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所谓经学今文家以六艺为孔子所作，古文家以六艺为孔子所述。其说虽不同，要皆以为孔子与六艺有密切关系也。今谓所谓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实未制作之。

关于孔子未尝制作六艺之证据，前人及时人已举许多。余于另文中亦已言之（见《燕京学报》第二期），兹不具论。但孔子虽未曾制作六艺，而却曾以六艺教弟子。故后人以六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亦非毫无根据。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据《国语》，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即有“诗”“礼”“乐”“春秋”“故志”等。《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人物应答之辞，皆常引“诗”“书”，他们交接用“礼”，卜筮用“易”。可见当时至少一部分的贵族人物，皆受过此等教育。不过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的第一人。此点下文再详提。现在我们只说，孔子讲学于其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所以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庄子·天下篇》讲及儒家，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种功课。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弟子之成就，亦不一律。《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赋”；冉有之“可使为宰”；公西华之“可使与宾客言”；皆能“为千乘之国办事”（《公冶长》）。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孔子以其时已有之成书教人，教之之时，略加选择，或亦有之。教之之时，更可随时引申，如下节所说。如以此等随时选择讲解，“为删正六经”，则孔子实可有“删正”之事；不过此等“删正”实无非常的意义而已。后来儒家因仍旧贯，仍继续以六艺教人，前又因别家只讲自家新学说，不讲旧书，因之六艺遂似专为儒家所有，为孔子所制作，而删正（如果有删正）亦即似有重大意义矣（注：此处作者并未确论，但是可以看出是保持着怀疑态度的。而在作者的《中国哲学简史》——此书初版时间要较《中国哲学史》晚十余年——就明确说：“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他）不是中国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汉书·艺文志》以为诸子皆六艺之“支流余裔”。《庄子·天下篇》似亦同此见解。此言亦并非毫无理由，因所谓六艺本来是当时人之共同知识。自各家专讲起自己之新学说后，而六艺乃似为儒家之专有品，其实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为各家之学说，皆六艺中所已有，则不对耳。

就儒家之名言之，《说文》云：“儒，柔也。术士之称。”《论语》云：“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儒本为有知识才艺者之通称，故可有君子小人之别。儒家先起，众以此称之。其后虽为一家之专名，其始实亦一通名也。

总之，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同上），正孔子为其自己所下之考语。

由此观之，孔子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但在中国历史中，孔子仍占一极高地位。吾人以为：

 

（一）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是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

（二）孔子的行为，与希腊之“智者”相仿佛。

（三）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之影响，与苏格拉底之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之影响，相仿佛。

 

上文已说，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有“诗”“礼”“乐”“春秋”“故志”等。但此等教育，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当时之平民未必有机会受此等完全教育，及当时贵族亦未必尽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机会。韩宣子系晋世卿，然于到鲁办外交之时，“观太史之书”，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昭公二年，《左传》）；季札亦到鲁方能见各国之诗与乐（襄公二十九年，《左传》），可见“易”“春秋”“乐”“诗”等，在当时乃是极名贵的典籍学问。

孔子抱定“有教无类”（《卫灵公》）之宗旨，“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如此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凡缴学费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注：杨伯峻言，束脩就是古代用来作见面礼的，这礼是菲薄的；鲍鹏山言，孔子学费并不一致，束脩照顾贫寒学生，而像子贡这样的有钱人或者贵族，“他收的大概是赞助费”。但南怀瑾以颜渊贫寒，未必交得起，于是认为“束脩”通“束修”，即自我检点之意。而我以为怀师不必如此，可以理解为“束脩”就是意思意思的见面礼，真要是心诚所致，免去又有何不可？）。故以六艺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于孔子。

说孔子是第一个以六艺教一般人者，因在孔子以前，在较可靠的书内，吾人未闻有人曾经大规模地号召许多学生而教育之，更未闻有人有“有教无类”之说。在孔子同时，据说有少正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孔子家语》）。据说少正卯也曾大招学生，“孔子门人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心隐篇》，刘勰《新论》）。庄子说：“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庄子·德充符》）不过孔子诛少正卯事，昔人已谓不可靠（注：可参考百度词条“诛少正卯”）；而少正卯之果有无其人，亦不可知。《庄子》寓言十九。王骀之“与孔子中分鲁”，更不足信。故大规模招学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以后则各家蜂起，竞聚生徒，然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孔子又继续不断游说于君，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

再说孔子以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谋生活之人。古时除贵族世代以做官为生者外，吾人亦常闻有起于微贱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时，皆或为农或工或为商，以维持其生活。孟子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孟子之言，虽未必可尽信，但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别不事生产者，实未闻有人。《左传》中说冀缺未仕时，亦是以农为业（僖公三十三年）。孔子早年据孟子说，亦尝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孟子·万章下》）。但自“从大夫之后”，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产，他还不愿教弟子生产。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子路》）子贡经商，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他这种不治生产的办法，颇为其时人所诟病。据《论语》所说，荷蓧丈人谓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微子》）此外晏婴说：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孔子世家》）

 

《庄子》亦载盗跖谓孔子：

 

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

 

此等批评，未必果是晏婴、盗跖所说，《庄子》中所说，尤不可认为实事。但此等批评，则是当时有可能者。

战国时之有学问而不仕者，亦尚有自食其力之人。如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滕文公上》），陈仲子“身织屦，妻辟纑”（《孟子·滕文公下》）以自养。但孟子则不以为然。孟子自己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此其弟子彭更即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他人当更有批评矣。孟子又述子思受“养”的情形，说：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

 

由此可知儒家之一种风气。惟其风气如此，于是后来即有一种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此士之阶级，孔子以前，似亦无有。以前所谓士，多系大夫士之士，或系男子军士之称，非后世所谓士农工商也。（作者自注：按《国语·齐语》中所谓士农商之士，似指军士，详见《燕京学报》第二期拙作文中。）

此种士之阶级只能做两种事情，即做官与讲学。直到现在，各学校毕业生，无论其学校为农业学校或工业学校，仍只有当教员做官两条谋生之路；此所谓：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孔子即是此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是其发扬光大者。

此种阶级，为后来法家所痛恶，韩非子说：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韩非子·八说》）

 

又曰：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韩非子·五蠹》）

 

孔子与希腊“智者”，其行动颇相仿佛。他们都是打破以前习惯，开始正式招学生而教育之者。“智者”向学生收学费，以维持其生活；此层亦大为当时所诟病。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他虽未必收定额学费，但如“贽”之类，必一定收（注：南怀瑾言，“古代到老师那里求教，学生当然要贽敬。……以前的人，拿了贝壳去见长辈，表示敬意，称为贽敬，这是一种礼貌。”），孔子虽可靠国君之养，未必专考弟子之学费维持生活，但其弟子之多，未尝不是其有受养资格之一。在中国历史中，孔子始以讲学为职业，因此维持生活。此言并不损害孔子之价值；因为生活总是要维持的。

孔子还有一点与“智者”最相似。“智者”都是博学多能之人，能教学生以各种功课，而其主要目的，在使学生有做政治活动之能力。孔子亦博学多能，所以：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同上）

 

孔子教人亦有各种功课，即所谓六艺是也。至于政治活动，亦为孔子所注意；其弟子可在“千乘之国”“治赋”“为宰”。季康子问仲由、赐、求，“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此即如现在政府各机关向各学校校长要人，而校长即加考语荐其毕业生一样。

孔子颇似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本亦是“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学生收学费，不卖知识。他对于宇宙问题，无有兴趣；对于神之问题，接受传统的见解。孔子亦如此，如上文所说。苏格拉底自以为负有神圣的使命，以觉醒希腊人为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于予”（《述而》）“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之言。苏格拉底以归纳法求定义（亚里士多德说），以定义为吾人行为之标准。孔子亦讲正名，以名之定义，为吾人行为之标准。苏格拉底注重人之道德的性质。孔子亦视人之“仁”较其“从政”之能力，为尤重。故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虽许其能在“千乘之国”“治赋”“为宰”“与宾客言”，而独不许其为仁（《公冶长》）。苏格拉底自己未著书，而后来著书者多假其名（如柏拉图之对话）。孔子亦不著书，而后来各书中“子曰”极多。苏格拉底死后，其宗派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发挥光大，遂为西洋哲学之正统。孔子之宗派，亦经孟子、荀子之发扬光大，遂为中国哲学之正统。但此略说，下文另详。

即孔子为中国苏格拉底之一端，即己占甚高之地位。况孔子又为使学术普遍化之第一人，为士之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系其发扬光大者；其建树之大，盖又超过苏格拉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