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亡友鲁迅印象记》② 许寿裳撰 鲁迅全集
《鲁迅全集》━亡友鲁迅印象记
目录
二〇 广州同住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
二二 上海生活——后五年
二三 和我的交谊
二四 日常生活
二五 病 死
附 录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二 致死之由
三 生平和著作
二〇 广州同住
同年八月底，鲁迅离开北京，至厦门大学教书去了。临行，我表示亦将离京谋事，托他随时为我留意，因为，我和他及寿山三人的教育部职务虽已恢复，总觉得鸡肋无味。他极以为然，所以对于我之所托，非常关心，视同己事，《两地书》中时时提到，至十几次之多，如云：“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所以上遂的事竟无法开口。”（书四二）又云：“上遂的事则至今尚无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写一信，又托伏园面说，又写一信，都无回音，其实上遂的办事能力，比我高得多。”（书八一）又云：“上遂南归，杳无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无从计画。”（书九六）
到了十二月底，他知道了我的事容易设法，就接连的来信通知，现录一通如下：
季市兄：
昨寄一函，已达否？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亟。聘书且是正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
即颂
曼福。
树人上。十二月廿九日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后，就接连来信催我前往，略说兄之聘书已在我处，月薪若干，此间生活费月需约若干，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开学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从沪开来之轮船如何如何。唐餐间胜于官舱，价约若干……他的指示很周到，使我感激不可以言宣，真是所谓“穷途仗友生！”这几封催我前往的信，我因为在抗战那年，检入行箧中，老是携带着，前年在重庆写了一篇《鲁迅的几封信》，把它发表，作为他逝世九周年的一点纪念，所以这里不再抄引了。
我航海既到广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鲁迅。使者回，说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见访，始知鲁迅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后来，开学期近了，他是教授兼教务主任，忙于开会议，举行补考，核算分数，接见种种学生，和他们辩论种种问题，觉得日不暇给，豪兴更减了。
我对于广州的印象，因为是初到，一切觉得都很新鲜，便问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还不免是灰色的。我听了很受感动。又问他在香港讲演的题目是什么，反应是怎样。他答道：“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有人想把我的讲稿登载报上，可是被禁止了。”
这间大钟楼是大而无当，夜里有十几匹头大如猫的老鼠赛跑，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们在门外高唱，我和鲁迅合居其间，我喜欢早眠早起，而鲁迅不然，各行其事，两不相妨，因为这间楼房的对角线实在来得长。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案挥毫，《铸剑》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
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方以为课余可以有读书的环境了。那知道感触之来，令人窒息，所谓“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寞”。清党事起，学生被捕者不少，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鲁迅从此潜心写作，不怕炎热的阳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间，仍然手不停挥：修订和重抄《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华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十月回至上海。自去年秋，出北京，中经厦门，广州，至此仅一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创痛的。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
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鲁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这十年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见不安，遭遇更加惨痛，环境的恶劣实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战斗精神却是再接再厉，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上封建余毒的弥漫，一切荒淫无耻的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文坛上的浅薄虚伪，一点也不肯放松，于是身在围剿禁锢之中，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苦战到底，决不屈服。从此在著译两方面，加倍努力，创作方面除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通讯《两地书》（与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别着重前所发明的一种战斗文体——短评，杂文——来完成他的战斗任务。翻译方面则有文艺理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童话等。他又介绍新旧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赞助“世界语”。同时他在行动上，又参加了三“盟”，即“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会”。总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导师，正义的斗士，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十年间，我因为在南京和北平服务，虽不能常常晤见鲁迅，但每次道经上海，必定往访，所以每年至少有十余次的会见，最后两年晤面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产生一个男孩，名曰“海婴”。我知道了很欣喜，立刻要求鲁迅赶快领我到医院去道贺，我说：你俩本来太寂寞，现在有了“宁馨儿”可以得到安慰了。不料其未满八岁，鲁迅便去世，不及见其成立啊！海婴生性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作《答客诮》一诗，写出爱怜的情绪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一九三〇年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其罪名曰“反动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
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这愤慨是无怪的。
鲁迅又常常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同年三月，鲁迅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会，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左翼作家联盟”到这时候才成立呢？因为鲁迅已经首先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这些译书的影响确是很大，从此内讧停止，开始深入的发展，形成崭新的阵营。在“左联”成立之先，鲁迅常对我说：“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现摘引一段如下：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
“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e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实秋）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于社会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发表演说，首则警戒“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继则提出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从此“左联”成为中国新文艺界的主力，一直发展下去，而鲁迅则成为其领导者。
一九三一年一月，因柔石等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大报上虽没有记载，小报上却言之凿凿。我正在忧疑焦急，而他的亲笔邮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经出走，这才使我放心。信中体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这是同一个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换住医院，代替出走。原信录如下：
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巳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
道安
弟令斐顿首 一月二十一日
至于谣传被拘的原因是这样的，鲁迅告诉我：“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趟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钞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地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这是谣传我被拘的原因。”柔石原名平复，姓赵，浙江宁海县人，创作之外，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被捕后二十日，秘密枪决（参阅《二心集·柔石小传》）。鲁迅更有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南腔北调集》），写得真挚沉痛，中有一诗如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他对我解释道：“那时我确无写处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袍子，所以有‘缁衣’之称。”同时他又写给我看许多首旧作。这诗中“刀丛”二字，他后来写给我的是作“刀边”。
鲁迅说：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鲁迅是大仁，他最能够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尤其能够感到暗暗的死者的惨苦。他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他又说：“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他说话时的神情，悲悯沉痛，至今还使我不能忘记。
二二 上海生活——后五年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万恶的日本军陷沈阳，攻下吉林，又破黑龙江，关东三省皆陷。翌年一月，又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所部迎击，神圣的抗战遂起。我挂念鲁迅的寓所正是在火线中，乔峰的也是如此，无法通讯，不知其如何脱离虎口，不得已电讯陈子英，子英即登报寻觅，于是鲁迅知道了，立刻给我一信如下：
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涂，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倘赐信，可由“四马路杏花楼下，北新书局转”耳。此颂
曼福。
弟树顿首 二月二十二日
乔峰亦无恙，并闻。
我又挂念他虽已逃出了，或许寓屋被毁，书物荡然，又挂念他此后的行踪，所以接连通讯，兹摘录其来信数通如下：
季市兄：
顷得二月二十六日来信，谨悉种种。旧寓至今日止，闻共中四弹，但未贯通，故书物俱无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冀不久可以复返，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旧寓终成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勳，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素无储积，生活为难，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钦文之事，在一星期前，闻虽眷属亦不准接见，而死者之姊，且控其谋财害命，殊可笑，但近来不闻新消息，恐尚未获自由耳。
匆复，即颂
曼福。
弟树启上三月二日
乔峰广平坿笔致候。
信中所云被裁之事，即指特约著作员的薪水。
季市兄：
快函已奉到。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婴忽生疹子，因于前日急迁至大江南饭店，冀稍得温暖，现视其经过颇良好，希释念。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波数里，则亦居大不易耳。总之，姑且一试，倘不可耐，当另作计较，或北归，或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时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较廉也。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掠，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此上，即颂
曼福。
树启上 三月十五日
季市兄：
近来租界附近已渐平静，电车亦俱开通，故我已于前日仍回旧寓，门墙虽有弹孔，而内容无损。但鼠窃则已于不知何时惠临，取去妇孺衣被及厨下什物二十余事，可值七十元，属于我个人者，则仅取洋伞一柄。一切书籍，岿然俱存，且似未尝略一翻动，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要之，与闸北诸家较，我寓几可以算作并无损失耳。今路上虽已见中国行人，而迁去者众，故市廛未开，商贩不至，状颇荒凉，得食物亦颇费事。本拟往北京一行，居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暂在旧寓试住，倘不大便，当再图迁徙也。在流徙之际，海婴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一星期，贪其有汽炉耳。而炉中并无汽，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但海婴则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痊愈，颇顽健。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钦文似尚不能保释，闻近又发见被害者之日记若干册，法官当一一细读，此一细读，正不知何时读完，其累钦文甚矣。回寓后不复能常往北新，而北新亦不见得有人来，转信殊多延误，此后赐示，似不如由内山书店转也。此上，即颂
曼福。
迅启上 三月二十一夜
此后，关于寓屋及闸北被毁的情状尚有数信见告，兹从略。
一九三三年，“民权保障同盟会”成立，举蔡先生、孙夫人为正副会长，鲁迅和杨杏佛、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六月，杏佛被刺，时盛传鲁迅亦将不免之说。他对我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我想了一想，答道：“那么我们同去。”是日大雨，鲁迅送殓回去，成诗一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是日语堂没有到，鲁迅事后对我说：“语堂太小心了。”记得鲁迅刚由广州回上海不久，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一文“Lusin”当然深致赞扬，尤其对于他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称其善于应变。有一天，我和鲁迅谈及，鲁迅笑着说：“语堂我有点讨厌，总是尖头把戏的。”后来，语堂谈小品文而至于无聊时，鲁迅曾写信去忠告，劝其翻译英文名著，语堂不能接受，竟答说这些事等到老时再说。鲁迅写信给我说：“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
是年四月，鲁迅迁居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来信说：“……光线较旧寓为佳，此次过沪，望见访，并乞以新址转函铭之为荷。”他住在这里一直住到死，这是后人应该永远纪念的地方。
近年来，鲁迅因受禁锢，文章没有地方可以发表，虽则屡易笔名，而仍被检查者抽去，或大遭删削。鲁迅说：“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
鲁迅有时也感到寂寞，对我详述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我默然寄以同情，但我看他的自信力很强，肯硬着头皮苦干。我便鼓励着说：“这是无足怪的，你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已经成为两间余一卒，挺戟独冲锋了。”相与一笑。
鲁迅说：“章先生著《学弊论》所谓‘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话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穷不是好事，必须振拔的。”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的大学多用为教本，所以有增田涉的译本。其工作颇诚恳不苟，开译之前，特地来上海，亲就鲁迅寓所听其讲解，每日约费三小时，如是者好几个月。回国后，即整理笔记，开始翻译，有疑难时，则复以通讯请益，凡二年而始脱稿。印刷装订，均极华美。出版后，增田氏以两册赠鲁迅，鲁迅即以一册题字赠我，并且笑着说：“我的著作在自己本国里，还没有这样阔气装璜过的。”
鲁迅一生做事最大目标是为大众，为将来。故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晚年最所致力。
一）大众艺术，可以他的提倡木刻为代表。他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不但广搜现代欧洲的名作，开会展览，连我国古书中的木刻，有可给青年学子做参考材料的，也竭力搜罗善本而印行之，例如陈老莲的《博古叶子》，他写信给我说：“有周子竞先生名仁，兄识其人否？因我们拟印陈老莲插画集，而《博古叶子》无佳本，蟫隐庐有石印本，然其底本甚劣。郑君振铎言曾见周先生藏有此书原刻，极想设法借照，郑重处理，负责归还。兄如识周先生，能为一商洽否？”我因为子竞在上海，便函托蔡先生就近商借。又鲁迅对于青年木刻家，一方面鼓励，一方面予以不客气的批评，《鲁迅书简》中关于讨论木刻的很多，例如给李桦的诸信，言之甚详。
二）大众语文，鲁迅发表了许多篇，如《汉字和拉丁化》《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和《论新文字》。现在摘引一段如下：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
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语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青年木刻家，仍应支持……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士语是不必用的。……（《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至于鲁迅的为将来，可以他的儿童教育问题为代表。“救救孩子”这句话是他一生的狮子吼，自从他的《狂人日记》的末句起，中间像《野草》的《风筝》说儿童的精神虐杀，直到临死前，愤于《申报·儿童专刊》的谬说，作《立此存照（七）》有云：“真的要‘救救孩子’。”（《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他的事业目标都注于此。在他的《二十四孝图》中说：“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就是为的儿童的读物。
在他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有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因之对于儿童读物，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创作不待言，他的译品就有多篇是童话，例如《表》（全集第十四册）的译本，真是又新鲜，又有益。“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表·译者的话》）不仅此也。鲁迅对于儿童看的画本，也有严正的指示，现在引一段在下面：
……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二三 和我的交谊
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交谊，彼此关怀，无异昆弟，例如他为我谋中山大学教书事，备极周到，已述于前第二十章。他的著译编印的书，出版后大抵都有惠赠给我，并且大抵有题字，弥足珍贵。例如《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的题字（见第十一章），日译《支那小说史》的题字（见第二十二章），亦已述及，赠与稠叠，永留纪念。一九〇九年我和沈夫人结婚，鲁迅赠以《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他知道我爱诵乡先生李慈铭的文章，即以厂肆所搜得的曾之撰刻《越缦堂骈体文集》四册给我。我读了，才知世传《孽海花》一书的作者曾朴，就是曾之撰的儿子，其序文明言令儿子朴受业为弟子。因之偶和鲁迅谈及，他即采入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云：“……使撰者诚如所传，则改称李纯客者，实其李慈铭字莼客（见曾之撰《越缦堂骈体文集序》），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足见鲁迅著书、取材和引例都费斟酌，具深心的。
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现在抄录如下：
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刘义庆 《世说新语》（晋人清谈之状）
王定保 五代《唐摭言》（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葛 洪 《抱朴子外篇》（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王 充 《论衡》（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王 晫 《今世说》（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以上所列书目，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
一九一八年初夏，内子沈夫人由北京初到南昌，不及半月便病故。鲁迅远来函唁（可惜我在南昌收到的书函均已散失了），大意是说惊闻嫂夫人之丧，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但也不尽然。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真想得深刻，不是普通吊唁的套语。
一九一九年春初，伯兄铭伯先生应友人之邀，出席夜宴，忽患左体不遂症，次晨即命舍侄世璿走访鲁迅，商量延医之事。那时我在南昌，后据璿侄转述：鲁迅先生想了一想，便说这个病不容易完全治愈的。德医逖普耳太忙，法医某不很知悉，还是请意大利的儒拉来诊罢。伯兄因为和鲁迅平素气味相投，过从亦密，所以病中对于凡来存问的戚友，必先述鲁迅之言，德医如何如何，法医如何如何，还是意大利医生儒拉罢。其后亦曾遍觅良医，但是果然无效，计病二十九个月而殁，鲁迅闻讣即来吊。
一九三四年年冬，三女世玚在嘉兴患扁桃腺炎，我远在北平，不及照顾，只好倩内子陶伯勤往访鲁迅烦他绍介医师。他为人谋，最忠实不惮烦，阅下面的几封信便可了然：
第一封
季市兄：
二十三日嫂夫人携世玚来，并得惠函，即同赴筱崎医院诊察，而医云扁桃腺确略大，但不到割去之程度，只要敷药约一周间即可。因即回乡，约一周后再来，寓沪求治。如此情形，实不如能割之直捷爽快。因现在虽则治好，而咽喉之弱可知，必须永远摄卫；且身体之弱，亦与扁桃腺无关，当别行诊察医治也。后来细想，前之所以往筱崎医院者，只因其有专科，今既不割，而但敷药，内科又须另求一医诊视，所费颇多，实不如另觅一兼医咽喉及内科者之便当也。弟亦识此种医生，俟嫂夫人来沪时，当进此说，想兄必亦以为是耳。又世玚看书一久，辄眼酸，闻中国医曾云患沙眼，弟以问筱崎医院，托其诊视，则云不然，后当再请另一医一视。或者因近视而不带镜，久看遂疲劳，亦未可知也。舍下如常，可释远念。匆布，即请
道安。
弟飞顿首 十月二十七日
第二封
季市兄：
惠函早收到。大约我写得太模糊，或者是兄看错了，我说的是扁桃腺既无须割，沙眼又没有，那么就不必分看专门医，以省经费，只要看一个内科医就够了。
今天嫂夫人携世玚来，我便仍行我的主张，换了一个医生，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姓须藤，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经诊断之后，他说关键全在消化系，与扁桃腺无关，而眼内亦无沙眼，只因近视而不戴镜，所以容易疲劳。眼已经两个医生看过，皆云非沙眼，然则先前之诊断，不大可怪耶。
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弟飞顿首 十一月廿七日
第三封
季市兄：
顷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玚来就医时，正值弟自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至于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账来取，届时自当将世玚及陶女士之账目检出寄奉耳。
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悠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希勿念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曼福
弟飞顿首 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七月，长女世琯和汤兆恒在上海新亚酒家结婚。我因为国难期间，不敢发柬，但是戚友来者已不少，鲁迅一向不肯出门酬应，独对于我是例外。那天下午偕景宋挈海婴惠然来贺，并且到得很早。郑介石君来，翻阅来宾签名簿，见“周树人”三个字，便忻然问我：周先生也来了吗？我遂导引上屋顶花园，他们相见，非常高兴，因为已经阔别好几年了。近来我读《鲁迅书简》（一九四六年出版），才知道他为我费去许多宝贵的光阴。“……月初因为见了几回一个老朋友，又出席于他女儿的结婚，把译作搁起来了，后来须赶译，所以弄得没有工夫”。觉得他的光临是非常忻幸，但是耽误了他的译作又是抱歉万分！
二四 日常生活
鲁迅出学校以后，从事战斗的新文艺工作，亘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始终维持着最朴素的学生和战士的生活，“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节衣缩食以购图书，以助穷苦青年的学费。景宋说得好：“‘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这是古人的一句成语，拿来转赠给鲁迅先生，是很恰当的。我推测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惊世骇俗，老实说，还是浮奢之风，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评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又说：“说到废纸做信封，我更忆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他则正惟其如此，日积月累地，随时随地可省则省，留有用的金钱，做些于人于社会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区区收入，再不处处俭省，怎能做到他当时所愿做的呢。”（《新中国文艺丛刊》三，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
关于他的衣着，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这是他逝世以后，母太夫人才告诉我的。他在杭州教书时，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他的鞋是革制而遮满足踝的。我还记得他在绍兴中学堂教书时，有过一件皮鞋踢鬼的趣事：他的家和学堂的距离颇远，中间有一条近路，是经过义冢堆的。有一天晚上，在学堂里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想走那一条路呢。决定仍走近路。两边草长得很高，忽地望见正面有个白东西毫不做声地停住着，而且渐渐变为矮小，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他当时有些踌躇，这样深夜，会有人在这样地方行动，大约是所谓“鬼”罢？对这恶物的袭来，是“进攻”还是“退却”呢？短时间的决定：还是冲上去，而且走到这白东西的旁边，便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结果那白东西“呵唷”一声，站起来向草中逃去了。鲁迅终于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他后来讲到这趣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他到广州以后，少着皮鞋，改用黑色帆布面胶底的了。
关于他的饮食，饭菜很随便，惟不很喜吃隔夜菜和干咸品，鱼蟹也少吃，为的怕去骨和剥壳的麻烦。除饮茶和吸烟外，并无嗜好。茶用清茶，烟草用廉价品，每日大概需五十支。早上醒来便在卧帐内吸烟，所以住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熏成黄黑。还有一段趣事，即本书第五章所说，“火车上让座给老妇人，弄得后来口渴，想买茶而无钱”，原因也是在爱吸烟草。有一天，他从东京回仙台，付过了房饭钱和人力车钱，买好了火车票之后，口袋里只剩两角银货和两个铜板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已经先由公使馆直寄学校留交了。他大胆地把这两角钱统统买了烟。自以为粮草已足，百事无忧，扬长登车去了。不料车到某站，众客拥挤而上，车内已无余坐，鲁迅便对一位老妇人起立让坐，她因此感激，谢了又谢，攀谈既久，馈以一大包咸煎饼。鲁迅大嚼之余，便觉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住卖茶者，但立刻记得口袋中的情形，支吾一声不要买了。但是老妇人已经听得他的唤茶而不买，以为是时间来不及之故，到了次一站，她便代为唤住，鲁迅只好推托说，我现在不渴了。于是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也不客气，一饮而尽。有谁知道他的口袋中只有两个铜板呢？（参阅拙著《回忆鲁迅》）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病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能健谈，和他相处，随便聊天，也可见其胸怀磊落，机智疾流，有光风霁月之概。所谈有种种，或叙述，或评论，或笑话，或悲愤，都令人感到亲切和痛快。可惜我当时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损失至巨。李霁野说得好：“……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所经历的人生经验是何等深刻，他谈话时的两眼显然表示着他的观察是何等周密和锐敏，听到不以为然的事时，他的眉头一皱，从这你也不难看出他能感到怎样的悲愤。笑话是常有的，但却不是令人笑笑开心的笑话，那里面总隐藏着严肃和讽刺，他的谈锋和笔锋一样，随时有一针见血的地方，使听者觉得这是痛快不过的谈吐。”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称过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骂呢？
鲁迅写字用毛笔而不用墨水笔，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和理论都是拥护后者的。他在学生时代记讲义都是用后者，而且记得很清晰纯熟，又很美观；对于禁用后者又曾反对，以为学生用后者写字当然比前者来得便当而且省时间。他说：“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速度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员讲得慢，也就是大众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笔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话虽如此，但是他的全集的原稿可说全是用毛笔写；其余未印的二十五年间的日记和已印未印的几千通的书简也都是用毛笔写的。这用毛笔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一）可以不择纸张的厚薄好坏；（二）写字“小大由之”，别有风趣罢。
鲁迅对于书籍的装饰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他所出的书，关于书面的图案，排字的体裁，校对的仔细认真，没有一件不是手自经营，煞费苦心。他用的图案总是优美的，书的天地头及题目左右总是宽裕的。他常说：“字排得密密层层，不留余地，令人接在手里有一种压迫感。”又说：“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铅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经他校过的书，错误是很少很少的。关于线装书，内容有缺页的，他能够抄补；形式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叶接衬压平，和北平琉璃厂肆的书匠技术一样高明。他喜欢毛边不切的书，说光边好像和尚头似的；尤其喜欢初印红字本，所以我以初印红字本《章氏丛书续编》赠送，他接在手里，非常高兴。由于他的爱护书籍，纤悉必至，有人把他珍藏的书，借去弄得污损了，他非常悲叹，不叹书而叹那人的心的污浊。即此一端，便可推见其爱护民族爱护人类的大心！
总之，鲁迅一生的起居是很朴素的，刻苦耐劳的，始终维持着学生和战士的生活。最后的十年间，有景宋夫人的照料，饮食较为舒适，然她自己还以为罪过，说：“记不清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的确的，他日常起来迟了，多在十一时余，那么午饭就吃不下了。这样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来却是我的罪过，不会好好地注意他的营养，到后来，好像灯油的耗尽，那火光还能支持吗？”他的寝具一向是用板床薄被，到上海后，才改用最普通的铁床。书桌旁边放着一张藤躺椅，工作倦了，就在这椅上小坐看看报纸，算作休息而已。
二五 病 死
终于说到鲁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结核而死。这样可怕的病，当初并不以为意，其实是伏根很早，从少年时已然，至少曾发过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变厚，不通X光，但当初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痊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就是他临死四个月前，美国D医师来诊，也说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
他的身体底子虽好，却经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斗，以致陷入这种重病中，病危之后，还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赶快做”。这年四月五日，他寄给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重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动他节劳调摄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势沉重，胃口不开，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看了真叫人难受。这一天，须藤医师给他注射强心剂。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转机，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医师来诊，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后，景宋来信虽说病体已转危为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疗治。六月五日，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在病院中，写信慰问鲁迅，劝其马上入院医治，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鲁迅仍不肯住院或转地疗养，他觉得如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六月五日以后，精神委顿，便不能按日写日记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记如下：
自此（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
七月一日起，鲁迅居然又按日写日记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兹录一段如下：
七月一日。晴热。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市来，并赠橘子及糖果。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Takamol，是为第四次。……
这一天，我刚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问，看他的病体确已渐臻恢复，甚为欣喜。他告诉说，“医师劝我转地疗养，我正在考虑中，国内是无处可走，国外则如东京之类，来客必多，亦非静养之地，俟后再定。”我竭力怂恿出国疗养，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云：
季市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尒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顷得曹君信，谓兄南旋，亦未见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书教，毫无所知，嘱弟一探听。如可见告，乞即函知，以便转达，免其悬悬耳。
目前寄上版画一本，内容尚佳，想已达。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树顿首 七月十七日
可怜！旅行之期始终未能决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经上海，再去看他，身体虽瘦，精神已健，确乎已转危为安，只须好好调养罢了。我们长谈一日，他以手自经营，精印题词的《凯绥·珂勒惠支板画选集》赠我（参阅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时，我握着这本选集告别，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下楼送我上车，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词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电传噩报，知道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鲁迅竟尔去世了。我没法想，不能赶去执绋送殡，只打了一个电，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许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鲁迅的寿仅五十六岁，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怀亡友鲁迅》文中，举出三点：（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鲁迅毕生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淡泊自甘，痛恶权势，受禁锢而不悔，受围攻而不屈，受诬蔑不知若干次。翻译几本科学的文艺理论，就诬他得了苏联的卢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调集》，就诬他得了日本万金，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爱罗先珂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就说这些宣传，受之于他，因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说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战事骤起，寓所突陷火线中，得日本人内山完造设法，才避居于其英租界支店的楼上几天，就说他托庇于日本间谍。
鲁迅对这些诬蔑，能够愤而安之，“细嚼黄连而不皱眉”。惟独在病势沉重之际，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因为有人诬陷他，则不能不扶病明白答复，主张不分派别，一致联合来抗日的。他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又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强调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决战不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死后不到一年，伟大的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鲁迅之丧，我虽挂名为治丧委员之一，却是未能实际赶到参加。景宋曾寄给我一大套丧仪的照片，大约有三四十张，我看了下泪。关于丧仪的盛况，是有一种特色的，报章杂志上都记载得很详，现在取其叙述简单的内山完造（他也是治丧委员之一）的《鲁迅先生》文中一二节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出殡，虽说是下年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
“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内山书店的老板，其人好义有识见。抗战中，鲁迅的冢墓被敌伪毁坏了，后忽有人把它完全修复而不以告人。据景宋说，想必是出于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罗膺中，为要永久保留鲁迅的手迹，遗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情形起见，曾经同至西三条胡同住宅，照了十几张相片，以存纪念，且以一套邮寄给景宋。
至于哭挽鲁迅的诗和文，当然很多，我仅就吾友中，选录许季上（丹）、张冷僧（宗祥）的诗各一首，马幼渔（裕藻）、罗膺中（庸）的挽词各一联，附录于下，以见一斑。
许季上《哭豫才兄》——
惊闻重译传穷死[1]，
坐看中原失此人。
两纪交情成逝水，
一生襟抱向谁陈。
于今欲杀缘无罪[2]，
异世当知仰大仁[3]，
岂独延陵能挂剑，
相期姑射出埃尘。
张冷僧《哭豫才诗》——
老友飘零剩几人，
海滨惊报损愁身。
文章几度疑戕命
魑魅千年见写真。
别有烦冤天莫问，
但余慈爱佛相亲。
呕心沥血归黄土，
天下黔娄识苦辛。
马幼渔《挽豫才联》——
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蓟汉阁；
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
罗膺中《集遗诗句挽鲁迅先生联》——
荷戟独彷徨，岂惜芳心遗远者；
大国犹酩酊，如磐夜气压重楼。
翌年一月我利用假期回南，特至万国公墓，在鲁迅墓前献花圈以申哀吊，归途成《哭鲁迅墓诗》一首，附录于此，以终斯记：
身后万民同雪涕，
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
长夜凭谁叩晓钟。
[1]十月十九日夜，见《日文晚报》载兄死讯，述垂死前情况至为凄切，不忍再读。——作者注
[2]子贡子路相与言曰，“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作者注
[3]兄慈仁恻怛，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树削迹，厄之至死。——作者注
读后记
在新旧转变期中的一个文化工作，社会改革者如鲁迅先生，我们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这是超乎捧与骂的一种任务。如众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笔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强有力的佐证。但是，关于这方面，仅只从作者自身是不够的，因之有渴求同时代有关系者的阐发。
许季茀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同乡，同学。而又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时见面，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同执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在这种弥足珍贵的情谊之下，我敢于请求许先生写回忆，谅来不是冒昧的。
他们两位是知交，个性却不大相同。闲尝体察，他们在侃侃畅谈的时候，也会见解略异。首先必是鲁迅先生绷起面孔沉默着。但过不多时，彼此又水乳交融，毫无隔阂地谈起来了。不但和许先生如此，有时遇见别的老友齐寿山邵铭之先生等也会有此情状的。奇怪的是齐、邵先生等也和许先生一样，稍稍沈默之后又欢快地交谈了。鲁迅先生时常坚信地说：“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就这样，他们的友谊互相坚守信赖。就这样，鲁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认为生平有几个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时也会听见鲁迅先生批评许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伪善者的假装所蒙蔽：他相信这人是好的，结果却会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对他。因此时常为许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鲁迅先生的话。因为在女师大风潮发生的时候，坚持拥护杨荫榆暗暗反对许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权术威胁那些毕业与快毕业的女中学生，不得不拥护杨荫榆。使转眼之间，从女中转入女师大的同学态度为之丕变，使整个学生团体立刻分裂为二。
然而许先生的忠厚却赢得鲁迅先生的友情。不，他们互相的忠厚，真诚地遇见了。许先生一生朋友中，毕竟还有鲁迅先生其人在内，因此又可以说鲁迅先生的操心是过于仁慈了。只要把握着这份友情，其余何足道呢？他们像友爱的亲兄弟般相处，同仇敌忾，一见于对章士钊的暴谬，再见于广东中山大学的辞职，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懔然是见，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硗薄之秋，得此顽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荡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于初师毕业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学，而被经济限制了，转而投入女师大，因此幸运地得在许先生当校长时滥充一学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约定，凡北大有学术讲演，女师大学生可以尽量参加，而所有教师，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师大学生的程度无形提高了。这都是由于许先生苦心孤诣的布置。然而挡不住一些拥护女人长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学校一年之后许先生辞职了。随着北大派的教员也陆续解聘。继之而来的是不孚众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锦绣满身，以文凭为增饰声价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
然而在千辛万苦、半工半读的自觉青年却觉得是无比的打击。因之风潮一发生，就坚不可拔。而许先生那时也自觉系铃解铃，非己莫属，不忍袖手旁观，毅然在师生共同维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临时学校里担任职务，直至学校恢复，才始让贤而退。说到这里，我记起许先生说：“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确是不错。我的脾气，平常是不大奔走师长之门的。但为了学校的事情，需要预备些官样文章如写呈文之类，我们是不大内行的，有时就迫得跑到鲁迅先生府上去请教。一进门，耳边常听说“害马来了”。四顾又没有旁人，有时许先生却在座微笑。真弄得莫明其妙。后来听的次数多起来，才猜出是给我起的绰号。原来杨荫榆把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开除了，理由大约说是：“以免害群。”于是我们便成了害群之马。直到现在，还在社会做“害马”。
回忆是不轻的沈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沈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许先生来信一定要嘱我写篇序。他是我的校长，是严师，我不敢也不配写序的。却又不能重违师命，为读后记。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许广平
附 录
怀亡友鲁迅
许寿裳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1902年—1904年夏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1904年秋—1906年春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6年春—1909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1909年春—1910年夏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1910年秋—1911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1912年春—1926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1926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1927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27年秋—1936年10月19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人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欣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 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呜呼鲁迅！不幸而有此病，带病奋斗，所向无敌，而终于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
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试读他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集外集·彷徨》），“惯于长夜过春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可想见其内心含着无限的痛苦！又读他去年的一首《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凤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俯仰身世，无地可栖，是何等的悲凉孤寂！
二）精力的剥削
他的生命是整个献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可说是实践到底，毫无愧色的。可是我们的同胞没有让他能够好好地整个儿贡献，倒是重重剥削，各各脔分，有许多人都争着挖取它的精神的一分。有些书店老板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还有，他的生前和死后，版权毫无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层出不穷，单是一本《南腔北调集》，改头换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种。自政府以至人民，自亲朋以至社会，有谁曾经保护过他点什么，赠给过他点什么？毕生所受的只有压迫，禁锢，围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这个也汲取，那个也汲取，既没有养活的源头，自然容易枯掉。
三）经济的窘迫
他的生活只靠版税和卖稿两种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起，卖稿也很费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便可窥见他的隐痛了。在日本，虽有几个杂志社很欢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颇优，只是他不愿意多写，必待屡次被催，实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时候，才写出一点寄去，因为他自己知道文章里免不了讽刺友邦。例如《我要骗人》的末尾有云：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
三 生平和著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
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化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曾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做：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可见自命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其一有云：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作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纪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竟不幸而孤寂穷苦以终，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
然而，我确信将来他是愈远愈伟大的。现在就引用他的《战士和苍蝇》（《华盖集》）中的几句话作为结束罢：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鲁迅逝世后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