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学家对自身过去的解构和对阶级分化的批判——谈《回归故里》

所以我必须抗争（首先要对抗自己）,来适应学校生活，来为自己创造那些他人在出生前就已经被赋予的权利。对于一些优等阶级来说显而易见的人生坦途，我却需要独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己开辟道路，因为许多已经存在的道路对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开放。——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

《回归故里》（Retour à Reims）让我心潮澎湃。这是一部能在任何一个社会掀起风暴的作品，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它没有止步于知识分子群体和曲高和寡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圈子，而是通过极其坦率、深刻的对个人思想史和生活经历的反观、剖析和批判，从社会学的角度再次挑明永存于法国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令人绝望的阶级分化现实。

作者迪迪埃·埃里蓬是法国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代表作有《米歇尔·福柯传》（Michel Foucault et ses contemporains），在此记录了伟大思想家一生的思想和生活，可被认为是理解福柯理论的重要读物。《回归故里》法文版于2009年发表，去年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位居豆瓣2020年度外国文学（非小说）榜单的首位，在我国媒体和读者中引发了长时间、多角度的讨论。一部其实应划到社会学范畴的外国作品竟然产生如此反响，这个文化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注意。笔者认为，本书的影响力一方面得益于其朴实易懂的文风，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博得了广大“打工人”（可近似等同于书中的“工人阶级”或“平民阶级”）的共鸣，道出了大家压抑已久但无从纾解的心声，揭露了被刻意隐藏但从未停止存在的阶级差异。同时，作者无意间带领读者回归他们各自的“精神故里”，回溯自己的童年，反思自我与家庭、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关系，深入分析主体化过程，也就是自己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有了这份双保险，它的备受好评就不再难理解。下面就与各位读者一起分析一下《回归故里》的部分核心内容。 

首先谈一谈作者同家人的关系。标题直译应该是“回到兰斯（作者故乡）”，但他通篇写的是精神层面的回溯自我、归返家庭。迪迪埃出生于法国工人阶级，父母都是工人，时至今日，埃里蓬家族中的大多数人仍是工人或普通职员，并拥有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一切问题和矛盾就起始于此。迪迪埃的父母起早贪黑辛劳工作，他才有了上学的机会。“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在母亲工作的15年中，她每天都要站在组装流水线前，不停地把盖子盖在广口瓶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请假离开去卫生间，如今，当我看到她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了社会不公最为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在当下的东亚，日日夜夜经历“996”的人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估计会有照镜子的感觉吧，也一定会有愤慨与不平。

然而，随着学历和知识水平渐增，迪迪埃对家庭的工人阶级属性愈发反感，逃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自己与父母和去当屠夫学徒的哥哥早已貌合神离。“我颂扬‘工人阶级’，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如果说“他们”和自己没有关系，那也罢了，但当“他们”就是围绕在身边的至亲时，这便成了不能承受之重。在此之上，还有家人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排斥，作者终于与整个家庭形同陌路，直至拒绝出席父亲的葬礼，以及同那位屠夫哥哥35年未相见。 就与家庭的关系而言，作者是不幸的。他意欲“回归故里”，写书之时已经试着联系好似陌生人的家人，但作为俨然两个世界的人，实在是无法对话和互相理解。在发展迅速的中国，这种情况想必也出现在很多父母子女中间，疏远和隔阂难以避免，即便不是这样，由于阅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总也是难以实现真正的交流。然而这一层面貌似又是大多数中国家庭避而不谈的，尽量避免尴尬和不快、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是一方面，对问题本身的忽视是另一方面。但不触及核心也就永远不能解决问题，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是互不理解，双方都没有错但却不可调和，以至于无法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或结局，这不就是“悲剧”的定义吗？

接下来再看关于阶级的问题。在与外界交往时，作者羞于提及家人的职业甚至住址，在一言一行中努力显现资产阶级的模样，使用他们的说话方式，学习他们的一颦一簇。“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值得一提，电影《海上钢琴师》里就有类似的一幕，一个非“上流社会”的人混进舞会现场，装模作样之间甚至忘了怎么正常走路。在《回归故里》中，作者一再强调，一个人的出身确实决定了很多东西，后天的培训、教育和经验积累无法完全抹去出身的痕迹，不经意间还是会穿帮。刻意模仿其实很痛苦，露马脚事小，主要问题其实是自我内心的分裂，面对家人和外界判若两人，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如迪迪埃本人所言，“保持这两种社会身份、相安无事地同时归属于这两个世界，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作者否定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至上的意识形态，认为它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事情并不真实。“因为在思想上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并且热爱书籍、渴望读书，不是被普遍赋予的秉性，而它们却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迪迪埃是一个特例，他将自己看作教育系统中“被圣迹拯救”的人。他回忆道，自己和哥哥的人生轨迹自十五六岁起就开始分叉了：哥哥只喜欢和伙伴混在一起，踢足球、勾搭女孩、听听约翰尼·哈里戴的歌，而自己更喜欢待在家里读书，在音乐上偏爱滚石和鲍勃·迪伦，也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歌手们。哥哥仍然保持着他平民阶级的“气质”，他的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将他和平民阶级连接起来，而自己创造了一种同样非常典型的中学生“气质”，从而远离那个阶级。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也迥然不同，哥哥对政治绝对没有半点兴趣，而自己很早就开始关注“阶级斗争”、“永久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等问题。 

大多数平民阶级的孩子就像迪迪埃的哥哥，始终走不出既定的命运，一代一代皆是如此。因此，将教育系统比作“地狱式的机器”毫不为过，因为它一开始就通过经济门槛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所谓的“主动辍学”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天壤之别。更致命的影响在于，这架“地狱式的机器”会导致进一步的代际阶级固化，在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下，阶级流动将难上加难。有人的地方不仅有江湖，还有阶级差异，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作者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认为自己从属于社会中某个既定的、被称为阶级的群体。阶级无疑客观存在，但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存在。如霍加特所言，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更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相隔几十米的两个地方可能就是两个世界，比如私人旅馆和门卫室。 

可叹的是，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一向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法国左翼已经变了质，就像作者的母亲一针见血指出的，左派右派没有区别，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钱。“他们（左翼）的变化是社会所容许的，他们变成了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他们过去声称是那些人的先锋队，现在成了那些人的敌人，他们变成了自己过去批评为过分保守和过分‘资产阶级化’的人。据说68年五月风暴时马塞尔·菇昂多看到路上的学生游行队伍，向他们喊道：‘回家吧！20年后你们都会成为公证员的。’他们可能没变成公证员，而是变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学术、个人生活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的人生轨迹让人惊讶，他们在现行社会秩序下如鱼得水，他们维护着世界现有的模样，非常适应自己的新身份。” 作者举了学术圈“资产阶级左翼”的一个例子——雷蒙·阿隆，这位教授从出身到做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如何能真正为平民阶级发声？失去依靠的工人从支持左翼改为投票给极右翼“国民阵线”（现“国民联盟”），将阶级矛盾转换为“法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矛盾，他们通过贬低移民来为自己建立一种有价值的形象并让自己感到自己存在。在迪迪埃看来，投票给“国民阵线”是不稳固的连结，是权宜之计，是工人阶级消极的自我肯定（通过否认他人合法属于一个“国家”而自我肯定），这都是因为曾经代表他们的左翼抛弃了他们。

无论如何，迪迪埃是个逃离阶级桎梏的幸运儿，他可以从事学术、表达自己的声音，《回归故里》的出版说明了一切。作为出身平民阶级的人，他有一种很强的宿命感，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判决早已生效，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这一时刻或是那一时刻，我们会成为那个已经被交付社会裁决的人”。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便把萨特的一句话作为箴言：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
 萨特之言不仅满含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更有一丝带着绝望的悲壮、困于现实的无奈和面对“命运判决”的慨然。

文有关内容可参见：

《回归故里》，迪迪埃·埃里蓬

《纽波特街33号——一个平民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自传》，理查德·霍加特

《海上钢琴师》，朱塞佩·托纳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