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马》译者引言——郑振铎

　　这书不仅仅是“文学”——这是人生的悲剧，写它的人对对于其中的事迹，一件件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

——Z.Vengerova

　　这是这时代中一部最好的俄国书。

——D. Mereshkovky

　　“俄罗斯的灵魂表现于她的文学中的，甚至于比表现于实际生活上的还明显些呢。”[1]
　　俄国精神生活的每一个时代几乎都表白在几本极有文学价值的书中。所以要研究俄国人的生活，俄国人的内部的精神的变化的，至少也要对于她的文学有很深切的接触。
　　自前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起至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止，这个时期，在俄国史上可以称为革命的时期。这时期开始于一八九六年的大罢工。以后各城市中，继续地涌起政治的暴动与大学生的扰乱。一九 二年，农民的反动又起，其势如野火似的，立刻蔓延于全国。于一九 四——一九 五年，又有不幸的日俄战争发生。到了一九 五——一九 六年，可怕的革命运动遂继战争之失败而爆发。这运动虽不久平定，而影响极大。人民经过了短时期的昏晕，立刻又鼓起新勇气，向新的方向走去。蕴酿又蕴酿，遂归结而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劳农革命。在这个时期中，所谓恐怖党，也不断地活动于其间，专以暗杀政治上重要人物为务。现在所介绍的路卜洵的《灰色马》，就是描写这个时代的俄国内部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所谓恐怖党的一部分的“心的变化”的一本最好的作品。以前在英美出版的许多讲俄国恐怖党的事的，都不是真实的记载。惟这部书才是真切的叙述。马沙里克(Masaryk)说：“当我讲这书时我觉得我是同一个新式样的恐怖党相识了，相识的是一个真实的恐怖党，而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2]所以无论哪个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人都必须要讲这部书。
　　这书中的英雄是佐治(George)，他是一个恐怖党的执行委员，同了其他四个同伴，到N地方去暗杀一个总督。这日记便是佐治自记其暗杀事件的经过与他自己的感觉的。这次的暗杀，共试了三次：第一次是完全失败的；第二次炸弹虽爆发，且杀伤了十个人，但总督却没有受害，这次的暗杀执行者费狄尔则自杀以避追捕；到了第三次，这暗杀才告成功。
　　佐治不惟是一个实行的革命者，而且是思想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极端反抗者。他不信仰宗教，不信仰上帝及一切超自然的神，不信仰人间的一切法律与道德，甚且连他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不信，他们当中的标语：“土地与自由”的一句话，也不信仰。佐治以为信仰上帝的人是快乐的，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是快乐的。但是他是没有宗教的热忧的，而所谓共产社会每人十五亩土地的分配，在他看来，又是极无谓的。十五亩地便能使人人快乐么？他是一只无舵的舟，在生命的海上漂泊着的，生命如果是“如绿草似的生活着”，也不发疑问，也不有知觉，也不有思想，是多少的好呢！思想便是困扰之源。“只要生活着，如绿草似的生活着”便是了。他如尼采式的仅仅任性而动，能叫他怎么做，他便怎么做了。他同爱尔娜住了一起，但他还恋着依梨娜。他抱了爱尔娜坐在膝上而心里却想着依梨娜。依梨娜对佐治说道：“接吻吧，不要思想了。”这便是佐治所要生活着的生活了。
　　但佐治究竟不能不思想，不发问。一切的疑问如后浪赶前浪似的陆续在他胸中汹涌着。
　　“人为什么要去杀人呢？为什么谋害的事在某种情形是正当的，在别种情形，又是不正当的？人家自然有理由说出来，但是我却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该杀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用这个或那个名义杀人是正当的，而用其他的名义却是不对的……”
　　在佐治看来，便杀人也算不了什么。打猎时杀了一只兔子，归来时便忘了。杀人与杀兔子又有什么分别呢？
　　他的憎厌与怀疑到了极点，便领受了尼采的超人主义。“我是孤独的。如果没有什么人保护我，我便是我自己的保护者。如果我没有上帝，我便是我自己的上帝。”他如此的在人间孤矫地游行着便成了一个冷酷而忽视一切的人了。
　　一切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可笑而无谓的。生命，他觉得是可厌的，他说道：“一切都是虚无，都是谎话呀！”于是，最后手枪便同他在一起了。
　　他的杀人，不是为了主义，也不是为了爱，仅仅是不愿意生活着和平的生活，而欲以流血为喜悦的。杀X总督，与杀Y总督是一样的，杀依梨娜的丈夫也是一样的。打猎杀了一只白兔子，不是仅仅的为了自己的娱悦么？
　　这完全是生的厌倦与生的怀疑的归宿。不惟佐治的思想是如此，便是近代的人也至少有一部分是充满了这怀疑与厌倦带了佐治式的冷酷与忽视一切的色彩的。所以这实是近代的问题，不独是佐治的一个恐怖党的——心理的分析而已。
　　在这个地方《灰色马》便有了普遍的价值了，便与《沙宁》同样的有研究的必要了。
　　《灰色马》中所叙的英雄，与Stepniak在九十年代所描写的是完全不同的。九十年代的革命是坚定的，理性的，是以异常的忠实，赴他的理想之召，为了人民与自由而战的。路卜洵所写的革命家则完全与之不同。Stepniak之书，离路卜洵此书之出版，不过二十年，而思想则已如此悬殊。由Stepniak书中的阿特里与佐治，与路卜洵之佐治的性格与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出九十年代之革命运动与离此十数年后之革命运动，其表面的目的虽同，而其骨子里的精神则已全异。《灰色马》中之佐治已不复应为社会主义，为农民而战的呼声，且不复有忠实之信仰心了。
　　不过有一层我们是应该注意的：佐治的情绪与思想，只可以代表那时代一部分的重要的革命精神的变迁。当时带有佐治的性格的革命家自然是不少，然而有异常的忠实之心的却也未尝没有。且看与佐治同事的几个人：“亨里契宣言革命是我们的义务。费杜尔之所以加入运动是因为他的妻子被谋害了。爱尔娜说她是因为羞于生活之故。佛尼埃呢……”他是一个托尔斯泰的党人，他之所以出来是为了上帝，为了爱，为了为人类的爱的。这是如何复杂而不同的动机呀——虽然他们都为了同一的目的向前做去。所以《灰色马》在表现俄国革命的精神的地方，只可算是一部分重要的恐怖党的叙述。
　　就艺术方面讲，这书的成就也是很可惊骇的。路卜洵的文字，句法短劲而美丽，叙述活泼而深入，带有很强的感动力与吸引力。Olgin说，“路卜洵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他的著作除了他们的内容以外，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在《灰色马》中，有许多地方，我们是很受他的美丽的文字感动的。
　　“便是鸟也不歌唱了。只有溪流的低吟之声。我凝视水的连波。日光照在淙淙流去的水面；我静听那水声。”
　　“露水凝结在绿叶上。我的肩头偶触了一条树枝——闪耀的露点便如阵雨似的落了下来。”
　　像这诗的描写，无论什么人读了都要为之怡悦的。
　　这书出版的年日是一千九百零九年。当初登在“俄罗斯思想”(Russkaja Mysl)杂志一九〇九年的正月号上。立刻便引起读众的注意；批评的言论纷然充满于各报中。
　　这书的作者，自署名为路卜洵(V.Ropsin)，是一个从未有人知道的作家。大家也都猜不出他是什么人。到了他母亲萨文夸华(S.A.Sowinkova)做了一篇《一个母亲的回忆》登在“Byloe”杂志——个专注意革命运动史的杂志上，这个作者的真姓名与生平才有人知道。原来路卜洵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字是蒲里士·萨文夸夫(Bors Savinkov)，生于一八八 年。当一八九七年时，他与他的哥哥一同到彼得格拉大学读书。他的父亲是波兰的法官。他们兄弟二人因为参预Khazan Square的群众运动，被捕入狱。因此使全家都陷入不幸的境地。他父亲因此而死。他哥哥则被流于西伯利亚，竟在那里自杀了。他则越狱而逃。自此以后，他遂从事于革命的生活，为执行恐怖主义的职员之一。彼利夫(Pleve)和修格史(Sergins)公爵的暗杀案都是他做首领去执行的。一九〇六年，他被警探捕获，判决死刑。在这判决定期执行的前几天，又被他设计逃走了。自此留居国外，仍为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克伦斯基政府成立，他才回国，然而已不能做党里的工作了！
　　他是诗人乌史潘斯基(Uspenoky)的女婿。除了《灰色马》以外，还做了许多作品。最著名的是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莫须有的故事》(The Tale of What Was Not)，叙述一九 五年墨司科的大扰乱极为活泼，是一部叙写群众运动最好的著作，与《灰色马》有同样的价值。
　　他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从西欧战线寄来的战事通讯，登在当时报纸上的，充满着细腻的叙写与可感动的色彩，尤为许多读者所赞赏。
　　但在他许多作品中，《灰色马》究竟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部书中，路卜洵的艺术与他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都已完全显露出来了。
　　我的这部书的译文，是根据Z.Vengerava的英译本重译出来的。据我所知道的，这部书在英国或美国，尚没有第二种的译本。
　　我所以译这部书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我自己读这书时，极受他大胆直率的思想与美丽真切的艺术所感动，便起了要把他介绍过来的心。第二是我觉察得佐治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渐渐地多了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抗者、革命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们确是带有极浓厚的佐治的虚无思想的——怀疑、不安而且漠视一切。这部书的介绍，也许对于这一类人与许多要了解他们的人，至少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一九二二，六，十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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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engerova的《灰色马》英译本序。
[2]见马沙克里“俄国的精神”(The Spirit of Russia)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