查，第二类兼业农户古农户总数42% (1960年为32%)。

农民对劳动的看法也发生变化。以前，不管效率高低，只要比别人早出工一分钟，晚回家一分钟，就是受尊敬的人;现在，却认为只有尽量节约劳动而提高生产的人才是模范。

战前的日本，虽然参加农林业以外的生产者占就业人口的半数，但大多和故乡的农家有密切联系，在城市失业就回农村，又以某种形式暂时从事农业，其生活习惯以及思想感情，也还有一半农民的因素。因此，当时日本基本上是农民社会。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已经变成非农民的社会，即工资、薪金生活者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古老的村落共同体的传统，家长制、家族制度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经济基础。战后的改革，只在法律上废除了家长制，现在，它的经济基础也消失了。然而，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却仍很强大。

工人的工资极低，其中女工的工资又只及男工的43%左右，而且被强迫从事工时很长的劳动;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又很低，保育所等托儿设备极端不足，加以托儿费用昂贵等等，妇女结婚后，由于在外劳动力的社会条件很差，很多都是关在家里。这种情况使妇女不可避免地来属于男子。是家长制意识形态维续存在的基础。这并不是封建的意识形态，正是最近代、最现代的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但正如半开玩笑说的那样，“战后， 变得坚强的是妇女和袜子”，女性的自主、自立性，已进步到和以前无法比拟的程度。

国民教育的水平也提高了。受完九年义务教育进入高级中学的，不论男女都超过十分之七。受专科以上高等教育者，1964年达到适龄青年的10%，其中十分之三是女学生。战前受高等教育的妇女是很少的。

广播、电视、日刊报纸、周刊杂志之类，可以同时把同样内容向全体国民进行大量宣传(Mass comunication)的宣传手段(Mass media)高度发达，交通工具的先进，使各个地区由于地理上的距离而彼此分割的力量削弱了。人们的交往频繁，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全国同一性。东京的风俗立刻就推广到整个日本的山村，宣传机器传播的思想吸引了全体国民。(铁路、公共汽车、步人户定期航空、轮船等的乘客数，从1957年的一百六十八亿人次增长为1964年的二百六十二亿七千万人次)。

通过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 大量宣传和大量消费，促进了所谓大众的社会化。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的自主性被削弱、被剥夺，垄断资本所独占的宣传机器和生产手段无所不至地控制了群众。“天下太平”的气氛也是这种垄断资本控制群众的产物。

总之，从基层到上层，从每个人日常生活到日本整个社会，到处都贯串垄断资本的统治。但是，这种情况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占人口的主要部分，而且数目日益增大;以工人阶级为中心，联合农民、渔民、商人以至中小企业家等一切受垄断资本统治、掠夺的国民共同一致反对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可能性的客观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在这个大联合中，首先必须实现工人阶级的联合，并以此为主力、为指导力量。但垄断资本的全面统治本身对这一点也制造了客观条件。整断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它的对立物，即工人的集中，，制造了扩大加强工人团结的客观基础。以春季斗争为代表，劳资纠纷的大规模化，最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1960年安保斗争在全国的高涨，如果没有工人的集中、大量宣传和交通王具的发达等条件，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

高度发展的垄断资本所吹噓的“天下太平”气氛，绝不会长期持续下去。就在池田内阁提出“高度经济成长”政策时，从1955年以来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超高度成长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破绽。它首先表现在消费品价格的猛涨上。1961年一年中，消费品价格上涨了9.5%。1962年和1963年,连续上涨7 %至8%。1964年，物价的上升虽然压低到4 %;但到1965年就无法控制，又上涨了9%。对于劳动群众来说，高度成长的经济并不是“所得倍增”，而是物价信增。大资本家为了进行大量的设备投资，就向各银行贷款。各银行又向日本银行贷款。于是日本银行的钞票发行量就立即增长。由于“经济高度成长”是靠通货膨胀的倾向支撑着的，所以虽然生产力上升，生产成本下降，即使批发价格不上涨，消费者物价也必然上涨。的国全的价水朝文中081

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并未提高。到1965年,甚至降低了1%。日本的工资和外国比较(1961 年底)，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西德的十分之四。有些人说什么，日本的生活资料比美、英等国便宜，所以工资虽低，但实际购买力并不低等等。但以工人每个工时的工资所能购买的粮食(粮食工资)作比较，如以美国为100,则英国为42,西德为31，法国为24，日本仅为18,和印度的15相差无几(1961年)。

因之，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就不会提高。据1963年秋季发表的厚生省调查，热量不够的住户占58.9%，由于营养不良而患贫血及其他病症者占全体国民的21.9%。此外，收入低，要靠公家救济生活的住户有一千万人。这种长期存在的状况，在1961年以后毫未获得改善及电冰箱的普及方面仅次于美国，日本在电视以位，但这些实际也是靠勒紧裤带购买的。

大工厂、银行、企业和官署的大核纷兴建，相反地，老百姓还有三百万户住房不足，而且，都市的街道，公园的面积， 比率还非常低。都市道路面积所占的比率:华盛顿为43%，伦敦为23%;巴黎为24%;东京仅为9.6%(1959年)。后来在东京建筑了高速道路,1964年底，道路所占面积才接近10%;据说计划在1970年将达到15%，即使如此，也说不上是近代都市。因为路面狭窄，车辆激增，甚至被称为“交通战争”的交通工资，作比事故、交通 瘫痪成为势不可免。公园的面积，按照日本的《都市公园法》规定为居民每人最少在六平方米以上;但在东京的二十三个区，还不到法定数的十分之一，仅为半平方米。 其余五大城市平均也不过一点六平方米(纽约为十一点九:伦敦为九点二，巴黎为八点九)。

加之，由于四日市的石油化学联合企业流出有毒物质，居民很多惠了气啦病，其他破坏健康的，如大阪的烟雾,1965年春季东京都的水荒，正如这些典型事例所示,“公害”已经蔓延于全国。

而社会保障方面，即使把瑞典等国作为例外，而与其余欧洲各国相比较，日本也相差很远。在国民收入中，社会保障费总额所占的比率，1961年西德为21.7%，法国为19%，意大利为15.2%，英国为12.2%，日本每人平均的国民收经济入比这些国家已少得很多(1962 年，居世界第二十六位,次于阿根廷)! ,社会保障费只占7.8 %。而且，其中国库负担率，日本更显著低下。美国社会保障费的比率虽然比日本低，但美国每人的国民收入为日本的七倍，所以日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池田内阁所谓“社会保障，从救贫走向防贫”的高调，只不过是一套骗人的宣传而已。

由于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如此之低，所以大量生产的物品在国内不能畅销。政府和资本家就拚命扩大出口。日本的出口增长率，从1953年起，到1965年止，一直居于世界首位。但如上所述，由于日本和朝鲜、中国等资源极为丰富的近邻市场贸易遭到美国的限制，因此，出口的增长并不能适应工业生产的发展。如以战前为100，1964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431,出口指数为229,进口指数为313。

总之，与急剧上升的生产，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没有扩大。生产过剩，迟早终难避免。这种趋势从1963年起已露苗头，出现了萧条。1964年和1965年,莆条更趋严重。有些经济学者说，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家干预经济，行使稳定经济的职能，所以经济恐慌不会发生， 但日本的实际情况，却只能称之为恐慌吧。负债一千万日元以上的中小企业的破产，1962年为一千七百七十九起，1963 年为一千七百三十八起，1964年则为四千起，达一倍以上，1965 年就更增加，截止12月10日为止，已有五千七百七十一起，到年底将近六千起，其负债总额估计将达五千五百亿日元(比上年增加19%) (见《朝日新闻》1965年12月23日)。在破产的企业之中，也包括日本特种钢公司、山渥维工业公司(以上1964年)、山阳特种钢公司、日本纤维工业公司(以上1965年) 等被称为“中坚企业”的大企业。不仅如此，1965年5月，甚至四大股票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也濒于破产状态。日本政府对山一及其他濒于破产的股票公司，让日本银行给予无担保、无限制的救济贷款。山阳钢铁公司等企业也以适用于《会社更生法》，而得以重新恢复，但它下面承揽包工的中小企业因总公司的赖债不还，一百多个企业由此连锁破产，日本政府却未给予任何救济。这个例子最清楚地教育国民，政府是只为垄断资本办事的。

由于旨在高度发展垄断资本的政策和以贸易自由化为名而增加美国农产品的输入，日本农业的破坏也很严重。上述农业人口的锐减，就是依靠农业维持不了生活的证明。青年男女和壮年男子走出农村后，只剩下“老大爷、老大娘、老妈妈”的“三老农业”。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没有希望的。截至1962年，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率是4 %。1963年产量则减少为2.1 %。1964年的大田作物也未能恢复到1962年的水平。稻田复种小麦等越冬作物的面积也急剧减少，就连稻谷的耕种面积也开始下降。产量飞速增加的是果树、经济作物和食用鸡、蛋、乳牛之类的畜产，但其饲料却依赖美国进口，而且被渔业垄断资本和乳业垄断资本所统治，普通农户的收入是很少的。

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冲击了农业部门。农产品的进口，1956- 1959 年度，每年为七至八亿美元;自推行“自由化”的1960年起，开始扩大，1963年达十五亿美元，较前一年猛增39%。1964年度又有增加。其中，虽有极少数的富农经济在果树和畜产部门获得发展;但《农业基本法》中高唱的全体农户自立经营，却不但谈不上接近实现，而且正在使日本农业逐步走向崩溃。

日本的社会，如果进一步深入观察一下，就决不是“天下太平”。一连串的煤矿大型事故清楚地表明，所谓“合理化”，给工人带来的是什么。1963年11月,三池的煤尘爆炸，死者四百五十八人，伤者(二氧化碳浸入头脑，大多数变成废人)五百五十人。1965年2月，夕张的煤气爆炸，死者六十一人。同年6月，九州山野矿山的煤气爆炸，死者二百三十七人。三池煤矿镇压了大规模斗争后，强制实行的所谓“合理化”，就是裁减工人，不管安全设备，只管提高出煤量。结果却不断出现了在其他文明国家早已成为陈迹的煤尘爆炸这种很容易防止的大事故。

由于铁路行车过密和工人长期疲劳而导致的大事故，也有1962年5月的三河岛事故、1963年11月的鹤见事故等，造成了一百六十人死亡的大惨制。

社会病态的晴雨表——刑事案件，也在增加。战前的1935年，包括少年犯罪，共为一百五十三万件；战后，经济开始高度成长的1956年，仅成人犯罪就有约一百四十万件；此后，每年增加。1964年约为一百六十一万件。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奸案件的急剧增加(战前1935年为一千五百九十八件,战后1956年为三千七百四十九件，此外，少年犯罪1956年的约十万件上升为1964年的十九万件,上升近一倍。特别是初中学生犯罪案件增加。交由警察进行“辅导”的少年,1964年超过一百万人次。政府强迫推行“道德教育”获得这样的“成果”，该是多大的讽刺!这和成年人两性关系犯罪的增加一样，充分表现了美国式的颓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