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鲁迅的青年时代

目录

序言

鲁迅的青年时代

鲁迅的国学与西学

鲁迅与中学知识

鲁迅的文学修养

鲁迅读古书

鲁迅与歌谣

　　鲁迅的青年时代

　　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的最全面、最权威的文集。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校订，力求还原周作人作品原貌。全面的关于鲁迅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真实还原有血有肉的“人”之鲁迅。周作人，鲁迅二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最了解鲁迅的人之一。本书为鲁迅去世二十周年时，周作人应报刊之邀所写纪念文字的结集，是继《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之后又一种关于鲁迅的著作。其在前者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事实，且更为系统地介绍了鲁迅早年生活情状、学问兴趣所在、思想形成根基等。有别于当时诸多片面化、概念化的神化鲁迅之作，知堂尤为强调的是鲁迅作为“人”的一面，如《鲁迅的笑》《鲁迅与弟兄》各篇，让我们看到了“横眉怒目”而外“和蔼可亲”的鲁迅。

 

 

 

　　序言

　　今年十月值鲁迅去世二十周年纪念，有些报刊来找到我，叫写纪念文字，我既不好推辞，也实在觉得有点为难。这个理由很是简单明了的。因为我以前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一律以报告事实为主，而这事实乃是“事物”的一类，是硬性的存在，也是有限度的。我对报刊的同志们说，请大家原谅，写不出什么文章来，因为我没有写文章的资本了。我写那些旧文章的资本都是过去的事实，而那样的资本却有一定的限量，有如钞票似的，我所有的一札有一定的数目，用掉一张便少一张，自己不可能来制造加添的。各位都谅解我的意思，但还是要叫我写，我也不好再硬辞，只得答应下来，结果便是这几篇文字。承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盛意，肯给我印成小册子，这是我所感谢的，但如上文所说，这些文章或者内容不大充实，要请读者原谅，只是空想乱说的话那我可以保证是没有的。不过话又说了回来，这比起我以前所写的或者有地方还较为得要领些，不是那么的散漫，有地方也供给了些新的事实，虽然这分量不多。《西北大学简报》上登载一篇我的女儿所写的纪念文，里边说到有些小事情，例如鲁迅不爱理发的一节，颇能补足我们的缺漏，也就抄来附在里边了。除了这些新写的文章以外，我又把旧稿三篇找了出来，作为附录，加在末尾。其中一篇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完了的时候，又两篇则是鲁迅刚去世后所写，也都有纪念的性质，重印出来，或者可以稍供读者的参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记于北京。

 

 

 

 

　　鲁迅的青年时代

　　一　名字与别号

　　题目是鲁迅的青年时代，但是我还得从他的小时候说起，因为在他生活中间要细分段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的避免这个困难，我便决定了从头来说。我在这里所讲的都是事实，是我所亲自闻见，至今还有点记忆的，这才记录，若是别人所说，即便是母亲的话，也要她直接对我说过，才敢相信。只是事隔多年，至少有五十年的光阴夹在这中间，难免有些记不周全的地方，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鲁迅原名周樟寿，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给他所取的。他生于前清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做名字，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其实是不对的。

　　鲁迅等人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原来目的当然是继续学开矿去的吧，可是那时官场办事前后不接头，学生出去之后就全不管了。留学生到了外国，第一要赶学语文，同时还得学习普通科学知识，因为那时还是科举时代，去留学的人们中间尽有些秀才，做得上好的八股文或策论，至于别的“西学”，全未问津，须得从头搞起，像鲁迅他们在学堂里学过几年的人乃是例外，实际上很是吃亏，因为他们不能单独补习外国语，也得跟着上班，听讲已经学过了的功课。鲁迅在日本头两年便是在东京弘文学院里，那是普通科，期限二年，毕业后可以升考各专门学校，或是要进国立大学，还得另入高等学校三年，即是大学预科。但是留学生中极少去求学问的人，目的大抵只在仕进，觉得专门学校前后五年，未免太长了，想要有什么速成的办法，于是市上应了需要就出现了许多速成班，期限一年两年，也有只是六个月的，用翻译上课，来的人很多，这末一来就把留学界搞得稀糟了。一般留学生又觉得五年的期间很短，一会儿就要回去，如果剪了头发，一时不能留得起来，所以仍多留着辫发，只把它盘起来，用制帽盖住。有些特别是速成班的先生们，像道士似的梳上一个髻，从帽顶上突出来，样子很怪，大家给它浑名云“富士山”，而且有的还从帽沿下拖下好些发缕来，更是难看。鲁迅当初也是留发的，但是他把“顶搭”留得很小，不多的辫发盘在帽子里，不露出什么痕迹。及至看见了这些“富士山”的情形，着实生气，这时从庚子以后养成的民族革命思想也结了实，所以他决心剪去了头发，从新照了一张脱帽的照相，寄给我看，查旧日记是癸卯（一九〇三）年二月间的事。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不过在这中间，曾经奋发过两次，虽是期间不长，于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其一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同了许寿裳陶冶公等六个人去从玛利亚孔特（亡命的俄国妇女）学习俄文，可是不到半年就散了，因为每人六元的学费实在有点压手。用过的俄文读本至今保留着，鲁迅的一册放在“故居”，上边有他添注的汉字。其二是在一九〇八年约同几个人，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先生讲文字学，其时章先生给留学生举办“国学讲习会”，借用大成中学的讲堂，开讲《说文》，这回是特别请他在星期日上午单给少数的人另开一班。《说文解字》已经讲完，民报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这特别班也就无形解散了，时间大概也只是半年多吧，可是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

　　鲁迅的别一种差使是跑药店。伯宜公的病请过好些“名医”诊治，终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症，但总之是极严重的。家里知道这一点，因此不敢怠慢，找了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来看，经过姚芝仙何廉臣两位大夫精心应付了一年多之后，病人终于死了。我们也不能专怪那医不好病的医生，不过“名医”的应付欺骗的手段总是值得谴责的。鲁迅在《朝花夕拾》第七篇《父亲的病》中间，对于那些主张“医者意也”，说“医生医得病，医不得命”的先生们痛加攻击，很是明白，这里不必再来复述了。那文章里所举出来的珍奇的“药引”，有如“原配蟋蟀一对”啦，“经霜三年的甘蔗”啦，这实在是“卖野人头”，炫奇骗人，一方面也有意为难，叫人家找不到，好像法术书中教人用癞虾蟆油或啄木鸟舌头，缺了不能灵验，便不是他的责任了。水肿即是臌胀，所以服用“败臌皮丸”，这正是巫师的厌胜的方法，鲁迅拿清末的刚毅用“虎神营”去克制洋鬼子相比，这个譬喻虽是有点促狭，可是并非不适合的。他在哪一家药店买的“败臌皮丸”，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这大概不是常去的顶有名的震元堂，而是医生所特别指定的，与他有什么关系的一家药店吧。

　　一〇　往南京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这之后还跟子京读过，也是叔祖辈的一人，这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是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对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餱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狲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这个故事有点近于笑话，而且似乎编造得有点牵强，其实如果我不是在场亲自听见，也有这种感觉，可见实人实事有些也很奇特，有时会得比编造的更奇特的。

　　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吧。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艺，主要是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独立与自由。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最初在东京的两年，以及在仙台的两年，这四年期间我都在南京，所以他的事情我直接知道的很少，除了他写信告知的那一点，而那些并不都记入日记里，所以所存的也不多了。但是关于在仙台的这一段落，幸而他在《朝花夕拾》里写有一篇《藤野先生》，对于他离开仙台的事情有所说明，我们这里也就以此为依据。鲁迅学医的目的本是为谋国人身体的健康，其往仙台的原因则是讨厌在东京的留学生，可是到了仙台，也仍多有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教员中间有藤野先生的人，热心照顾，但也引起了同学的妒忌，有检查讲义和写匿名信的事。最重要的是在看日俄战争的影片，有给俄军打听消息的中国人，被日军查获处刑，周围还站着好些中国人在那里呆看。这给予了他一个多么大的刺激！那影片里的人，被杀的和看杀人的有着很健康的身体，可是这有什么用呢？只有一个好身体，如果缺少了什么，还是不行。他想到这里，觉得他以前学医的志愿是错了。应该走什么救国的路才对，那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学医无用，这样就够使他决定了离开仙台的医校了。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成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吧。还有一件，见于《朝花夕拾》第八篇《琐记》中，便是有本家的叔祖母一面教唆他可以窃取家中的钱物去花用，一面就散布谣言，说他坏话，这使得他决心离开绍兴，跑到外边去。只是这件事情我不大清楚，所以只能提及一下，无从细叙情由了。

　　鲁迅往三味书屋念书，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间已跟寿镜吾先生受业，我去是在次年甲午的中间了吧，镜吾先生因学生多了，把我分给他的次子洙邻先生去教，所以我所知道的三味书屋，乃是甲午以后的情形。寿宅与鲁迅故家在一条街上，不过鲁迅的家在西头，称为东昌坊口，寿宅是在东边，那里乃是覆盆桥了。周氏祖居也在覆盆桥，与寿宅隔河南北相对，通称老台门周宅，西头东昌坊口的一家是后来分耜出的，所以称为新台门。从新台门到寿宅，这其间大概不到十家门面，走起来只要几分钟工夫，寿宅门坐南朝北，走过一条石桥便是大门，不过那时正屋典给了人家，是从偏东的旁门出入的。进了黑油的竹门是一排房屋，迤南三间小花厅，便是三味书屋，原是西向，但是西边正屋的墙很高，“天井”又不大，所以并不记得西晒炎热。三味书屋的南墙上有一个圆洞门，里边一间有小匾题什么小憩四字，是洙邻先生的教读处，镜吾先生则在外间的花厅里。正中墙上挂着“三味书屋”的匾额，据洙邻先生后来告诉我说，这本来是三余书屋四字，镜吾先生的父亲把它改了的，原来典故忘了，只知道是将经史子比食物，经是米谷，史是菜蔬，子是点心。匾下面画桌上挂着一幅画，是树底下站着一只大梅花鹿，这画前面是先生的宝座，是很朴素的八仙桌和高背的椅子。学生的书桌分列在四面，这里向西开窗，窗下都是大学生，离窗远的便要算较差了。洙邻先生说，鲁迅初去时桌子排在南边靠墙，因为有圆洞门的关系，三副桌椅依次排列下来，便接近往后园去的小门了。后园里有一株腊梅花，大概还有桂花等别的花木吧，也是毛厕所在地，爱玩的学生往往推托小便，在那里闲耍，累得先生大声叫唤，“人到哪里去了？”这才陆续走回来。靠近园门的人可以随便溜出去玩，本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却不愿意，推说有风，请求掉换坐位，先生乃把他移到北边的墙下，我入学时看见他的坐位便是那个。

　　鲁迅小时候的事情，实在我知道得并不多，因为我要比他小三岁，在我刚七八岁有点知识懂人事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十岁了。个人的知识记忆各有不同，像我自己差不多十岁以前的事全都不记得了，现在可以纪录下来的只是一二另碎的片段而已。因为生下来是长子，在家庭里很是珍重，依照旧时风俗，为的保证他长大，有种种的仪式要举行。除了通行的“满月”和“得周”的各样的祭祀以外，还要向神佛去“记名”。所谓记名即是说把小孩的名字记在神或佛的账上，表示他已经出了家了，不再是人家的娇儿，免得鬼神妒忌，要想抢夺了去。鲁迅首先是向大桶盘（地名，本来是一个大湖）的女神记名，这女神不知道是什么神道，仿佛记得是九天玄女，却也不能确定。记了名的义务是每年有一次，在一定的期间内要去祭祀“还愿”，备了小三牲去礼拜。其次又拜一个和尚为师，即是表示出家做了沙弥，家里对于师父的报酬是什么，我不知道，徒弟则是从师父领得一个法名，鲁迅所得到的乃是长根二字。师父自己的法号却似乎已经失传，因为我们只听别人背后叫他“阿隆”，当面大概是隆师父吧，真名字不知道是什么隆或是隆什么了。他住的地方距离鲁迅的家不远，是东昌坊口迤北塔子桥头的长庆寺，那法名里的“长”字或者即是由寺名而来，也未可知。我又记得那大桶盘庙的记名也是有法名的，却是不记得了，而且似乎那法名的办法是每个轮番用神名的一字，再配上别一个字去便成，但是如果她是九天玄女，那末女字如何安排，因此觉得这个记忆未必是确实的了。

　　鲁迅小时候喜爱绘画，这与后来的艺术活动很有关系的，但是他的兴趣并不限于图画，又扩充到文字上边去，因此我们又要说一说他买书的事了。这回他所要买的不再是小孩们看了玩的图册，而是现今所称祖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了。上文我们说到合买《海仙画谱》，大概是甲午（一八九四）年的事情，那末这里所说自然在其后，当是甲午乙未这两年了。小说一类在小皋埠“友舅舅”那里看了不少，此时并不热心追求，所注意的却是别一部类，这比起小说来虽然也算是“正经”书，但是在一心搞“举业”—即是应科举用的八股文的人看来，乃是所谓“杂学”，如《儒林外史》里的高翰林所说，是顶要不得的东西。但是在鲁迅方面来说，却是大有益处，因为这造成他后来整理文化遗产的基础与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写《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有关系的。他的买书时期大约可以分作两段，这两年是第一段，正是父亲生病的时期，第二段则是父亲死后，伯宜公没于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所以计算起来该是丙申丁酉的两年，到了戊戌三月鲁迅便已往南京去了。

　　鲁迅在矿路学堂十足的读了三年书，至辛丑（一九〇一）年末毕业，次年二月同了三个同学往日本留学，想起来该是前四名吧。这三年中我恰巧是在家里，到末一年的八月，才往南京进水师学堂，所以我所亲身闻见的事只是末了的五个月，因此所能清楚叙述的也就不多了。

　　一一　东京与仙台

　　鲁迅在皇甫庄大概住了有五六个月吧，到了年底因了典屋满期或是什么别的关系，外婆家非得搬家不可了。两家舅父决定分住两地，大舅父搬到小皋埠，小舅父回到安桥头老家去，外祖母则每年轮番的到他们家里去同住。因为小舅父家都是女孩，有点不大方便，所以鲁迅和我都一并同了大舅父搬去了。小皋埠那里的房东似是胡秦两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诗人兼画家的秦树铦的儿子，也能画梅花，只是吃了鸦片，不务生计，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乃是败落子弟，但是很有风趣，和鲁迅很说得来，因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时常找他去谈天。他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了小皋埠之后，不再作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我因为年纪还小，不够参加谈天，识字不多，也不能看书，所以详细情形都说不上来了。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那是无可疑的吧。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两年，平稳无事的过去了，只有一次闹退学，乃是全体的事情，不久也就解决。鲁迅普通科毕业后，考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他学医的动机在《朝花夕拾》中自己说过，完全是因为父亲病中受了“名医”的欺骗，立志要学好医术，好治病救人。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刚刚把医学校的前期功课即是基础学问搞完的时候，又呈请退学，回到东京来了。

　　鲁迅在家里的时候，当然也见过些绣像的书。阿长给他买的木版《山海经》，虽然年代不详，大概要算是最早了吧。那是小本木刻，因为一叶一图，所以也还清楚，那些古怪的图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没有脑袋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刑天”，这比龙头人身马蹄的“彊良”还要新奇，引起儿童多少奔放丰富的想象来呀。伯宜公旧有的两本《尔雅音图》，是广百宋斋的石印小本，一页里有四个图，原版本有一尺来大，所以不成问题，缩小后便不很清楚了。此外还存有四本《百美新咏》，全是差不多一样的女人，看了觉得单调。很特别是一部弹词《白蛇传》，上边也有绣像，不过没有多少张，因为出场的脚色本来不多。弹词那时没有读，但白蛇的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大家都同情“白娘娘”，看不起许仙，而尤其讨厌法海。《白蛇传》的绣像看上去所以无甚兴趣，只是一股怨恨的感情聚集在法海身上，看到他的图像便用指甲掐他的眼睛，结果这一叶的一部分就特别破烂了。归根结蒂的说来，绣像书虽是有过几册，可是没有什么值得爱玩的。大舅父那里的这部《荡寇志》因为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鲁迅小时候也随意自画人物，在院子里矮墙上画有尖嘴鸡爪的雷公，荆川纸小册子上也画过“射死八斤”的漫画，这时却真正感到了绘画的兴味，开始来细心影写这些绣像。恰巧邻近杂货店里有一种竹纸可以买到，俗名“明公（蜈蚣）纸”，每张一文制钱，现在想起来，大概是毛边纸的一种，一大张六开吧。鲁迅买了这明公纸来，一张张的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除了一些楷书的曾由表兄延孙帮写过几张，此外全数是由他一个人包办的。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后来订成一册，带回家去，一二年后因为有同学见了喜欢，鲁迅便出让给他了。延孙那里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小本两册，原书系日本冈元凤所作，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将草木虫鱼分别的绘图列说，中国同时有徐鼎的品物图说，却不及这书的画得精美。这也给了鲁迅一个刺激，引起买书的兴趣来。现在这种石印本是买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却还可以看到。

　　六　买新书

　　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是甲午至丙申（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这一段落，这里所说差不多也是同一时期，不过环境不同而已。前者是在书房里，后者则是伯宜公病中，鲁迅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所以定了这样一个题目。伯宜公生病前后经过三个年头，于丙申年九月初六日去世。他从什么时候病起，很难一句话断定，但略有年月事实可以稽考，因为甲午中国在朝鲜战败，伯宜公在大厅前同人谈论，表示忧虑，我记得很明白，可见那时还未卧病。其次是嫁在东关金家的小姑母于是年十月去世，伯宜公还去吊丧，而且亲自为穿着殓衣，更可知是健康的了。推测起来发病的时候当在冬季，他突然吐血，一般说是肺痈，即是现今所谓肺结核，后来双脚发肿，逐渐胀至肚腹，医生又认为臌胀，在肺痈与臌胀两样治疗之下拖了两年，终于不治。这中间也可以分出个段落来，大抵病初发时一时紧张，后来慢慢安定下来，虽然病势实是有进无退，总还暂时保持一个小康，到了进入丙申末一年，则是情势日益紧迫了。根据这个看法，可以对于三味书屋一节略作补充说明，即是那里所说多是甲午乙未的事，而这里则是以丙申为主，所以两者时期虽有重复，但这样看去又是显有区分了。

　　鲁迅回家后所买第一部新书，大概是也应当是那两册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明白记得那书价是银洋两角，因为买的不是一次，掉换也有好几次。不知为什么那么的看重此书，买来后必要仔细检查，如果发见哪里有什么墨污，或者哪一页订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赶去掉换。有时候在没有查出缺点之前，变动了一点，有如改换封面之类，那就不能退换了，只得折价卖给某一同学，再贴了钱去另买新书。因为去的回数多了，对于书坊伙计那么丁宁妥贴的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看熟了，便学得了他们的方法，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后来所买的同类书籍中记得有《百将图》，只可惜与《百美新咏》同样的显得单调，《二十四孝图》则因为向来讨厌它，没有收集，直到后来要研究它，这才买到了什么《百孝图》等。上边忘记说，家里原有藏书中间有一部任渭长画的《於越先贤像传》和剑侠传图，在小时候也觉得它画得别致，很是爱好。这之后转入各种石印画谱，但是这里要说的先是一册木刻的，名叫“海仙画谱”，又称“十八描法”，著者姓小田，乃是日本人，所以这书是日本刻印的。内容只是十八图，用了各种衣褶的描法如柳叶描枣核描等，画出状如罗汉的若干模型来。当时为什么要买这册画谱，这理由完全记不得了，但是记得这一件附带的事情，便是此书的价钱是一百五十文，由我们两人和小兄弟松寿各出五十文钱，算作三人合买的。在那时节拿出两角钱去买过名物图考，为什么这一百五十文要三个人来合出呢？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动议，愿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后来不知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对父亲“告诉”了。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初颇有点儿惶恐，因为以前买书都是瞒着大人们的。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不久也就忘了。那本画谱鲁迅主张单给了小兄弟，合股的一百文算是扔掉了，另外去买了一本来收着，同一《海仙画谱》所以有两本的原因就是为此。

　　鲁迅从仙台退学，长与医学告辞了，可是对于藤野先生的好意却总是不能忘记，不但在他书房里一直挂着背后题有“惜别”二字的照片，而且还在十多年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收在《朝花夕拾》里边。一九三五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的时候，问他选什么文章好，回答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据说鲁迅的意思是，希望借此可以打听到藤野先生的一点消息。可是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希望，直到鲁迅没后，才得知藤野那时还是健在，在他的故乡福井县乡下开着诊疗所，给附近的贫穷老百姓服务。鲁迅的同班生小林茂雄（现在已是医学博士了）写信告诉了他鲁迅的事情，他的回信里有这么一节话：“我在少年时代，曾从来到酒井藩校的野坂先生，请教汉文，感觉尊敬中国的圣贤之外，对于那边的人也非看重不可。……不问周君是何等样的人，在那时前后，外国的留学生恰巧只是周君一人。因此给帮忙找公寓，下至说话的规则，也尽微力加以协肋，这是事实。忠君孝亲这是本国的特产品也未可知，但是受了邻邦儒教的刺激感化，也似非浅鲜，因此对于道德的先进国表示敬意，并不是对于周君个别的人特别的加以照顾。”照这信看来，藤野先生乃是古道可风的人，自然决不会泄漏试题，而且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一九〇五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

　　解剖　　五十九分三

　　组识　　七十二分七

　　生理　　六十三分三

　　伦理　　八十三分

　　德文　　六十分

　　物理　　六十分

　　化学　　六十分

　　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在公寓里住了些时候，夏天回家去结了婚。那时适值我也得着了江南督练公所的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所以先回家一走，随即同了他经上海到东京去。自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这四年间，因为我和鲁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够知道，不过说起来也实在不多，因为年代隔得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虽然这是在作后年文艺活动的准备，意义也很是重大的。

　　鲁迅于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去的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称曰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初步称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到了头班，便是老学生老资格，架子很大，对于后辈便是螃蟹式的走路，挡住去路，绝不客气了。学生如此封建气，总办和监督自然更甚，鲁迅自己说过，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这乌烟瘴气的具体事实，并不单是中元给溺死的两个学生放焰口施食，或是国文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之类，还有些无理性的专制压迫。例如我的旧日记里所有的，一云驾驶堂学生陈保康因文中有老师一字，意存讽刺，挂牌革除，又云驾驶堂吴生扣发赡银，并截止其春间所加给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这两件虽然都是方硕辅当总办时的事，距戊戌已有三年，但此种空气大概是一向已有的了。鲁迅离开水师学堂，便入陆师，不过并不是正式陆军学生，实在乃是矿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里边，所以总办也由陆师的来兼任。不知道为什么缘故，陆师学堂的总办与水师学堂的一样的是候补道，却总要强得多。当初陆师总办是钱德培，据说是绍兴“钱店官”出身，却是懂得德文，那时办陆军是用德国式的，请有德国教官，所以他是有用的。后任是俞明震，在候补道中算是新派，与蒯光典并称，鲁迅文中说他坐马车中，手里拿一本《时务报》，所出国文课题自然也是“华盛顿论”而不再是论管仲或汉高祖了。矿路学堂的功课重在开矿，以铁路为辅，虽然画铁轨断面图觉得麻烦，但自然科学一部分初次接触到，实在是非常新鲜的。金石学（矿物学）有江南制造局的《金石识别》可用，地学（地质学）却是用的抄本，大概是《地学浅说》刻本不容易得的缘故吧，鲁迅发挥了他旧日影写画谱的本领，非常精密的照样写了一部，我在学堂时曾翻读一遍，对于外行人也给了不少好处。三年间的关于开矿筑路的讲义，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龙山煤矿去考察一趟，给予鲁迅的利益实在不小，不过这不是技术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外加一点“天演论”，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础。

　　那年还有一件事，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便是家中出了变故，使得小孩们不得不暂时往外婆家去避难。在要说这事件之先，我们须得先来一讲介孚公的事情。介孚公谱名致福，后来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会试第一百九十九名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馆，奉旨以知县用，分发四川，选得荣昌县，因亲老告近，改选江西金谿县。介孚公的脾气生来不大好，喜欢骂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我听他晚年怒骂，自呆皇帝（清光绪帝）昏太后（西太后）起，直骂到子侄辈。在他壮年时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补缺，而且官场上也相当有面子。有这两种原因，他不但很是风厉，而且也有点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抚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为他所蔑视，终于顶起牛来。但官职太小究竟抵敌不过，结果被巡抚奏参，奉旨革职改教，即是革掉了知县，改充教官，那时府学县学的教授训导，仿佛是中学校的教员。他心里不服，凭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阁中书，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么升迁。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来。那时电报已通，由天津乘轮船，可以直达上海，所以在“五七”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儿子伯升回到了家里。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虽是出于意外，可是也与他的脾气有关的。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五　避难

　　第二件事是编印《域外小说集》，这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小册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艺部分，只是时间迟了，可能选择得比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总是比听过文字学以前要更进一步了！虽然这部小说集销路不好，但总之是起了一个头，刊行《新生》的志愿也部分的得以达到了，可以说鲁迅的文艺活动第一段已经完成，以后再经几年潜伏与准备，等候五四以后再开始来作第二段的活动了。正如《河南》上写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孙竹丹的介绍一样，译印《域外小说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个朋友的帮助。这人叫蒋抑卮，原是秀才，家里开着绸缎庄，又是银行家，可是人很开通，他来东京医病，寄住在我们和许寿裳的寓里，听了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话，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二集五百册，但是因为收不回本钱来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同时许寿裳回杭州去，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不久也介绍鲁迅前去，这大概是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祖父介孚公的事我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说过去了，可是它给与家庭的灾祸实在不小，介孚公一人虽然幸得保全，家却也是破了。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厉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公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因为年纪尚小，便交给一个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妈妈，大概是她的乡村名字。大舅父处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处只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后楼上玩耍。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现在的青年诸君中间，大概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这当铺是什么东西的吧，至于曾经进去过的自然更是没有了。据说宋朝以来，寺院里设有“长生质库”，算是惠民的设备之一，平民临时需用钱的，可以拿衣物去当抵押品，借出钱来，偿还时加上利息，过期不还自然就“当没”了，由质库变卖归本。后来这项买卖从和尚转到了资本家的手里，表面上仍说是“惠民”，实际是高利贷的一种了。这且不在话下，单只就它设备来说，也就够吓人了。它虽然也是一种行业，但店面便很特别，照例是一个坚固的墙门，再走过小门，一排高柜台，异乎寻常的高，大抵普通身材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够得着看见柜台面吧，矮一点的便什么都看不见，只得仰着头把东西往上送去。当铺的伙计当初因为徽州人居多的缘故吧，一律称为朝奉，又是自高自大，依恃主人是地主土豪，来当的又都是穷人，所以显出一副傲慢的神气。用的“当票”也很特殊，票面原印有简单规则，大抵年久磨灭得几乎看不出了，只有店铺字号还可辨别，空白处写所当物品和钱数，又特别使用一种所谓当票字，极不易懂，比平常草书还要难，措词更怪，例如一件羊皮女袄，票上奇字解读出来乃是“羊皮烂光板女袄”，银饰则云低银，却记不起原来文句了。为什么这样说的呢？说它有意偷换，那倒也未必，实在因为怕负责任，说不定在保管时期皮袄霉脱，须要赔偿，预先说是烂光板，这就可以不怕了。只此一节也就可以想见当铺的不正行为，至于利息似是长年百分之十二，期限十八个月，到期付利息，可以改票展期。这在高利贷中间还不算很凶的一种，但那样欺人的气势就已叫人够难受的了。鲁迅家中虽已破落，那时也还有水田二十多亩，不过租谷仅够一年吃食费用，于今加上医疗之费无法筹措，结果自然只好去请教当铺，而这差使恰是落在鲁迅的头上，站在那高柜台下面是什么情形，那是可以想像得来的了。

　　我们把新书与画谱分开了来说，其实这两者还只是一件事。新书里也包含着画谱，有些新印本买得到的，就买了来收藏，有些旧本找不到，便只好借了来看，光看看觉得不够，结果动手来影画下来。买到的画谱，据我所记得的，有《芥子园画传》四集，《天下名山图咏》，《古今名人画谱》，《海上名入画稿》，《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晚笑堂画传》木版本尚有流传，所以也买到原本，别的都是石印新书了。有几种旧的买不到，从别人处借了来看，觉得可喜，则用荆川纸蒙在书上，把它影写下来。这回所写的比以前《荡寇志》要进一步，不是小说的绣像，而是纯粹的绘画了。这里边最记得清楚的是马镜江的两卷《诗中画》，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是山水画而带点小人物，描起来要难得多了。但是鲁迅却耐心的全部写完，照样订成两册，那时看过的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只是墨描与印刷的不同罢了。第二种书，这不是说次序，只是就记忆来说，乃是王冶梅的一册画谱。王冶梅所画的有梅花石头等好些种，这一册是写意人物，画得很有点别致。这里又分上下二部，上部题名“三十六赏心乐事”，图样至今还觉得很熟悉，只是列举不出了，记得有一幅画堂上一人督率小童在开酒坛，柴门外站着两个客人，题曰“开瓮忽逢陶谢”，又一幅题曰“好鸟枝头自赏”。在多少年之后我见到一部日本刻本，这《赏心乐事》尚有续与三续，鲁迅所写的大概是初版本，所以只有三十六事，作为上卷，都是直幅，下卷则是横幅，性质很杂，没有什么系统。所画都是人物，而简略得很，可以说是一种漫画，上卷则无讽刺意味，下卷中有一幅画作乞丐手牵一狗，狗口衔一瓢向人乞钱，题词首一句云“丐亦世之达人乎”，惜下文都忘记了。第三种所画又是很有点特殊的，这既非绣像，也不是什么画谱，乃是一卷王磐的《野菜谱》，原来附刻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末尾的。《野菜谱》原是讲“荒政”的书，即是说遇到荒年，食粮不够，有些野菜可以采取充饥，这一类书刻本难得见，只有《野菜谱》因为附刻关系，所以流传较广。这书还有一样特色，它的品种虽是收得比较少些，但是编得很有意思，在每一幅植物图上都题有一首赞，似歌似谣，虽或有点牵强，大都能自圆其说。鲁迅影写这一卷书，我想喜欢这题词大概是一部分原因，不过原本并非借自他人，乃是家中所有，皮纸大本，是《农政全书》的末一册，全书没有了，只剩此一册残本，存在大书橱的乱书堆中。依理来说，自家的书可以不必再抄了，但是鲁迅却也影写了一遍，这是什么缘故呢？据我的推测，这未必有什么大的理由，实在只是对于《野菜谱》特别的喜欢，所以要描写出来，比附载在书末的更便于赏玩罢了。

　　平均为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仙台的同学们疑心鲁迅解剖学特别考得好，看到了这分数单，不禁要惭愧了吧。

　　一二　再是东京

　　小孩的装饰大抵今昔南北还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例如老虎头鞋和帽，至今也还可以看到。但是有些东西却已经没人知道了，百家衣即是其一。这是一件斜领的衣服，用各色绸片拼合而成，大概是在模仿袈裟的做法吧，一件从好些人家拼凑出来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什么神力，这在民俗上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件物事，在绍兴叫作“牛绳”，原义自然是牵牛的绳索，作为小孩的装饰乃是用红丝线所编成，有小指那么粗，长约二尺之谱，两头打结，套在脖子上，平常未必用，若是要出门去的时候，那是必须戴上的。牛绳本身只是一根索子便已够了，但是它还有好些附属品，都是有辟邪能力的法物，顺便挂在一起了。这些物件里边，我所知道的有小铜镜，叫做“鬼见怕”的一种贝壳，还有一寸多长的小本“黄历”，用红线结了网装着。据说鲁迅用过的一根牛绳至今还保存着，这也是可能的事，至于有人说这或是隆师父的赠品，则似未可信，因为我们不曾拜过和尚为师的人，在小时候同样的挂过牛绳，可见这原是家庭里所自备的了。

　　在这两年中间无意的又发生了两件事，差不多使得他的《新生》运动变相的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一九〇八年春间，许寿裳找了一所房子，预备租住，只是费用太大，非约几个人合租不可，于是来拉鲁迅，结果是五人共住，就称为“伍舍”。官费本来有限，这么一来自然更是拮据了，有一个时候鲁迅甚至给人校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耀”，而且还不曾写完。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时间虽是迟了两年，发表的地方虽是不同，实在可以这样的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在南京学堂的时期，鲁迅才开始使用别号。他刻有一块石章，文云“戎马书生”，自己署名有过一个“戛剑生”，要算早，因为在我的庚子（一九〇〇）年旧日记中，抄存有戛剑生《莳花杂志》等数则，又有那年除夕在家里所作的《祭书神文》上边也说“会稽戛剑生”，可以为证。此外从“树人”这字面上，又变出“自树”这个别号，同时大概取索居独处的意思，自称“索士”或“索子”，这都是在他往日本留学之后，因为这在我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日记上出现，可是以前是未曾用的。一九〇七年以后，《河南》杂志请他写文章，那时他的署名是用“迅行”或“令飞”，这与他的本名别无连系，大概只是取前进的意思吧。中间十个年头过去了，到了“五四”以后，他又开始给《新青年》写文章，那时主编的陈独秀胡适之等人定有一个清规，便是不赞成匿名，用别号也算是不负责任，必须使用真姓名。鲁迅虽然是不愿意，但也不想破坏这个规矩，他便在“迅行”上面减去“行”字，加上了“鲁”字作姓，就算是敷衍过去了。这里他用的是母亲的姓，因为他怕姓周使人家可以猜测，所以改说姓鲁，并无什么别的意思。他那时本有“俟堂”这个别号，也拿出来应用，不过倒转过来，又将堂字写作唐，成为“唐俟”，多使用于新诗和杂感，小说则专用“鲁迅”，以后便定了下来，差不多成为本名了。他写《阿Q正传》时特别署过“巴人”的名字，但以后就不再使用。这里所说差不多至一九二〇年为止。这以后，他所用的笔名很多，现在不再叙述了。

　　二　师父与先生

　　在伯宜公生病这个期间，鲁迅的生活是很忙的，一面要上书房，一面要帮家务，看病虽然用不着他，主要是去跑街，随时要离开书房，走六七里路上大街去。家中那时因为章庆在农忙时不能来，另外长期雇用了一个工人，也是章庆介绍来的，名叫潘阿和，有六十岁了吧。这是一个很老实的老百姓，但因为买东西有些不大“在行”，价贵还不打紧，重要的是货色差。因此只好由鲁迅自己出马，买得到好货色了，价格自然不会便宜，因为那时商人欺侮乡下人赚钱，同时恭维少爷老爷，也仍在赚钱，不过手段不同一点罢了。鲁迅上街最轻松的差使是给伯宜公去买水果，大抵是鸭儿梨和苹果，也有“花红”，水果店主日久面熟，便尊称他“小冷市”，这句市语不明白，问伯宜公才知道即是说“少掌柜”。不过差使不能老是那么好，自然也有些不愉快的，上当铺就是其一了。

　　到了戊戌（一八九八）年，鲁迅是十八岁的时候，要往南京去进学堂，这时改名为周树人。在那时候中国还是用八股考试，凡有志上进的人必须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侥幸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作为往上爬的基础。新式的学校还一个都没有，只有几个水陆师的学堂，养成海陆军的将校的，分设在天津武昌南京福州等处，都是官费供给，学生不但不用花钱，而且还有津贴可领。鲁迅心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结果自然只好进公费的水陆师学堂，又考虑路程的远近，结果决定了往南京去。其实这里还有别一个，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缘因，乃是因为在南京的水师学堂里有一个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换句话说便是“轮机科舍监”。鲁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是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后来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也仍是用的这个名字和号。

　　关于这小兄弟还有一件事，可写在这里。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有一篇小文，题曰“风筝”，后来收在《野草》里边。他说自己嫌恶放风筝，看见他的小兄弟在糊蝴蝶风筝，便发了怒，将风筝的翅骨折断，风轮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后，心里老觉得抱歉似的，心想对他说明，可是后来谈及的时候，小兄弟却是什么也不记得了。这所说的小兄弟也正是松寿，不过《野草》里所说的是“诗与真实”和合在一起，糊风筝是真实，折断风筝翅骨等乃是诗的成分了。松寿小时候爱放风筝，也善于自糊风筝，但那是戊戌（一八九八）以后的事，鲁迅于那年春天往南京，已经不在家里了。而且鲁迅对于兄弟与游戏，都是很有理解，没有那种发怒的事，文章上只是想像的假设，是表现一种意思的方便而已。松寿生于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在己亥庚子那时候刚是十二三岁。

　　七　影写画谱

　　伯宜公没后这几个月里，家里忙于办丧事，鲁迅并没有余暇去买什么书，但是在第二年中却买了不少重要的，便是说与他后来的工作有关的书籍。单据我所记得的来说，石印《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王韬的《淞隐漫录》，都是继承以前买书的系统来的，新的方向有《板桥全集》等。这些普通的书他送到杭州来给我看过，但是在我回家之后，却又看到别的高级的书，不是一般士人书斋里所有的。就所记得的来说，有木刻本《酉阳杂俎》全集，这书在唐代丛书中有节本，大概看了感觉兴趣，所以购求全本的吧。有《古诗源》，《古文苑》，《六朝文絜》，正谊堂本《周濂溪集》，这算是周家文献的关系，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类编》则是仿宋复刻本，最是特别的则是一部二酉堂丛书了。这是武威张澍所刻的辑录的古书，与后来买到的茆泮林的十种古逸书同样的给予鲁迅以巨大的影响。鲁迅立意辑录乡土文献，古代史地文字，完全是二酉堂的一派，古小说则可以说是茆氏的支流了。二酉堂丛书还有一种特色，这便是它的字体，虽然并不完全依照“说文”来复原，写成楷书的篆字，但也写得很正确，因此有点别扭，例如“武”必定用止戈二字合成，他号“介侯”，第二字也必写作从厃从矢。鲁迅刻《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时候，多少也用这办法，只可惜印本难得，除图书馆之外无从看得到了。

　　伯宜公于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去世，鲁迅往南京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这中间原是有一年半的光阴，还是住在家里的。但是我于丁酉年初即往杭州，看在狱里的祖父去了，到了鲁迅走后的戊戌年秋天才又回家，所以这一年半的事情我大部分不知道，不能另立一章来细说，只好摘要的来带说一下。

　　不过在大舅父那里过的几个月的光阴，也不全是不愉快或是空虚无用的。他在那里固然初次感到人情的冷酷，对于少年心灵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在文化修养上并不是没有好处，因为这也正在那时候他才与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的一大部分—板画和小说，真正发生了接触。明显的表现便是影写《荡寇志》的全部绣像。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总之是父亲病中这一段里吧，鲁迅从本家那里，可能是叔祖玉田，也可能是玉田的儿子伯，借来了一部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部木版小本的“唐代丛书”，在丛书中是最不可靠的一种，据后来鲁迅给人的书简中说：“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但引据固然不能凭信，在当时借看实在原是“拿来玩玩”的意思，所以无甚妨碍。倒是引起读书的兴味来，这一个用处还是一样的。那里边所收的书，看过大抵忘了，但是有一两种特别感觉兴趣，就不免想要抄它下来，正与影写画谱是同一用意。我那时年幼没有什么知识，只抄了一卷侯宁极的《药谱》，都是药的别名，原见于陶谷的《清异录》中。鲁迅则选抄了陆羽的《茶经》，计有三卷，又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各一篇，这便大有意义，也就是后来大抄《说郛》的原因了。

　　八　三味书屋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抵是在春天上坟时节吧，大人们看得没有什么风波了，便叫小孩们回到家里去。在皇甫庄和小皋埠所受的影响立即向着两方面发展，一是开始买新书，二是继续影写图画。

　　上边所说都是关于鲁迅在书房里的情形和他的功课，未免有点沉闷，现在再来讲一点他在书房外的活动吧。三味书屋的学生本来也是比较守规矩，至多也只是骑人家养了避火灾的山羊，和主人家斗口而已，鲁迅尤其是有严格的家教，因为伯宜公最不喜欢小孩在外边打了架，回家来告诉受了谁的欺侮，他那时一定这么的说：谁为什么不来欺侮我的呢？小孩们虽觉得他的话不尽合理，但也受了教训，以后不敢再来了。话虽如此，淘气吵架这也不能尽免，不过说也奇怪，我记得的两次都不是为的私事，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闹了起来的。这第一次是大家袭击“王广思的矮癞胡”。在新台门与老台门之间有一个旧家王姓，称“广思堂”，一般称它作“王广思”，那里有一个塾师开馆教书，因为形体特殊，浑名叫作矮癞胡，即是说身矮头秃有须罢了。一般私塾都相当腐败，这一个也是难免，痛打长跪极是寻常，又设有一种制度，出去小便，要向先生领取“撒尿签”，否则要受罚，这在整饬而自由的三味书屋的学生听了，自然觉得可笑可气。后来又听哪一个同学说，家里有小孩在那里上学，拿了什么点心，“糕干”或烧饼去，被查出了，算是犯了规，学生受责骂，点心则没收，自然是先生吃了吧？大家听了这报告，不禁动了公愤，由鲁迅同了几个肯管闲事的商家子弟，乘放午学的时候，前去问罪，恰好那边也正放学，师生全不在馆，只把笔筒里的好些“撒尿签”全都撅折了，拿朱墨砚台翻过来放在地上，表示有人来袭击过了。这第一阵比较的平稳过去，第二次更多有一点危险性，却也幸得无事。大约也在同一年里，大家又决议行动，去打贺家的武秀才。这贺家住在附近的绸缎弄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只听说是“武秀才”，这便引起大家的恶感，后来又听说恐吓通行的小学生，也不知是假是真，就决定要去惩罚他一下。在一天傍晚放学之后，章翔耀，胡昌薰，莫守先等人都准备好了棍棒，鲁迅则将介孚公在江西做知县时，给“民壮”（卫队）挂过的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了去。大家像《水浒》里的好汉似的，分批走到贺家门口等着，不知怎的那天武秀才不曾出来，结果打架没有打得成。是偶然还是故意不出来的呢，终于未能清楚，但在两方面总都是很有好处的。

　　九　药店与当铺

　　上边所说的事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但鲁迅已经在读《孟子》，那是很明了确实的。可能这是在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年，这之后他便进了三味书屋跟寿镜吾先生读书去了。总之次年癸巳（一八九三）他已在那里上学，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曾祖母于壬辰除夕去世，新年匆忙办理丧事，不大可能打发他去入学，所以推定往三味书屋去在上一年里，是比较可以相信的。

　　三　遇见“闰土”

　　上文说到了光绪癸巳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在鲁迅的生活中是一个重大关键，我也已是满八岁多了，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些了。所记述的因此也可以确实些。在这一年里应该记的是鲁迅初次认识了“闰土”。他姓章，本名运水，因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叫作“阿水”，书名加上一个运字，大概是取“运气”的意思，绍兴俗语闰运同音，所以小说上改写作“闰”，水也换作五行中的“土”了。运水的父亲名章福庆，一向在家中帮忙工作，他的本行是竹匠，家在杜浦村，那里是海边，一片都是沙地，种些瓜豆棉花之类，农忙时在乡间种地，家里遇过年或必要时他来做帮工。那年曾祖母去世，在新年办丧事，适值轮到祭祀“当年”，更是忙乱。周家共分三大房，又各分为三小房，底下又分为三支，祖先祭祀置有祭田，各房轮流承办，小祭祀每九年轮到一回，大祭祀便要二十七年了。那一年轮到的不记得是哪一个祭祀，总之新年十八天要悬挂祖像，摆列祭器，让本家的人前来瞻拜。这回办理丧事，中堂恰被占用了，只好变通一下，借用了本家的在大门西边的大书房来挂像，因为那些祭器如古铜大“五事”—香炉烛台和两个花瓶共五件，称为五事，—和装果品和年糕粽子的锡盘，都相当值钱，容易被白日撞门贼所偷走，须要有人看守才行，这个工作便托章福庆把他的儿子运水叫来，交付给他。鲁迅的家当然是旧式封建家庭，但旧习惯上不知怎的对于使用的工人称呼上相当客气。章福庆因为福字犯讳，简略为章庆，伯宜公直呼他阿庆，祖母和母亲则叫老庆，小孩们统统称他庆叔，对于别家的用人也是一样，因为我还记得有过一个老工人，我们称为王富叔的。运水来了，大家不客气的都叫他阿水，因为他年纪小，他大概比鲁迅大两三岁，可能有十五六岁吧。鲁迅叫他阿水，他叫鲁迅“大阿官”，这两人当时就成了好朋友。那时鲁迅已在三味书屋上学，当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但是不论是士人或商家出身，他们都是城里人，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罢了。运水来自乡下海边，有他独特的新奇的环境，素朴的性格，鲁迅初次遇到，给与了他很深的印象，后来在文章上时常说到，正是很当然的了。鲁迅往安桥头外婆家去的时候，可能去过镇塘殿吃茶，到楝树下看三眼闸，或者也看过八月十八的大潮，但是海边“沙地”上的伟大的平常的景色却没有机会看到过，这只有在运水的话里才能听见一部分。张飞鸟与蓝背在空中飞，岸上有“鬼见怕”和“观音掌”等珍奇的贝壳，地上有铁叉也戳不着的猹—或是獾猪，这些与前后所见的《尔雅图》和《山海经》图岂不是也很有一种连系么。到了庚子新年，已在七年之后，运水来拜岁留住，鲁迅还同他上“大街”去玩了两天，留在我的旧日记上，可见到那时候还是同朋友似的相处的了。

　　四　祖父的故事

　　三味书屋是绍兴东城有名的一个书房，先生品行方正，教读认真，“束修”因此也比较的贵，定为一律每节银洋二元，计分清明端午中秋年节四节，预先缴纳。先生专教经书，不收蒙学，因此学生起码须得读《大学》《中庸》，可是商家子弟有愿读《幼学琼林》的也可以答应，这事情我没有什么记忆，但是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得说及，所云“嘲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即是。先生的教法是，早上学生先背诵昨日所读的书和“带书”，先生乃给上新书，用白话先讲一遍，朗读示范，随叫学生自己去读，中午写字一大张，放午学。下午仍旧让学生自读至能背诵，傍晚对课，这一天功课就算完了。鲁迅在家已经读到《孟子》，以后当然继续着读《易经》，《诗经》，—上文说到合买《海仙画谱》，便在这时节了，—《书经》，《礼记》以及《左传》。这样，所谓五经就已经完了，加上四书去，世俗即称为九经。在有志应考的人，九经当然应当读完，不过在事实上也不十分多，鲁迅那时却不自满足，难得在“寿家”读书，有博学的先生指教，便决心多读几部“经书”。我明了的记得的有一部《尔雅》，这是中国最古的文字训诂书，经过清朝学者们研究，至今还不容易读，此外似有《周礼》，《仪礼》，因为说丧礼一部分免读，所以仿佛还有点记忆。不过《尔雅》既然是部字书，讲也实在无从讲起，所以先生不加讲解，只教依本文念去，读本记得叫作“尔雅直音”，是在本文大字右旁注上读音，没有小注的。书房上新书，照例用“行”计算，拙笨的人一天读三四行，还不能上口，聪明的量力增加，自几十行以至百行，只要读得过来，别无限制。因此鲁迅在三味书屋这几年里，于九经之外至少是多读了三部经书，—《公羊》读了没有，我不能确说。经书早已读了，应当“开笔”学八股文，准备去应考了，这也由先生担任，却不要增加学费，因为“寿家”规矩是束修两元包教一切的。先生自己常在高吟律赋，并不哼八股，可是做是能做的，用的教本却也有点特别，乃是当时新刊行的《曲园课孙草》，系俞曲园做给他的孙子俞陛云去看的，浅显清新，比较的没有滥调恶套。“对课”本来是做试帖诗的准备工作，鲁迅早已对到了五字课，即是试帖的一整句了，改过来作五言六韵，不是什么难事了。

　　我写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报告事实。如果事实有不符，那就是原则上有错误，根本的失了存在的价值了。只可惜事隔多年，记忆不能很确，而亲友中又已少有能够指出我的遗漏或讹误的人，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悲哀了。

 

 

 

 

　　鲁迅的国学与西学

　　这篇文章的题目本来想叫作“鲁迅的新学与旧学”，因为新旧的意义不明了，所以改称“国学与西学”，虽然似乎庸俗一点，但在鲁迅的青年时期原是通行的，不妨沿用它一下子。

　　鲁迅的家庭是所谓读书人家，祖父是翰林，做过知县和京官，父亲是个秀才，但是到了父亲的那一代，便已经衰落了。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多年，父亲早殁，祖传三二十亩田地逐渐地都卖掉了。在十八岁的年头上，鲁迅终于觉得不能坐食下去，决意往南京去考当时仅有的两个免费的学堂，毕业之后得到官费留学日本，这样使得他能够在家庭和书房所得来的旧知识之外，再加上了新学问，成为他后来作文艺活动的基础。现在我们便想关于这事，说几句话。

　　鲁迅的家庭虽系旧家，但藏书却并没有多少，因为读书人本来只是名称，一般士人“读书赶考”，目的只是想博得“功名”，好往上爬，所以读的只是四书五经，预备好做八股而已。鲁迅家里当然还要好些，但是据我的记忆说来，祖传的书有点价值的就只是一部木板《康熙字典》，一部石印《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和《唐诗叩弹集》，两本石印《尔雅音图》，书房里读的经书都是现买的。鲁迅在书房里读了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大概在十六岁以前四书五经都已读完，因为那时所从的是一位名师，所以又教他读了《尔雅》，《周礼》或者还有《仪礼》，这些都是一般学生所不读，也是来不及读的。但是鲁迅的国学来源并不是在书房里，因为虽然他在九经之外多读了三经，虽然旧式学者们说得经书怎么了不起，究竟这增加不了多少知识，力量远不及别的子史。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便是人人皆知的“二十四孝”，也给他新的刺激，《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便对于曹娥与郭巨的故事提出了纠弹的意见。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无道，正史上也不能讳言，但鲁迅更从国朝典故的另本《立斋闲录》中看到别的记录，引起极大的义愤。这都见于他的杂文上面，不必细说了。

　　鲁迅小时候喜欢画画，在故家前院灰色矮墙上曾画着尖嘴鸡脚的一个雷公，又在小本子上画过漫画“射死八斤”，树下地上仰卧一人，胸前插着一枝箭，这八斤原是比鲁迅年长的一个孩子，是门内邻居李姓寄居的亲戚，因为在小孩中间作威福，所以恨他。鲁迅的画没有发达下去，但在《朝花夕拾》后记里，有他自画的一幅活无常，可以推知他的本领。在别方面他也爱好图画，买了好些木刻石印的画谱，买不到的便借了来，自己动手影画。最早的一本是《荡寇志》的绣像，共有百页左右吧，前图后赞，相当精工，他都影写了下来，那时他正是满十二岁。以后所写的有《诗中画》，那是更进一步了，原本系画古人诗意，是山水画而兼人物，比较复杂得多了。第三种又很特别，乃是王冶梅画谱之一，上卷题曰“三十六赏心乐事”，是一种简笔画，下卷没有总名，都是画幅，有些画的有点滑稽，可是鲁迅似乎也很喜欢，用了贡川纸把它影下来了。所买画谱名目可不必列举，其中比较特别的，有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另种画本。北斋是日本版画“浮世绘”大家，浮世绘原本那时很是名贵，就是审美书院复刻的书也都非数十元不可，穷学生购买不起，幸而在嵩山堂有木版新印本，虽然不很清楚，价格不贵，平均半元一册，便买了几册来，但大部的《北斋漫画》因为有十五册一套，就未能买得。日本木刻画本来精工，因为这是画工刻工和印工三方面合作成功的，北斋又参加了一点西洋画法，所以更是比例匀称，显得有现代的气息。这些修养，与他后来作木刻画运动总也是很有关联的吧。

　　对于中国旧文艺，鲁迅也自有其特殊的造诣。他在这方面功夫很深，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诗歌方面他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非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有些地志如《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文章也写得极好，一般六朝文他也喜欢，这可以一册简要的选本《六朝文絜》作为代表。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这读佛经的结果，如上文所说，取得“神灭论”的思想，此外他又捐资翻刻了两卷的《百喻经》，因为这可以算得是六朝人所写的一部小说。末了还有一件要说的，是他的文字学的知识。过去一般中国人“读书”，却多是不识字，虽然汉末许叔重做了《说文解字》十五篇，一直被高搁起来，因为是与“科举”无关，不为人所注意。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后半期内，章太炎先生刚从上海西牢里释放出来，亡命东京，主编革命宣传机关杂志《民报》，又开办“国学讲习会”，借了大成中学的讲堂，给留学生讲学，正是从《说文》讲起。有朋友来约，拟特别请太炎先生开一班，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讲《说文》，我们都参加了，听讲的共有八人。鲁迅借抄听讲者的笔记清本，有一卷至今还存留，可以知道对于他的影响。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是文章用字的古雅和认真，最明显的表现在《域外小说集》初板的两册上面，翻印本已多改得通俗些了，后来又改用白话，古雅已用不着，但认真还是仍旧，他写稿写信用俗字简字，却决不写别字，以及重复矛盾的字，例如桥樑（梁加木旁犯重），邱陵（清雍正避孔子讳始改丘为邱），又写鳥字也改下边四点为两点，这恐怕到他晚年还是如此吧？在他丰富深厚的国学知识的上头，最后加上这一层去，使他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他这二十几年的刻苦的学习可以说是“功不唐捐”了。

　　关于鲁迅的“西学”一方面，我们可以更简单的来说明一下。这里可分作两个段落，其一是关于一般的科学知识，其二是关于外国的文学知识。这第一段落是鲁迅在南京（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一）及在东京前期（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大概这五个年头。南京附设在陆师学堂内的矿路学堂本来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的，虽然主要功课属于矿路二事，但鲁迅后来既不开矿，也不造路，这些功课都已还了先生之后，他所实在得到的也只是那一点普通科学知识而已。鲁迅在《朝花夕拾》上特别提出地学（地质学）和金石学（矿物学），这些固然最是新鲜，但重要的其实还是一般科学，如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都是现代常识的基础，但是平常各个分立，散漫无归宿，鲁迅在这里看到了《天演论》，这正像国学方面的《神灭论》，对于他是有着绝大的影响的。《天演论》原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伦理与进化论”，（或者是“进化论与伦理”也未可知，）并不是专谈进化论的，所以说的并不清楚，鲁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鲁迅看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于是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迅在东京进了弘文学院，读了两年书，科学一方面只是重复那已经学过的东西，归根结蒂所学得的实在只是日本语文一项，但是这却引导他到了进化论里去，那末这用处也就不小了。

　　第二个段落是说鲁迅在仙台医学校的两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和仙台退学后住在东京的三年（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在仙台所学的是医学专门学问，后来对于鲁迅有用的只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并不进，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他利用德文去翻译别国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走向自由与解放的道路。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波希米亚（捷克），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这些在那时都是弱小民族，大都还被帝国主义的大国所兼并，他们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译，只有德文译本还可得到，这时鲁迅的德文便大有用处了。鲁迅在东京各旧书店尽力寻找这类资料，发见旧德文杂志上说什么译本刊行，便托相识书商向“丸善书店”往欧洲定购。这样他买到了不少译本，一九〇九年印行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他所译的原本，便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收集来的。他在旧书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买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学史》，后来又定购了一部三册的札倍尔著的同名字的书，给予他许多帮助。在许多年后《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时候，找不到关于斯拉夫的几个民族的资料，有几篇谈保加利亚和芬兰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下来的。鲁迅在东京的后期只是短短的三年，在终日闲走闲谈中间，实在却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如拿去和国学时期相比，真可以说是意外的神速。

　　（《新港》月刊）

 

 

 

 

　　鲁迅与中学知识

　　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还没有中学校。那时满清政府采用官吏，还是用那科举制度，凭了八股文取士，读书人想求仕进，必须“三考出身”，有钱的人出钱“捐官”，那算是例外。第一步是在书房里念书，先把四书和五经念完，再动手学做八股，名为“开笔”，及至文章“满篇”，可以出去应考，普通大概总要十年工夫，所谓“十载寒窗”的话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了。经过县府两重考试，再应“院试”，如果八股文做得及格，考中“秀才”，便可去应“乡试”，有中“举人”的希望。举人上京去“会试”，中了便是“进士”，经过“殿试”，考得好的入翰林院，其次也可以当部员，或者外放去做知县。不过这应考要有耐心，因为秀才固然可以每年去考一回看，乡试会试便要隔一二年了，有人“考运”不好，考上多少年，连一个秀才也拿不到手，就须得一年年的等下去。鲁迅应考的准备是早已完成了，因为他读书很快，在四书之外一共还读了八经，文章也早已满篇，可是他不能坐等考试，父亲于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去世，家境穷困，没法坐守下去。改业呢，普通是“学幕”去当师爷，不然是学钱业或当业，即是做钱店或当铺的伙计，这也是他所不愿意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便决意去进学堂。那时候还没有中学校，但是类似的教育机关也已有了几处，不过很是特别，名称仍旧是“书院”，有如杭州的求是书院，南京的格致书院，教的是一般自然科学，只可惜学生虽然不要学费，膳杂费还要自备，这在鲁迅也是负担不起的。幸而在这些文书院之外，还有几个武学堂，都是公费供给，而且还有每月津贴的“赡银”。鲁迅那时便走向南京去，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考进水师学堂，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可是因为学校办得“乌烟瘴气”，不久就退了学，到冬天改进了矿路学堂。这虽是一个文学堂，却并不称书院，因为它不是独立的，只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里面，所以一样的叫作学堂。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那时中国也还没有专讲进化论的书，鲁迅只于课外买到一册严复译的《天演论》，才知道有什么“物竞天择”这些道理，与进化论初次发生了接触。不过那《天演论》原本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名“进化与伦理”，后半便大讲其与哲学的关系，不能把进化论说得很清楚，在当时的作用是提出“优胜劣败”的原则来，给予国人以一个警告罢了。

　　这里须得来叙述一件事，虽然看似烦琐，其实却是相当重要的。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虽然没有显明的攻击过，但这总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由此引伸又多读佛经，本来并无宗教信仰，只是去当作古书来看，因为中国自后汉起便翻译佛经，到六朝为止译出了不少，所以当作六朝文来读，也是很有兴趣的事情。佛经倒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是作为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国“撰述”类中却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论佛教的书，中间有梁朝范缜作的一篇《神灭论》，这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诸子中间已有萌芽，后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有表示，不过未能彻底，到了范缜才毫不客气的提出神灭论来了。大意是说神附于形而存在，形灭则神亦灭，他用刀来作比喻，说刀是形，刀的锐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毁灭则利也自然不存了。当时轰动一世，连信佛的梁武帝也亲自出马，和他辩难，可是终于无法折服他。这便给鲁迅种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后来与科学知识，马列主义相结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矿路学堂所学的重在技术，一般自然科学是基本，所以要补习一下，够得上中学标准，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显得缺乏了。学堂里也有“汉文”这一门功课，读的大抵都是《左传》，作文题目也只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之类。陆师学堂的总办也照例由候补道兼充，不过还比较开通些，不像水师方面那么的乌烟瘴气，在看书报方面可以更为自由。但是鲁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在学堂里所得不多，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时候立下了基础来的。他读“正经书”—准备考八股出题目用的四书五经读得很快，可是因为有反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虽然平心说起来，《诗经》乃是古代歌谣，现在看来有许多是很可喜爱的。他就用余暇来看别的古书，这在正经用功赶考的人说来是“杂览”，最是妨碍正业，要不得的。鲁迅看了许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杂家的笔记，不仅使他知识大为扩充，文章更有进益，又给了他两样好处，那是在积极方面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消极方面则深切感到封建礼教的毒害，造成他“礼教吃人”的结论，成为后日发为《狂人日记》以后的那些小说的原因。

　　矿路学堂因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课中独缺外国语这一门。这一个缺陷是他后来在日本，自己来补足的。他当初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那里学的是德文，第二学年末了退学后，他在东京继续自修，后来便用这当唯一的工具，译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等许多世界名著。日本语他也学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译日本现代作品，只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夏目漱石等几个人的小说而已。他也曾学过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许季茀等一共六个人，去找亡命东京的马利亚孔特夫人教读，每人学费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费留学生未免觉得压手，所以几个月后就停止了。那时所用教本系托教师从海参崴去买来，每册五十戈比，书名可以叫做“看图识字”吧，是很简单的一种本子。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鲁迅亲笔注上的小字，现存放在“故居”，大家还可以看得到。

　　（《文汇报》）

 

 

 

 

 

　　鲁迅的文学修养

　　文学修养是句比较旧式的话，它的意思大略近于现代的“文艺学习”，不过更是宽泛一点，也就好讲一点。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是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1与章实斋2，谭复堂3与李越缦4，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毛西河5，他几乎专门和“朱子”朱晦庵6为难，攻击的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不过这一种议论，恐怕未免有唯心论的色彩，而且换句话说，无异于说是“师爷”派，与“正人君子”的代言人陈源的话相近，所以不足为凭，现在可以不谈。但是，说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不但他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介孚公晚年写有一册《恒训》，鲁迅曾手抄一本，保存至今，其中所说的话什九不足为训，可以不提，但是说话的谿刻，那总是独一的了。

　　我们客观一点寻找鲁迅思想文章的来源，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是本国的，二是外国的。说到第一点，他读得中国古书很多，要具体的来说不但烦琐，也不容易，我们只好简单的来综结一句，他从那里边获得了两件东西，即是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以及唯物思想的基础。读者们应当记得他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那是极好的资料，说明他反礼教思想的起源。《二十四孝》据说是“朱子”所编教孝的通俗书，专门发挥“三纲”中的“父为子纲”的精义的。书却编得很坏，许多迂阔迷信，不近人情，倒也罢了，有的简直凶残无道，如“郭巨埋儿”这一节，在鲁迅的文章里遭到无情的打击，这也就显示它给他的刺激是多么的大。历代稍有理性的文人大抵都表示过反对，可是只单独的说一遍，没有什么力量，鲁迅多看野史笔记，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有如六朝末武人朱粲以人为军粮，南宋初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吃人肉干当干粮，一九〇六年徐锡麟暗杀恩铭，被杀后心肝为卫兵所吃，把这些结合起来，得到一句结论曰礼教吃人。这个思想在他胸中存在了多少年，至一九一八年才成熟了，以《狂人日记》的形式出现于《新青年》上，不但是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反礼教运动的第一阵。他的唯物思想的根苗并不出于野史笔记，乃是从别个来源获得的。说来也觉得有点奇怪，这来源是佛经一类的书籍。他读古书，消极方面归纳得“礼教吃人”，建立起反封建道德的思想，但积极方面也得到益处，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他爱好历代的图画，后来兴起板画运动，辑录史地佚书，唐以前古逸小说，都有很大的成就。词章一方面他排斥历来的“正统派”，重新予以估价，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过于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中国佛经有许多种都是唐以前译出的，因此可以算是六朝的作品，他便以这个立场来加以鉴赏。鲁迅从谢无量的兄弟，留学印度的万慧法师那里听到说，唐朝玄奘的译经非常正确，但因为求忠实故，几乎近于直译，文字很不容易懂。反过来说，唐以前即六朝的译经，比较自由，文词流畅华丽，文艺价值更大。鲁迅曾初读佛经，当作六朝文看，并不想去研究它里边的思想，可是不意他所受的影响却正是属于思想的。他看了佛经结果并不相信佛教，但是从本国撰述的部类内《弘明集》中，发见了梁代范缜的《神灭论》，引起他的同感，以后便成了神灭论者了。手边没有《弘明集》，不可能来引用说明，就所记得的说来，大体是说神不能离形而独存，最有名的譬喻是用刀来比方，说形体是刀，精神是刀锋，刀锋的锐利是因刀而存在，刀灭则刀锋（利）也就灭了，因此神是也要与形俱灭的。鲁迅往南京进了矿路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受到了科学洗礼，但是引导他走向唯物路上去的，最初还是范缜的《神灭论》，后来的科学知识无非供给更多的证据，使他更坚定的相信罢了。

　　鲁迅从外国文学方面学习得来的东西很多，更不容易说，现在只能很简单的，就他早期写小说的时代来一谈。他于一九〇六年从医学校退学，决意要来搞文艺运动，从办杂志入手，并且拟定名称曰“新生”。计划是定了，可是没有资本，同人原来也只是四名，后来脱走了一个，就只剩下了三人，即是鲁迅，许寿裳和我。《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杂志刊行虽已中止，收集材料计划却仍在进行，可是很是艰难，因为俄国作品英日译本虽有而也很少，若是别的国家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当时叫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便没有了，德译本虽有但也不到东京来，因此购求就要大费气力。鲁迅查各种书目，又在书摊购买旧德文文学杂志，看广告及介绍中有什么这类的书出版，托了相识的书店向丸善书店定购，这样积累起来，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库丛书小本，现在看来这些小册子并无什么价值，但得来绝不容易，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了。他曾以一角钱在书摊上买得一册文库本小书，是德文译的匈牙利小说，名曰“绞刑吏的绳索”，乃是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是他唯一的小说。这册小书已经很破旧了，原来装订的铁丝锈断，书页已散，可是鲁迅视若珍宝，据我的印象来说，似乎是他收藏中唯一宝贵的书籍。这小说的分量并不很多，不知道他为什么缘故，不曾把它译了出来。

　　《新生》没有诞生，但是它的生命却是存在的。一九〇七年因了孙竹丹的介绍，给《河南》杂志写文章，重要的有一篇《摩罗诗力说》，可以当作《新生》上的论文去看。一九〇九年因了蒋抑卮的借款，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登载好些俄国和波兰的作品，也即是《新生》的资料。但是鲁迅更大的绩业乃是在创作的小说上，在这上边外国文学的力量也是不小的。这里恐怕也可以有些争辩，现在只能照我所见的事实来说，给予他影响的大概有这些作家与作品。第一个当然要算俄国的果戈理，他自己大概也是承认，“狂人日记”的篇名便是直接受着影响，虽然内容截然不同，那反礼教的思想乃是鲁迅所特有的。鲁迅晚年很费心力，把果戈理的《死魂灵》翻译出来，这部伟大的小说固然值得景仰，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看出二者的相类似，鲁迅小说中的许多脚色，除时地不同外，岂不也就是《死魂灵》中的人物么？第二个我想举出波兰的显克微支来。显克微支的晚期作品都是历史小说，含有反动的意义，不必说了，但他早期的作品的确有很好的，《域外小说集》中《灯台守》的诗都是他亲手所译，《炭画》一卷尤其为他所赏识，可能也给他一些影响。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

　　（《文艺学习》）

　　1袁随园名枚，字子才，杭州人。乾隆时（十八世纪）以诗名。思想比较自由，特别关于两性问题主张开放。

　　2章实斋名学诚，绍兴人，乾隆时史学家，有学问而思想较旧，反对袁随园的主张，作文批评，多极严刻。著有《文史通义》等书。

　　3谭复堂名献，杭州人，善诗文，生于清末，为章炳麟之师。

　　4李越缦名慈铭，绍兴人，生于清末，长于史学及诗文，喜谩骂人，作文批评亦多严刻。著有诗文集及《越缦堂日记》。

　　5毛西河名奇龄，绍兴萧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纪），学问极渊博，著有《西河合集》数百卷。解说经书极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学说，多所攻击，其大胆为不可及。

　　6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称朱文公，南宋时道学家，注解四书，宣传旧礼教，最有力量。

 

 

 

 

 

　　鲁迅读古书

　　关于鲁迅与古书的问题，普通有两种绝不相同的说法。甲说是主张用古文的一派：你们佩服鲁迅，他的新文学固然好，但那正是从旧文学出来的，因为他读得古书多，文学有根柢。乙说根据鲁迅自己的说法，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他竭力劝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免得意气销沉下去。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不对，可是也不全对，因为是片面的，不可能作为依据。我们现在客观的来评判一下，甲说的用意不好，利用鲁迅读古书的事实，来替古文张目，所以把事实歪曲了，是不足凭信的。乙说呢，事实是没有错，但我们知道那时正是北洋政府的反动时代，社会上复古空气很浓厚，提倡古典文学，就会被复古派所利用，有害无益，鲁迅反对读古书的主张是对于复古运动的反抗，并不足证明他的不读古书，而且他的反对青年读古书的缘故正由于他自己读透了古书，了解它的害处，所以才能那么坚决的主张。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客观的看来，鲁迅多读古书，得到好处，乃是事实，而这好处可以从消极和积极这两方面来说。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所谓消极的好处，便是他从古书里发见了旧中国的病根，养成他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发动伟大的思想的革命，这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过去有长远的历史，浸润在一切文物里边，凡是接触着的人，容易感染，不加救治就将成为痼疾。历代学者能够知道并且揭穿这个毛病的，屈指可数，汉末孔融与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东原与俞理初这几个人而已。鲁迅同一般读书人一样，在古书堆里钻了多年，却能独自觉悟，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这是科学知识的力量吧，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因为有好些科学家对于礼教并不反对。古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鲁迅便是因为身入虎穴，这才明白了老虎的真相的。话虽如此，钻到古书堆里这正与入虎穴相似，是颇为危险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无事的进去又出来的呢？这个理由有点不易说明，但事实总是这样，他在古书里摸索，黑暗中一手摸着了“礼教”（有如童话里的“老虎外婆”）的尖利的爪牙，使他蓦地觉悟，以后留心看去，到处看出猛兽的形迹，从这里发展下去，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打虎将，那是很自然的顺序了。

　　鲁迅读古书还有一方面是很特别的，即是他的看佛经。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经的，那大半是由老庄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这原因是古代佛经多有唐以前的译本，有的文笔很好，作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兴味。他这方面所得的影响大概也颇不小，看他在一九一四年曾经捐资，托南京刻经处重刊一部《百喻经》，可以明了。梁任公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曾说道：

　　鲁迅摸着礼教的爪牙，这事出现在他很小的时候，具体的说是在初看《二十四孝》的时候。《二十四孝》据说是南宋大儒朱晦庵所编的，这事固然尚待查考，未可信凭，但在民间很有力量，是“三纲”中“父为子纲”的宣传书，那是人人皆知的。那里边所说的大抵离奇古怪，不近人情，其中老莱子彩衣娱亲，画作一个须发浩白的老人倒卧地上，手持有耳小摇鼓，鲁迅的故乡叫作“摇咕咚”的玩具，样子十分可笑，鲁迅文中已经大加嘲笑，尤其荒谬的要算那一幅郭巨埋儿的故事了。因为要孝养父母，嫌儿子养育花钱，决心去掘土坑，想把儿子活埋了事，画里郭巨正在挖坑，郭巨的妻子手里抱着那小儿站着，小儿手里也正捏着一个摇咕咚。这使得鲁迅看了发生怎样的悲愤，在他后来所写的“二十四孝”那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的感到，我们这里可以不必重复多说。鲁迅在小时候就从孝道的教科书《二十四孝》上了解了古来礼教的残忍性，就立定了他的观点，随时随地都加警惕，从古书中更多的发见资料，书读得愈多，也就愈加证明他见解的正确。这个结论便是“礼教吃人”，直到五四前后在《新青年》上才有机会揭出这个事实，表现在文学上的即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在《二十四孝》上发见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又从种种子史古书上得到了大量的证明材料，这里可以稍加说明。他在书房里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工夫来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可是这些经书固然没有给他什么好教训，却也还不曾给了他大的坏印象，因为较古的书也较说的纯朴，不及后代的说得更是严紧，凶狠。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国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鲁迅在借了小说对于封建礼教开火以后，一直没有停过，在《祝福》里又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我们不能说鲁迅文章的好处是从古文中出来，但是说他攻击礼教这个意思乃是从古书中得来，即是出于古书的赐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边我们只说得消极的一面，其实在积极的一方面他也从古书得到不小的好处。这用现代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国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至于供给他后来在文艺研究的基础那还在其次。在鲁迅生存着的期间，国内有着什么保存国粹的口号，最明显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国故》和吴宓胡先骕的《学衡》两次运动，但那是复古派所发动的，借了这个名称来维持旧礼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对它，觉得他们所谓国粹实在乃是些国滓国糟，因此连这个名字也有点厌恶，不愿意用了。可是试问，国粹这物事有没有呢，我想这是有的，不过不必说得那么玄妙，只如现今所说文化遗产，就十分确当。鲁迅读书从经书起头，于四书之外又读了八部经，可是如上文所说，这对于他大概没有什么影响。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备查考，也不曾好好读过。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说了。《诗经》是硬读的，因此难以发生兴趣，韵文方面他所喜爱的有一部《楚辞》，此后是陶渊明，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却并不着重，只有一部《剑南诗稿》，那大抵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未可知。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北京大学请他教书，只是一阵东风，催他成功就是了。

　　“试细检藏中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张，但大体说得还对，现在借用了来作为鲁迅读佛经的说明，倒是极为适合的。

　　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特别是《说文解字》，如《域外小说集》中那些文言译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到了用白话写作的时候，这就全然不见，所以这里也从略了。

　　（《读书月报》）

 

 

 

 

 

 

　　鲁迅与歌谣

　　这篇文章的题目有点枯窘，恐怕不能写得好，因为我写鲁迅纪念的文章，都是回忆小品的性质，所用的材料须得是事实，而事实则是有限量的。这好比是一叠钞票，用一张少一张，到用完便没有了，不可能自己来制造补充。关于鲁迅我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存储的材料几乎没有什么了。此次给《民间文学》写稿，尤其觉得为难，在这一方面其实并不曾写过文章，难的在于根本缺少材料。鲁迅曾经译过“俄罗斯童话”，但那乃是后期的事情，在他前半期却还没有注意，即如格林姆兄弟的《德意志家庭童话》，他大概也只有小丛书本，虽是全书，但并没有那么许多的研究解说。只是对歌谣，他曾有过关心，这是我唯一的记忆与材料了。

　　一九一〇年前后，即是清末民初，鲁迅在从事于《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辑录工作，到了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他那工作差不多完成，便应蔡孑民之召，往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着政府迁移至北京。那时我留在家乡，除在中学校教一点书之外，开始收集研究儿歌与童话，先后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中，用文言写了几篇论文，在那时当然无处可以发表，有一篇《童话之研究》寄给《中华教育界》，送给它白登，只希望给与该杂志一年份（代价计一元）作报酬，终于也被拒绝，寄给鲁迅去看，由他主持转交《教育部编审处月刊》，并后来所写论文，陆续发表在那上面。他特别支持我收集歌谣的工作，大概因为比较易于记录的关系吧，他曾从友人们听了些地方儿歌，抄了寄给我做参考。我的收集本来是故乡为主，他在北京所能听到的当然都是些外地的，寄给我的一张底稿我还保留着，后来将原本送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了，文句抄留在歌谣稿本上。查甲寅（一九一四）年旧日记，二月项下有云，六日得北京一日函，附儿歌数首。全文今抄录于后：

　　一

　　（直隶高阳）

　　五

　　（江西南昌）

　　六

　　（安徽）

　　（以上北京）

　　四

　　驮得拐杖后园赶雄鸡。

　　风来了，雨来了，

　　锅台3后头有一个大西瓜。4

　　锁笼锁箱锁弗及。

　　这里藏？2

　　这里断句系以韵为准，与以文法为准者不同。

　　二

　　车水车水，车到杨家嘴。

　　花墙破，驴推磨。

　　羊，羊，跳花墙。

　　管我白腿不白腿。9

　　猪挑柴，狗弄火。

　　爹话一盆花归哉！

　　爹爹见我归，

　　爷爷话敲背肉归哉！

　　爷爷见我归，

　　棉花桃，满地蹦。5

　　杨奶奶，好白腿。

　　月公爷爷，8保佑娃娃。

　　月亮弯弯，囡来望娘。

　　捡起罗裙揩眼泪。

　　挑开船篷13外孙抱弗及。

　　拔起竹竿赶市去。12

　　我车我的水，

　　我的《越中儿歌集》，从一九一三年一月计划起，收集材料也已不少，却终于未曾编成。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改名《绍兴儿歌述略》，写了一篇序文，登在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上，预备赶紧把它编出来。可是因为有些方言的句子，用字拼音都是问题，而且关于风俗和名物，须要许多繁琐的解释，一时未能着手。去年有朋友提议，最好能设法编好，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印出来，也好做个纪念。这个主张很好，我也很有这个意思，我预写那篇《儿歌述略》的序文以来，岂不也已是二十年过去了么。不过力不从心，至今还只有一本草稿，实在很是惭愧。现在姑且抄两章下来，比较易于记录的，作为鲁迅故乡地方歌谣的样本。其一是“月亮弯弯”，依据范寅著《越谚》卷上所载，范氏原本在题下有小注云：“此谣越俗出嫁女人情如绘。”

　　我们这里再来抄一篇，系从平水地方一位老太太口里采集来的，流传于老百姓中间，对于升官发财思想似嘲似讽，颇有意思。歌的表面是嘲笑癞子的。

　　庙里藏。

　　小轿车，白马拉。

　　小猫上炕捏饽饽。

　　嫂嫂见我归，

　　娘话心肝肉归哉！10

　　娘娘话穿针肉归哉！

　　娘娘见我归，

　　娃娃长大，上街买菜。

　　姥姥6见了外甥甥7。

　　唔妈11见我归，

　　唏哩哗啦1回娘家。

　　三

　　哥哥见我归，

　　和尚背了鼓来了。

　　关得书房假读书。

　　儿郎儿郎你看家，

　　你走你的路，

　　一藏藏了个小儿郎。

　　癞子癞新鲜，

　　爬起天亮去耘田。

　　一耘耘到大路沿，

　　癞子沰勒沰勒14开火吃潮烟。

　　吃浪一口大青烟，

　　我道哪里个青龙来出现，

　　哪道是一根大黄鳝！

　　我要捉，伊要颠。

　　走过个叔叔伯伯拨我上上肩！

　　一肩肩到大堂前，

　　十节驮来腌，

　　廿节驮来鲜。

　　头头尾尾晒鳝干，

　　黄鳝骨头买引线。

　　一卖卖到十八千，

　　放债盘利钱，

　　赶考中状元，

　　前门竖旗竿，

　　后门钉牌匾。

　　（《民间文学》）

　　1原注，铃铎之声属也，非指人声。

　　2问词，犹言哪里藏也。

　　3灶头也。

　　4按此歌当风雨将至时，小儿群集而唱之。

　　5踊也，跃也。

　　6外祖母也。

　　7第二甥字不知本字，系动词，谓甚爱也。（此处外甥系北方俗语，其实应当写作外孙才对。）

　　8按此以月为男性也。

　　9据云下等社会小儿唱之，然不似儿歌也。

　　10归字绍兴俗音读如居，哉为语助词，犹言回来了。肉即“骨肉”之意，对于儿童爱怜的称呼，读如泥何切入声。

　　11唔妈即是母亲，或亦称娘及唔娘，这里盖取前后有变化。

　　12范氏原注云：越乡动辄用船。这里竹竿即是指定船的篙，言将摇船往市里去。

　　13挑字原本写作土字偏旁，读如兆平声，系说移动船篷。

　　14沰勒沰勒犹言滴沰，沰字读如多入声，形容使用火刀火石取火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