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十一）局限
第二部分 分析
第五章 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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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描写一再提醒我们，只存在一种社会结果。矛盾冲突中的巨大力量可分解成一个现实，而不是一系列让我们研究其决定因素和本身结果的连续的多个现实。
由于存在着深奥的、基本的、使人混乱的分工，文化洞察受到了抑制和破坏，且无法实现其全部潜力或政治表达。两个最重要的分工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以及性别之间的分工。
拒绝学校，以及对学校中不公正之事的文化洞察，均可被视为对个人主义的摈弃。这同时也是对脑力劳动的普遍拒斥。战胜个人主义的时刻，也是分离出现的时刻。个人主义之所以被击败，原因不在自身，而是由于其在学校中的作用。
在学校里，脑力工作是与不合理的权威，以及作出虚假承诺的文凭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对个人主义的洞察是以牺牲人类能力的实际分工，以及屈从于才能的部分发挥为代价的。赢得某种团结，就意味着失去了更深层结构的联合。虽然这些“家伙们”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团结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并与脑力劳动对立。
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制度具有深刻的、非预期的、矛盾的重要性。个人主义被反学校文化所洞察，并在现实中造成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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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性别自身带来的分工。男性反学校文化支持其特有的性别歧视，甚至将性别歧视作为其整体信念的一部分加以称赞。
即使在女性缺席的情况下，这些“家伙们”讲话和动作的独特方式也总是在展示男性气概。敢于挑头，使他人开怀大笑，做意想不到或滑稽的事情，自然主动地取悦自己所欣赏的女性，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反学校文化的男性特征，也是该文化中“家伙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与那些循规的人相比，反学校文化的成员出于需要，更有可能找到工作，也更有可能经历某种性别歧视。这种性别歧视既指向他们个人，又是整体工作环境的一方面。对于这些“家伙们”而言，性别歧视成为了其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了工作场所中整个工人文化的优势风格，而这种优势风格正是“家伙们”所赞赏的，他们也正忙于在学校中重建与特定对抗和决定性因素相关的这种优势风格。
我们必须对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由主义和形式平等的学校给予赞誉。但是，一旦其权威被打破，性别歧视和自然分工就会以更为致命的形式出现。这种结果当然不是学校和我们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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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动员中，脑力劳动者一直享有合法权利，以保证他们占有优势的物质和文化地位。脑力工作需要劳动者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理应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一来，为什么人所追求的目标应该符合的判断标准，并在物质上回报丰厚，也就不难解释了。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追求相同的目标，这种预期表明，那些身处阶级社会底层的人之所以陷入如此状况是因为他们自身缺少实现目标的能力，而且就连他们自己也对这种自我归因的解释深信不疑。可以说，所有人都接受了相同的游戏规则、意义和目标，也接受了同一个输赢准则。
就劳动力的特性而言，如果没有在社会最底层发生倒置，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就不可能稳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种结构只能在抽象层面上被分隔开来，它们的形式则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就是父权制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体力劳动与男性的社会优越感相关联，而脑力劳动则与女性的社会自卑感相关联。体力劳动尤其充满了男性特征和气质，毫无疑问，体力劳动在这方面比在工作的内在核心上更富于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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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忽视的是，这两组分工处于相同的空间中，且各自无法单独存在。意识压力和文化在它们各自的位置上对它们特有的材料发挥着作用，并寻求某种统一。此二者不可能分别存在于两个均受到生活空间挤压的思想体系中。
男性气概——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就是有关优势地位的正式的或形式主义的规则——成为了运动、行动和断言。
体力劳动——在其自身的领域内，是以自然为对象的、中立的甚至是完全分离出来的体力工作——变成了一种优势和选择形式，并被赋予一种表达性目的。
如果某种形式的父权制鼓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那么这种分工反过来也会巩固各种新型的性别分工和压迫，并有助于性别分工和压迫的再生产。
既然妻子、女朋友和母亲被视为受束缚、地位低下且对某些事情无能为力的人，那么反学校文化的成员就唯有相信白领和办公室工作的女性特质了。如我们所知，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这些“家伙们”中间存在着这种信条。他们强加于女朋友身上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如要守家爱家，要具备家庭生活和从属文化需要的能力并缺乏它们不需要的能力，这些都保证了女性受束缚的角色地位。而这些行为真正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原因，来源于劳动在形态上的分工，并非仅仅来源于守家爱家的观念或父权制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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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的形成包含了两个重要过程。
首先，不同类型的工作与不同性别之间的联合强化了劳动领域分工的本质。这些“家伙们”的脑力活动之所以被阻止，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学校制度的独特体验，还因为脑力活动被视为缺少男性气概的标志。他们自己的许多脑力活动和情感是以文化、时尚和具体的形式来表达和发挥作用的。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经典转变中，在这些“家伙们”看来，所谓的脑力劳动只是“动动笔杆子”，“并不是真正做点事”，最为重要的是，脑力劳动是“女人的差事”，根本不是男人的工作，也不属于男人的行动范畴。
如此一来，我们起码知道了为什么那些“书呆子”可能被视为毫无男性气概的、顺从的“娘们儿”，为什么循规的人又被称为“脂粉气十足的男人”、“搞同性恋的男人”。无论这些“书呆子”成绩多好，未来成功的希望多大，他们及他们的行动策略还是遭人轻视，因为他们的成功方式被贬斥为被动的、脑力的，缺乏强悍的男性气概。
其次，男性气概所代表的全部意涵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关劳动力和现代工作本质的文化洞察却矛盾地带来了对于体力劳动的肯定，而且为体力劳动注入了一种本不属于其内在特性的含义。
对这些“家伙们”来说，体力劳动充满了男性气概，并被赋予了某种感官上的寓意。 在劳动分工的过程中，无论是就体力劳动自身而言，还是就体力劳动那本质上毫无英雄气概或显赫地位的资本主义逻辑而言，体力劳动和努力中的吃苦耐劳、笨拙都承载着男性的观点和深奥意涵，并表现出一种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恶劣的工作环境被重新解释为：为了充满男性气概地对抗工作所进行的英勇演练。人们之所以如此理解艰苦的、不适的或危险的环境，并非因为环境本身如此，而是因为该环境与男性的随时迎战状态和刚毅极为相称。由此可见，人们更多是透过在恶劣环境中挣扎求生所需的坚忍不拔，而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的强迫性来理解这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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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难通过工作本身达到某种道德境界，但是工作所提供的和完成工作所需的那种牺牲精神和力量，却为自尊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自尊来自于目标的达成，但并非所有人——特别是女人——都具备实现目标的能力。
工资袋就是自由和独立的提供者，也是在工作中对男性气概的特殊嘉奖。这就是对工资袋崇拜的补充，也是崇拜成为可能的原因所在。
人们对一个职业的评判，并不看职业本身的情况，甚至也不怎么关心职业的一般回报率，而是关注该职业为在职者提供有影响力的、充满男性气概的家庭角色的能力。显然，金钱只是其中一部分，可以作为一种测量标准，但不是其本质所在，如斯潘克斯的父亲所说的“你可以靠擦皮鞋养活一家人”。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
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在体力劳动所包含的男性气概中，完成工作的决心和真正工作的意愿被假定为一种男性的逻辑，而不是一种剥削的逻辑。乔伊的父亲在谈论其繁重的落锤锻造工作时是这样说的：“一个男人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他的愿望即将实现的时刻。”
女性的劳动力被视为一种存在的本体状态，而不是一种目的论的形成过程。家务劳动并不是状态的结束，而是状态的持续。做饭、洗衣和清洁工作总是复制着从前的状态。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务劳动永远不可能完成，而且也不像男性工作那样被视为充满困难或是有生产价值的。女性的家庭工作只是被简单地归类为做“母亲”或“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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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及与之相关联的价值观念，完全不是既往社会中未被解释的残留之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杂的、非预期的劳动力预备和社会秩序再生产过程的关键所在。
我们掌握了现实经验条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尽管它们最终都是不切实际和颠倒的，但不可否认，它们对于意识得以“自由”发挥作用大有必要，并将最终决定总体形势。
但是，我们在处理男性气概这一问题时绝不能过于简单化，因为男性气概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面性。一方面，男性气概是一种有些鲁莽、倒退的大男子主义，这就带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伤害和攻击，并造成工人内部关系的分裂；另一方面，通过揭示掩藏在表象之下的那些本质，男性气概表现出了某种进步的本能。
在男性气概的表现的背后，隐藏着对体力劳动的肯定，而且尽管这种肯定只是一种中介，是被扭曲的，但是其背后仍包含了丰富的意义，如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独特性，以及一般抽象劳动联结和统一各种具体劳动的方式。
正是透过对男性气概这一矛盾复合体和性别与劳动分工的奇特整合的理解，我们才得以对早先概述的问题做出初步的解答：为什么在传统理解、人为界定和意识形态灌输中，人们毫不期望、最不能使人们产生满足感的工作（体力劳动）却被社会中一个重要群体自愿地，甚至是满怀热情地承担起来——至少，对该群体而言，这将是其青年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永远的陷阱。
实际上，本研究中的循规者和违规者都属于工人，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客观上处于相似的地位，从事相似的工作。但是，循规者仍然相信，自己与那些“家伙们”相比，拥有更好的工作，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特别是有了文凭的武装之后。这种分工一旦在工人中建立起来，无疑会使中产阶级的地位得到广泛的合法化：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中产阶级自己的智力和能力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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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视标示出了男性气概适用范围的底限，并指出男性气概不是对体力的或不体面事物的粗俗维护，而是一种经过谨慎判断的文化类型。
因而，一张复杂的职业图就形成了，这张职业图并不是只有一个组织原则。非常轻松的或是脑力的工作被标注上了“娘娘腔”；而最繁重的、最艰苦的工作并不一定是男性化的。由于与移民劳动力联系在一起，繁重的工作可能掉价为脏的、不被承认的工作。
随着结构性失业逐渐成为社会的长期特征，且一部分白人青年被迫陷入长期失业，一种无工资的白人文化可能就此形成（尽管比对的是当前出现的朋克摇滚文化现象，但很有可能是借用了西印度群岛裔的文化类型）。
必需品可能被转变为一种虚幻之物，而且通过文化上的调和，不工作成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自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