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征圣•今译•邢文操

文心雕龙•征圣

今译：

所谓“圣”，就是能够独立思考与创造的人；所谓“明”，就是能够继承阐发圣人学说的人。用这些圣明的学说熏陶塑造自己的性情加以运用在生活之中，来感恩先哲们的伟大。这样老师们的学说，世人就可以看得到了。老师们的意见或主张，都充分表现在他们的教导人的言论里。先王的教化，记录在经籍之中。有的赞美唐尧之世，说那时的文化兴盛焕发；有的称誉过周代，说那时的文化丰富多采，值得效法。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郑国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由于谈话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孔子赞扬子产，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孔子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就说情感应该真实，文辞应该巧妙。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写文章最贵之处就是情真辞巧，只有思想真切，情感就会充实，写出的文辞就同玉牒含章一样漂亮，这些金科玉律都是写作的基本法则。

智慧的人们总是能够从日月的变化之中品鉴周天的事物，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奥妙的地方去；他们也就写成了堪称楷模的文章，其表达的思想也能与客观事物相契合。他们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有时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有时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有时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赞扬或批评，《礼记》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诗经·豳风·七月》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礼记·儒行》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子。此外，有的文章讲得像《夬》卦所说的那样决断干脆，有的文章写得像《离》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主体的例子。还有《周易》中的四种卦象，道理精深，意义曲折；《春秋》所运用的五种记事条例，也常是文辞微妙，意义宛转，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据上述可以得出一个结果，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有详与略、隐与显的区别；所以写文章时，或压缩、或加详，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写作上的千变万化，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所以，在写文章之时，如果以周公、孔子那些先哲们的文章做标准，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

故而向来谈论文章之时，必定用圣人的文理作标准来检验，匡衡学习圣人的道理，必定是以经书为根据。《周易·系辞》说：“辨明事物的道理，才会产生正确的言论，言辞可以完备的表达了。”《尚书·毕命》说：“文辞应该抓住主体的要点，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由此可见，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倘能这样安排文辞，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故而讲即使有的内容精深曲折，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虽然文辞微妙宛转，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颜阖说：“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一样，只追求华丽的辞藻。”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钻研它；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遵循圣人的著作理念来进行写作，那么写成的普天之下人们鄀可以以可的文章了。

赞曰∶

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

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赞美的人们感慨的说：

哇！这些道理真是伟大啊！

精妙的道理促使后来学习的人们滋生出特有的才智；

智慧的先哲们在杳冥之中主指导着这人世间的一切。

后来的学者用先哲们精妙的道理来写成这绝世华章；

文章中显现出灵秀的气质就如同炫丽的彩霞一样啊。

高深的见解如同天空之中那悬挂的日月一样明亮啊；

他们的辞赋就像高山那样雄伟同大海那样富有博旷。

即便百年之后他们离开了这个炫丽多彩的人世了；

但文中的精神却是那么让千年后的人们所敬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