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糖、奴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有一口皎洁的健康牙齿是美女的评判标准之一。陆龟蒙的《陌上桑》中就用“皓齿还如贝色含”刻画了一名美丽坚贞的采桑女子，施间吾在《诮山中叟》中所写的“老人今年八十几，口中零落残牙齿”，则无疑是对相貌的负面描写。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们却以有一口烂牙为荣，更有贫民还会把自己的牙齿描黑，以此标榜自己紧随贵族的潮流……

一、血色蔗糖

  糖是一种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的调味品，“甘之如饴”、“甜言蜜语”等词将糖与快乐直接联系到了一起；而在早些时候，蔗糖的生产与丑陋的三角贸易难以割舍，蔗糖也就染上了奴隶制的腥臭。

  早在公元8世纪，意大利人就已知道原糖；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欧洲才从东方学到了制糖的知识，相传彼时11磅蔗糖就相当于一匹马的价值。为什么欧洲人会如此痴迷于糖？结合生活经验显而易见的是，“喜欢甜是人类的普遍特征”的想法过于简单幼稚——什么是“好的食物”是由社会性决定的，而不是生物学决定的。正是由于糖的稀缺，导致在中世纪时期，能吃到糖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此才有了前文的“欧洲贵族喜欢向人展示烂牙”。

  上过中学地理的人应该知道一个词：南蔗北甜。意思是我国北方的制糖原料以甜菜为主，在南方则以甘蔗为主，反映了甘蔗生长需要较好的热量条件，这也导致了整片欧陆（除了东地中海）并不适宜甘蔗种植，很长一段时间里，水果和蜂蜜是欧洲人唯二的甜味摄入源。直到1493年，哥伦布首次把甘蔗从加那利群岛带到了圣多明各；1503年，第一座甘蔗制糖厂在现在的海地建成；1516年，甘蔗首次从圣多明各被运往欧洲。这期间，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与美洲原住民相处的属实算不上“愉快”，西班牙人在村庄抓取原住民去金矿或种植园劳作，岛上充斥着奴役和斗争，加上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泰诺人大量死亡，人数从40万锐减到6万。与此同时的欧罗巴大陆，糖在上层阶级中盛极一时，1591年，当伊丽莎白一世巡视汉普郡时，由于女王钟爱甜食，赫特福德伯爵为她举办了以“女王的武器”为主题的糖塑雕像宴会，用糖制作的珍奇异兽、城堡要塞、号手、士兵等依次亮相。正如萧伯纳写过：“你给为你工作的马喂干草，却给你的猎人喂麦片粥”，劳动者们对食物的追求仅限于“能吃就行”，华而不实的贵族阶级除了吃饱还想拥有额外的满足感，糖作为刺激物正好迎合了贵族想要的“额外满足感”。

二、山区之花

  1697年，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上不堪英、法等国的骚扰，签订了《赖斯韦克条约》，西班牙承认法国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北部的领土（法属圣多明各），以交换被法国占领的加泰罗尼亚和卢森堡，这片被法国夺得的土地就是今日的海地共和国。

  种植园的运作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这活哪能让尊贵的老法兰西园主亲自下手呢？于是法国人从非洲进口奴隶，再把奴隶运往法属圣多明各。1701——1770年间，每年有7000名黑人从非洲被运往法属圣多明各；被运送的黑奴数量在1783——1789年间达到了巅峰，每年约有四、五万黑人被运往法属圣多明各。奴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鞭打、斩首、活埋、焚烧、强暴就成了家常便饭，对奴隶主来说，奴隶是一种消耗品，在消耗品“寿终正寝”之前，就要压榨消耗品的每一滴利用价值，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此一来约有50%的奴隶会在工作一年内死亡，可叹：梦啼闻法呼声残，月上梢头赴蔗园。浮天沧海世无道，汗血流离魂难返。

  在机械化水平不足的年代，只能通过压榨奴隶劳动力来提升产量，而奴隶主们则建立起了巨大的财富，有个带有杜撰色彩的故事这样讲道：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在首相陪同下访问魏茂斯时，看到种植园主奢华的陈设，以及拥有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完备的骑马侍卫和男仆配置时被激怒了。国王大声疾呼：“糖，糖，嗯？——都是糖！税都跑哪里去了，皮特，嗯？税都跑哪里去了？”这一故事反映了蔗糖在帝国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多么惊人的利润啊！但建立在从非洲掳来的奴隶们的劳动以及从印第安土著抢夺而来的百万英亩土地之上。

  法属圣多明各在1804年宣布独立，改“海地”（Ayiti）为国名。有人认为，“Ayiti”由3个词根组成；‘a’意为“花”，‘y’意为“高”，‘ti’意为“土地”或“地区”，3个词混合起来意为“山区之花”。海地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谈，但散发着蜜糖芬芳的法属圣多明各的花，每一朵都由鲜血浇灌，诉说着泰诺人和非洲奴隶的悲惨世界……

三、甜味自由

  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人对蔗糖的生产似乎要高于需求。15世纪末，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圣多美以新的规模向欧洲供应蔗糖；17世纪80年代，西印度群岛供应的蔗糖激增；18世纪20年代，牙买加和圣多曼格结束了战争后也扩大了蔗糖生产的规模；1747年，普鲁士化学家马格拉夫在甜菜中发现蔗糖，他的学生阿尔哈德在普鲁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甜菜工厂。就连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反法联盟封锁了法国的贸易路线，食糖告急，拿破仑于1811年下令开办甜菜学校。与甘蔗制糖依靠奴隶的劳动不同，甜菜制糖依靠的是工厂组织。供给无限制地拔高势必带来价格的回落，使得大不列颠的蔗糖在1750—1850年短短百年内，从贵族独属的奢侈品降级为了日常生活必需品。

  贸易开放带来的还有为蔗糖设置的差别关税取消，更廉价的甜菜糖成为了种植园主的敌人 ，这场降价运动使彼此对立的两派资本家互相较劲。西印度种植园主奉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即市场的需求是静态的，但最终与工业资本主义结盟的一派胜利，重商主义不得不向自由市场低头，自由市场使社会脱离了身份决定差异：去他妈的富人限定全是前资本主义的消费陷阱，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也只关心如何扩大需求！

  穷苦劳动阶级得以吃到更多的糖，这也喻示着社会的变化，即以阶级制、身份制为基础的中世纪社会正在被社会民主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逐步取代，前资本主义这下不得不修正了。Hobsbawm这样形容新型工业化资本主义：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挣到足够的钱，去消费那些与中产阶级一样的商品作为高档次消费时（这通常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所发生），中产阶级总是哀叹或嘲笑这一不讲节俭的冒失心态。高薪酬对经济的好处，无论作为带来更高生产率的动机或作为购买力的增加，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都才被发现，而且只是被少数有进步和启蒙思想的雇主所发现。不急着歌颂自由市场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需要看到那些给劳动者们支付薪水的人，既从工人们的高生产率中获利，也趁工人们购买商店里的商品时再捞上一笔。那些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也差不多可以说是所谓“自由市场”之中的奴隶，劳动者一旦获得自由便会为薪酬而工作，他们为了挣点儿钱努力工作而后把钱用来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堂前燕”，不禁让人联想到宣言里的那句：“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店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蔗糖自上而下的普及，更是一种由微知著的社会反映。现代人对糖的追求似乎趋于平淡，“糖”更多的是与肥胖、不健康挂钩，但我们需要知道，自身选择是否摄入糖，和有没有糖可以摄入，糖是否与特殊的意义、阶级和权力挂钩，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自由是吸饱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道路上的鲜血的。细数人类实现“甜味自由”的年份也不过一百年稍久，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让人感叹于世界的年轻和日新月异，就好像保尔的梦想真的就会在某个触手可及的日子实现：“要把你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头和老太都送到意大利去，那个国家在海边，很暖和的。妈妈，那里从来就没有冬天。我们要让你们搬到资产阶级的宫殿里去住，让你们在阳光下把自己的老骨头晒得暖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焦震衡，《拉丁美洲地名考察》

Sidney W.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海妖客厅，海地革命：从第一个黑人共和国，西半球第二个独立国家，到最混乱，最贫穷的今天。那一抹光和万古长夜。（BV号：1Hx4y1T7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