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的风格和流派

志书的风格和流派

王照伦

 

    志书是主体化了的地情信息，修志主体——编者的个性必然会在其所编的志书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志书具有各自不同的精神特点。我们把这个精神特点称之为志书的风格。风格相同或相近的志书会成为一种流派。志书风格和流派的不同，反映的是志书编修主体的差异。因此，研究志书的风格和流派，必须把它和志书编者联系起来。鉴于志书的风格和流派这一重要的方志现象目前在志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成为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结合修志实践谈一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志界的师友。

　　一、志书的风格、流派和编者的关系

　　志书的风格，是编者所编志书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中显现出来的独特个性。也就是说，在志书中表现出来的结构、记述技巧、语言和地方特点等各个方面的思想和学术特色的总和构成了志书的风格。因此，志书的风格是编者精神个性的准确标志。更进一步地说，一个编者在所修志书中形成的风格，是修志主体在修志的创造性劳动中个性的外向投射。每位志书编者由于经历、学识等方面的不同，在修志活动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个性，这些不同的个性必然会通过他们各自的志书风格反映出来。因此，从修志主体的角度认识和研究志书的风格问题，就更科学更合理。

　　志书的流派是在志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志现象。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些志书编者由于思维方式、修志思想、编写风格的相近或相似自觉不自觉形成的方志学流派，它是修志主体群体化的表现。所以，讨论志书的流派，也不能离开修志主体。

　　二、志书的风格

　　志书的风格在表现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选材取向的不同来表现，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对入志事物的不同处理方式来表现，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独特的志书语言来表现，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不同的体例来表现，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不同的结构来表现，等等，从而使志书风格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

　　在明确志书风格各有特点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志书的风格具有一致性。志书风格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时代的一致性、地域的一致性和阶级的一致性等方面。从时代方面讲，同一时代的志书编者所编出来的志书虽然各有不同，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又显示出共同的时代风格。志书风格时代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同一时代的志书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的一致上。从地域方面讲，在同一地域内的志书编者编出来的志书也不相同，但又显示出共同的地域风格。就新编地方志来说，南方的志书带有南方的风格，北方的志书有着北方的风格。在小范围上讲，山东的志书风格和江苏的志书风格也不尽相同。志书是一种文化产品，应当从文化的区域性的角度去认识志书风格的区域一致性。从阶级方面讲，同一阶级的志书编者编出来的志书虽然各不相同，但会显示出共同的阶级风格。这从旧志书编者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对有利于专制统治的事物大书特书，对不利于专制统治的人和事点到为止甚至一字不书中，可以看出专制统治阶级意识在旧志书格调上的反映。同样，新编地方志的编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处理入志事物，也在风格上表现出无产阶级的意志。因为志书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必然带有编者所在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从志书阶级倾向的角度去分析它风格的阶级一致性会更合乎情理。

　　志书的风格是一种重要的方志现象。探讨志书风格，对于志书编纂、方志利用和新方志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方志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说，对风格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志书的研究更深入，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修志实践。从志书编纂的角度讲，探讨志书的风格可以帮助编者认识自己和他人的长处及短处，以扬长避短，把志书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通过对志书风格的研究还能促进社会主义方志园地百花齐放，避免方志编纂中公式化、模式化倾向的蔓延。并能把优良的志书风格发扬光大，推动新方志事业向前发展。

　　三、志书的流派

　　志书流派虽然是由一些编者相互接近的志书风格构成，但其本质是特定历史时期一定阶级利益和政府意志的反映。因此，志书流派的形成必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志书流派之间因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而有争论，有时这种争论还是十分激烈的。但这种争论主要是学术性的，特别是新方志流派之间的争论完全是学术性的。这种争论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作用，既可以开拓视野、取长补短，又能发挥优势、卓然自立，共同推动方志事业的发展。所以，把新方志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甚至当作阶级斗争在方志领域里的反映，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是十分荒唐的。

　　影响志书流派的主客观条件是相当复杂的，每种流派的形成都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们的形态各不相同，又具有各自的内在规定性。因此，用一种生硬的方法简单地划分志书流派是不妥的。但这并不排斥我们为了方志学研究的便利从总体特点上划分基本的志书流派的可能性。从志书编修的历史看，志书流派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五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由志书文字的风格相同或相似形成的志书流派。这种流派中的志书编者并无自觉组成流派的意识，也没有提出共同的方志学理论，只是由于在志书语言的运用上相同或相似，而被人们在方志利用和志书评论中归纳为特定志书流派。这是一个不自觉结合体，在这种流派中的编者，有的是同一时代的人，有的却是不同时代的人。这是用志书的外在风格为基本标准划分的流派。

　　二是虽然没有共同的纲领和固定的组织，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一个或几个方志学家提出了一些相同或相近的修志主张和原则，有一批方志编者在修志实践中应用了这样的主张和原则，并形成了风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清代志坛上，最明显、影响最大的两大流派是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考据学派。来新夏先生在《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和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一文中把台湾地区的方志学流派归纳为“新地学派、社会学派、方志三学论”三大流派。社会主义新一代地方志这一类型的流派（其他类型亦然）因时间不长，有待随着修志实践的深入和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化逐步去概括和归纳。我认为，严格按全国县志篇目编出来的一批志书，可以看作志书流派的这种类型。这种类型划分的基本准则是修志理论。

　　三是由一批修志主张相同的编者自觉地联合起来，组成一定的学术团体，创办自己的出版物，宣传一定的方志学主张，并按照共同的修志原则进行志书编纂而形成的志书流派。如当代方志界的各种方志学会和协会内的志书编者，在志书编纂中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倾向，成为这一类型志书流派的雏形。这是用修志学术团体为基本标准划分的志书流派。

　　四是由对入志资料处理方式相同或相近形成的志书流派。在这一类型的流派中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志书贵简，应将记述的重点放在所志区域内的宏观事物上，对那些微观的、具体的资料应尽量少用或不用，以使方志在消肿的同时能够反映地情的大势大略。这是简派。另一种主张认为志书贵繁，强调没有微观的资料，难以客观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宏观情况。持这种主张的人从志书应用的角度谈了人们查志书主要查对某一具体事物是怎样记述的，越是具体的资料，对方志用户越有用处。微观的事物记好了，宏观的情况也就有了，因为宏观是由微观组成的。因此，不能单方面强调志书的简而而将极有价值的入志资料舍弃。这是繁派。第三种主张认为志书对入志资料的处理，应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繁简适度。对入志事物的记述，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事物用宏观资料效果好就用宏观资料，使用微观资料更能强化对入志事物的记述时就用微观资料，二者结合起来使用才能提高对事物记述的力度和深度时就宏、微观资料并用。具体怎样使用入志资料，应主要看是否能对入志事物作客观地记述，不能以资料的宏观和微观定取舍。一部志书质量的高低，不能用是繁还是简去定夺。这一类型的志书流派中的三种主张自古迄今都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探索，有关繁、简之争至今仍未终结。这是用志书对入志资料的不同处理方式为基本标准划分的三大志书流派。

　　五是因志书记述主体相同或相似而形成的流派。传统方志重人文，以至有“自古方志半人物”之说。旧方志的人文部类一般都占全志的二分之一以上，成为志书编纂的一条准则，形成了人本派。社会主义新一届地方志的编修把经济活动作为记述的重点，改变了旧方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偏颇。新方志偏重于对事物的记述，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志现象，形成了事本派。但是，新方志在强调将入志事物的记述作为重心的同时，出现了弱化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的倾向。以至出现了记事不见人（在专志对入志事物的记述中，很少甚至没有记人的活动）和记人不记事（在人物传中，将传主所做的事情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问题，成为新方志的一种通病。在新方志的编研过程中，志界一些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方志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要强化对人物的活动的记述，以体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主张既要见事又要见人。我在拙文《论新编地方志的主线》（《海南史志》1992年第2期）中，把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创造性劳动视为新编地方志的主线。在新志编纂实践中，有些地方的志书编者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傅能华在《方志记人的创新之作》（载《浙江方志》199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新编《东阳市志》突破一般框架，先是政区、自然环境、灾异、居民、方言、民俗、人物、土地、水利、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然后才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类目。政区、自然环境、灾异三卷属于环境部类；居民、方言、民俗、人物四卷属于记人部类；土地、水利、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六卷属于基础设施，排在经济部类之前。全志以人为主体，以人的活动为脉络，先记人赖以生存的空间范围和自然环境，然后记人本身的状况，再记人的活动（政治、经济、文化等）……”《东阳市志》堪称以人为主体的代表之作。一批新方志重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可视为志书的新人本派。这是用记述主体为基本标准划分的志书流派。

 

 

黑龙江史志，1995，（6）：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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