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里·杜尔

（一）萨摩里·杜尔（1830～1900年）是几内亚伊斯兰教改革家，西非著名抗法斗争民族英雄，被誉为“苏丹的拿破仑”。1830年生于今几内亚共和国康康市以南的散纳科罗村，属马林凯族。父亲拉菲亚·杜尔是一个贫穷的行商，母亲玛索托娜勤劳善良，从小对萨摩里管教严格。萨摩里自小长得聪慧勇敢，由于家境清贫，萨摩里从幼年时候起就不得不跟随父亲行商，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足迹遍及几内亚，据说还到过塞拉利昂、多哥、上沃尔特，贩卖柯拉果、黄金、马、牛、羊。萨摩里20岁那年邻近的乌阿苏鲁国的首领索里·布拉马带兵侵扰他的家乡，掠走他的母亲，萨摩里行商回来后得悉此事，痛如刀割。出于对慈母的恩爱，他毅然来到索里·布拉马那里要求戎兵救母。索里·布拉马满足他的要求，就这样萨摩里在索里·布拉马的军队里度过7年的戎马生涯，学到军事知识，知晓伊斯兰教义。在服役期间萨摩里以他的聪明、勇敢、忠诚、晓礼义博得索里·布拉马的赏识，母子二人恢复自由。当萨摩里母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时由于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导致村落荒凉、家破人亡，他的父亲和弟妹们已不知去向。为了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萨摩里只好重操旧业，继续行商，贩卖柯拉果。1868年托隆地区一位酋长仰慕萨摩里的军事才能，邀请他去当军队的指挥官，萨摩里欣然应允，不久酋长阵亡，萨摩里被推为首领。从那时起他用了七、八年的时间逐步征服邻近许多部落，建立起以马林凯人为主，包括迪乌拉人、班巴拉人、塞努弗人等的统一的国家，取名为乌阿苏鲁，以纪念他在索里·布拉马的乌阿苏鲁国开始的戎马生涯。定都在比桑杜古（位于康康与贝拉之间），宣布自己为“阿尔马米伊马姆”（意为伊斯兰教最高领袖）。之后他继续征战，扩大版图。到1855年乌阿苏鲁国的疆域东起象牙海岸的崩杜库、西到塞内加尔的巴克尔、北迄马里的塞古、南邻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界，总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塞内加尔和利比里亚两个共和国领土面积的总和。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萨摩里采取一系列措施，他把全国分成10个省，省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一个省即是一个军区。省长由萨摩里任命，都是他的亲属或骁将。省以下分成162个县，县以下为村，村是最小的行政单位。省县两级各设三个机构，负责财税、宗教和军事工作。村长按传统选举产生，负责组织生产。为了破除家族和部落的观念，萨摩里在地方行政机构里任用许多不同家族和部落出身的人。

（二）萨摩里重视发展经济，他规定每个村子都要为政府种一块地，并向国家缴纳赋税。即使士兵也有专门的耕地，一边作战一边生产，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萨摩里还注意开采金矿，将收入所得购买武器、弹药及其他军事装备。作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首领，萨摩里严格遵循古兰经的规定，每到星期五他总要走出寺院，到教徒中去倾听他们的诉说。他兴办学校，对人民实行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和酋长都必须像老百姓一样，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接受伊斯兰教育，谁不遵守这个规定就要罚款。萨摩里有时还到学校去讲课，向学生们讲解伊斯兰教教义和军事知识，有时他还亲自向学生提问题，检查他们对知识掌握的程度。乌阿苏鲁国的军队组织形式，按规定一个省组成一个纵队，全国共有10个纵队，每个纵队都由称为“索法”的职业士兵组成正规军，驻守边疆，保卫国家。首都地区也有一支精锐的卫戍部队，公民每年要参加6个月的军训。乌阿苏鲁国鼎盛时期正规军约1万人，骑兵约1500人，民兵约两万人，这是当时西非地区人数最多且训练有素的军队之一。正规军的武器很多是通过英属塞拉利昂的弗里敦港从英、法等国买来的，此外国家也开设兵工厂，修理并仿造武器。萨摩里还偷偷派遣军官到法国的雇佣军“塞内加尔狙击兵”那里接受军事训练，回国后训练部队和传授使用先进武器的方法。正当萨摩里的国家日益强盛的时候西非地区的局势发生急遽的变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法帝国主义加紧向西非腹地的侵略扩张活动，由于布雷等地金矿的发现，几内亚地区成了法国扩张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强占黄金产地，1882年2月16日在波尔尼·杰波尔德指挥下的一支法国侵略军从巴马科方向入侵乌阿苏鲁国，偷袭萨摩里的部队。萨摩里的弟弟法布·杜尔率军迎战，双方在尼日尔河左岸的肯尼耶拉交战，萨摩里领导的抗法武装斗争正式开始。1883年4月2日萨摩里率领军队埋伏在巴马科以南几公里的欧雅科地方，当装备精良的300名法国侵略军进入埋伏圈时10倍于敌的萨摩里军突然发起进攻，敌人被杀得血肉横飞，仅有32人死里逃生。欧雅科战役威震法国，萨摩里的名字在法国和西欧广泛传颂着。1886年初法军在尼阿加索拉战役中又被打败，法国当局被迫求和，这时萨摩里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补充兵员和武器。

（三）1886年3月双方签订肯尼耶巴科罗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时萨摩里仍旧占有黄金产地布雷和康加巴地区。为了表示履行条约的诚意，萨摩里同意将他的儿子卡拉莫柯送到法国去充作人质，但是法国议会以法国作出的让步太大为由拒绝批准这一条约。翌年3月25日双方重开谈判，签订比桑杜古条约。萨摩里求和心切，作出很大的让步：尼日尔河左岸广大地区让给法国，自己仅保留右岸地区。比桑杜古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萨摩里领导的抗法武装斗争第一次高潮结束，比桑杜古条约签署后萨摩里为了进一步扩大疆土，开始东征进攻锡卡索国王蒂耶巴。从1887至1888年萨摩里的军队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围攻锡卡索，由于城墙坚固且防守严密，又没有大炮，多次进攻都失败了。对锡卡索的围攻使萨摩里损失7000名士兵和几名优秀的指挥官，并失去一位可以争取的同盟者（蒂耶巴后来站到法国侵略者一边），这是萨摩里在战略上犯下的重大错误。法国利用休战及萨摩里攻打锡卡索损兵折将的机会加紧蚕食乌阿苏鲁国，1888年法军司令加利尼下令在与乌阿苏鲁国接壤的锡古里修建城堡。为了考察连结锡古里经富塔贾隆至几内亚海岸的通道，法国派去奥德乌考察队，在未征得萨摩里同意的情况下潜入乌阿苏鲁国，加利尼还强征民工修筑铁路。1889年2月13日在法国的压力下萨摩里又被迫签订尼阿科条约，对法国作出新的让步：乌阿苏鲁国将尼日尔河的支流廷基索河地区的领土让予法国当局。1891年法国侵略军头目西基里违背诺言，处死一位本已答应交还给萨摩里的军官，并没收他的财产。萨摩里怒斥侵略者的背信弃义行为，毅然宣布恢复同法国的战争，萨摩里的抗法武装斗争进入第二次高潮。战争一开始由阿尔希纳指挥的一支法军直逼康康，很快又攻占比桑杜古。萨摩里在撤退时实行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个人、一粒粮，首都成了一座空城。在游击队的袭击下侵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当天撤出比桑杜古。但是比桑杜古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此后萨摩里便把都城迁到象牙海岸东北部的达巴卡拉。为了更有效地打击侵略者，萨摩里继续对军队进行重大改革，他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把军队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即正规军，配备最新式的武器，它的任务是直接同法国军队作战；第二部分即后备军，专门用来掩护老百姓安全撤退，实行坚壁清野，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第三部分即东征军，负责向东部地区开拓新的疆土，建立根据地，作为撤退时的基地。这种战略措施不仅在西非，而且在整个非洲也是罕见的，它充分显示萨摩里卓越的军事才能。

（四）1892年1月法军妄图抢占乌阿苏鲁国的粮仓——尼日尔河流域，与萨摩里的军队在尼日尔河的支流米洛河相遇。萨摩里利用有利的地形，把队伍埋伏在丛林及沼泽地区，等到敌人靠近时进行白刃战。这一仗歼灭法军200人，米洛河变成“血河”。萨摩里知道面对强大的敌人时非洲人民必须紧密团结，他曾多次建议同包括蒂耶巴在内的部落首领们组成联盟，抗击法国侵略者。萨摩里还派出使者同强大的图库勒国统治者阿赫马杜（哈吉·奥马尔的儿子）及阿散蒂王谈判，以便建立联合阵线，打击共同的敌人。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殖民者的破坏，萨摩里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结果，这就大大削弱他的力量，使局势转而日益有利于法国。战争初期萨摩里利用法、英殖民者的矛盾，成功地通过弗里敦港运进武器。在第二次抗法斗争处于高潮时期萨摩里仍然想借助英国的力量掣肘法国的扩张活动，他派一位使节去伦敦进行商谈，因英法、两国早已达成秘密协议，英国承认乌阿苏鲁国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萨摩里的幻梦破灭了。1892-1893年法军占领法拉纳，乌阿苏鲁国与弗里敦港之间的交通被切断，萨摩里不得不转而同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及黄金海岸（今加纳）建立新的联系，以保证武器的输送。1894年前后阿赫马杜的抗法斗争失败，贝汉津领导下的贝宁人民的抗法斗争也遭镇压，法国当局立即调集重兵全力以赴进攻萨摩里。萨摩里英勇奋战，重创敌军。1894年底蒙泰伊上尉奉命率领1200名法国远征军从贝宁开赴象牙海岸的孔城地区，准备参加对萨摩里的“围剿”。这支远征军沿途遭到多哥、加纳特别是萨摩里领导下的象牙海岸人民的袭击，大部分被歼，到达孔城地区时仅剩下120人，蒙泰伊也受了重伤，险些丧命。法国当局在进行军事征伐的同时曾多次建议同萨摩里举行和谈，表示只要他放下武器便可以回到西部地区来。1895年蒙泰伊派使节带来一份和约草案面呈萨摩里，萨摩里阅后对使者说：“您的长官要我回到已遭破坏的西部地区，但有一条：必须解散军队和放下武器。在那里等待我的将是牢狱，请您转告他，我现在还不是他的俘虏。”从1896年起萨摩里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哥德利叶指挥的法军占领博博-迪乌拉索，切断他向东部地区撤退的后路；南方森林地区的部落酋长又拒绝他的部队通过。萨摩里迫不得已提出同法国议和，但拒绝任何有损于尊严和独立的条件。

（五）当他知道法国当局用卑劣的手段歪曲他写给法军司令的信件，说他愿“接受”法国的“保护”时立即写信给法国国会，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他毅然宣布中断同侵略者的和谈，法国侵略者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于是把一直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卡拉莫柯送回乌阿苏鲁国，劝说萨摩里投降。卡拉莫柯在父亲面前大放厥词，说：“法国军队太强大了，我们不能和他们打。不然，我们要失败的。”萨摩里盛怒之下当众宣布卡拉莫柯不是他的儿子，并下令将他斩首，萨摩里大义灭亲的事迹至今在几内亚人民中仍传为佳话。1898年9月29日夜里一支化装的法军侦察小分队在叛徒的带引下潜入盖累木（位于几内亚、象牙海岸和利比里亚的交界处）的萨摩里的营房，杀死卫兵，然后把他绑架走。敌人软硬兼施、多方诱降，萨摩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一再向法国当局表示：“与其活着受凌辱，不如死了更好。”宁愿被处死刑也不愿过流放生活，当他在圣路易上船运往流放地的前夕曾试图用小刀自刎，没有成功。法国当局把萨摩里流放到加蓬奥戈韦河中游的恩卓累小岛上，由于殖民当局的残酷折磨，加之流放地的险恶环境，1900年6月2日萨摩里不幸病逝，终年70岁。萨摩里被俘后他的战友们继续领导几内亚等国人民同法国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萨摩里的战友们正气凛然、英勇不屈，他们回答说：“除了萨摩里外我们将不为任何人效劳。”法国殖民当局又经过7年野蛮的战争之后才最终地把萨摩里亲手点燃的抗法武装斗争的烈焰扑灭下去，萨摩里领导的抗法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沉重地打击法国侵略者在西非的侵略扩张活动，有力地援助西非、中非及北非人民的抗法斗争，延缓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奴役非洲人民的进程，在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瑰丽的篇章。萨摩里以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非凡的军事才能不仅赢得几内亚人民和非洲人民的衷心爱戴，就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法军军官巴拉蒂耶上校曾这样写道：“就其品质来说，萨摩里胜过所有那些同我们交战过的非洲领袖，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战略家和政治家。他勇敢，充满活力，富有预见，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不灰心丧气。”今天在英雄安息的地方——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有一座萨摩里·杜尔陵园，每天从早到晚凭吊的人群络绎不绝。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英雄的墓前静默致哀，缅怀他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自由而作出的名垂史册的贡献。

穆萨·特拉奥雷

（一）穆萨·特拉奥雷（1936年9月25日——2020年9月15日）是马里军事和政治领袖、军人独裁者、外交家、军事活动家、国务活动家，1936年9月25日出生于法属苏丹（今马里共和国）西部卡伊大区塞贝图的一个农民家庭，马林凯族人，信奉伊斯兰教。1954年就读于马里卡蒂军人子弟学校，1955年起在法国军队任下级军官，1960年毕业于法国弗雷儒斯军事学院。1959年马里联邦宣告独立，1960年刚从军校毕业的穆萨·特拉奥雷回国参加组建马里军队，1961年被授予少尉军衔，1963年晋升为中尉。1964年被派往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工作，在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游击队担任军事教官，后调马里卡蒂综合军事学校任教官、副校长。1968年11月19日马里政局风云突变，穆萨·特拉奥雷中尉和约罗·迪亚基特中尉及一批志同道合的马里青年军官趁莫迪博·凯塔总统视察外地时抓住这个难逢之机发动军事政变，在逮捕陆军司令塞古·特拉奥雷等8名拒绝支持政变的军官，轻而易举地击溃“马里民兵”（凯塔总统的私人武装和党卫军）并控制巴马科城，之后趁总统凯塔返回首都巴马科途中在库利科罗将凯塔逮捕，从而推翻执政8年的凯塔政权。政变成功后建立全国最高临时领导机构——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穆萨·特拉奥雷当选为军委会主席，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履行国家元首职责。废除1960年宪法，解散议会和执政党“苏丹联盟”及其所属群众组织。1969年9月19日起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1971年10月晋升为上校，1974年6月通过马里第二共和国宪法，1978年2月兼任国防、内政和安全部长，同年9月晋升为准将。1979年3月建立执政党——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并当选为总书记，1982年和1985年连选连任。1979年年6月恢复立宪政治，1979年6月19日当选为马里第二共和国总统，并兼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82年10月晋升为上将，1985年6月第二次蝉联总统，任期6年。特拉奥雷执政期间放弃莫迪博·凯塔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致力于复兴经济，实现全国和解和恢复宪法体制。1968年11月21日军委会宣布：解散集体农场，恢复自由市场。22日特拉奥雷发表声明阐述军政府的执政方略，声明说武装部队在建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之前应从总的经济形势中去探寻夺取政权的主要原因。

（二）面对濒临灾难的形势时全国解放军委会认为应该重新形成一种信任的气氛，以便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速和促进经济的振兴，为此全国解放军委会要实行的经济政策。首先指的是一个复兴政府，它的主要目标是：健全公共财政，改组经济结构。为实现这些目标，全国解放军委会和临时政府打算遵循下述指导原则和采取联合行动：维持国营部门，但要深入和客观地研究各国营公司和企业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改组；全国解放军委会在关注国营部门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公营资本与外资联营的经济部门；传统的、现代的私营部门将受到保护；全国解放军委会呼吁一切外资和私人在尊重马里法律和体制的前提下本着这些原则帮助马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1981年穆萨·特拉奥雷提出改革经济体制，放宽经济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曾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西方援助国达成协议，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减少国家干预和控制。由于自然环境和国际经济条件恶化等原因，马里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步从艰难。在1988年3月召开的马里执政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针对国内外的种种阻力和压力，强调指出：“马里的出路在于坚持改革。”他号召人民自力更生，决不接受那些附有丧权辱国条件的“援助”和别有用心的“施舍”。在外交上穆萨·特拉奥雷奉行睦邻友好关系，努力巩固塞内加尔河流域国家组织的法制，使其满足各成员国的愿望。忠于非洲统一思想，在非洲统一组织中采取积极态度，支持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亚洲、非洲和美洲人民。忠于联合国组织的原则，奉行不结盟政策，保持一贯的对外贸易关系。特拉奥雷长期活跃于非洲和国际政治舞台，素以善于“对话与和解”闻名。1983年9月曾获罗马辛巴学会“国际政治合作辛巴奖”，1984年8月和1985年10月先后获布鲁塞尔外交关系研究院“国际外交关系奖”和外交大十字勋章。1988年5月25日-1989年7月24日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穆萨·特拉奥雷执政期间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曾于1973年6月、1981年8月、1986年6月和1989年1月四次访问中国。1977年马里前总统莫迪博·凯塔在基达尔的监狱中去世，死因不明。引起马里民众的强烈不满，成千上万人参加凯塔的葬礼，邻国（尤其是科特迪瓦、几内亚）甚至派官方代表团出席。结果葬礼演变成反对军政府的政治集会，遭到马里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大批人被逮捕，这一事件使特拉奥雷政权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面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质疑时穆萨·特拉奥雷不得不通过马里国家电台澄清，宣布凯塔死于急性肺水肿，但这套官方解释没有说服任何人。

（三）1969年8月12日夜至13日马里武装部队以吉比·西拉·迪亚拉上尉、阿拉萨内·迪亚拉上尉、布巴卡·特拉奥雷上尉为首的左派军人对1968年11月19日军事政变不满，1969年7月25日卡蒂全国军官会议期间他们在各兵营进行“地下活动”，企图趁国防、治安和内政部长夏尔·桑巴·西索科出访苏联之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穆萨·特拉奥雷-约罗·迪亚基特军政权，恢复莫迪博·凯塔总统权位，确立“社会主义选择”总政策。但政变阴谋被泄露，引起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和国家安全部门首脑吉科罗·巴加约科上尉的警惕，及时挫败即将发生的军事政变，大规模逮捕政变者。事后巴马科国家安全法庭开庭审判33名因预谋发动军事政变而被捕的军官和士官（上尉6人、中尉6人、上士长4人、中士长4人、上士3人、中士8人、骑兵中士2人），最后，3名主犯被判处终生苦役，另22名罪犯分别被判处1至20年不等的徒刑或苦役，8人获释。1969年起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与军政权二号人物、全国解放军委会第一副主席兼政府总理约罗·迪亚基特之间因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产生矛盾，1969年8月发生未遂政变，33名军官和士官被捕，军队内部的冲突加剧两人的矛盾。1969年9月特拉奥雷借改组政府之机自兼总理，解除迪亚基特的政府首脑职务，贬为运输、邮电和旅游部长。为缓和矛盾，1970年9月10日特拉奥雷任命迪亚基特为国防、安全和内政部长，11月28日又晋升其为中校。然而两人的和解是短暂的，1971年3月27日穆萨·特拉奥雷宣布撤销国家第一副元首约罗·迪亚基特和军委会委员马利克·迪亚洛的一切职务并剥夺军衔、开除军籍，并以“阴谋政变罪”将其逮捕，1973年7月20日饱受虐待和折磨的迪亚基特病死于狱中。穆萨·特拉奥雷自1968年11月19日政变上台后的近十年间政权内部派系斗争日趋加剧，最具代表性和最引人注目的是鸽派和鹰派不和。鹰派核心人物基西马·杜卡拉中校（国防、治安和内政部长）和吉科罗·巴加约科中校（国家安全局长）是左右一切的实权派，穆萨·特拉奥雷是他们的人质。鸽派的穆萨·特拉奥雷自称是反对恐怖，主张民主，他认为民主即使是不成文的也应得到贯彻。因而他被知识界（军政权最强烈的反对派）称为是正派的，但他大权旁落。鹰、鸽两派的分歧、矛盾和争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鸽派提出革新的倡议。

（四）1977年穆萨·特拉奥雷赴麦加朝圣，委托阿马杜·巴巴·迪亚拉中校暂代国家元首职务，迪亚拉多次向知识界打招呼，谈到要恢复宪法，政权内部有人私下议论说总统从沙特阿拉伯朝圣一回来将会改组政府。1978年1月1日穆萨·特拉奥雷政权释放一批政治犯（前总统凯塔的同事），这似乎意味着鸽派掌握主动。但政府改组后却是大量军人入阁，使得特拉奥雷总统试图软化政权的尝试不得不停止下来。起初他只打算解除基西马·杜卡拉的职务，但掌握情治系统的吉科罗·巴加约科抢先一步，将总统的计划透露给他的同伙，结果是鹰派反客为主。第二阶段：鹰派占上风，企图干掉穆萨·特拉奥雷总统。1978年1月基西马·杜卡拉和吉科罗·巴加约科加紧暗中活动，物色一个在时机成熟时取代穆萨·特拉奥雷的人。基西马、吉科罗二人知道自己锋芒毕露，不能过分表现，也不能当总统。更重要的是他们更想幕后操纵，而不在前台亮相，据传他们与宗派色彩较淡的外交与合作部长夏尔·桑巴·西索科中校和计划部长阿马杜·巴迪·迪亚拉中校进行秘密接触。第三阶段：旱灾长期困扰着马里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困难。基西马·杜卡拉一伙乘负责救济工作之机假公济私，大发国难财。1972-1973年马里遭遇严重的大旱，基西马等人却从赠送给马里的国际救命粮中捞取实惠，大批国际援助资金被转移挪用，为此基西马被解除国家抗旱委员会主席（部长级）的职务。吉科罗·巴加约科是基西马的同路人，这位公安部门首脑曾滥用职权，把一些高利贷者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还把他们统统扣押起来。此外运输部长卡里姆·登贝莱中校与基、吉二人也有投机之处，他盗窃运输和公共工程的资金之事也是“公开的秘密”。三人沆瀣一气、相互串通，结成“三人帮”阴谋集团。夏尔·桑巴·西索科被穆萨·特拉奥雷总统称为“追求享受的封建公子”，他是一个利欲熏心并企图随时取代穆萨·特拉奥雷总统的阴谋分子，此外包括伞兵司令松卡洛·萨马凯、全国妇联总书记法图·塔尔夫人和一些投靠吉科罗·巴加约科的警察局长在内的一批高级官员和商人（包括马里纺织公司、马里烟草和火柴公司）都上了“三人帮”的贼船。基西马·杜卡拉拟定一个包括两个方案的阴谋计划（即“双胞胎”谋杀计划），企图从肉体上消灭穆萨·特拉奥雷总统和清除那些忠于总统的人并毁尸灭迹，准备在1978年3月初搞“宫廷政变”，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然而穆萨·特拉奥雷早已察觉“三人帮”的阴谋活动。

（五）1978年2月28日他和巴巴·迪亚拉中校、菲立芬·西索科中校、优素福·特拉奥雷中校、约瑟夫·马拉中校等挚友在武装部队的帮助下先下手为强，粉碎“三人帮”的阴谋，“三人帮”基西马·杜拉卡、吉科罗·巴加约科、卡里姆·登贝莱被逮捕。此后马里政府进行“清洗”运动，组成全国调查委员会，清查“三人帮”阴谋集团大发国难财、中饱私囊、企图危害国家元首以便篡权的罪行。调查委员会在各部清查“三人帮”及其同伙窃取的财产，在行政机构、军、警、宪兵队伍中清洗与“三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军官、官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商人。1978年10月“三人帮”及其同伙被押上审判台，基西马·杜卡拉和吉科罗·巴加约科以阴谋危害政府罪被判处死刑，卡里姆·登贝莱和桑巴·西索科因受牵连分别被判处20年和5年强制劳役，其他24名被告也受到刑罚处罚。1974年执政的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制定宪法并付诸全民公决表决通过，新宪法其中一项就是规定实行一党制。1975年9月22日穆萨·特拉奥雷表示未来将成立以他为总书记的执政党，1976年11月19日开始筹建新政党，并定党名为“马里人民民主联盟”。1978年以后穆萨·特拉奥雷加速实行宪政改革，结束军人统治。1979年3月27日-31日在巴马科召开马里人民民主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穆萨·特拉奥雷当选为总书记，马里工会全国联合会、马里全国妇女联合会和马里全国青年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纳入马里人民民主联盟领导之下。该党的组织结构大量借鉴1968年政变后被解散的苏丹联盟的模式，党章和党纲则类似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党的组织体系。马里人民民主联盟”一大“通过党章和政治纲领，其政治目标是：把人们从社会不平等中解放出来，免遭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财富属于它们真正的创造者的社会。马里人民民主联盟阐述马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并对当代世界发展进行分析，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论，资本主义一直受到批判。执政党宣称马里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因此党的任务是尽力创造这些条件，执行《独立自主的计划民族经济和国家民主的发展道路》。该计划的主旨是在壮大和强化国有经济的基础上鼓励发展混合经济和民族私营经济，外资只能用于国家发展计划。在农民传统村社的基础上建立村庄，带有非洲社会主义（即村社社会主义）的色彩，同时政府又承认私人农场的重要性，并为其提供援助。

（六）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莫迪博·凯塔时代的外交政策理念，但并不采取极端、盲目的表述方式。它主张遵循不结盟及和平共处原则，维护世界安全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备竞赛。马里人民民主联盟致力于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与各国的进步政党建立党际联系，1981年马里人民民主联盟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1979年6月19日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马里人民民主联盟作为全国唯一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以99.85%的得票率赢得国民议会全部议席，穆萨·特拉奥雷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马里第二共和国总统。同年6月28日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解散，原军委会成员转而担任党内职务。在一党制的体制框架内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在1982年和1985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分别以99.82%和99.92%的得票率获得国民议会全部席位，1985年3月马里人民民主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1974年宪法第22条并允许穆萨·特拉奥雷连任总统。20世纪90年代马里经济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已。穆萨·特拉奥雷执政以后提倡实行民族和解，发展独立自主的、有计划的民族经济，先后建立大批工业企业，增强马里的经济力量，可是马里经济依然在低水平徘徊。多年来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市场原料价格下降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无情地困扰着马里的经济，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趁机要挟马里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民主，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紧锣密鼓地施行民主与援助挂钩的新招，以经济援助为条件要求马里加快经济私有化的节奏，使马里在经济困难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越陷越深。非洲社会主义越搞越穷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阻挠和颠覆。尽管非洲国家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的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这也为西方国家所不容，遭到西方国家千方百计的打压，从而增加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1990年5月马里全国劳动者联盟率先提出在马里搞多党制和修改宪法，执政的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对此不予响应与支持。时隔不久一些反对派组织相继成立，形成对执政党和穆萨·特拉奥雷政权的明显威胁。反对派乘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名向政府提出提高工资待遇等要求，以捞取政治资本，并掀起规模空前的全国大罢工，要求穆萨·特拉奥雷总统辞职。

（七）反对派组织掀起的反政府浪潮危及着特拉奥雷政权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马里北部地区的图阿雷格族因反对政府的”游牧民族在安置计划“，发起武装叛乱，这更无异于火上浇油。1991年1月首都巴马科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数万群众示威游行，反对穆萨·特拉奥雷搞一党制统治，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进而发生骚乱。警察弹压，造成人员伤亡，骚乱蔓延至全国。在反对派的鼓动下，1991年3月22~24日巴马科等地骚乱再起，武装部队大开杀戒，数百人死于枪口下和骚乱中。穆萨·特拉奥雷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武装部队内部部分军官倒戈，政府统治岌岌可危。1991年3月25日穆萨·特拉奥雷总统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决定逃亡国外，但在巴马科塞努机场乘飞机外逃时被伞兵部队逮捕。26日以伞兵司令阿马杜·图马尼·杜尔中校为首的军人发动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接管国家权力，宣布在未来实行多党制，还政于民。昔日一国之主的穆萨·特拉奥雷步了他的前任莫迪博·凯塔的后尘，沦为阶下之囚。1992年4月马里举行历史上第一届多党制选举，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当选马里第三共和国第一任民选总统。1993年2月14日穆萨·特拉奥雷和夫人玛丽亚姆·特拉奥雷（曾任马里人民民主联盟执行局委员、全国妇联主席、名誉主席）以及3名前军政要人在巴马科被国家重罪法庭以”政治罪“判处死刑，总统科纳雷签署命令后减刑为终身监禁。1999年穆萨·特拉奥雷夫妇因”经济罪“（被指控侵吞数亿非洲法郎）再次被判处死刑，之后又获科纳雷总统减刑为终身监禁。2002年基于”全国和解政策“，穆萨·特拉奥雷夫妇及其同事被释放。穆萨·特拉奥雷被推翻后，1995年他的支持者组建复兴爱国运动，并在科纳雷执政时期扮演反对党的角色，这标志着亲穆萨·特拉奥雷的势力又重新回归马里政坛。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在1946年2月出生于马里北部卡伊市一个小学教师家庭，曾在巴马科、达喀尔和华沙学习，获马里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硕士学位和华沙大学历史博士学位。科纳雷1978年至1980年任马里政府青年部长，后任马里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员。1990年创建马里民主联盟，1991年以该联盟为基础创建“非洲团结正义党”，并任主席至1994年。科纳雷1992年4月当选马里总统，1997年5月蝉联，2002年6月卸任。2003年7月至2008年1月任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著有《非洲政权观念》、《马里人文编年史》、《马里宪法》和《马里政党》等著作。科纳雷曾于1992年和1996年两次以马里总统身份访华，2005年8月14日至18日以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身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阿马杜·图马尼·杜尔

（一）阿马杜·图马尼·杜尔（1948年11月5日—2020年11月10日）是马里军事和政治领袖、政治家、军事活动家、国务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前总统，1948年11月5日生于马里莫普提大区索法纳省，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1966-1969年就读于马里巴马科巴达拉布古师范学校，他原本想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选择从军。1969年入伍参军，1969-1971年在卡蒂综合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马里伞兵部队。1972年被授予少尉军衔，1976年先后就读于马里库利科罗伞兵专科学校、苏联梁赞空降兵高等指挥学院。1988-1990年在法国波尔多空降特种兵基地、法国高级进修学校进修，获人文、地理专业大学毕业文凭。1978年任杰科罗尼伞兵部队连长，1980-1984年任总统卫队长、伞兵第三十三营营长。1984年任马里国民军伞兵部队司令，1988年晋升为中校。20世纪90年代初马里经济恶化、政局动荡，马里社会对1968年政变上台的穆萨·特拉奥雷独裁政权的长期统治日益不满。1991年1月和3月马里首都巴马科等地发生数万群众游行示威，军队大开杀戒，造成重大流血事件，武装部队和警察内部部分军官倒戈。1991年3月26日以杜尔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穆萨·特拉奥雷长达20多年的独裁统治，杜尔任全国和解委员会主席，并中止1974年宪法、解散政府和取缔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实行多党制。1991年3月31日任人民救国过渡委员会主席、临时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执掌过渡时期国家最高权力。在过渡时期组织临时政府，制定新宪法、选举法和多党制章程，举行议会、总统和市政选举，以便建立各级民主政权机构，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将于1992年1月20日前还政于文官政府。1991年7月在杜尔政权主持下制订马里第三共和国宪法，1992年1月经全民公决通过，6月付诸实施。宪法规定：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总统是国家元首，拥有任免总理和部长、颁布法令、组织公民投票、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等重要行政权力；国民议会享有立法和监督权；政府是由总统直辖的最高执行机构，向国民议会负责；司法独立；公民享有思想、宗教、信仰、言论、结社、劳动、休息、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自由经营和社会救助等权利。

（二）1992年4月马里举行全国独立后第一届多党制大选，非洲团结正义党（简称正义党）候选人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当选总统，6月8日宣誓就职，杜尔将政权移交给科纳雷，马里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杜尔退出政坛后继续担任军职并致力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1996-1997年受联合国委托调解中非内乱。1992年晋升为准将，1996年10月晋升为上将，官至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2001年9月从军队退役。非洲团结正义党曾为执政党，前身为马里民主联盟，1991年5月成立。宗旨是建立民主、繁荣、独立的新马里和法制、自由、公正、进步的社会，巩固和扩大民主，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合理分配收入。“自由、劳动、团结”为该党箴言，组织机构有基层委员会、分支部、支部和联合会。下设妇女、青年等群众组织。1992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绝对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2001年原党主席易卜拉欣· 布巴卡尔·凯塔退党，该党出现较大分裂，力量受到削弱。2002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去绝对多数地位，2003年该党再次出现分裂，原党第三副主席苏马伊拉·西塞及其追随者退党。2007年该党联合其他42个政党组成“民主进步同盟”，支持杜尔总统连任，并在议会选举中获51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02年5月当选马里共和国总统，6月8日宣誓就职，任期5年。2007年5月连任总统，2009年3月在第13届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当选为该联盟执行主席，2010年2月连任，爱好阅读和体育。2002年5月21日马里总统选举即将落下帷幕，独立候选人阿马杜·图马尼·杜尔以获得64·35%的选票胜出，正等待宪法法院5月24日的最后批准。1992年6月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正是从杜尔手中接过国家的最高权力并获一届连任，如今杜尔戏剧性地东山再起，而交权人正是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本届马里大选虽然也是在欧盟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下才得以举行，但与上届相比时没有暴力冲突和流血，也无政党中途退出或抵制选举，在黑非洲地区近10年的选举中罕见，因此选举结束后美、法等西方国家和非统组织秘书长都向这个非洲的“民主样板”表示祝贺。马里是西非历史悠久、面积最大的内陆国家，人口有1100多万，以农牧业为主。在科纳雷两届任期内马里政府对内按照世界银行的要求实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努力实行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外奉行独立、和平、睦邻友好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积极争取外部援助和减免债务，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保持一个开放、积极、尊重人权的形象。

（三）2001年马里成功举办“非洲杯”足球赛，在非洲大陆引起较大反响。但是由于马里经济所依赖的棉花和黄金出口在国际市场价格暴跌，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更加严重。对外债务、贸易和财政赤字增加，失业率增加，文盲率居高不下。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广大农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没有明显改善。科纳雷执政后期政府及一些国有企业出现严重腐败问题，引起反对党的一片批评声。这些对执政党“马里民主联盟”继续执政形成强大的压力。大选前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执政党马里民主联盟内部分裂，担任6年总理的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另立山头，组成“马里联盟”，党内多名自封的候选人也站出来要与正式推出的候选人苏迈拉·西塞竞争。此外马里政党数量达80多个，各党派或政党联盟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到选举开始时正式批准的总统候选人数量达到24个，尽管如此但选举前的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在众多候选人中只有三个人具有真正的竞选实力，这就是执政党的候选人苏迈拉·西塞、前总理及马里联盟候选人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和前国家领导人、独立候选人阿马杜·图马尼·杜尔。舆论认为在三个候选人中杜尔虽无自己的政党，但他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军队强有力的支持，一直被人看好。分析杜尔被看好的原因除了执政党被多年的经济社会问题拖累这一主因，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执政党马里民主联盟本身的分裂严重削弱该党的形象和竞争力，加强竞争对手的阵营；本届选举的候选人数量众多造成选票分散，但有实力的不多；虽然“科纳雷总统认定杜尔为接班人”的说法很难成立，但两个领导人之间的交替却不失理智，交权也交心并相互尊重却也可能是事实，这就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杜尔个人的因素在竞选中起了重要作用，杜尔虽是1991年推翻特拉奥雷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他在位一年多时间里以全国团结、和解为重，积极组织通过实行有马里特色的多党制新宪法，并按新宪法举行选举后在1992年和平移交权力给民选总统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退位以后杜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持10年低调，一直参加国内外的和平、民主与慈善事业，为马里和本地区广大农村送医送药，改善农村饮水，积极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人，这一切使杜尔在国内外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认为杜尔的政治主张和竞选口号比较符合马里的国情，也是他赢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如他认为照搬的“西式民主”难以在非洲一些国家获得成功，因为非洲的部族众多，部族间的关系紧张和数量上的不等，很难实现西式民主中的“多数原则”。而应更多实行的是“尊重权利原则”，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历史及文化传统。此外总统应该将国家的实际情况如实告诉人民，能在下午1点会见总理、下午3点钟又能会见反对党领导人，他主张和谐的、和平的、可参与的、非冲突型的民主和以另一种方式搞政治，建立超越党派和部落的广泛爱国阵线来解决国家的问题。正因这些主张在杜尔宣布参选之后立即有几十个党派团体表示将联合支持他参加竞选，而在第二轮选举中第一轮投票得票第三的候选人、前总理凯塔也转而支持杜尔，因此用“党派易得，一将难求”来评价独立候选人杜尔的当选可说是恰如其分。2002年马里总统选举落下帷幕，虽说象是10年一轮回，但新总统面临的任务却也十分艰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积累的问题尚待解决。但从马里选民的反应来看人民对新总统抱有新的希望，他们希望在新总统的领导下马里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2012年1月马里北部多个城镇遭到图阿雷格武装袭击，造成大量平民和军人伤亡，迫使近20万人逃离家园，由此马里多个城市爆发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应对不力。马里军方也对政府的表现极其不满，要求增加武器装备以消灭北部的图阿雷格叛军，但遭到当局拒绝。2012年3月21日马里突发军事政变，因不满政府处理北部地区骚乱不力，阿马杜·萨诺戈为首的一部分军人推翻杜尔政权，成立“民主恢复全国委员会”，杜尔在亲政府军人保护下躲避在伞兵部队（杜尔的嫡系部队）驻地。4月8日在政变军人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签署的框架协议下阿马杜·图尔尼·杜尔正式辞职，萨诺戈则把权力移交给国民议会议长迪翁昆达·特拉奥雷。4月19日杜尔携家人抵达塞内加尔，从此开始政治流亡。2020年11月10日马里前总统阿马杜·图马尼·杜尔在土耳其去世，享年72岁。杜尔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多党民主制度，强调广泛的民族和解与团结，坚持多党协商，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并将发展农业、加大对人力资源投资、改革行政体制作为政府三大政策，重点解决就业、教育、改善医疗、提高购买力四大问题。2006年5月23 日马北部基达尔市和梅纳卡市前图阿雷格族武装收编人员发动叛乱，要求图族地区自治。7月4日在阿尔及利亚政府调解下马里政府与反叛组织在阿尔及尔签署《恢复基达尔大区和平、安全和发展协议》，推行市场经济，奉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经济缓步增长。2006年马里大力发展农业，加强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改善投资环境。粮食生产丰收，棉花产量居西非第二，黄金产量和出口较往年继续增加。

无政府资本主义

（一）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权概念上的个人主义哲学，并禁止使用强迫的力量和诈骗的行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认为只有从所有权基准以及主权个体间自愿签订的无限制的契约权利所衍生的法律才是正当的。根源于这个基础上无政府资本主义反对国家进行不正当性的垄断行为以及对于个体主权的侵犯，并支持反中央集权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主义强调对于个人自由与个人所有权的保护，主张废除以非自愿的税赋来支撑的政府垄断，而改由人们自愿出资的私人公司来提供对于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服务，因此他们相信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对于人们自由和财产的保护都必须经过自由市场的机制来提供。对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而言财产是可以透过自愿的贸易、送礼或抛弃行为来转换，但若经由非自愿的征收来取得他人财产则是一种非法的方式，无论此种征收行为是出自其他个体、团体或是国家都亦然。无政府主义一词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穆瑞·罗斯巴德提出，不过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之间也有些不同的哲学理论，罗斯巴德也将他的哲学建立在自然法上，至于其他一些人如大卫·弗里德曼则采取务实的后果主义（功利主义）的方式：主张无政府主义应该被采用的理由在于那必然是优于其他制度的选择。另一方面新兴的学者汉斯-赫尔曼·霍普则以“立论伦理学”来辩护“私人财产无政府主义”的正当性则更接近罗斯巴德的自然法理论，无政府资本主义在罗斯巴德和其他人的阐述下坚定抱持著自由意志主义里的不侵略原则：“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便是主张所有人都是自我所有的，对他自己的身体有著绝对的管辖权，在实行上这意味著没有任何人能够正当地侵犯或侵略另一个人的身体。由这里它主张每个人都能正当地拥有那些之前未被人占有的资源，或是经由他劳动所得的资源，从自我所有权和占有权这两个原则里便正当化整个以财产权利所有权为根基的自由市场社会，这个制度确立每个人拥有他自己身体的权利、捐赠的权利、或遗产的权利（以及伴随而来的接收或继承遗产的权利）以及借由契约来交换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一般而言不侵略原则可以说是禁止先行使用暴力或是使用威胁的力量来侵略他人的身体（例如直接的暴力、攻击、谋杀）和财产（例如诈骗、入屋行窃、盗窃、课税），“先行使用暴力”通常指的是侵略和强迫的行为。

（二）在这个原则上的立场便是无政府资本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差别之一，小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会赞同保留最小规模而又最不具侵略形式的国家制度，保留公共警察、法庭和军队。相较之下无政府资本主义排斥任何层次的国家干预，将国家定义为一种强迫的独裁以及在人类社会里唯一能透过“合法”侵略来获取收入的实体，也因此必然是一个违反自由意志主义中心原则的实体。罗斯巴德和一些人认为不侵犯原则可以套用在道德或自然法基础的本质上，其他一些人如大卫·佛利民则采取后果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方法来解释，而非坚持侵略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他们主张以法律对抗侵略的工作只有可能是交给那些出于自私的政党们来达成。也就是在这个不侵略原则的问题上罗斯巴德定义无政府主义，他定义道：“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存在对于‘身体和财产’侵犯行为的认可的制度。”并说道：“无政府主义的意图是要废除国家，换言之就是要废除具侵略和强迫性的合法机构。”罗斯巴德在接受New Banner杂志的采访时说道：“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最佳路线，而无政府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最佳路线。”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自我所有权和原始占用的概念，所有人都正当地拥有他自己的身体以及所有由他以自己的身体去占据的自然土地和物品，只能是在没有任何人先行占据或使用这些土地和物品的情况之下。这种由一个人“原始占用”的土地和物品代表著他有权利以任何他想要的方式去使用，并转移这些土地和物品，只能是在没有未经同意的影响其他人的土地物品和身体之完整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果这个土地和物品已经人先占用了，那么依据约翰·洛克的说法时这些“混合一个人的劳动成果”的土地和物品的所有权就只能经由自愿地契约来转换给另一个所有人，这便是无政府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根基，也是他们与集产主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不同的地方。原始占用的原则允许一个个人占据所有“未占用”的财产，包括土地在内，并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或改进之都是他个人的权利。依据罗斯巴德的说法时原始占用一块土地不能仅是靠宣称拥有之或是建立栅栏围绕之，它只能是经由使用土地和经由一个人的劳动去混合之后原始占用才会是合法的，任何宣称占有新资源但却没有使用它的人将必须考虑到那个财产的权利会被其他先行使用的侵略者所占有。

（三）在实际上有关土地的所有权时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也承认现在地球上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土地是没有经过强迫的结果所转移的，通常是经由国家的形式所夺取。无论如何除非土地的纪录和所有权能彻底证实窃盗行为，而且目前合法的所有人也不相信那些所有权是建立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的，否则他们也反对任何试图纠正过去强迫行为的强迫运用（例如夺取或收回）。借由定义私人财产和财产权利的原则，无政府资本主义否定国家的合法性：“除了所有那些非正当的行为如谋杀、杀人、强奸、擅自闯入、抢劫、闯空门、盗窃、和诈骗以外国家的存在也是和私人财产的伦理相矛盾的，因为国家是一个有权强迫垄断土地和最终的决策（司法权）以及征收税赋的组织。”无政府资本主义想像中的社会被称为契约社会：“一个完全根基于自愿行动上的社会，完全不受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所阻碍。”由于这个制度完全依赖人与人之间自愿协议（契约）作为唯一正当的架构，人们很难预测这种社会将发展成什么样子，这种有关未来预测的争论在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和其批评者间都存在。财产和服务的转移的一个特定要件是必须透过双方的自愿，在交易的过程中不能有外部的力量去强迫个人接受或拒绝。举例而言一个雇主或许会愿意向同性婚姻的员工提供保险和死亡救济金，但另一个雇主也可能会拒绝承认所有在他宗教信仰之外的婚姻。个人将能自由的选择与他人签订契约协议，基于语言、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其他类型的歧视或偏袒也是被允许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主张社会的架构是能够自我调节的，任何遭受歧视的社会族群都可以利用杯葛和抗议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而其他企业家则会由此发现利益（例如利润）所在并提供这些族群服务。无政府资本主义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便是允许任何的社会架构，只要他们是经由个体间的自愿契约所形成的，因此彻底不同的“政府”和次经济形式都可以形成，个体们可以自行组成“私有”的民主制、共和制或甚至是君主制的“政府”，只要他们自愿这样做。无政府资本主义所不允许的社会架构之一是企图要求拥有比形成它的个体更大主权的社会，国家便是主要的例子，但现代的公司也是另一个例子，依据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定义，公司是一种借著它在法律上的实体与一般个人不同的优势来掩盖在幕后拥有并操控公司的那些人的行径所应负起的法律责任。

（四）罗斯巴德对于公司有著更狭隘的定义：“公司根本没有垄断的特权，它们是由一些人集合资本所自由结合的。在完全自由的市场里这样的人会直接地向他们的债权人声明，他们的债务责任只限于债权人们对公司投资的那一部分特定的资本。”不过这只解释公司所有人向债权人借债的协议里所应负起的特定责任，并不能解释其他的债务行为，例如渎职或犯罪。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解释则对于契约的权利有一定限制，罗斯巴德他自己则宣称契约的权利是建立在不能让与的人权上，也因此所有违反这些权利的契约都是可以被废弃的，举例而言这个根基将能避免一个人贩卖他自己成为奴隶，但其他一些人的解释则认为禁止这样的契约将导致其本身侵犯抵触契约的权利。对于法律本身时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举例而言Linda Tannehill在The Market for Liberty一书里支持将自然法作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根基，但无论如何都反对明定的法规。他们宣称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询问一个人是否被另一个人所侵犯，以决定一件行为的对错。但在另一方面罗斯巴德在支持禁止暴力和诈骗的态度同时也支持建立一套以普遍意见为基础的法规，与Tannehill和罗斯巴德不同的是戴维·佛利民主张：“法规的系统在开放的市场上将能产生利润，如同今天市场上所生产的书籍和奶罩一般。不同的法规品牌可以互相竞争，如同不同厂牌的汽车互相竞争一般。”无政府资本主义只支持以人们自愿选择为基础而组成及收费的机构（如法庭、军事、警察）来保卫个人自由，依据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的说法：“在自由的制度下保安产业的组织将不会与其它的产业有什么不同。”拥护者指出私营的审判和保安系统早已存在过，在市场上自然地形成那些能够替代国家所缺乏的部分：私营的仲裁机构、治安警卫、街坊的守卫团体等等。至于那些无法支付保护费用的人则可以藉由慈善机构所发起的自愿募款来获得保护，而不是透过国家强征税赋来求取保护。报复的正义意味着对于暴力使用的报复，通常也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想象中的契约社会的一环。一些人认为可以正当地对那些违犯无政府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人施以监禁和劳役刑罚，而一些人则认为驱逐出境或赔偿的惩罚便以足够。互不侵犯原则并不一定代表着和平主义的宗旨，它禁止的是先行使用（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如同古典自由主义，在保卫身体和财产的情况下无政府资本主义也允许暴力的使用。

（五）不过允许使用防卫性的暴力的尺度一向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间争论的话题，一些人主张针对先行使用暴力者所施行的反击可以比仅仅击退侵略者的反击程度还要多，反对者则认为反击行动应该以协议中定义的尺度为界线才是合法的。另一个在防卫反击之运用上的争议则是以暴力革命对抗专制政权的行动，许多无政府资本主义很欣赏美国革命，视其为人民一同协力对抗限制他们自由的专制政权的战争。事实上依据穆瑞·罗斯巴德的说法时美国革命战争是历史上美国唯一一场具有正当性的战争，但这也显示他们对战争的矛盾心理，他们也强烈批评在革命中所使用的一些手段（征税、征兵、通货膨胀）以及不良的结果：产生一个国家。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认为以暴力抵抗和革命来对抗国家是合法的，大多数人相信使用暴力是一种最危险的手段，而暴力革命只应该是最后的手段。无政府资本主义制度里的风险之一便是可能有一些人以非法的海盗或侵略行为来操纵或剥削这个制度，创建一些私下募款经营的准军事公司和帮派。这种状况如果不受管理，将可能在本质上破坏这个制度的经济竞争体系，转变为一个以军事竞争的封建制度，不同个体、团体、和公司间的冲突将由暴力的军事战斗来解决。这个风险可以在一些规模较小和尚未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如索马里）里发现，在这些国家里海盗和军阀现象都相当普遍，少数人甚至鼓吹在个体间以军事的竞争搭配经济的竞争。但这些都不符合无政府资本主义所提倡的制度，在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看来这些只不过是朝向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和封建制度罢了。对于无政府资本主义在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主义的正当性一直有着争议，自然法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如罗斯巴德的拥护者）主张权利是由自然法决定的，而他们的决定与其后果无关。后果主义者如戴维·佛利民则主张权利只不过是由人类所建构的，藉由契约来决定何种制度以引导向最好的结果。许多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对于权利抱持主观的论点，认为消除具侵略性的积极权利便已足够衍生出互不侵犯原则的主张。佛利民描述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与罗斯巴德不同的是他没有使用道德上的论据，例如他没有诉诸以自然法的理论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在佛利民的著作里他主张经济的论据便已足够衍生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原则。

（六）私人的防卫或保护机构以及法庭所做的不只是保卫这些权利，同时也在自由市场上提供这些权利和其它所有要求的服务。人们将能自由选择支付何种法律系统，而由于在经济效率上的考虑是由个人的功利动机所决定的，这样的法律将会在本质上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但会由于人们所支付的法律系统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法律机构。而且与其它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尤其是罗斯巴德不同的是佛利民从来不曾否定“市场失灵”的理论，也不曾以一个基准的水平点来批评经济的效率。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哲学曾被许多其它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历史最悠久的主要影响是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在约翰·洛克首先提出其论述后一直有两个主题：身为人的自由和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人的自由是由自然权利所表达的，同时将国家的权力限制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上（对洛克而言）。洛克将国家视为是社会经由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后来更多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人类“自然的”自愿互动和国家以及对于暴力的使用之间有着根本的分裂。18世纪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革命者反抗中央集权，但却还没有理论上的基础，而一些法国经济学家已将其理论化，但却没有拥护之。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领导对于中央集权的反抗，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写道：“国家是虚构的最好的谎言，在国家里每个人都追求以牺牲他人来让自己活下去。”亨利·戴维·梭罗的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改革的无政府主义，他写道：“我衷心地接受这一句格言：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我也希望见到这句格言更快速而有系统地发挥作用，而这最后就产生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就是什么都不管的政府。而当人们准备好接受这种它时，那就是他们将会拥有的政府。”第一个讨论到将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的工作私营化的可能性的自由主义者是18世纪法国的Jakob Mauvillon，后来在1840年代Julius Faucher和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也支持这种办法。莫利纳里在他的论文The Production of Security里主张：“没有政府有权利去阻挠另一个政府与它进行竞争，或是去要求保安的消费者只能选择它来提供服务。”莫利纳里与这种新的反国家的自由主义形式将他们的论据根基在自由主义的观点和古典经济学上，历史学家拉斐·莱科宣称；“这些自由主义哲学与一种形式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一起出现，或者如同今天它的称呼——无政府资本主义或市场无政府主义。”

（七）与洛克的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洛克认为国家是从社会所发展的，反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则在某些部分发现基本的冲突：人们自愿的互动-社会和对于暴力的使用-国家，这种社会对抗国家的观点以许多不同方式表达：自然社会对抗人工社会、自由对抗权力、契约社会对抗权力社会、产业社会对抗军事社会等等。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在莫利纳里之后继续发展，出现在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它思想家如奥伯伦·赫伯特等人的著作里。乌里克·海德在谈论到“无政府资本主义族谱”时提起麦克斯·施蒂纳为“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和“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的始祖”依据海德的说法，施蒂纳希望：“不只是废除国家，但也废除替其成员负担责任的社会和只从他的财产衍生出的他的本身。施蒂纳在反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反对国家的存在，改以一个“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取代之。后来在20世纪初期反国家的自由主义的衣钵被“老右派”们继承，他们是小政府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后来产生的）反新政者。1950年代新的“联合保守主义”（又称为“冷战保守主义”）主导美国右翼，强调反共产主义。这包括那些从右派里分裂出来的自由意志主义老右派，并寻求与反战运动（非左派的）结盟，后来成立明确的自由意志主义团体，也就是现在的美国自由党。无政府资本主义也受到19世纪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罗斯巴德试着结合19世纪个人主义的理论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原则：“那就是在被人称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体里对于自由市场运作的科学解释以及政府干预市场的后果，在这里个人无政府主义经能轻易地融合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世界观。”19世纪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支持劳动价值的理论，而无政府资本主义则支持一个主观的理论，产生对于利润之合法性的差异。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学家Peter Marshall认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选择性地解释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论述，忽略平等主义的部分，不过Marshall也忽略最著名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班杰明·塔克曾经明确地支持在财富上不平等的权利，并将其视为是自由的自然结果。塔克的确也反对过度的财富集中，他相信那可能是由政府干预保护垄断而造成的，他认为最危险的政府干预是对于“银行垄断”的保护，将造成资本集中于少数特权精英的手上。

（八）不过他也认为有害地垄断现象在政府的干预消失后仍可能存在，因为他们已经聚集极大数量的财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也反对政府限制银行业务，如同奥地利经济学派一样，他们相信垄断只有可能是藉由政府干预而造成的。大多数现代的个人主义者则仍保持长期以来的一贯态度，反对资本主义以免产生由政府撑腰的资本特权。个人无政府主义长期以来主张对于土地和信用的垄断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机能相抵触的，虽然无政府资本主义不同意对于利润的批判议题，但两个流派在其它的议题上都有相同态度，尤其重要的是无政府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有私人财产的概念、个人的主权、市场经济和对于集体主义的反抗。另外如同个人主义者一般，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也相信土地可以经由先行占有和使用来达成原始占有的原则，也是唯一的占有方式，不过大多数的传统个人主义者相信它必须被持续地使用才能保持其所有权。19世纪著名的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包括莱桑德·斯波纳和班杰明·塔克，莱桑德·斯波纳的文章例如No Treason和Letter to Thomas Bayard都被早期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杂志广泛转载，而他的观念尤其是他以个人主义对国家的批评和对个人权利的辩护也常被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引述。斯波纳坚定地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并支持取得财产的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的、不能夺取的权利之一，政府无权加以侵犯之。如同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国家的管制：“所有对于利息比率的法律限制都是独断而专制的，压制一个人经由租借资本来储藏他的劳动成果的自然权利。”他也特别反对银行与国家的勾结，主张政府授与少数银行的垄断特权正是造成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班杰明·塔克支持对于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他相信那是与集体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权两者相冲突的。他坚定的支持互助主义形式的劳动酬劳，认为价格应该以成本为限制。他也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他相信那是被垄断信用和土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禁止的。他相信所有人都应该被允许自行经营银行业务，并发行各自的私人货币，无需经过政府的特别准许，而无人使用的土地则应该被限制只能留给那些想要使用它们的人占有。他相信如果这些主张能够实现，那么在经济交易中的利润便不可能存在了，因为提升所有人可以使用的资本将能使商业上的竞争也同步提升，对于劳动价值和“成本原则”的理论成为互助主义与无政府资本主义之间的主要冲突。

（九）虽然塔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劳工运动的立场使得一些早期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对他抱持着敌意，但一些人如穆瑞·罗斯巴德则支持他对国家的批评，并宣称塔克自称为社会主义并非代表反对自由市场或私人财产，而是对于政府施予商业特权的反对。不过个人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必须依靠国家才能存在，例如凯文·卡森主张：“身为一个互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我相信对于剩余价值的征收如资本主义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强制维持特权的情况下产生，也就是高利贷者、地主、和资本家们的特权。”塔克描述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和乔舒亚·沃伦的经济主张：“虽然反对将资本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化，但他们也主张将财产的利益用于造福所有人，而不是借着多数人的贫穷来富裕少数人。完全的自由贸易、在国内的自由贸易以及与国外的自由贸易在逻辑上便实现曼彻斯特原理：自由放任的普遍规律。”无政府资本主义有时也被其支持者视为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尽管在事实上原始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普遍反对资本主义（例如他们反对利润，而利润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些组织仍然维持“自由市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一些个人主义者如Larry Gambone则主张所有的资本主义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不过一些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也承认原始的个人无政府主义里是普遍反对资本主义的。另外历史学家Guglielmo Piombini也称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虽然没有提出特定的证据。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作家Iain McKay和历史学家Peter Sabatini则主张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与个人无政府主义有着根本上的冲突的。与无政府资本主义在财产和自由的私人保护理论上最相近的，或许是19世纪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维多·尤拉斯称：“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没有政府，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法律和没有强制存在，这看起来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但这在无政府主义对政府的定义上是前后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府，不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对于罪犯的惩罚和对侵略的反抗，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义务的保护制度。没有经过人民同意的保护制度和税赋制度本身便是一种侵略，也因此无政府主义支持一个税赋和保护制度都出于自愿的制度。”奥地利经济学派是随着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而成立的，学派的成员将经济学作为一种先验的系统来研究，如同逻辑学和数学，而非作为如地质学一般的实证科学。它试着探索人类行为的原理（在奥地利传统称为“人类行为学”），并以此进行推论。

（十）之中一些人类行为的原则是：人类的行为都是有目的地；人类喜欢更多的利益；人类喜欢先行占有利益，而不是让他人抢先；贸易中的任何一方都预估自己会因此获利。这些是宏观层次的归纳或是启发法，这些原则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是真实的，但对某个特定的人而言并不一定正确。即使在稍早的年代奥地利经济学派被用做理论上的武器，以对抗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政策，卡尔·门格尔的同僚欧根·冯·博姆-巴维克 写下论文The Exploitation Theory of Socialism-Communism成为最早期批评社会主义的文章之一。后来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写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主张计划经济摧毁市场价格反应供需信息的功能，而对于经济的控制则导致极权主义。另一个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写下《人类行为》一书，米塞斯的学生穆瑞·罗斯巴德则试图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结合，也是“无政府资本主义”一词的创造者。他也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自由意志主义”一词来描述拥护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是目前在美国这一词代表的涵义。他所受的是经济学的教育，但相当精通历史和政治哲学领域。在年轻时他自认为是“老右派”美国共和党里的一个反中央集权和反政府干涉的派系，并且与左派的反战团体结盟,后来罗斯巴德成为美国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在1950年代后期罗斯巴德曾与艾茵·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团体有所牵扯，但不久后便与之决裂，罗斯巴德的著作如Man, Economy, and State、Power and Market、The Ethics of Liberty和For a New Liberty都被一些人视为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经典作品。无政府资本主义主要是在理论上的，即使是支持其理论的评论家也承认它永远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尽管如此但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指出某些真实存在的社会，以说明没有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确能顺利运作。依据戴维·佛利民的说法时中世纪的冰岛有许多独特而有趣的特色，或许是由一个疯狂的经济学家所创造的社会，以实验市场体制究竟能取代国家功能至何种地步。他并没有直接宣称那是无政府资本主义，他主张930年至1262年之间的冰岛联邦有着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特色”，当时冰岛的法律和执法制度是完全私营化的，也证明那样的一个社会要如何运作。即使出现在冰岛法律制度属于“公共”的犯罪，它也是借着给予一些个人（在一些情况下是由受影响的人所挑选）审判案件并收集罚款的权利来执法，也因此成为本质上的私营制度。

（十一）不过一些人也反对这种说法，主张中世纪的冰岛属于一个自治体制，而不是个人的社会。小区本质的人们被吸引至中世纪冰岛，经济上很少有市场的存在，社会间的关系高于经济间的关系，而且当自由市场终于出现时那便是造成共和国终结的原因。在12世纪财富和权力开始聚集于少数族长手上，而到了1220年6个主要的家族统治整个国家，这些家族间展开互相残杀的权力斗争，被精明地挪威国王哈康四世利用，最后终结旧共和国。最近以来索马里常被举出作为现实世界里没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法律系统的例子，自从1991年以来整个索马里都没有国际间承认的政府出现，很大一部分的领土是由一些未被承认的微型国家所统治，例如索马里兰、邦特兰。其它包括首都摩加迪休在内的领土则被一些互相竞争的军阀们分割统治，也因此在许多地区都没有正式的商业管制和执照规定，个人和商行则支付金钱给私营的保安公司和地方军阀，而不是“纳税”给一个国家。索马里本来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内战而变得更为贫穷。不过内战结束后经济也逐渐增长，依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尽管表面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索马里的服务产业仍然得以存活并继续增长。摩加迪休的主要市场贩卖着各种产品，从食物到现代的电子器具一应俱全。旅馆也继续营业，由民兵提供保护。不过索马里依然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有10%的婴儿死于出生时，25%在5岁前夭折。国际的援助组织Medecins Sans Frontieres（无国界医生）也进一步指出当地的暴力行为非常频繁，一份2000年的统计指出只有21%的人口在住家里有安全的饮用水源。此外成人识字率估计从1989年的24%下跌至2001年的17.1%，最近2003年的一份研究则指出识字率提升至19%。政府垮台和接踵而至的内战对于索马里的人民发展冲击极大，造成政治制度的垮台、社会和经济公共建设的破坏和庞大的国内及国外的移民潮，尽管如此但在一些领域里私营的部分适应这种情况，在世界银行的调查里指出：“金融和一些公共建设服务的基础系统在政府微弱甚至无政府的情况下或许运作情况会比一般人想象中的要好。”新闻记者凯文.Sites在前往索马里旅行后指出：“索马里虽然极度地贫穷，却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梦想中的国度。自由企业繁荣发展，而密集的商业竞争成为管制的唯一形式。索马里有着非洲国家里数一数二的电信服务，一些公司已经能提供替办公室和住家牵连电话线的服务，包括国际的长途通信。”

（十二）一家名为Abdullahi Mohammed Hussein of Telecom Somalia的电信公司则宣称：“政府的邮政和电信公司曾经垄断这些业务，但自从政权垮台后我们便能自由地创立自己的事业了。”不过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只有1.5%的人口拥有电话，自从1991年来索马里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不过财富的分配显示出比其它的非洲国家更为一致，在1998年调查过最贫穷（生活在低于PPP元以下的人口）的状况后索马里现在已经发展的比更富裕的西非和邻近国家好了。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必要成分是以私人的商业，而不是由税赋支撑的机构来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在这方面索马里的处境仍距离无政府资本主义有相当差距，因为它非常缺乏这方面的选择。虽然在摩加迪修等一些城市地区有私营的警察并相对而言较为安全，但依据一些新闻报导称犯罪行为在其它地区蔓延。摩加迪修的商人们组织起来筹募资金雇用私营的警察，在城市街道巡逻以阻止小型犯罪，也出现一个初步的法律系统，被称为“供应、判决和执行法律的自由市场”私营的发展是否会形成高质量的保安服务仍有待观察。法律的系统以及大多数的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都改由宗教组织控制，这些机构也时常获得国际间伊斯兰慈善团体的重要资金援助和支持。在2005年这些宗教组织联合形成联合伊斯兰法庭，之后一些军阀开始挑战这些以伊斯兰教法为根基的司法机构，在摩加迪修的战斗后联合伊斯兰法庭于2006年6月控制摩加迪修和其周遭地区。无政府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激进发展形式，因此相同的批评也能适用于针对自由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除了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地方以外（例如司法制度）。批评者宣称无政府资本主义在实践上会导致退化为财阀政治和封建制度，他们主张对于一些拥有强迫力量的团体（如私营警察、保安和军事部队）而言，剥削弱势团体将是在经济上相当理性的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下海盗、军事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度将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他们主张那些“保安”组织将会运用强迫的权力，最后他们必然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对此的响应则是在没有人能够被解除武装的情况下要达成这样的支配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即使是最强大的势力亦然，这些势力反而会倾向于与所有人进行贸易。客观主义者则主张在一个没有警察势力保护以避免暴力和破坏契约的社会，公民间的纠纷将会导致帮派的形成，使得暴力行为层出不穷，形成一个部落分割的内战环境，同时他们也认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太过简单地否定一个规模受限的立宪政府的可能性。

（十三）小政府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则认为“搭便车问题”使得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更广泛地说任何反国家的政治系统）在现代社会根本无法运作，私营的公共利益服务将使得一些没有付费的人也能从中受益（举例而言雇用警卫维持治安，受益的不只是缴费者，其它辖区里的居民也能因此受益），从而导致没有人愿意付费的。他们主张一些不可或缺的产品或服务（例如平民或军事防卫、对于公共资源的管理以及公共利益如道路或灯塔的提供）都不可能在没有一个政府行使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产生，也因此若是真的如无政府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废除国家将会产生一场大灾难，又或者最终导致政府的垄断重新建立，以解决因为废除国家而造成的协调问题。来自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者的反驳则强调，撘便车问题可以藉由私营的契约担保来解决。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也争论“公共利益”的“问题”，称那只不过是幻觉罢了，而且也误解个人能生产类似服务的潜力，其它人如戴维·佛利民则指出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私营市场里只有可能是因为控制国家行动的政治市场失灵而发生。罗伯特·诺齐克则在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书里主张无政府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个小政府主义国家，即使是在没有任何人违犯互不侵犯原则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最后终将形成一个单一的地区性私营防卫和司法机构，与所有人的利益相结合，因为其它的机构无法有效地与最主要的机构竞争。也因此他感觉到即使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它所产生的不稳定制度将无法在现实世界持久。无政府资本主义将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视为是“自愿的”，只要这种选择和行动没有被其它人的强迫或诈骗所影响。他们也相信保卫个人财产的主张都是防卫性的，只要这些财产是经由合法的方式取得的。因此只要员工和雇主同意契约，雇用被视为是一种自愿行为，无论其对于财产的限制情况。一些批评者认为它忽略对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的限制，例如对于食物和避难所的需求以及对于使用中和未使用的资源的限制。因此如果一个人为了求取食物和住宅而受雇，那么这种雇主-雇员间的关系就是非自愿的，因为雇主限制对于资源的使用，使得雇员无法达成他的需求，这在实质上是对于“自愿”一词的争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后来便不再使用这一词，认为那在道德上是不恰当的。其它批评者则主张雇用行为并非出自自愿，因为财富的分配使得这种制度在私人财产形成的强迫契约力量下必然会有一些个人必须替其它人服务，这是对于财富分配正义更深一层的争论。当中一些批评者抱持的是最终状态正义的理论，而无政府资本主义则诉诸于权利平等的理论。

（十四）一些批评者则将私人财产的本身视为是一种侵略性、或具侵略潜在性的东西，而不必然是防卫性的，也因此认为建立在不平等私人财产上的关系不可能是“自愿的”。批评者也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观并没有担保任何积极的道德义务以协助他人（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如同其它自由意志主义者一样，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会主张根本没有这样的道德义务存在，或是主张如果一个协助他人的道德义务真的存在，那么也会存在一个根本的道德义务来确保个人不会被强迫执行前者的义务。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认为是否协助他人应该出自一个人自由的选择，而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社会责任存在。他们如同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一样，认为有着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差别，消极权利应该被认可，但积极权利则被否定。批评者通常认为这种态度是不道德或自私的，又或者拒绝承认在积极和消极权利间存在着差异。财产所有权和其衍生的权利一向是不同哲学家间争论的重心之一，许多批评者对财产权利的看法都没有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如此纯粹，主要的议题在于何种东西才是合法的财产，而又是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对于财产的抛弃。第一个问题即使在无政府资本主义者间都经常引起争论：有一些人否认知识产权在经济上没有实体产品的合法性，一些支持私人财产的人也质疑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里未使用的土地是否属于合法的财产（个人无政府主义）。第二个议题则是社会主义者普遍批评的部分，他们不相信有着财产的抛弃行为存在。无政府资本主义对于抛弃行为有着严格的判断标准：一个人维持所有权（或多或少）直到他同意交易它或赠送它。对于这种观点的批评则抱持较宽松的判断标准，例如只要一个人停止使用之，他便失去其所有权（或多或少）。同样地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它将土地和自然资源视为是公共所有的哲学都厌恶原始占用的概念。也有哲学家认为对土地和自然资源宣称所有权是不道德和非法的，也因此反对将土地所有权作为前提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功利主义则简单地批评无政府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挥最大化的功利，认为他们无法达成其目标。这样的批评来自于许多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批评者也对何种系统才能对最多人达成最多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看法。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将互不侵犯原则视为是一种在文明人类行为上的“边际约束”，或者是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赫伯特·斯宾塞、穆瑞·罗斯巴德），也因此不该使用含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另一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响应则主张个人的功利并非加法的量能衡量的，也因此总结道所有功利主义的理论在逻辑上和数学上都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