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垣曲古城东关的东周水井

山西垣曲古城东关的东周水井

选自《文物春秋》2010年01期 张素琳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曾清理一处比较特殊的东周遗迹，该遗迹既是墓葬，又是水井。水井的上半部是一座墓葬，上、下两部分四壁浑然一体，无分界线，显然是利用废弃的水井作为墓葬使用。由于此种现象较为少见，故本文较详细地介绍该遗迹的发掘经过以及墓葬和水井的状况，对此特殊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并提出一些问题加以讨论，以便对东周时期的埋葬制度有进一步的认识。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现的一处东周遗迹比较特殊，当清理完一座墓葬后，发现其下竟是一个水井，而且上、下两部分四壁竟然浑然一体，无明显分界线。利用废弃的水井作为墓葬，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一、发掘经过

1984年秋季，中国历史博物馆垣曲考古队在古城东关遗址Ⅰ区发掘。发掘中在东周文化层下发现几座东周时期的长方形墓葬，其中一座墓口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当时我们按墓葬发现的顺序将其编号为M11。M11开口距地表1米多，长2.95米，宽1.8米，方向为北偏东22度，打破分属于庙底沟二期和仰韶文化时期的2个灰坑。除了墓口平面略有不同，该墓与周围同时期的墓葬并无明显差别，属于该时期常见的竖穴土坑墓（图一）[1]。

在继续清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这座墓葬与其它东周墓葬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例如，其它墓葬从口到底形状均为较规整的长方形，而该墓葬却从墓口的圆角长方形向下逐渐变为椭圆形。另外，其深度也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它墓葬。在我们已清理过的近20座东周墓葬中，自深多为2～4米左右，而M11一直清理到距墓口近8米时还未到底，也未见到人骨架。为了摸清该墓的确切深度，做到心中有数，随即对其底部进行了钻探，但是探铲一直打到10米时还探不到底。此时当地已进入寒冷的冬季，墓口又很小，清理工作越来越困难，只好暂时进行回填保护。

1985年春季，对该墓葬的清理工作继续进行。为了确保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和人员安全，我们把该墓口附近向外扩大，使墓口周围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活动平台。在距墓口11米左右的深处时，发现墓穴面积略有缩小：宽度基本未变，而长度缩短为2.4米左右。这时，我们先是在墓葬南侧发现了一些散乱的牛肢骨，继续往下清理时，终于在其东北角发现了一具人骨架。令人奇怪的是，其它墓葬中的墓主均为仰身直肢，而该墓主却是侧身屈肢，与其它墓葬葬式明显不同。该墓主头向东，面朝北，背朝南，而足部向北，身体极度弯曲。另外，墓主右臂压在身下，左臂置于头上（图二）。骨架周围既未发现葬具，也未发现随葬品。不过根据骨架情况以及填土中出土的石圭、石斧等，推测该墓主为男性。把骨架清理完后，因未到底而继续清理。在距墓口11米以下，发现下面是经水浸泡后形成的灰褐色稀泥状软土，距墓口12米深时渗水现象已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距墓口约13米处，发现大量积水。我们每天清理前必须先利用滑轮装置，用大水桶吊出数十桶水才能下去继续工作。接近底部时，发现碎陶片特别多，数千片的陶片几乎把整个底部填满。另外，在距底部6米左右的东南壁上，发现呈纵列的东西两排脚窝，脚窝上下总高度约4米，其中东列8个，西列7个，两列的间距约40～60厘米。脚窝正面呈半圆或椭圆形，宽约18厘米，高12～16厘米，进深约8厘米。各脚窝的上、下间距不等，大约在35～50厘米之间。将底部遗物全部清理完后，发现底部呈不规则形锅底状，东高西低，凸凹不平，直径约0.85米。底部全部为砂岩，西北角有一个泉眼，虽然直径很小，但仍在不停地向外冒水。此时我们才明白，这里原本是一口人工开挖的水井，只不过废弃后被作为墓葬继续使用了。位于上部的墓葬约占整个水井深度的三分之一多，其四壁与下半部完全相连。随后，我们重新将其编号为1号井，即J1。

水井（J1）的总深度为15.1米，井壁斜直，面积由上到下逐步缩小，形状则由圆角长方形变为不规则椭圆形。距墓口6米以上的井壁为黄褐色土层；在6米以下井壁为砺石层，砺石大小不同，此层厚达2.6～3.6米。砺石层以下至井底均为砂岩层。上、下两部分的遗物除陶片外有所不同。上部墓里的遗物比较独特，填土中夹杂大量鹅卵石块，在距墓口不到1米处陆续发现大量的石块，这些石块大小不同，小的只有十几厘米，大的长度近半米。在距墓口大约6米处，又在同一平面发现三块摆放不规则的大石块，其中一块长0.8米，宽0.6米，厚0.3米。井底部除了少量小石块外，未见大型石块。

东关遗址已清理过的十几座东周墓葬的随葬品数量都很少，其中还有半数墓葬中未发现任何随葬品及其它遗物。相对而言，这座利用水井作为墓穴的墓葬中，骨架周围虽然不见随葬品，但其填土中的遗物还是比较丰富的。出土物以大量陶片为主，器形主要有粗绳纹或细绳纹罐、鬲和素面细把豆等，尤其在距井（墓）口约3米深处出土了几件可复原的泥质灰陶绳纹罐、夹砂竖耳大鼎、豆盖、厚胎圆腹小鼎、喇叭口小杯和纺轮、陶垫等陶器及大鹿角等（图三）。在距井（墓）口近5米深处发现长条形石圭、石锤和猪下颌骨等（图四）。在距井（墓）口深6～12米之间还陆续出土了镰、斧、铲和圆棒等石器，另外还出土许多刀、镰等蚌器。

井内下半部分出土陶片的器形主要是罐类，其次为豆，形制与上半部所出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说明该遗迹的出土物基本属于同一时代。此外，还出土了零散但数量较多的牛、羊、狗等动物肢骨以及蚌刀、骨笄、朽木块、树皮和树枝等。底部还出土6个留有人手指捏痕的椭圆形扁体陶饼及少量锥形陶塞。值得注意的是，在井底还出土了一段圆形残木，残长近20厘米，保留厚度约12厘米。圆木表面光滑，留有绳子长期磨擦形成的凹槽，凹槽也很光滑，残存三道，平行排列。槽残长约8厘米，宽约2厘米，应是与水井配套的木辘轳残块（图五）。经北京林科院有关专家鉴定，该木系春榆[2]。

二、问题讨论

1、井底部的陶片特别多，而且多为碎片，其中可复原的陶器极少。残碎陶片中主要是罐和盆类，其次为豆，还有许多鬲、鼎、钵等器物的残片。根据对罐口沿和豆把的粗略统计，有各类陶罐60多个，细把豆30多个，而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井底的碎陶片堆起约2米高，底部基本被填满。根据这种现象分析，此井显然是被后人有意填埋的，而不是自然坍塌。另外，清理上半部墓葬时不断发现大量的石头，可能是打井时从下边挖出来堆放在附近，后来挖墓时又回填回去的石头。

2、墓葬的深度。根据距墓口约3米处出土可复原的陶罐、鼎、豆盖、杯和纺轮、陶垫等陶器，另外在距墓口近5米处发现石圭、锤和猪下颌骨等，可推测此墓深度约在5米左右。距墓口6～12米之间陆续出土的镰、斧、铲和圆棒等石器以及刀、镰等蚌器，其中一部分可能属于随土下沉的随葬品。

3、墓主人的身份。死者不但身体极度扭曲，蜷缩在一起，而且手臂抱着头似乎在躲避着什么。推测墓主属于非正常死亡之人，起码是地位很低下的人，故为他选择的墓穴非常随意，利用原有的水井，用土和陶片填埋底部，然后将原井口略作扩大，把上半部作为墓穴，将其抛入后草草填埋。根据死者的姿势，也不排除他是被活埋的可能。这座墓葬和葬式，是反映当时不平等社会现象的又一例证。

4、东关遗址水井的考古资料证明，东周时期的人类不但已比较熟练地掌握打井技术，比如能够把水井准确地打在泉眼上，井壁修成不易坍塌的椭圆形，在井的下部挖数个比较对称的脚窝便于上下等。另外，东关人已知道就地取材，并根据周围林木的不同特征，选择居住地附近常见的自然生长的春榆树制作辘轳，使取土和取水更加方便快捷。春榆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重量、硬度及干缩中等，稍耐腐。之所以选择这种树木制作辘轳，也是东关人长期积累生活经验的结果。发现的木辘轳凹槽宽2厘米，说明绳子的直径不会低于2厘米。这么粗的绳子，不仅可以提水，也可以把非常沉重的大石头等物提上来。形状和作用与辘轳基本相同的木滑车，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江西铜岭商代矿区），而铜绿山矿发现的战国时期的木绞车结构更加复杂[3]。所以这类用于提升的器具在东周时期应该是比较普及的。铜岭、铜绿山先秦时代木滑车、木绞车的发现表明，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就使用这种机械装置用于矿山提升，其生产效率是比较高的。这些木质提升机械资料在世界考古范围内时代最早，它对于研究人类机械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水井的使用，除了保证居民日常生活的饮用水之外，关键时刻还能够应付旱灾和枯水季节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使农业生产得到保护，对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东关遗址的这处水井和墓葬的混合体，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讨论。

1、水井深达15米多，出土物中也未发现任何金属工具，那么当时的人们是使用何种工具将井中部厚达3米左右的砺石层掘开的？也许主要是利用简单笨重的石质工具完成的？因为在江西西周至春秋露天铜矿遗迹中，发现的金属采矿工具也较少，而石质工具却多达1500余件。

2、此水井正好打在有泉眼的地方，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探知此处十几米深的地下会有水源而选择在这里打井？

3、墓葬与井底出土的陶器形制基本一致，故时代大体相同，说明此井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既然井的底部泉水还比较充足，而且是好不容易才打成如此深的井，为何又在较短时间内轻易废弃而作为墓穴用？推测应与这里自然环境的改变有关。东关遗址东周时期的文化层普遍存在，而且堆积较厚，不但有大量各类遗迹，遗物也非常丰富，反映当时这里居住的人口众多，比较繁华。但自东周以后到宋代之间，这里基本不见其它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即使到了宋代，东关遗址中除了数量极少且分布非常零散的几座墓葬外，并未发现诸如房屋、窖穴和灰坑等其他遗迹以及宋代文化层。与此相反，在与东关遗址一河之隔、距东关遗址以南1.5公里之外的古城南关遗址中，不但普遍存在堆积很厚的宋代文化层，而且还发现此期大型建筑基址、民用房屋、陶窑、大量灰坑和丰富的遗物[4]，说明宋代居民当时主要集中在古城南关一带生活。这一现象也许说明，东周以后，这里曾因某种原因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致使这里长时间少有人烟。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东周时期曾发生过较大的水灾。东关遗址位于垣曲东南部沇河和亳清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地势较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水灾。此地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早期时聚落数量众多，而且聚落中心也多在此地，曾非常繁盛，但是到了龙山晚期逐渐衰败，聚落中心也移至北部地势较高的地方。推测是周围环境的恶化，尤其是严重的水患应该是造成龙山晚期核心聚落北迁的最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战争，由于战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迫使东周以后的居民不得不迁往异地，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水井也只好废弃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