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康茂德和佩伦尼斯

            (公元183——185年）

                       PART 1

        皇帝现在感到自己不堪一击，他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方式，于是决定在贵族内部挑起冲突，重新提出了“大逆”罪（majestas）的指控。《朱丽亚法》可能源于共和国末期的内战时期，涵盖了对对罗马国家的叛国行为应该判处何等刑罚。由于皇帝是罗马国家的化身，这自然有也包括进去了针对康茂德本人的阴谋行为。对叛国罪的审判可以在元老院进行（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的元老院支持者曾被起诉），也可以在皇帝本人面前进行。马可·奥勒留允许元老院审判自己的人，但其他级别的密谋者则由他在自己的法庭上审判。皇帝可以将此类案件提交给他的禁卫军长官，但在亲自审理案件时，往往会让身边的评审人员向他咨询；这些评审人员通常是法律专家。

        “大逆”罪是死罪，被定罪者将被处死或流放，财产将被没收，子女将一无所有。随后是“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即从碑文和公共文献中抹去有关此人存在的所有记录，昆提利乌斯兄弟的命运就是如此。

        通常情况下，那些被指控犯有“大逆”罪的人在失去帝国的宠爱后，会在定罪前自杀，并将财产传给子女。“大逆”罪还允许地位低下的男性对享有特权的男性（包括女性）提出指控。被指控者可以通过酷刑获得“证据”，如果酷刑无效，他们自己的奴隶也可以通过酷刑提供不利于其主人的证词。

        罗马上层社会经常利用“大逆”罪来打击或清除异己，以谋求自身利益。元老贵族也利用这一法律来获得皇帝的关注和赏识，因为以“大逆”罪起诉隐含着检察官对皇帝安全的担忧。如果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元老院作为一个整体别无选择，只能将其定罪，以证明自己对皇帝的忠诚和关心。

        冷酷无情的人往往会起诉一个失去帝国恩宠的人，以此赢得帝国的认可、恩赐和恩惠。提起诉讼的往往是事业刚刚起步的人或有志于成为元老院议员的人，元老院本身也常常因为害怕冒皇帝不同意的风险而被迫谴责自己的元老。康茂德有权进行干预，将死刑减为流放，甚至像他父亲那样赦免被告。但康茂德希望通过营造这种恐惧气氛来打击对手。在更实际的层面上，他无法评估有罪信息的准确性。正如多米提安皇帝感叹的那样，“一个皇帝声称揭露了一个阴谋，除非被杀，否则是不会被相信的”。成功的“大逆”罪诉讼也会导致控告者可以拿下被定罪者一半的财产和房产，另一半则会被皇帝没收。

        根据这项法律，帝国没收了大量元老的财产，资料来源往往将原因简化为帝国的贪婪或皇帝的个人报复，无论他是提比略、图密善、康茂德还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不过，这是将复杂的情况大大简化了，在康茂德为应对他所感受到的来自元老贵族的威胁而故意营造的狗咬狗的氛围中，元老贵族对他们的同僚提出了一些指控。其他起诉则是应皇帝本人的要求，利用元老院和骑士阶层的忠实拥护者发起的。这些人在他们的同僚中很有名气，他们既害怕又憎恨这些人。这项法律的另一个作用是允许地位较低的人通过指控富裕的精英人士犯有重大罪行，并在定罪后获得他们一半的财产，从而快速致富；这些人被称为告发者（delatores）。这种做法风险很大，因为无法证明“大逆”罪的人往往会被处死。

        因此，他们会精心挑选“受害者”，选择那些家族被卷入阴谋或在皇帝面前失去地位或宠信的人。甚至奴隶也可以指控主人参与阴谋。

        佩蒂纳克斯即位后，这些人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马可·奥勒留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的子女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公开宣布他们是禁区。

        对于未来皇帝之一的迪迪乌斯·尤利安努斯的指控就是一个例子，他负责意大利的救济金计划（alimentia），该计划从帝国国库中拨款救济穷人。作为被判刑的萨尔维乌斯·尤利安努斯的亲戚，他自己现在的处境也非常的危险，紧接着，他就被一名叫做塞维鲁·克拉里西穆斯的士兵指控为萨尔维乌斯的同伙，参与了反对康茂德的阴谋。

        但康茂德此时已经以“大逆”罪的罪名处死了许多元老和知名人物，因此他不敢下手太重，于是赦免了迪迪乌斯，并处死了指控他的人。但尽管得到了赦免，迪迪乌斯·尤利安努斯仍然受到了怀疑，他被流放到了米兰附近的庄园：迪迪乌斯·尤利安努斯既贪得无厌又挥霍无度，他总是渴望革命，因此被康茂德流放到了他的家乡梅迪奥兰(Mediolanum)。

        他和佩蒂纳克斯的职业生涯在佩伦尼斯倒台后得以恢复，这表明他们都因禁卫军长官对露西拉阴谋的调查而受到牵连，佩伦尼斯鼓励对他进行起诉，而没有弄脏自己的手。但许多杰出的元老都被成功起诉，并被处死或流放，这导致了未来执政官级别的人员短缺。因此，一些忠诚的拥护者被提名为副执政官： 

        卢修斯·图蒂利乌斯·庞蒂亚努斯·根蒂安努斯（Lucius Tutilius Pontianus Gentianus），马库斯·赫伦尼乌斯·塞孔多斯（Marcus Herennius Secundus），提图斯·帕克图弥乌斯·马格努斯（Titus Pactumeius Magnus）

        迪迪乌斯·尤利安努斯的无罪释放令人惊讶，因为《奥古斯都列传》通常不会让康茂德担心公众对他的看法。康茂德显然在追捕密谋者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亲自听取了指控，可能是与佩伦尼斯一起听取的，他根据提出的证据和论点，而不是他对元老院的仇恨，判定被告胜诉。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是怪物。但在整个统治期间，他都在无情地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并确保政权的稳定，因为他让检察官们自由统治。189年，元老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被野心勃勃的告密者起诉，被指控就“帝国尊严”咨询先知和占星家，这也是叛国罪。

        塞维鲁在禁卫军长官面前受审，被无罪释放，他的指控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康茂德被杀后，元老院爆发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高喊着对死去皇帝的侮辱和谩骂，其中一句是：“和奸商一起到狮子那里去……和斯佩拉图斯一起到狮子那里去，为了我们的安全，把奸商赶出元老院……奸商的俱乐部……间谍和奸商，把他们赶出元老院……和奴隶的潜规则者，把他们赶出元老院。”看来，康茂德制造分裂和冲突的策略非常成功。元老阿波罗尼乌斯就是其中一个被描述为他的仆人的“唆使者”的受害者。他被指控为基督徒。

        阿波罗尼乌斯素以以学识和哲学知识著称，被带到佩伦尼斯面前审问。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告密者也因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惩罚，不同的是，阿波罗尼乌斯被指控的罪名不是“大逆”罪，而是被禁止的信仰。

        由于阿波罗尼乌斯显然是一位“享有出身和财富特权”的元老，佩伦尼斯将此案提交元老院，以便在省长试图让这位元老放弃信仰未果后，由他的同僚对他进行审判。元老雄辩地为自己辩护，但元老院下令判处他斩首示众。康茂德被杀后，佩蒂纳克斯登上王位，他安抚元老院，遏制了教会僧侣们的活动，并希望以此获得贵族的支持，他在政治上面总是表现得非常弱势。

        由于是自由民的儿子，他缺乏必要的帝国贵族身份。佩蒂纳克斯取消了对“大逆”罪的审判，将“唆使者”驱逐出罗马，并发誓不废除这一措施，同时起诉那些诬告者。不同程度的惩罚反映了当时的偏见，因为其中一些渎职者本身就是元老院议员，他们逃脱了非死刑制裁，而对主人提出指控的奴隶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在上一统治时期被指控的人都会从流放地被召回，被处决者的尸体会被挖出来，由其家人举行正式葬礼，恢复他们的记忆铭刻，并安葬在家族陵墓中。

        资料还显示，康茂德不再承担帝国责任，将政府交给佩伦尼斯，转而专注于追求享乐。在露西拉的阴谋之后，《奥古斯都列传》称康茂德“从不轻易公开露面”。“轻易”意味着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赫罗提安说，在186年，逃兵马特努斯企图谋杀康茂德后，皇帝就很少公开露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城郊或皇室庄园里。赫罗提安的说法更可靠，因为人们看到康茂德在露西拉被谋害后参加了公共节日，出席了与卡皮托利尼欧，朱庇特神庙有关的节日，并在嬉乐节（Hilaria）期间率领宗教游行队伍。

        仔细阅读史料还可以发现，康茂德仍然控制着政府：他最后被杀的借口是他拒绝了自己的顾问和朋友的建议！资料显示，皇帝仍然会任命指挥和地方行政官，会见代表团，接受信件和致意，在宫殿晨礼时会见元老，发送信件和指示，主持正义；会见他的顾问，听取他的朋友们的建议；向他的朋友们提供恩惠；会见元老院。事实上，康茂德似乎处理过一些在过去本应由元老院处理的请愿：

        189年阿弗罗狄西亚城的请求由皇帝亲自听取，而在此前的177年，来自于米莱托斯的类似请求则由马可·奥勒留提交给了元老院。

        帝国各地的许多碑文都小心翼翼地抹去了康茂德的名字，因为他死后受到了“除忆诅咒”，但这些碑文确实表明他参与了省级行政管理。《奥古斯都列传》中的一段有趣的引文揭示了更多真相：

        康茂德本人在签名（libellis）方面是如此懒惰和粗心，以至于他用相同的公式（subscriptio）回复了许多请愿书，而在许多信件（epistulis）中，他只写了“一路顺风”一词。

        但这是惯例，皇帝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帝国官员和臣民的数百封此类信件、请愿书和请求书，这意味着皇帝对作为订阅的“libelli”的回复必然非常简短，因此也是非正式的，以“皇帝致请愿者”开头，没有任何正式的问候或结束语。但《奥古斯都列传》的作者明确指出，康茂德确实收到、阅读并回复了许多请愿书和“非常多的信件”。你可能会认为，这些文件会首先经过帝国官员的手，以确定优先次序，但这一职责却交给了佩伦尼斯，因为他是唯一的省长。

        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图拉真皇帝曾指示他的总督普林尼将本省的囚犯送交禁卫军长官；三世纪的法律著作《保罗论判决》规定，犯有敲诈勒索罪的官员应送交总督处罚；有证据表明，在177年有一位官员委托总督调查城市官员干涉帝国羊群的行为，而且总督经常在皇帝不在时听取指控。康茂德继续执行与其前任和继任者相同的统治活动。不同寻常的是，佩伦尼斯是唯一的地禁卫军长官，因为他深受皇帝的器重，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是如此之大。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位时的情况与此如出一辙，资料中提到了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对他的禁卫军长官弗拉维乌斯·普劳蒂亚努斯（Flavius Plautianus）的依赖。一个皇帝不可能从他的帝国责任中抽身而出，并期望能够生存下去。康茂德在露西拉的阴谋和所谓的退出统治之后又统治了十年。

        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的另一位亲信奥菲迪乌斯·维克多里努斯的一件事说明了佩伦尼斯权力的局限性。康茂德显然非常信任维克多里努斯，让他担任城市长官，这对一个忠诚度值得怀疑的人来说是一个太有权势的职位，因为他指挥着警察民兵。他还是皇帝执政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维克多利努斯听说——可能是他自己的朋友和客户告诉他的——佩伦尼斯打算杀了他。维克多利努斯要求见禁卫军长官，并问他为什么不当场杀了他。我们没有得到佩伦尼斯的答复，但维克多利努斯却毫发无损，一直在位，直到他因不明原因自杀。佩伦尼斯没能除掉对手，因为维克多利努斯仍然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在183年与皇帝共同担任了第二任执政官。

        此时，皇帝的亲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贵族；第二类是皇帝邀请参加在宫中举行的正式宴会（convivia）的贵族；第三类是获准参加每天早晨在宫中举行的御前礼仪的元老和贵族。尽管遭到了禁卫军长官的反对，但维克多利努斯可能仍属于第一类，因为他可以不受阻碍地接近皇帝。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康茂德的朝见，这并不罕见，因为在所有皇帝的活动中都很少提到朝见。如果康茂德停止了这些活动，所有元老院的资料都会详细评论，就像后来康茂德拒绝邀请贵族元老参加他的御宴一样。

        对于所有精英阶层来说，敬礼仍然是权力和影响力的象征，等待有权势的赞助人的人越多，他们的荣耀就越大。皇宫在建造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其中庭最多可容纳1000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晨礼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请求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人来说，其重要性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与皇帝进行个人对话的机会微乎其微。晨礼更多的是表达对皇帝的忠诚，也是精英们所期待的。康茂德与元老们互动时的态度和举止反映了这一点，这与其继任者波提那克斯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与所有元老交谈时就像他仍然是这座城市的长官一样”。

        不过，佩伦尼斯确实成功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让一个儿子成为了伊利里亚军队的统帅。180年，马库斯·阿西尼乌斯·鲁菲努斯（Marcus Asinius Rufinus）被选入元老院，官至禁卫军统领，随后可能被选为183——184年的执政官，他的晋升速度非常快。在现代突尼斯的阿科拉发现了他的别墅，并在可能是他的三层小楼中挖掘出了几乎独一无二的马赛克。赫拉克勒斯的劳作被描绘在房间四周的大型徽章上，而赫拉克勒斯本人则被放置在中央图案中，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与众不同。半神的姿势与184年一枚印有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帝国硬币上的姿势完全相同。附近的一块碑文刻于185年之前，其中提到的“康茂德”是皮乌斯（Pius）而不是菲利克斯（Felix）。

        碑文中鲁菲努斯宣称与皇帝关系密切，这似乎可以从他在被授予执政官前除了荣誉赞美诗人和神职人员之外没有担任过其他职务得到佐证。有人认为，马赛克中使用的大力神形象反映了康茂德个人对半神的兴趣，康茂德后来发展了这种关系。他的儿子塞克斯图斯·阿西尼乌斯·鲁菲努斯·法比安努斯（Sex Asinius Rufinus Fabianus）的职业生涯也保存在一块铭文上。他还担任过一些典型的荣誉职位，其中许多职位是在康茂德时期担任的。其中之一是ab actis senatus。鲁菲努斯的职责是撰写元老院会议的正式报告，皇帝随手就能让一位伙友的儿子担任这一职务，他似乎在这一职位上表现出色，因为他后来先后担任了民政官（aedile）和裁判官（praetor）。

        马可·奥勒留长期征战的结果是，具有军事技能和经验的新人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断被上提升，军事需要意味着具有战术和战略能力的人被提拔到重要的指挥岗位。佩蒂纳克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维斯普罗尼乌斯·坎迪杜斯（Vespronius Candidus）、乌尔皮乌斯·马塞勒斯（Ulpius Marcellus）、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卢修斯·格拉图斯·尤利安努斯（Lucius Gratus Julianus）、塞乌斯·福斯西亚努斯（Seius Fuscianus）、帕特努斯（Paternus）和佩伦尼斯本人都是马可·奥勒留提拔到国家要职的骑士，除帕特努斯和佩伦尼斯外，其他人都被奥勒留选入元老院，其中大多数人还担任过执政官。

        康茂德只是沿袭了他父亲的政策，根据能力提拔人才，所有这些人在康茂德手下都继续得到提拔： 

        佩蒂纳克斯担任过不列颠尼亚总督、阿非利加执政官，然后与皇帝一起担任执政官，接着又担任罗马市区长官；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担任卢格杜南西斯高卢总督、副执政官，然后担任拥有三个军团的上潘诺尼亚总督；维斯普罗尼乌斯·坎迪杜斯（Vespronius Candidus）担任拥有两个军团的达契亚总督；乌尔皮乌斯·马塞勒斯担任拥有三个军团的不列颠总督，他还继续担任高级骑师职务； 186年，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努斯担任努米底亚总督，打击摩尔人的入侵；卢修斯·格拉图斯·尤利安努斯成为米塞努姆和拉文纳舰队的长官，后来又担任禁卫军长官；塞乌斯·福斯西亚努斯（Seius Fuscianus）曾是马可·奥勒留的亲密助手，在维克托里努斯去世后被任命为罗马长官，并于188年成为执政官。183年，康茂德将执政官一职让给了前面提到过的卢修斯·图蒂利乌斯·庞蒂亚努斯·根蒂安努斯，此人被指控与其母亲有过不伦之恋，曾被马可·奥勒留发现与妻子法乌斯蒂娜共进早餐，但皇帝却迅速提拔了他，元老们对此非常反感。

        康茂德与他父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也会提拔那些曾经是奴隶的人：这对元老院的精英来说太过分了。

        康茂德确实继续听取元老们的建议。在三封写给雅典人的信的底部出现了三个名字，这些信可以追溯到184年之前，当时皇帝获得了不列颠尼亚征服者的称号。同样的名字出现在三封不同的信上，这表明他们不是皇帝的使节，而是康茂德召见的顾问，因为他们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具有专长。

        按地位顺序排列的话，第一个人名叫安提帕特，但可能具有元老地位，因为第二个人也具有元老地位，而且可能是以弗所的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安提帕特的儿子或孙子，因为被提到的他们之间讨论的问题是以与以弗所元老院相同的模式建立雅典元老院。第二位可能是元老加基利乌斯·安提库斯（Gargilius Antiquus），他被康茂德提升为贵族；他的全名是卢修斯·普拉埃努斯·加基利乌斯·安提库斯（Lucius Pullaienus Gargilius Antiquus）。第三个人可能是雅典诡辩家阿波罗尼乌斯。这一事件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86年，康茂德被邀请成为欧墨尔波斯（Eumolpidae）元老院的元老，因为雅典诡辩家阿波罗尼乌斯也是该元老院的成员，皇帝接受了邀请。

        不过要注意的是，史料中没有提到任何年轻的元老在宴会上陪伴皇帝，也没有提到他们在露西拉的阴谋之后成为皇帝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