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XIV.i-ii）

XIV. Utrique fidelis ("忠于两者")

XIV-i. “pour atteindre le but si désirable de la paix”（“为达成渴望至深的和平”）

1797年七月十三日，奥什上报督政府，声称西部的战事已经结束。七月十五日，督政府宣布西部地区全境“平定”。

旺代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蓝白”双方的心理状态都很微妙。从结果上来看，这场耗时三年的角斗的胜利者无疑是共和国。当夏雷特的使者把他的军旗带往巴黎，展示在国民公会之前时，所有人起立喝彩欢声雷动，大厅中“国家万岁！”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似乎人人都相信这个举动象征旺代人“偃旗息鼓”，从此归顺共和国。随之而来的大量文艺宣传物无一不向巴黎人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在强大宽宏的政府力量面前，旺代人摒弃了保王分子和狂热教士的蛊惑，纷纷缴械投顺回到“统一并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怀抱。

另一边对此不以为然。旺代人总会强调是共和国首先来找他们寻求和议的。1795年La Januaya和约后，二月十七日，签署了和约的旺代首领们发布《中部和下普瓦图军的旺代首领的声明》（« Déclaration des chefs de la Vendée dans les armées du Centre et du Pays-Bas »）：

“……对我们的自由的前所未闻的侵犯和攻击，我们体验过的最残酷的不宽容、暴政、不义、和最龌龊的恶行将武器放到我们手中。

我们满怀惊恐的看到我们不幸的故土被那些借着纯粹爱国主义的伪装，戴着假面蛊惑大众，实际上意图实行长久独裁的野心分子们占据。当我们看穿了他们掩盖其上的幕布，难道我们能够不做最后的尝试，把权力重新放回我们的正法原则（principes légitimaient）手中？

只要政府继续压迫剥夺我们同胞公民最宝贵的权力，我们会坚定并坚决的支持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的不幸给予我们力量，绝望带给我们最强烈的援助；并且，对能柔软最野蛮的心灵的我们的思虑的无动于衷，这激发起我们的决心，宁死也不在这样的暴政下苟活（il avait gravé dans les nôtres la résolution de mourir plutôt que de vivre sous une pareille tyrannie）。

终于，血腥统治结束了，让哀恸和柏树（墓地）覆盖全法国的亵渎团伙以他们的头颅偿还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注：凯西耶被处决后旺代的和谈才正式开始）。

人性和法律的朋友Ruelle代表，来到我们之间送来和平的提议。被他的前任们的凶蛮行径所动摇的信心由此开始重生。在这样的表现下，阻碍我们结束这一分离了我们的悲剧的隔阂不再存在……

我们在和他们的会谈中尽力使他们领会到使我们的故土重获幸福的关键。他们应以智慧和慎智行事，来达成渴望至深的和平（et ce qu'il était de leur sagesse et de leur prudence d'accorder pour atteindre le but si désirable de la paix）。现在，和国民代表们聚集在同一座帐幕下，我们更加强烈的感受到我们都是法国人，应当驱动我们的是我们国家的公益。

怀着这些情感，我们郑重向国民公会和整个法国宣布，顺从一个不可分割法兰西共和国。我们认可它的法律，我们正式承诺不再武装反叛。……

Signé Charette, Fleuriot, Couëtus, Sapinaud, Caumartin, Debruc, Guerin l'aîné, Caillaud, Desaignard, Goguet, Lepinay, Sauvaget, Baudry, Guérin jeune, Solilhac, Bejay, Debruc jeune, Prudhomme, Rejeau, Delaroberie, Rousseau, Bossard le jeune et Auvinet fils aîné“

毫不意外一些共和派历史作者面对这份声明会觉得尴尬。显然双方对“为了达成渴望至深的和平”，所应当采取的“智慧和慎智的行动”的理解不太一样。一派自不用提，共和派在西部采取的“智慧和慎智的行动”是最大程度的“迁就”。奥什在写给督政府的信中直言，西部能够得以平定“除了我们的武力更多是因为宽容”。

至于引起战争的两个直接导火索，义务兵役制和宗教问题：战后旺代人获得免除兵役的特权；虽然宗教活动书面上只限于“私人场合”，但由于奥什的“纵容”政策，平时几乎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西部的不宣誓神父像1792年之前一样自由行使教务。【侧批：“保王派”另说，“旺代人”刚到最后要啥有啥。布列塔尼刚的不太够，后面不如旺代弄来的“特批”多】

至于宗教纠纷，旺代人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坎科洛在1793年指出反叛者的两个诉求是“王政和宗教”，他建议悄悄满足当地人的后一个诉求，以阻止他们加入反军：如果在宗教氛围浓厚的西部，乡民们相信共和国是“所有宗教的敌人”，只会理所当然的寄希望于王政复辟。进一步来说，反叛共和国更会成为一个宗教义务。1794年一月，在诺瓦木耶岛的军事法庭之前，重伤的德埃尔的回答呼应了坎科洛的说法："虽然他真诚偏向君主制，但他能作为一个和平的公民在任何政府体制下生活。只要能允许或至少容忍他一贯的宗教信仰"。

然而1793年前后并不是一个“智慧和慎智”能占有一席之地的年代。如尚宾诺所言，“在革命中的国度，人们必须依附一个派系，那些想保持中立的会受到双方的威胁报复”。国民公会采取的一系列极端宗教措施导致不少如德埃尔贝一样的开明派成为极端保守派，乃至武装反叛。1789年的影响延续至今，之后的法国长期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左”和“右”都充斥着相信自身“绝对正确”的“狂热分子”。大量法国教友更坚信一些政体在原则上与信仰不可调和。1891年良十三世发布通喻“Au milieu des sollicitudes”，要求法国教友“团结”（ralliement）共和国。“安茹和布列塔尼的虔诚妇女们为教宗的悔改祈祷”。【侧批：“所有（法国）教友都应当记在心里的祷文”：Oremus pro Pontifice /// 虽然赞同ralliement的精神，不过法国这种吃硬不吃软的，还是庇护十世的硬刚政策顶用】

从1793年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共和派开始“就事论事”的审视各种问题。没有信仰的奥什完全认同“老奉教”坎科洛的观点，成为西部教士的保护伞。1797年夏天，当旺代的特派委员会在督政府的授意下再次强制所有神父接受公民誓言，又在乡间掀起阵阵波澜时，由当地神职人员组成的“宗教委员会”【侧批：法版zizizi？】向奥什求助。奥什当即致信督政官，说明强迫神父宣誓会在西部揭开付出巨大努力后“即将愈合的伤口”，引发新的危机：“这份非要让神父成为公共职能的顽固到底所为何来？难道避免赋予他们任何政治角色不更妥善，也更明智吗？”反正“他们都是狂热分子”。奥什在之前的信中敏锐的指出，宗教中没有“受害者”只有“殉道者”，暴力镇压对限制信仰毫活动无用处。他们只能采取怀柔政策从长计议。

此后奥什也确实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之前对布瓦济（du Boisguy）的回复：“让保王军士兵加入军队，把流亡者驱逐出国”，避免多做任何杀伤激发新的冲突。奥什的逻辑是：“如果把某人送上断头台，你确实解决了一个人，但会让他的所有亲友人脉永远与政府为敌”。这点在家族关系盘根错节，人际联系紧密的西部尤其突出。

1797年下半年，奥什离开西部。从旺代到布列塔尼，似乎一切已经归于平静。 但就像达尼康（Danican）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言：“就算奥什有五十万人，也不可能‘共和化’旺代”。虽然不再有大型武装冲突，旺代地区仍作为一个有些突兀的“现象”和一座休眠的活火山，存在于“统一并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之内。

战火洗劫过后，不同阵营的居民纷纷开始在废墟上重建生活。很多“蓝派”历史作者称发动1794年战争的大部分旺代军官是为了从战争中获利。尚宾诺承认个别军官确实“不满足于与战争前相同的境遇，想要更大的回报”，不过大部分人之后的经历显示，他们明显从和平中“获利”更多。

安茹的农民们纷纷返回田地。卡特利诺的姐姐仍居住的安茹乡下，她的家族中的男人全上了战场：卡特利诺的三个兄弟，四个姻亲，十六个堂亲全部战死。战后只剩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继承了这位将军辉煌的名字”。勒斯居尔夫人庇护了穷困潦倒的卡特利诺的遗孀和子女，卡特利诺幸存的第八个儿子Jacques-Joseph de Cathelineau（1787-1832）长大后继承父亲的织工祖业，肩负起赚钱养家的责任。

斯托弗莱的安茹军旧部对他极尽褒美，但仍会小心提到“虽然他的私人生活有些瑕疵”。因为斯托弗莱和为他料理家务的女佣有两个私生子。整件事被他藏得密不透风，直到孩子出现人们才知道有此一事。以安茹乡下人的道德观看去，即使有了孩子两人仍没有结婚这件事无疑很尴尬 。停战后，斯托弗莱的旧部Jean-René Cesbron（1759-1827）把他的伴侣和两个孩子接到家中照顾。

下普瓦图军中大多数是乡绅和小生意人，停战后各自重操旧业。Guerin的弟弟继续家中的禽肉生意。今天即使不知道“夏雷特”的外地人，也会知道享有盛誉的下普瓦图“沙朗鸡”，因为肉质肥嫩口感鲜美，在法国的地位近似“松阪牛”。

引领1794年的和议使者前往下普瓦图军本部的十九岁“资深”军官Amand de Lépertière，和议后在南特找到了家人，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当他去拜访甘旎夫人时，对方激动的拥抱了他，把他叫做“我的救命恩人” 。

夏雷特的十七岁“军团”首领Guillaume Faugaret经历了1793年到1795年间大大小小一百多场战斗，毫发无伤的存活到战后。年轻人的好运甚至让他的一些部下和士兵相信他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刀枪不入”。或许他确实有些超人的运气，1795年底Faugaret陪同de Couëtus等人前往和议，碰巧在共和军前来偷袭之前就离开幸免于难。

少年似乎深信老上司的败亡是由于英国人的背叛。停战后作为极少有的特例，Faugaret加入法国在海外的军团，成为一支志愿兵联队的军官，投身对抗英国人的战斗。Faugaret在一次战斗中被俘，英国人因为他的上尉军阶对他非常客气。1801年Fugaret被释放返乡，成家后从事谷物交易的生意。除了战场上，年轻人在生意场上的运气也很好，几年间就把家业经营的有声有色。

下普瓦图军中另一个和 Faugaret同龄的“军团”首领是“夏雷特的小马倌”Le Couvreur。1796年末因为奥什的逮捕令，Le Couvreur与耶桑特、Felix Dubois等人一同被关进索米尔城堡。Le Couvreur和Felix Dubois等人越狱逃出后潜藏在普瓦图乡间，之后在萨皮诺的庇护下获得赦免。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招揽西部的保王军旧部为他效力，承诺授予Le Couvreur和他在下普瓦图军中同等的军衔，并给他妻子一笔每月津贴。Le Couvreur拒绝。他在老家和妻子一起经营一家小烟草店清贫度日。

1799年和1815年的“反叛"中都有Le Couvreur的身影。Le Couvreur一直保存着夏雷特的军旗，20世纪初正统派历史作者Crétineau-Joly书写旺代战争历史时拜访了Le Couvreur的孙女，在她家中亲眼看到了这件历史遗物。

夏雷特被处决半个月之后，马什库尔“军团”首领Monnier才向共和军缴械投降。夏雷特的这个南特“学弟”字面意义上的打出了“1793年旺代战争中的最后一枪”，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无论他还是博丹，代表军队向夏雷特陈情议和都“不是贪生怕死”。战后Monnier没有继续哲学学业，1799年他在南特结婚，岳父是个布列塔尼地区的知名律师。像尚宾诺一样，Monnier也重拾起文职工作的“家族本行”。Monnier的哥哥是萨沃纳的本堂神父，因为坚持不宣誓到处躲藏，也从战争中幸存回到堂区。

复辟后Monnier作了二十多年的市长和地方议会成员。“事实上，没有人比Monnier先生更稳重。在1863年，或许全法国唯独他才能够不让与他共进晚餐的巴黎人和一些多疑的作者发笑，当提及香波伯爵（count de Chambord）时说——国王！”

1794年刚展开和议时，坎科洛的南特副官Bertrand-Geslin与作为使者的Bureau一同，护送甘旎夫人和夏雷特的姐姐前往会见夏雷特。Bertrand-Geslin是第一个“怀着和平的意向”进入“反叛区”的“蓝兵”，当“不愿让他的朋友置身险境”的夏雷特对是否应当派出己方使者前往南特会见国民代表犹豫不决时，年轻人提出他自愿留在保王军营地作“人质”。

Bertrand-Geslin的真诚开启了和谈进程，同时似乎让与“蓝兵”有灭门之仇的尚宾诺发现“不是所有共和派都是凶残禽兽”。1797年二月，尚宾诺在南特成婚，妻子的娘家“碰巧”是Bertrand-Geslin的岳父家。1800年后，尚宾诺重获革命中损失的部分家产，与妻子陆续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尚宾诺的妻子在1808年过世，尚宾诺没再婚娶，从此专心养育子女经营家事。复辟后尚宾诺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作了二十五年的Brains市长，于任上离世。尚宾诺的儿孙都是当代名医，他的孙子是将消毒技术引入法国的著名外科医生Just Lucas-Championnière（1843-1913）。

Bertrand-Geslin没有继续军旅生涯，1796年的战争告一段落后留在南特。第一帝国时期Bertrand-Geslin几度出任南特市长，曾接待过访问旺代的拿破仑，复辟后卸任。

Bertrand-Geslin一直是个共和派，但和当年战争中的一些“白方”似乎关系不错：除了和夏雷特的“副官”尚宾诺有姻亲联系，他的叔父Bureau de La Batardière也仍和下普瓦图军旧部来往密切：1795年夏天Guadin代表诱逮了夏雷特的Les Sables“军团”首领Allard，这件事成为“第二次旺代战争”的直接导火索。1797年春，经过Bureau的努力周旋，再次开战以来一直被关在Les Sables的Allard获得释。至于1795年和议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甘旎夫人（Madame Gasnier），1834年在Bertrand-Geslin的公馆中离世，时年九十二岁。

老战友们从索米尔城堡越狱时，对生念不大热心的耶桑特自愿留在牢里掩护。耶桑特在牢里被断断续续关了三年，直到西部的局势稳定，他被派往地方的探子们遗忘。1800年耶桑特结婚成家，回到乡间经营农场。他与妻子一同养育了五个女儿和三个儿子，曾濒近灭绝的胡波耶家重新成为一个巍巍壮观的大家族。和很多下普瓦图军旧部一样，耶桑特的子孙也对这段家族历史非常热枕，他孙辈的名字中包括“博丹”，“若瑟”和“耶桑特”。

1796年底奥什逮捕保王军旧部时没有波及萨皮诺。萨皮诺很离奇的“被遗忘了”，虽然他从没有缺席过之后的几次“旺代战争”。1796年十一月，萨皮诺娶了夏雷特的继女Marie Louise Charette du Moulin （1775-1832）。证婚人包括1795年和议的蓝白双方“中间人”之一，“前雅各宾派”医生Francois-Pierre Blin。战争期间Blin曾被保王军俘虏，在下普瓦图作了一段时间的军医后获释。La Januaya和约前Blin与Bureau一同作为“蓝方”使者与夏雷特会谈。和约后又作为夏雷特的使者，带着夏雷特的军旗前往巴黎。1795年夏，Guadin代表举报西方军团总指挥坎科洛（Canclaux）的洋洋洒洒的长信中，其中一个“罪状”就是他在南特卧病时找的医生是Blin。而Blin“全法兰西最保王”（1）。

萨皮诺的两个妹妹也陆续成家。1797年初，他的二妹索菲嫁给了一个她救助过的保王军军官de Joannis。两人的财产都被没收所以无法登记民事婚姻，他们和几个证人半夜去了南特的一个小礼堂，由一个不宣誓神父成了婚配圣事。婚后两人流亡美国，期间养育了十个子女。复辟后索菲的两个儿子进入军校，de Joannis成为昂热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1830年后辞职返乡。晚年的索菲和决意单身的二女儿住在Les Sables附近，“我所有的孩子们每年都来看望我”。

真正的“最后一任旺代天主教保王军总指挥”，Jacques-Nicolas de Fleuriot de La Freulière（1738-1824）的哥哥1793年夏天就在南特战死，Fleuriot幸运的从战争存活，继续经营家族的葡萄酒生意。Fleuriot和夏雷特两家是姻亲，老Fleuriot把酒厂的一部分股份卖给了夏雷特的姐姐玛利亚纳。玛利亚纳一直住在南特。夏雷特被处决时身后的花园木门被密集的子弹洞穿，马利亚纳买下那扇门板，送回库费本家收藏起来。1801年，夏雷特家人又买下威亚姆广场边的花园。交付地产时，南特市政“顺便”把夏雷特被枪决时站过的一小块地皮也一并给了夏雷特家。

夏雷特的独子未满一岁就在战争中夭折，之后再没有子嗣。战争开始时夏雷特夫人已经四十四岁，整个战争期间带着夏雷特的三个继子女隐名埋姓住在乡下农场避难，没有参与过他在下普瓦图密林中的亡命活动。战后夏雷特夫人仍和子女们住在冯特科鲁兹堡，不久后夏雷特夫人再婚，嫁给了一个莱克卢佐人。

虽然到处传言他风流成性举止轻薄，然而“女朋友”如云的夏雷特没有一个私生子。战后他所有的“女朋友”们都结婚了：夏雷特的“亚马逊”中，de Couëtus的两个女儿，他的“女学生”Suzanne Poictevin de La Rochette（1780-1858）纷纷婚嫁成家；贝拉维尼的“女主人”之一，夏雷特“最钟爱的女朋友”女护士de Monsorbier小姐和她的姐姐也分别嫁人。夏雷特的姑母伯克利夫人(Bulkeley)瑟利斯德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家人”，1797年第三次步入婚姻的殿堂。【侧批：然后还有第四次……】

夏雷特被处决的次日，甘旎夫人（Madame Gasnier）陪玛利亚纳去了威亚姆广场。除了买下被子弹洞穿的花园门板，甘旎夫人还订制了一副夏雷特的肖像。1797年，因为国内政治局势仍然动荡，甘旎夫人决定带着三个女儿出国避难。期间甘旎夫人救了一个年轻的流亡者，把他装成自己的仆人一同前往巴黎。年轻人之后被给他疗伤的医生举报，经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甘旎夫人幸运的没有被波及。Ruelle代表退出五百人会议前给她发了护照，甘旎夫人得以带着女儿们前往英格兰。

1803年，甘旎夫人带着女儿们返回南特。她的三个女儿陆续成家，最漂亮的三女儿Zizi曾经让全南特的年轻人神魂颠倒。Zizi没有忘记她幼年时的经历，收集整理了母亲没有出版的回忆录。

1825年，查理十世得知这位南特老妇在战争中的传奇经历，想要接见她。其实二十多年前甘旎夫人流亡英国时两人已经见过。会面中国王提出愿意满足她的任何要求，甘旎夫人要求一副国王的肖像。旁边的侍从官提醒她，国王的肖像只授予将军或大使。回答当她为国王的事业冒生命危险时，从没考虑过她的角色是将军还是大使。查理十世询问，她想要自己穿王室礼服还是国民卫队指挥官制服的肖像。回答她热心奉献的是法兰西的国王不是国民卫队的指挥官。很快国王派人送来肖像，和她忘记申请的津贴。甘旎夫人的后人仍然收藏有这副肖像。以及夏雷特的肖像。

战后在普瓦图地区庇护保王军旧部的是萨皮诺家，在安茹地区的则是勒斯居尔夫人和罗什雅克兰家。起初勒斯居尔夫人坚定拒绝再婚，希望作为最后一个“勒斯居尔”离世。之后经过母亲的反复劝说，同意考虑罗什雅克兰家的提亲。因为“罗什雅克兰”也是个“光辉的姓氏”，想必不会使亡夫的姓氏蒙羞。

亨利的次弟路易（Louis du Vergier de La Rochejaquelein, 1777-1815）得到消息，专程从圣多明哥返回国内“相亲”。路易比勒斯居尔夫人小五岁，两人见面后彼此都很满意，立刻步入教堂。勒斯居尔夫人从此成为“罗什雅克兰侯爵夫人”。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与勒斯居尔的全部三个孩子，但婚后与路易生育总共了五个子女。对此，她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又成为了母亲”。

百日战争期间，路易带领旺代地区的保王军起兵，曾是他哥哥亨利的副官的Allard又成为了他的副官。路易六月八日在海岸附近作战时中流弹身亡，士兵们把死者匆匆埋在战场附近。Allard趁夜冒险重返战场，把死者挖出来重新入殓安葬在附近公墓，总算没留下再次“弄丢”一位“罗什雅克兰先生”的遗憾。之后罗什雅克兰家把死者葬入家族灵堂，紧邻亨利和勒斯居尔的两座空墓。

参加了1815年的西部战争的还有亨利的三弟奥斯定（Auguste du Vergier de La Rochejacquelein, 1783-1868）。1815年，塔尔蒙的独子，继承了亲王头衔的Henri Léopold de La Trémoille战死，和父亲一样终年二十八岁。四年后奥斯定娶了年轻的塔尔蒙亲王的遗孀，又名“英雄伯爵夫人” 的Félicie de Durfort（1798-1883）。“罗什雅克兰侯爵夫人”和“罗什雅克兰伯爵夫人”都是法国保王活动中最鲜明的旗帜。

到1815年第二次复辟时，老罗什雅克兰侯爵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中，三个儿子全部领导过保王军作战，两个儿子先后战死。两个儿媳嫁进罗什雅克兰家之前已经是“保王军首领遗孀”，之后也都因为积极从事战场下的保王活动，曾被收捕拘禁。自此“保守”“正统派”成为罗什雅克兰家的标签。

大概没有多少人还记得，1789年的革命刚开始时，罗什雅克兰侯爵本人其实是个支持“有限君主制”的“自由派”！【侧批：罗什雅克兰保王/造反世家。巾帼不让须眉。兄弟俩娶的“寡嫂”一个比一个生猛】

停战以来改观最大的是西部乡下神父们的处境。因为新的宗教“纵容”政策，绝大多数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过1793年战争的神父都没有受到追究。一批坚持不宣誓的顽固派神父也被放任自流。教养卡特利诺长大的本堂神父abbé Marchais仍留在本堂区，继续教养卡特利诺的子女。沙彼特耶堡的最后战斗中，夏雷特让Remaud神父去英国向亲王们递交军队档案。从海外归来的Remaud神父又回到下普瓦图，继续乡村本堂的平静生活。

1793年以来，Doussin神父（1753-1843）经历了西北风之行和1795年的战争。这个在多尔的战场上领唱“君王战旗前行”，敢和夏雷特正面对峙的顽固神父停战后依然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共和国。1797年夏天，有人举报他给两个孩子施洗时喊“国王万岁”。地方官员把他叫去问话，但因为证据不足很快放走了他。1801年教务专约颁布，Doussin神父同样拒绝接受。Doussin神父于1843年离世，成为“小教堂”团体的最后一个神父。

旺代军中还有不少在战争期间发现圣召的民兵。参加过托尔福之战的Charles Foyer战后进入神学院，晋铎后回到家乡，成为托尔福堂区的本堂。他发动堂区乡民，在当年埋葬“白军”和“蓝军”阵亡士兵的地方分别竖立起两个石刻的纪念十字架，并亲自为两个十架亲自降福。此外他还在当地建起一座礼敬圣母的小礼堂，成立了负责教育男童的堂区学校，和负责教育女童的修女会。Foyer神父创立的修女会今天仍然存在，会院就在他建立的小礼堂旁边。

大吕克本堂Barbedette神父（1742-1813）外号“大木鞋”（Grand-bot），得名于他外出时穿的超大号木鞋。战争期间Barbedette神父非常活跃，在乡民间到处分发圣心胸徽和玫瑰经念珠，更因为屡次从“蓝兵”手下逃脱而成为一个地方传奇。Barbedette神父的传说始于某次他在战场上被子弹击中前胸，所有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时，他借夜色爬到附近村里得到救治。伤愈后的Barbedette神父回到本堂，管堂的老夫妇吓得瑟瑟发抖，以为是炼灵来访。另外一次，他的堂区中有个乡民被共和军抓走，Barbedette神父弄来一套“蓝兵”的骑兵制服戴上假发和假胡子，拿着张带有火漆封印的“塔沃将军的命令”骑马去了共和军营地，大摇大摆的带走了这名俘虏。

Barbedette神父的堂区乡民们拒绝认为他能屡次脱身是出于幸运和其它原因，当地很快开始流传起种种神奇的传说：“大木鞋”神父有三件宝物——他的大木鞋，栗子木手杖和帽子。他的木鞋能让他悄无声息的快速行走，不会引起蓝兵们的注意；他的栗子木手杖能抵挡子弹，如果有必要，挥一挥就能赶走整支军队；他的帽子能让他躲过最机警的探子。有了这三件宝物，大木鞋神父能在枪林弹雨中来去自如，在蓝兵面前完全隐身，并且一个手势就能把共和军士兵定在原地！还有故事绘声绘色的讲述，Barbedette神父让一群蓝兵着了魔一样围着他的手杖跳了几个钟头的舞！

直到1801年，并不信任新政府的Barbedette神父始终拒绝宣誓，当地主教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从没有追究过他。他们先批准了Barbedette神父回诺曼底老家退休，当后者在一些年轻的不宣誓神父们的怂恿下改变想法，决定继续留在安茹地区时，对方又爽快的在乡间为他指定了一个堂区养老。几年时间里Barbedette神父切身感受到新政府的宗教政策确实很宽大，西部的信仰氛围也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因此在1804年决定接受教务专约的宣誓。

从1795年的Poiré-sur-Vie教会到1801年教务专约，西部的宗教状态日趋稳定。之前流亡躲藏的不宣誓神父纷纷返回本堂区重拾教务，这些返乡者受到老堂友们英雄般的欢迎。因为大多数堂区档案在战争中被焚毁遗失，各地神父们开始整理修复这些记录，并走访战争的幸存者，尽力填补本堂区间断的记忆。这是件往往由几代本堂持续进行的庞大工程，成果非常惊人：今天各地堂区办公室（Presbytère）里档案中汇集的成千上万人的姓名、年龄、职业、家庭关系、生卒年月等信息让1793年的战争不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而是一长卷清晰鲜明的完整群像，作为活着的历史延续至今。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在称量灵魂的天平上，他们和任何“伟人”份量相同。【侧批：在法国西部，首次见到具有功能性的“Presbytère”时略为震惊】

到十九世纪，一些西部神父作为专业或业余的历史学者，着手系统化梳理本地的记忆。除了早期旺代战争通史的重要作者叔侄两位Abbé Deniau，还有Abbé Louis Augereau，和名字仍然在“老旺代人”口中流传的Abbé Auguste Billaud（1993-1970），等等。

TBC

（1）萨皮诺的婚事可以吐槽一锅 ：

a. 萨皮诺你凭什么管夏雷特叫爸爸？！他应该管你叫亲爹啊！！他亲爹对他有你亲？！

b. Francois-Pierre Blin，1796年后放飞自我努力坐实“全法兰西最保王”封号。

c.  个人真心愿意相信坎老师的清白的，虽然：布列塔尼反军头子是他学生+挚友；安茹反军头子的老东家/副官是他女婿的堂亲；他私人医生转身就给中部军反军头子证了婚，新娘是下普瓦图反军头子的继女；他副官跟下普瓦图反军头子的副官连了亲那事不用提了…

夏雷特在La Januaya要亲他时嘴上说不要，行为过于诚实。

【补充】一位老家是Les Herbiers的法语老师曾是Abbé Billaud的学生。据他说Abbé Billaud因为日程派超满要到处赶送圣事赶教书赶备课赶各种事 （他还是监狱的顾问司铎），以车速吓人闻名。Abbé Billaud出车祸时在他祖父母家附近，是他祖父母打的报警电话。

旺代神父们移动飞快可能是历史原因导致，毕竟曾经体力和速度决定存活概率。

【罗什雅克兰三色冰淇淋】发色不一样的亲兄弟叫“拿波里冰激凌”（Neapolitan ice cream），比如罗什雅克兰家的哥仨儿：亨利金发，路易红发，奥斯定黑发（见过活例，代父家的仨孙子就是）。

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