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概论》9.5 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2）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信用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信用动员了一切闲置的货币资本和社会各阶层的储蓄，来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服务，这样，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不再受资本家自有资本的限制了。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强，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日益相对缩小。马克思说：“信用的最高限度，和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就业，也就是和不顾消费限界、极度把产业资本的生产能力拉紧的现象，实际是一回事。”[1]这样，信用便加剧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促进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另外，信用买卖又造成了对商品的虚假需求，掩盖着客观上已经存在的生产过剩；即使危机已经开始了，大量商品已经无法销售，但由于信用的支持，市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繁荣。这样，信用就使资本主义生产有可能更加脱离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盲目地扩大下去，从而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和更加带有破坏性。

  第二，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信用为个别部门生产规模的突然扩大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某些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的时候，资本家就利用银行贷款，向这些部门进行投资，使这些部门的生产过渡膨胀，从而使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加剧。

  信用尽管在促进和加深经济危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明确，信用绝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它既不能使危机产生，也不能使危机消灭。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夸大信用的作用，硬说经济危机是由信用制度的某些缺陷所造成的，宣称只要资产阶级国家对信用加以调节，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然而，这种辩护论调是完全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我们知道，自从资产阶级国家有意识地插手信用以来，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譬如，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短短的二十多年当中，就已经爆发了五次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信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使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物质条件更快地成熟。马克思说：“信用制度加速了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把这些当作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使它们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炸        危机        因而也加速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2]

  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形成的信用制度，还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有计划地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提供了现成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早就指出，银行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将成为实现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力杠杆之一。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银行制度的这一作用的同时，也着重地驳斥了蒲鲁东所散布的通过资本主义信用机构进行社会改革的幻想。他指出：“银行制度因此也具有一个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社会分配的形式，但也不过是一个形式。”[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信用机构都是被资产阶级掌握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都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曾经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他写道：“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关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把资本主义丑化这个绝妙的机关的东西斩断，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        这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统计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4]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59-560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7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11页。

[4]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