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1、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3.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当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致达到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下来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

注：生产过程和信用制度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向前。

2、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随着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限由买者支付。例如，棉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到纺纱业者手中，棉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到棉织厂主手中，棉布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到商人手中，然后它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该商人手中转到出口商人手中，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出口商人手中转到一个在印度经商的商人手中，该印度商人把它出售，用以购买靛蓝等等。在这样转手的时候，棉花已经完成了它转化为棉布的过程，棉布最后运到印度，并同靛蓝交换，靛蓝被运到欧洲，在那里再进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都以信用为中介，纺纱业者没有对棉花支付现金，棉织厂主没有对棉纱支付现金，商人也没有对棉布支付现金等等。在过程的最初几个行为中，商品棉花通过了不同的生产阶段，而这种转移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但是，一旦棉花在生产中取得它的最后的商品形式，同一商品资本就只要经过各种商人之手，这些商人把它运到远方市场，最后一个商人才最终地把它卖给消费者，然后购买进入消费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商品。因此，在这里必须把两个时期区分开来：在第一个时期，信用在同一物品生产的各实际相继的阶段中起中介作用；在第二个时期，它只是在商人之间的转手（其中包括运输）中，即在W-G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在这里，商品至少总还是处在流通行为中，所以总还是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中。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占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说，这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中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中介。把银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量闲置资本供贷出和寻找能获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运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1.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2.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3、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1.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滞在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2.因为再生产过程顺畅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因此，如果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注：信用的健康发展是生产的润滑剂，反之，信用的停滞崩溃则是危机的导火索。

4、我们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此外，我们撇开价格的变动不说。这种价格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由信用发展起来的这种联系），这种价格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我们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不说。这样，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然而实际情况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用。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普遍歉收——不管是主要食物歉收，还是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消费必然会不足，其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

5、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要加上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间的信贷，同银行家和货币贷放者对他们的货币信贷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信贷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银行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现实的资本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人们使用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些商品交易专门以创造汇票为目的，于是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货币贷放者，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竟然还能平静地继续维持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奥弗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也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注：暴风雨来临之前反而可能非常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