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传统家庭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男性妥协》读书笔记3

一、传统家庭中的男女

在中国家庭体系中，女儿只是家庭的临时成员，很快就会离开原生家庭，对家庭而言只有短暂的价值；而儿子“建构了一个连续的，包含权力、财产和荣誉的家族体系，并将之有序平缓地代际传递。当女性结婚后，跟着丈夫的家庭生活，对人生起主要作用的对象由原生家庭转变为了丈夫的家庭。新郎家的彩礼则是补偿女方家庭劳动力的损失。如果将从夫居比喻为”交换系统“，则女性就是其中的”货币“。即便是后来出现了对从夫居产生挑战的”入赘“，其接纳度也很低。中国父权制中，儿子被视为延续香火的核心角色，所以父母为了资助儿子的婚姻而背上巨大的经济压力，于是年轻一代男性更倾向于生养女儿而不是儿子。

朱爱岚总结，中国农村女性的弱势地位、性别不平等来源于广泛实践的婚后从夫居和外婚制，这些体系共同创造了“由具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一个或数个男性为核心所组成的”社区。从夫居的结构让女性在原生家庭中变为临时成员，在夫家变成一个没有资源获取和管理权限的外人。中国传统中的“三从”（婚前顺从父亲，婚后顺从丈夫，丧偶之后顺从儿子）也体现出家庭中女性不被允许有正式的权力。不过，女性也会通过发展子女，尤其是和儿子的情感纽带，获取子女的忠诚而建立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此外，女性还会通过公开挑起冲突羞辱丈夫、回娘家等方式获取家庭权力。                   

虽然农村男性肯定妻子管理家庭的能力，但是他们同样要求妻子表现出将丈夫或夫家利益放在妻子自身或妻子娘家利益之上的顺从和恭敬。可见，中国父权制中存在一个内在矛盾：妻子被期望能够“管住”丈夫、“管理”家庭，但同时妻子也必须是温柔的、顺从的，妻子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需要将权力保持在不言而喻的界限之内从而维护男性主导的传统观念。妻子需要权衡什么时候该顺从丈夫，维护丈夫的面子。

二、城乡迁移中的男女差异

面对城乡迁移，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有显著不同的返乡意愿：男性农民工认为城市生活只是暂时的，将来必然要归根，他们将村庄和美好的记忆（家庭互助、邻里情感）联系在一起，且城市带来的压力使他们感到挫败和孤独。女性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因为城市拥有更便利的设施和交通、干净卫生的居住环境以及工作机遇和独立收入。

在财务支出上，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由于在外打工不在孩子身边，于是倾向于回家探亲时给孩子买衣服、零食和玩具补偿留守子女；而务实的妻子则倾向于储蓄，反对丈夫的慷慨大方。此外，男性农民工抽烟、喝酒的习惯也是一笔开支，容易受到妻子的反对。但在男性农民工看来，抽烟、喝酒其实是社交生活的部分，被控制这方面的支出意味着其社会纽带遭受缩减。

三、城乡迁移对关系中的权力的影响

城乡迁移挑战了传统的从夫居，如婚后定居哪里（女性可能不愿意回到丈夫的农村老家，更希望留在城市）、妻子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女性对家庭开支的掌控。女性因为性别比例失调而在婚姻市场上有更强的谈判力，她们可以以此来争去婚后从娘家住的权力。

在做决定上，受访者认可男性主导的家庭范式——大事儿由男人决定，小事儿由女人决定。大事儿如在哪定居、妻子是对娘家还是婆家展现最大忠诚、妻子留在城市里还是村子里；小事儿如家庭开支和丈夫消费。不难发现，头两件大事儿对于维系父权制和从夫居具有关键作用。婚后的分配中，男性农民工多认为妻子不应该在经济上资助她的父母，希望夫妻两对丈夫的家庭保持更高的忠诚（如过节时去夫家或先去夫家）。

在花销上，男性农民工和妻子的互动主要有委托、沟通、表面让步和冲突。委托即丈夫将决策权交给妻子，但是保留否决权，这种方式中，男性农民工会将全部工资交给妻子，只在需要时向妻子要；沟通是在决定前进行夫妻讨论，这一方式意味着双方有平等的权力，男性农民工充分考虑到妻子对家庭的贡献的重要性；表面让步是丈夫做一些阳奉阴违的小妥协，如假装认可或者背着妻子花钱；冲突则是丈夫使用暴力停止妻子对其花销的抱怨，暴力不仅是他们让妻子安静的方式，还是他们在地位倒置的关系中重建男性尊严的方法。受访者中绝大多数都认为男子气概主要是建立在养家的基础上。

来源：

《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

蔡玉萍，彭铟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