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丧父、寄人篱下的山里娃，如何越过重重大山成为大学教师

2021-05-27 21:12 作者:夏冰雹频道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题记：“读书给了我另一种选择，我的故事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知识青年奋力成长和脱贫的缩影。”

（本文是夏老师的自述）

一、

幼年时期：丧父、母亲改嫁、寄人篱下

我出生于1965年，出身于浙江台州的农民家庭。我爷爷一年到头种田，我爸成家后分了一间半房。我爷爷把我当做宝贝，经常背着我在邻村打麻将，我经常抓他的胡须玩。爷爷的田里种了几分田的卷烟，一天到晚拿着烟斗抽。我对爷爷的记忆仅停留在了他60岁的那个上午，他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同一天下午，奶奶也突然去世。很难想象一家一天去世2个人，对一个家庭是多大的打击。当时的我只有4岁，那时候没有照片，我记忆中的爷爷、奶奶面容是空白的。

我永远记得1970年的那个日子，更大的打击冲我而来，我的父亲年仅38岁，得了胃癌去世，而那年我只有5岁。我父亲8岁就开始抽烟，和爷爷一起一天到晚抽，有病无法干活，身体一直不好，基本上不管家里的事，也没有什么钱，一辈子也没有用过50元钱，我妈很辛苦，一天到晚干活，还是吃不饱。父亲长什么样，我记不清楚了，唯一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死的时候是冬天，家里很多人站在大厅，把我爸的尸体装入棺材，我天真地说：“这个箱子很暖和，我要爬进去！” 家人把我拉回来，把我爸葬在一个山坡上，堆成小土堆，没有墓碑。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我的命运就此转折。我父亲死时，母亲25岁。在外婆的劝说下改嫁到40多里远的吉岙村，生了一个弟弟，在那的日子比在我家好一些，至少能勉强有饭吃。5岁到10岁读小学期间，我寄宿在姑父家，他家只有一间房子和两张床，每天只能吃番薯土豆，存款不超过5元。我们每天砍木柴，割草，放牛。那时一学期学费5毛钱，经常交不起，村里给我年终补助几元钱，把家里山上自留地的毛竹拿到沙埠市场上卖了还学费。我就读于百家尖小学，老师只有5位，学生不到15个，天蒙蒙亮起床到山里割草、砍木柴，小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幻想，以后什么时候不用天天吃土豆和番薯丝，能吃上大米饭。

我一直记得启蒙我的小学老师夏顺方，他后来评上全国优秀的农村先进教师，今年80多岁了还在院桥镇派出所帮单位编书。他40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我的学习和工作。另一个老师是我堂叔陈錫云，后来担任信用社主任，与我一直是朋友。 11岁到13岁，我就读台州黄岩沙埠中学，担任班长，学校离我家15里远，那时没有公交车或自行车，只能靠步行。我每个星期挑着10多斤番薯丝去学校读书，伴着咸菜和炒过的盐填肚子，交完学费，没有任何剩余零花钱。我记得有次向姑父要5毛钱交学费，他身边有几块钱，但是有好几个孩子要养，舍不得给我，我在他身边苦苦哀求了半个小时，也没给我，我第一次尝到了寄人篱下的苦。我经常在饭吃不饱的情况下，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中学时期：东拼西凑，圆求学梦

那时读书不易，村里几乎没有人通过读书改变吃不饱的命运，村里的大妈还总嘲笑我：“读书有什么用，不当饭吃，不当菜用。想考大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为了长大以后不用没日没夜地种田，我特别珍惜读书机会，希望它能改变我的生活。

初中对我影响最深得是我的老师们，有一个老师书法特别好，有一个老师启蒙了我的英语，还有班主任叶阿东老师，经常关心照顾我，鼓励我好好读书。我同村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回家种田了，现在好多人还在乡下种田或在城里务工。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有一种坚定的上学信念，终于考上了高中。

14岁到16岁我在院桥中学读高中，离我家25里，母亲凑不齐学费，我只好向村里的生产大队里借一学期几元钱。我一直感激我堂叔，那时他当大队会计，我说缺钱，他一般会借给我。可惜在我读大学一年级时不幸降临在他身上，他拉车时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死了，每每想到这，我心里一阵疼痛，无缘再报答他的恩情。

我还要感谢在院桥中学读高中时碰到的英语老师陈老师，来自上海的知青，在她的影响下我爱上了英语，还成为了英语课代表。她推荐我买了一本五元钱的《新英汉词典》，我每天阅读英语书、背诵单词都用它，至今还保存着。陈老师后来调到宁波某中学，我后来去宁波找她，没有找到，无法当面向她说感谢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1981年，我16岁，高中毕业第一次考大学，踌躇满志，却不幸，没考上。我害怕告诉我妈，家里为了供我读书已经很拮据了，还要面临乡邻们劝我回家种田的闲言碎语。我妈问我差几分，我骗她说只差2分（其实差了20分），再考一次试试。于是，我妈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卖了，我自己也向村里借了几元钱，前往台州路桥中学高复。

在台州路桥中学，我们140多人住在一个大的简陋的房间里，并肩奋战，明知大学中榜率很低，也要奋力一搏。当时寝室没有电灯，只有蜡烛，有一次，一个同学下半夜点着蜡烛睡着了，蚊帐着火了，从此学校规定不准点蜡烛看书。我为了考大学，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就这样变成了高度近视。

当时高考复习资料是很稀缺的，我手头没有，而我同桌家庭条件好，托亲戚从上海买了一本英语复习资料，我趁他晚上睡着了，把300多页的英语书全部抄下来复习，抄得我手都麻了。

同学们基本来自富饶的平原，有父母关爱，有零花钱，有白米饭吃；而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只有番薯丝，只能全身心拼命读书。当时我的老师酈和鸣，杭州大学毕业生，是台州最有名望的老师，英语讲得很好，他教学有方，他白天上课都有安排我们听写练习，每周末给我们出一份模拟卷，给我们做强化训练，听力和阅读水平大有长进。

在路桥中学复习一年后，1982年，我17岁，考了387分（其中英语80分），考上大学了，当我接到这个通知，激动地喘不过气。那年，全国考生187万，录取率为17%。我成为了百家尖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县里的大喇叭都在播报这个喜讯。

那时侯大学本科要4年，大学专科只要3年，我想早点毕业拿工资，就去读了台州师范专科学校。

三、青年时期：上大学，成为中学老师，为考研准备了将近8年

和80年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体验过贫穷，赶上高考恢复，更加珍惜在大学里的日子。

1982年到1985年，我就读于临海台州师范专科学校，还担任班级宣传委员，在百科知识比赛上得过奖，又参加1万米马拉松比赛，得了全校第4名。我的班主任姚老师的经历鼓舞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是杭州大学毕业生，英语很好，当时在复习考研究生，考《中国日报》记者，后来他调到宁波，在宁波工程大学当老师，现在当外国语学院院长。他在当我们的班主任期间，每天背词典，把5万单词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房间里写着一个“恒”字。我受此激励后，回到寝室在笔记本上写：“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你早点起床吧”。

1985年大学毕业，我在台州黄岩新桥中学当高中英语老师，干了4年。整体学生考大学的积极性不高，但是个别学生很有冲劲，经常到我寝室问问题，其中一些孩子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和研究生。一位考上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北京对外贸易大学），1993毕业后留在浙江某外贸公司上班；一位学生在中国计量学院当老师；一位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广东海关工作；有一位在温州医科大学当教授。

大学二年级我就开始琢磨考研究生，但当时专科生不能直接考研究生，要等工作2年后可以考。我还是希望能到其他地方看看、增长眼界，因此准备考研。又由于英语研究生要学二门语言，我们学校没有正式的二外老师，我决定考历史专业研究生。那个时代很缺老师，县里一般不把老师放出去，规定考研究生只能考一次，不许考综合性的大学，只能考师范类大学。我担心一次考不上，就在工作后准备了5年时间。

那个年代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去考研究生的更少，没有太多的前人经验可供参考，但我想试一试。我教书的中学里，很多同事晚上在宿舍里打扑克，我趁他们不打的时候抓紧复习。平时不管晴天下雨，每天跑步锻炼，听收音机，把20多本备考书籍啃烂，做了几十本笔记，考试前每晚像放电影一样滚瓜烂熟，终于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考生有10多个，我考第3名，成为了台州师专英语系建立以来第2个研究生。

1989年到1992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读研，接触到了历史研究。研究生一年级在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我那时候专攻埃及学，师从加拿大副教授埃伦剀利与中国导师日知（原名林志纯），导师是国内这个专业最有名的教授，精通古文、英文、俄文、德文、埃及语、希腊语等多门语言。

出于对中国古代史的好奇，研究生第二年我又转到历史系学习，师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资治通鉴》专家宋衍申教授，他主要讲《史通》、《文史通义》等。

毕业前，宋老师帮助我找到了当时公认的好工作，到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当编辑，我在那里实习了2个月，但还没有签定合同。按照当时国家教委规定，没签合同的话，哪里来的就回到哪里去。匆忙之下，我在全国到处找工作，收到一些单位录用，比如长春电视台、烟台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学院、椒江区委办等，但是我最后选了温州师范学院，考虑到离我家台州比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