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货币政策层面，美国如何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维持金融稳定？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假定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借贷成本来发挥作用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低的资本成本会使投资新工厂更有利可图，而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则会使买方更容易承受。人们冒险的意愿随时间变化通常不会被考虑在内，这在原则上也会影响他们的借贷和投资决策。
货币政策和风险承担
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风险承担的趋势，这被称为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
例如，许多研究人员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更愿意向高风险借款人贷款。
宽松的货币似乎也使投资者更愿意持有风险资产，因为当利率较低时，投资者持有这些资产所需的额外收益率往往会下降。
同样，联邦基金利率的下调降低了投资者对持有长期证券的风险所要求的补偿，放大了政策放松对长期收益率的影响。
为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人们愿意承担风险的意愿呢？有几种机制在起作用。首先，如果政策放松改善了经济状况，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或预期收入，那么他们会感到财务上更有保障，这反过来又使他们不那么担心冒险的潜在负面影响。
例如，如果投资者觉得自己能承担得起形势恶化时的损失，他们就更有可能购买高风险股票。相比之下，财务缓冲较小的投资者更有可能会更加保守。
此外，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让经济环境更安全来增强投资者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风险投资的意愿。例如，政策放松如果伴随着持续支持的保证，应该会减少投资者对最坏情况的担忧，从而鼓励他们对风险资产进行额外投资。
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资产价值，改善借贷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促进新信贷的流动，包括流向风险较高的借款人。更强大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缓解了对新贷款的监管限制，提高了银行吸引低成本和保险资金的能力。
最后，当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提升时，他们的信用度也会提高。例如，拥有更多房屋净值（因为房屋价值会增加）的房主将更容易获得二次抵押贷款或房屋净值贷款，而拥有更多抵押品的公司将能够以更好的条件借款。
在商业周期中，资产负债表强度的变化是曾经称为金融加速器的核心。其基本观点是，经济上升往往会改善家庭、企业和银行的财务状况，进而鼓励更多的贷款、借款和投资。
在经济衰退期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私营部门的冒险行为通常是太低而不是太高了。重要的是要鼓励银行和其他投资者承担合理的风险，而不是囤积现金以及保持低调。
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经常谈论恢复公众信心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但也有可能是好事过头，货币或其他经济政策会诱使更多的风险，而不是为了长期的金融稳定。
正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帮助恢复过低的风险一样，它也可能导致风险增加，最终超出预期。例如，倾向于推断最近的趋势或有选择地解释证据—以更好地符合他们先前的信念。
更普遍地说，短期记忆和外推思维可能会让人们相信，如果经济状况最近保持稳定，那么它们将继续保持稳定。
宏观审慎政策
货币政策影响风险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来源，或者是预防危机的最有效工具。
例如，19世纪反复出现的银行业恐慌，以及引发大萧条的全球危机，大多发生在金本位制度下，而且这是在现代积极的货币政策出现之前发生的。
此外，如前所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充其量只是2007—2009年危机的一个次要来源。
总体而言，虽然货币政策似乎确实会影响冒险行为，但其他因素，如金融体系的结构、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大众心理，也会影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此外，尽管上述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帮助防止或缓解金融危机，但是让货币政策偏离其经济目标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管理得当，货币政策是稳定经济的有效和灵活的工具。
更加被动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过高的通胀或过低的就业，而不会对促进金融稳定起到太大作用。出于这些原因，在美国改变如何运用货币政策方式之前，应该问一问，是否有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旨在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政策统称为宏观审慎政策。相比之下，传统的监管政策现在有时被称为微观审慎政策，旨在促进单个金融公司和市场的稳定、效率和公平，而没有明确考虑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这两种政策都可以在促进金融体系正常运转和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尽管在2007—2009年危机之前，一些国家已将宏观审慎因素纳入其监管框架，但自那以来人们对这方面的兴趣激增。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具有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权力的官方部门，国际监管机构也颁布了最佳做法，并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相关事务。一些金融机构和市场有多个管辖权重叠的监管机构，而一些机构和市场则没有有效的监管机构。
在某些情况下，监管机构对过度冒险行为选择不优先关注或对其施加限制措施。除了这些缺陷之外，危机前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概念缺陷：每个监管机构只涵盖一组狭义的机构或市场，在其领域之外不承担任何责任。
与此同时，危机暴露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弱点，也不适合任何单一机构的监管范围。例如，没有监管机构负责了解证券化更为广泛的风险，也没有监管机构负责弄清楚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倒闭或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挤兑的影响。
总之，没有人对整个体系负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地的立法者和监管者总体上加强了监管，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对金融体系每一个组成部分实行孤立的监管并不能确保总体的稳定。
监管机构的回应是创建了新的宏观审慎框架以监测和促进体系的稳定，同时又不牺牲仍然至关重要的任务，即确保单个公司或市场的安全、效率和公平。
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分为两大类。结构性政策也被称为穿越周期的政策，旨在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冲击的整体韧性。结构性政策一旦到位，就不会随着商业周期或市场发展而改变。
与之相反，周期性政策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和金融状况或新出现的对稳定的威胁而有所变化。然而，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看，一项特别重要的规定是建立一个新的监管委员会，即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应对金融稳定风险。
美国宏观审慎政策的缺陷
尽管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美国宏观审慎政策仍存在重大缺陷，使金融体系处于风险之中。其中大部分是可以补救的，但这样做也需要立法者和监管者作出真正的承诺。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目的是让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带头监督金融体系，并协调应对潜在的风险。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结构以及对其权力的限制，阻碍了履行职责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领导，这可能赋予其合法性，但也意味着该委员会或多或少具有活跃性，这具体取决于财政部部长的优先选择。
例如，在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蒂文·姆努钦的领导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采取了放松监管的方式，但在让金融体系更安全方面倒退了一步。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并未使用《多德—弗兰克法案》所授予它的权力，指定特定的非银行类金融公司或活动具有系统重要性。
事实上，在人寿保险公司提起的一起诉讼中，没有对法院一项有问题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使得认定金融公司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难度大大增加。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是一个由监管机构组成的委员会，每个监管机构都保留其独立的权威。
各机构负责人大约每季度开会一次，交流意见和信息，如上文所述，委员会可以向单个机构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具体行动，但这种协商过程减缓了对新出现风险的潜在应对。
此外，一个顽固的机构可以无视旨在促进金融稳定的建议，即使该建议得到委员会所有其他成员的支持。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在奥巴马时期改革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在2008年遭受了灾难性的挤兑，需要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紧急援助。货币基金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提议进行改革以消除货币基金的挤兑风险。
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久拖不决，辩称它缺乏足够的权威，它并没有金融稳定的授权，而且由于历史原因，通常不把控制风险视为其使命的一部分，最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是实施了一系列有限的改革，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美联储、财政部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都很清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改革力度还不够，货币基金投资者挤兑的动机并未消除。事实上，一些货币基金在2020年3月的危机中经历了挤兑，进一步的改革显然是必要的，但除非有新的立法，否则还需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积极合作。
虽然宏观审慎政策应该减少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但永远无法消除它们。因此当危机发生时，美国方面需要适当的工具来处理危机。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有序清算权允许监管机构从金融稳定视为倒闭的系统性非银行金融公司。
其实，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处理破产公司的新工具，各国正在共同努力的司法管辖区也创造出了解决演练，为跨国公司的倒闭做准备。一切利用非银行机构的有序清算权不如联邦存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另外，处理那样灵活。监管机构不能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破产银行的权力那样，利用现有的保险基金来解决非银保险公司在关闭或出售时的任何成本都将在事后通过评估金融业银行机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