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数据看年轻人低生育率的原因：房价和成本并非关键因素

本文数据部分通过多篇人口研究论文综合整理而来，首先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下意识地把恐婚恐育焦虑归咎为房价和成本是找错了方向？接着提出导致低生育率的可靠已证实的关联因素；之后给出为什么这些因素会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

我们已抵达最低生育率警戒线？单身人口数不断上升

人类的生育率需要保持在2.1左右，才能维持稳定的人口更替。然而过去一二十年间，新出现了“最低生育率”的人口现象。其存在的时间不长，涉及的国家或地区不多，我们对其认识不深，对其定义尚不一致。若以总和生育率低于 1. 3 为其标准的话，则不少欧洲和东亚国家或地区都遭遇了最低生育率。在中国，不仅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而且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也出现了 1. 0 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无论 “最低生育率”的概念如何界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这些地方的总和生育率都达到了 “最低中的最低”。

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计划生育等政策没有直接关联

首先，对于人口出生率为什么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下降趋势? 哪些因素引起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对于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很显然的答案。

但是，发达国家和一些成功实现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表明，人口增长率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化轨迹，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口转型。不同经济体因为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人口转型的时间可能会有差别，但人口增长率基本上都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倒 U 型变化趋势。即这并不是中国唯一面临的问题。

这种U型变化和熟知的“马尔萨斯曲线”密切相关：盖劳(Galor)和韦尔(Weil)把长期经济增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现代阶段。马尔萨斯阶段的特征是技术进步率很低，人口增长率较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固定不变; 后马尔萨斯阶段的特征是技术进步率有了较快增长，人口增长率也逐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开始逐渐增长; 现代增长阶段的特征是技术进步率继续较快增长，但人口增长率逐渐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这种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早就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出现。切斯尼斯 ( Chesnais) 对于人口转变研究中的数据表明，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下降趋势，之后欧洲其他的发达国家如法国、瑞典和德国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随之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的国家; 1990 年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生育率均低于 1. 3。

不仅如此，东亚的 日 本 、 韩 国 、 新加坡等国生育率也掉到了1.5-1.6。 根据怀特 ( White) 提供的数据，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6 左右，而到 1995 年已经降为 1. 7，如今则大约在1.53-1.60之间。

换而言之，当下我国的低生育率和计划生育基本没有关系，更不能因此去指责计划生育政策和其他的政策的问题，否则不仅是认知错误，更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

生育率具有明显地区差异：并非高房价高成本地区专属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和幅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自西向东阶梯性上升。但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间的区域分布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状况划分为“高慢型”、“高快型”、“低慢型”和“低快型”四种类型，中国进入老龄化的省际时间差别达40年左右。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省际差异明显。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指标的历史变化表明，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也明显高于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五省市，而广东人口老龄化程度则较低，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总体水平来看，三个直辖市、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生育率始终最低，贵州、宁夏、广西等省区的一直最高。就下降幅度而言，在 1955 年和 2005 年间，降幅最大的是三个直辖市，降幅最小的 ( 除西藏、新疆外) 是安徽、江西和贵州三省。

重点是，老龄化的比例分布和地区分布非常不均，且不与高房价和生活水平地区直接挂钩。比如说，重庆、四川两地领衔了全国的老龄化率首两位，辽宁、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域也一样老龄化率遥遥领先排前列。然而，这些区域很多都是出名的低生活成本、低房价和低压力地区。因此，把低生育率归咎于成本压力因素是不合理的。

那么，哪些因素才是真正和生育率下降相挂钩的呢？下面将会从经济发展和文化、社会构架三个角度去解释。

核心原因：城镇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体系的完善

凡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几乎都无法和“城市化”脱开关系。首先，中国面临着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国情，截至2014年末，虽然中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的水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7.1％，也即在全国人口 中农村户籍人口仍占大多数，距离 “城市中国” 还有很大差距。

长期以来的二元分割体制使中国形成了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生育模式也具有二元性。一方面中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3以下的极低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广阔农村地区众多的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依旧较高，纵使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之下，依旧不乏早婚和多育现象，生育水平并不低迷。

这种城市和乡村地区的二元分化现象在以年轻人为生育主力的情况下尤为明显。前面的数据已经显示，中国东北地区的老龄化现象严重，生育率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东北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最早城市化的地区，城市化所带来的良好社保和社会体系，以及国企为主提供的良好的养老和社保成为了降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东北地区当下经济的低迷也造成了青年人的流出。总体而言，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生育欲望生育率都越低。

下面通过数据说明城市化和社会体系的完善与生育率下降的关联。该部分数据来自相关数据模型研究，具体文章可参考文末参考资料。

首先, 选取总和生育率来反应生育率水平, 一定时期总和生育 率 ( TFR) 指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 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数据上选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地卫生机构数、万人中卫生技术人员 数、万人中医生数、各地床位数、各地医院数、城镇人口比重、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 )、人均国民收入 (元 )、国民收 入中工业总产值 (亿元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以此研究与 TFR相关系数。在 0. 05水平下说明关系显著。

根据研究，总和生育率(TFR) 和人均GDP(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据此可以判断总和生育率(TFR)和人均 GDP(PGDP) 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并且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研究结果是：

1. 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越低。

2. 城镇人口比重越大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越低。

3. 国民生产总值越多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越低。

4. 参保人数越多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越低。

这意味着，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保体系的完善，使得生育、养儿防老等不再是人生必须的途径，人生有了更多可能。

低生育相当程度上来自心理预期和现实的落差：难以面对现实的年轻人们

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经济都处于飞速的发展和上升过程，形势一片大好。当下育龄段的主要年轻人皆是出生于我国处在蓬勃发展时期的：这也就意味着，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下意识里会把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阶层上升，进入大城市，更轻松美好的未来视作是必然的人生结果。

然而，社会并不会一直处于“火箭上升”和充满蓬勃机遇的时期的。首先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且形式严峻。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通过努力实现阶层上升时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多人还面临着阶层下降的担忧。

因此，对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自诩为“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来说，最难面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对于“人生上升”，提升阶层期许的破灭。为了保证生活质量和心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定义，不生育成为了最现实可行的途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生育难，不愿生育归咎于“养不起”：我在之前的《谈一谈女权、婚姻、生育》一文中提到，从来不存在“养不起”一说，只是在于你想怎么养，用什么水平养，期许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上升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下意识里会将自己的子女一定会实现更好的生活和阶级跨越视为必然，也是唯一可接受的结果。对于穷人来说，多生育，养儿防老，并且只要有一位子女出头就可以改变家庭；而对于“中产阶级”和“伪中产”阶级来说，能够一方面满足自己生活质量和阶层不跌落，另一方面又实现让子女实现阶层上升的希冀，只能靠砸钱、砸教育资源。但很显然，大多数人知道这是行不通的。

并且很多年轻人对子女的教育和各种投资，机会成本，是否能够在将来被抵消和补偿掉也信心不足，更降低了生育的欲望。

叛逆、追求自我实现、充满戾气和对社会的不满，正是处于这种社会状况下年轻人的状态映射。这种情况早在上世纪的美国就已经出现过。上世纪50、60年代，出于战后美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安稳的社会环境，生育率暴涨，出现了“婴儿潮”。这些年轻人在70年代基本都已经成年——与此同时美国面临越南战争、国内经济减速等系列社会问题，在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此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在精神上也感到空虚和迷茫，失去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期望，同时也没有信仰和信念作为生活的准则与支撑，因此，反战、反社会、反秩序、后现代等种种思潮都开始逐渐流行起来：是不是和当下的中国颇为相似？

东亚地区文化结构的影响不可忽视

前文提到整个东亚地区，中、日、韩、新加坡等国家的老龄化低生育率问题相比较欧美都更加严重，出现的更早；且把低生育的因素全归咎于房价生活和育儿成本是不科学和偏颇的。因此，为什么东亚地区和欧美地区会存在这样的差异？我认为文化结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东亚地区的文化结构核心是以类似的：源自中华文化圈的，重视裙带关系、亲缘关系、以及浓厚的官僚主义传统和重视取仕、文教的传统。注意，这种以官僚主义、重视取仕和文教的文化架构是非常关键的，它不仅是整个东亚地区千年来社会体系运转的核心，也影响着当下。在这样的文化架构下，通过取仕、做官、争得名誉和阶层上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人努力奋斗的核心。为此，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人必然应当要通过苦读、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升和突破。

东亚文化体系内针对社会阶层和身份有着明确的区分，且具有很明确的“贵贱之分”，有明确的从属关系，阶层之间不可僭越。在当代的背景下，不顾一切能力向上爬升，进入大城市，取得“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成为了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东亚地区普遍的极高的社会压力、强烈的竞争、对“普通生活”的歧视和对虚荣的强烈追求。这样的文化环境无疑是加剧生育率下降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尾声

低生育率无疑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隐形阻碍，虽然眼下想要准确预测判断低生育率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还为时过早，但已经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自身的生活。

以前文所提的东北地区为例，东北地区现在连年都是财政负收入，需要依靠国家进行大量的财政转移（从富裕的广东、江苏、四川、浙江、上海等地调拨），一方面固然有自身经济凋敝的因素，但更需要看到养老金支出所占的巨大比重：人社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黑龙江的抚养比已经达到全国最低，为1.3，也就是说，在黑龙江，平均每1.3个人，就要抚养一个老人。2016年，东北三省的养老金结余齐刷刷为负。除了黑龙江的-320亿元，辽宁的结余-254亿元，吉林则-52亿元。

而实际上，也正如前文分析所说，年轻人当下之所以能够、也敢于不生育的关键因素在于完善良好的社保和养老体系，但很显然，这与未来的事实是相矛盾的，以后钱从哪儿来？谁来纳税？当下的年轻人老了退休之后谁来养老？

不仅如此，人口也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即使是在产业不断升级、单位生产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毕竟，机器人可以生产，但没有欲望和需求，不需要消费；只有人才会需要消费，只有充足的人口，才能保证足够的消费力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国家一定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生育率，比如像西方诸多国家一样对单身非配偶人群课更高的税，延迟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开支，尤其是降低单身非配偶人群的养老保障开支等；并为生育家庭提供补贴和纳税减免等。

但是，不论如何课重税和给予生育补贴，很显然，都无法同生育和养育子女所付出的几十年的精力和资源付出相抵（机会成本问题）。因此，这也不是真正长期有效的方法，如何去缓解这一难题还需要更多的探索，社会、文化、政策结合的构架调整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Reference:

1.基于收入视角的我国生育率降低原因研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 年第 7 期

2.中国的“最低生育率”:全球视角和地方视角的思考, 中国研究

3.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降低，人口与经 济 2013年第2期

4.中国出生人口的新变化与趋势，人口研究 2015年第2期

5.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社会发展 

6. https://www.rikvin.com/press-releases/birth-ageing-tax/

7. 2019年中国大学生毕业就业情况、202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就业环境及大学生对就业的前景向往分析,

中国产业信息网
8.中国财政报告2019：谁来给我们养老？恒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