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忧郁症患者们的真实经历：忧郁。作者：安德鲁所罗门。《忧郁》被译为21种语言、获11项国际性奖项，全球畅销250000册。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症折磨的患者，这使得书中既有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翔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他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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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己的故事】

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都容易造成忧郁。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1991年，我母亲过世，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和家人和睦相处；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同时开始为《纽约客》写稿。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感到忧郁不足为怪；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却仍感到忧郁，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当然，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事实是，你不是托尔斯泰，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不过现在，回首这一切，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而且无药可救。

 

小时候，我很害羞，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但谁不是这样呢 · 中学时，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高中时，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会倒塌，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日复一日。我知道这很奇怪，但大概一个月之后，这种感觉消失了，人也就轻松了。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那时认识的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尽情学习，尽情玩乐，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有时候，我独自一人，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而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成为作家。我在伦敦待了好几年，交了很多朋友，也经历了一些感情纠葛――和同龄人的生活基本上大同小异。到此时为止，我生活得很好，很快活。

 

关于孩提时代，我有许多奇特而零星的记忆，绝大多数都是快乐的。但有一次，一位精神分析师告诉我，我的一些早期记忆之间的模糊关联，让她怀疑我在少年时期曾遭受性侵害，不过我对此不太认同。这当然有可能，不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无法举出其他的证据。就算发生过这种事，也相当轻微吧，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任何创伤或伤害，我都会有所察觉。还记得六岁时发生在夏令营里的一幕，那时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感到恐惧。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坐在离餐厅大概五十英尺外的一棵大橡树底下听故事，突然间，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席卷了我，我无法动弹。仿佛只要我一动，那可怕的事情就会马上发生，无法逃脱。在那一刻之前，生命仿佛有个坚硬的外壳，而我站在上面，突然间它变得很柔软很脆弱，我开始向中心滑落。如果我保持不动，也许还没事，但只要稍一动，就会陷入危险。我向左、向右，或是向前走，似乎变成了异常重要的抉择，但当时，我不知道哪个方向才能拯救我。幸好，一位指导老师走了过来，要我快一点，否则就赶不上游泳课了，那种恐惧感才被化解，但有好久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这种感觉，而且希望它别再回来。

 

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而成人对存在感的忧虑，尽管也许痛苦，但至少还可以用意志来对抗痛苦。对于儿童而言，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脆弱，第一次知道了生命终将结束，都是震惊又残酷的。那次事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而且发现自己眼中强大的父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掌握的。从那之后，我总是害怕自己拥有的东西随着时光流逝，晚上躺在床上总要拼命把白天的事情全部记住，这样我就能留住它们――那是一种无形的拥有。我特别珍惜父母临睡前给我的亲吻，甚至睡觉时还在头底下垫着手帕，我想，万一那些亲吻从脸上滑落时，手帕就能接住它们，就能将它们永远保留、收藏。

 

1989年8月，那年我二十五岁，母亲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我完美无缺的世界开始破碎。如果她没有生病，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吧 · 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故事发展不那么戏剧化，也许我的一生虽伴随着忧郁的个性，但不至于崩溃；也许我会晚些年才崩溃，发展成为中年危机；也许，我还是一样会崩溃。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满情绪化的阶段是前兆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触发期。大部分严重的忧郁症之前，都有轻微的忧郁前兆，而这前兆绝大多数都难以解释，也不会被注意到。当然，即使是许多从未罹患忧郁症的人，回顾他们的人生经验，也总能找到被定义为前兆的生活片断，这些前兆之所以被遗忘，只是因为后来的病症并没有成形。

 

我不想详述每件事情的发展，因为对那些已经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这已经很清楚了；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怎样解释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费解，就像对二十五岁时的我一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情糟透了。1991年，母亲去世，当时她五十八岁，我伤心欲绝。尽管我流泪，感到巨大的悲伤，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倚赖的人离我而去，但其实母亲过世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还算可以。我很伤心，但还没有到疯狂的程度。那年夏天，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在进行之前，一位女分析师向我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继续为我分析，直到完成为止，除非她得了重病。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我同意了。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偶尔让我想起母亲。与她每天的会面，让我能够克制自己的伤痛。1992年初，我和一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美好，不过她又是个极度挑剔的人。我们之间尽管多半时间都相处融洽，但关系仍然不稳定。1992年秋她怀孕了，但后来她把小孩拿掉了，那让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第二年，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协议分手，双方都很痛苦。我生命里的齿轮又少了一个。

 

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因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长距离奔波令她备感辛苦。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也想过是否要结束心理分析，但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竟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整整哭了一个小时。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哭的人，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几乎没有那样哭过。我觉得遭到了彻底的背叛，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们还是一起进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

 

那时，我向她抱怨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感觉，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感到麻木。我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也不在乎朋友。我写作的速度开始下降，直至停顿。“我什么也不知道，”画家杰哈德 · 李希特有一次这么写道：“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毫无办法，什么也不会。然而这个悲剧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我也一样，我发现所有的强烈情绪都没有了，除了纠缠不休的焦虑感。我以往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还因为这样，时常惹出一堆麻烦，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消散了。我不再渴望身体与心灵亲密的交流，街上的人们，哪怕是我认识、我爱的人，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即使在声色场所里，我也常常神游天外，想着还有什么东西没买或者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我只是把一项项娱乐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我每次参加派对，都试着让自己玩得高兴点，但结果都失败；我看到朋友，试着投入地和他们玩耍，也毫无所获；我买了梦寐已久的昂贵商品，但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些从未做过的极端事情，好唤起我的本能冲动，但也没有效果。对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现，我并不感到特别惊慌，但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我得了忧郁症。就在我慢慢感觉到和外界愈来愈脱节的同时，我们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我开始抱怨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叫我喘不过气来，我把那些朋友来的电话看成是很严重的负担。我还变得害怕开车。每当晚上开车时，我就看不见路，眼睛变得特别干涩，老是觉得自己偏离车道，就要开到路边上去了，或是即将撞上另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突然发觉自己手脚突然失控，不知道怎么开车，在一阵错愕中将车子停靠到路边，吓得一身冷汗。周末的时候，为了避免开车，我只能呆在城里。分析师和我回顾焦虑产生的过程。原来，我和女友分手时，我正处于忧郁开始的阶段，而我也明白，那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后来患上忧郁症的导火线。

 

就在那时，我的肾结石突然病发，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我打电话给医生，他答应通知医院，好让我到急诊室后马上可以获得治疗。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后，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准备。肾结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钟都是痛苦的煎熬，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浸泡到硫酸液里去，一层一层最终腐蚀到那些神经的最里面。我几次向护士求助，但没有人理我。我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小隔间里，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剂吗啡，疼痛终于缓和。不过很快又再度复发：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了五天，插了四次导尿管，吗啡的剂量也用到最大，每四个小时还注射盐酸配西汀（Perthidine，Demerol)，还加上了止痛药。后来医生说我的肾结石并不明显，无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术。动手术当然行得通，但是很痛，而且也许有危险。我原先不想告诉父亲，他正在缅因州度假，但当时我需要亲人的帮助，因为之前我母亲也在这家医院治疗，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不过他似乎并不担心，“肾结石，那会排出来的，你不会有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他说。那段时间，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和编辑交流。我觉得就快要丧失最后的理智了，“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话，”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就要把自己给杀了。”我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

 

出院时，我非常害怕。疼痛和止痛药，把我的心理状态搞得一塌糊涂。我觉得结石还在我体内，而且随时可能复发。我害怕一个人独处，回到公寓后，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那些日子我到处流浪，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白天他们几乎都得上班，而我就留在他们的住处，不上街，小心翼翼地不敢离开电话太远。我服用预防性止痛药，但情绪却更加恶化，甚至有点疯狂。我对父亲感到愤怒，那是不理智、任性而且恶劣的愤怒。我斥责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向我道歉，并试着解释他只是想安慰我，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他还说，他觉得我在电话中听来颇为镇定。我变得歇斯底里，至今我都还觉得那时的情绪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拒绝跟他说话，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有时，我打电话给他，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开头通常都是：“我恨你，真希望你死掉。”我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后来有一次轻微复发，又回到医院，其实并不严重，但是我却被吓得半死。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疯了。

 

一个夏天的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我本来打算不去，但后来得知举行婚礼的地方附近有家医院，才决定还是去参加。星期五晚上，在晚餐之后的舞会上，我见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学里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我们开心地交谈着，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情绪竟是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克服了问题，一时间容光焕发，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也没有再去想以后会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那时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荒谬地大起大落。

 

参加完婚礼，我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工作状况也愈来愈差。我取消了到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虽然之前一年我多次前往英国，也没产生什么严重的困扰，但总感觉这趟旅程会超出我能掌控的范围。我开始觉得没有人会爱我，也不可能再和谁谈恋爱了，完全丧失了XY。饮食也开始变得不正常，因为很少感觉饥饿。分析师说那也是忧郁症的症状，我对这个词感到厌烦，对分析师感到厌烦。我说我还没有发疯，但是害怕自己很快会疯掉，还问她我是不是该用些抗郁剂来应付这种情况，她告诉我，避免用药是比较有勇气的做法，而她可以和我一起克服一切。这段对话是我们最后一次深入的交谈，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励我支撑下去的力量之一。

 

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负责管理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和大脑皮层的功能（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躁郁症（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遗传的概率（约占百分之八十），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约百分之十到五十），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综合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若是前者，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后者，使你想要自杀。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

 

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就会导致崩溃，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从未遇过绝望的事，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一旦跨过了临界点，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无意义的影像。在忧郁中，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然而有那么一刹那，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 · 韦斯有一次对我说：“我的呼吸发出恶臭；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镜子里，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我知道，忧郁又来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开始觉得害怕。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事情愈来愈糟。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我崩溃了，整个人都垮了，不再和任何人出门。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生日前一天，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把自己都弄脏了。在我飞跑赶回家时，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一进家门，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脱了衣服，然后上床睡觉。那晚我睡得极差，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但又不行。我静静躺着，想着该说什么，该要怎么做。我张开嘴，但发不出声音。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我开始哭泣，却没有眼泪，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我躺着，想要翻身，但也忘了该怎么做。我试着去回想，却又哭了起来。下午大约三点钟时，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我接了电话。“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怎么回事 · ”他不断地问，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

 

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却无从做起，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丝毫无法放松，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但却吐不出来。忧郁时，你的视野愈来愈窄，而且开始逐渐封闭，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但却很模糊，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除非有特写镜头，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空气沉重窒碍，像一团黏稠的面糊。进入忧郁的状态后，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被黑暗逐渐笼罩，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又好像变成了聋子，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直到最后，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你的手肘、膝盖愈来愈僵硬，愈来愈重，而且“木板”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直到你萎缩，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

 

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我无法为他们开门，好在父亲有钥匙。那时，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我吃了几口，却吐了自己一身。我不停地哭，我恨自己的住处，却没办法离开它。第二天，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我想，我应该开始吃药了”，我沉重地说，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 · 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 · 我不知道。

 

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痛苦上瘾》和《自杀行为：心理经济研究》之类的书。他年约七十来岁，操着中欧口音，穿着毛绒绒的拖鞋，抽雪茄，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的有何差别？对任何事情开心地笑有多么困难？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吗？你的睡眠状况如何？对哪些事物还有欲望？我一五一十地透露了我的悲惨境况，而他只是平静地回答：“非常典型。不用担心，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他在处方上开了赞安诺这种药，又告诉我另一种药乐复得的试用剂量。他详细指示我如何开始服用。“明天再来。”他微笑着说：“乐复得不会这么快产生作用，赞安诺会马上减轻你的焦虑。别担心上瘾和其他问题，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一旦你的不安减轻了，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忧郁问题并解决它。别担心，你的症状是很正常的。”

 

服药的第一天，我搬到父亲家里和他同住。那时父亲快七十岁了，通常那个年纪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上的大转变。然而他不只是接纳了几近失常的我，而且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父亲仁慈的奉献和宽广的胸怀，这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他到医生的办公室来接我一同回家。我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其实也不需要，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连床都下不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惶恐。服用足够剂量的赞安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服用得太多，又让我陷入沉重而浑浑噩噩的睡梦中。那些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醒来，感觉自己正处在极大的惶恐中。我能做的就只有服用足够的药，让自己再睡着，直到自己觉得好些。几小时后再次醒来，不得不吃更多的镇静剂。自杀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复杂，我甚至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想如何完成这件事，只祈求“它能够赶紧停止”，我没办法很具体地说出“它”是什么，我几乎不能说话。文字，一向是我最亲近的友人，突然间变成了玄奥难懂的隐喻，要使用它，得花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精力：“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我变得沉默，我死亡。”茱莉亚 · 克莉丝蒂娃有一次写道：“对自己的母语来说，忧郁症者就像陌生人。他们丧失生命力的语言，预示了他们的自我毁灭。忧郁，就像爱情一样，都是陈词滥调。即使流行歌曲中那些甜腻的词藻，也实在很难描述；那些在别人口中听来难以置信的说法，亲身经历时格外刻骨铭心。”艾蜜莉 · 狄金生所描写的，恐怕是对崩溃的心境最动人的描述：

 

在脑中，我感到一场葬礼，哀悼者来来去去不停地走着……走着……直到穿透了知觉……他们坐定后，葬礼仪式，像一只鼓……不停地敲打……敲打……直到我心麻木……然后我听到他们举起一个箱子再次地，以那些相同的铅鞋倾轧过我的灵魂，然后空幻中……响起丧钟，天堂好似一个铃，存在，是―只耳朵，我与静默，是―种奇怪的族类翻覆于此，穿过孤寂……然后理性地支离，崩裂，我掉落，掉落……撞到一个世界，然后终于肢解……

 

【我患病的前后】

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无论怎样，那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陷入忧郁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笼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回床边。十二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但是理智上我很清楚，洗澡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那么多年来，我天天洗澡，从不需要什么努力就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知道那十二个步骤轻而易举，甚至也知道可以找人帮忙做其中几个步骤，我就能有几秒钟的喘息时间，不需要去想那么多。那个人至少可以帮忙打开浴室门。我想我自己可以处理两、三个步骤。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全世界的人都会洗澡，为什么我就不行 · 然后，我又想到那些人也有家庭，有工作，有银行账号，有护照，有晚餐计划，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是真正的问题――癌症、饥饿、孩子死亡、寂寞感和种种失败，而我的问题和他们比起来，少了很多，我除了无法再次翻过身以外，一直要等到几小时之后，父亲或是朋友走进来，帮我把脚举起来再放回床上。那个时候，洗澡的想法似乎已变得可笑而且不真实。当脚又回到床上，我稍稍松了口气，我继续躺在那唯一让我觉得安全的床上，同时心里感到荒唐。有时候，内心里一个静静的角落，有个微小的笑声嘲笑着那种荒唐感。我想，我能够看到自己发生了什么。在我心里的另一面总有个声音，冷静而且清醒，它总是在说，别这么爱哭，别再瞎闹了，脱下你的衣服，换上睡衣，上床睡觉；早上，起床，穿好衣服，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断地听见那个声音，有点像母亲的声音。当我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我感到悲伤和可怕的寂寞。“有哪一个人――不只是那些为弱势群体代言的人，而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我的牙医――关心我是否已经从这场角逐中退败 · ”戴芙妮 · 墨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她自己的忧郁：“如果我就这么一去不回，不再回到我的岗位上，人们会哀悼我的离去吗 · ”

 

那个时候我的忧郁症是周期性的，白天有所好转，晚餐时，我虽然进食困难，但可以下床，起来和父亲一起坐在餐厅里，隔天早上情况又会变差。父亲取消所有的安排陪着我，当我可以开口说些话时，我试着解释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点点头，坚定地保证一切都会过去，然后为我切食物，试着让我吃点东西。我不要他喂我，我已经不是五岁小孩了，但当我就是无法将一块羊排好好地叉起来时，他会为我叉上。他一直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喂我吃饭，都会打趣地要我向他保证，将来他老到没有牙齿的时候，我会为他切羊排。他联系我的一些朋友，朋友们也都打电话给他询问我的情况，晚餐后，我有时还可以回复其中一些人的电话。有些时候，朋友会在晚餐后来看我。碰上症状减轻的时候，我甚至还能在上床前洗个澡，真是可笑！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就像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喝到一杯清水一样沁人心脾！上床前，赞安诺开始发挥作用，但还未入睡时，我会和父亲及朋友拿它开开玩笑，那种奇异的亲密感围绕着身患疾病的我，反而让疾病更加地突显出来，有时候，我会觉得难过而又哭了起来，而那时也正是该熄灯上床的时候了。有时候，亲密的朋友会陪在我身边直到我慢慢入睡。有一个朋友曾经握着我的手唱摇篮曲。有些晚上，父亲会为我念那些小时候常听的童话。我制止他：“两个礼拜前，我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我说：“我曾经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晚上赶场参加四个宴会。这究竟是怎么了 · ”父亲总是安慰我，他愉快地向我保证，很快我就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但那就好像他也可以告诉我，很快我就能用面团捏出一架直升机，然后乘着它飞向海洋。很显然，对我而言，以前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也有些时候，恐慌感会稍稍减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的绝望，毫无来由且难以言喻的绝望。当我的人生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时，要对人说：“我患了忧郁症。”真令我非常难堪。除了比较亲密的朋友之外，对其他亲友，我捏造了“去年夏天旅行时染上的不明热带病毒”的谎话。连羊肉都无法下咽，这成了我的典型症状。一位诗人朋友伊丽莎白 · 普林丝曾写道：我患病的前后(7)那晚夜深了而且夜色茫茫：那是七月的纽约我在自己的房里，躲藏，憎恨那吞咽的需求。

 

之后，我读了里奥纳多 · 伍尔芙的日记，他如此描述维吉尼亚 · 伍尔芙的忧郁症：“如果不管她，她什么也不吃，直到饿死。想让她吃饱以维持身体良好的状况，真是超乎寻常的困难。她心中总有某种罪恶感，它的来源我无法得知。那表现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尤其是进食。在忧郁初期严重的自杀阶段，她会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几个小时，被毫无希望的忧郁症完全淹没，一言不发，任何人对她说话，她都毫无反应。用餐的时候，她对面前盘中的食物毫不注意。我竭力劝她多少吃一点，但那真是很痛苦的过程。每一餐饭得花一两个小时，我必须坐在她身边，将汤匙或叉子放到她手中，不断地轻声请求她吃东西，同时扶起她的手臂。大约每五分钟她才会自动地吃下一汤匙。”

 

患忧郁症时，判断力不断受到损害，而有时候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减退。处于崩溃状态时，你的生活和精神都是一团糟。以往你一直成功地让自己逃避的事情，此刻又全都再度出现，而且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忧郁的一种反应就是：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安慰你、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之后，你的理智接受了它，服用药物之后，你有能力处理这些打击，然而却无法从中真正解脱出来。当你忧郁时，过去和未来全部被当下的困境吞噬，就好像一个三岁小孩面对世界。你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曾开心过，至少记不清楚，当然也想象不到以后什么时候会感觉好一些。忧虑，就算是忧心忡忡，也都是短暂的，然而忧郁却是永久的。崩溃使你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

 

服用药物的代价相当巨大――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依赖药物是件麻烦事。姑且不计算一辈子服药所花费的巨额金钱，只要是一想到，若是没有了这些药物，你就不能再做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了，自尊心总会受到损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戴隐形眼镜，要是没了它们，就和失明无异，但我并不因为对隐形眼镜的需要而感到不好意思（当然要我选择的话，我还是宁愿有完好的视力）。

 

我对克忧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不过似乎有些效果，而且副作用也比较少。我到后来才知道，原来百分之八十的忧郁症者对药物都有所反应，然而这其中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患者对第一次用的药有反应――无论是任何一种药物。同时，还会产生可怕的恶性循环：忧郁症的症状引起忧郁。孤独引起忧郁，但忧郁也引起孤独感。如果作息失调，你的生活就必然成为一团混乱。如果无法和人交流又没有性冲动，社交生活和爱情尽皆失去，那真是令人沮丧。大部分时间，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沮丧，已经没有哪一件事会更令我难过了，疾病导致我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忍受自己丧失了情感、愉悦和尊严。很不巧的是，我生日之后马上要举行一个新书巡回发布会。

 

我必须到各地和各家书店，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大声读出我写的小说内容。这真是一场灾难，但我下决心要撑过去。纽约的头一场新书发布会开始之前，我花了四小时泡澡，后来，一位也曾与忧郁症搏斗过的好友协助我冲了个冷水澡。他不单帮我把水龙头打开，还帮我解决那些要命的麻烦事，像解开扣子之类的，直到洗完把我弄出浴室为止。之后，我到发布会上读书，感觉就好像嘴里沾满了婴儿爽身粉，听不清楚自己说的话，我不断地想着自己要昏倒了，但还是想办法坚持了下来。回家后，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我已经不再哭泣，只要服用足够的赞安诺，就能控制住那种压力。我仍然无法从事一般的日常活动，每天一早从惊慌中醒来，然后花几个小时来克服心中的恐惧，以便让自己下床，不过我已经能强迫自己一天出门一两个小时，和外界环境有所接触。

 

忧郁症发展的过程很缓慢，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一位从事心理卫生工作的女士叙述她自身和忧郁症持续对抗的过程：“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每天都在和它奋战。我在服药，这确实有所帮助，而且我决定不向它屈服。你看，我儿子也被忧郁症所苦，我不想让他觉得因为患有忧郁症就不能好好生活。每天早上起床，我为孩子们做好早餐，之后，有时能够休息一会，有时不得不再回到床上去，但我每天都会起床。每天定时进入办公室，有时迟到几小时，但从不让自己在忧郁的情况下过一整天。”我们谈话时，她忍不住流下泪来，但仍然坚持继续说：“上星期有一天醒来，情况真的很糟。我打算下床走到厨房，数着每一步，打开冰箱。偏偏所有的早餐食品都放在冰箱的后方，而我就是没办法把手伸到那么远。当孩子们进来时，我就只是愣在那里，瞪着冰箱里面。我真痛恨这样的事实，痛恨自己在他们面前的无能模样。”我们谈着与病魔日复一日的交战：“像凯 · 杰米森或你，都能够得到很多支持以度过它，”她说：“我的父母已经过世，我又离婚了，实在不知道该向谁求援。”

 

有些人习惯对病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你把一个人完全视为残废，他也就会视自己为残废，如此一来，反而导致他生活能力的降低，结果只会比原本的状况更严重。长期服药这个事实让社会更加无法容忍。“你有问题？”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女士在医院里对她儿子这么说：“你吃百忧解看看，克服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建立一种正确的接受病患的态度是必要的，不只是病人，也包括家人。凯 · 杰米森有一次告诉我：“家人需要多留意自己，不要感染了绝望的情绪。”

 

匹兹堡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重度忧郁一开始发作时，通常和某一生活事件息息相关，但第二次发作，其关联就比较小，到了第四次或第五次，似乎就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完全无关了。到了一定程度后，忧郁就靠它自身的动力来运作，变得无规律可循。尽管大部分有忧郁情绪的人能克服某些特殊事件，但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经历那些事件后又引发忧郁。很显然，压力使忧郁发作的可能性增高。最大的压力是受到羞辱，其次是失落。对于性格中已经有弱点的人来说，最好的疗方是美满的婚姻，这能够将外在所受的屈辱吸收，并减到最低的程度。

 

大约有一半焦虑症患者在五年之内引发重度忧郁症。通过对基因组合的观察，忧郁和焦虑属于同一组基因（他们和酗酒的基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因焦虑而恶化的忧郁症者，比单纯忧郁症者的自杀率高出许多，也更难复原。“如果你的恐慌每天都发作数次，”柏林格说：“就算是汉尼拔（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食人博士）也会屈服。人们会被打击得落花流水，蜷曲在床上。”“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美国人有严重的焦虑感。”柏林格说。忧郁中特有的恐慌发作，约三分之一发生在没有做梦的熟睡期。“事实上，恐慌症是源自于使我们紧张的所有事情，”柏林格说：“治愈后，就好像我们将人们的焦虑带回该有的正常状态。”比如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即使没有焦虑症，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多少都会有些压力，但如果他患有焦虑症，那就可能导致难以言喻的恐怖感。像过桥的时候，我们都会忧虑――那桥能承载我的重量吗？安全吗？――然而对焦虑症患者而言，就算过的是数十年来都承载着很大交通量的铁桥，他们的害怕程度就和要我们在大峡谷上走钢丝一样。

 

至于我的焦虑程度，有一回在伯克利和一个朋友出去散步，我们走着走着，我突然竟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全身穿戴整齐，就这么躺在一堆泥泞中。“起来，至少到那块木头上去。”她说。我感觉全身瘫软。“就让我在这里，”我说，然后开始哭了起来。我在那堆泥沼中躺了一个小时，感觉到水渗进衣服里，后来我朋友几乎把我抱回车上。我那些赤裸裸的神经好像又被包住了。我知道这是场灾难，但这个认知毫无意义。希薇雅 · 普拉斯在她的小说《钟形瓶》里对她的崩溃有很深入的描述：“我无法有任何反应。我觉得异常平静和空洞，那就像龙卷风的风眼，在周围的喧嚣中木然地移动着。我觉得我的头被透明树脂包裹着，监禁着，像永远被封在厚透明镇纸中的蝴蝶。”

 

这种半康复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的忧郁症最糟的阶段，也就是我连羊排都无法自己切的时候，我脆弱得连自己都伤害不了。然而到了之后的半康复时期，却觉得自己有力气自杀了。以前能做的事里面，我现在大部分都能够做了，不过仍然对每件事情都丧失了兴趣，觉得毫无乐趣可言。我一直强迫自己守分寸，但现在却有力气怀疑为何要这样逼自己，我找不出好理由。我特别记得有个晚上，有位很熟的朋友说服我和他去看电影。为了证明我还有快乐的能力，我独自去看了电影，并在那几个小时里和他人同乐，虽然他们觉得有趣的情节都让我感到痛苦。回到家时，我感到恐慌和巨大的悲伤。我到浴室里呕吐了好几回，就好像自己所感知的寂寞是身体里的一种病毒。我想，我会孤单地死去，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让我再活下去。我想，那个让我成长的、正常的、真实的世界，同时也是他人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会再接纳我了。这些念头如流弹般在脑海里闪过，我在浴室的地上干呕，酸液沿着食道而上，当我试着控制呼吸时，却被自己的胆汁呛到。我想增大食量好让自己恢复体重，但那些食物好像全都要被吐出来似的，胃像是由内而外翻了过来，无力地悬吊在马桶上。我在浴室的地上躺了约二十分钟，之后爬回床上继续躺着。理智上，我很清楚自己又再度疯狂了，这种察觉让我更虚弱，但是我提醒自己，千万别让这疯狂得逞。我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即使几句也好，因为那能破除我内心的恐惧。我不想再打电话给父亲，因为他会担心，而且我希望这个状况只是暂时的。我得和一个头脑清明并能够给我安慰的人谈谈自己的冲动：当你疯狂的时候，只有正在或曾经疯狂的人才是你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们感同身受。于是我拿起电话，拨给一位老友。我们曾经谈过关于恐慌的药物治疗问题，她很聪明，对这个话题的态度也很开放。我想她能让我死灰复燃，找到堕落之前的我。那是凌晨两点半。她的丈夫接起电话，然后将电话交给她。她问：“喂？”我说：“嗨。”然后停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我当下很清楚自己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我无话可说。此刻另一个电话响起，是在电影院遇到的某个人，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在买汽水找零时可能不小心把钥匙一起给了我。我检查皮夹，钥匙果然在里头。“我得走了。”和老友说了之后挂上电话。那天晚上，我爬上屋顶，太阳升上来时，我发觉自己的举动荒谬如闹剧，而且十分可笑，如果你住在纽约，尝试从六楼屋顶自杀的话，就会了解这种感觉。

 

我不想坐在屋顶，也知道如果不忘掉自杀的念头，我的内心会爆炸。这绝望而致命的绳索缠绕着我的手脚。它们很快会侵袭我的手指，我得去服下药物，或者，扣下扳机。我仍然辨别得出理智的声音――看在老天的份上，下楼去吧!我也清楚自己会否认所有在我心里的糟糕念头，想到死，我感受到一种绝望的狂喜。如果生命可以像过期报纸般丢掉该有多好！那我会静静地将自己抛弃，并为自己的离去而高兴，在墓穴里感到欣慰，如果那是唯一容得下欣慰的地方。我察觉到忧郁症敏感脆弱又可笑，这个念头促使我从屋顶下来。同时也因为想到父亲，他为了我尽心尽力。我不相信有什么人会那么爱我，因而无法想象有谁会在意我的消失，但我知道，父亲会因竭力地拯救我，却发现最终仍枉然时而伤心。我一直想到，有一天要为他切羊排，而且这是我对他的承诺，我向来以遵守诺言自豪，父亲也从不对我食言，就因为如此，最后我走下楼。大约早上六点，我浑身汗水和露水，不久就演变成一场剧烈的高烧。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里，不再特别想死了，但也不想活着。那些让你活下去的理由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很管用。比如，自杀无疑会将你的生活悲剧公诸于世。我读高中时认识一位女孩，她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一位帅气又出色的已婚男子的海报。而就是这位男子告诉我，他在接近三十岁时罹患重度忧郁症，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最后是虚荣心救了我，”他很诚恳地说：“我无法忍受事后人们说我失败，嘲笑我，或认为我无法面对盛名之累。”名人和成功人士似乎特别容易受忧郁之苦。完美主义者容易忧郁。忧郁会降低人的自负感，但某些个性的人仍然会维持很强的自尊，那和任何一种能抵抗忧郁的因素一样有效。如果已经沮丧到连爱都不再有意义时，虚荣心和责任感或许能够救命。

 

屋顶事件发生后两天，我又打电话给那位老友。她埋怨我吵醒她之后又消失不见。她的责备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极端怪异，我无法解释。我当时因为高烧和恐惧而感到晕眩，什么也没说。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联系过。我认为她是那种很重视社会正统规范的人，而我显然已经变得脱离常规。忧郁对朋友而言是很棘手的事。因为就这个世界的标准而言，你对他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通常他们没有足够的韧性或弹性、知识及意愿来处理你的状况。如果你很幸运，有朋友帮助你，你也会对他们的适应能力感到惊讶。你也尽可能希望和他们沟通――慢慢地，我学习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能够接受你对忧郁症的坦白，有些人不能。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听他人诉说不幸。只有少数人能将忧郁这件事和外在现实区分开来，许多人还是认为，你若处于痛苦中，总该有个合理的理由和解决方法。

 

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多少有点疯狂。人们认为我的坦白是希望他们也能对我坦白，我和以前的同学或前任爱人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认知。对于那些太过理智的朋友，我总是很小心。忧郁本身带有破坏性，它还会培养出破坏性的冲动：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我很容易对他们感到失望，有时我还会做出错误的举动，责骂那些使我感到不舒服的人。忧郁过后，我总需要做一番大的调整。我记得，我曾想要放弃那些我爱的朋友。我试着弥补过错，忧郁过后，就是该把打破的蛋黏合和把泼出去的牛奶再收回到罐子里的时候。

 

我停药了，而且很快。这很愚蠢，但我坚决地不想再服药了。我想也许我能再度寻找到自己。不过这不是个好主意。首先，我以前从未体会过赞安诺这种药的副作用：我睡不好，时时刻刻感到焦虑和不安定，好像自己前一晚喝了几加仑廉价的法国干邑白兰地。我眼睛刺痛，胃部翻搅，这也许是停了克忧果之后的症状。晚上，还未真正入睡时，恐怖的梦魇便紧紧缠绕着我，醒来时心跳剧烈。精神科医生一再告诫我，准备停药时，应该慢慢来，并遵循他的建议，但我的决心来得突然，而且我害怕失去它。

 

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生病，那才可能得到人们认可。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希望患上看得见的疾病的想法，在忧郁症者中很常见。它的形式包括自残，使自己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相同。我知道自杀会对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为朋友带来悲伤，但我以为他们都能理解：我别无选择。我的病症转变为焦躁型忧郁症。我感到焦虑，一种极度恐怖，还充斥着憎恨、痛苦、罪恶和自厌。我一生中从未感觉这么无常。我极度易怒，批评每一个人，至少和六个人断绝交往，其中一个还曾是我觉得会爱上的人。电话中要是有人说了一句我不爱听的话，我很容易就砰地一声挂掉。我很难睡着，睡眠质量很差，因为心思总围着过去觉得不公平的小事转，现在那些事情似乎全都变得无可原谅。我无法专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通常夏天我爱读书，但那个夏天我连一本杂志都没办法阅读。每天晚上睡不着时，我就开始洗衣服，好让自己忙碌和分心。要是被蚊子叮咬，我会抓到流血，然后再剥开伤口的痂皮；虽然没有割伤自己，但身上到处都有伤口和抓痕。当时的情形和当初造成我崩溃的那种麻木、毫无欲望的症状非常不同，然而我仍然还是深陷在同样的痛苦中。

 

俄国诗人达尼 · 卡姆斯曾经这样描写饥饿：“接着开始了虚弱，接着是厌倦，然后是逻辑思考的丧失。然后平静来到，接着是恐怖的开始。”就是依循这个逻辑和步骤，我第二回合的忧郁开始了。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没有用了。在跌到谷底大约三天前我就有预感，拿出柜子里的克忧果开始服用。我打电话给精神科药物学者。我先告诉父亲，试着做实际的安排。丧失心智，就像丢了汽车钥匙一样，真的是件很费力的事。朋友打电话来，我在恐惧中听见自己紧绷得僵硬的声音：“抱歉，我必须取消星期二的计划。”我说：“我又开始害怕切羊排了。”那些症状来得快而且来势凶猛。大概一个月后，我的体重掉了五分之一，有三十五磅之多。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的感受还是很糟，每天咬紧牙关对抗自杀的意念。七月时，我决定接受朋友的邀约，到土耳其去玩帆船。对我来说，去那里的费用比进医院便宜，而且至少有效三倍：在土耳其的艳阳下，忧郁消失了。后来情况逐渐稳定和好转。秋末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醒着躺在床上，我的身体颤抖，很像是在忧郁最低潮期那样，然而这一次，我却是充满愉悦。我起床将这个感受写下来。已经好多年了，我不曾感觉到这样的快乐，而且早已忘了想要活下去、享受每一天、期待每一天的到来的信念。

 

就像上帝给诺亚许下彩虹的诺言一样，我坚信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值得的。我知道痛苦的经历也许还在前头，那忧郁是循环的，并且一再回头困扰着受难者。然而我打从内心感到安全。我知道内心中深藏的无止境的悲伤并没有减少我的快乐。之后，我迈入三十三岁，那真是个快乐的生日。

 

那便是我长期忧郁下所知的一切了。诗人珍 · 肯扬写道：我们试了一种新药，一种药的新组合突然间我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像一只田鼠被风暴卷起摔落在离家不远的三个山谷和两座山之外我找到了归途。我知道我将认得昔日买牛奶和汽油的店家我记得屋舍和谷仓耙子，蓝色茶杯和碟子，我钟爱的俄国小说集，以及黑色的丝质睡袍他曾经将它塞进我的圣诞长袜里。

 

对我而言，每件事情都重新回归正轨，一开始有点奇怪，然后一切突然都变得熟悉，我了解那深沉的悲伤起因于我母亲生病，在她过世时恶化，那使我的伤恸转变成绝望，并击垮了我，但之后再也不会这么糟了。我仍然会为悲伤的事感到伤心，但我能再度找回以前的自己，并希望一直都是的那个自己。关于长期服药(1)

 

我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时，在社交场合常被问及自身的经验，最后我通常都会说我还在服药。“还在服药？”大家会问：“但是你看起来很好啊！”对于这点，我总是回答，我看来很好，部分要归功于药物。“那么你还要服用多久？”他们问。当我说，我将无限期地服用药物时，那些跟我谈到关于自杀意图、精神分裂、多年工作不顺利、体重骤降等状况时还能够保持冷静并带着同情心的人，会用一种很警觉的眼神看着我。“但这样服药不是件很糟的事吗？”他们说，“显然你现在已经好到能够逐步停掉那些药了啊！”如果你向他们解释这就像是把车子的化油器，或是把圣母院的拱壁拿掉一样，他们就笑出声来：“所以也许你就维持着一个基本的低剂量？”他们问。你得解释，用药的剂量多寡，取决于它能否平衡那个会使你发疯的系统，剂量过低的药就像车子只剩下半个化油器一样无效。你再补充：服用那些药物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即使长期服用，也不至于有坏的效果。你说你真的不想再生病了。然而人们在健康问题的认知上，一般不是指你能够控制自己的问题，而是指脱离药物：“真希望你能快点停药。”他们说。

 

“我们也许还不知道药物的长期作用，”约翰 · 格雷登说：“目前还没有人服用了八十年的百忧解。但是我确知，不服药、断断续续地服药，或者不适当地降低剂量的后果，那便是脑部受损。你开始转为慢性，逐渐变得严重，陷入痛苦的循环，你并不需要一直这样忍受下去。我们治疗糖尿病或高血压，不会采取断断续续的服药方式，那么为何忧郁症要如此？这奇怪的社会压力来自哪里？在不服药的情况下，这种疾病在一年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复发率，而服药的话，百分之八十的状况都维持得很好。”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主任罗伯特 · 博斯特也同意：“人们担心终生服药的副作用，但是那些副作用和忧郁症的致命性相比，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有亲戚或病人在服用毛地黄这种强心剂，你会想叫他停用，然后看看他是不是会再一次发心脏病，甚至一病不起？这是一样的道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远不如他们疾病的状况值得担心。”

 

在理想状况下，一个人是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的，人的身体会适当地自我调整，谁想吃药呢？《抵制百忧解》这种尖锐无理的书籍中的可笑主张，就像在迎合忧心忡忡的大众心中那最肤浅的恐惧。我为这些愤世嫉俗的人感到惋惜，他们让病人继续受苦，而原本那些良性治疗是有可能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生活的。

 

就像生小孩一样，忧郁的极度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直到1997年冬天，我惨痛地结束一段恋情之后才爆发忧郁症。在分手的阶段，我没有崩溃，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一旦你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崩溃这件事后，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然而那个对抗疯狂，并感受到痛苦的人究竟是谁？那个被咒骂的又是谁？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治疗，生活过、爱过、迷失过，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比药物和意志还强大。一个让自己经历了内在狂暴的我，一个内在统一的我，支撑着脑内暴乱的化学反应和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回归到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