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清议与党锢(第二十八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丝绸之路》讲的是丝绸之路的发端、开拓、发展、影响及作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寻找大月氏组成抗击匈奴联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系。途中张骞被匈奴扣押了十三年之久，匈奴将张骞流放到极其艰苦环境中以使其屈服，但张骞矢志不移，逃离匈奴后继续西行终于找到大月氏，但大月氏被迫迁移到新驻地后，安于现状已无心复仇，汉朝的要求没有达成，但张骞第一次西域之行了解了西域国家的地理分布、人口物产、风土人情、地形气候特点等重要信息，无形中发端了丝绸之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成功劝服乌孙国助汉讨伐匈奴，并建立起了与西域诸多国家的联系，传播了汉文化。之后汉朝衰弱，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了65年。在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复活并延展了丝绸之路，巩固和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影响，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识和果敢消灭了北匈奴在鄯善国的使团，极大地震慑了西域各国，促成了鄯善国归附汉朝，并组织西域各国帮助东汉共同打击匈奴。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多年，并与当时的中东地区，欧洲的罗马等进行沟通联系，促成了早期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充实和丰富了丝绸之路。

东汉后期清流与外戚及宦官势力相互争斗

党锢意味着政局平衡被打破

清流顾名思义，是指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标榜正义，不避权宦，抨击奸邪。东汉后期清议，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洪流，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股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病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议被暴虐地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哪？

东汉时期太学生成为清流的培养基地

太学生及清流名士官员形成清流派

距离洛阳市 30公里的偃师县郊外的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1公顷=1万平方米=15亩；1响地=1公顷；30公顷=450亩)，是东汉的太学遗址所在地。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是五经的内容。东汉太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

在这片杨树林地下70公分处掩埋着东汉太学遗址。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在此进行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即进行回填并在地面种植了树苗。如今幼苗已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深埋于林地之下。

当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时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块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是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年间，命人刻在石碑上的儒学经典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被挖掘出的熹平石经只是一面残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第三展室。西安碑林展室收藏了自汉代以来的碑石、墓志共 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其中的熹平石经虽是一面残碑，却是镇馆之宝。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生卒于公元前156年—前87年），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思想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还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和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使学生养成了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到了东汉后期，聚集在京师的太学生人数已达三万之多。

外戚与宦官活跃政坛，清流清议占据舆论高地

东汉后期在太学生人数激增的同时，其出路却变得越来越窄。这时期主要是外戚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圬上，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严重地限制了太学生入仕机会。在为官从政途径严重受阻后，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能得到发现和重用。

察举制顾名思义就是先察后举，察即考察，就是地方官到基层去，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人才。选人的标准一是德，一是才。

在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的勇猛知兵法科等。在考察科目中都是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当中央政府给了考察人这种权利后，一般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自己亲近的人，这就可能把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形成利益集团。这样的考察方式自然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难以得到朝廷重用，这种现象也是东汉的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但现实却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逼迫他们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坚守原则就不能入仕，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这种尖锐矛盾集中显现的大背景下，太学生们更容易看到各种时弊，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当这种积怨积聚长久后，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批判时弊、批判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

现今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石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石馆，馆内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汉画像石上雕刻的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今天的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在这些汉画像石中，被制作拓片最多的是拜谒图，拜谒图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据专家介绍，拜谒图画像石上雕刻的是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即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正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

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清流派士大夫是制造这种舆论的主体。他们将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做为清议批判的对象；将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做为清议褒扬的对象。由于清流影响大，很多人都怕他们的清议。

当时流行的民谣：天下楷模李元礼 、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书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成啸。民谣中的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清流在当时不仅有话语权，而是权重还比较大，甚至可以说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话语权。在当时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品。人物评品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不一定能做官，但获得了清流的评价就可以做。

东汉政局造就了外戚与宦官轮流得势

清流与之斗争虽有成果但遭到皇帝外戚宦官的集体反对

李膺，字无礼，是当时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他的名字不仅在家乡（现今的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而且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当时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膺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学生因为是李膺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

当年李膺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四十六岁时，李膺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那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鹰为度辽将军。李膺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膺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

在李膺出任司隶校尉时，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当时一般人都对张让礼让三分，但李膺追到张让府上，迫使张硕躲藏到柱子中，李膺一拍柱子是空的，破了柱子将张硕带走，回去即审，就地处决。而当时的形势是宦官和皇帝关系密切，挑战宦官在某种意义也即是挑战皇权。

清流中，与李膺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俊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汉桓帝时，名士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到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诣阙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请愿行动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皇甫规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士人的极度愤慨，一些真正的官员，与太学生三百多人集体请愿，最终汉桓帝再次赦免了皇甫规。这些事件表明，清流派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的斗争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清流派将矛头指向宦官，主要基于一是对宦官这个群体的不齿，二是对他们行为的不齿。当宦官群体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时，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残害忠良，他们的萌亲子弟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现今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宦官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人身塑像，也没有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破的石碑。宦官也被称为阉人，是中国古代专供帝王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宦官的出现年代一般可以追溯到商代，他们最初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战俘，当然也有部分是属于自宫的人。他们主要服侍于皇室。

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庭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二千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东汉时期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继位的皇帝都年幼，小皇帝没办法执掌朝政，就由其母亲也就是太后临朝称制，而太后也往往还年轻，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这就造成小皇帝的长大后，想要执掌朝政时必须先推翻外戚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往往会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来达到目的。

汉桓帝刘志是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汉质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后与她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将十五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或调补，乃至皇帝的禁省起居都在梁翼的控制之下，汉桓帝深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当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翼。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单超、徐璜、具暖、左悺、唐衡的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铲除了梁冀，单超等五人因此受到了汉桓帝的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熹二年五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众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众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众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坐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人不男不女，不伦不类，本是杂役，就不应该做官掌权，不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参与政治和国家管理。当时，宦官们参与了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使他们成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熹八年，太尉杨秉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查缴的物资多达三百余辆车，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扬秉就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斥他们猥受过宠，肆其凶忿，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帝铲除梁冀的五侯成员，左悺、具瑗(yuan)也受到司隶校尉韩演的严厉弹劾，左悺畏罪自杀，具瑗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对清流进行打压，形成第一次党锢，斗争仍在持续

东汉后期，朝廷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名士所掌握，皇权在基层的权力出现真空。因此这种局面的出现，皇帝是不愿意看到的，就此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等种种手段。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不断进行，却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审。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富商张訉与宦官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訉(fan)，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立即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訉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訉及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津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本身却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再次趁机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社会里皇权至高无上，法律也是皇权的一种形式。作为清流派官员如果不遵守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皇权的不尊重。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膺迎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父亲叫张成的故意杀人犯。张成是一位有名的术士，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此时李膺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此事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因此，在李膺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们忠心耿耿，肯定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拨龙鳞，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宦官们趁此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并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在古代君子不党，是一个共识，对于皇帝而言如果群臣结党营私，就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皇帝对结党营私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汉桓帝听信宦官的言辞，对清流派进行打击，在打击的诏令中，把清流派的官员称为党人。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同情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极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栗(shu)，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认为李膺等人是忠良，宦官是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继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通经致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对于士大夫而言，做官的这条路被堵死了，永绝荣禄，就等于说政治生命结束了。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轺(yao)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范滂，字孟博 ，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漯河市)人，为官清正刚峻，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列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pang)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膺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

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升了党人的声望，并在舆记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是三个权力支柱，掌控力比较强的皇常通常能将三股势力维持在一种平衡中，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有利于统治的稳固。但是一旦皇帝本身的掌控力减弱，容易大权旁落，三股势力之间消长，进而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态势。

宦官集团受到压制强力反击导致第二次党锢

清流、宦官、外戚势力平衡态势被打破，东汉走向覆亡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是为汉灵帝。由此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膺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

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汉桓帝驾崩，小皇帝年幼，政权的平衡被打破，外戚和清流官员马上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宦官集团。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因为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认为奇异天相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发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着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本来桓帝的驾崩已经让宦官们产生了失去靠山的危机感，而李膺等党人的复出更让他们坐立不安，他们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需要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高度的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清洗宦官举措，窦太后并不同意。

分析原因可能是，清流派的一些做法比较极端，过于绝对，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将整个宦官群体都视为不是好东西，都应该被诛杀，由此加强了整个宦官群体的团结。在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时，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写满杀气腾腾文字的秦章，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在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禁兵应战，无奈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

最为悲烈的一幕是，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地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在当时的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只是一小部分，曲高和寡，在他们得势时，利用舆论能影响很多的人，很多的官员也许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赞成他们的主张，但由于清流派得势，不得已表现得非常恭敬。而当清流派失势时，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此时，汉灵帝年仅十三岁，对宫廷政变还不能理解，更谈不上掌握。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成为了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甫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被杀，或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其实宦官的权力来自于哪里？还是来自于皇权，他们的权力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因此他们与官僚集团不一样的。清流派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维护汉室天下，可他们的行为却不可避免地和皇权发生了冲突，特别是打击宦官时，就有意无意地触动了皇帝的奶酪。

宫廷喋血虽然结束，但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二年(公元169)七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更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清流派的领袖李膺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一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并没有放弃抗争。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公卿大臣全部尸位素餐，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四年(公元171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十四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然而，惟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君昏臣昧的帝国，已经将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清流派代表了正直、勇气，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是舆论领袖。在他们受到打击后，同情他们的人会更多，同情者进而转向对宦官的仇恨和敌视。宦官是皇权的延伸，当敌视的情绪转移到皇权上时，时间久了，失掉人心的就是东汉王朝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理想抱负，形同被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东汉朝廷，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得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倾覆。

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朽木难撑危厦，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他们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议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却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

虽然一千六百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秉公持论，不避权要，犯颜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