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问题》补：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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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教科书422页上引用列宁的话：“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不得不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能发展。

  在内战时期，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破坏了，商业联系被打断了，交通运输业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在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实行这样的办法，势必对农民翻箱倒缸。这个办法实在不妥，在内战结束以后，才用粮食税制代替余粮征集制。

  我们的内战时期比他们长得多，22年间我们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余粮的办法，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地依靠农民。

  我们搞了22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曾经在一个时期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有点像我们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只有等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共生产了四亿普特的粮食的时候，才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口号。[1]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农业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397页）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许多人不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地多起来了。敎科书中光拿苏联的经验吓唬人，影响不好。

注：

[1] 斯大林在1929年12月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富农在1927年生产了6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运到市场去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所以斯大林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进行坚决进攻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接着说：“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因为1929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四亿普特，其中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斯大林全集》12卷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