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导读 晁岳佩】003 春秋与三传 下
本文主要是山东大学晁岳佩老师《左传导读》第一章导论部分的第二节春秋与三传部分的内容。首先依次介绍了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以及简要介绍。
资料为山东大学晁岳佩老师《左传导读》的慕课教程的文字版，收集整理以作学习。
分为上下两部分来进行介绍。本文主要介绍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介绍史事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从经学研究角度阐述春秋大义。
公羊传——作者和成书年代
第三部分我们讲《公羊传》。根据《春秋公羊解诂》、徐彦《疏》。我们知道《春秋公羊解诂》是何休作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公羊传注》。徐彦的《疏》现在是十三经当中说的《公羊疏》。在《疏》当中徐彦引戴宏说，说孔子作《春秋》传弟子子夏，子夏传公羊高，又五传至公羊寿，至汉景帝年间，公羊寿与弟子齐人胡母子都，书于竹帛（著于书帛）。也就是说在公羊寿之前，《公羊传》是口耳相传，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到了汉景帝年间才写成了文字，才变成了书。这是《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关于这个说法对不对，大家一直有争论，因为从子夏到汉景帝年间，一共五代是说不过去的。其中公羊学者说里边可能有遗漏，就我本人而言，我也认为《公羊传》，可能曾经有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否则在写书的时候，成书于汉景帝年间，空穴来风写出一部《公羊传》，似乎也不合常理，应该是一个长期流传的过程。也就是说以前的公羊学者，曾经有过传说。
但是就《公羊传》整体而言，我认为它反映的是汉代人的观念，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把《公羊传》定于先秦文献。你不能说他不对，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实属于汉代文献，它不仅成书于汉代，它表现的观念大部分是汉代人才有的观念。先秦时代不应该有这些观念，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公羊传》就是汉代的文献，当然这个说法有争论。
公羊传的解经方式——春秋大义
董仲舒开始推崇《公羊传》，因为《公羊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家。经学，属于经学。《公羊传》属于经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最后一段传文。我们看《注》的最后一页，这是《春秋》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的最后一条经文。春，西狩获麟，所谓西狩获麟，是指在鲁国的西方狩猎的时候，捕到了一只麟。那谁去捕的呢，不知道。麟是个什么东西呢，不知道。
我们看《公羊传》的解说，何以书，记异也。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认识，《公羊传》的解经方式，一律是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自设问答。何以书，凡是在这样写的时候，都在暗示着一个前提。这种事《春秋》是不应该记的，圣人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问话本身包含的内容是，《春秋》有不记这些乱七八糟事情的原则，现在圣人记了，就说明圣人有他的深意在，何以书，记异也。是为了记异，异者，异于常也。
在公羊学概念当中，我们通常说的是灾异，其实灾异是两个概念。灾是给人们带来伤害的一些事情，比如火、比如水、比如虫，这都属于灾。另外是异，异就是异常事件，比如日食、比如地震。太阳不应该食而食属于异，地不应该震而震属于异，麟不应该有而有属于异。在公羊学者的概念当中异大于灾，灾他们认为是上天，对君主统治过程当中所犯错误的惩罚。异是上天对君主犯太大错误，所做的警告。这个警告是，如果再不好好干你就得下台，所以异重于灾。
公羊传的解经方式——西狩获麟
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是说为什么它是异常呢，圣人为什么把它作为异来记载呢，因为非中国之兽也。它不是中国的兽，不是中国原有的兽，是外来的兽。中国与我们今天的中国同辞，内涵稍有不同，在《左传》中也经常用“中国”一词。那时候的中国指的是中原诸侯国，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狩是打猎，那么谁在打猎呢。《公羊传》认为这是一个薪采者，薪采者就是一个采薪者，就是一个砍柴人，砍柴人捕到了一只麟。
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砍柴人是普通人，是微者。所谓微者，在《公羊传》的概念当中，就是贱者。《谷梁传》把《公羊传》当中的所谓微者，都称为贱者，卑者。它的内涵是，凡大夫以下的人都为微者。也就是凡指普通老百姓，因为他认定的《春秋》一个基本原则是，君主称爵、大夫称名、微者称人。
他们认为，这是《春秋》的称谓原则，也就是凡是称人的都是微者，所谓微者就是没有政治地位者。砍柴者当然没有政治地位，但是狩是指的君主打猎用狩，天子诸侯打猎用狩，一个砍柴者能用狩字吗。《公羊传》认为，圣人在这里之所以用这个狩字，大之也。是为了放大这件事，它本来是一个小事，是一个微者之事，用了一个狩字，就使这个事情变大了变严重了 。
曷为大之。对，还有一个问题要说，在《公羊传》当中，“何以”用这个何，“曷为”用这个曷。为什么这样用不知道，这两个“何”“曷”同义，但是他在整部《公羊传》当中，都是这样用的。圣人为什么要放大这件事情呢，为获麟大之也，圣人是为了放大获麟这件事，才用了狩字。
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麟就是麒麟，麒麟只有在圣明王者出现的时候，它才出现，没有圣明王者的时候它不出现，也就是它是一种祥瑞之兽。现在何休说，麟在这时候出现，在没有圣明之时的时候出现，被一个砍柴的逮到。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是一种乱世的征兆。吉祥之物受到了捕杀，它在不应该出来的时候出来了，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了。
有以告者，这是说有人把采薪者获麟，这件事告诉了孔子。曰，有麇而角者，因为当时人们不认识，这是一个什么兽，什么样的兽，有麇但是又长了角。麇是什么呢，獐子，是不是獐子应该没有角，就是身体像獐子，但是它又长了角。人们不认识，去问孔子。孔子是圣人，圣人什么都知道，所以他知道这是麒麟。
孰为来哉，孰为来哉。为谁来的，在这个时代它不应该出现，它为什么来了，它为谁来的，来干吗的。反袂拭面，涕沾袍。反袂拭面就是袖口擦泪，泪滴下来沾湿了衣服。也就是说孔子听到这个事情以后，非常的伤感，实际上这是在说，孔子是以麒麟自居，麒麟是为王者而生，孔子也应该是为王者而生，为王者而至。但是没有圣明王者出现的时候，麒麟来了并且被捕杀了，孔子认为这是自己的结局，所以由此感叹，吾道穷矣。
所以当颜渊死的时候，子曰，噫，天丧予。这是老天爷要我死啊。因为颜渊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也认为是最得力的助手。子路死的时候他说天祝予，也是断，这是上天在断我的左膀右臂。
西狩获麟，子曰，吾道穷矣。孔子认为麒麟被获捕杀，是孔子自己不能实现道的一个征兆。也就是我所主张的道，看来是没有希望去实施了。既然这个道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实现。怎么办呢，我把它写出来告诉后人，怎么写呢，在《春秋》中。
公羊传——孔子作《春秋》何以始乎隐
孔子作《春秋》何以始乎隐，孔子作《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元年开始呢。祖之所逮闻也，所谓祖之所逮闻，逮闻是及闻，逮是及。是孔子的祖父，还能够听说的一些事情，是从隐公开始的。
在这里《公羊传》似乎是说，整部《春秋》都是孔子，按照自己知道的东西写出来的，似乎没有参考以往的鲁史，以往的旧史。但是在其他地方，《公羊传》又明确说，不修《春秋》，所谓不修《春秋》，就是未修《春秋》。因为在那个地方，《公羊传》又认为孔子是在旧史的基础上，修作《春秋》。
而在这个地方，祖之所逮闻也，是根据他爷爷的传说上面，记到了鲁隐公时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三句话在《公羊传》当中，出现过四次，至少是三次。它的内涵是孔子生活的年代叫所见，他亲眼经历看见的。他听他的祖父说的，这叫所闻。是他听他爷爷那一辈，经历看见的事情，这叫所闻。他爷爷又听到，他的爷爷的爷爷说的，这叫传闻。也就所谓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说整部《春秋》有孔子经历的部分、有听他爷爷说的经历的部分、有孔子的爷爷听他的爷爷所说的部分。不同时期所用的词不一样，这是《公羊传》在说《春秋》，为什么有一些用词差异，它是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的。
至于这个东西，后来发展成“三世说”，我们将在以后的解读当中再讲。
公羊传——何以终乎哀十四年
何以终乎哀十四年，因为前面说，《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下面说《春秋》为什么，到哀公十四年结束。《公羊传》说，备矣。什么备矣，够了，什么内容都有了，不需要再写下去了。也就是说孔子的道，在哀公十四年这一段的时候，孔子的道已经完全表述出来了。在哪里呢，在这16000多字当中。
君子曷为为《春秋》，孔子作《春秋》目的究竟何在呢，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拨，治，拨乱世就是治乱世。反者，返也，拨乱世，反诸正，也就是把乱世治理，使它回到正道、回到正轨。我们还在用拨乱反正这个词，起源于此。
他认为后世的君主，要使一个乱世走向正轨，也就是治理乱世的原则，全部都在《春秋》当中。换句话说，《春秋》当中有一套完备的，治理乱世的政治原则，君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圣人因获麟而感伤，认为自己的道不能实施了，怎么办呢，寄托于后世实现他的道，他把他的道，隐含于《春秋》经文之中。俟者，待也。等待后人去发掘，去实施。等待后世的圣人来利用这些道，拨乱反正。
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这是说根据孔子以往的言行，他会这样做，他会乐意这样做。这实际上是在讲，他所做的这一段解读，应该符合孔子的本意，那么是不是这就是孔子的意思呢，就是像这样的内容，是不是《公羊传》的早期传者，确曾听孔子说过，听子夏说过，也不知道。
公羊传——春秋的经学研究
但是通过这段《传》文，我们知道了以下三点。第一，《公羊传》明确认定，《春秋》是孔子所作，是因获麟感伤而作，所以关于孔子作《春秋》，经学家们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孔子因获麟感伤所作，这是《公羊传》的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经成至麟，也就是孔子作完《春秋》之后，表明着一个王道体系的建立，麟作为吉祥之兽来了，这又是一种说法。
当然这两种说法，都无从考证其真假，这是第一点孔子作《春秋》。第二点，《春秋》中蕴含着，拨乱反正的各种原则，是一个完备的政治理论体系。第三点，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垂教后世，是为了让后世的圣人，按照这个理论去实施拨乱反正，也就是说后人研究《春秋》，就应该是阐释，孔子隐含在《春秋》当中的种种大义，也就是拨乱反正的各种原则，以供统治者遵循。
可以说，自此以后的《春秋》学研究，特别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研究，都是在这个框架当中进行的，都必须承认这三点。孔子作《春秋》，《春秋》有大义，这些大义是一个完备的政治理论体系，供后世统治者采纳。这是两千年《春秋》学的一个共同的认定框架。虽然后世的《春秋》学歧说纷纭，对具体经文的解说，对《春秋》大义的认定千差万别，但是就框架而言都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说《公羊传》，是经学的创立者，是经学框架的设定者，是《春秋》大义的第一阐释者。
我们的经学，是从《公羊传》开始的，我说凡是离开这个框架，研究《春秋》，不论从任何角度，它都不再是经学的《春秋》学。你可以研究它的地理，可以研究它的文字，可以研究它的人物，研究它的史事，研究它的语言等等，但它都不是经学。经学的《春秋》学，就是要研究《春秋》大义，就是要研究《春秋》当中，隐含的拨乱反正的政治理论。
后世的《春秋》学者，很多很多占绝大多数，都批评《公羊传》。认为《公羊传》的解说，不符合圣人本意，但是他们所遵循的框架，都是《公羊传》所提出的，都必须承认《公羊传》所说的这些基本原则。所以尽管批评多多，但是真正的《春秋》学者，谁也离不开《公羊传》。
公羊传——书法推导大义
我们刚才说了，《春秋》是一个记载，非常简略的历史提纲，《公羊传》是如何，从这些非常简略的文字当中，解说出《春秋》大义的呢。归结起来就只有一句话，据书法推导大义。我讲这些东西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和大部分学者说的不一样，对不对你们听后自己去评判
所以我给你们这本书，《春秋三传义例研究》，很重要的一块也讲这个。所谓书法，因为前人都讲《春秋》笔法，《春秋》书法，《春秋》义例。其实大家说的是同一个东西，讲的往往是《春秋》的写作原则，首先认定孔子的写作原则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探讨，孔子内含的《春秋》大义。因为《春秋》经文，本身没有告诉我们，孔子在作《春秋》的时候，设定了哪些写作原则。孔子本人没有说过，《春秋》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所有的关于《春秋》的例，关于《春秋》的书法原则，所谓的《春秋》笔法，完全都是后人推定的，替孔子想出来的。是根据《春秋》来设定的，《春秋》经文，他们找出来的这些例，这些书法原则。我在作《公羊传》的时候，我给它归纳了一套，《公羊传》所设计的书法原则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大致包括：记事原则、称谓原则、用字原则、记时 记地原则。当然《公羊传》还归纳了一些，其他的《春秋》书法原则，我在这本书当中没有给它再列。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几条，也就是说《公羊传》认为，《春秋》记什么事不记什么事，圣人是制定了原则的。用哪一种称谓是明确统一的，记同一件事情用什么字。比如记战争，征 伐 战 围 入 侵，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特定内涵。时 月 日，记哪些不记哪些，记一件事情，记不记它的发生、地点，等等这一切。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都有一系列的原则在。那么当我们理解《春秋》的时候，就应该是孔子作《春秋》，按照既定书法原则，写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内涵是什么，当这些记载，与这些原则不同的时候，它的内涵又是什么。
《公羊传》认为，凡是与书法原则不符的经文，圣人都是特意为之，有意为之，这就是例。其中都内含着褒贬，或褒或贬，褒就是表彰，贬就是贬低，批评。不论是褒扬还是贬低，表彰或者批评，都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才能作出。奖励有奖励的标准，惩罚有惩罚的标准，这些标准才是，圣人垂教后世的大义，圣人根据什么东西进行了褒贬。这样的褒贬原则，才是垂教后世的大义。
公羊传——葬我君隐公
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引文的最后一节，《春秋》隐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如果是你们，从“公薨”二字中，能够读出什么，无非是说君主死了，对不对。还能读出什么来，你什么也读不出来，但是《公羊传》就读出来了。
《公羊传》解释说，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以不书葬潜在的内涵是，《春秋》记鲁国君主死亡之后，都应该记其葬，也就是记君主之葬。鲁君之葬，是《春秋》必有的内容，这是记事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鲁隐公死了，后边应该记他的葬，一般书作“葬我君隐公”。
但是《春秋》没有，“葬我君隐公”这条文字记载，也就是不书葬，也就是未记葬。何以不书葬，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来的。应记而未记是圣人有意为之，也就是说圣人在这里，是故意不书鲁隐公之葬的。为什么不书鲁隐公之葬呢，隐之也，隐者痛也。圣人为此事感到痛心，心痛得不忍记下此事，为什么不忍心记载这件事情呢。
何隐尔，弑也，圣人之所以感到痛心，是因为鲁隐公是被杀而死的。凡君主被杀书作弑，所以这就是，君主和老百姓的不一样，老百姓被杀了就是被杀了，君主被杀了就必须用弑字。弑则何以不书葬，为他被弑感到痛心，那么痛心又为什么不书葬呢。说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
这句话的内涵极为丰富，他就在问，进一步地问，为什么对这个被杀的君主，孔子就不记他的葬呢。《公羊传》认为，孔子在这里，补充了另一条记事原则，也就是说记君主之葬，是《春秋》的记事原则。被弑君主不记葬，又是一条记事原则。被弑君主不书葬，是意在表明本国此时无臣子，这是说君主的葬礼，是由臣和子为他举行的。没有人能够自己举行葬礼，葬礼都是后人为他举行。后人没有为他举行葬礼，说明这都是不合格的臣和子。
公羊传——臣子的行为规范
实际上举行葬礼了吗，举行了，但是圣人故意不记下这件事，是因为这些臣子们，都是不合格的臣子。为什么呢，因为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君主被杀一定有凶犯在，一定有杀害君主的乱臣贼子，这样的乱臣贼子没有得到惩罚，说明他的其他臣子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尽到责任的臣子，就不是合格的臣子，圣人用不记被弑者之葬的方式，体现这个国家的臣和子，都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相当于没有臣和子。没有人为他，有资格为被弑君主举行葬礼。
这是对经文的解读，但是大义在哪里呢，评判的标准，不书葬等于是说贬低，被弑君主国家的臣和子都不合格，这是贬低。贬低的标准是，臣和子有为君和父，复仇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君主被弑，臣和子不能尽快地，惩罚，处置乱臣贼子，那么他们就是不合格的臣和子。所以这条经文，按照《公羊传》的理解，这条经文垂教后世的大义就是，臣和子都有为被弑君主，诛讨乱臣贼子的责任和义务。
你看，行为准则出来了，臣子的行为规范出来了，这就是圣人垂教后世的大义。他垂教后世的臣和子，都应该这样做，当君主被弑的时候，必须尽全力以征讨乱臣贼子，否则你就不合格。
这是《公羊传》，解读《春秋》的方法，如果你不理解，不能掌握这种方法，你读不懂《公羊传》，你也读不懂《谷梁传》。所以我说在现代的，研究《春秋》学的，著作和论文当中，对这一类的东西往往说不清楚。因为大家对《公羊传》的，这种解经方法理解不太到位。所以我们光说《春秋》大义，《春秋》大义在哪里，在《公羊传》中，在《谷梁传》中，这是关于《公羊传》，我们只解说这么多。
谷梁传——作者与成书年代
第四是《谷梁传》，据杨士勋在《疏》中说，《谷梁传》也传自子夏，口耳相传至西汉时期成书。那《谷梁传》，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呢，没有明确记载。《公羊传》至少还有一个，“景帝年间书于竹帛”（著于书帛）这句话。《谷梁传》连这句话也没有，究竟什么时候成书的，大家说不清楚，所以现在很多学者，也把《谷梁传》定为先秦文献。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比《公羊传》晚，但有很多学者认为，它早于《公羊传》，我个人认为，它是在《公羊传》成书之后，才成书的。
关于《谷梁传》的明确记载，在《汉书》中，汉宣帝，我们知道，汉宣帝是从民间，被找出来的皇曾孙，也就是汉武帝的曾孙，也就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我们知道戾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而被杀，全家都被关进了牢房，汉宣帝是在监狱当中生的，出生的。但后来因为昭帝没有儿子，没有人继承君位，皇位，所以就找到了已经流落民间的刘病已。
他做了皇帝以后，听说他的爷爷刘据，就戾太子刘据，当年喜欢鲁学。他有意为他爷爷，满足他爷爷的心愿，所以他也想推崇鲁学，来纪念他爷爷。在《春秋》学当中，《公羊传》属于齐学，《谷梁传》属于鲁学。但是《谷梁传》，此时有没有成书呢，不知道，不清楚，所以汉宣帝就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
让当时的公羊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公羊学者和属于鲁学的谷梁学者，进行辩论，对经义，对《春秋》经义进行辩论。我想大家都会理解，像这种辩论还没开始，结论已经有了，皇帝偏袒，皇帝希望推崇谷梁学。臣子们即使不高兴也会顺着说，因此谷梁学胜出。认为谷梁学比公羊学说的还好，因此《谷梁传》由此立于学官。作为官学正式出现在政治理论的舞台上。
所以我个人认为，《谷梁传》的成书，应该在这个时候。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它其中，大量地借用了《公羊传》。但是这个实在是，一个难以论证的问题。因为同样的材料也可以说，《公羊传》借用了《谷梁传》，所以到现在仍然是，仍然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但是我仍然坚持，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说法。《谷梁传》，当然也有很多人这样说，没有像我这样，说得这么清楚的大概。
《谷梁传》中有很多很多东西，是针对《公羊传》而言的。我说《谷梁传》，是在与《公羊传》争锋的背景下成书的。因为它要借助皇帝的支持，而登上政治理论的舞台，它就自然必须与当时已经流行的《公羊传》形成一个比较和参照。因为《公羊传》在当时，自汉武帝以后，被列为《春秋》学的主流。它所阐释的《春秋》书法和大义，都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同。司马迁就已经认同了，更不要说董仲舒，董仲舒是它的鼓吹者。
如果我们去读一读《汉书》，读一读《史记》，你们已经讲过《史记》了是吧，正在讲呢。你们会发现，《史记》《汉书》当中，所引用的《春秋》之义，与《春秋》大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公羊传》。这表明着《公羊传》，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在当时的统治阶层当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要与《公羊传》争锋，《谷梁传》不能过多地，对这些已经被认同的东西，进行批评。批评主流学术不会讨好，但是它要与《公羊传》并立，它又必须与《公羊传》的说法，区别开来，这是一个挺讨厌的事情。所以我们把《公羊传》，和《谷梁传》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有以下的异和同。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异同——春秋大义
第一《公羊传》和《谷梁传》，解经的方法大致相同，都是设定《春秋》书法，推导圣人大义。从经文当中找出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切入点。依据所假定的《春秋》书法原则，经过引申，再引申，推导出圣人垂教后世之义，这个方法二《传》是相同的。
第二，二《传》关注点基本相同，就是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阐释《春秋》的主旨，都是要阐释《春秋》大义，关注的也都是尊王 ，攘夷，忠君等等政治理论问题。
第三，《谷梁传》除个别地方，对《公羊传》做了，不点名的批评外，绝大部分继承了《公羊传》。所释的《春秋》书法及大义，因为它阐释的《春秋》书法、大义，和《谷梁传》很多是相同的。但是在文字表述上，二《传》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所以这一点使大家，有时候感到很难理解。如果你同时读《公羊传》和《谷梁传》，对同一条经文的阐释、解读，你会发现，二者表述的文字差别很大。
但是你经过仔细分析以后会发现，不同的文字表述的主旨是一样的，对书法的理解，对大义的阐释都是相同的。只是《谷梁传》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所以我给大家这本书里边，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同时就整体而言，《谷梁传》的文字表述，比《公羊传》显得清新，少了《公羊传》的很多俗气。
其实我们刚才读，《公羊传》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感到俗不可耐。所以前人说《谷梁传》的时候，往往用这个词，叫清而婉，这是与《公羊传》相比较而言的。其实我个人认为，也许《谷梁传》的作者，比《公羊传》作者的文字水平，要高一些。我想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在《公羊传》基础上改作的，他能够修改一些《公羊传》的缺陷。
另外第四点是，《公羊传》在这条经文当中所阐释的书法或者大义，《谷梁传》可能在另一条经文当中进行表述、阐释。这种情况很常见，大家如果愿意读《春秋三传义例研究》，其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个别地方，《谷梁传》对大义的阐释，更富于哲理，似乎更有深度。后面我们还会对《谷梁传》做两段解读，大家对此会有体会。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异同——书时原则
第五点，《公羊传》对《春秋》书时原则，所谓书时原则，我刚才说了，就是包括时 月 日。时就是指的春夏秋冬，然后是月和日，对《春秋》关于记时记月记日。其中的内涵，《公羊传》有一些阐释，但不是很多。《左传》当中只有一条，《公羊传》当中有很多条，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书时原则。
但是在《谷梁传》那里，书时、书月、书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阐释体例。《春秋》书法原则，后人一般称为“时 月 日例”，但也有人称为“日 月 时例”，都一样。所以凡研究《谷梁传》者，多以“时 月 日例”为重点，同时批评《谷梁传》者，也多以“时 月 日例”为靶的。《谷梁传》所阐释的《春秋》“时 月 日例”，受到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春秋》学者的攻击。认为它违背了圣人之意，但是它也有它的道理，它形成了一个体系。
它认为《春秋》在写作的时候，圣人在作《春秋》的时候，已经明确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记载最重要的事情书日，记载次要的事情书月，记载最不重要的事情书时。也就是说记载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最详尽，所以要书日。记载最不重要的事情可以略一些，所以书时。就是它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春秋》“时 月 日例”。
我在作《清代春秋学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解读了两本这样的书。都是在讲，《春秋》的“时 月 日例”，似乎让他们说的你不得不信，但回过头来一想实在不可信。所以我经常说，研究《春秋》学，这些例信不信由你，信和不信你自己看着办，谁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对还是不对。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异同——汉代的春秋大义
刚才是第四第五，第五，那就第六吧下边是，《公羊传》所释《春秋》大义，有些地方在汉代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奇谈怪论。最典型的有那么几种，一是大复仇之义、二是讥世卿之义、三是知权行权之义、四是母以子贵之义。
这里我简单地说一点，所谓大复仇，是以复仇为大。也就是强调，我们后面还会讲，我只是简单说几句，君主有为祖先复仇的责任和义务，这叫大复仇。如果按照这种复仇理论，整个世界永远得不到一天安宁。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害了他他再害你，害了你之后你回来，你的儿子再害他，他的儿子再害你，对不对。这就是大复仇之义，不太被认同的一个根本原因。
所谓讥世卿之义，我们后面还会讲。所谓知权行权，母以子贵，也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母以子贵。知权行权理论强调的是君主、卿大夫的自主权问题，大夫都应该听君主的，这一点没有问题。忠君是第一位的，但是臣僚在执行君主命令的时候，需要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出一些超出君主命令的东西呢？应不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做一些权变呢。《公羊传》认为圣人主张可以，但是这些可以意味着，臣僚可以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像这样的大义往往潜含着，对君主统治的潜在威胁。
特别是母以子贵，没有合法皇位继承资格者，继承皇位之后，如何对待他的生母问题。也就是说一些一般嫔妃所生儿子，继承了皇位，他的生母应该享受什么待遇。她本来是一般嫔妃，但她又是，她是前任皇帝的一般嫔妃，但她是后世皇帝的亲生母亲，怎么办呢。作为前代的嫔妃，她地位很低贱，作为现实皇帝的生母，她的地位又非常尊贵。
《公羊传》提出母以子贵，母亲应该按照她儿子的地位来决定，儿子贵了，她的母亲也就贵了。很多学者认为，这个理论直接导致了，东汉时期的外戚专权。上述种种在《春秋》学研究当中，多次受到批评，被认为是奇谈怪论。
《谷梁传》的学者，大概对此有所借鉴，尽管他相去不远，但是他也大概认识到这些问题。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春秋》大义，对当时的统治者有潜在威胁，所以《谷梁传》当中没有这些奇谈怪论。它所表述的圣人大义更纯粹，几乎没有任何对统治者有潜在威胁者。
所以郑玄就曾经说，《谷梁传》它的传授，早于《公羊》 优于《公羊》，郑玄就这样认为，他说的是谷梁善于经。郑玄的原话是，左氏善于礼，《左传》对礼制的阐述最多最好。公羊善于谶，谶纬的谶。说《公羊》对《春秋》的阐释，有很多是对西汉时候的，谶纬学说的一些源泉。谷梁善于经，他认为《谷梁传》对《春秋》的解释最好，这是郑玄的看法。
我想善于经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没有这些受后人诟病的，这一类的《春秋》大义。《谷梁传》在解说《春秋》的时候，更强调的是“尊尊”，这是它反复阐释的《春秋》大义。所谓“尊尊”，就是以尊者为尊。尊重尊者，尊敬尊者。说破了就是等级制度，谁尊呢，上级为尊。上级的上级为尊，最后是皇帝为尊，君主为尊。《谷梁传》当中，对尊尊大义的阐释比比皆是，它强调《春秋》的尊尊之义，更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异同——左氏以事，公谷以义
第七，《谷梁传》所释《春秋》大义，在礼制方面，在关注民生方面，比《公羊传》都要多一些。所以现代的，关于《公羊传》的研究，有好多这方面的论文，增加了一些《公羊传》所没有的内容。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阐释《春秋》的出发点、方式、关注的问题方面都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阐释当中也有同有异。它们都与，以史事解《春秋》的《左传》，在主旨上完全不同，所以前人说，左氏以事，公谷以义，《左传》解《春秋》讲的是事，《公羊》《谷梁》讲《春秋》，说的是义。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经常《公》《谷》并称，与《左传》区别开来。
以上便是山东大学晁岳佩老师《左传导读》第一章第二节春秋与三传部分的文字版下半部分关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点个赞吧，十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