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波：朱子“中和旧说”探析
原文载丨《哲学研究》，2018年07期。
摘要
朱子在四十岁之前有两次关于中和问题的契悟。其内容学界一般称为“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有关朱子的“中和新说”，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朱子“中和旧说”产生的时间、过程、内容以及“中和旧说”与延平思想的关系，学界却未获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对于朱子“中和旧说”与其早期思想的关联，学界尚缺乏充分讨论。本文在详细参考《延平答问》及朱子其他书信、文本的基础上，指出朱子在早年从学延平时，接受了延平在日用处下工夫的教导，但对延平所说的体验未发并没有真正契入。延平去世后，朱子谨记延平的这一教导，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终于在乾道丙戌获得了第一次重要契悟。从《延平答问》到“中和旧说”，朱子始终关注如何通过日用工夫去追求延平所谓的“未发之中”，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探索，才导致了“中和旧说”的产生。
朱子早年在从学延平(李侗)之后，开始从禅学转向儒家圣学。延平去世之后，朱子在40岁之前苦参中和之说，经历了两次重要契悟。第二次契悟发生在宋孝宗乾道五年己丑(1169)，时朱子40岁，学界一般称为“己丑之悟”。有关这次契悟发生的时间，学界没有争议。但是对于第一次契悟发生的时间，则存在争议。清代的王懋竑在《朱子年谱考异》中认为，此次契悟发生在乾道四年戊子(1168)，时朱子39岁。不过，后来在《朱子年谱考异正讹》中，王懋竑改变了看法，认为这次契悟应该发生在乾道丙戌(1166)，即朱子37岁时。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一书中，则坚持认为朱子的第一次契悟发生在乾道戊子。陈来在《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两书中，通过缜密的考证，证明了朱子的第一次契悟应该发生在乾道丙戌。结合王懋竑、陈来的考证，已经可以确切地肯定朱子此次契悟发生在乾道丙戌。因此，学界又将朱子的此次契悟称为“丙戌之悟”。
就两次契悟的内容来说，学界一般称“丙戌之悟”的内容为“中和旧说”，其主要内容保存在朱子《答张敬夫》三、四、三十四、三十五四书中。在“中和旧说”中，朱子认为未发、已发是体用同时的关系，并提出了“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观点。次年，乾道丁亥，朱子往潭州访南轩(张栻)，相与讲学两月，接受了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从而暂时放弃了对延平体验未发问题的探索。不过，乾道己丑，因为蔡元定的问辨，朱子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由此引发了“己丑之悟”，学界一般称“己丑之悟”的内容为“中和新说”。
在“中和新说”中，朱子对未发、已发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即认为未发、已发是时间先后的关系。朱子认为，心体流行不息，流行之中又可以区分为相对静止(思虑、情感未发)和明显活动(思虑、情感已发)两种状态，也就是说，心贯通(包含)动静、未发已发。此时，朱子开始批判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认为其忽略了对未发时心体的涵养。由此，朱子又重新肯定了延平体验未发的工夫，但他并没有抛弃湖湘学派“察识”的工夫，而是将它与自己所理解的延平的未发工夫综合起来，形成了静而存养、动而省察的二元工夫论。朱子曾言：“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省察是动工夫。动时是和。”(《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至此，朱子的为学工夫基本定型。
有关“中和新说”的内容，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中和旧说”产生的时间、过程，“中和旧说”的内容，以及“中和旧说”与延平思想的关系，学界却未获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对于朱子“中和旧说”与其早期思想的内在关联，学界尚缺乏充分讨论。本文打算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关于朱子40岁之前的中和思想与延平思想的关系，王懋竑认为，在“丙戌之悟”中，朱子虽然对于未发、已发的理解获得了第一次重大突破，但这一突破仍来自于延平去世之后，朱子对于延平所提出的“体认喜怒哀乐未发气象”问题的持续关注、体验、探索。(《白田杂考》卷七)因此，可以说“中和旧说”是朱子对延平问题的一次自我解决。直到次年往潭州见过南轩之后，朱子才接受了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并暂时放弃对延平问题的探索。乾道己丑，朱子又有新悟，又重新肯定延平体验未发的工夫。
朱子从学延平，受求中未发之。延平既没，求其说而不得，乃自悟夫未发已发浑然一致，而于求中之说，未有所拟议也。后至潭州，从南轩张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则与延平之说不同。己丑悟已发未发之分，则又以先察识后涵养为非，而仍守延平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王懋竑指出了朱子“中和旧说”与延平思想之间的连续性，认为朱子在“中和旧说”时期并未对延平思想提出异议，即“于求中之说，未有所拟议也”。在另外一处，王懋竑更是根据朱子的言论，重新申明了这一点：“盖以延平之指与己所见合为一说，故曰：‘向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曰：‘知其为切要至当之言，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主延平。”王懋竑所引的朱子的两句话，前一句出自《答罗参议》六，据陈来考证，该书作于乾道丙戌之秋。后一句出自《答何书京》四，作于乾道丙戌之冬。均在朱子去潭州见南轩之前。当然，王懋竑并没有说朱子的“中和旧说”的内容完全来自延平，而是指出“中和旧说”是朱子苦参延平中和问题所自得的结果。朱子也认为“中和旧说”是自己对萦绕心头的延平问题的解决，故王懋竑说朱子“盖以延平之指与己所见合为一说”。至于朱子这一体悟与延平思想的异同，以及与朱子之前思想的关系，王懋竑并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钱穆先生虽然在“中和旧说”时间的考订上值得商榷，但他却力图阐释朱子的“中和旧说”与朱子之前思想的联系，这一点却颇具启发性。
盖朱子此时，乃以往日所契悟在日用发处下功夫者又进一层，益以延平涵养未发之意，而求其浑然一致，故曰比之旧日则亦有间。
于朱子从游延平时之自所启悟，则颇为接近。如曰万紫千红总是春，又曰为有源头活水来，皆与此消息相通……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所谓冰炭，即指自己往日意见与延平默坐澄心之教不合而言……然此书所悟，实乃旧日源头活水万紫千红之见解，兼采议论而谓未发本体即在已发之中，由此打通与延平立教之隔阂，而亦一时自以为是。
其积年玩索所得关于心体方面者，则源头活水及万紫千红两诗，可作代表。故朱子常认心为活物，心是已发，而于延平求中未发之旨，则颇未深契。朱子乃从延平另两番教言中致力。一则曰于日用处用工。一则曰去圣经中求义。此正以药朱子当时悬空说得无限道理之病。而以朱子心智之敏锐，兴趣之广博，日寻日进，真有源头活水汩汩而来，满眼春风光景全新之感。迨其奉亲屛处山间，深僻穷约之中，所进益密，所得益细，乃觉工夫终有疏失，故乃远访道于南轩……而五峰、南轩主心为已发，正与朱子夙见相符。及南岳归来，遂一意舍去延平求中未发之教，而专从向所抱持心属已发之旧意见上推求，此则其中和旧说之所由来也。
钱穆先生由于将朱子的“中和旧说”定在乾道戊子，即朱子往潭州见南轩的次年，故认为朱子的“中和旧说”受南轩影响。此说虽不能无误，但钱穆先生却指出朱子的“中和旧说”与其早年从学延平“自所启悟”的内容不无关系，即朱子早年接受了延平的教导，注意在“日用处用工”，并自悟“万紫千红”“源头活水”之旨，重视从已发体认未发。延平去世之后，朱子沿着自己早年所悟不断探索，并继续寻求延平所谓的“未发之中”，从而导致了“中和旧说”的出现。
王懋竑和钱穆的看法提醒我们，朱子的“中和旧说”与早年思想之间可能存在着连续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朱子的“中和旧说”与其早年思想的关系。
二
朱子早年学禅，二十四岁初见延平，空谈道理，并大谈禅学，不为延平所首肯，延平教以“道亦无他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便自见得”，同时教朱子“看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一零四)中间大约五年时间，朱子与延平失去联系。二十八岁，朱子始向延平通书问学，延平答书“勉其于涵养处用力”。其后，延平屡次劝朱子在日用处用工夫。如在宋高宗绍兴庚辰(1160，时朱子30岁)七月，在给朱子的答书中，延平提及朱子对《孟子》“勿忘勿助”一段工夫的理解，并勉励说：“此意亦好，但未知用处如何，须吃紧理会这里始得”。(《延平答问》，见《朱子全书》三十)在绍兴辛巳五月二十六日的书信中，延平教导朱子“思索有窒碍，及于日用动静之间有咈戾处，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尔”，其实所谓“日用动静之间”也就是“日用处”。在壬午六月十一日的书信中，延平又引用了谢上蔡的话来勉励朱子做工夫：“必须有用处，寻讨要用处，病根将来斩断便没事”。也是强调谢上蔡是通过日用工夫来体验心体是否有病根，以此来引导朱子。在辛巳八月七日给朱子的信中，延平再次对朱子说：“谢上蔡语极好玩味，盖渠皆是于日用上下工夫”。在同一封信中，延平又说：“盖寻常于静处体认下工夫，即于闹处使不着，盖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谢先生确实于日用处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语亦未必引得出来……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可以看出，延平时刻不忘教导朱子要在日用处用工夫。
当然，延平教朱子在日用处下工夫，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教导朱子在日常生活中验证、体认未发的心体，以及此心体中是否存在病根或者偏滞不化处。延平认为，如果在日常应事时，心中没有滞碍，能够做到融释洒脱，则此时的心体便是未发之中。反之，如果内心存在窒碍、偏倚、固滞，就说明未发的心体仍有病根存在，就应该努力对病根加以克服、断除，从而实现应事洒落、廓然。不过，这只是延平工夫的一面，除此之外，延平还特别重视通过静坐去体验未发时毫无偏倚的心体。这就是所谓的“道南指诀”。在指导朱子的时候，延平也曾教朱子静坐，朱子后来回忆说：“某旧见李先生，尝教令静坐”。(《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延平答问》中也保存了延平建议朱子进行静坐的记载。在绍兴庚辰五月八日的信中，延平提及当年自己跟随罗从彦学习的经历，指出罗从彦极好静坐，并“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延平还进一步勉励朱子：“元晦偶有心痒，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看如何，往往不能无补也。”在壬午五月十四日的书中，延平也说：“承谕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在壬午六月十一日给朱子的书信中，延平也教导朱子“须把断诸路头，静坐默识，使之泥滓渐渐消去方可”。
上述说法表明，延平的工夫实际包含两方面，即默坐澄心与日用工夫。默坐澄心的目的是体认未发无所偏倚的心体(未发之中)，当然，未发时体认的心体是否真正是未发之中，还要在日用处加以验证，只有主体在日用处融释、洒落，毫无窒碍、固滞，其心体才是真正的未发之中，否则就应该反省心体的病根何在，并加以克服。延平在教导学生时，也是强调这两个方面的工夫。如在壬午六月十四的书信中，延平教导朱子“于静默时及日用处下工夫”。在《与刘平甫书中》，延平也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著力，可见端绪”。
不过，由于朱子早年对章句训诂及哲学思考抱有浓厚兴趣，所以似乎他更多关注的是延平在日用处下工夫的教导，而非静坐体认。绍兴丁丑，朱子与延平通书问学。大约在此时，朱子有《日用自警示平甫》诗一首：“圆融无际大无余，即此身心是太虚。不向用时勤猛醒，却向何处味真腴。寻常应对尤须谨，造次施为更莫疏。一日洞然无别体，方知不枉费工夫”。从诗的内容来看，朱子此时十分注重在日用处用工夫，认为只有谨慎地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应对”“施为”，并时刻进行自我反省，最后才能彻悟心体。显然，此时朱子接受了延平在日用处下工夫的教诲，以此自警并以此示人。在庚辰七月给朱子的书信中，延平引述了朱子的一段说法：“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数句，偶见全在日用间非著意、非不著意处，才有毫发私意，便没交涉”。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朱子很关注日用之间的工夫，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孟子的“勿忘”“勿助”思想。李方子的《紫阳年谱》曾引用了延平与其友罗博文的书信，在其中，延平也评价朱子说：“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可见，延平也表彰朱子能够在日用处下工夫，但他并未提及朱子静坐之事。此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附于绍兴辛巳，时朱子三十二岁。两年后的癸未冬，延平去世。
三
可以说，尽管延平以默坐澄心及日用处下工夫二者来指导朱子，但朱子似乎更多接受了后者而对前者并未认真实践。虽然朱子一直在从事日用工夫，也曾努力体验延平所说的未发之中，但是直到延平去世，他似乎对此并未真正契入。所以，在《中和旧说序》中，朱子说：“余早年从延平先生受《中庸》之旨，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中和旧说序》，见《晦庵集》卷七十五)不过，朱子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延平去世的次年九月，南轩的父亲张浚去世，朱子前往江西豫章吊唁，与其相聚三日。(《答罗参议》二，见《朱子文集续集》卷五)此前朱子已读到胡宏的《知言》，认为其“语道精切有实用处”。(《答罗参议》四，见同上)所以此次和南轩相聚，朱子曾向南轩询问胡宏对于未发已发问题的看法，南轩告以所闻，但是朱子并未领悟。回去之后，朱子继续沉思，几近废寝忘食。此即《中和旧说序》所说：“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从而往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晦庵集》卷七十五)此后，朱子又多次与南轩书问往来，讨论学问。《答罗参议》书一中说“时得钦夫书”，《答罗参议》书四亦言“钦夫尝收安问，警益甚多”。朱子经过自己的沉思、体验以及和南轩的书信往来，似乎对胡宏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答罗参议》四，见《朱子文集续集》卷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朱子同样强调胡宏的工夫是用在“日用处”。那么，朱子究竟是怎么理解胡宏的工夫的呢?按照束景南先生的理解：“‘日用处’即指‘已发’，朱熹之由澄心之‘未发’转向日用之‘已发’即从此始”。束先生认为朱子对胡宏“日用处操存辨察”工夫的理解与未发已发有关，这一点非常正确。不过，束先生认为此时朱子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一点却值得商榷。大概朱子此处的意思是，胡宏之学的长处就在于能在日用的已发处用工夫，进行辨别察识，进而体认未发之体，这样更容易见到工夫的效果。朱子仍是在探求未发之中的意义上来理解胡宏的工夫。这里朱子所谓的“操存辨察”大概与《答张钦夫》三中“致察而操存”的说法比较接近。“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此致察而操存之，则庶其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该书属于“中和旧说”第一书，作于乾道丙戌，此时尚为朱子往潭州见南轩的前一年。朱子指出，他的“中和旧说”是他积年所得，是对延平未发思想的真实契入，故在《答罗参议》三中，朱子说：“某块坐穷山，绝无师友之助。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朱子文集续集》卷五)此书亦作于丙戌。书中所说的“脱然处”，应当就是指“中和旧说”所悟的内容。“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的说法表明，此前朱子对在西林院所听闻的延平未发宗旨并未真正契入，到此时才真正有所悟入。在《答何书京》四中，朱子亦说：“昔闻之师，以为当于未发已发之机黙识而心契焉，然后文义事理触类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区区求之于章句训诂之间也。向虽闻之而莫测其所谓，由今观之，知其为切要至当之说，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同样可以看出，朱子自认为他的“中和旧说”就是对延平宗旨的一种契入。可见，从朱子的早期思想到“中和旧说”，并不存在一个从未发转向已发的过程。而毋宁说，直到此时，朱子方才认为自己真正悟到了延平所说的未发之旨。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在“中和旧说”四书中，朱子反复使用“日用流行”“日用之间”“日间”等词汇，如以时间排序的话，列举如下：如《答张敬夫》三云：“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张敬夫》三十五云：“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答张敬夫》三十四云：“日间但觉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上述这些关于“日用”的词汇，不能不给我们一种感觉，即朱子的“丙戌之悟”是延续了他从延平那里接受的“日用工夫”。如果说此前朱子试图通过日用工夫来体验未发之中，在“中和旧说”之前，他似乎一直没有体会到流行不息的心体，因此也没法给予未发已发一个实在的安顿。而“中和旧说”对朱子来说之所以意义重大，就是因为朱子认为自己在这次体悟中，体会到了“此心流行之体”，从而为未发已发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心性基础。但不管怎么样，“中和旧说”的核心目的还是要解决延平留给他的“体验未发”问题。如朱子在《答张敬夫》书三中说“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在《答张敬夫》四中云“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中，朱子又总结说：“《中庸》未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
四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延平的工夫实际上主要包含两部分，即默坐澄心、体认未发，以及在日用处体认、反省未发。朱子初年曾学禅，又喜欢空谈道理，延平教其读圣贤经义，并在日用处下工夫，就是为了扭转其精神方向，同时对治他脱离当身体验而偏好理论探索的倾向。这样的教导的确将朱子从禅学引向了儒家圣学。但朱子浓厚的“章句训诂”之癖及哲学兴趣，使得他在向延平问学的时候，非常关注对于圣贤经义的理解。对这些经义，朱子往往又是从哲学义理的角度进行阐发。而延平则努力纠正朱子的这种“为道理所缚”的倾向，将其引导到当身的涵养问题上。所以，延平经常提醒朱子要在日用处用工夫，不要悬空思索、讲论。同时，偶尔也可以看出，延平也会建议朱子施行静坐的工夫。不过，从《延平答问》及朱子该时期的其他文本来看，朱子此时似乎对静坐并不很感兴趣，倒是对延平在日用处用工夫的教导，则始终铭记于心。所以，在延平去世之后，朱子仍牢记这一教导，希望通过日用工夫来领会延平在世时他不曾契入的“未发之旨”。不过，在延平去世最初一段时间内，他始终对这一工夫感到很迷茫，难以找到一个亲切的下手处。后来在他读了胡宏《知言》后，颇为欣赏。似乎胡宏强调的“操存辨察”工夫，对他解决中和问题有所启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在延平去世后第二年九月，朱子趁前往江西吊唁张浚的机会，拜访了南轩，向南轩询问胡宏的学问。南轩告以所闻，但是朱子仍未得其解，于是回到家中，继续刻苦沉思，“殆忘寝食”。期间，他又不断和南轩书问往来，讨论相关问题。终于在乾道丙戌，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相关内容保存在“中和旧说”中。从“中和旧说”以及后来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来看，“中和旧说”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中庸》的未发已发，尤其是未发问题。此时，朱子体悟到心是流行不息之体，所以认为心是已发，而性则是未发。未发已发浑然一体，时间上不分先后，空间上不分彼此。实践工夫的关键就在于，在日常生活中，体察“良心萌蘖”，然后“操存之”，如此就可以保证本然的心体流行不息，未发已发一体浑然，“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答张敬夫三》，见同上)至此，通过自己的艰苦探索，并受湖湘学派的启发，朱子对延平未发问题的探索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当然，应该说，这一时期朱子关注的重心仍是“未发之中”问题，他延续了早年在日用中体验未发的工夫，强调通过已发之心来体会作为心之未发的寂然不动的本体(性)。至于如何认识作为流行之体的心，在这一点上他受了湖湘学派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他在“中和旧说”中所谓的“致察而操存之”，并不完全同于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说法。按照王懋竑的观点，此时朱子工夫的重点是在“操存”上，而湖湘学派的工夫重点则是在“察识”上。
按《与张钦夫》第一书云“学者于此致察而操存之”，此与后来“先察识后涵养”之论略有不同。盖以延平之指与己所见合为一说，故曰：“向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曰：“知其为切要至当之言，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主延平。及至潭州，与南轩语，卒从南轩“先察识后涵养”之说，则与延平异矣……而操存致察字却轻，即延平所云默识而心契也。操存却重，即此便是涵养工夫，所谓“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此以己所见合之延平之指，故云“向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是一意。至湖南后，从南轩先察识后涵养之说，则察识字重而涵养反轻，所云“钦夫一切皆于闹处承当”，又云“南轩无前一截工夫”，盖指此也。又曰“后来所见不同”，盖与延平之指少异。若以致察句为察识端倪，与湖南所见(引者按：疑缺“同”字)，恐未然也。(《白田杂著》卷七)
朱子在提出“中和旧说”后的次年丁亥秋天，又到长沙访南轩，与南轩相与讲论两月。据说在此期间，朱子与南轩曾经“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尽管束景南先生认为“后人多以为此指二人讨论未发已发中和说，显误”，但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却值得进一步商榷。王懋竑所引的“后来所见不同”出于《答林择之》二十，作于己丑。从内容上看，此时朱子已经悟到“中和新说”，又重新向延平思想回归，读“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尽其曲折矣”可见。结合前文推断，朱子与延平“所见不同”，只能发生在丁亥见南轩后。朱子在丁亥访南轩后，确实认同了南轩的看法。所以，在次年戊子的《答程允夫》书中，朱子说：
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是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立其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艮斋铭》便是做工夫底节次，近日相与考证古圣所传门庭，建立此个宗旨，相与守之。(《答程允夫》五，见《晦庵集》卷四十一)
南轩在《艮斋铭》中说：“四端之著，我则察之。岂惟思虑，躬以达之。工深力到，大体可明……事物虽众，各循其则。其则匪他，吾性之德。”南轩似乎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善端萌芽的场合，心察识到这种萌芽，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还要亲身去实践。经过深入、持久的工夫，心体就会彰明。达到这种境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面对繁多的事物，我们的心也能一一应对，使事物各自遵循其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性的表现)。从这里我们似乎感觉到，南轩并不关注涵养未发的问题。南轩认为只要察识到道德情感发现的端绪，从此不断地进行实践、扩充，自然就可以使心体光明，全体呈现。性不过是心在应事时，事物所遵循的规则。如果按照湖湘学派已发为心、未发为性的看法，也可以认为性作为心的本质(或本体)就表现在心的活动中，即“已发时，性行乎心之用”(《与张钦夫》四，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因此，未发之性并不是已发之心之外的另外“一物”。而朱子在“中和旧说”中虽然也说“致察而操存之”，但他始终关注如何体认“未发之中”的问题，所以在《与张敬夫》三中，尽管他说：“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境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但南轩却根据朱子的说法，认为朱子将起灭心视为已发、“寂然之本体”视为未发的说法，“尚有认为两物之蔽”。后来，朱熹在解释“中庸”之“中”时，认为中的一个意义是“在中之义”，并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在里面的道理”。南轩看了这个解释之后，却写信批评朱熹：“若只说作在里面的道理，然则已发之后，中何尝不在里面?”(《南轩集》卷二十)南轩还认为，未发时，中是用来形容性的体段，已发时，“即事即物无不有恰好的道理，是性之体段亦无适而不具焉”。朱子则回信解释说，他所说的“在里面的道理”并不是用来定义“未发之中”的“中”字，“且所谓‘在中之义’，犹曰在里面底道理云尔，非以在中之中解未发之中字也”。(《晦俺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并批评南轩“若谓已发之后，中又只在里面，则又似向来所说以未发之中自为一物，与已发者不相涉入，而已发之际，常携此物以自随也。”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这里所引用的南轩“以未发之中自为一物，与已发者不相涉入，而已发之际，常携此物以自随也”的说法，似乎就是“中和旧说”中所提到的“疑有两物之弊”的说法(此即可能是南轩对朱子“中和旧说”第一书中未发已发说法的怀疑)，尽管朱子后来修正了其说法，认为“一念之间已具体用”，但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子在“中和旧说”中实际上对未发之中有很强烈的关注，由此导致他描述未发已发关系的措辞引起南轩“携一物以自随”的“两物之弊”的质疑。
如果上述理解不误的话，朱子“中和旧说”中的说法实际上与南轩的说法存在微妙的差别：朱子很关注未发之中，而南轩则强调在“闹处用功”，即在已发上用工夫，反对求未发之中。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二人在丁亥会面时“论《中庸》义，三日不能合”。当然，后来朱子经过与南轩在潭州面论，最终认同了南轩的看法，从而暂时在见解上背离了延平，这就是他在《答林择之》二十中所说的“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朱子全书》卷四十三)不过，这一时间只延续了大概一年。丁丑，由于蔡元定问辨的刺激，朱子自感有疑于心，于是重读《二程遗书》，“未及数行，冻解冰释”，于是又有了“己丑之悟”的“中和新说”，形成了朱子此后有关中和问题终身未改的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