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蠻人與荒唐船：1544 年葡萄牙人的朝鮮漂流記(中島樂章)
《季風亞洲研究》第二期 2016 年 04 月，頁 39-55。 作者为日本九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 如眾所周知，葡萄牙人在 1513 年來到廣東，1542 年到琉球，1543 年到達日本。 相對而言，就此前的研究成果，歐洲人初抵朝鮮王朝，較琉球和日本來得晚，約在 1570 年代末期。但根據《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在 30 年前的 1544 年（嘉靖23 年，中宗 39 年），參與雙嶼和日本結盟貿易的葡萄牙人，可能漂流到朝鮮近海，留下一系列的記載。本論文將參照《朝鮮王朝實錄》這一系列的記載，以及各種相關史料，加以分析，試著說明「荒唐船」與「南蠻人」（在本文指葡萄牙人）的關聯性。 關鍵詞：葡萄牙人、朝鮮、福建、日本、走私貿易、荒唐船、佛郎機炮
前言
1498 年達伽馬到達印度洋西岸，開啟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海上貿易。1511年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佔領馬六甲，葡萄牙人挾著武力強勢參與了東南亞貿易。不久的兩年後，1513 年，若熱‧歐華士（Jorge Alvares）搭乘馬六甲的船，航行至廣東的珠江口，1517 年，若熱‧德‧馬斯卡雷尼亞斯（Jorge de Mascarenhas）抵達福建南部的漳州灣。
（注1）
就這樣，葡萄牙人在 1510 年代從南海北上，來到廣東、福建沿岸。他們到達東海的時間相對較晚，約在 1540年代。 1540 年，華人海商招攬葡萄牙人，來到舟山島的走私貿易據點——雙嶼。1542 年，搭乘中式帆船從暹羅前往雙嶼的葡萄牙人，漂流到琉球王國。1543 年，葡萄牙人搭著（可能是）王直的船，到達種子島，將火繩銃傳到日本。
（注2）
葡萄牙人相繼來到東海的浙江沿海、琉球、日本等地。就時代背景而言，日本銀的生產和輸出急遽增加，而華人在東海的走私貿易規模也快速擴張。葡萄牙人乘著這波東海貿易的浪潮，坐上中國海商的帆船，到達日本和琉球。 不過東海海域內還有一個國家——朝鮮。歐洲人第一次航行到朝鮮王朝是什麼時候呢？依照先前的研究，若只憑確切史料來說，歐洲人到達朝鮮，比起抵達琉球和日本更晚，已是 1570 年代末期了。1577 年，葡萄牙人的船在前往日本途中，漂流到朝鮮沿岸，同船隊的杉板船被當地人俘獲，船員遭殺害，船歷盡艱辛才得以脫身。
（注3）
1578 年，道明‧蒙泰羅（Domingos Monteiro）作為甲必丹末（capitão mor 艦隊司令）的葡萄牙大船，從澳門前往日本的途中，被漂流到朝鮮近海，於千鈞一髮之際，免於砸船和掠奪，逃到平戶。
（注4）
也就是說，隨著葡萄牙與日本和明王朝貿易的發展，從澳門航向九州的葡萄牙船，漂泊到朝鮮沿岸，是為歐洲人和朝鮮最初接觸的記載。 不過在《朝鮮王朝實錄》中，在比上述記載早 30 年的 1544 年（嘉靖 23 年，中宗 39 年），對於當時參與雙嶼和日本貿易的葡萄牙人漂流到朝鮮外海的事件，也留下一些相關記錄。這份史料在以往的研究雖曾受到矚目，但大多認定僅是雙嶼航向日本卻漂流到朝鮮沿岸之「荒唐船」最早的記載，
（注5）
歐洲人的研究卻付之闕如。
（注6）
，本報告將《朝鮮王朝實錄》裡一系列的記事，參考相關史料加以分析，試著說明這艘「荒唐船」和「南蠻人」（在此指葡萄牙人）的關聯。
一、1544 年「荒唐船」漂至朝鮮
1540 至 1550 年代，朝鮮半島常有來路不明的中國船，也就是所謂的「荒唐船」漂來。根據高橋公明的研究，荒唐船漂來有兩次高峰期。第一波在 1544 年至 1547 年（嘉靖 23 年至 26 年，中宗 39 年年至明宗 2 年）；第二波是 1552 年至 1554 年（嘉靖 31 年至 33 年，明宗 7 年至 9 年）。
（注7）
波的起因，是舟山群島的雙嶼港成為東海走私貿易的據點，華人和葡萄牙人等在此集結，構成東南亞—中國—日本的海上貿易圈急速成長的時期。這些希望獲取日本銀而橫渡東海的走私船，被風漂流到朝鮮。第一波結束於 1548 年（嘉靖 27 年，明宗 3 年）4 月，明軍攻破走私 據點，雙嶼港毀壞。接下來的第二波，是在雙嶼港毀滅後，華人走私貿易者擴散到中國東南沿海，華人與日本人結合成「後期倭寇」，繼續走私貿易與掠奪沿海地區的擴張時期。第二波荒唐船的特徵是船上不只有華人，也有很多日本人。 為 1540 年代一連串「荒唐船」漂流事件揭開序幕的，是 1544 年 6 月到 8 月間，出現在朝鮮半島西南岸的一艘大船。以下將根據《中宗實錄》，概要說明荒唐船漂來的經過，以及朝鮮王朝的應對之道。 1544 年 6 月 22 日，一艘「荒唐大船」出現在忠清道藍浦的近海上。朝鮮水軍認為是倭寇船，開始向其砲擊、射箭，荒唐船逃往外海。朝鮮水軍俘擄到一名船員，這名船員自稱是福建人李王乞，朝鮮水軍見其容貌、服裝和說話的語言，顯然是唐人（華人）。根據其供述，荒唐船是「以貿銀事往日本，為風所漂而至此」，也就是漂泊到朝鮮西南岸。
（注8）
接著根據 7 月 5 日全羅道兵使的報告，運鹽往黃海道的小船在忠清道馬梁近海，也遇到了這艘荒唐船。船上「異服之人百餘名，或以紅巾裹頭，或以匹段為衣」。
（注9）
他們搶走小船，要求小船船員們告訴他們海島上井泉的位置，隨後將船員棄置在海島，不久「即掛張雙帆，航向西海大洋」。 荒唐船繼續南下，出現在全羅道近海。7 月 14 日，全羅道右水使報告如下： 唐船依泊於羅州飛彌島，即發兵船，圍截其船，見其形貌，則或著黑衣，而其數九十餘名。語音不能相通，故大書「何地何人，緣何事，漂流來此」以示，則皆相視不應，即發火炮，以射我船，二人中炮而死，二人中炮而傷，故雖有生擒有旨，而勢不得已應以火炮弓箭，而唐人外設防牌，隱匿舟中，促櫓向東，故適因飛雨，難得窮追捕獲云。
（注10）
羅道的兵船包圍了停泊中的荒唐船。荒唐船的成員約有 90 餘人，也有穿黑衣 的，語言不通，因此寫大字報問其漂流來此的理由，然而荒唐船卻發「火炮」 攻擊，導致朝鮮士兵兩人死亡、兩人受傷。朝鮮方面也以火炮、弓箭還擊，但唐人躲到船上防壁後，向東方海面航去。 接到全羅道的通報，左承旨安玹向中宗進言：「且此唐人，今持火炮器具，漂向日本，而教習於彼，則其為巨禍，莫此為甚」。安玹認為要防範此類事態，應該防止荒唐船離開全羅道近海，中宗亦贊同。
（注11）
船卻再度北上忠清道。根據泰安郡守的報告，在泰安半島麻斤浦，見「唐、倭未辨船一隻到泊……則高大一船，雙檣懸旗，住泊海口」。船上約 150 人，先後有 38 人上岸。忠清道水使將上岸的唐人抓走，安置在清州和泰安，政府向這兩地派遣通譯，取得口供。
（注12）
月 19 日，忠清道水使向留在船上的唐人提出下船勸諭，唐人不回應。21 日，荒唐船南下洪州。
（注13）
承政院向中宗奏報，唐人不肯上陸是因為若被遣返明朝，將以違犯海禁「私自下海」之罪論處。
（注14）
23日，中宗對承政院下旨，要求將上岸的唐人俘虜解送朝廷，但不需要追蹤該艘荒唐船，並說：「但此唐人，漂向倭地，則其火砲器具，倭人必賴而傳習。……然興販唐船，往來日本者，必前後相望，倭奴之傳習火砲，恐惑終不能防閑也」，再次表現出擔心這艘荒唐船會將火炮傳給日本人的憂慮。
（注15）
日，在泰安上岸的唐人的供述送抵禮部，據這些人供稱，荒唐船上的人員，以高賢、李章等 10 位「頭人」為首，此外還有 60 名「客公」，以及 10 名水手。
（注16）
「頭人」應是船東以下各幹部，「客公」則是同船的商人。 28 日，唐人送到朝廷，進行訊問。在這些「頭人」當中，也有像李章等具備文才的知識分子，他上書說明漂流到朝鮮的來龍去脈。據其所述，他出身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生活為饑饉窮困所逼，不得已干犯海禁、鋌而走險從事海外貿易，被暴風漂流到朝鮮近海。李章在 8 月 1 日又上書，懇求朝鮮勿循陸路遣返，希望改從海路回國。
（注17）
中宗一開始對李章等人的請願抱持同情的態度。5 日對承政院說，除此艘荒唐船外，還有許多唐船航向日本，他們授傳火炮之事防不勝防，因此詢問是否能將李章等人不由陸路，改從海路遣返明朝。但最後以李王乞和李章為首的這些唐人，仍然從陸路的遼東半島驛站送回明朝。不過送給遼東都司的咨文裡面，只記載了他們為尋求白銀偷渡日本，對將武器帶出國外的死刑重罪則隻字未提。
（注18）
方面，荒唐船又南下，8 月 1 日停泊於全羅道靈光近海的聲伊島，將田地上的農作物割下，堆積貯存在船艙內。
（注19）
，8 月 5 日同福縣監也提出了這艘荒唐船的唐人襲擊聲伊島朝鮮軍艦的報告： 唐人三十餘名，乘一小船，放炮衝突而至，又自山上，或著紅白頭巾，或著黑衣，揮旗鳴鼓，放炮挾攻。時鄭居道等力窮退北。
（注20）
著小船的唐人，以及山上出現戴「紅白頭巾」、穿「黑衣」的人們，放炮並夾擊朝鮮軍艦，使朝鮮軍隊敗逃。繼而據 8 月 12 日全羅道兵使報告，荒唐船的唐人託一位朝鮮兵俘虜傳話，送書信來抗議朝鮮拘留他們上岸的同伴，隨即就向外海航行而去。
（注21）
再也沒有這艘荒唐船的相關記載，恐怕是已經裝載足夠的糧食和飲水，前往日本了。
二、1544 年「荒唐船」的真相及船上人員
1544 年 6 月到 9 月間，造成朝鮮王朝騷動的「荒唐船」，是在前往日本尋求白銀的途中，漂泊到朝鮮的華人走私貿易船，這是 1540 年至 1550 年朝鮮沿岸出現荒唐船的開端。然而，這與此後漂流至朝鮮的荒唐船有所不同，有幾個特異的現象被記載下來。究竟這艘荒唐船，是由哪裡啟航？船上乘坐著什麼樣的人呢？ 這艘荒唐船，如前節所述，船上人員中，有一位名叫李章的讀書人，據其上書，他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人。同安縣原本就是地瘠民貧、人口過剩的地方，加上前一年旱災造成飢荒，因此「無奈買賣，造船經商於外國，營求微利，庶一家朝夕之歡。駕一葉之輕舟，凌萬頃之茫然」，干犯海禁，渡航海外。
（注22）
上書中的文式，並非一般商人會的實用漢文，而是引用典故、修辭很多的讀書人筆墨，可想而知他至少曾為科舉的初級考試（童試）進修過。況且說到泉州府同安縣，遭到朱紈（1548 年發動雙嶼攻擊的官員）彈劾指稱曾參與沿海走私貿易的鄉紳林希元，也是該縣出身。
（注23）
李章也可能與林希元為首的鄉紳階層，以及海商、土豪們連成一氣，構成同安走私貿易網的一環。 此外，這艘荒唐船「掛張雙帆」、「高大一船，雙檣懸旗」，是兩桅的大型船，「唐人外設防牌，隱匿舟中」，障壁齊備，阻擋攻擊。而且 9 月 8 日判中樞府事 宋欽上疏描寫該船：「其船堅緻異常，四面皆以板為屋，又其中寬闊，可容百餘 人，其他器械，無一不整，故所向無敵，戰則必勝」。
（注24）
的四面以木板圍起，建造樓屋，可容納 100 人以上。 鄭若曾《籌海圖編》曾描述福建的大型軍艦「大福船」：「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設柁樓三重於上，其傍皆護板，裼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
（注25）
1544 年的荒唐船也與「大福船」類似，是二桅的大型船。至於荒唐船的船上成員人數，依照 7 月 5 日全羅道兵使的報告「異服之人百餘名」，14 日全羅道右水使的報告為「九十餘名」。此後泰安郡守通報的 150 人可能是過度誇大，乘員應該約在 100 人前後。其中在泰安捕獲高賢、李章等 38 名唐人。根據他們的供述，船上除了 10 個「頭人」，還有 60個「客公」，以及 10 個水手，合計 80 人。但水手 10 人應該太少了，實際上水手應有 30 人左右，合計 100 人左右。
《筹海图编》中带有护板的大福船 泰安上述的唐人供述調查報告中，列舉了 9 名「頭人」人和 40 名「客公」 的姓名，都是常見的華人名字，
（注26）
1 名「頭人」與 20 名「客公」則是姓名不詳。同時這艘荒唐船，與其他唐船不同之處，在於有些乘客穿著非常特異醒 目的服裝。首先，根據 7 月 5 日，按照全羅道兵使的報告，荒唐船上「異服之人百餘名，或以紅巾裹頭，或以匹段為衣」。14 日全羅道右水使的報告亦云：「見其形貌，或著黑衣。」在 8 月 15 日同福縣監的報告也提到，聲伊島襲擊朝鮮軍艦的唐人「或著紅白頭巾，或著黑衣」。 如上所述，荒唐船的搭乘者多著黑衣，因此給朝鮮海防官員留下非常獨特 的印象。著名的《倭寇圖卷》中，無論是倭寇或是明朝水師士兵，穿的都是白色或青、茶、赤色系的淡色衣服，幾乎沒有穿著黑衣者。另一方面，如同的場節子指出，在十六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男性穿衣好尚黑色，官吏和商人絕大部分也都穿著暗色。的場節子因此推測，上述該艘荒唐船的乘客是葡萄牙人，這是值得矚目的見解。
（注27）
東亞海域的葡萄牙人多穿黑衣，從各種「南蠻屏風」也可以得到證明。各種南蠻屏風中所描繪的南蠻人（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人），不僅傳教士必定身著黑色僧衣，而且商人也以穿黑衣的居多。蘇亞雷斯‧多斯‧雷伊斯國立美術（Museu Nacional de Soares dos Reis，位在葡萄牙波特市）所藏的一幅十七世紀初期的南蠻屏風就是一個明確的示例。該屏風的左半部分描繪了拋錨港內的一艘大型黑船。船上， 除了黑人水手和奴隸之外，還乘有 17 名南蠻人，其中 9 人身著黑色上衣。右半部分描繪了碼頭的情形，其中除了黑人之外，還有 19 名南蠻人，他們或已登岸或乘坐著舢舨，其中 11 人身著黑色上衣（包括一位穿黑色僧衣的傳教士）。綜上所述，在該屏風所描繪的 36 名南蠻人之中，就有 20 人身著黑衣，已超過半數
（注28）
其次，朝鮮海防官員特別記載這些乘客「以紅巾裹頭」，或是「著紅白頭巾」。他們所戴的「紅巾」、「紅白頭巾」，無疑指的是當時葡萄牙船員常用的兜帽（barrete）。譬如，十六世紀前期在遠東海域以冒險商人身份活動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他的著名自傳體遊記《遠游記》
（Peregrinação）
中描述 1540 年前後，同乘中式帆船從雙嶼返回馬六甲的 30 名葡萄牙人，「戴著當時葡萄牙人乘坐艦隊時常戴的紅色兜帽（barrete）」。 另外，據葡萄牙畫家安德烈• 雷諾索（André Reinoso）1612 年創作的系列圖繪《聖沙勿略的傳說》（
A Lenda de Sao Francisco Xavier
）第 9 圖，主題是 1545 年沙勿略航向馬六甲途中，汲取海水禱告後變為純水的奇蹟。這裡所畫的葡萄牙船員，有 9 人戴紅色系的頭巾，4 人戴白色系的頭巾。
（注29）
世紀來到東亞的船員，可能就像這樣多半戴著紅白頭巾。此外，1544 年，荒唐船停舶泰安半島時，泰安郡守派遣鄉吏李格等人，送了米糧。李格實際觀察船上的成員，報告如下： 泰安郡守朴光佐，使鄉吏李格等出入唐船，見其形止，則船上之人，或有不如唐人容貌，而我國語言，亦有說道之時。郡守所送飯米十五斗，唐人捧納曰：「此是十五斗也」。其語音無異我國
（注30）
船上有與唐人容貌相異者，也有與朝鮮語相同語音者，說道「此是十五斗也」。面對中宗的詢問，禮曹認為這只是剛好語音相近，聽起來像朝鮮語而已。
（注31）
五斗」的朝鮮語發音是「십오두」（sib-o-du）。然而，漢語「十五斗」的近代音是si-u-tau，閩南語發音是 sip-gɔ-tɔ（或 tsap-gɔ-tau），粵語發音是 ʃɒp-ŋ-tɒu。其中朝 鮮語與閩南語的發音比較接近。李格聽到荒唐船乘員的發言後，認為「其語言無異我國」，可能是由於閩南人船員的「十五斗」發音，接近朝鮮語的緣故吧。 雖然似乎將荒唐船搭乘者的話誤解為朝鮮語，但依李格等人所見「船上之人，或有不如唐人容貌」，此言格外值得注意。這艘荒唐船上，有著明顯和華人容貌不同者乘坐其中，而且「或著紅白頭巾，或著黑衣」，非常有可能是葡萄牙人。10 名「頭人」和 60 名「客公」當中，其中有 9 名「頭人」和 40 名「客公」是華人的名字，另有 1 名「頭人」和 20 名「客公」則是姓名不詳，期中可能包括葡萄牙人。或許還有亞州、非州出生的葡萄牙混血者。因此，這艘荒唐船，可推斷是同安縣等福建南部海商的大型船，其中乘客有華人客商，也有葡萄牙走私貿易商。
三、1540 年的東亞海上貿易與葡萄牙海商
葡萄牙人在 1510 年代來到珠江口進行互市，1522 年因與廣東當局衝突而遭到驅逐。此後，葡萄牙走私貿易商由漳州灣北上，繼續進行非法貿易，1540 年加入雙嶼的走私貿易。
（注32）
在葡萄牙的亞洲貿易中，胡椒等重要商品的貿易由王室獨佔。而亞洲各地的商館館長及要塞司令等，掌握著貿易船營運的實權。不過，從十六世紀三○年代起，在亞洲作為軍人等立有功績的葡萄牙人，可通過印度副王（vice-rei da ĺndia）的選定，由國王授予與其功勞相應的航運權。他們被任命為甲必丹末（capitão mor）統率船隊，往返國王所指定的航路進行貿易。加上從要塞和商館退休或離職後，留在當地成為商人或傭兵的葡萄牙人日漸增多。於是，葡萄牙商人聯合當地海商或華人海商，在亞洲海域展開自由貿易。
（注33）
副王亦逐漸默認了這種葡萄牙海商的私人貿易活動，并企圖向他們徵收關 稅，以增加當地政府收入。 葡萄牙人加入雙嶼走私貿易時期，成為印度副王的馬丁‧阿豐索‧德‧索薩（Martim Afonso de Sousa，1542 年至 1545 年在任），也積極支援中國貿易。他常常把往中國的航海權，授予信任的側近和合作夥伴。根據統計，印度副王索薩在 1544年至 1545 年之間，共授予往中國的航權高達 9 次。
（注34）
際上除了印度副王正式授與航權的貿易船之外，也有數量相當可觀的葡萄牙走私商人，航行到漳州灣、雙嶼進行貿易。 1543 年至 1544 年因為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數量快速增加，導致過度競爭的狀況。1545 年底，索薩（Sousa）之後，繼任的印度副王若奧‧德‧卡斯特羅（Joãode Castro）曾就東亞海域的胡椒貿易狀況，向相關人士進行諮詢。對此，馬六甲商館長阿爾瓦羅‧德‧弗雷塔斯（Álvalo de Freitas）陳述，1544 年「運到中國的胡椒太多，造成價格崩盤，賣掉得不到利潤，因此與 1543 年同樣，又載回馬六甲來」。其他人也證明 1545 年也有「前一年帶來的胡椒還有很多留下來」，或是「2年前（1543）胡椒載運到中國來的商人，都沒辦法賣完」等等。
（注35）
1543 年至1544 年，華人船和同行的葡萄牙商人大量進入中國沿岸，引發主要商品胡椒價格暴跌。另一方面，除了南海貿易過度競爭之外，謀求日本銀而往東海航行的華人海商人數也增加了。 葡萄牙走私貿易商人多半從馬六甲、暹羅、大泥等港口，乘坐中式帆船，到達漳州灣或雙嶼。同時，他們也會搭乘這些華人船，橫渡東海到達琉球和九州。首先，1542 年（日本天文 11 年），有 2 名葡萄牙人同乘華人船，從暹羅的阿瑜陀耶向中國沿岸航行，途中遭遇風暴，船隻漂流到琉球，受到琉球國王的厚待後歸航。
（注36）
，1543 年 9 月（天文 12 年 8 月），另外 2 名葡萄牙人搭乘王直（可能是）的船，到達種子島，將火繩銃傳至日本。
（注37）
，其他幾名葡萄牙商人們又乘坐中式帆船航海到達琉球。 其他葡萄牙商人在獲得首次到達日本的消息後，在接下來的 1544 年（天文13 年）裡，有更多葡萄牙人乘坐華人船度航至九州。西班牙商人佩羅‧迪斯（Pero Diez)亦乘坐華人船從馬來半島的大泥（北大年）前往中國，經由漳州、寧波等地，其後到達位於北緯 32 度（相當於九州南部）的日本島（la ysla de Japan）。他的證言之中有如下一段敘述： 住在大泥的華人所有的 5 艘船在（日本的）港口時，乘坐了幾名葡萄牙人，不料遭遇千餘艘（別的）華人的船集體圍攻。於是，乘坐 5 艘船的葡萄牙人改乘 4 艘小船，船中都架起了三門火砲和十六挺銃支應戰，摧毀了（圍攻他們的）華人船，並殺死了很多人。
（注38）
由此可知，搭乘華人船渡航至九州的葡萄牙人，是利用火炮（佛朗機炮）和銃（火 繩銃）擊退發起攻擊的中式帆船的大船團。 關於佩羅‧迪斯的證言，日本古文書中也留存了相關記載。據九州南部大隅半島（現在的鹿兒島縣）西岸的小領主池端氏的家族文書記載，天文十三年（1544年）11 月 5 日，池端清住的嫡子池端重尚在「唐人」與「南蠻人」交戰之時，中了「手火矢」（鳥銃），戰死于大隅半島東岸的小根占港。
（注39）
古文書中所紀錄的「唐人」與「南蠻人」的交戰，無疑指的便是佩羅‧迪斯所敘述的那場戰鬥。從中我們亦可得知佩羅‧迪斯所乘坐的船拋錨的港口就是大隅半島的小根占港。加上據迪斯的證言所稱，上述戰鬥結束之後，其他葡萄牙人也經由琉球接踵而至，到達小根占港。
（注40）
，同年，其他葡萄牙人繼續前往種子島，向日本人傳授火繩銃的製法。
（注41）
如上所述，1540 年代從南海北上漳州灣、雙嶼的海上走私貿易急速擴大，與之連動者，是走私華商從漳州灣、雙嶼橫渡東海或經過琉球諸島來到九州，造就日本銀貿易航線的成長。葡萄牙人同乘中式帆船第一次航行琉球、日本，也是在東亞貿易浪潮中的一環。尤其是當 1543 年葡萄牙人到達種子島的消息一旦傳到北大年等東南亞港口後，很可能引起了葡萄牙私人海商渡航日本的熱潮。因此，在接下來的 1544 年，如佩羅‧迪斯在證言中所述，葡萄牙海商們趕著熱潮紛紛乘坐華人船向九州南部、種子島、琉球等地出航。同年 6 月漂到朝鮮沿海的「荒唐船」，也很可能是從中國沿岸出發前往日本的華人走私貿易船。這艘荒唐船應是以福建南部的海商為中心，以漳州灣為據點進行走私貿易，可能是直接從漳州灣出發，也可能是經過雙嶼航往九州的途中，被南方來的暴風襲擊，漂泊到朝鮮西南沿岸。 至於荒唐船所搭載的「火炮」，是怎麼樣的火器呢？前節引用的判中樞府事宋欽上疏，也指出朝鮮水軍的火炮與荒唐船的艦炮相形見絀，「且火炮年久，藥力無效，視彼唐人之砲，真兒戲耳」。荒唐船的火炮與老舊的朝鮮火砲相比，其火力之強大，不可同日而語。1540 年代，明朝早已不僅使用傳統的前裝砲，子砲式後裝的佛朗機炮也漸普及。特別是 1544 年的荒唐船，若慮及葡萄牙人同行這點，艦炮上有佛朗機砲的可能性甚高。
結語
1540 年代，不僅是南海的「貿易時代」，也是東海貿易急速擴大的關鍵時期。葡萄牙人 1510 年代來到廣東珠江口，1520 年至 1530 年在福建漳州灣進行走私，1540 年華人海商將他們招攬到浙江近海的雙嶼進行合作。1530 年石見銀山等地的日本銀產量大增，1540 年代雙嶼到九州的華人海商也快速成長。於是華人、葡萄牙人、日本人、東南亞人等海商在雙嶼集結，成為東亞海域貿易的樞紐。 加入雙嶼走私貿易的葡萄牙商人，多半是搭乘中式帆船同來的。1542 年從暹羅乘華人航向雙嶼的葡萄牙人，漂泊到琉球王國。次年（1543 年），其他葡萄牙人搭乘可能是王直（五峰）的船，來到種子島。當時王直是以雙嶼為據點的徽州海商主要成員之一。到種子島的葡萄牙人，也可能是搭上雙嶼—日本—東南亞形成的王直貿易活動之便。繼而 1544 年，推測可能有葡萄牙人同乘的「荒唐船」，漂流到朝鮮西南沿海。這艘「荒唐船」應是福建同安縣的海商營運的大型帆船，從福建或是雙嶼航向九州的途中，受到南風的影響而漂流過去。 總而言之，葡萄牙人在 1540 年代，乘東海貿易浪潮的良機，1542 年至 1544年間，接二連三搭中式帆船到達琉球、日本、朝鮮等東亞諸國。從 1540 年開始，葡萄牙人將胡椒等南方海域的商品運到雙嶼，與中國的生絲、絹、陶磁器等產品進行交易。數年間，葡萄牙船快速增加，胡椒供給過剩。同時，葡萄牙人在雙嶼、福建與九州航線上，也藉日本銀和中國商品的走私貿易，與華人海商結盟。 不過，即使葡萄牙人在 1540 年代前半已到達雙嶼、琉球、九州、朝鮮，卻因為 1548 年明軍毀滅雙嶼、1550 年代明政府又把進入中國大陸的港口移至珠江灣、1557 年確立澳門成為貿易據點等因素，1540 年代後半以後，葡萄牙人就幾乎不到琉球或朝鮮，因葡萄牙人已能直航中國大陸和九州，再也不需要以琉球王國為日本和中國的中繼貿易地，於是不再航向缺乏特產的琉球。 其實，朝鮮對胡椒、蘇木等等傳統南海產品需求很高，或許可以成為葡萄牙人潛在的輸出市場。只是和東亞海域其他國家相較之下，華人走私商打破明朝海禁規定，積極尋求與葡萄牙人交易，日本九州大名或領主也與葡萄牙人積極往來，朝鮮王朝卻對海外貿易採取嚴格限制，也沒有存在能打破禁令與葡萄牙人進行貿易的海上勢力，更何況朝鮮也缺乏像中國商品或日本銀等在國際市場上炙手可熱的貨物，所以對葡萄牙商人而言，以身犯險渡航朝鮮並不值得。於是，在十六世紀後半，東亞海域的葡萄牙人貿易據點，南海在珠江口、東海在九州，逐漸向澳門與長崎兩地匯聚。 本文於 2015 年 01 月 05 日收稿 ﹔2016 年 03 月 09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江豐兆
注释： 1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六甲書房，1942），頁 99-117；Rui Manuel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p.141-164, 215-238. 2 中島樂章，〈ポルトガル人の日本初來航と東アジア海域交易〉，《史淵》，142 輯（2005）， 頁 33-72。中島樂章，〈ポルトガル人日本初來航再論〉，《史淵》，146 輯（2009），頁 41-79。 3 C.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3), p.38. 4 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pp. 38-39。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 頁 422。 5 高橋公明，〈一六世紀中期の荒唐船と朝鮮の對應〉，收入田中健夫編，《前近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 96-100。 6 如後文所述僅有的場節子，《ジパングと日本：日歐の遭遇》（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在頁 114-115，推測到這艘「荒唐船」的成員可能包括歐洲人。 7 高橋公明，〈一六世紀中期の荒唐船と朝鮮の對應〉，頁 96。 8 官修，《中宗實錄》，《朝鮮王朝實錄 19》（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卷 103，「39 年 6月壬辰」條。 9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壬寅」條。 10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辛亥」條。 11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辛亥」條。 12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丙辰」條。上岸人數參照「7 月庚申」條。 13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己未」條。南下洪州事參照「7 月辛酉」條。 14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己未」條。 15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庚申」條。 16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壬戌」條。 17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丙寅」條、「8 月戊辰」條。 18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8 月辛未」條。 19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8 月戊寅」條。 20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8 月辛未」條。 21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8 月戊寅」條。 22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7 月丙寅」條。 23 朱紈，《甓餘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卷 2，《章疏》，〈閲視海防事〉。 24 官修，《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8 月甲辰」條。 25 鄭若曾，《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3 上，經略 5，兵船，〈大福船圖說〉， 圖 7。 26 此外，從「頭人」和「客公」的姓來看，姓鄭的有 5 人，林、田、何各 4 人，高、黃、吳、王各 3 人，其他 19 人。鄭、林、何、高、黃、王等，都是福建常見的姓，顯然這艘荒唐船的成員多是福建海商。 27 的場節子，《ジパングと日本：日歐の遭遇》，頁 114-115、頁 131 註 24。 28 Museu Nacional de Soares dos Reis,
Biombos Namban
, (Lisboa: IMC, 2009), pp.11-13. 29 Vítor Serrão,
The Legend of Saint Francis Xavier by the Painter André Reinoso
, (Lisboa: Bertrand Editora, 2006), pp.80-81.然這幅圖畫中沒有穿黑衣的船員，這是為了突顯唯一穿黑色修道服的沙勿略之繪畫技巧。 30 《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8 月戊寅」條。 31 《中宗實錄》，卷 104，「39 年 8 月己卯」條。 32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頁 35-83；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 Parte II, Parte III. 33 生田滋，〈東南アジアの大航海時代〉，收入於石井米雄編，《東南アジア近世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 81-86；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蠻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2010），頁 6-9。 34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 pp. 374-381. 35 Ruis Manuel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 p.368.
36 Consuelo Varela,
El Viaje de don Ruy Lopez de Villalobos a las islas del Poniente, 1542-1548
, (Milano: Cisalpino-Goliardica, 1983), pp. 176. 岸野久《西洋人の日本發見》（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頁 25-27。 37 文之玄昌，《南浦文集》，卷一，「鉄炮記」。中島樂章，〈ポルトガル人の日本初來航と東ア ジア海域交易〉，頁 35-37。
38 Varela,
El Viaje de don Ruy Lopez de Villalobos a las islas del Poniente, 1542-1548
, pp. 178. 岸野久，《西洋人の日本發見》，頁 27-29。 39 佚名，《舊記雜錄拾遺 家わけ一》（鹿兒島：鹿兒島縣歷史資料中心黎明館，1988），頁 470，「池端文書」731、732「沙彌清本譲狀案」。岸野久，《ザビエルと日本：キリシタン開教期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 237-254。 40 岸野久，《西洋人の日本發見》，頁 29。 41 文之玄昌，《南浦文集》，巻一，「鉄炮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