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案例之诸葛亮的三位接班人
《出师表》人人会背。“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的道理大家都懂。为什么有了诸葛亮看中的“贞良死节之臣”，汉室之隆，还是没能“计日而待”呢？反而孔明去世后还不到 30年，蜀汉政权就为魏国所灭，成为“三国”之中最先亡国的一个。
“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公元234年，三国年间的蜀汉丞相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孔明身后，蜀汉不再设丞相，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却把蒋琬、费祎、姜维三人称为“蜀相”，可见在史家眼里，此三人便是诸葛亮的“接班人”。而且，其中的费祎及其“志虑忠纯”的优点，还被诸葛亮写进了传世的《出师表》里。
《出师表》人人会背。“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的道理大家都懂。为什么有了诸葛亮看中的“贞良死节之臣”，汉室之隆，还是没能“计日而待”呢？反而孔明去世后还不到 30年，蜀汉政权就为魏国所灭，成为“三国”之中最先亡国的一个。
个中原因自然很多，比如三国演义里就让宦官黄皓为蜀国灭亡背锅。但从“接班人”的角度看，蒋琬、费祎、姜维也都未必合格。那么，他们各自都出了什么问题？
哈 评 分 析
H B R C A N A L Y S I S
蒋琬：对政策的执行流于形式
先说蒋琬。诸葛亮在世时，就认为此人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所以他去世前，既没有挑选军中地位最高的魏延（南郑侯）、也没有挑选朝中官位最高的吴壹（高阳乡侯），而是将身后大事托付给了中级官员（丞相长史）蒋琬。孔明病歿之后，蒋琬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辅佐后主的首要人物。他能够胜任吗？
从内政上看，这个“接班人”表现很不错。诸葛亮之后，蜀军上层立即爆发杨仪与魏延间的内讧。更不用说， 蜀汉乍失栋梁，由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大军尚在渭南一带，随时可能入侵汉中。蒋琬能在这种“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的局面下迅速安定人心，的确很不容易。
但在对外方面，蒋琬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诸葛亮北伐时，蒋琬只承担后勤补给工作，要让他运筹帷幄蜀汉的“北伐”大业，就颇显得有些能力不足了。
在蒋琬看来，孔明六出祁山，出师未捷身先死，原因就在于蜀道过于艰难，蜀军困于粮草补给，数度被迫退兵。为了克服诸葛亮北伐时的运输困难，蒋琬打算效仿刘备平定汉中时的做法，从汉水出兵东线，袭击曹魏的上庸一带。这个计划招致包括费祎、姜维在内的蜀汉大臣纷纷反对，认为“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 后世也认为放弃关中地区以东三郡为战略目标显得非常荒谬。而且贸然在东线用兵，又牵扯到与东吴间的关系。东吴与蜀汉的“联盟”本就是貌合神离，所以听闻诸葛亮去世后，吴军立刻增兵巴丘（今湖南岳阳），一则防备魏军乘虚进攻蜀汉而出兵救援，二则可在蜀汉难以支撑时趁机夺取地盘（后来蜀亡时确是如此）。蜀军为出兵上庸“多作舟船”，立刻引起吴国的警觉，众多大臣上书担忧蜀汉背盟攻吴。幸亏吴主孙权力排众议，才未影响两国同盟大局。从中也不难看出，蒋琬实在不善军事、外交。而他在“北伐”的旗号下，实际上是想改变诸葛亮的战略，另起炉灶。最后蒋琬的计划也没有付诸执行。他的“因循不革”已经开始流于形式，只剩下了一种姿态。
费祎：丧失信念
蒋琬之后，费祎接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相比蒋琬，同样缺少军队实务的经历的费祎表现出一定的军事能力。公元244年曹爽统帅魏军大举攻蜀，费祎率众军增援汉中。大军即将出发时，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饯行，费祎居然还能镇静自若地与之对局，跟东晋名相谢安在淝水之战前的表现一模一样。率军到达汉中后，费祎指挥蜀军据险堵击，重点歼灭魏军后勤运队，终于大败曹爽，取得了兴势之战的胜利。
由此看来，似乎费祎是个比蒋琬更称职的“接班人”了？实际并非如此，费祎当政时，蜀汉对曹魏完全转为守势。大将姜维要出兵北伐，费祎最多给他万人士卒，在边境骚扰曹魏而已。他还对姜维说，“我们比起丞相（诸葛亮）差远了，丞相都不能平定中原，何况我们！”这句话当然可以解释为费祎的自知之明，但恰恰说明他已经丧失了诸葛亮北伐的“驱动力”。
实际上，诸葛亮之所以决心“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绝不是出于报答刘备三顾草庐之恩这么简单。深层次的目的，其实写在他的《后出师表》（有说法系后人伪托）里。蜀汉只有“一州之地”，兵力、人才都远逊色于曹魏，如何能与之持久对抗？时间拖得越久，从东汉末年战乱恢复过来的曹魏“综合国力”的优势就会越明显。这就是所谓“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同样认识到问题的还有诸葛亮的侄子，在东吴执政的诸葛恪，他说今天的曹魏比战国的秦强数倍，而吴蜀两国的土地还不到六国的一半。偏偏作为诸葛亮“接班人”的费祎计不出此，实际上抛弃了诸葛亮矢志北伐的国策，转而执行“保国治民”这个方针。
由于无意北伐，费祎执政时的蜀国暂时从“空劳师旅”“西土苦其役调”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保住了边境无虞的小康局面，但却错过了司马氏夺权引起的曹魏内乱这一绝佳战机。而当费祎在253年遇刺身亡时，他还来不及看到，短短四年之后，把持魏国朝政的司马氏竟然已有能力出动26万大军轻松平定淮南守将诸葛诞的叛乱——后者拥兵8万，并有吴军3万援助，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蜀国全国总兵力（10.2万）。天下大势的天平已然向曹魏一方倾斜。错过宝贵时间窗口的蜀国前途，实际上也因此变得黯淡无光了。
姜维：搞不定内部
费祎之后，姜维掌握蜀汉军权，后来出任“大将军”。他并没有当过“尚书令”，但在三国纷争的背景下，掌握军权的“大将军”威权日重也是不争的事实，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掌控魏国政权，就是从垄断“大将军”职位开始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姜维仍旧不失为诸葛亮的又一位接班人。更何况，他本就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收降的“凉州上士”并精心培养的——这恰恰也是《三国演义》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相比前两位接班人，武将姜维的军事能力毋庸置疑。而且他对于“北伐”之于蜀汉重要性的认识也很到位。在彼强我弱大势不可撼动的情况下，姜维的频繁北伐实际上成为一种“以攻为守”的有效手段，令魏国方面深为忌惮。后来司马昭决心伐蜀时，举朝上下居然只有钟会一人赞成，连常年在边疆与姜维交战的名将邓艾都认为蜀国无机可乘而表示异议，其原因盖出于此。
虽然如此，姜维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仍然称不上“称职”。武人出身的“短板”，就是姜维无法如同蒋琬、费祎两人执政时那样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费祎为了协调朝中关系主动让出了“益州刺史”一职）。昔日诸葛亮北伐时，尚是休养生息数年之后大举，而姜维“九伐中原”却几乎是无岁不征。蜀中百姓因此负担沉重，竟至面有菜色。作为益州土著地主的代表，谯周专门写作《仇国伦》反对姜维穷兵黩武的做法，这是蜀汉立国之后罕有之举，足见姜维过度用兵，已经使得蜀汉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裂痕。加上姜维厌恶宦官黄皓弄权，甚至上表要刘禅杀死黄皓被拒绝，更是直接搞僵了与皇帝及其近臣的关系。他为避祸退往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屯田，虽然保住了兵权，却被迫远离了权力中枢，实际上也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而且，姜维的“心态失衡”终于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诸葛武侯如同高山仰止一般的存在，在无形中给了姜维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实现诸葛亮的遗志，姜维不得不铤而走险。汉中是蜀汉的门户，若汉中有失，魏军便可长驱直入，威胁成都。因此，从诸葛亮以来，蜀军向来在汉中外围据险设防，拒魏军于国门之外。兴势之战的胜利，就是一个例子。但姜维当上大将军以后认为，这一布置只能御敌，不能获“大利”。在只有获“大利”才能起码在局部改变魏蜀军力对比，为“北伐”创造战机的情况下，姜维改变实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蜀军部署，不守汉中秦岭门户，改用重点防御、辅以坚壁清野的战术，打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从纸面上看，这不失为一条妙计，结果在263年魏军伐蜀中却是弄巧成拙。蜀军自弃险要，放任钟会统帅的魏军进入汉中盆地，不啻开门揖盗。钟会部魏军超过十万，而汉中蜀军不过三万，想要“聚而歼之”自然根本不可能。魏军轻取汉中，姜维不得不退守剑阁，即便没有邓艾偷渡阴平的奇袭，蜀国的形势也已危如累卵了。
试想一下，倘若姜维不改变过去“实兵诸围”战术，能够拒魏军于汉中门外， 虽然最终无法改变蜀汉因国小民弱而必亡的命运，但将国祚延续到263年以后，却还是有把握的，那样一来，或许蜀国就可以避免在三国中率先灭亡的命运。毕竟在历史上，短短三年后的266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就篡魏建晋了。
但这到底只是假设而已，蒋琬、费祎与姜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蜀汉的忠臣与良臣，可是，由于各自具有的缺陷，终究使他们没有成为诸葛孔明的合格“接班人”。
郭晔旻 | 文 钮键军 | 编辑 李一品 | 策划 汪自凡 | 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