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

（一）日本统治集团为实行侵略，疯狂扩军备战，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策和制度。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890年正式生效的明治宪法规定军部脱离内阁独立行使军权，是在法律上确认军国主义的重要标志。从此日本开始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崇尚“武士道”精神，宣扬“武运长久”、“武力至上”，军部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特殊地位，握有重权。在国外则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对相邻的中国和朝鲜加紧掠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与法西斯主义融为一体，实现对国家的全面统治。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公布“基本国策大纲”，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缔结德、意、日军事同盟，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进程。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军国主义被彻底击败，根据《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在日本解散一切军国主义团体，彻底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实行民主改革，颁布新宪法。规定日本永远不得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不得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国内制度和国际监督两方面保证不得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对军队实行“武士道精神”和对外扩张侵略的一种反动思潮，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形成阶段，时间从明治政府成立起到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在这期间日本确立和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时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均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时间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后几乎是每5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彻底败亡。

（二）1936年法西斯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仍然有残留，右翼势力极力抹杀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大罪以及美化侵略、参拜神社等招致亚洲国家以及全世界的极力反对。日本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武士道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使日本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并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于11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在镰仓地区建立的大将军府）为标志，武士阶级掌握从地方到中央的国家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第一个武家当政的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达676年。1336年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武家政权。日本的武士阶级以作战杀伐为职业，成为古代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也自然是军国主义体制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日本武士阶级还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时代逐渐发展和形成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义务和职责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的日本武士道经历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三大阶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日本的对外侵略思想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日本古代就已有关于神功皇后的神话传说，传说她于210年征讨新罗（朝鲜南部古国），三次用兵大获全胜。

（三）后来统治者均大肆宣扬神功皇后开疆拓土之战功，推崇有加。到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于1592、1596年两次出兵侵朝。丰臣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统治者之大成，达到空前程度。丰臣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基础，明治维新这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不彻底性，政治上掌握统治大权的多是封建武士出身者，武士道精神被继承和发展。旧武士等级不复存在，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武士”（士族）活跃在各领域且是主导力量。1871年中央9省（部）官吏的87%是士族，至1880年时中央及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多是武士出身者，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垄断日本政权近50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到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军部法西斯魁首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在经济原因方面由于地税改革和士族授产等改革使农村土地制度（寄生地主制）留有浓厚封建残余，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因而国内市场狭小，又使大批士族无法生存而对明治政权不满，统治阶级则以对外侵略扩张将心怀不满的农民、士族的不满情绪引向海外征战，使他们成为军国日本的基本社会力量。

（四）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却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是以对东北亚弱小邻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武装侵略为重要手段的，正是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压迫民族才迎来日本的迅速崛起。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即产业革命的完成均与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相连，待日本急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更与侵略战争捆在一起。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三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到20世纪初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从各项经济指标看俄国明显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俄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残余势力的强大。政治沙皇专制制度的存在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上大量农奴制残余的存在，导致农业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窄，这些都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沙皇为开辟国外市场，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因此俄国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特点，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并采取专制主义的的政权形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多大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并都在经济上对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依附性。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虽然也确立西方式垄断资本的统治，但在国内社会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封建关系，在工业技术和其发展水平上大大低于美国和西欧，大部分设备靠进口，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

（五）在垄断组织上俄国普遍采取辛迪加的形式，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商业上丧失独立性，商品销售和原料购买完全由总办事处办理，但是在生产上仍然保留其独立性。这种只在商业上进行联合的垄断组织的大量产生是与俄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之间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巨大差别相联系的，也是与封建关系的广泛存在使国内市场问题十分尖锐有关，而在日本作为垄断组织最高形式的“财阀”更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俄国、日本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这两个后起的经济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都异常尖锐。专制主义政权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在国内对人民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对外侵略，夺取国外市场和殖民地，借以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财阀是在同一金融寡头控制下结合同族、近亲而形成的垄断资本集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通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20世纪初垄断组织有广泛发展。20世纪30年代前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30年代后又出现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一批新兴财阀。这些财阀以家族总公司为中心，形成“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日本在19世纪陆续成立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这四家商社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公司经营的企业中大多又任用亲戚担任主要负责人。这四家商社除了工业外也积极介入金融业，左手控制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资本；右手则控制生产工具，势力非常庞大，通常也会经营政府特许的行业。二次世界大战后财阀虽然被迫解散，但还是透过交叉持股等方式继续维系原来财阀的精神。20世纪初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进一步加强，日本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它们以家族资本控制的总公司为核心，通过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准直系公司的持股关系控制着各经济部门的直系企业和旁系企业，组成庞大的康采恩。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原有四大财阀的基础上增加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六家新财阀，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财阀在二战中担任日本帝国主义后援的角色，所以被美军强行解散，日本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垄断核心和统治形式因此都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三菱、三井、住友、富士（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等六大金融资本集团以各自的银行为核心，囊括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国际贸易等主要经济部门，控制日本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机器。所以人们一般不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金融资本集团称为财阀，而是像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称为财团。二战后泛指家族控制、多样经营、交叉持股甚至介入政治的大型企业为财阀在韩国等地区财阀具有负面的含意，在韩国由于国家管理、生产的需要，后来也逐渐形成三星、现代、大宇、乐金及鲜京等五大财阀，这几家企业都掌握在同一个家族的手上，经营项目几乎涵盖整个工业与商业，甚至也跨足媒体、政治，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这几家公司手上。单单一个三星集团就占了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同时也经营韩国《中央日报》，而现代集团也有《文化日报》作为其喉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靠进行不间断的疯狂的侵略战争来推动的，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蓄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获得巨额赔款，掠夺被占领国家的大量财富，攫取大片土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似乎即将实现。1931年日本加强国内统治，进入法西斯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最完整，表现最狂妄，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接着面临的就是深渊，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在1945年9月彻底垮台了。

（七）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与日本崛起同步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孕育形成阶段，大体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标志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初步形成。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大体从陆军卿（国防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发动侵中、侵朝的甲午战争的1894年。其间1881年建立宪兵制度并发布《军人敕谕》，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1893年军部的形成等均为其路标，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大致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确立的1936年或直到其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后就不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几乎是每五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彻底败亡。1936年“二·二六”政变标志法西斯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法西斯主义确立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形态。特点：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性和封建性的特点贯穿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德国和日本是两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在学习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东西方军国主义的特点，故而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本身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体制中天皇是“兵马大元帅”，士兵必须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军队统帅权独立，保障军事发展不受军外势力左右。军部则可轻易制约军外势力，因而更加飞扬跋扈；军国主义教育的系统化、体制化，采取一切措施强化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军人极权主义统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主义。

（八）日本军国主义同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样是带给世界人民深重灾难的一种意识形态，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直奉行军国主义战略，四处侵略扩张，尤其在二战中日本给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尽管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和平改造，但军国主义势力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战后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思潮中表现明显，这些右翼势力活跃在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否认和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企图通过教科书事件和修改战后日本宪法等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根源，它威胁到日本平民的安宁生活，是当代日本社会一颗难以根除的毒瘤。首先日本军国主义有其浓重的历史根源，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岛国，有着一脉相承的皇国战略思维传统。日本历代的以扩张、侵略为主的理论为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而日本长期的内战与对外扩张实践为孕育军国主义的肥沃的历史土壤。扩张政策与战略的结合产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的实践中这种军国主义不断得到深化与提升，其固有的历史特性使其在二战结束后虽遭到失败却难以从根本上被清除。其次日本军国主义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天皇制的确立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制度基础，而神道教将日本军国主义推广，使其深入到日本人内心之中，成为宣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两者的结合使军国主义广为传播并得到一般日本民众认可；另一方面千百年来深刻在日本民族心灵上的武士道成为军国主义猖獗至极的助推力量，畸形发展的武士道精神已与日本军国主义融为一体，成为危及和平的危险因素。最后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军国主义的存在，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唯我独尊的特征使日本人产生民族优越感和“日本中心论”观念，这种民族特性本身就带有扩张的自大性质，因此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容易导致军国主义的形成。综上所述日本的军国主义蕴含太多的日本特色于其中，已成为影响日本的一种综合性的历史积淀，这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消除和改变的，它就像飘荡在靖国神社周围的幽魂一样在日本上空久久不能散去。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擅长于用矛盾冲突的观点分析社会中利益存在冲突的社会群体，是一套“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采取唯物看待历史的观点，假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认为历史有其客观的支配规律，认为社会变化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阶级冲突的分析来帮助理解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阶级冲突是由于资产所有者所拥有的高生产率生产资料与无产者从事的社会化劳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的，由无产者劳动所得的价值剩余未能公平的分配给劳动者而集中在资产所有者手上。冲突的后果便是劳动所有者的“异化”，这将导致社会动荡引发革命。革命的最终结果便是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一种基于社会公有产权的生产模式，基于个人贡献所得的分配模式以及按需生产的经济模式。尽管马克思并未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模样，但他指出基于科技及生产率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将会过渡到共产主义。到那时阶级、国家、社会将被公有制取代，各尽其用，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早期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其供需理念分析物质条件（即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经济活动以及社会需求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以及其上层建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生产要素在一个社会政治体制安排下没能被很好的利用是阶级冲突产生的一个原因，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英、法、德占据统治地位，在英、法两国中经过数次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已非常尖锐，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已开始由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平等的民主革命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只有在哲学上实现根本变革才能创立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科学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提供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论武器。

（二）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新世界观的创立提供必要条件，进入19世纪后自然科学由原来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一些揭示自然界各种物质形态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中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原理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给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提供可能。19世纪在社会科学方面也获得重要进展，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立劳动价值论，圣西门、基佐、米涅等在描述历史事件时已引进阶级斗争的概念，并试图进一步探索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这些重要成果都为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主要是吸取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唯物论思想）。辩证唯物论就是用辩证法的观点研究世界的本质，即研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它以物质和意识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主线，系统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实践观和意识观。相应有四个原理：物质存在形式原理（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时空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实践本质原理（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主体能动性等特点）；意识的本质和能动性原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世界本质的原理，是唯物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回答“世界怎么样”的问题，它通过阐述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的两个观点，进而讲解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从不同侧面揭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其内容可概括为两个观点、三大规律、五对范畴。

（三）其重要原理有：普遍联系的观点中关于系统及其整体性、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普遍联系的观点及其方法论意义；度的含义及其认识意义；质量互变规律的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辩证否定观及其方法论意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原理，即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原理。它内含内容有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分析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矛盾的转化原理以及二者之间的综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认识论围绕着实践、认识、真理三个核心及认识发展过程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认识发展律、真理发展律等三大规律，强调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理论，实现在实践基础上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结合，正确回答“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其重要原理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区别原理；认识的主体及其形成和发展；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原理；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原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原理；真理的具体性原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原理；检验真理标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原理；真理和价值的辩证关系原理。唯物史观围绕着社会和人两个主题，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认为社会发展的背后动力使人们集体性的组织生活的方式的变化。所有组织社会的基本成分（上层建筑）（社会阶层，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都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外化体现。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关系都与经济活动中不同分工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经济活动的分析是组成社会的各种关系与机制分析的基石。

（四）首先总括性地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本质和社会规律的特点以及社会有机体及其结构，这是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诸原理的前提。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观念结构。其重要原理有：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原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原理；社会的实践本质原理；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原理；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原理。其次着重讲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以及社会历史的主体，并从两方面加以具体阐述：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动力；历史的创造者。其重要原理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标准”的依据及意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辩证关系原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原理；交往理论；科学技术双重效应；历史观和党的群众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哲的建构原则。马哲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机制，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而且是同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并由此终结传统哲学。辩证和历史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一切唯物主义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唯物的、辩证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马哲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正确地、彻底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五）辩证法是马哲的基本精神，辩证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实践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否定性关系。马哲同时代的步伐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格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及时修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业已陈旧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以保持和发展自己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对来自各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辩证观点和理论进行毫不含糊的批判与斗争。指导现实以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同各种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哲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仅要吐故，还要纳新。马哲的理论活力来自实践，是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随着发展会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理论形式。马哲是不断发展的，把马哲看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学说，使之永远同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相一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和僵化的倾向。社会阶层的分类标准为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受恩格斯的影响时马克思认为社会阶层能动地塑造社会现实，在这过程中也塑造其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及社会阶层能够理性地实现阶层利益最大化。辩证性出现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概念。马克思拒绝静态的被动的看待历史的观点，而认为人们在不断塑造历史的进程轨迹。辩证性是一种实证为核心的从各个社会要素的关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入手研究社会进程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有着很强的整体倾向。认为不应该将社会现象彼此分割开研究，而将其作为整体，将各个部分考虑进入，动态的解读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运用这种方式从系统性进程的角度分析人类的历史进程。

（六）自然哲学观点存在的一切事物都蕴含着矛盾，都包含着二元论（矛盾）的成分。增长理论即事物的总量不断增长，量变导致质变即事物数量上的增长将导致事物的本质发生改变，该观点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并应用于阶级的研究当中。马克思支持进化理论，认为生命受到这三个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认为阶级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社会结构的改变是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马克思定义阶级的方式是通过所有权定义的，社会阶级由资产定义，而非收入或其他现代理论所认为相关的要素。马克思认为阶级直接反应其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冲突往往是土地所有权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生产资料所有权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是实践为人提供认知对象。因此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世界，而且改造世界，在天然、自然的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人类的属人世界。所以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全新解释，构筑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结束旧唯物主义缺乏能动原则的状况。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去理解物质世界，使唯物主义成为生机勃勃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思想武器。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

（八）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由此而引发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来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现实，而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九）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他转向实践的观点，他摒弃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作“非人的活动”，而是看作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作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

（十）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文化和教育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运。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不再听凭个人利益的盲目争斗而自发地形成一些规范、规则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可以依靠社会的自觉力量，通盘协调各种利益，努力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较为满意。

（十一）无产阶级实践的巨大力量首先在于它能造就越来越多目光远大，富于牺牲精神并富有个性的新人，从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奠立基础。这样把握马克思的实践观就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直接现实性，凡可称之为实践的一定是对独立的对象性存在进行有效改造的活动，因而同一切唯心的实践观相区别。因此尽管实践的范围极其宽泛，但每一种实践形式都有其存在的根据。而根本制约它们的不是意志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条件；其二是普遍性，实践决不像人们所直观的那样凌乱、狭隘，事实上它是人类进步趋势的坚实基础，具有普遍性统一性的品格，生产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人类交往的扩大不断地表明这一趋势。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趋势被掩盖在盲目性、自发性和偶然性中，但实践的普遍性品格还是倔强地日益显露出来。努力揭示人类实践的大趋势，自觉地将个别实践提升到人类实践的高度，求得人自身更健康的发展，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发轫。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真正做到科学与价值、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而割裂这两个基本点必然把马克思的实践观不是思辨化，就是实证化。历史不断地提供这两种极端的例证，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最为典型的当数伯恩施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伯恩施坦的实践观说到底是实证的实践观，因而他把实践归结为个人的经验积累，把实践过程归结为个人根据经验事实进行摸索的过程。这样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在他那里就成了个人的唯一实在性，并因而成否定包括阶级实践在内的群众实践形式的王牌。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也就成了从根本上排斥理论，崇拜自发性的借口。实践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则更成了否定革命飞跃，美化进化改良的根据。

（十二）从崇拜自发性、个体性实践到根本排斥和背叛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给人们敲响的警钟。应当看到辩证法和实践是根本一致的，排斥辩证法和理论思维就是排斥实践精神。所谓从政治上看问题表现在实践观上，就是要善于把握实践的总体，崇拜自发实践的人不可能成为战略家。发端于青年卢卡奇、葛兰西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从实践观上看它的最大失误在于割裂实践的革命批判本性和直接现实性，将个体经验的“客观性”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原则，视为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积极性的根源。它在正确地看到停留于日常经验中的人们（包括工人）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控制的同时却把日常生活这一最大量、最普遍的实践活动从实践中清除出去，这样它势必夸大实践的自觉性、变革性和独创性方面，并进而夸大理论以至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从强调“无产阶级实践”经由“阶级意识”而向理论中心主义和思辨哲学复归，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悲剧，连卢卡奇自己在晚年也承认其早期的实践观其实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应当看到实践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感性活动，直接现实性是其基本品格。排斥经验和日常生产生活就是脱离群众，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实践精神。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实际经验并从中获取营养，这是实践精神的基本要求。总之只有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对现实保持革命的批判的态度，才能给分散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实践注入凝聚力，才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但是这并不等于把这一实践看作唯一的实践形式，更不等于把实践作泛政治化的解释。事实上生产生活总是各种实践形式最深厚的基础，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的。

马歇尔计划

（一）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为赠予、10%为贷款。时代背景：面临难题：在战争结束六年后大半个欧洲依然难以从数百万人的死伤中平复，战火遍及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所涉及的地域面积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的轰炸使绝大多数大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它们的工业生产。欧洲大陆上的许多著名城市例如华沙和柏林已成为一片废墟，而其它城市如伦敦与鹿特丹也遭受严重的破坏。这些地区与经济生产相关的建筑大多化为一片瓦砾，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虽然外援使1944年的荷兰饥荒有所缓解，但战争对农业的破坏还是导致欧洲大陆许多地方出现大面积的饥饿，而1946~1947年欧洲西北部罕见的寒冬又使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所受破坏最为严重的是交通运输设施，战争中铁路、桥梁以及道路都成为对方空袭的目标，而进行运输的商船也常常被击沉。西欧的中小城镇和村庄所受的毁坏程度基本上较轻，但交通运输的破坏还是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与外界的联系几近断绝。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耗费大量财力，而此时大多数陷入战争的国家的国库已被消耗殆尽。一战后的欧洲经济也遭受较大的破坏，大衰退一直持续到1920年，还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和全球性的经济低迷。此时的美国虽然正经历孤立主义的苏醒，却还是试图促进欧洲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通过与美国几家主要银行的伙伴关系。当德国无法偿还他们的赔款时美国通过大大增加对他们贷款数额进行干预，这笔债务直到1941年双方正式交战为止都还没有偿还完毕，因此华府中的多数意见认为：一战后的这段历史不应重演。虽然哈利·杜鲁门及国务院依然继续着其务实的外交政策，认为有必要进行援助，但国会对此兴趣不大。起初大家普遍认为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重建并不需耗费过多，它们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殖民地，快速恢复其经济，然而到1947年这些地区的经济依然不见起色。持续几年的寒冬又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在不断增长的高失业率、因食品短缺导致的接连不断的罢工以及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下，欧洲经济的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到1947年欧洲经济依然徘徊在战前水平以下，并几乎看不到增长的迹象，农业生产是1938年水平的83%，工业生产为88%，出口总额则仅为59%。

（二）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阻断西欧从东欧的粮食进口线，加剧战后西欧粮食短缺的局面。食品短缺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在战前西欧的粮食供应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东欧出口的余粮，但这一贸易路径此时已被铁幕几乎完全阻断。情况在德国尤其严重，那里1946~47年的人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1800千卡，这个数值完全不能支持人体的长期健康。威廉 克莱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数百万人正在慢慢饿死。”而对于经济全局来说最为致命的是煤的短缺，1946~1947年酷寒的冬天更使之雪上加霜，期间德国有许多家庭没有供暖，数百人被冻死。英国的情况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为了满足国内的民用煤炭需求，工业生产不得不被停止，因此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考虑也是提出这一计划的重要动机之一。而在战争中唯一一个基础设施没有遭到明显破坏的正是美国，它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晚一些参战，而且本土所受的损失也比较有限。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作为其农业和工业的坚固基石依然完好无损，其经济也仍然充满活力。战争期间美国的工业为本国和它的盟国的战争机器提供支持，因此美国经济经历自建国以来增长最快速的一段时期。战后这些工厂又很快转入民用生产，战争期间的物资供应短缺很快被消费开支的爆炸性增长所代替。不过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还要依赖贸易，长期的繁荣也需要有输出这些商品的市场。而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中的很大一部分，正是被欧洲人用来进口来自美国的工业品和原料的。而对美国来说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与一战后所面对情况的最大不同，就是冷战的开始，美国政府中的很多人士对苏联行动的怀疑情绪正日渐加深。马歇尔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乔治·凯南在此时已预言未来世界的两极格局，对他来说马歇尔计划正是他的新理论，即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当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苏美的战时同盟关系还没有结束，冷战也没有真正开始。而对于那些马歇尔计划的起草者来说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也并不像日后那么极端强烈，甚至到凌驾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地步。尽管如此，但一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权力及声望的增长更为令人不安。在法国和意大利中战后的普遍贫穷为共产党势力的增长提供充分的养料，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本国战争期间的反抗斗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其声望急剧增长，在这些国家战后的选举中共产党取得普遍性的成功。在法国中法国共产党甚至一度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仅凭这些还远远不足以断定法国和意大利将滑入共产主义阵营，但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确实严肃地考虑这一可能。

（三）1946年起哈瑞·杜鲁门及其政府开始暗示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特别是通过他出现在温斯顿·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现场这一耐人寻味的举动。此时的美国必须在世界面前坚定它的立场，以不丧失其信用。而遏制政策的出笼也要求美国必须向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援助，以起到遏制苏联影响及扩张的作用。不过当时还是有人寄希望于东欧国家加入这一计划，从而使他们从正在形成的苏联集团中脱离出来。解决方案：不过在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之前美国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欧洲重建，据估计在1945年到1947年间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就达90亿美元，这些援助中的大多数都是以间接形式进行的，其中包括作为租借法案中一揽子协定的继续，或由美军出面重建当地的基础设施及帮助难民等不同途径。此外美国还与一些国家签定正式的双边援助协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动作要数“杜鲁门主义”所保证的给予希腊和土耳其军事协助的内容。此外当时尚处于幼稚期的联合国所做的一系列救济以及减免债务等人道主义努力，其资金大多也来自于美国。这些努力也收到一定成效，但由于它们缺乏系统的组织和完善的计划，反而忽视欧洲重建的许多最基本的需求。开始时间：重建计划最初于1947年7月在一个由欧洲各个国家普遍参加的会议上被提出，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那么这笔援助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最初曾考虑给予苏联及其在东欧的卫星国以相同的援助，条件是苏联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并允许西方势力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事实上美国担心苏联利用该计划恢复和发展自身实力，因此美国提出许多苏联无法接受的苛刻条款，最终使其和其东欧卫星国被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主要内容：当该计划临近结束时西欧国家中除了德国（后文将提到马歇尔计划理论上包括整个德国，而并非仅是联邦德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在接下来的20余年时间里整个西欧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可以说这与马歇尔计划不无关系。同时马歇尔计划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促成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该计划消除或者说减弱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同时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并最终走向一体化，该计划同时也使西欧各国在经济管理上系统地学习和适应美国的经验。

（四）史学家又开始注意对于马歇尔计划的深层动机及影响的研究，现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歇尔计划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效，其实应归功于新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这一政策下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而当下也有某种意见认为：美国施行该计划的本意是为了通过援助使欧洲经济恢复，并使之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时也可使美国更方便地控制和占领欧洲市场。但事实上欧洲经济后来的发展趋势并未使其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通过一体化等途径，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可以和美国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在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批评意见，认为马歇尔计划开使用本国纳税人金钱援助他国的先例。援助过程：早期构想：早在马歇尔发布其著名演讲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的意见和呼声认为有必要对欧洲开展援助重建计划，1946年9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在斯图加特的一家歌剧院的一次演讲中最早提出援助的设想，此外卢修斯·克莱将军曾要求工业家刘易斯·布朗于1947年调查并起草一份《战后德国的状况报告》。这份报告罗列战后德国所面临的各种状况，并提出一些重建建议。同时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也针对此事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未获得很高重视，不过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本·巴克利对此却颇为赞同。当时认为替代美国大量援助的另一途径是从战败的德国获取重建所必须的物资和资金，早在1944年就已经有人将这种设想付诸计划，这就是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摩根索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摩根索建议通过让德国在战后支付巨额赔款来帮助其他在战争中受到轴心国进攻的欧洲国家进行重建，同时这种对于德国近乎榨取式的巨额索赔也可以遏止德国的再次崛起。与之相近的是由法国官员让·莫内提出的“莫内计划”，该计划设想由法国控制德国的萨尔和鲁尔两大工业区，并允许法国使用这两个区域中丰富的矿产资源使法国的工业产出至少恢复到战前150%的水平。1946年对德占领当局出台严厉的限制德国恢复工业化的方针，这些限定严格规定德国煤炭和钢铁的产量。第一个恢复德国工业化的计划于1946年初签署，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化水平协定”，它通过拆除德国的1500多家工厂使其工业水平大致维持在战前（1938年）的50%左右。由于这个协定所隐含的弊病立即就显露出来，因此该方案此后被多次更改，直至1949年，整个拆除工作直到1950年才结束。

（五）德国长期以来就是欧洲的工业强国和经济中心，因此过分地削弱德国必然会导致整个欧洲经济恢复的受阻，对德占领当局不得不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占领成本来解决德国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和物资短缺的矛盾，这种种弊病以及因上述两个计划曝光而接踵而来的社会舆论批评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莫内计划”和“摩根索计划”，事实上很多的修正意见与1947年7月以前指导美国对德国占领及重建的基础性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示”（该“指示”通过严格的限定来削弱德国的主要工业产出）有雷同之处。战后德国的矿产资源要地萨尔和西里西亚已经不归德国控制，同时盟国摧毁大量的工厂以限制德国的工业产量，到了1947年甚至连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都有面临被全面拆除的可能。总之当时面对几乎已经被完全剥夺生产能力的德国，杜鲁门、马歇尔以及艾奇逊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给予德国大量的并且是源源不断的援助。重建计划的出炉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意识形态微调的影响，30年代初的大萧条使不少美国人相信完全自由的、缺乏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法保证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增长，许多当初制定罗斯福新政政策的人认为应该将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经验应用于欧洲的战后重建中。与此同时1929年的经济危机也证明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危害，这更坚定人们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的需求，在以上的种种背景之下马歇尔计划（一个旨在帮助美国的欧洲盟国恢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同时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的计划）就正式出炉了。它的官方名字是“欧洲复兴计划” （ERP），因其主要提出者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而得名。事实上真正策划该计划的是美国国务院的众多官员，特别是威廉·克莱顿和乔治·凯南。莫内计划：莫内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治家让·莫内提出的一个计划，计划内容是将德国的主要煤炭和钢铁产地鲁尔区和萨尔兰交由法国支配，并让法国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使法国的工业生产达到战前150%的水准。英美最初对法国的行动表示默许，但1946年后美国开始反对将鲁尔区自德国分出。虽说如此，但在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之后法国仍然可以合法利用鲁尔区的煤矿。摩根索计划：摩根索计划是在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中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一个二战后处置德国的计划，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具有犹太血统，对纳粹德国一向持极端仇视态度，并不可避免地将这种个人感情融入到财政部对德政策的制订中。

（六）1944年8月中旬摩根索在游历欧洲时偶然得到一本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编写的军政府人员工作手册，这本手册确定对德国居民供应食品的数量以维持每人每日2000卡路里为目标，理由是：若标准再低，人们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手册还规定德国可以保留一些重工业，摩根索认为手册的标准过于宽大，并在回国后将该手册交给罗斯福。罗斯福为此十分恼火，公开批评手册的起草者对德国人过分宽容，并下令迅速收回所有手册。在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摩根索迅速起草一个以严厉苛刻著称的计划——“摩根索计划”，这一计划意在使德国彻底非工业化和重新农业化，声称他们想从德国得到的是“和平而不是赔偿”，主张在最大范围内拆卸德国的工业设备作为赔偿。理由是大规模拆卸可以在盟国的重建中发挥作用，同时一个缺乏工业设备的虚弱德国不会再度威胁欧洲的安全。尽管计划已十分苛刻，但摩根索仍认为其不够严厉，随即又出台第二份更加激进的方案：摧毁或拆除德国所有可能用于战争的工厂和设备以及一切重工业，例如钢铁厂、汽车制造厂、机床厂等；德国只被允许生产日用消费品，如家具、迈森瓷器、德国啤酒等；对德国最重要的矿区鲁尔区实行“非工业化”，关闭德国经济命脉所在鲁尔的煤矿，并淹没它们。“摩根索计划”无疑是过于严厉，并且不具备可操作性，正如丘吉尔所评价的：摩根索把自己的想法引向“超逻辑的结论”。由于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摩根索的对德政策取向对罗斯福影响较大。在1944年9月召开的美英作战委员会魁北克会议上摩根索受到特别邀请，并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他的计划方案，并于9月15日得到两位领导人的草签同意。但会议结束后“摩根索计划”在内阁遭到国务院和陆军部代表的联合反对，场面僵持不下。加上在EAC（欧洲咨询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也表示“摩根索式的思维方式是苏联政府无法接受的”，罗斯福最终放弃对“摩根索计划”的支持。尽管如此，但罗斯福的态度并未宽容起来，他于12月6日致函国务院表示：盟国将允许德国发展一定工业满足自身需要，但不允许其发展出口，德国必须归还所有掠夺来的物品。如此一来德国参与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构想被断然否决。该计划很快泄露，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以此大做文章，号召德国人增强战争的决心和信心，他告诉人们：要享受战争，因为和平将会更加可怕。计划内容：（1）将德国分割为南北两个国家；（2）将德国的机器拆卸后运往盟国，使德国的经济退回到100年前德国农民的水平；（3）采取及时、仔细、有控制地驱除出境和移民到北美、南美洲和大洋洲的方法，从而使其不能继续威胁欧洲安全。

（七）马歇尔演讲：由于官方出台相关政策的前景尚不明朗，早先公众关于重建需要的讨论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直到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的历史性演讲发表之后所有的疑问才得以烟消云散，而这一讲话的发表也标志着马歇尔计划的正式拍板。马歇尔是在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这一演讲的，他站在哈佛园纪念教堂的台阶上，宣告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作好准备。这篇由查尔斯·博伦起草的演讲词中没有提及任何的细节和数据，号召欧洲人团结起来、共同规划一个他们自己的重建欧洲计划，然后由美国为这一计划提供资金才是这一演讲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美国政府估计这一计划不会得到美国民众的欢迎，且考虑到这次演讲主要针对的听众是欧洲人。因此为了避免美国报纸对演讲的关注，演讲现场特意没有邀请任何美国记者，而且杜鲁门还特意于同日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以转移国内媒体的注意力。而相映成趣的是艾奇逊当天却四处联络欧洲媒体报道此事，特别是英国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还全文播送这篇演讲。外界反应：时任英国外务大臣厄内斯特·贝文从广播中听到马歇尔的演讲后立即与时任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取得联系，两人交换欧洲方面对于美国提出对欧洲进行援助的看法，并准备给予官方答复，两国外长同时一致认为有必要邀请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盟国苏联参与该计划。由于直接拒绝苏联参加援助计划意味着对盟友的公开不信任，因此马歇尔在他的演讲中还是十分坦诚地欢迎苏联参与马歇尔计划以接受美国的援助。事实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心里很清楚斯大林根本不可能会同意参与该计划，同时美国国会也不会批准一个含有巨额对苏援助的计划。一开始斯大林对援助计划曾表现出“谨慎的兴趣”，因为他认为苏联在战后处于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因此即使接受有条件的援助也未尝不可，于是他派遣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到巴黎与英、法两国外长会谈。此时英、法两国已经领会到美国不希望苏联加入援助计划的真实意图，因此他们提出许多令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任何接受援助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一部分经济主权，这让苏联根本无法接受。同时英法两国外长还坚持被援助国必须附带参与欧洲统一市场的建设，而这明显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莫洛托夫拒绝援助计划，离开巴黎。然后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在巴黎召开，这个会议几乎邀请当时欧洲的所有国家，除了西班牙（因为该国在二战时虽然维持表面上的中立，但他事实上却执行一条亲法西斯的路线）以及安道尔、圣马力诺和列支敦士登等袖珍国。

（八）苏联在接到邀请之前就已经表示将否决该计划，而正在形成中的东欧集团成员国也紧随其后，最后仅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愿意参加该会议。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因支持本国参与马歇尔计划，后来被召入莫斯科遭到斯大林的怒声斥责，这被认为是苏联欲开始加强对东欧的全面控制的一个明显信号。斯大林认为该计划的签署会严重威胁到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并且相信西方国家将利用这次机会，以经济一体化令这些国家脱离苏联刚刚建立起来的对该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美国也认识到这点，因此他亦乐见东欧国家参与其经济援助计划，以抵抗苏联的影响力，因此当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代表团被苏联阻止前往巴黎参加会议时其它的东欧国家也就很知趣地拒绝美国的援助。芬兰为了避免与邻邦苏联形成过于对立的两国关系，也拒绝参与该计划。不久苏联就出炉马歇尔计划在东欧地区的“替代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发展东欧国家对苏联的贸易，这就是著名的莫洛托夫计划，也就是后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雏形。谈判：要把计划从签字变成现实，不仅需要各个参与国家的协商，还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因此16个参与国家代表齐聚巴黎，商讨未来美国援助的形式以及分配问题。由于这一问题与各国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整个谈判显得极其冗长而复杂。法国最主要的考虑是不让德国恢复其战前的强大实力，而对比、荷、卢三国来说虽然他们也曾遭受纳粹的侵略，但考虑到自身与德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推动德国的复兴来促进自身的经济繁荣与发展。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特别是瑞典则始终坚持两点原则：其一是他们与东方阵营各国长期存在的贸易联系不应遭到中断；其二则是其中立不能被侵犯。英国则坚持认为考虑到其自身的特殊情况，它不能仅仅满足于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获得相等的援助，因为这些份额的援助对英国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美国则一方面极力倡导自由贸易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求欧洲团结起来，筑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杜鲁门政府的代表威廉·克莱顿向欧洲各国承诺，他们能够自己自由地组织计划，然而他又提醒欧洲人，如果要让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就必须通过美国国会这一关。而在此时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虽然赞同自由贸易和欧洲一体化这两大原则，但他们又对在德国身上投入太多美元犹豫不决。在各方达成一致之后欧洲各国将拟定的重建计划草案递交给华盛顿，在这份草案中欧洲方面提出的援助总额是220亿美元，在杜鲁门将其削减到170亿美元之后该草案被提交给国会批准。

（九）这份草案在国会内部遭遇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主要是一些共和党议员，他们大多鼓吹孤立主义政策，且对政府的大额开支非常厌烦，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罗伯特·塔夫脱。而在左派方面该议案也受到以亨利·华莱士为代表的议员的坚决抵制，华莱士认为：“这一计划是既是对美国的商品输出资本的极大补助，又是加速世界分化为东西两极的催化剂。”然而当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二月革命（捷共完全控制政权）以后所有的反对声浪都迅速平息下来，随后不久在两党的合力支持之下国会通过一个包括最初的50亿美元援助在内的政府支出议案，而在最后通过国会批准的计划中共包含的援助数额为135亿美元，为期四年。1948年4月3日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同时他还批准设立经济合作总署（简称“ECA”）来负责这一计划的实施，这一机构的领导者是保罗·霍夫曼。就在同年计划的各个参加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西德、英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和美国）又签署一项协定，决定建立一个地位与经济合作总署并列的机构，即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一组织后来又改名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简称“OECD”），它的第一任负责人是法国人罗贝尔·马若兰。执行：一批实质性的援助在1947年1月交付，目的地是希腊和土耳其。这不仅是因为那里被视作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线，还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从杜鲁门主义中受益，获得相当数量的前期援助。起初向这两个国家的反共力量提供援助的是英国，但由于其自身的经济情况此时已相当糟糕，难以坚持下去，于是英国请求美国来继续承担这一责任。1948年7月经济合作总署开始进入正式运作，同年这一组织发布它的使命声明，内容包括：推进欧洲经济进步；促进欧洲生产发展；为欧洲各国货币发行提供支持以及推动国际贸易（特别是与美国，因为其经济利益需要欧洲足够富裕，以有足够的市场容量以输入美国商品）。而经济合作总署（以及马歇尔计划）的另外一个没有被官方承认过的目标则是对苏联势力在欧洲不断扩张的影响进行遏制，特别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增长。马歇尔计划涉及的资金通常都先交付给欧洲各国的政府，所有资金由所在国政府和经济合作总署共同管理，每个参与国的首都都会驻有一名经济合作总署的特使，这一职位一般都由一位有一定声望的美国籍商界人士出任，他们的职责就是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提出建议。经济合作总署不仅鼓励各方在援助资金的分配上进行合作，还组织由政府、工商业界以及劳工领袖组成的磋商小组，对经济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决定援助资金的具体流向。

（十）欧洲人将大多数来自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用于输入美国生产的商品，欧洲国家在二战中几乎消耗光他们的所有外汇储备，因此马歇尔计划带来的援助几乎是他们从国外进口商品的唯一外汇来源。在计划实行的初期欧洲国家将援助大多用于进口急需的生活必需品，例如食品和燃料，但随后大宗进口的方向又转向他们最初也需要的用于重建的原料和产品。而随后的几年内在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的双重逼迫下美国还是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重建欧洲各国的军备，且这一数字逐年增长。据统计截止1951年中期在提供的共130亿美元援助资金中，有34亿美元用于输入原料和半制成品，32亿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饲料以及肥料等，19亿美元用于进口机器、车辆和重型设备等重工业品，还有16亿美元用于输入燃料。同时设立的还有对应基金，这一项目的作用是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转换成为由当地货币构成的资金。按经济合作总署的章程规定，不少于60%的基金数目应用于制造业的投资，这一点在德国最为突出。在当地政府的调控下这部分基金大多用于向私人企业贷款，从而使它们在推动重建进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笔基金在德国的再工业化过程中也起了核心作用，以1949~50年为例，德国采煤业投资总额的40%是由这个基金提供的。对贷款的企业来说他们须按期偿还贷款，而在偿还后这部分资金又会很快被再次贷出。在当时这一过程是假借德国国有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名义进行的，这一基金后来转由德国联邦经济部管理，到1971年其数目仍有100亿西德马克，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30亿德国马克。通过这一循环信贷系统，截至1995年底这一基金中已有大约1400亿德国马克的资金以低息贷款的形式贷给众多德国公民，而剩下的40%对应基金则用于偿还外债、稳定货币以及投资非工业项目。法国对对应基金的使用最为广泛，他们主要将这笔资金用于抵消财政预算赤字。不仅在法国，其实在大多数其他参与国家内部对应基金中的款项大多被作为政府的一般收入，而不是像德国一样用于反复循环的对民间贷款。另一个花费更少、但同样有效的计划是同样由经济合作总署主导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个计划资助欧洲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参观访问美国的厂矿企业，以使他们能够将美国的先进经验和制度应用于本国，同时也有成百上千的美国技术人员在这一计划的帮助下作为技术顾问前往欧洲。支出：马歇尔计划分配给各参与国家的援助数额大致是按照人口数量分配的，而几个大工业国获得的援助则相对较多，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他们的复兴对整个欧洲的经济恢复起着关键的作用。

（十一）同时相比曾成为轴心国的国家以及中立国，美国对盟国的人均援助数量也要相对多一些。关于援助的具体数目，学界至今意见不一，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当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中的哪些部分属于马歇尔计划。效果影响：马歇尔计划按原定计划于1951年如期终止，此后因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并面临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试图延续马歇尔计划的努力都未能成功。一直对该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在1950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保守的反对派也开始抬头，这样马歇尔计划即在1951年宣告结束，但此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其它形式的援助却始终没有停止过。1948年至1952年是欧洲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生产增长35%， 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已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当历史学家研究这些成就到底是否或者有多少应该归功于马歇尔计划至今尚存争论，多数认为这样的经济奇迹并非只是马歇尔计划的功劳，因为迹象表明当时欧洲已经露出的经济复苏的兆头。人们普遍认为马歇尔计划加速西欧经济的发展，但并非启动欧洲经济的腾飞。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影响亦不亚于其经济影响，该计划的实施使西欧从战后初期的财政拮据及由物资紧缺而引发的限量配给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减少人们对于政府的不满，稳定政治局势。尽管一些国家（如法国）的政权起初投向美国阵营的行为引起该国共产党的强烈不满，不过当随后到来的马歇尔计划实施并显现出其作用之后西欧共产党的势力便迅速衰弱，其影响力已经不可与先前相比。由马歇尔计划催生的美国和西欧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巩固并推进北大西洋同盟，并使之持续到冷战终结。同时东欧国家拒绝参与该计划被认为是宣告战后欧洲分裂的最重要的征兆之一，因此有学者认为从东西方关系的角度来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有力地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马歇尔计划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战后美国和西欧的领导人普遍认为欧洲一体化可以长久地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因此他们希望通过马歇尔计划引导催生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并未起到这一作用，事实上欧洲经济联合体【“欧洲经济联合体”（OEEC）为后来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前身】的实际活动从未有超出过经济领域，反而是欧洲煤钢联营（虽然他没有包括当时西欧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的英国）最终演变成欧洲联盟。欧洲经济联合体最多只是为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和运转提供一个参考与借鉴的平台，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起，在无形中促进西欧地区自由贸易。

（十二）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对于马歇尔计划正面作用不应过分夸大，但该计划的总体效果还是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同，人们认为通过一个类似的计划还可以帮助世界上更多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后一些人建议通过实施“东欧的马歇尔计划”来帮助这个地区实现复苏，也有一些人建议通过和马歇尔计划类似的计划来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甚至曾提出过一个“全球性的马歇尔计划”，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用于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建议一直没有间断过，举例来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其内阁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就将他们制订的援助非洲计划称为“非洲马歇尔计划”，在冷战结束之后也有不少人认为东欧也需要一个类似的重建计划。款项偿还：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分配款项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此外这一组织还负责管理各国的商品流动，美国方面的供货商的货款由买家所在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基金用美元支付。不过欧洲的进口商并不无偿获得这些商品，他们还是要以当地货币支付货款（虽然这不必立即付清，可以采用信用支付等形式）。这笔款项随后就会被马歇尔计划的各参与国投入本国的对应基金，以供政府实施其进一步的投资计划。其实自从计划一开始马歇尔计划的绝大多数参与国政府就已明白，他们永远不用向美国归还这笔对应基金的款项，最终这笔款项余额大多被编入本国的财政预算，然后从此“消失”。不过德国却是一个例外，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一开始美国便规定德国必须在日后归还所有援助款项，不过在签订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定之后德国须偿还的援助金额已被削减到10亿美元。自1951年7月1日之后德国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的援助共折合2.7亿美元，而他们只需向华盛顿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偿还其中的1690万美元。事实上在1953年之前德国政府都不清楚他们需要向美国偿还多少数目的款项，他们强调援助资金只以生息贷款的形式进入民间，因此能够保证资产只增长而不缩水。同时作为贷款方的银行要负责监察整个贷款程序，而这些来自于马歇尔计划的贷款主要用于资助中小企业，直到1971年6月联邦德国政府终于以分期形式向美国偿还完毕最后一笔援助债务。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并不来自于本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基金，而是由联邦德国中央政府预算专门拨款。未受益地区：西班牙：很多在二战中遭受很大破坏的地区并没有从马歇尔计划中受益，西欧主要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参与该计划的就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在二战后该国仍然继续着其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同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持配额制度，而这些政策并没有使西班牙的经济有太多起色。

（十三）随着冷战的进一步深入，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西班牙在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终于在1951年美国将西班牙接纳为它的盟国。而在之后的十余年里西班牙也确实从美国处得到颇为可观的援助，但这还是无法与其他那些参与马歇尔计划的邻国得到的大量美元相提并论。苏联：虽然苏联的欧洲部分在战争中遭受与其他欧洲参战国一样严重的破坏，但是其亚洲部分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反而借战争的机会快速实现工业化。苏联还向其势力范围内的前轴心国索取大量战争赔款，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东德被迫支付大笔赔款，其中尤以东德的赔款数量最多。这些国家同时还要为苏联提供大量原料和工业品，这些赔偿为苏联带来的收益绝不亚于那些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国家从计划中获得的利益。苏联在东欧建立的马歇尔计划的替代品——经济互助委员会，由于本国的共产党政府拒绝来自西方的援助，东欧几乎没有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任何好处，虽然苏联对他们的帮助也只能算是微不足道。为了抗衡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苏联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但是比起美国人来苏联人显然没有那么慷慨。反而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一样，经互会很大程度上是苏联从其卫星国掠夺原料的工具，因此相比较于西欧来说东欧的经济恢复速度明显要慢上很多。有些人甚至认为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从来就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这直接导致东欧国家短缺经济形成，同时也极大地拉大东西方阵营间的财富鸿沟。不过东欧的极权国家能够利用政权的力量强行实施配给制度以及财政紧缩政策，从而强制使一些资源向重建方向定向流动，这对西方国家而言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东欧国家中有一个例外——南斯拉夫，这个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共产党国家在这一时期从美国处获得一定数量的援助，但这些援助通常不被视作马歇尔计划的组成部分。日本：日本在战争中所受的破坏也相当严重，不过在战后初期从美国国会到普通民众，对于日本远没有像他们对欧洲那么有同情心。而且对美国来说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太大战略和经济上的价值，因此美国没有针对日本制定任何大规模的重建计划，而日本在1950年之前的经济恢复也比较缓慢。然而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马上成为联合国军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以及各种产品的重要来源，丰田汽车便是一个典型。在1950年6月丰田的卡车产量总共只有300辆，几乎到了关门歇业的边缘。而战争的头一个月内他们就接到超过5000辆的军事订单，这直接使丰田公司起死回生。在朝鲜战争进行的三年时间里日本经济从外部获得充分的注入资金，这要远远多于那些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国家所获得的援助资金数额。

（十四）加拿大：加拿大则与美国比较类似，同样在战争中没有遭到多少破坏，且在1945年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与美国经济相比时加拿大的经济更加依赖于欧洲的贸易，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加拿大的经济开始显露出陷入困境的征兆。于是在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的预备条款，规定允许拨出一部分援助资金，以用于从加拿大输入商品。这一新的补充条款确保加拿大经济的健康运行，仅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加拿大就从中获得超过十亿美元的收益。相关争论：早期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学者大多把它看作美国式慷慨的又一成功范例，而对马歇尔计划的批评大多来自于受1960年代到1970年代间的修正主义学派影响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美国企图通过这一计划全方位控制西欧，正如苏联控制东欧一样。美国还试图利用马歇尔计划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因此这绝不是什么慷慨。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则是此计划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正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破坏，才使美国的工业和农业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从中成长起来的众多美国私人企业需要在贸易自由政策下开辟的新市场来获得利润，虽然此时的欧洲重建也正需要来自美国的产品，但还没有从二战的阴影中走出的欧洲人没有足够的美元来进口这些必需物资。这体现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欧洲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正为美元荒所困扰。而美国却积聚大量的贸易顺差，其庞大的储备也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信贷机制已完全无法应付西欧的大额贸易赤字，前者只能够通过一些数目不是很大的贷款，帮助欧洲解决短期内的赤字问题。至于重要的财政和重建问题，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因此美国就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向欧洲提供所谓的“美元信贷”，来帮助欧洲解决这些问题，而马歇尔计划正是这众多途径之一。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马歇尔计划并不像人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在欧洲的复兴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经济历史学家艾伦·米尔沃德，德国历史学家格尔德·哈达赫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马歇尔计划》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这些历史学家指出：“早在美国的大规模援助到达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就已经转入经济增长阶段，而且一些接受援助较少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反而更快一些。虽然马歇尔计划确实减轻欧洲重建过程中的许多困难，并对一些关键部门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说欧洲在战后低谷之后的经济增长与马歇尔计划的联系并不是很密切。”此外也有不少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许多欧洲富人在二战期间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安全的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把他们手中的企业股份收归国有，来获得数目同样可观的重建资金。

（十五）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指导方针与扩张计划，1947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后这一指导思想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当时它与马歇尔计划共同构成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霸权从英国转到美国手中，标志着美苏两国由战时的盟国变为战后的敌国，标志着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将“冷战”作为国策，在此后25年内杜鲁门主义一直支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遭到彻底失败，而英、法的力量也严重削弱，只有美国依仗其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统治地位。同时苏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在世界上亦占据一席之地，星条旗与镰刀锤子旗同时飘扬。1947年2月21日英国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继续给予援助。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发表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讲话。国会两院经过辩论后分别于4月22日和5月8日通过关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帮助它们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这是哈瑞·杜鲁门总统1947年3月12日致国会的咨文。美国支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的观念，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的急剧转变，其对全世界的影响相当于1823年宣布西半球不再受欧洲殖民主义支配的门罗主义。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方面对苏联控制地区与苏联扩张的一个公开威胁，咨文阐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要接替英国，填补东地中海的真空，并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因而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即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命，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杜鲁门还认为如果丧失希腊，就会立刻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影响不仅远及东方，而且远及西方。也就是说咨文初步阐述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丧失希腊，就会立刻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其影响将不仅是东方，还将殃及西方的民主制度。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早期说法，因此他要求国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47年5月22日杜鲁门正式签署《援助希、土法案》，根据该法案在1947～1950年美国援助希、土两国6.59亿美元，由美国出钱出枪，重新武装和改编希腊政府军队，1949年在美军军官指挥下扑灭希腊人民革命。“杜鲁门主义”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被学者认为是美苏之间“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杜鲁门主义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的急剧转变，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方面对苏联控制地区与苏俄扩张的一个公开威胁。 “杜鲁门主义”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被学者认为是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是二战后典型的大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