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鲁迅的青年时代》② 周作人撰 鲁迅全集
《鲁迅全集》━鲁迅的青年时代
目录
鲁迅与清末文坛
鲁迅与范爱农
鲁迅与弟兄
鲁迅与闰土
鲁迅在南京学堂
鲁迅的笑
附 回忆伯父鲁迅
阿Q正传里的萝卜
附录一 关于阿Q正传
附录二 关于鲁迅
附录三 关于鲁迅之二
鲁迅与清末文坛
这个题目意思不大明了，须要说明一句。所谓文坛是狭义的，不包括当时的诗文在内，实在只是说有些出版物，而且也仅仅是一部分，据我所知道与他有关系的，简单的来说一下。我说简单，并不是故意简略，实在是因为年月隔得久远了，记忆又不完全，所以不能详说罢了。
鲁迅于戊戌（一八九八）年三月往南京进学堂，在这以前他住在家里，只买些古书来看，与当时出版界不发生关系，所看到的新刊物至多只是《点石斋画报》而已。在南京三年中，与“西学”开始接触，但那也多是些科学，不过是中学知识，但是他所进的是矿路学堂，有地质学这门功课，用的课本是英国赖耶尔的名著《地质学纲要》，中译本名为“地学浅说”，是一种新鲜的学问，给了他不少的惊奇与喜悦。此外则是进化论的学说，那时候还没有简要的介绍书，达尔文原书译本更是谈不到，他所看见的是那时出版的严译《天演论》。这是一本不三不四的译本，因为原来不是专讲进化论的，乃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进化与伦理”，译者严幾道又是用了“达旨”的办法，就原本的意思大做其文章，吴挚甫给做序文，恭维得了不得，说原书的意思不见得怎么高深，经译者用了上好的古文一译，这便可以和先秦的子书媲美了。鲁迅在当时也还不明白他们的底细，只觉得很是新奇，如《朝花夕拾》中《琐记》一篇里所说，什么“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琅琅可诵，有如“八大家”的文章。因此大家便看重了严幾道，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直到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幾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平心的说来，严幾道的译文毛病最大的也就是那最有名的《天演论》，别的其实倒还没有什么，如《社会通诠》和《法意》两书，或者可以说是通顺诚实，还不失为好译本吧。就我个人来说，他的一册《英文汉诂》，或者有人要嫌它旧，我却是一直喜欢它的。我们在南京学堂的时候，发给我们的英文文法书正是他所依据的一八四〇年初版的《马孙氏文法》，书尽管旧，但是有学术的空气，比后来盛行的纳斯菲尔特的印度用文法来，真不可同年而语了。
鲁迅更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乃是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其时梁任公亡命日本，在横滨办《清议报》，后来继以《新民丛报》，风行一时，因为康梁虽然原来都是保皇的，但梁任公毕竟较为思想开通些，他的攻击西太后看去接近排满，而且如他自己所说，“笔锋常带情感”，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借看到了。不过民族革命运动逐渐发展，《新广东》《革命军》公然流传，康梁的立宪变法一派随之失势，但是对于我们，《新小说》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新小说》上登过嚣俄（今称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搜集日译的中篇小说《怀旧》（讲非洲人起义的故事）来看，又给我买来美国出版的八大本英译雨果选集。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十五小豪杰》终于未曾登完，心里很不满足，今年我还托人找到新出的日本全译本来，可是事隔五十年以上，读了并不像当时那么有趣，而且因为事忙，一厚本书也没法全读。近日报道，凡尔纳的名著十多种都将译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刊行，这消息很是可喜，也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喜爱是对的。
这以后，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同时还得到两本有光纸印的书，一名“包探案”，是福尔摩斯故事，一名“长生术”，乃是神怪小说，说什么“罐盖人头之国”，至今还记得清楚。这在后来才弄明白，乃是哈葛得的一部小说，与后来林译的《金塔剖尸记》等是同一类的。《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得，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里面十多篇长短诗歌，都是由鲁迅笔述下来，用楚词句调写成的。后者更是爱读，书里边的自称“老猎人”的土人写得很活现，我们后来闲谈中还时常提起，好像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李逵。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但是这也只以早期的林译本为限，例如上边所说三种之外，有《迦因小传》，《鲁滨孙漂流记》正续，《玉雪留痕》，《橡湖仙影》。到了末后两部也已经看得有点厌倦，但还是改订收藏，随后更是译得随便，便不足观了。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与伊尔文的《见闻杂记》，本是好书，却被译得不成样子，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传》，改名为“魔侠传”，错译乱译，坏到极点了。我们当初觉得林译颇能传达滑稽的趣味，如《劫后英雄略》等书中所见，岂知他遇到真正有滑稽味的作品反而全都弄糟了呢？后期林译本中如《块肉余生述》，老实说也还不坏，不过有如吃食的人，吃过一口坏东西，也就不想再吃了。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关系了，但对于他的国画还多少有点期望。壬子（一九一二）日记中十一月九日项下记云：“赴留黎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琴南画册一叶，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十四日记云：“午后清秘阁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到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来用武力镇压，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徐姓），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
对于当时国内的创作小说，鲁迅似乎一向不大注意，那些南亭亭长等的大部著作，大概也是在后来讲小说史的时候，这才细读加以评介的。以前在上海《时报》上见到冷血的文章，觉得有趣，记得所译有《仙女缘》，曾经买到过，天笑的便不曾发生关系。苏子谷在东京时曾见过面，朋友们中间常常谈起“老和尚”的事情，他的文笔也很不差，可是他的文言小说虽是在《东方杂志》等上边发表，又印成单行本，风行一时，但鲁迅并不感觉什么兴趣。说是不喜欢文言么，那时也还不写白话，而且他对于文言译本的《炭画》也很是欣赏的。总之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虽然个别也有例外，有如周瘦鹃，便相当尊重，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这书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据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中所记，那一册中计收俄国四篇，德国二篇，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匈牙利，塞尔维亚，芬兰各一篇，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了。
（《文汇报》）
鲁迅与范爱农
鲁迅与范爱农—这两个人的缘分真是很奇特的。他们是同乡留日学生，在日本住上好几年，只在同乡会上见过面，主张虽同而说话不投，互相瞪眼而别。这在《朝花夕拾》末篇《范爱农》中说的很是具体，时为光绪丁未即一九〇七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徐伯荪在安庆起义，杀了恩铭，旋即被害，六月初五日秋瑾也在绍兴被杀，同乡会议就是为的讨论这事，所以时期该在阳历七月吧。匆匆过了五年，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成功，绍兴军政府任命鲁迅为本地师范学堂（其时尚未改称学校）校长，范爱农为学监，两人第二次见面，成为好友。因为学堂与鲁迅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在办公完毕之后，范爱农便戴着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时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但是“好景不常”，军政府对于学校本不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是不高兴，所以不久自动脱离，两人就连带去职了。
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政府成立，蔡孑民任教育部长，招鲁迅去帮忙，匆匆往南京，这两位朋友只聚会了两个月光景，又复永远分别了。范爱农失业后，在绍兴杭州间飘泊了几时，终于落水而死，鲁迅那篇文章便是纪念他而作的。这件事说起来已经很古，因为中间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可是事有凑巧，近时忽然无意中找着了好些重要的材料，可以稍加说明。这乃是范爱农的几封信，都是在那时候寄给鲁迅的。其一是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其文云：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这里需要说明的，如傅励臣即《朝花夕拾》中所说后任校长孔教会会长傅力臣，朱幼溪即都督府派来的拖鼻涕的接收员，罗扬伯则是所谓新进的革命党之一人。《越铎》即是骂都督的日报，系鲁迅学生王文灏等所创办，不过所指变化却不是报馆被毁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李霞卿等人分出来，另办《民兴报》，后来鲁迅的《哀范君》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末后说到我往杭州事，那时浙江教育司（后来才改称教育厅）司长是沈钧儒先生，委我当本省视学，因事迟去，所以不曾遇见爱农。鲁迅往南京去，大概在三月末回家过一趟，随后跟了政府移往北京。他的壬子日记从五月开始，所以这一段事情无可查考，日记第一天是五月五日，说“舟抵天津”，想来该是四月末离绍的吧。在这以前，鲁迅和范爱农应当在家里会见过，可是这也毫无记忆了。
这三首是根据二十三日寄给我的原稿，有二三处与日记上不同，却比较的好，可见系改定本，如其二的第四句末原作“已登场”，第五句作“寒云恶”，第七句作“清泠水”，则嫌平仄未叶了。稿后附记四行云：“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鲁迅哀范君的诗很是悲愤，附记却又杂以诙谐，所云大什么家及天下仰望，皆是朱幼溪的口吻，这里加以模仿的。日记八月项下云：“二十八日收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民兴日报》一分，盖停版以后至是始复出，余及启孟之哀范爱农诗皆在焉。”
范爱农后来落水而死，那时的事情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查鲁迅的壬子日记，还可以找出一点来。七月项下云：“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又云：“二十二日夜作韵言三首，哀范君也，录存于此。”
其一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也是从杭州寄出，这在壬子日记上有记录，“五月十五日上午得范爱农信，九日自杭州发。”其文云：
第三封信是在四天后寄出的，鲁迅日记上也有记录云：“十九日夜得范爱农信，十三日自杭州发。”其文云：
独沉清洌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其二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关于这两封信我们来合并说明一下。陈子英名溶，与徐伯荪相识最早，是革命运动的同志，范爱农沈馥生则是徐的后辈，一同往日本去的。陶成章资格更老，很早就在连络会党，计划起事，是光复会的主干，为同盟会的陈其美所忌，于壬子一月十三日被蒋介石亲手暗杀于上海。他的友人同志在绍兴成立一个“成章女学校”，给他作纪念，陈子英有一个时期被推为校董会长。何幾仲系《阿Q正传》中所说“柿油党”（自由党）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时大概是在做教育科长吧。陈伯翔是鲁迅教过书的“两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在师范学校任课，因为范爱农被逐的事件，对于校长和学生都感觉不满，所以辞职表示反对。这表示出他是有正义感的人物，范爱农信里称赞的话不是虚假的。鲁迅日记中此后还有一项云：“六月四日得范爱农信，三十日杭州发。”只可惜这一封信现在找不到了。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豫才先生钧鉴：别来数日矣，屈指行旌已可到达。子英成章已经卸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此事起因虽为饭菜，实由傅励臣处置不宜，平日但求敷衍了事，一任诸生自由行动所致。弟早料必生事端，惟不料祸之及己。推及己之由，则（后改为‘现悉统’）系何幾仲一人所主使，唯幾仲与弟结如此不解冤，弟实无从深悉。盖饭菜之事，系范显章朱祖善二公因二十八号星期日起晏，强令厨役补开，厨役以未得教务室及庶务员之命拒之，因此深恨厨役，唆令同学于次日早膳，以饭中有蜈蚣，冀泄其忿。时弟在席，当令厨役掉换，一面将厨役训斥数语了事。讵范朱等忿犹未泄，于午膳时复以饭中有蜈蚣，时适弟不在席，傅励臣在席，相率不食，（但发现蜈蚣时有半数食事已毕，）坚欲请校长严办厨房，其意似非撤换不可。傅乃令诸生询弟，弟令厨役重煮，学生大多数赞成，且宣言如菜不敷，由伊等自购，既经范某说过重煮，定须令厨役重煮。厨役遂复煮，比熟已届上课时刻，乃请诸候选教员用膳，请之再三，而胡问涛朱祖善范显章赵士瑹等一味在内喧扰不来。励乃嘱弟去唤，一面摇铃，令未饱者赶紧来吃，其余均去上课。弟遂前往宣布，胡问涛以菜冷且不敷为词，弟乃云前此汝等宣言菜如不敷，由汝等自备，现在汝等既未备，无论如何只有勉强吃一点。胡等犹复刺刺不已，弟遂宣言，不愿吃又不上课，汝等来此何干，此地究非施饭学堂，（施饭两字系他们所出报中语，）如愿在此肄业，此刻饭不要吃了，理当前去听讲，否则即不愿肄业，尽可回府，即使汝等全体因此区区细故愿退学亦不妨。于是欲吃者还赴膳厅，其已毕者去上课。昨晨早膳，校长俟诸生坐齐后乃忽宣言，此后诸生如饭菜不妥，须于未坐定前见告，如昨日之事可一不可再，若再如此，决不答应。诸生复愤，俟食毕遂开会请问校长，以罢课为要挟，此时系专与校长为难，未几乃以弟昨日所云退学不妨一语为词，宣言如弟在校，决不上课，系专与弟为难，延至午后卒未解决。弟以弟之来师范非学生之招，系校长所聘，非校长辞弟，非弟辞校长，决不出校，与他们寻开心。学生往告诉幾仲，傍晚幾仲遂至校，嘱校长辞弟，谓范某既与学生不洽，不妨另聘，傅未允，怏怏去。次日仍不上课，傅遂悬牌将胡问涛并李铭二生斥退，（此二生有实据，系与校长面陈换弟，）胡李遂与赵士瑹朱祖善等持牌至知事署，并告幾仲。幾仲遂于午后令诸生将弟物件搬出门房，幾仲亦来，（并令大白暨文灏登报，）弟适有友来访，遂与偕出返舍。刻因家居无味，于昨日来杭，冀觅一栖枝，且如是情形（案此四字下文重复，推测当是‘陈子英’之误写）亦曾约弟同住西湖闲游，故早日来杭，因如是情形现有祭产之事，日前晤及，云须事毕方可来杭也。专此即询兴居，弟范斯年叩，五月九号。诸乡先生晤时希为候候。蒙赐示希寄杭垣江门局内西首范宅，或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馥生转交。”
“豫才先生赐电：阳历九号奉上一缄，谅登记室。师校情形如是，绍兴教育前途必无好果。顷接子英来函云，陈伯翔兄亦已辞职，伯翔境地与弟不相上下，当此鸡鹜争食之际，弃如敝屣，是诚我越之卓卓者，足见阁下相士不虚。省中人浮于事，弟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子英昨来函云，来杭之约不能实践，且以成章校擅买钱武肃王祠余地，现钱静斋父子邀同族人，出而为难，渠虽告退，似不能不出为排解，惟校董会长决计不居，并云倘被他们缠绕不休，或来杭垣一避。如是情形弟本拟本日西归，惟昨访沈馥生，询及绍地种种，以弟返绍家居，有何兴味，嘱弟姑缓归期，再赴伊寓盘桓一二旬，再作计较，刻拟明后日前往。如蒙赐示，乞径寄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寓可也。专此即询兴居，弟范斯年叩，五月十三号。”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二十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鲁迅的朋友中间不幸屈死的人也并不少，但是对于范爱农却特别不能忘记，事隔多年还专写文章来纪念他。这回发见范爱农的遗札，原是偶然，却也是很特别的，使得我们更多的明了他末年的事情，给鲁迅的文章做注解，这也正是很有意思的事吧。
（《文汇报》）
鲁迅与弟兄
前几时有画家拿了所画鲁迅像的底稿来给我看，叫提意见，我对于艺术是外行，但单说像不像，那总是可能的。这像不像也有区别，大概可以分作两点来说，即一是形状，二是精神，假如这说得有点唯心，或者可以说是神气吧。老实说来，我看见有些鲁迅画像连形状都不大像，有些容貌像了，而神气不很对，换句话说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鲁迅对人有两种神气，即是分出敌与友来，表示得很明显，其实平常人也是如此，只是表现得要差一点罢了。他对于伪正人君子等敌人，态度很是威猛，如在文章上所看见似的，攻击起来一点不留情，但是遇见友人，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时候，他又是特别的和善，他的许多学生大抵都可以作证。平常的鲁迅画像大抵以文章上得来的印象为依据，画出来的是战斗的鲁迅一面，固然也是真相，但总不够全面。这回画家拿来给我看的，我觉得却能含有上边所说的两样神气，那时便把这外行人的赞语献给了画家了。不但是画像，便是在文章上，关于鲁迅也应该说得全面一点，希望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论同僚（现在大概绝无仅有了），学生，做过文学，艺术，革命运动的同志，诚实的根据回忆，写出他少有人知道的这一方面，来作纪念。家属来写这类文章，比较不容易，许多事情中间挑选为难，是其一，写来易涉寒伧，是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在且就鲁迅所写的两篇作品来加以引伸，挑选的问题可以没有了，余下的问题是看能不能适当的写下来。
第一篇文章是散文集《野草》里的《风筝》。这篇文章流传得很广，因为我记得曾经选入教科书选本之类，所以知道的人很多，有教师写信来问，这小兄弟是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回答说明，这类文章都是歌德的所谓“诗与真实”，整篇读去可以当作诗和文学看，但是要寻求事实，那就要花一点查考分别的工夫了。文中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因为我的记忆里只有他在百草园里捉蟋蟀，摘覆盆子等事，记不起有什么风筝。但是他说也不许小兄弟去放，一天发见小兄弟松寿在偷偷的糊蝴蝶风筝，便发了怒，将蝴蝶的一支翅骨折断，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后，了解了游戏是儿童的正当的行为，心里觉得很抱歉，想对小兄弟说明这意思，可是后来谈及的时候，小兄弟却是像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说“有过这样的事么？”什么也不记得了。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说对于儿童与游戏的不了解，造成幼小者的精神上的虐待（原文云虐杀），自己却也在精神上受到惩罚，心里永远觉得沉重。作者原意重在自己谴责，而这些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事实上他对于儿童与游戏并不是那么不了解，虽然松寿喜爱风筝，而他不爱放风筝也是事实。据我所记忆，松寿不但爱放风筝，而且也的确善于糊制风筝，所糊有蝴蝶形老鹰形的各种，蝴蝶的两眼不必说，在腿的上下两部分也都装上灵活的风轮（术语称曰风盘），还有装“斗线”，即风筝正面的倒三角形的线，总结起来与线索相联接处，也特别巧妙，几乎超过专家，因为自制的风筝大抵可以保险，不会在空中翻筋斗的。我曾经看，也帮助他糊过放过，但是这时期大概在戊戌（一八九八）年以后，那时鲁迅已进南京学堂去了。鲁迅与小兄弟松寿的事情还有一件值得记述一下。大概是乙未（一八九五）年的正月，鲁迅和我和松寿三人（那时四弟椿寿尚在，但年只三岁）各从压岁钱内拿出五十文来，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原来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动议，愿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告诉了父亲伯宜公。伯宜公正躺在小榻上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时颇有点儿惶恐，因为那时买书还是瞒着大人们的。可是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颇有理解，他拿过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里《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并不介意，不久也就忘了。此外又给小兄弟起过别的绰号，叫作“眼下痣”，因为他在眼睛底下有一个黑痣，这个别号使用得相当久，比较复杂的含有滑稽与亲爱的意味。
第二篇小说是在《彷徨》里边，题目便叫作“弟兄”。这篇既然是小说，论理当然应该是诗的成分加多了，可是事实却并不如此，因为其中主要关于生病的事情都是实在的，虽然末后一段里梦的分析也带有自己谴责的意义，那却可能又是诗的部分了。文中说张沛君因为他的兄弟靖甫生病，很是着急，先请同寓白问山看，说是“红斑痧”，他更是惊惶，竭力设法请了德国医生来，诊断是“疹子”，这才放了心。沛君与靖甫很是友爱，但在心里沛君也不能没有私心，他怕靖甫死后遗族要他扶养，怕待子侄不能公平，于是造成了自己谴责的恶梦。事实上他也对我曾经说过，在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要说的是那中间所有的事实。先在这里来摘录我旧日记的一部分，这是从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起头的。
我们根据了前面的日记，再对于本文稍加说明。小说中所称“同兴公寓”，那地方即是绍兴县馆，但是那高吟白帝城的对面的寓客却是没有的，因为那补树书屋是个独院，南边便是供着先贤牌位的仰蕺堂的后墙。其次，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出诊五元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请中医来看的事，大概也是实有的，但日记上未写，有点记不清了，本文加上一句“要看你们的家运”的话，这与《朝花夕拾》中陈莲河说的“可有什么冤愆”互为表里，作者遇到中医是不肯失掉机会，不以一矢相加遗的。其三，医生说是疹子，以及检查小便，都是事实，虽然后来想起来，有时也怀疑这恐怕还是猩红热吧。其四，本文中说取药来时收到“索士”寄来的一本《胡麻与百合》，实在乃是两册小说集，后来便译了两篇出来，都登在《新青年》上，其中库普林的《皇帝的公园》要算是顶有意思。本文中说沛君转脸去看窗上挂着的日历，只见上面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这与日记上所记的廿八只是差了一天。
廿八日，晴。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罗古勃及库普林小说集各一册。
廿一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通译。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乞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以上是我在“彷徨衍义”中的一节，现在几乎全抄了来，再稍为补充一点儿。当时鲁迅所用的听差即是会馆里的“长班”的儿子，鲁迅送他一个外号曰公子，做事有点麻胡，所以看病的事差不多由他下班后自己来办。现在只举一例，会馆生活很是简单，病中连便器都没有，小便使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放翻，洋铁簸箕上厚铺粗草纸，姑且代用，有好多天都由鲁迅亲自拿去，倒在院子东南角的茅厕去。这似乎是一件琐屑的事，但是我觉得值得记述，其余的事情不再多说也可以了。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来剪发。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此外还有一点，虽然与小说无关，似可附带的一说，便是鲁迅的肯给人家看稿，修改，抄录。对于一般青年朋友，他也是一样，我现在只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来说罢了。过去在东京的时候，我们翻译小说卖钱，如《红星佚史》以至《劲草》，又编刊《域外小说集》，所译原稿都由他修正一过，再为誊清。后来在绍兴县馆，我在北大教书的讲义，给《新青年》翻译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总叫起了草先给他一看，又说你要去上课，晚上我给你抄了吧。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久远了，现在似乎也无须再提，可是事有凑巧，前几时在故纸堆中找着了若干页旧稿，乃是《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一部分稿子，这就令我又想起旧事来了。《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末页登有预告，其中一项是匈牙利密克札特的《神盖记》，那时译出了第一卷，经鲁迅修改过，这篇稿这回找了出来了。我们找到了英文译本，又在德国舍耳的《世界文学史》上见到作者的照相，更是喜欢，发心译它出来，可是《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以后不能出版，所以这译稿也只有那第一卷。英译原书前年借给了康嗣群君，由他译成中文，沿用原书名字曰“圣彼得的伞”，在上海出版了。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如今旧译稿第一卷又于无意中发见，不但是《域外小说集》有关的唯一的资料，而且还可以看出鲁迅亲笔的绵密修改的痕迹，更是可以珍重了。原稿寄给上海的唐弢先生，由他转交鲁迅纪念馆，读者当可以看得到吧。
鲁迅与闰土
鲁迅对于故乡农民是颇有情分的，如小说《故乡》里写“闰土”时可见。“闰土”虽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所取材，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闰土”。
鲁迅与闰土相识，并不是偶然的。鲁迅是破落大家出身，因为原是大家，旧称读书的“士大夫”，即是知识分子，在地位上与农工大众有若干距离，但是又因为是破落了，这又使得他们有接近的可能。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乡下许多村庄，都是聚族而居的，有如李家庄，全村都是姓李的本家，鲁迅的外婆家所在名叫“安桥头”，可是居民大都是姓鲁的。地主仍然要作威福，但一面于贫富之外还保存着辈分尊卑的区分，尽管身分是雇工，主人方面可是仍要叫他“太公”或是“公公”。鲁迅在外婆家习见这种情形，自己家里又有一种传统的习惯，女人小孩对于雇工在称呼上表示客气，例如“闰土”的父亲名叫章福庆，照例叫他作“庆叔”。这一件是由于祖母蒋老太太的示范，别一方面祖父介孚公虽是翰林出身，做过知县，平时爱骂人，直从昏太后（西太后）呆皇帝（光绪）骂起，绝不留情，可是对做工的人却是相当客气。鲁迅在这样空气中长大，这就使得他可以和做工亲属相处，何况“闰土”本来又是小时候的朋友呢。
到一九一九年冬末，鲁迅因为搬家北上，回到绍兴去，又会见了“闰土”，他发见了这二十几年的光阴带来了多少的变化！天灾，人祸，剥削，欺凌，使得当年教鲁迅捕鸟，讲海边故事的少年，一变而为衰老，阴沉，麻木，卑屈的人，虽然质朴诚实还是仍旧，这怎能使得《故乡》的作者不感到悲哀呢？那时候我不曾在场，但这情形细细写在那篇小说上，使我也一同感到他的悲哀。《故乡》作于一九二一年，发表在五月号的《新青年》上。不过三十年，中国解放终于成功了。鲁迅与“闰土”未及亲见解放成功，虽是遗憾，但是现在“闰土”的孙子已经长成，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服务，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这里值得报告一下的。
“闰土”的父亲章福庆是杜浦村的人，那地方是海边沙地，平常只种杂粮，夏天则种西瓜等物。他本身是个竹工，一面种着地，分一份时间给人家帮忙，在鲁迅家里已经很久了。被鲁迅当作模特儿的“闰土”是他的独子，小名阿水，学名加了一个“运”字上去。浙东运闰二字读音相同，鲁迅小说中便借用了，水则改为同是五行中的一个土字，这便成了“闰土”。这个叫阿水的“闰土”大约比鲁迅要大两三岁，他们初次相见是在前清癸巳（一八九三）年正月，因为曾祖母去世，家中叫“闰土”来帮忙，看守祭器，那时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是一个质朴老实的少年。那时候他给鲁迅讲捕鸟的法子，讲沙地里动物和植物的生活，什么角麂，跳鱼，种种奇异的景物，这在城里人听去，觉得沙地真是异境，非常的美丽。他这时给予鲁迅的第一个印象一直没有磨灭，比别的印象都深。这以后他们见面，至少有记录可考的，乃是庚子（一九〇〇）年的正月，查我的旧日记上记有这样两项：
“初六日，晴。下午同大哥及章水登应天塔，至第四级，罡风拂面，凛乎其不可留，遂回。”
“初七日，晴。下午至江桥，章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予同大哥往观之，皆谰语可发噱。”所谓“谰语”至今还是清楚记得，测字人厉声的说，有什么“混沌乾坤，阴阳搭戤，勿可着鬼介来亨著”。末一句用国语意译或可云“别那么活见鬼”，似很严厉的训斥语。当时觉得测字人对顾客这种口气很是可笑，“闰土”听了却并不生气，只是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事隔多年之后这才知道，那时他正在搞恋爱，虽然他已有了妻子，却同村里的一个寡妇要好，结果似乎终于成功，但是同妻子离婚，花了不少的钱，经济大受影响。这是“庆叔”在晚年才对鲁迅的母亲说出来的。那些谰语，鲁迅一直记着，“着鬼介来亨著”一语还常引用，但是那垂头丧气的印象似已逐渐忘记了。
我希望在不远的期间能够往绍兴去走一趟，不但看看故乡在解放后的变化，还可以看看这位“闰土”的孙子，打听一下他们家里过去的情形，在馆里还可以见到一个老朋友，乃是鲁迅母亲时代就在家帮过多年忙的王鹤招，也是很愉快的事。我所觉得高兴的，不但是可以知道他们的近状，因为追怀往事，或者还能记起些遗忘的事情来，给我作回忆文的资料，这也还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吧。
（《工人日报》）
鲁迅在南京学堂
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虽然他在南京只是前后五个年头，比起留学日本的七年来，时间要少些。他于前清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十一日从绍兴出发，经过杭州上海，于十七日到了南京。四月初五日写信给家里，说往江南水师学堂考试，作论文一篇，题为“武有七德论”，考取为试习生，将来有缺可补二班。他所进的是水师的管轮班，即是后来所谓轮机科，但是他在那里只留了半年，于十月中回到家里，那时他因为学堂里太是“乌烟瘴气”，已经退了学了。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动身往南京去，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十二月十七日家信附寄功课单一纸回来，可以证明已经考进学校了。至辛丑（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初八日起毕业大考，壬寅（一九〇二）年正月决定派赴日本留学，二月十五日乃离南京赴上海，转往东京去了。
那时前清政府还是用科举取士，考试八股文和试帖诗，知识分子想求“上进”，只有走这一条道，才算是正路，此外如无钱捐官，只好去学幕，做“师爷”去了。学校还全然没有，不过顺了办“江南制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处办了几个特殊的“书院”，教授格致等所谓西学，不过还是需要膳费，穷人没法进去，只有关于军事的，因为中国一直说“好男不当兵”，投考的人很少，所以特别不收膳费，而且每月还给津贴，这种机关当然不能称为书院，所以改称“学堂”。鲁迅前后所进的便正是这种学堂，他之所以进去也并不是因为志愿当海陆军人，实在只为的可以免费读书罢了。水师既然是乌烟瘴气，结果只好改考陆师，恰巧其时开办矿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里面，鲁迅便往那里去报考，论性质本与“格致书院”近似，大概因为附在陆师的缘故吧，名称也就不叫书院而称学堂了。
鲁迅在南京这四年的修业，对于他的影响的确不算小。关于文史方面的学问，这一部分的底子他是在家里的时代所打下的，但是一般的科学知识，则是完全从功课上学习了来，特别是关于进化论的学说，虽然严幾道的《天演论》原是赫胥黎一篇论文译本，原名“进化与伦理”，不是通论。星期假日，学生常游之地多是下关码头，（吃茶在江天阁，）鼓楼，台城，夫子庙，（吃点心在得月台，）后湖便难得去了。鲁迅和几个同学可能受了陆师的影响，却喜欢骑马，有一回他从马上摔了下来，碰断了一个门牙。他们又常跑马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驻所，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气焰已经下去了不少，但是还存在很大的歧视，至少汉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我于辛丑八月初到南京，旋考进江南水师学堂，至壬寅二月鲁迅即往日本去，所以我直接知道的事情实在只有这大半年而已。从当年旧日记里引用一节，作为一例。
水师陆师两个学堂都在南京的城北，水师距旧时的仪凤门不远，它有很高的机器厂的烟囱和桅竿，在近地便可望见，从城外进来是在马路的右手。沿着马路前去，前面一处名叫三牌楼，便是陆师学堂所在地，但是从水师往陆师去，中间还有一条便道，要近得不少，只是不能通车而已。水师陆师都是军事学校，校长称为总办，照例是候补道充任，水师既是乌烟瘴气，论理陆师也该相差不远。可是不知怎的，陆师总办比较要好得多，鲁迅在校的后两年，总办俞恪士（名明震）乃是候补道里很开通的人，后来鲁迅对他一直很有敬意，在日记中说及称为“俞师”。现在事隔五十余年，陆师遗址几乎无从查考，水师在国民政府时代闻曾作为海军部官署，恐怕原状也已什不存一了吧。
“十二月二十四日，晴冷。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道路泥泞，下足为难。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这里值得说明的，便是张协和这人。鲁迅在学堂的时候，我去访问，在宿舍内见到同住的人，乃是芮石臣，（原名芮体乾，毕业后改姓名为顾琅，）与张协和（名邦华）。后来派往日本留学，在这三人外加了伍仲文（名崇学），本来是“前五名”，又一个人则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说，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所以只好中止了。这位张君与鲁迅同班同房间，日本弘文学院同学，浙江两级师范同事，又是教育部同事，直到鲁迅离开北京一直有着交往。张君后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到解放前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他这才离开，回到北京，仍旧住在他的旧址：西城松鹤庵二十六号。他的年纪同鲁迅差不多，前年走来看我，还很是康健。现在知道鲁迅在南京时代的事情的人，住在北京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人了吧。我就是不敢去烦扰他，他所知道的鲁迅在学堂的情况，一定要比我多得多了。
（《新华日报》）
鲁迅的笑
鲁迅去世已满二十年了，一直受到人民的景仰，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可计算，绘画雕像就照相所见，也已不少。这些固然是极好的纪念，但是据个人的感想来说，还有一个角落，似乎表现得不够充分，这便不能显出鲁迅的全部面貌来。这好比是个盾，它有着两面，虽然很有点不同，可是互相为用，不可偏废的。鲁迅最是一个敌我分明的人，他对于敌人丝毫不留情，如果是要咬人的叭儿狗，就是落了水，他也还是不客气的要打。他的文学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的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面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皮的大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的。他的战斗是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的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的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鲁迅为了摧毁反革命势力—降魔—而战斗，这伟大的工作，和相随而来的愤怒相，我们应该尊重，但是同时也不可忘记他的别一方面，对于友人特别是青年和儿童那和善的笑容。
我曾见过些鲁迅的画像，大都是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可能是鲁迅的照相大多数由于摄影时的矜持，显得紧张一点，第二点则是画家不曾和他亲近过，凭了他的文字的印象，得到的是战斗的气氛为多，这也可以说是难怪的事。偶然画一张轩眉怒目，正要动手写反击“正人君子”的文章时的像，那也是好的，但如果多是紧张严肃的这一类的画像，便未免有单面之嫌了。大凡与他生前相识的友人，在学校里听过讲的学生，和他共同工作，做过文艺运动的人，我想都会体会到他的和善的一面，多少有过些经验。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那时他一定回答得很郑重，可是我们猜想在他嘴边一定有一点笑影，给予大家很大的亲和之感。他的文章上也多有滑稽讽刺成分，这落在敌人身上，是一种鞭打，但在友人方面看去，却能引起若干快感。我们不想强调这一方面，只是说明也不可以忽略罢了。本来这两者的成分也并不是平均的，平常表现出来还是严肃这一面为多。我对于美术全是门外汉，只觉得在鲁迅生前，陶元庆给他画过一张像，觉得很不差，鲁迅自己当时也很满意，仿佛是适中的表现出了鲁迅的精神。
（《陕西日报》）
附 回忆伯父鲁迅
周静子
回忆幼年时代的往事，不，尤其回忆我幼年时代那短短几年与伯父的同居生活，的确是件快乐的事。我要在这回忆中重新回到那快乐的往事中去，再一次与伯父会见。但是写文章对我来说是件难事，因为自己对于写东西是非常生疏的，再加上自己的健忘，写出来就不会像样子，不过为了纪念伯父逝世二十周年，我就边想边写吧。
我家和伯父在北京同居的时候，我年纪很小，等到懂事了，伯父又搬走了，之后他又久住上海，所以见面也就更难了。
顺便我再谈一下伯父的一位俄国朋友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事情。他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他会说很流利的日本语，时常听到他弹琴（小俄罗斯的琵琶）和他的歌声。他虽然双目失明，但是对于一切都很乐观，他很爱游玩，到公园，动物园或庙会（例如护国寺十天两次的市集）去逛，兴致很高。他很喜欢小孩，但是我们见了他就躲避，因为他有很大的力气，他可以把小孩抱到怀里，用他的手叉过来到肚上，再架起来。伯父见了总要问我们：“不很好受吧？”大概伯父看出孩子脸上的表情是不大舒服的。好玩虽是好玩，不过架了之后肚子就觉着痛，所以远远见了他就躲起来，有时不提防被他抓着，那就活该倒霉了。
我记得伯父很不爱剃头。我曾经很好奇的问过他：“大爹，大爹，为什么你老不剃头？”伯父把眉头一皱而后又笑了，说道：“是的，大爹要留长头发，梳你们一样的小辫子呀！”的确伯父是很不好理发的，大概是工作太忙，专心学问的研究，不多想自己的生活吧。总之，在那时伯父给我的印象是，工作紧张，生活朴素，头发很长，态度和蔼。
我从小就很不喜欢听大人们谈话，伯父和父亲的谈话根本就不听，再说也很难懂，对孩子说来是全然干燥无味的。
想起那时家里也实在热闹，人多而且还养着很多家畜，院子里有一个小池养着鱼，蝌蚪和鸭子。因为池边和地面是差不多高低，所以孩子也就容易掉到池子里去，一听到“扑通”的声音，爱罗先珂总是大声的问：“又是哪一个孩子掉进池子里去啦？”他的问就引起大家的哄笑。其他可笑的有趣的事情还很多，已见他所作小说《鸭的喜剧》。
在我的记忆里，伯父工作是很紧张的，白天很少见他，不是到教育部上班，到各大学上课或外出，便是在屋里写文章，差不多每到晚上我们都上床睡觉了，伯父才到我们屋来找父亲谈话。
在同住的那时候，我们是很快乐很热闹的大家庭，兄弟姊妹很多，（那时伯父没有小孩，）家里便买了一对白兔，（见鲁迅小说《兔和猫》，）供我们玩，当然这是我们所欢迎的。大兔生了小兔，更使我们欢喜，然而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幸。小兔一个一个的被猫吃了，引起了我们的激愤，婶母用短棒支着大木盆来捉猫，伯父见了猫也去打，因为伯父对于强者欺弱者，“折磨弱者”总是仇恨的。他在《朝花夕拾》第一篇《狗，猫，鼠》中说：“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我们因而也恨上了猫，到如今我见了猫还很讨厌！
伯父是很尊敬劳动人民的，记得那时家里用着一位工友名叫齐坤，伯父便不许我们小孩子叫他齐坤，要叫他齐爷。当时在我小小心灵中就觉得很不自然，心想着“齐坤又不是我们的爷爷，为什么要叫他齐爷”？就跑到伯父跟前去问，伯父便拉着我的手说道：“你不知道小孩要尊敬大人么？齐坤比你们年长一辈，那么就该尊敬称呼他为齐爷，明白了么？”我说：“啊，明白了！”说完便蹦跳着远去了。
我和我亲爱的伯父虽然相处不久，但是从他的言行和遗著里，我得到的教育确实不少。假如他今日仍然健在的话，能看到祖国这样一日千里的进步情况，将要怎样的快乐呀！能看到我生活在自由幸福的天地中，将要怎样的快乐呀！
（《西北大学简报》）
阿Q正传里的萝卜
我先后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文章很是不少，有时心里不免感觉惶恐，生怕被人家说是写八股。但是我既然是立意报告事实的，那么这倒也还无大妨碍，因为八股与事实总是有点不同的。我所真心害怕，虽是同时也是专诚期望的，乃是有人出来，给我指出所报告的事实的错误，这于个人诚然不免不快，但于读者们是很有益处的。可是我等待了几年，一直碰不着这个运气，我心里不免有点悲哀，深感到自己是老了，能够知道我同时候的那些事情的人也几乎快要没有了。这是老人的普遍的寂寞之感，我平常虽是不在乎，但究竟也难免有时候要感到的。
近日有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呐喊分析》，乃是同乡许钦文先生的新著，在《阿Q正传》这一章里谈到“老萝卜”，对于我的话加以纠正。我看到了当初非常高兴，因为我所期望的事终于遇到了。许先生既是同乡，年纪比我大概也止差了十岁吧，对于绍兴这地方，清末这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定比我是只会多不会少的。可是结果他还是没有纠得对，我又不得不大为失望了。《阿Q正传》第五章上说阿Q爬进尼庵的园里去偷萝卜，我以为春尽夏初的时节，园地里的萝卜是不可能有的。我以为如照事实来讲，阿Q在静修庵不可能偷到萝卜，但是那么也将使阿Q下不来台，这里来小说化一下，变出几个老萝卜来，正是不得已的。许先生却有点了解错了，似乎觉得上文是说老萝卜一节是《阿Q正传》的“瑕疵”。他所以加以纠正道：
这里“而且”这一段话，与我所说萝卜是不得已的小说化，并无多大差别，所以可以不必多说。关于“首先”那一段，我原来的话是这样的：“在阴历四五月中乡下照例是没有萝卜的。虽然园艺发达的地方春夏也有各色的萝卜，但那时代在乡间只有冬天的那一种，到了次年长叶抽薹，三月间开花，只好收萝卜子留种，根块由空心而变成没有了。”许先生的老萝卜无论是留种也罢，吃不完剩下也罢，反正留在地里，到了春天都要开花结实，这么一来，根部就空，不成其为萝卜了。我说没有是说萝卜的根块，若是上边的茎叶，那么总是存在的。我们吃现成萝卜人的话或者不尽可信，那么且看专门家怎么说吧。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徐绍华的《蔬菜园艺学》第十八章，说萝卜采种云：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这里萝卜上面还有一个‘老’字。在江浙一带，这种时候，市场上的确很难见到萝卜了，但在菜地里可能有老萝卜。这有两种原因，一，留种的；二，自种自吃的人家，吃不完剩留在那里。只知道坐在房子里吃现成萝卜的人才以为这种时候不会有萝卜。而且对于文学作品有些细节的看法，是不应该太拘泥的。”
“萝卜采种，不采收根部，任其在圃地越冬，至翌春开花结实，至荚变黄，乃刈下阴干而打落之。”又云：“冬萝卜若贮藏适当，可经数月之久。”可以知道萝卜如留在圃地，到了春天一定要开花结实，其根茎自然消失，这是“物理”，人力所无可如何的。如要保留它，那就要有适宜的贮藏方法，详细须得去请教内行人，但总之决不是去让它一直埋在地里，任其开花结实的。鲁迅在写小说，并不是讲园艺，萝卜有没有都是细节，不必拘泥，这一节我的意见与许先生并无什么不同，现在却只为了园艺的问题在这里吵架，倒也是好玩的事情。小时候虽然常在园里玩，拔生萝卜来吃，多少有过经验，看见过萝卜开花，知道不能再拔了来吃了，但究竟还不敢自信，从书本子上去请了园艺专家来做帮手，证明“翌春开花”的事实。但天下事尽多例外，如果在“江浙一带”，的确还有别的品种，上边开花结实，下边还有一块“老萝卜”，我为了增广知识，也是愿意知道的。不过话又说了回来，我所说过的事乃是以清末的绍兴为对象，别处的例固然足备参考，对于纠正事实也还有点不够了。
近日在《人民日报》（八月五至七日）见到了徐淦先生的《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使我非常佩服，觉得是很出色的纪念文字。这于我也很有益处，因为它把阿Q所唱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举了出处出来，这是我所说不清的，而且又将“只要昏君命一条”这一节话说得很清楚，和我所知道的文句完全一样，更增加我的喜悦了。它告诉我这是出于《龙虎斗》，而“抢姣姣，起祸留”，老丁（我们习惯读作老顶）的这一篇杰作则是出于《游园吊打》，引起我多少年前看“社戏”的愉快的记忆来了。我和京戏以至绍兴府下诸暨嵊县人的“徽班”，都没有什么情分，唯独对于这“文乱弹”的绍戏，至少对于有些戏文还有值得记忆的地方。因此对于作者提议，在纪念鲁迅的时节演出那几出戏，我是衷心表示赞成的。“高调班”虽是比较古，现在消灭了那是没有办法，“文乱弹”的绍戏还是存在，在这“百花齐放”的时代，让它有开花的机会，来比赛一下，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吧。
附录一 关于阿Q正传
一 引言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北京《晨报》开始增加“副刊”，将原来的第五版改为单张，由孙伏园担任编辑。到了星期日那一天，又由蒲伯英主张，编得特别好玩一点，添设“开心话”一栏，请鲁迅帮忙来写稿。因为如他自己所说，“阿Q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了，所以他就动手来写他的《正传》，那第一回便署名巴人，在“开心话”这栏内出现了。但在第二次这又移在“新文艺”栏内，一直连登九回，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这才全部完结。在连续登着的时候，知识阶级一时轰动，有许多人以为某一段仿佛是骂他自己，有的也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从“巴人”二字上着想，疑心是蒲伯英，因为他是四川人的缘故。可是鲁迅并没有长久隐瞒的意思，到了全文登了之后，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在我开始登载“自己的园地”的中间，我便写一篇题云“阿Q正传”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这大概是说《阿Q正传》很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是三十多年了，那时我正是乱谈文艺的时代，有些地方说的很不对，那是当然的事情，但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过了一年是一九二三年，鲁迅的小说十五篇合编一册，定名“呐喊”，决定由北大新潮社出版，其时该社名义上由我负责，所以新潮社丛书算是我编辑的，虽然事实上的编排原自归作者办理。可是创造社的成仿吾先生见了这书乃大加批评，说其中只有一篇《不周山》还好，又说这小说集是他兄弟所编，应该是很好的云云。鲁迅因此特地把《不周山》抽出，不留在里边，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的一篇。我的那篇文章本来也已收在文集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现在为搜集鲁迅研究的资料，觉得不管文章写得错不错，也总是资料之一，心想抄存下来，可是很不容易得到了。晨报社初版本《自己的园地》我自己也已没有，我只知道这曾经收在阮无名编的《新文坛秘录》里，可是这书也很是难找。经朋友帮助，借给一册文载道的《文抄》，在一篇《关于阿Q》中间引有全文，现在得以照样抄了下来，这实在是很可欣幸的。
二 本文
我与《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不大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点说明，帮助读者去了解它的真相，—无论好坏，—也未可知。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小说《我是猫》。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它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它的贬词去看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 Satire），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感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的社会里。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Follet）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的破坏常常那是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堕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世界里因了邪曲腐败而起的各种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抗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它就最近于融化在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理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有净化力量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它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虽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这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现在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里为尤甚。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个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上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一九二二）
附录二 关于鲁迅
《阿Q正传》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说明，登在那时的《晨报副刊》上。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一并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北大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人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就用了我的名义。出版以后，大被成仿吾所奚落，说这本小说既然是他兄弟编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已不记得，大意总是如此。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关于此书的编辑我是应当回避的。这是我所得的第一个教训。于是我就不敢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这回鲁迅在上海去世了，宇宙风社写信来，叫我写点关于鲁迅怎么做学问的文章，作为纪念。我想关于这方面，在这时候来说几句话，似乎可以不成问题，而且未必是无意义的事，因为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没，舍弟那时年幼亦未闻知，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这里所说，限于有他个人独到之见，独创之才的少数事业，若其他言行，已有人说过者概置不论，不但仍以避免论争，盖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摄者也。
鲁迅本名周樟寿，生于清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年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书报告生孙，其时适有姓张的官客来访，因为命名曰张，或以为与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为名，盖非也。书名定为樟寿，虽然清道房同派下群从谱名原为寿某，介孚公或忘记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寿字属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读音与“雨伞”相近，请于祖父改为豫才。戊戌（一八九八）年春间往南京考学堂，始改名树人，字如故，义亦可相通也。留学东京时，刘申叔为河南同乡办杂志曰“河南”，孙竹丹来为拉稿，豫才为写几篇论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飞，至民七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于迅字上冠鲁姓，遂成今名。写随感录及诗署名唐俟，系俟堂二字的倒置，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传》特署巴人，意盖取诸“下里巴人”，别无深意。
鲁迅在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甲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今略举于下：
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本。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豫才和我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伊的娱园的厢房。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从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明公纸的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书，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日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学，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传》四集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溴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非花书（非画谱的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似是堂兄寿颐）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两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用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白蛇传》（似名为“义妖传”）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了。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木版），《容斋随笔》（石印），《辍耕录》（木版），《池北偶谈》（石印），《六朝事迹类编》（木版），二酉堂丛书（同），《金石存》（石印），《徐霞客游记》（铅印）等书。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致，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的。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一篇于义方的《黑心符》，抄了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侯宁极的《药谱》，豫才则抄存了陆羽的三卷《茶经》和陆龟蒙的《五木经》。好容易凑了两块钱，买来一部小丛书，共二十四册，现在头本已缺无可查考，但据每册上特请一位族叔题的字，或者名为“艺苑捃华”吧，当时很是珍重，说来也可怜，这原来乃是书贾从龙威秘书等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一碗“并拢坳羹”（方言谓剩余肴馔并在一起）而已。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很不小，它就“奠定”了他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了好些明了的痕迹。
第二次写小说是众所共知的《新青年》时代，所用笔名是“鲁迅”，在《晨报副刊》上为孙伏园每星期日写《阿Q正传》，则又署名“巴人”，所作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几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后来这些随感编入《热风》，我的几篇也收入在内，特别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整本的书籍署名彼此都不在乎，难道二三小文章上头要来争名么？这当然不是的了。—当时世间颇疑“巴人”是蒲伯英，教育部中有时议论纷纭，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是很有滑稽意味的事。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千字五角钱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甲部
末了我们略谈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一九一一）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赏识，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
附记
戊戌春豫才往南京，由水师改入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至辛丑冬毕业派往日本留学，此三四年中专习科学，对于旧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随笔以及诗文盖亦不少，在我的旧日记中略有录存。如戊戌年所作《戛剑生杂记》四则云：
在东京的这几年是鲁迅翻译及写作小说的修养时期，详细须得另说，这里为免得文章线索凌乱，姑且从略。鲁迅于庚戌（一九一〇）年归国，在杭州两级师范，绍兴府学堂及师范等校教课或办事，民元以后任教育部佥事，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去职，这是他的工作中心时期，其间又可分为两个段落，以《新青年》为界。上期重在辑录研究，下期重在创作，可是精神还是一贯，用旧话来说可云“不求闻达”。鲁迅向来勤苦作事，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手抄汉译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即是《地质学大纲》）两大册，图解精密，其他教本称是，但是因为对于那些我不感到兴趣，所以都忘记是什么书了。归国后他就又开始抄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只是记得的就有《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桂海虞衡志》，程瑶田的《释虫小记》，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与《记海错》，还有从《说郛》抄出的多种。其次是辑书。清代辑录古逸书的很不少，鲁迅所最受影响的还是张介侯的二酉堂丛书吧。如《凉州记》，段颍阴铿的集，都是乡邦文献的辑集。（老实说，我很喜欢张君所刊书，不但是因为辑古逸书收存乡邦文献，刻书字体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书并不珍贵，却是我所深爱。）他一面翻查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这方面的成绩第一是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其中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凡八种，各有小引，卷首有叙，题曰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一九一四年甲寅）九月既望记，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册。叙中有云：
四，《小说旧闻钞》。
后来有人查出，这小说登在《小说月报》上题曰“怀旧”，署名“周逴”，末尾有编者“焦木附志”的话，“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六，《中国小说史略》。
八，《岭表录异》（未刊）。
五，《唐宋传奇集》。
二，谢承《后汉书》（未刊）。
二，散文：《朝花夕拾》，《野草》等。
九，汉画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三，《古小说钩沉》。
七，《嵇康集》。
一，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一，《会稽郡故书杂集》。
“里低母斯，苔类也，取其汁为水，可染蓝色纸，遇酸水则变为红，遇卤水又复为蓝。其色变换不定，西人每以之试验化学。”诗则有庚子年作《莲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绝，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书神文》一首，今不具录。辛丑东游后曾寄数诗，均分别录入旧日记中，大约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阅了。（案上文所说诗文，现已均收入《鲁迅全集补遗》中了。）
“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迸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又《莳花杂志》二则云：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斫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晚香玉本名土秘螺斯，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又云：
“夷人呼茶为梯，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这里辑书的缘起与意思都说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版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所以还是搁着。此外又有一部谢承《后汉书》，因为谢伟平是山阴人的缘故，特为辑集，可惜分量太多，未能与《故书杂集》同时刊版，这从笃恭乡里的见地说来，也是一件遗憾的事。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当然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求名声，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绩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来的章回小说部分，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对于画的爱好使他后来喜欢外国的板画，编选北京的诗笺，为世人所称，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汉石刻画像终于未能编印出来，或者也还没有编好吧。
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得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上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看见一个充满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让它通过艺术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从这一点说来，《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人家所骂也正是应该的。这是寄悲愤于滑稽，在从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说用的是显克微支的手法，著者本人当时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认的。正如《炭画》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这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集中有些牧歌式的小话都非佳作，《药》里稍微露出一点的情热，这是对于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药”了，此外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寄托希望与感情。不被礼教吃了肉去，就难免被做成“药渣”，这是鲁迅对于世间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现出来，事实上也是如此。讲到这里我的话似乎可以停止了，因为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的始基，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于其他问题能谈的人很多，还不如等他们来谈吧。
廿五年十月廿四日，北平。
附录三 关于鲁迅之二
我为《宇宙风》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学问的小文之后，便拟暂时不再写这类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东京的新闻杂志社的嘱托都一律谢绝了，因为我觉得多写有近乎投机，虽然我所有的资料都是些事实，并不是平常的应酬话。说是事实，似乎有价值却也没价值，因为这多是平淡无奇的，不是奇迹，不足以满足观众的欲望。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一个人去看待，不是当做“超人”。乃宇宙风社来信，叫我再写一篇，略说豫才在东京时代的文学的修养，算作前文的补遗，因为我在那里曾经提及，却没有叙述。这也成为一种理由，所以补写了这篇小文，姑且当作一点添头也罢。
豫才的求学时期可以分作三个段落，即自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至辛丑（一九〇一）年在南京为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在东京及仙台为中期，自丙午至宣统己酉（一九〇九）年又在东京为后期。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后期，因为如他的自述所说，从仙台回到东京以后，他才决定要弄文学。但是在这以前他也未尝不喜欢文学，不过只是赏玩而非攻究，且对于文学也还未脱去旧的观念。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幾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我记得最后的一部是在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所买的《黑太子南征录》，一总大约有三二十种吧。其时“冷血”的文章正很时新，他所译述的《仙女缘》，《白云塔》我至今还约略记得，又有一篇嚣俄（今改译雨果）的侦探谈似的短篇小说，叫作什么尤皮的，写得很有意思，苏曼殊又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于是一时嚣俄成为我们的爱读书，找些英日文译本来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丙午年春天豫才在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退了学，回家去结婚，其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练兵处考取留学日本，在堂里闲住半年，这才决定被派去学习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转，同豫才到东京去。豫才再到东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经在《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里说过，不必重述，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开始。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的确了，但多少总有关系。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么。又有客—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客乃默然。看这种情形，《新生》的不能办得好原是当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几个，我不大记得，确实的人数里有一个许季茀（寿裳），听说还有袁文薮，但他往英国去后就没有消息了。结果这杂志没有能办成，我曾根据安特路朗的几种书写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话》，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纸却还有好些存在。
这许多作家中间，豫才所最喜欢的是安特来夫，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吧，虽然也不能确说。此外有伽尔洵，其《四日》一篇已译登《域外小说集》中，又有《红笑》，则与勒耳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决斗》，均未及译，又甚喜科罗连珂，后来多年后只由我译其《玛加耳的梦》一篇而已。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死魂灵》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剧《巡按》等。波兰作家最重要的是显克微支，《乐人扬珂》等三篇我都译出登在小说集内，其杰作《炭画》后亦译出，但《得胜的巴耳忒克》未译，至今以为憾事。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里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此盖为但能热骂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捷克有纳路达，扶尔赫列支奇，亦为豫才所喜，又芬兰“乞食诗人”丕佛林多所作小说集亦所爱读不释者，均未翻译。匈牙利则有诗人裴多菲山陀耳，死于革命之战，豫才为《河南》杂志作《摩罗诗力说》，表章拜伦等人的“撒但派”诗文，而以裴多菲为之继，甚致赞美，其德译诗集一卷，又唯一的中篇小说曰“绞刑吏的绳索”，从旧书摊得来时已破旧，豫才甚珍重之。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尝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一读，似不甚感兴味。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也。豫才于拉丁民族的文艺似无兴趣，德国则于海涅之外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常在案头，曾将序说一篇译出登杂志上，这大约是《新潮》吧，那已在“五四”以后了。
这篇补遗里所记是丙午至己酉（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这四年间的事情，在鲁迅一生中属于早年，且也是一个很短的时期，我所要说的本来就只是这一点，所以就此打住了。我曾说过，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约我要算知道得顶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顶清楚，所以关于后年的事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即不知为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谈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无奇的事情，假如可取，可取当在于此，但或者无可取也就在于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记
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希求自由也。但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虽然时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与同盟会有关系的人。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龚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中人，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起来了，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属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记述的都重在事实，并不在意义，这里也只是记述这么一件事实罢了。
豫才在医学校的时候学的是德文，所以后来就专学德文，在东京的独逸语学协会的学校听讲。丁未（一九〇七）年曾和几个友人共学俄文，有许季茀，陈子英（名濬，因徐锡麟案避难来东京），陶望潮（名铸，后改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权（刘申叔的亲属，后以侦探嫌疑被同盟会人暗杀于上海），共六人，教师名玛利亚孔特，居于神田，盖以革命逃亡日本者。未几子英先退，独自从师学，望潮因将往长崎从俄人学造炸药亦去，四人无力支持，遂解散。戊申（一九〇八）年从章太炎先生讲学，来者有许季茀，钱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钱德潜（名夏，后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报社，听讲《说文解字》。丙午丁未之际我们翻译小说《匈奴奇士录》等，还多用林琴南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幾道的文章也嫌它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这篇小品我至今还是很喜欢—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至庚申（一九二〇）年重印，因恐排印为难，始将有些古字再改为通用的字。这虽似一件小事，但影响却并不细小，如写烏字下面必只有两点，见樑字必觉得讨厌，即其一例，此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与复古全无关系，且正以有此洁癖乃能知复古之无谓，盖一般复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谈，若身穿深衣，手写篆文的复古，虽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失了火，我们的书和纸版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这里可以附注几句。《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印了一千本，第二册只有五百本。印刷费是蒋抑卮（名鸿林）代付的，那时蒋君来东京医治耳疾，听见译书的计划甚为赞成，愿意帮忙，上海寄售处也即是他的一家绸缎庄。那个去试验买书的则是许季茀也。
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办杂志不成功，第二步的计划是来译书。翻译比较通俗的书卖钱是别一件事，赔钱介绍文学又是一件事，这所说的自然是属于后者。结果经营了好久，总算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笔，说明宗旨云：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希米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那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来夫作二篇，伽尔洵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风气尚不发达，比较的绍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格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国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把这篇拆出保存，至于波兰自然更好，不过除了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火与剑》之外，不会有人讲到的，所以没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书目，设法购求古怪国度的作品，大抵以俄国，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今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新希腊为主，其次是丹麦瑙威瑞典荷兰等，西班牙意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时候日本大谈“自然主义”，这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所买自然主义发源地的法国著作，大约也只是茀罗培耳，莫泊三，左拉诸大师的二三卷，与诗人波特莱耳，威耳伦的一二小册子而已。上边所说偏僻的作品英译很少，德译较多，又多收入“瑞克阑姆”等丛刊中，价廉易得，常开单托相模屋书店向丸善定购，书单一大张而算起账来没有多少钱，书店的不惮烦肯帮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泽死于肺病，于今却已有廿年了。德文杂志中不少这种译文，可是价太贵又难得，只能于旧书摊上求之，也得到了许多，其中有名叫什么Aus Fremden Zungen（记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种，内容最好，曾有一篇评论荷兰作家蔼覃的文章，豫才的翻译《小约翰》的意思实在是起因于此的。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由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过了十一个年头，上海群益书社愿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写的，头几节是叙述当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这里：
为行文便利起见，除特别表示敬礼外，人名一律称姓字，不别加敬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