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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上):妇女受迫害,男女不平等,这是自人类社会出现...

2022-10-16 17:20 作者:人民胜利今何在  | 我要投稿

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


孙乐英 陆丽芬

学习与批判1975年



在我国历史上,孔学一向是迫害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凶手。在批林批孔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进一步批判儒家迫害妇女的罪行,对于肃清孔孟之道在妇女问题上的余毒,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具有很大意义。


妇女受迫害,男女不平等,这是自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一样分享劳动的果实,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以妇女为氏族中心的母系社会,“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中国古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崇。可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必须绝对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这种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男女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


孔学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出现的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它为了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度,提出了一整套镇压和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并在封建社会中经过历代儒家之徒的加工改造而益形完善,成为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历史证明:当孔学的地位被越抬越高的时候,中国妇女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是迫害妇女的元凶。他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极力宣扬男尊女卑,鼓吹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伏于人也”等谬论。到了战国时期,孟轲又提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夫妇有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这些谬论,是历代儒家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逐步战胜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丘这套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得不到多少人的理睬,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周礼》记载:“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男女谈恋爱还是自由的。


在封建社会中,孔学的那套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升高,逐步形成为封建旧礼教。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历代儒家之徒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对孔孟所提出的那些歧视妇女的观点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汉代,董仲舒就根据孔孟之道,系统地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反动理论。“夫为妻纲”被列为三纲之一,这就正式把夫权与族权、政权、神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四根束缚中国广大农民的粗大绳索。


汉代的儒家虽然提出了系统的封建礼法制度,但儒家在当时是并不很行时的。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推行的都是法家路线,男尊女卑的界限还不那么严格,妇女再嫁和自由恋爱在社会上也是被允许的。西汉时四川的卓文君是个寡妇,就曾违背父命和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出走,最后夫妇两人还一起公然回到成都街上卖酒。这不正是同孔老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吗?后汉有个班昭,她是《汉书》编纂者班固的妹妹,此人甘心做妇女中执行封建礼法的带头羊,应汉和帝之召,编了一部《女诫》,这是最早的一部《女儿经》。但尽管如此,汉末三国时期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当了寡妇后被匈奴掳去,又养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想到蔡邕年老无嗣,就以重金把文姬赎了回来,并把她嫁给一个叫董祀的人作妻,当时也没有人提出什么非议,史官还替她在正史里立传,可见当时是不讲什么“从一而终”的。就从当时的皇室来看,也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汉武帝娶了个歌舞奴隶卫子夫作皇后,后来还把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嫁给了奴隶出身的大将军卫青。后汉的第一代皇帝刘秀也曾经为他的新寡的姐姐阳湖公主筹划再嫁。阳湖公主看上了宋弘,刘秀便急急忙忙引见宋弘,并叫他姐姐坐在屏后听消息。刘秀满脸堆笑地对宋弘说:“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一心想启发宋弘与原来的妻子离婚。不料宋弘回答:“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对屏后的公主说:“这桩婚事吹了!”孔学在后汉是地位开始逐步被抬高的时候,但从公主可以改嫁这件事来看,当时孔学对妇女的统治还不那么严密。唐朝以来,孔子被戴上了“文宣王”之类的头衔,越来越被抬高到了吓人的高度。随着封建统治者的尊孔崇儒,对妇女的迫害也就越来越严重。什么溺婴、妓女、宫女、多妻、纳妾等越来越盛行,严重地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摧残着妇女。儒家之徒为了鼓吹“男尊女卑”,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动理论。妇女生育时,养个儿子叫“弄璋之喜”,养个女儿就只能称做“弄瓦之喜”,把妇女看成象瓦片一样地可以丢来丢去。儒家之徒还鼓吹什么“生女如鼠”,“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总之,妇女一出娘肚子起,就该低人一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支配下,溺死女婴的现象也就普遍出现了。


孔学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压迫者的道德。儒家之徒是一批极端 虚伪无耻的两面派,他们一方面鼓吹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妇女要“从一而终”,守贞节;另一方面却玩妓娶妾,荒淫无耻,做尽了坏事。唐朝的韩愈是个有名的道学家,到处替那些官僚写奉承死人的文章,骗了钱来却在家里养歌妓。至于作为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据说隋炀帝时有宫女三千,以 后历代的皇帝中甚至有多到四五千的。皇宫是整个地主 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一个缩影。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上阳人》中写道:“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对于宫女来说,皇宫是牢狱,是活地狱。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庄院,无一不是皇宫的雏型,其中摆设着形形色色的人肉筵席,而农民的女儿则被那些脑满肠肥的地主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享用着。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然而,同宋代相比,唐朝的妇女 还算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武则天当皇帝, 就是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一个有力批判。鲁迅就说过:“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据《新唐书》记载,仅公主改嫁的就有三十三人之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经再嫁。儒家卫道者韩愈的女儿也曾经改嫁,而韩愈也并没因此而提出要求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社会上还是允许女子再嫁的。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下坡路而日益衰落的转折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竭力加强和提高孔学的地位,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思想。在妇女问题上,更是狂热地鼓吹节烈观。然而,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宋朝前期,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就允许寡妇再嫁,他自己曾因母亲改嫁而改为朱姓;儿子死去了,也不强迫媳妇守寡,而把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法家王安石也不理睬儒家“从一而终”的说教,曾经为自己的媳妇择婿改嫁。可是,随着理学家们的逐步得势,孔老二的地位越抬越高,鼓吹节烈之声也就愈喊愈烈。宋朝理学家程颐、朱熹所竭力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反动统治者用来迫害妇女的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正如鲁迅指出的:“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而那时“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愈是走向没落,便愈要宣扬孔孟之道。在今天,莫斯科的苏修叛徒集团,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无一不是如此。宋、明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在全国各地为所谓节女、烈妇树立了大批贞节牌坊,规定过牌坊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看起来对妇女煞是尊敬。其实,抬高的目的正是为了“捧杀”,贞节牌坊越树越多,妇女脖子上的绳索也就越勒越紧。丈夫活着,妻子要守节,一切服从丈夫。丈夫死了,妻子不能再嫁人,甚至还要跟着丈夫一起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清初小说《儒林外史》中,就记载了一个烈妇殉夫的故事。儒生王玉辉的女儿出嫁不久,丈夫暴病死去。王玉辉依照“三从四德”的儒家教义,极力怂恿女儿绝食殉夫。女儿活活饿死后,他竟仰天大笑,连声赞曰:“死得好!死得好!”那些知县、儒生也纷纷到灵前拜奠,请旌烈妇,称赞王玉辉“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


无形的枷锁比有形的枷锁更坚固。孔学在精神上对妇女的摧残要比在肉体上的摧残更残酷。在封建社会中,不少妇女在思想上受了孔孟之道的毒害,往往心甘情愿充当旧礼教的牺牲品。五代时有一个寡妇,在送丈夫灵柩返家的路上,在旅馆里同人口角,手臂被推了一下,她就拿起刀来把这只手臂给砍掉了。别人问她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傻事,她竟回答说:“若不砍了这手,就被男人污了”。难怪清代的戴震气愤地指出:“以法杀人,人犹怜之;以理杀人,其谁怜之?”因此,贞节牌坊是建立在历代妇女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它凝聚着中国妇女世世代代诉说不尽的血泪冤仇,是历史上儒家迫害妇女的有力见证。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儒家对妇女迫害的过程,也就是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激烈斗争的过程。劳动妇女从来就是一支极大的革命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 加。在封建社会里, 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斗争是同农民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民起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无不有受剥削压迫最深的劳动妇女的参加。西汉的赤眉起义,就是由妇女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的。隋末农民起义军中有一支队伍,是由李文相同他母亲霍氏领导的。他们到处焚毁儒家经书, 对孔学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唐初妇女陈硕真在浙江发动农民起义,自称文佳皇帝。这是对男尊女卑、“君权神授”的有力批判。北宋末年方腊领导农民起义,他的妹妹方百花在起义军中是个重要将领,后来还做了元帅。南宋末年从山东爆发的杨安儿、杨妙真兄妹领导的红袄军起义,直捣曲阜,火烧孔庙,吓得孔老二后裔“衍圣公”仓皇逃命。明朝永乐年间有妇女唐赛儿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清初有部叫《女仙外史》的小说,就不得不承认唐赛儿所领导的起义军所向披靡,打得明朝统治者狼狈不堪。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妇女参加的就更多了。太平军中有女军、女将,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英勇杀敌,屡败清军。太平军提倡男女平等,禁娼妓,禁缠足,禁止买卖婚姻,狠狠打击了孔学这具精神枷锁。


男女在封建社会中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带有商品的烙印。资产阶级撕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上所笼罩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化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阶级没有也不 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中国资产 阶级的文化思想,从来就夹着许多封建余毒在内,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通过 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经过无产 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劳动妇女得到了真正解放。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的革命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今天,女同志和男同志同样地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从天上到地下,从高原到海洋,从领导到群众,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我国妇女虽然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孔孟之道 以及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也仍然没有结束。聘礼、 婚宴之类的陋习在一些人中颇为盛行,即是一例。因此,在妇女问题上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旧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无论是男同志或女同志,都要肃清自己头脑中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毛主席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发出号召:“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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