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金：中国二十八宿起源于四象，四象源于图腾

文/陈久金

       一、中国二十八宿源于四象，四象源于图腾

       中国二十八宿起源于四象，四象又源于华夏民族的图腾信仰，这是笔者多年从事二十八宿起源研究之后所下的结论。从以上二十八宿星名含义的解释可以看出，许多二十八宿星名毫无疑问地与其所属四象有关。例如，角、亢、氐、房、心、尾的含义一定与龙体的各个部位有关；觜参为白虎之象；翼宿一定是朱雀的翅膀。那么，二十八宿与四象存在一定的关系应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二十八宿中有些星名却与四象并无直接关系，如箕宿、虚宿、毕宿等。如果单纯地将四象看成是星空中的四种动物形象，那么，不仅这些动物的各个部位与华夏各个地区找不到对应的依据，对应的星空中突然出现箕宿、毕宿、虚宿之名等，就会令人莫名其妙，从分野说更是不通。簸箕怎么正好与燕地相对应呢？捕兔之毕网又如何能与魏人的安危相对应呢？于是，只有将四象看成是东夷、西羌、戎夏、南蛮四方民族的图腾，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得到统一的解释。这就要求以龙为图腾的民族正好分布于东方，以虎为图腾的民族正好分布于西方，以龟蛇为图腾的民族正好分布于北方，以鸟为图腾的民族正好分布于南方。从中国上古民族图腾的研究证实，华夏民族的图腾分布正好与此相吻合。

       当然，图腾只是原始人类的一种信仰，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就不再相信它，图腾观念也就逐渐从人们头脑中淡化。但是，远古人类的图腾意识还是被人们记载了下来；另外，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发展缓慢的后进民族，至今还残存着图腾意识，留有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华夏民族的图腾是多种多样的。东夷民族的龙图腾、西羌民族的虎图腾在历史文献中都有着丰富的记录，少昊族以鸟为图腾，则更是有据可查。夏民族的龟蛇图腾也逐渐为大家所认识。但是华夏民族不只是这四个图腾，有据可查的还有炎帝族的牛图腾和熊图腾，苗族的犬图腾和牛图腾，北方匈奴等民族的狼图腾和猪图腾等。

       将华夏民族的图腾搬到天上，置于黄道带的四面八方，象征天帝统治下的四面八方的臣民都在天帝的统辖之下和睦相处，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据统计，中国的黄道带既可分为十二星次，又可分为九野、五兽和四象。这几种分法均出自不同的考虑：分为十二星次，是将其对应于十二个月；分为五兽，是对应于五行和五季；分为四象，是为了对应于农历的四季；分为九野，象征黄道带的九个不同方位。将二十八宿分配于四象，正是出于中国习惯于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和四季的考虑。

       将黄道带分为四方和四季，最合理的分法就是与四象相对应，也即对应分布于东南西北四方的四个主要民族，并以图腾作为民族的象征。由于民族众多，选择哪四个民族作为代表是很费周折的。

       东夷西羌是华夏地区以龙虎为图腾的最主要的两大民族，早在黄帝时就实现了华夏民族的联盟，黄帝当上了联盟的大酋长。以后这个联盟不断发展壮大。颛顼时实行了东夷西羌两大民族的共同执政，濮阳西水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蚌塑龙虎墓，就是这种联合的实证。夏民族也是华夏地区的强大集团，为它所建立的夏王朝，则显示出它在华夏地区的重要地位。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族广泛地分布于江淮地区，他们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也建立起了强大的商王朝。周代时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等也都是其后裔。其他民族虽然也各有自己的强大之处，但均不是这四大民族的竞争对手，故龙、虎、龟蛇和鸟成为华夏民族的代表，入选为四象（见图3-1）。尽管如此，以犬、狼、猪等为图腾的民族，在中国星图上同样也得到适当的地位和反映。其中狗星、狗国星、天狼星、奎宿等，就是这些民族的图腾在天上的反映，没有例外。

图3-1　汉代四象瓦当

（左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二、印度二十八宿记载较晚且不成体系

       某些研究二十八宿起源的西方学者，包括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在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主张古代各国流行的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因为人们普遍认同巴比伦是西方天文学的发源地。他们曾断言除黄道十二宫外，巴比伦人的另一个三十一个标准星体系就是二十八宿。如果说三十一这个数为二十八宿加三垣，那么三垣也是中国所特有的星官体系。不过，将三十一个星座附会为二十八宿，无论如何是困难的，人们也从未在楔形文字的泥版书中发现过二十八宿星表。再说这三十一个标准星体系的出现，不能早于塞琉古王朝时期（前312~前64年），显然不能与中国相比。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中承认，“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三种主要月站体系同出一源，这一点是几乎无可置疑的”，“阿拉伯的马纳吉尔不是竞争的对手”。但他却认为“东亚的赤道月站，是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以前，起源于巴比伦天文学的”。

         他举出亚述巴尼帕王（公元前668~前627年）藏书室中保存的一批楔形文泥板为据（见图3-2）。“泥板上绘有一种星图，三个同心圆，各由十二条半径截成十二段，形成三十六个区域，上面标有星座名称和一些数字，其确切意义还无法解释。”于是他便把它们看作表示“月站的原始平面球形星图”。其实他的这一论断是很草率的。在对星名和数字“无法解释”确切意义之前，是根本不能将其“看作”二十八宿星图的。这种鲁莽行为可能与其不是天文出身有关。黄道带的这三十六个区域或称三十六星实在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上，亚述泥板三十六星另有天文学上的功用。原来古埃及使用一岁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的历法。他们创立旬星法，用以确定季节。具体做法是，将黄道带的恒星分成三十六组，每过十天，在日出前的东方地平线上，就有一组新的旬星出现。某组旬星的出现预示着某个旬日到来。这组亚述泥板三十六星正是记载这一功用的。

图3-2　被李约瑟引作二十八宿证据的亚述泥板星图

       除巴比伦外，阿拉伯亦有二十八宿，称之为“马纳吉尔”，这种星表确实完成于《古兰经》之前，但据其领头星“巴尔达”即斗宿为冬至点可以推知其使用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2世纪。埃及人使用二十八宿的时代也与此接近，大约是在科布特时代（公元前3世纪以后），而这个时期中国的二十八宿已发展得十分完备，故他们不是争论的对手。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和印度。

       为了观测和研究太阳、月亮的运动，印度亦有二十七宿的划分方法，它将黄道带划分成二十七个等分，称为“纳沙特拉”，意为“月站”。由于印度的二十七宿是等分的，各宿的起点并不一定有对应星，于是，他们就选择该宿范围内最亮的一颗星作为联络星，每个宿都以联络星星名命名。

       印度也有二十八宿的划分方法，具体办法是于人马、天鹰之间，增加一宿，宿名为麦粒，联络星为天琴α。现将印度二十八宿星名、联络星与中国二十八宿对应星名引述如下（见表3-1）：表3-1　中印二十八宿星名、联络星对比表

       其中的宿名，表示该宿的名称和含义。联络星只起到寻找该宿大致范围的作用，故都取大星作标志。联络星并不起距星的作用。印度推算各宿位置的方法是，每年先算出春分点的位置，由二十七宿或二十八宿平分黄道度，每宿平均为12度余，以相应宿数与其相乘，即得该宿春分度。

       印度上古文献全无年代记载，要确切地确定资料和记录的年代是困难的。人们曾根据春分点岁差移动的原理推断《鹧鸪氏梵书》春分点在昴宿的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由于其所载二十八宿以昴宿起首，便推论印度的二十八宿起源当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事实证明这一推论是完全靠不住的。印度最早的古籍《梨俱吠陀》所载二十八宿则是以大角星为起首星，这种排列方式又与中国一致，可见并不能由昴宿为起首星来推定印度二十八宿的起源时代。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与以《尧典》四仲中星的昴宿断定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相类似。在印度上古经典文献中，往往附加有后人改编的资料。《梨俱吠陀》刊载中印二十八宿起首星相同，为中国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以往某些西方学者以二十八宿中的联络星来推算印度二十八宿的成立年代，是犯了科学概念上的认识错误，这是因为，联络星不是明确的季节星象，只有如中国的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等才是确定的起点。有了这个明确记载，以岁差原理推出的观测时代才明确无误。

       而联络星是什么？它只是为了寻找该宿出现的一个大致标志，并不起距星的作用，更不是位于每宿的起始处。换句话说，该宿的联络星可以位于该宿的起始点，也可以在该宿的末尾。有这么大的变动幅度，即误差可达12余度，用岁差推出的年代误差上下可达千年以上。这是利用联络星推成立年代的学者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就文献记载而言，印度的证据并不多。据有人考证，《梨俱吠陀》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4~前12世纪，其赞美诗中，似乎任何一颗恒星都可以说与“纳沙特拉”有关。而西方大部分科学史家都一致认为恒星方位天文学并非古印度人所长，他们没有任何与中国的石申夫星表比拟的著作流传下来。故古印度人能否独自创立二十八宿体系是一件大可怀疑的事情。

       现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而印度的考古证据一件也没有。更为重要的是，在《鹧鸪氏梵书》中记载有一年分为春、热、雨、秋、寒、冬六季，还有一种分法是将其简化归纳为冬、夏、雨三季，这合于印度地区季节变化的实际。也就是说，与一年分为四季的状态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印度文献中刊载二十八宿是按四季分配的，与印度气候的变化不相符，这再一次证明印度二十八宿并非独自起源，而是传自中国。

        三、中国二十八宿传入西方的时间和途径

       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论证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的结论至今仍然不可动摇。他认为，印度二十八宿相当于中国二十八宿起源时的状态；二十八宿发源地当有牛郎、织女故事的传说；二十八宿传入印度之前有停顿于北纬43°的行迹；二十八宿的发源地当有以北斗为观测的标志，而印度处于赤道地区，不具备以上天文特征，这些都表明二十八宿一定起源于中国。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印度上古文献中虽然也有二十八宿的记载，但却完全没有创立二十八宿的基础。而中国的二十八宿，早在战国初年就有了深厚的基础，这种基础得到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双重证实，这是十分肯定的，完全无法动摇的。而战国初年出现的每个二十八宿星名，包括很暗的星宿，如斗宿、牛宿、女宿等，早在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献中就已出现，证明类似于石氏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早在春秋以前即已出现。

       二十八宿与中国的分野观念是分不开的，而早在春秋时代，那时的星占家就已利用分野观念来预言各诸侯国的吉凶灾异。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记载了一颗彗星出现在大火星附近，其彗尾扫到东面的银河。当时有三位星占师，申须、梓慎、裨灶，都预言彗星现为除旧布新之象。出现于大火附近，则是阏伯、太昊之墟；东越银河以后，便为北方颛顼之墟。太昊、阏伯的后裔对应于郑、陈、宋国；颛顼的后裔对应于卫国。故预言郑、陈、宋、卫四国都将发生火灾。可见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二十八宿与恒星分野的理论就已结合得很紧密了。大火星即心宿，可见二十八宿的形成必在前六世纪之前。

       荷兰科学史家什雷该尔在其《星辰考源》一书中也竭力主张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他所提出的证据都是从星座出发的。他指出，埃及、希腊的星座大多不是西方创造，而中国的星座完全是自己创造；西方星座与中国星座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毕星好风之说、高辛氏二子的故事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星宿历史悠久，可以从天文文献和考古资料得到多方面的证明。

       作为与甘、石二十八宿有着巨大差异的《周礼·春官》《秋官》和《考工记》所载二十八星，判断其出现在西周时代，甚至出现于殷末周初，也就一点不奇怪了。经以上分析，《周礼》二十八星，我们并不知道其任何一个星名，尽管其中每一个具体星名可能是存在的。但多次记载二十八星而不载星名本身，就预言着当时的二十八星是无象的，其间距是等分的，这正是二十八宿产生的原始状态。这种等分的原始状态，在后引岁星纪年资料中得到了证实。而传入印度，并在印度得到应用的正是这种原始状态。

       因此，中国二十八宿产生的原始状态，可能早在西周时代，至迟在春秋时代，就已通过中亚、经过中亚民族的吸收改造以后，再传入印度、巴比伦和埃及。传播的次数，很可能不止一次，而是多次的。传入伊朗和阿拉伯的时代那就更晚了。

       古印度人吸收了中国的二十八宿以后，为了供本民族使用，尽管其四象的基础无法改变，但改变一下领头星应该是没有多少困难的。某些西方学者仅仅根据印度人改造后的资料出发，单纯用昴宿为春分点的观念来断定印度发明二十八宿的年代早于中国是完全不可信的。

       我们所说的创立二十八宿，必须具备创立的基础，很多研究二十八宿起源的西方学者很不在意，他们只想利用印度写作年代很不确定的一两本书，通过一次岁差计算就下结论的做法，应是很不严谨的态度。就如在巴比伦找不到记载二十八宿的影子，却硬说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一样，他们的主观意识太深了。故二十八宿一定起源于中国。

摘自《中国古代二十八宿》

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