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先生从艺历史(二)
(书接上文:CV5759519)

三,艺徒生活
旧社会学艺是件很苦的事。常言说:家有三斗粮,不进梨园行。梨园行艺人生活苦,地位低不说,光小时候在科班里挨打受罚这一点,家长们一看,往往就舍不得送自己的孩子去了。特别是农村的科班,学习条件简陋,教育方法陈旧,封建师徒观念又极为严重,比起城市里的科班,自然要落后一些。比如说小孩子入科时,关书(即入科时写的文书)上常有这样的字句:车惊马轧,伤死病逃,投河觅井,各由天命。就是说,孩子只要送进了科班,死活家里人都无权过问了。
我虽然是跟班学艺,比坐科总算要好一些,但生活也是非常紧张和非常艰苦的。每天鸡叫三遍就得起炕,摸着黑走进后台茶炉前,给师父沏好茶,用棉袄捂住茶壶,师父不醒又不敢叫,等师父醒来先把茶水倒上然后给师父叠完被子点上烟,这才开始教你练功。那时候农村的草台班子,一般是每演四天就换一个台口,转移台口时,全班人都是跟随戏箱,坐上木轮大车赶路,唯独师父们不然,他们大都是名角儿,几乎都有自备的小毛驴。临走前,徒弟得给师父把驴刷洗干净,喂饱饮足,备上鞍鞯,搀师父上了驴,然后自己拿着鞭子跟在后面走,有时新台口很远,一走就是百八十里地,常常是脚板上磨起了血泡也不敢叫苦,忙完了班里的活计,不敢歇息片刻就得赶快抓紧练功,每场戏小艺徒们都得在台上应下手,饰零碎儿,从早晨直到深夜,很难抽出一点自己练私功的时间。
我的开蒙老师叫刘同德,他是和翠班里很有名的武丑演员,拿手戏很多,最突出的要算是“一偷三盗”(即《偷鸡》、《盗甲》、《盗杯》、《盗瓶》),在保定府四十州县,提起刘同德的名字来,可以说老叟黄童无人不知。我的毯子功全是跟他学的。
和我一块儿从刘师学艺的,另外还有三个孩子。他们年龄都比我大,拜师也比我早,可这三位师兄确是常挨师父的打骂,有时还被打的昏死过去。唯独我,不但一次打也没挨过,就连挨骂的次数也是非常少的。这主要因为我练功不偷懒,学戏又专心,平时肯用私功,另外还有点眼力见儿。只要师父嘴皮刚一动,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教功时,只要师父走一遍示范,我往往就能记个大概齐的,然后自己明着练暗里更练。而且随时随地都挤出时间自己练,由于私功练的比较快,出功也就比较快,所以师父喜欢。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岁寒腊月,和翠歇台放假,我和大哥背着铺盖卷儿回家过年。虽然是班子里放了假,可我自己并没有放功。在家照例是每天三更天起炕,顶着星星深一脚浅一脚地到村外杏树林中去练功?我老娘每天清早起来总看不见我,很有点纳闷儿,于是就让我大哥跟在后面偷着察看,可我并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旧按时起炕,到村外杏树林子里独自去练。野外,河封地冻,朔风凛冽,我脱去棉袄棉裤,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小单裤,在杏树趟子间翻筋斗,拧旋子,过抢背,走吊毛,直练的满头大汗。我大哥躲在杏树后面一看全明白了,赶快回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娘,我老娘一听潸然泪下。等我练完功回家吃完饭时,他拉住我的手,心痛地哭着说:“不学了千万不学了,数九天人在屋里穿棉袄棉裤还冻得打哆嗦,你在野地里光着膀子练,饿不死别人就饿死你了?高低不学了……”我表面答应不练了,可实际换了个时间,还是照样继续练。因为我喜欢这一行,所以乐此不疲,再说我也想到这是一辈子的前程,如果没有点真功夫,以后怎好出人头地!由于心里有了目标,精神也就有了支柱,所以练起来非凡不以为苦,反觉其乐无穷。正因为此,我的童功底子比较扎实。除多次受到过老师的嘉许外,第二年(一九〇五年)比我早来的三位师兄都没有出师,我却提前过了门坎儿,在班子里挣上每季九吊制钱的工薪,这在当时已算是很不简单的事了。因为一个干庄稼活的好长工全年才挣十八吊制钱。我刚十四岁,一年就挣二十七吊制钱(当时戏班一年按三季开工钱,每季为一百天),所以同伴们既羡慕又嫉妒地说:“侯玉山是个早熟的秋瓜。”岂不知,秋瓜早熟也得通过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能促使早熟,特别是主观努力至关重要,若是四平八稳,安素守故,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早熟”的。下面我就谈谈自己通过学功和练功,促使我“早熟”的一些体会吧。
四,学功和练功
戏曲演员的开蒙功,大都是从扳腿、下腰、劈叉、拿顶、过筋斗、拧旋子、走吊毛、摔抢背等动作开始的。我说的这是武戏的演员。文戏演员当然还有唱、念、做、舞等方面的一些特殊要求。戏班里管这些叫基本功,或叫毯子功。不过,我们农村的艺徒可从来没在毯子上练过功。一年四季随戏班跑野台子,住的是大棚大庙,别说毯子,连个正规的练功房子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进和翠班以后,刘同德老师先是教我压腿,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驾到庙店的神台上,然后往脚跟下面垫砖。一块、二块、三块逐渐增加,等慢慢能垫到十块砖以后,便改到庙外面的古树下去练了。这是用一根七八尺长的麻绳,一头拴个套圈,套在我的脚上,另一头抓在师父手里,中间搭到树杈上,师父一点一点往下揪绳,我的脚也一点一点往上升高,等到脚与头顶差不多平了以后,便把绳头拴到树干上,然后点起一支香,什么时候这根香燃完了才能往下放脚,刚练的时候滋味特别难受,香燃完放开绳子脚还自己下不来,因为神经已然麻木失去了知觉,过上好半天,等血脉和神经恢复了正常功能,才可以慢慢落下来。这项功按规定每天早晨至少得练一炷香,可除师父规定的一炷香以外,未等师父起炕就先自己开始练了。东方朦胧发亮,给师父沏好茶,捂住茶壶,自己便把脚吊起来,一直等听见师父的咳嗽声,知道这是师父起炕了,才慢慢松开绳头放下脚,这叫练“私功”。
说起练腿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荣庆社正在正定府城隍庙戏台演出,学武生的张文生在庙外练腿功。师父侯瑞春(也是张文生的亲娘舅)把他的腿吊了起来,痛的张文生龇牙咧嘴,泪流满面。这时一位当兵的从此经过,一看心里很气愤,解下皮带要打侯瑞春,同班人赶快劝解说,学唱戏的就得练这种功,不痛练不出来,他们是亲舅舅亲外甥关系,不是一般的师徒。当兵的这才明白了临走时恨恨地说:“以后我有了孩子,沤了粪,扔到河里淹死也不让他学戏受这份罪。”由此可知吊脚的滋味是何等难受了。
吊脚和下腰往往是交替轮练的。下腰一开始先是在大殿的砖地上,铺一层碎柴禾,上面放两张苇席,然后把功的师傅双手掐住学生前腰,让他脑袋朝后往下弯。刚一开始练也非常难受,腰脊骨被压得嘎巴嘎巴直响,站起来还两眼发黑,什么都瞅不见。日子久了,练得脑袋能挨住脚后跟,这算是腰功达到了起码的标准,高水平还得脑袋从后裆里钻出来,两手扳住脚面,双目向前看,头顶与膝盖骨弯成平行线才行。这种功每次弯下去最少要三袋烟工夫才能起来。师傅慢条斯理地坐在椅子上抽大锅旱烟,三袋烟吸完了说声“起来”,这才敢动。有时遇上师傅心里高兴,也要点起一炷香让你熬完,等起来之后头晕眼花,觉得肚子里五脏六腑似乎都变了位置,很有股子说不出的难受劲。
戏班里管拿大顶叫“耗大顶”,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我练的时候,老师要求两臂直立不许打弯,双脚朝天成一直线,这样头冲地倒站,一耗就是半炷香,只许两手前后左右移动,但不能收脚。这种功练的时候更难受,起初,除两臂酸软,头脑发晕外,还会感到恶心想吐,尤其感到浑身上下无处不累。三九天早晨,练上不到一袋烟工夫就能让你汗流浃背,一耗半炷香便可想而知了。以上是每天练功必须熬过的三大关,其余还有筋斗旋子,劈叉飞脚等等也是每天必须坚持要练的,如果不坚持就容易前功尽弃。
除以上每日必练的基本功之外,我的筋斗功还得单独提一下。我练筋斗功主要是在庙外面没有庄稼的野地里,特别是刚翻过的庄稼地土质松软,跌下去也不甚痛,所以练筋斗也基本不用老师把功,但老师也有一定要求,比如翻的时候得会使气,善于用气控制身体这样落脚时就能轻飘飘,不然便会有砸台的现象。再者,当脚着地以后留下的脚印必须是马蹄形,这说明是按规定脚掌先着地的,要是不按规定翻就容易震的人头昏脑胀,同时也姿态不美,而最关键的还是天天练,熟能生巧。我好就好在几十年来天天练没间断过。为什么会有这股子毅力呢?一方面是自己喜欢,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台上演出需要,古人有言:“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不论是谁,若私下无功妄想成大名者,未之有也。何况我们戏班里常流行这么一段谚语:一天不练手脚慢,两天不练减一半,三天不练瞪眼看,四天不练门外汉。这是形容演员练功须臾不可间断的经验之谈。要是间断了练习,台上一看就能立即表现出来。
由于练筋斗基本不用老师把功,所以我自己能随时随地抓功夫就练,熟能生巧,业精于勤,天长日久自有长进,因此我出师后第一次在《昭君出塞》中饰演马童,出场几个云里翻便立即博得了观众的碰头彩。筋斗翻得溜速,加上腰腿和身上功夫也都能达到表演要求,所以老师看了很喜欢。他满意地逢人就夸,说我的筋斗有四个特点:一轻二快,三高四帅。其实这是师父对我的勉励,我翻筋斗脚着地时,因为气口用的适当,响声确实是比别人小些,但也够不上“轻、快、高、帅”的标准。这一点我倒是很清醒,因此,一直不骄不馁,益慎益勤。数十年苦练不辍,成绩也就比较突出。打从师父看了我在《出塞》中饰演的马童之后,心里似乎有了点谱儿,于是殚心竭力又把他数十年极尽雕琢的看家戏《时迁偷鸡》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学整出的武丑戏。后来又陆续学了《盗甲》、《盗杯》等几出单折戏,没想到这对我以后改功架子花脸竟好处极大。因为武丑功底改学架子花脸,满打满应身上功夫是有富余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