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马》序——沈雁冰

　　《灰色马》里的英雄——乔治——的个性是极惹人注意的；我们读完了《灰色马》后，对于这个暗杀党首领乔治，总不能漠漠然视若无睹。我们恨他也好，爱他也好，敬他也好，可怜他也好……但决不能漠然无关地对他。是的！这位暗杀党的奇特的品性和思想，像尖针似的刺到我们脑里，要求我们必须对于他取一种态度呀！
　　我们的亲爱的读者，自然会从这薄薄的一册书内，体会著书中英雄的品性和思想。他们如果会留心近数十年的俄国政治史及思想史，一定能够恍然于“乔治式”人生观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再进一层，我们亲爱的读者，如果是一向喜欢读俄国文豪们的“革命纪事小说”如斯底普涅克(Stepniak本名S.M.Dragomanoff)所描写的九十年代的革命人物，和阿尔志缓夫(M.Artsybashev)所描写的“初十年”的革命人物(像他的短篇集《革命小说》及长篇小说《人类的潮流》所写的)，而且曾经以之与《灰色马》中人物作过比较的，他们一定又会知道《灰色马》不仅是俄国暗杀党——即所谓恐怖党的实录，并且是革命者心理变迁的写真，有俄国近三十年来思想界的混乱与剧变，做它的背景。
　　斯成普涅克所描写的革命党是：人格清白，敢作敢为，勇于领牲，高于冷静的理性，以革命为唯一信条的人物。阿尔志跋缨夫所描写的，便已不同：革命的目的已经模糊，革命的信念亦不复坚定。那些革命者已经失了他们的冷静的理智的头脑，而惟恃热烈的感情的冲动；他们寻仇好杀，对于他们以外的人(不论是反对他们的，或是中立的)有普遍的增恨；他们已不信世界上会有“爱”这件东西，绥惠略夫说：“我不想到爱……我不要听这个……我只有憎！为什么我应该爱你们人类呢？因为他们猪一般地互相吞噬，或者因为他们有这样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万万地听人赶到桌子底下去，给那凶残的棍徒们来嚼吃他们的肉么？……我对于你们不幸者，倘他们还没有非常惨苦或者还没有自己陨灭的时候，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的，一样的报仇……”(见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页一四一。)这一段话，正可代表阿尔志跋绥夫书中的革命党的思想；然而《灰色马》里的乔治的思想，又不同了。
　　《灰色马》里的乔治是一个暗杀党：对于革命并没有目的，也没有信仰。他的职务在乎实行暗杀；他所不怀疑、不否定的，也只有这一项。除此以外，一切学说，一切主义，他都以为不过是“白纸上的黑字”罢了。他不爱任何人，他不顾任何人；人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苦痛或幸福——与他毫不相干，他觉得一切事都不足以引起他的快感，唯有暗杀成功的一刹那间，他始感到了偷快。他的不怕死，并非因为他对于死有所欣羡，或对于生有所憎恨，却全然因为他未尝把生死看作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不知生之可乐，也不知死之可悲，并且他亦没有一定的宗旨要求实现，故又不觉生之可贵。他后来的自杀，并非因为他更没有勇力去生活，却因为他已经不愿做事。陀思妥以夫斯基在《卡拉玛淑夫兄弟》中曾说明杀人与自杀的关系，以为凡杀人者终必自杀，都因他早就认定生活是无意义的；这个意思，《灰色马》中也明明的有着。
　　我以为上面说的俄国革命党心理变迁的三段落是极可注意的。社会革命本不能恃暗杀而成功，至若乔治式的暗杀党非但不能成事，反足以引起一般社会对于革命党的憎恶，俄国社会革命党之终于不能成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把革命的手段弄错。《灰色马》的著者路卜洵是社会革命党执行部首领，故《灰色马》即使算不得是他的自叙传，大可看作社会革命党活动的实录，俄国的革命小说中间若缺了这部《灰色马》，那就失却了一段极重要的革命的人生实录了。《灰色马》之所以能在俄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灰色马》是描写一个灵魂在特殊环境中所起的变态。一个人常在侦探警察的严重监视之下，处处是危险，时时不能不以灭除对手为自全之道，时时要防备自己以外的一切人，那么，他的对人对己的观念自然要大变了。他最先感到的是孤独，他觉得自己是鼠，而自己以外的一切人都是猫，永远是和他作对的，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一点共同的地方，他简直是人类以外的人，他的喜怒哀乐和众人漠然不相关。在这样的孤独的境地的人，怎能不激而入于“不爱任何人，不顾任何人”呢？其次，他又感到生死之无常，他不但不知自己的生命究竟尽于何时，他并且不能担保别人的生命；为了逃命的缘故，他或许要杀几个本可不杀的人。既感生死之无常，故不爱生，不畏死，最后便是否定一切，视一切事都无意义，所以乔治的品性思想是他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灰色马》虽用了第一人称的体裁(日记体)，然而作者的高强的艺术手段恰好描出了一个灵魂在特殊环境内所起的变态，言外的背景，很明白地显示在读者的眼前，在这一点上，这部书便不能仅视作革命的记录；除革命的记录外，尚别有其伟大者在！
　　第三，《灰色马》又是俄国民族性的文学。俄国的民族性是怎样的呢？有一个比喻说得很好，譬如走路，俄国人是只取了直前的一点作目标，一意地向前，不到尽头时决不回头；而当他既到了尽头已见“线落不通”的时候，他的第二个计划就是取了和从前反对的方向。鲜有取左右道的(见Srgjan PI Tucic所著《斯拉夫民族》第三章)。所以俄国的民族性是一往直前，非贯彻到终极点不止；所以同时的两种思潮或后先衔接的两种思潮，往往是正相反对，各走极端的。紧接于七十年代的利他主义之后而有狂纵的唯我主义，当托尔斯泰主义盛行之时而有恐怖主义：这两端已尽够说明俄国民族的极端性了。《灰色马》里的乔治便是暗杀党的极端的代表。不，我们应该说《灰色马》中的革命党便是二十年前斯底普涅克时代的革命党趋于极端的代表。从斯底普涅克到路卜洵这一条革命的路——可说是专以狙击官僚为手段，想把几个志士的热血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俄国的革命家已经走到尽头，发现了“此路不通”，不得不另行设法了；而他们的第二步就是和从前全然相反的一步——不从事于秘密的暗杀，而从事于公开的组织民众。这革命手段的变换，事实上自然不是前后界限井然不紊，但就革命者的思想而言，则确有此向前无路的一时，《灰色马》是他们的尾声。似乎路卜洵自己后来亦已改变了思想，所以他的第二部小说《决不能有的事》里的英雄鲍洛托夫便成了一个韩列德(Hamlet)式的怀疑者了；鲍洛托夫虽然也从事于暗杀官僚的实际活动，但一面做的时候，一面却不绝地自问：“我这办法是不是应该的，是不是有效的？”
　　总上三项，《灰色马》所以成了俄国文学中的一本杰作，当得起弥里支考夫斯基(D.Merezhkovski)那句“今世纪最伟大之作”的赞语了。
　　《灰色马》第一次在俄文报Kusskajs Myol(《俄罗斯思想》)上出现的时候，大惊动俄国的批评家和读者；一时评坛上有所评论，皆评《灰色马)！乔治的品性和思想，曾在青年的脑中不绝地来往，起了绝大的精神上的搅乱。这种情形，在俄国是屡见不一见的；当屠格涅夫的《洛丁》，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罪与罚》，安特列夫的《阿娜席玛》，阿尔志跳缓大的《萨宁》出版的时候，都有过同样的现象，我们从此可见俄国青年对于人生的一切问题是怎样的热心注意了。
　　至于我们中国现代的青年，近年来似乎已经倦于注意各种巨大的问题——至少，已经厌闻“革命”这两个字，而日惟耽以幻美自陶醉，以精神解放自解嘲而已；所以振铎的《灰色马》译本去年在《小说月报》始登时，并未曾Create a sensation。我老实说，直至《灰色马》在《小说月报》上登完后，我们不曾收到一封青年们的讨论《灰色马》的来信！
　　现在《灰色马》改印单行本了，我不知青年们看着这再来的《灰色马》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淡漠否耶？方今国内的政象，日益反动，社会革命的呼声久已沉寂，忧时者或以为在这人心麻木的时候，需要几个“杀身成仁”的志士，仗手枪炸弹的威力，轰轰烈烈做几件事，然后可以发聋振聩，挽既死之人心；所以《灰色马》在这个时候单行于世，或者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以为《灰色马》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引起现代青年的注意，则希望他们一并牢记一句话：
　　社会革命必须有方案，有策略，以有组织的民众为武器；暗杀主义不是社会革命的正当方法。

一九二三年十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