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陆沉：八王之乱

一、引言：浅论“八王之乱”之名与西晋之军制

骨肉相残、引狼入室，可谓传统史学对“八王之乱”的定调。唐修《晋书》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位西晋宗王合传于列传第二十九，“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自房玄龄等唐代史臣之后，八王应该为西晋灭亡、“五胡乱华”负历史责任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无意就何人该当何责作辩，但细究“八王”各自的政治行动，明确有哪些历史人物以何种程度参与到这一特殊的时局之中，梳理西晋中后期政局的走向，则十分有必要。传统意义的“八王”，汝南王亮不过唯朝廷之命是从，遇到危机则逃之夭夭，没有参与或发动武装政变，唐人以其与楚王争权、不以宗室集体利益为先造成贾后擅权，将之划为八王之第一位；楚王玮意气行事，乃贾后功成而烹之的走狗。汝南、楚二王，列入八王序列有一定的分期意义，但论其政治能量与作用，则远不能与后五位切实参与政变和内战的宗王相比。赵王伦、长沙王乂都是依靠中军主宰政局的，而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都曾举地方之兵与中央对抗，其中齐王冏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经历了中军与外军的转变。再论主动发动异族参与内战者，则是河间、成都、东海三位角逐于内战后期的宗王。此外，以自有军力参与政变或内战的，尚有淮南王允、新野王歆、南阳王模、高密王略、新蔡王腾等宗王。综上而论，“八王之乱”并不能确切地概括晋武帝死后直至司马越独掌朝政的西晋历史，但此称沿用已久，如今分疏明白，知其实情即可。

“八王之乱”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一系列发生在首都洛阳内部的宫廷政变，政变发起方都要依赖“中军”作为武力后盾。第二阶段则是波及西晋统治核心地区的大规模内战，首都的“中军”、地方的“外军”都参与其中；内战阶段亦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地方对抗中央、邺城幕府与洛阳朝廷的矛盾为主要线索，后期则是东海与河间二王的东西之争。

魏晋所谓“中军”，即包括保卫皇宫的禁军在内的中央武装部队，驻屯在洛阳及其周边的京畿地区，由皇帝直接指挥。西晋禁军即史书所言“殿中兵”、“宿卫兵”，其中最重要者为左、右二卫，各设一名将军统率。起初，编制有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及熊渠武贲（左卫）、佽飞武贲（右卫）等军队，观其名可知尤重弓弩射击。此后二卫所属的武贲军扩编为命中、武贲、羽林、上骑、异力五部，每部置一督。左右二卫之外，还有多种“冗从武（虎）贲”和常从、武骑等部队。京城卫戍部队之中，领军、护军与左、右、前、后四军也负责宿卫。上述所及部队，可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用于护卫皇帝本人的禁军，中军将军（后改称北军中候）为诸宿卫兵的统帅。除宿卫部队和东宫卫队之外，中军其他部队都驻扎在洛阳城外，晋武帝时有“三十六军”之号。其中有沿袭自汉代的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各统一营兵，与灭吴后增置的翊军校尉并为六营兵；还有源于曹魏的中坚营、中垒营等。高平陵政变之中，司马懿正是运用忠于自己的中军部队取得胜利，故而司马氏专权后，致力于加强中军，削弱地方的“外军”，平定淮南三叛、攻灭东吴，都以中军为主力。

自魏文帝以来，设置都督统领一州或数州军队，出镇地方者号“都督某某诸军事”。西晋灭吴之后，晋武帝罢州郡自行征募之兵，实行刺史治民、都督治军。出为都督者往往加授将军号，统领中军营兵补强督区所辖外军以应对战事。自曹魏以来，洛阳之外，许昌、邺城、长安、下邳四大军镇最为重要，驻于以上各镇的豫州、冀州、关中（雍梁）、徐州都督随之成为各都督中的显要。虽然，西晋制度并不赋予都督管理民政和武官选任、军事后勤的权力，但在实际政治运转中，藩王、将军或拥有开府之权的其他官员因其本身所有的人事与军事权，若失去了中央的强力监察，即可轻易插手下辖州郡的各种事务，这使得都督实际成为集军政权力于一体的地方长官，以至于趁乱成割据之势，此亦是“八王之乱”演变为大规模内战的根源所在。

二、齐王就藩之争与宗王出镇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司马炎下诏任命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并回到封国就任。这封诏书一举引爆了洛阳朝堂，张华、王浑、曹志等重臣和扶风王司马骏等宗室都明确表示反对齐王就藩，皇帝在这一问题上和大多数官员站在了对立面。西晋的皇位继承危机浮出水面，围绕皇室的宗王政策亦随之迎来了重大调整，并深刻影响了此后西晋政局的走向。

齐王司马攸是晋文帝司马昭的次子，与武帝同属文明皇后王元姬之嫡出，深受父母宠爱。因景帝司马师无子，死后无嗣，司马攸被过继给这位伯父，从而在名义上成为宣帝司马懿的长房长孙。西晋建立后，司马攸获封齐王，历任骠骑将军、镇军大将军、司空，并长期兼领侍中这一机要职务，在朝廷上具有可观的政治能量。随着武帝司马炎身体状况的逐渐恶化，对于他智力上有所欠缺的继承人司马衷而言，司马攸无疑是强有力的皇位竞争者，“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晋书·齐王攸传》）近臣荀勖、杨珧等为了能让太子顺利继位，向武帝建议分遣诸王到封国就藩，以冀将齐王排挤出帝国权力中心。在力排众议发动灭吴战役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再次罕见地表现出对朝臣的强硬态度，多次催促齐王离京之国，司马攸则苦苦哀求乞留洛阳，乃至上书表示愿弃职为母亲王皇后守陵，然而武帝坚决不收回成命。在皇帝与齐王、群臣的政治拉扯之中，气急生疾的司马攸于受令的次年三月暴亡，王爵由其子司马冏继承。

晋初，诸宗王并不到封国进行直接统治，他们大多在洛阳任官，担任中军的各级军官或其他机要之职；有些宗王则沿袭司马懿夺取曹魏政权后使司马氏子弟镇守要地的布局，担任都督出镇地方，如参与灭吴之战的琅邪王司马伷先后都督徐州、青州，梁王司马肜两度都督关中以平息氐羌叛乱。西晋宗王食封不过一郡或数郡之地，封国由朝廷派出的国相（后改称内史，同于郡守）治理，王爵本身所配有的军队难堪割据之任，只有担任朝廷、禁军要职或以将军、都督之职开设幕府才能掌握更大的政治军事权力，故而宗室多留恋洛阳，以图分享权力资源的契机。咸宁三年（277年），出于筹备灭吴之战和备边御羌的考虑，晋武帝将担任都督的诸王封国调整到其都督区之内或相邻地区，无官职在身的宗王就藩，“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伦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辅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以东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阴王骏在关中，徙封扶风王；又徙太原王颙为河间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其无官者，皆遣就国。诸王公恋京师，皆涕泣而去。”（《资治通鉴·晋纪》）此后，加都督、将军号的西晋宗王大都受领与官职督区相近的封国，且若非变动督区或入朝担任要职，则在此督区上长期任职。此次分遣诸王之国与“移封就镇”，使得担任重镇军政长官的宗王有机会得以积蓄独立的军事实力。

齐王就藩风波之中，晋武帝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朝中重臣与旁系宗王联合反对实质上巩固太子继承权的措施，使得皇帝转向另一个极端：在朝中任用外戚，在地方加强帝系宗王。武帝两人皇后均出自弘农杨氏，外戚杨骏、杨珧、杨济或在尚书、或居禁军，时人号之“三杨”。其中，太子外祖父、才能最为平庸的杨骏出任车骑将军，获得开设军府、统领中军部队的权力，成为武帝重用后党的显著信号。地方上，武帝诸子原本只有稍为年长的司马柬出镇南阳，许昌、邺城、长安、下邳四大镇都由旁系宗王都督；及太康十年（289年），琅邪王司马伷、扶风王司马骏两位兼具实力与名望的宗室都已去世，武帝将忠厚老实的宗室长者、汝南王司马亮召回朝中，加封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另一边派遣自己的儿子占据重要方镇，“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晋书·武帝纪》）尚属年幼的几个小儿子和长孙司马遹也获封王爵，成为拱卫未来皇帝司马衷的第二梯队。

三、阴谋与政变

晋武帝身体状况的恶化速度比他调整帝国权力结构的速度更快。距太康十年的大规模分封不过一年光景，司马炎就已病入膏肓，以至于失去了语言能力，这给了皇后杨芷和近侍杨骏直接掌控晋朝最高权力的契机。武帝本意以杨骏和司马亮共为辅臣，佐以司徒王浑、太保卫瓘，于朝中扶持司马衷顺利继位，掌握关中、荆州、江东的嗣皇帝诸弟则与其他地方大员成牵制之势。然而权力欲旺盛的杨骏并不满足与汝南王分享权力，他先是扣留了已发至中书的遗诏，再操纵皇后以近乎胁迫的方式要求武帝承认杨骏为唯一的辅政大臣，矫称皇帝口宣遗诏，“（杨骏）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晋书·杨骏传》），一人攫取了朝廷、东宫和中军的最高权力。司马亮惧怕杨骏即将使用武力清洗异己，出奔自己之前出镇的许昌。即将成为皇后的贾南风在武帝的打压之后，又要受制于同样即将升级太后的杨芷和她背后的杨骏；以宗室王公为骨干的殿中禁军，眼看着毫无战功的杨骏骑在他们头上；洛阳之外，无论是疏属都督还是帝系亲王，对异姓人控制皇室的不满逐渐高涨。

武帝驾崩，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坐拥高位却才望平庸的杨骏并没有能力巩固自己夺来的果实。惠帝皇后贾南风借着不满外戚的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牵线搭桥，与外镇的楚王玮、淮南王允以及殿中禁军的部分军官结成政变同盟。惠帝新登大宝，楚王、淮南王便借机申请入京朝觐，自认为握有优势的杨骏认为二王在外强横，入京则为自己控制，这是翦除两个强藩的机会，于是同意。入京的二王迅速与贾后一党取得联系，于永平元年（291年）三月辛卯日发动政变。贾后党在夜间控制皇帝，发布罢黜杨骏的诏书，紧随传诏使者之后，是东安公司马繇率领的四百殿中禁军；楚王玮亲自率兵把守宫城司马门，淮南王允则派遣领国国相刘颂所部屯卫皇宫。杨骏府邸为曹爽故居，在洛阳武库之南，政变发生的消息先于东安公的部队传至，杨骏一方得以聚议应对。太傅主簿朱振提议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弹压政变，“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晋书·杨骏传》）时杨骏任太子太傅，实际掌管东宫卫队，故而当务之急是调集城内外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拥戴太子取得清君侧的名义。大难临头，杨骏却犹豫不决，属下提出的计策都得不到采纳，导致人心离散。司马繇军很快包围骏府，纵火焚烧，弩兵抢占周边阁楼高地，压制了骏府的出入通道，杨骏的亲兵受困于箭雨火海之中，连突围都无法做到，遑论反击取胜。孟观等人暗中受贾后旨意，待禁军突入骏府后，诛杀府中之人，杨骏及其亲党皆夷三族，躲藏在马厩的杨骏本人则死于殿中兵的大戟之下。

杨骏既除，巨大的权力真空就成为政变发起方的战利品。司马玮留在京城担任卫将军，兼领掌管中军主力的北军中候；参与政变的殿中禁军“督将侯者千八十一人。”（《晋书·惠帝纪》）失去共同的敌人，贾后与楚王的同盟裂痕暗生。再次被请入朝中辅政的老人司马亮很快与在洛阳耀武扬威的气盛后生司马玮产生矛盾，司马亮欲夺侄孙子兵权，司马玮则召集了一批不满论功行赏结果的禁军威逼叔爷爷。贾后借机暗示司马玮可更进一步，楚王则再次采取行动充当皇后窃取大权的刀刃。杨骏死后不过三个月，楚王玮矫诏发动洛阳三十六军，宣布司马亮、卫瓘欲行废立之事的罪名，以捍卫武帝一系江山的名义发动军事政变，逮捕并处死了两位辅政大臣。楚王属官有建言趁势消灭后党、直接夺取大权者，但司马玮没有当机决断。然而暗示而非明发诏书给楚王“锄奸”，正是贾后一党的权谋所计。正当楚王犹豫是否要扩大清君侧的范围时，殿中将军执惠帝亲赐驺虞幡（用以传旨或解散军队的御用军旗）向三十六军的将士宣布楚王矫诏的事实。于是中军皆散走，司马玮无力约束手下的军队，出逃失败，被逮捕并处斩。禁军将官中的新秀、长沙王司马乂因为接受司马玮的伪命攻占东掖门，被改封到冀州的常山国。由此，贾后成为朝臣、宗室政斗的赢家。西晋朝廷在贾后专权、张华辅弼之下，迎来了新皇帝登基后第一段安稳时光。

平稳的表象之下，政治斗争的暗流仍在涌动。部分禁军依旧由司马氏宗亲统领，今之贾氏对于他们而言无异于昔之杨氏，外戚的擅作威福让怨怒在殿中兵的兵器仪仗中不断积蓄。元康九年（299年），因在外戚贾谧与皇太子司马遹的矛盾中言“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晋书·成都王颖传》），成都王司马颖被贾后外放到邺城。同年十二月（本文年月皆从旧历，此月已是公历300年），贾后冒天下之大不韪，设计废黜皇太子，随后处死司马遹及其三子。至永康元年（300年），除了刚从江东被召回的淮南王司马允，洛阳城内已无武帝系宗王的势力，贾后对宗室的迫害，使得剩余的王公及其麾下禁军的危机感与日俱增。此前治理关中不力的赵王司马伦，反而在局势助推下成为了推翻贾氏外戚的核心人物。

正如前文引述晋武帝咸宁三年分封之情况，司马伦的封国先是位于青州的琅邪，后转封到冀州的赵国。青州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深受民间道教的影响，司马伦本人即笃信天师道，奉琅邪的天师道望族孙秀为谋主。司马伦先因封国出镇邺城，后以征西将军之职出镇关中，“刑赏失中，氐、羌反叛”（《晋书·赵王伦传》），朝廷以其兄长梁王司马肜代之，司马伦返回洛阳。通过谄媚后党的实权人物贾模、郭彰，司马伦得以在贾氏的政治清洗中幸存，乃至于被贾后划为亲信，于太子司马遹被废后获封右军将军。时司马雅等亲太子的殿中军官谋求推翻贾后、匡复皇太子之位，而司马伦与孙秀都是势利之徒，又居于军队要职，于是军官们积极游说赵王。孙秀则祭出毒计，先向后党透露太子党军官预谋政变的消息，促使贾后处死废太子；反贾后派愈发惶恐，不得不向掌握中军、又表现出动摇态度的司马伦靠拢。废太子被杀不过一个月，司马伦一变成为宗室中反抗外戚的中坚领导。永康元年四月三日，司马伦发动中军三部司马，矫诏搜捕贾后及其党羽，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率领三部司马兵百人夜入皇宫，政变顺利完成。贾后步废太子后尘，先被废为庶人、后被处死；稳定朝局的张华、裴頠等重臣也被当作后党一并被杀。

武帝死后，十年内朝政大权三次易主，洛阳城内的野心家肆意妄为，一次次政变剧烈冲击着晋朝的政治威信和社会安定。贾后擅权终结，随着赵王伦上台而来的并不是新的秩序，而是冲突的全面扩大。“八王之乱”即将走出洛阳的皇宫，终结三国之后全天下仅二十年的和平，将皇族宗王、世家高门、内迁异族和无数普通百姓投入内战的地狱。

四、“三王举义”：分崩离析之始

“八王之乱”从仅囿于洛阳的宫廷政争转变为西晋王朝的内战，实质是握有实权的都督宗王开始以地方力量直接干预动荡的中央政局。晋惠帝无力统御朝廷，禁军和朝臣没有成为天子延伸权威的臂膀，而是沦为野心家窃取皇权的工具。杨骏、贾后都维持着皇室最后的体面，宗王们纵使有心参与到中央的权谋游戏，也要先进入京城的政治圈子。但司马伦和孙秀破坏了这种脆弱的平衡。

一石二鸟的夺权计谋轻易成功，不仅使得生性贪婪的司马伦和孙秀能在朝中肆意擅权食利，而且复苏了作为宣帝庶子的司马伦心中尘封已久的、本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除贾有功的齐王司马冏率先被排除出朝，外镇许昌；武帝诸子中最具才干与威望的淮南王司马允明升暗降，兵权被褫夺。司马允打算再现推翻杨骏之谋，于永康元年八月率领“淮南奇才剑客”（《晋书·武十三王传》）发动政变，中军多有响应者。但司马伦专权后，紧急加强了对中军的控制和皇宫防卫，淮南王军未能攻入宫内控制皇帝，转攻司马伦本人所在的相府，东宫卫队亦有部队响应淮南王，司马伦一度陷入险境。伦子司马虔设计，派出宫中禁军诈称皇帝降诏援助淮南王，淮南王所部打开军阵迎接诏书与援军，结果司马允遇刺身亡，政变失败。粉碎障碍之后的司马伦直接亮明了篡位称帝的野心。永宁元年（301）正月，经过一系列造势、劝进之后，在中军三部司马的簇拥下，司马伦接受惠帝的“禅让”，登基称帝。

司马伦篡位引起了外镇宗王的强烈反弹。司马伦于正月篡位，反对他的军事联盟在三月就建立起来。距离首都最近的齐王司马冏率先起兵，以捍卫武帝系皇统的名义传檄天下，“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皆举兵应之，众数十万。”（《晋书·惠帝纪》）尚未尝到君临天下滋味的司马伦匆忙派出洛阳中军，分别在南北两线抵抗齐王和成都王。联军具有总体上的兵力优势，应是无疑，然而中军在对阵外军时依然取得了节节胜利。孙会、许超战成都王军于黄桥，大胜，将战线稳固在汲郡；张泓则通过防守反击战胜齐王司马冏，推进至颍水一线，逼近齐王的大本营许昌。加之河间王司马颙实乃骑墙派，派出的张方仍在关洛道路迁延观望，形势看似有利于司马伦。但洛阳中军没有打出决定性的歼灭战，成都王、齐王军往往能在战败后重整。

南线的营啸事件，则扭转了整个战局。中军各部渡过颍水后，孙辅、徐建两部军营发生混乱，部队溃散，逃回洛阳的孙、徐二军官认为张泓孤军必不能支撑，于是报告齐王冏兵锋已不可当。司马伦急忙调回北线的司马虔、许超所部，然而之后又得到了张泓战胜的军报，刚刚渡过黄河前来支援的许超部队又被命令返回，这严重影响了北线部队的士气。张泓调动诸军转守为攻，结果中军各部配合不当，被处于守势的司马冏各个击破。战况立即倒向了齐王一方，张泓收拢部队退回颍水据守。为了争取战果、稳定朝中人心，司马伦命令刘琨督河北将军，持节催促诸军向司马颖发动进攻，结果又败于湨水，刘琨被迫烧毁黄河上的桥梁，洛阳城暴露在成都王军的兵锋之下。

河北的失败严重削弱了司马伦的军事实力。对孙秀弄权和战场失利的不满叠加在一起，、部分中军军官决意终结伪帝和孙秀昏庸的统治。四月七日，以左卫将军王舆和尚书、淮陵王司马漼为首，负责宿卫的左、右卫及三部司马展开行动。孙秀关闭中书南门试图抵抗，愤怒的宿卫兵放火焚烧宫门房屋，将其逼出后斩杀。王舆派出曾在杨骏府邸里“表现出色”的大戟甲士把守政府各个机要部门，控制剩余的篡党分子。左右仆射、诸曹尚书等八坐级别的高官，被政变士兵拘禁在一棵大树之下。待尘埃落定，王舆率领部队驻屯云龙门，胁迫司马伦发出了最后一道“诏命”，宣布归还皇位给惠帝司马衷，要求仍忠于自己的所有武装停止抵抗。在政变发生之前，孙秀已心有不安，发令召回前线的司马虔，但是虔部在政变当日尚未抵达洛阳，收到都城政变的消息后，这支军队旋即溃散。成都王司马颖率先抵达帝都朝觐天子，并派出赵骧、石超领兵夹击仍与齐王对峙的张泓军，张泓见势只得投降。司马冏以首倡义兵之功，上洛执政；司马颖听从卢志的建议，返回河北，邺城幕府由此成为可与洛阳朝廷相抗衡的独立势力；其他自贾后时期遭受打压的武帝系宗王各有封赏，司马乂恢复了长沙王爵，并晋升至骠骑将军、开府，领有中军左军。

当惠帝的銮驾在军容整齐的中军护卫下离开金墉城、自端门返回洛阳皇宫时，“百姓咸称万岁”（《晋书·赵王伦传》），惠帝反正似乎象征着秩序的回归，人们仍然相信天命在晋。国命多舛的西晋王朝在经历了外戚弄权和外支篡位后，由团结而强大的近支宗王们簇拥着正统天子复位，阴谋已被粉碎，和平就要到来。但实际上，齐王司马冏号召各地都督、刺史、郡守举兵讨伐篡位者的檄文传遍天下后，地方的实力派已然发现，以往由司马懿到司马炎三代四主借由中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消失了。

五、洛阳困兽

一杯金屑酒送走了昏懦无能的司马伦，洛阳的中军、官僚和百姓又迎来了暴虐任性的司马冏。率军入洛的司马冏没有表现出丝毫谦逊尊君的态度，在当众论功之前就攫取了大司马这一实权职位，“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晋书·齐王冏传》）目无君长、贪利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东莱王司马蕤联合铲除孙秀的功臣王舆谋划再次以中军武力驱逐齐王，但事泄而败，王舆遭夷三族。成都王司马颖自归邺城，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始终未进入司州境内一步，朝中无敌的司马冏于是愈发肆无忌惮，“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晋书·齐王冏传》）但凡进谏者，轻则遭受毒打，重则斩首弃市。主簿王豹此时意识到诸王在外尾大不掉，司马冏此刻被局限在洛阳之内，与根据地豫州的联系变得薄弱，其本人又缺乏在朝廷中长袖善舞的政治才能。于是他向司马冏献上“分陕”之策，建议齐王承认现状，仿照周公旦与召公奭分治天下夹辅成王的典故，与成都王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齐王应该回到许昌，避开政治上的短处，发挥拥有地方雄兵的长处，同时将南方各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心中已有异志的长沙王司马乂偶然见到王豹的上书，便向齐王申告：“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驼下打杀！”（《晋书·王豹传》）司马冏果真听从“骨肉忠言”，下令在洛阳大街上把王豹当众打死。这位齐王府忠臣感受到了春秋时伍子胥的悲愤，要求把自己的头颅悬挂在大司马门上，看着诸王的军队攻入齐王府。

王豹的遗言很快变成了现实。距离司马伦篡位还不够一年，外地藩王反对洛阳执权者的联盟再次组建起来。河间王司马颙号召全天下为了属于武帝一脉的正统皇权共同讨伐不守臣节的司马冏，请求武帝的两位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发兵于外，长沙王司马乂举义于内。不待邺城和长安的大军到达，在中军颇有威望的长沙王就率先使用百试不厌的洛阳政变模板，率领本部兵马控制了惠帝，随后又以雷霆之势打出斩首行动。司马冏妄图效仿张华消解楚王军势之计，请出驺虞幡宣称长沙王矫诏，但控制皇帝本人的长沙王军并未动摇，这反而耽误了齐王调动集结己方军队的时机。经过火攻与箭雨对射，兵力虽少但尽属精锐的长沙王所部成功擒杀司马冏。对齐王的清算也一如前辙，本人与党羽皆夷三族，唯有三个儿子年幼，被幽禁在金墉城。

长沙王顺利铲除了齐王，但内战仍应约而至。河间王和成都王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杀死司马冏，而是夺取辅政大权。河间王派出刺客刺杀长沙王的阴谋失败后，利益之争就只剩下战争这唯一的解决途径了。太安二年（303年）八月，邺城幕府以陆机为统帅，牵秀、石超等为辅将，派出大军南征，长安的河间王仍以张方统领东进部队。司马乂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权发动洛阳城内外的中军各营，将惠帝置于军中充作彰显正义、鼓舞士气的大旗，在京畿地区以逸待劳。皇甫商率别部于宜阳阻挡西来的张方部队，司马乂则率主力迎战邺城大军。中军先于缑氏击退牵秀部，然皇甫商没能阻挡住张方，长安军进入洛阳城烧杀掳掠，石超所部亦逼近缑氏。司马乂此时展现出了出色的指挥能力，中军有序撤回洛阳城，驱逐张方前锋后，依托城防之利，主动出击攻打敌军的攻城部队。九月七日，于东阳门外击破牵秀、司马虓；八日，于建春门外击溃邺城军主力，溃兵“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晋书·陆机传》）配合主力作战的石超败退，西面的张方也慑于中军连胜，后撤至十三里桥。但司马乂并没能够扩大战果，中军受阻于张方的防御工事。张方遏制中军攻势后，掘开洛阳西面的水利设施千金堨，洛阳城的水碓停止运转，导致粮价飞涨，进而引发城内动荡。司马乂只能在竭力搜刮城内钱粮，征召十三岁以上的男子服役。东海王司马越作为朝官的首领，此前已经见识过张方前锋部队所造成的损失，此时洛阳又陷入外有重围、内近饥荒的险境，他认为长沙王大势已去，为了维护朝廷对洛阳的控制、避免外军破城蹂躏，于是伙同部分殿中军官兵行险着，将长沙王绑架至金墉城。左右卫试图劫出司马乂，司马越担忧夜长梦多，准备痛下杀手。张方得知洛阳有变，于是派兵前往金墉城带回司马乂，后用火刑杀之。“乂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晋书·长沙王乂传》）

战后，成都王司马颖进入洛阳，获封皇太弟，依曹操辅政故事，在邺城悬执朝政。张方的军队并没有因为长沙王之死而放过洛阳，在大掠一番后返回洛阳。洛阳朝廷执政者能以一城对抗坐拥数州的藩王，正是有长久经营之下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中军作为支撑。鉴于此，司马颖把中军残部划入自己的丞相府卫队，而以成都国的王国部队充任皇帝的宿卫部队，又从南征之军中划出五万，分别把守十二座城门。外藩宗王大摇大摆地进入首都耀武扬威，朝廷受制于邺城的幕府，而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如同自愿入瓮的猛兽，在洛阳这座牢笼中流干了血。

六、天下沸腾

就在后戚、宗王和中军军官们彼此权斗厮杀不亦乐乎之时，来自民间和边疆的怒火正在蔓延。异族叛乱、王朝内战制造了大量流民，背井离乡的流民迁徙到其他州郡，制造了新的矛盾，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流民暴动。镇守边境的地方长官或为参与战争，或为镇压内乱，又与塞外胡人联系，将部落军队引入内地。如此恶性循环，晋帝国的基层秩序快速崩塌，武装冲突几乎遍及各个州郡。

凉州自东汉以来，就是周边诸民族内迁的第一站，匈奴、鲜卑、羌、氐等族在此与汉人杂居，既有少数民族转化为定居农耕的编户，也有汉人脱离户籍成为与戎狄无异的游牧民，故而凉州诸郡成为汉魏晋三朝重点防卫的地区。在晋武帝平吴之前，凉州地区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秃发树机能之乱，叛乱波及整个关陇地区，自泰始六年（270年）至咸宁五年（279年），晋朝多次用兵秦凉二州，付出了沉重代价方才平定。但西晋在关陇和河西的治理并未显著改善，少数民族首领不满于西晋朝廷频繁的征发和无常的索贡，叛乱时有发生。在“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的实际情况下，西北地区成为了族群冲突的炸药桶和流民的输出源。元康二年（292年）并州内迁匈奴人郝散和郝度元兄弟起兵，联系了雍州地区的马兰羌、卢水胡共同反晋，并伴随着关中严重的饥荒，发展为整个关陇地区氐羌族群的叛乱，氐族豪帅齐万年被推举为帝。六陌之战，建威将军周处所部被叛军全歼，关中诸军畏惧不敢进战。此时正值贾后专权时期，洛阳朝廷对于整个北疆西陲连成一片的乱局大为震恐，一方面抽调洛阳中军西进平叛，另一方面在朝中展开了关于如何处理内迁戎狄的讨论。元康九年（299年）春正月，中军的后党代表、积弩将军孟观率军与叛军战于中亭，擒获齐万年。由于镇守关中不力，梁王司马肜被召回朝中，但这直接促成了当时阴谋推翻贾后的赵王伦之党获得了一位具有可观政治能量的干部。

西北的乱局让大量汉胡居民流离失所，他们大多向南逃避至有重山屏障的梁州汉中，随后或沿蜀道进入益州，或沿汉水进入荆州。益州官府对于规模愈发扩大的西北流民高度警惕，对于这些族群复杂又善于骑射的外客，地方官不断要求他们返回原籍。逼迫逐渐发展为残酷的武装押运，流民于是推举略阳郡的豪族李特兄弟为主，与益州刺史罗尚围绕成都展开拉锯战。永宁二年（302），李特分别击溃了关中和南中两个方向援蜀的晋军，然后激战罗尚主力，惨胜之，进占成都少城。次年，在荆州军的支援下，罗尚联合蜀地诸坞堡展开反攻，最终斩杀李特。但益州战局并未得到根本好转，李流、李雄等持续与晋军作战。随着荆州军的撤退和通往成都太城的粮道断绝，罗尚被迫撤往巴郡，四川盆地脱离西晋统治。

正当益州军队与叛军围绕成都反复血战时，司马乂控制下的洛阳朝廷下诏从荆州征募壮勇进入益州平叛，号为“壬午兵”。都督荆州诸军事、新野王司马歆对荆州山区诸蛮行严苛之政，大肆征发流民及蛮丁充入壬午兵；朝廷催促甚急，要求壬午兵“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晋书·张昌传》），州郡长官便粗暴地驱赶兵士入蜀。出身义阳蛮的游侠张昌趁机屯聚周边流民、蛮族和逃避兵役者，组成山匪集团。张昌以当时流行的天师道团结部众，连续击退江夏太守和新野王的围剿。据有江夏后，张昌扶持山都县尉丘沈为主，改丘沈姓名为刘尼，将之包装为具有汉室血统的“圣人”，尊为天子，置百官，张昌自任相国。又认为制造“百鸟朝凤”的祥瑞，宣耀刘尼的神性。在钱财诱惑、天师道信仰和复汉口号的号召下，大批流民投靠张昌。司马乂任命镇抚幽州有功的刘弘为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派出前将军赵骧率领中军精锐八千，会同此前执行监视荆州任务的平南将军羊伊进攻叛军，豫州刺史刘乔也派兵进驻汝南策应。张昌率主力迎战南下中军，大破之，羊伊阵亡，叛军进占荆州都督府所在的襄阳，司马歆被杀。叛军偏师配合主力四处出击，除豫州方向和弋阳郡防守成功外，荆州大部陷于叛军之手。昌将石冰向江东进军，攻占江州、扬州核心地区，徐州盗贼亦起事响应。刘弘临危受命接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统领陶侃、蒯桓、皮初诸将。晋军先是收复襄阳，陶侃、皮初主动进攻，苦战多日，终于击溃张昌军主力。次年秋天，躲入山区的张昌被擒获，荆州叛乱遂定。永兴元年（304年）三月，统领寿春晋军的陈敏击破石冰，收复江东。

远在泸水之南的南中地区，面临着诸葛亮平孟获后最严峻的危机。先是益州、荆州难民进入土地资源并不丰裕的南夷之地，激化了当地的汉夷矛盾。此后李特起事，益州动荡，南中与朝廷本就脆弱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曾跟随王濬沿江而下攻灭东吴的李毅，此时担任南夷校尉。建宁、朱提土著豪强驱逐太守以反，李毅将之讨灭，但周边蛮夷在叛军鼓动下加入造反行列，犍为成为孤城。西晋中央得知南中危局后，恢复宁州建置，以李毅为刺史，加授龙骧将军，但无法给予任何实质性援助。宁州只能在蛮夷围攻之下苦苦支撑。

严重的边疆危机并没有让西晋权力游戏的玩家们停下。争勇好斗的流民集团、内迁胡人和边塞戎狄，反而被军阀们视作扩大势力、决胜沙场的利器。内战中的西晋国家机器几近失灵，分崩离析、群雄逐鹿的命运已然在前方等待着这个短命的大一统王朝。

七、开始的结束，结束的开始

东海王司马越与前文所述及的其他宗王不大相同，是以学术和德行见称于世者，可谓河内司马氏儒学世家的典型人物。司马越的仕途此前一直在洛阳朝堂之上，从未以将军、刺史或都督官职出镇地方，因参与推翻杨骏的政变而进入中军系统。永康初年，司马越已经拜领司空、掌中书监，成为朝廷官僚的领袖。故而他在外藩诸王的冲突中极力维护洛阳朝廷自身的独立性，避免外地军队进入洛阳把持朝政。

司马颖在布置洛阳的防务、撤换宿卫兵后返回邺城，继续以幕府悬执朝政。但成都王显然并不具备精密安排政治计划的能力，他的谋主卢志一贯反对南征讨伐司马乂，并未随行。因而成都王军表面上控制了洛阳的防务，但留下的主要是负责仪仗的成都王国兵和自河北各地征募、离乡已久的南征军部分部队。成都王军主力北返不过数月，司马越的官僚集团和曾效力于长沙王的部分中军就以维护洛阳朝廷独立、驱逐留守的邺城军为目标，达成了诡异的政治同盟。永兴元年（304）七月，右卫将军陈眕率领部队自云龙门进入城中，长沙王故将上官巳与殿中军官响应，轻松地驱逐了司马颖的留守部队，石超无力遏止士兵溃散，只得逃回邺城。东海王司马越被中军和朝臣推举为盟主，奉惠帝车驾出城，北伐成都王。洛阳军行至安阳，立起皇室大旗，传檄天下，大量倾向朝廷的地方武装加入。邺城幕府在合议后决意抵抗王师，由石超统率五万精兵南下；河间王司马顒也履行与成都王的同盟义务，紧急派遣援军东进。七月二十四日，两军在荡阴交战。由于兵力上占据优势，加之“邺中皆已离散”（《晋书·成都王颖传》）的假情报传来，洛阳一方在行军途中防卫警戒甚为松懈，石超趁机发动突袭，直接突入中军核心的皇帝车驾，飞矢集于御前，侍中嵇绍护驾身死，血溅于龙袍之上。中军直接被冲散，石超在路旁的草丛发现了狼狈不堪的晋惠帝，将其带回邺城。随军王公大臣多被邺城军俘虏，东海王逃回封国，琅邪王司马睿先逃向洛阳，接上家室后返回封地。

荡阴之战消灭了洛阳中军最后的主力，但成都王的危机并未解除。远在徐州，东海王司马越进入重镇下邳，以惊人的速度建立幕府、征召军队，司马越的兄弟司马略、司马腾分别都督青州、并州，还有镇守豫州的范阳王司马虓，一并加入了东海王阵营。对于司马颖而言，近在咫尺的威胁是幽州都督王浚和他的鲜卑、乌丸盟友。自匈奴分裂内迁之后，塞北胡族以鲜卑最为强大，乌丸（乌桓）则为东北悍族，自汉魏以来，鲜卑和乌丸就与中原政权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幽州地区的军政长官则与多个鲜卑乌丸部落建立了雇佣关系。王浚此前相继支持贾后和赵王司马伦，与司马颖多有冲突。为了应对所向披靡的鲜卑乌丸突骑，同时牵制近在太行的司马腾，司马颖派遣刘渊返回并州，发动五部匈奴前来助战。王浚先是杀死司马颖派来的幽州刺史，随后联合鲜卑段务勿尘、乌丸羯朱两部，突击邺城。平棘一战，挟战胜中军之威的石超被幽州军当面击溃。距离荡阴大捷不到一个月，邺城就被王浚和司马腾联手攻破，幽州军所雇鲜卑、乌丸和并州军内的匈奴、羯族士兵在邺城大肆掳掠，可谓“五胡乱华”惨剧的第一幕。

卢志带着惠帝和成都王逃亡洛阳，结果被东进的张方控制。河间王司马颙行董卓故事，命令张方将皇帝迁到长安。西晋内战的格局，由南北交战变为东西对峙。司马越之弟、平昌公司马模进占冀州，王浚借由此前与司马腾的联盟关系投效司马越。以徐、青、兖、冀、并、豫诸州为基本盘的东军阵营成形，而西军的司马颙只有关中一地和威信大减的惠帝朝廷。司马颙试图延缓新一轮内战的爆发，妄图与司马越“东西分陕”，授予其与自己对等的辅政大臣地位。司马越反而发挥诏书所授官职的号召力，与诸宗王、刺史、将军歃血为盟，高举逢迎大驾、还于旧都的大义旗帜，摆明了坚决讨伐朝敌的姿态。镇守荆州的刘弘在尝试调解矛盾、制止内战失败后，表态支持东军。

东军实力不断壮大，势头难以遏阻，“越三弟并据方任征伐，辄选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晋书·东海王越传》）以时间争取优势，对西军而言已无可能，故司马颙见和平无望，企图先行搅乱东军布局。适逢成都王旧部公师藩、汲桑等于冀州起义，司马颙于是派司马颖返回根据地统领旧部，又派兵进占洛阳，以期打通交通线。本意加入东军的豫州刺史刘乔因与范阳王司马虓在豫州主导权上发生矛盾，转而加入西军，得到西军河洛部队的支援，于永兴二年（305）九月击退了向豫州治所许昌进军的范阳王；刘乔之子刘祐在萧县坚守，击退了司马越率领的东军主力；不满于苟晞出任兖州刺史的东平王司马楙，也投靠西军，率兵向刘乔靠拢。东军兵力分散，各自为战，司马颙的中心出击似乎取得了成效，但王浚派出的鲜卑乌丸突骑击碎了西军得之不易的开场优势。幽州突骑由擅长骑兵作战的鲜卑督将祁弘率领，很快跨越黄河，先行支援处于战场中央的范阳王。豫州司马刘琨借得骑兵八百，与范阳王共同渡河，接连击溃了屯军廪丘的司马楙和依考城据守的刘乔；司马虓又使帐下督护田徽分领八百突骑支援受阻萧县的司马越，田徽军向徐州方向长途奔袭，在谯国一举击溃刘祐的部众，西军在豫州、徐州和兖州的防御全盘崩溃，东军主力兵临司州。频收噩耗的司马颙斩杀了坚持主战的张方，想用张方的头颅换来休战，士气如虹的东军自然不会答应。刘琨所部骑兵沿关洛大路直线突击，荥阳西军不战而降，东军兵不血刃打开了京畿锁钥成皋关；司马颖故将石超屯驻洛阳，同样不敌所向披靡的刘琨，被阵斩，祁弘率领幽州突骑主力随之进入京畿；把守河桥的司马颖遭到同样鲜卑骑兵突袭，败退到原先张方在洛阳之西修筑的防御工事，结果正面遭遇范阳王司马虓统帅的幽州-冀州军团，成都王败退入关。祁弘及其骑兵部队作为东军先锋向关中挺进，在潼关、灞上连破西军，最终攻入长安，鲜卑乌丸烧杀抢掠如在关东，“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晋书·惠帝纪》）。次年六月，东军簇拥着乘坐牛车的惠帝返回洛阳。

长安城破，司马颖经武关道出逃，希望返回在荆州的封地，结果在新野遭到朝廷通缉。昔日尊贵的河北之主抛妻弃母，带着两个儿子向北投靠公师藩等旧部，结果被顿丘太守发现并押送至邺城的司马虓处。不过多久，司马虓暴亡，范阳王长史、刘琨之兄刘舆害怕司马颖发挥其号召力与城外叛军连结，于是杀之。单骑逃入太白山的司马颙被迫当了一段时间的南山隐士，待东军大部撤出关中后，在旧部的支持下重返长安，但随即遭到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和东海国兵的东西夹击，只得困守孤城。永嘉改元（306），洛阳朝廷宣布大赦，司马越征召颙入朝担任司徒，支撑不住的司马颙最终应召，结果被南阳王司马模派出的部将刺杀于入洛途中。至此，与西晋帝系血缘关系最为疏远、前期资本最为薄弱的东海王司马越，取得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

太傅、东海王、录尚书事司马越满面春风地站在惠帝身侧，接受群臣在永嘉年第一个大朝会的朝贺时，数百年乱世的开始阶段走向结束，西晋王朝的终末却正式开始了。并州的刘渊、益州的李雄已经正式称帝，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已然降临。德高望重的刘弘去世，荆州面临着新一轮的流民暴动。元气大伤的江东在石冰之后又驱逐了拥兵割据的陈敏，吴姓大族再次把持了建业。青州的刘伯根起义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东海王昔日稳固的后方如今盗贼横行。而目前仍是流匪的成都王旧部汲桑、石勒，正吸纳着源源不断的胡族奴隶、汉人流民和内战败军，他们的战斗力将远超以往的邺城幕府。唯一还能让人从史书中感受到些许生活气息的人，是一脸幸福吃着饼的惠帝司马衷。在冬日的显阳殿里，惠帝咽下一口饼，永远地告别了他从未理解过的世界。

【参考文献】

1.《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2.《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3.林校生：《“八王之乱“丛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4.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268页。

5.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140页。

6.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3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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